2012年8月5日星期日
先父珍藏井勿幕遗墨随想
高启纶
先父收藏擎友井勿幕的书法作品为水墨纸本、立轴。卷外题签：井上将勿幕先生草书李因笃诗，又明先生珍藏，周伯敏敬题，三十七年元月（1948年）钤印为周伯敏（白）。
一
在我幼小有记忆的时候，父亲带着我到一个很遥远而陌生的地方。这次和往日带我出去有些不同。平时带我出去是做为小跟班，大人说话时我或在庭院里玩；或坐在户外走廊上冥思，或抬头看主人屋顶养的鸽子在空中飞翔，一直等到父亲返回时叫我，然后一起回家。路上父親告诉我他身上口袋里装着一个片子，上面写的家里的地址，这是发生小意外求助时用的。而这次出行，让我感觉到十分庄重。
在我朦胧的记忆中，这次外出活动是这样的，去的人很多，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礼帽，有的拄着文明棍、身着中山装，相当的有风采和神气。尤其是那岁月留给老人面颊旁的胡须，或唇上的八字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总之衣着都十分讲究。沿路的两旁可以看到，摆着桌子、设有燃着的香烛。后来听经历的人告诉我这是路祭。到了郊外的田野中，能记得有一段土墙和那脚下黄土散发的气息。大人好像在举行什么活动，小孩子的天性是好奇和玩耍，父亲叮咛我不要远离，走的时候叫我。并给我一块怀表看时间。后来我记着父亲和几个人找着了我。我说，我把怀表丢了，找不着了。心里有些惊慌和难受，那时我正在找怀表。父亲说，找不着就算了，还以为把你丢失了，咱们得回去了…… 多年以来，这学前的一段经历，像一个美丽的童话梦幻般地留存在我的记忆中。
二
时间跨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因政治原因辍学的我① ，在西郊工厂当学徒。一天在家里见到了胡含叔先生，他正在为"省政协文史办"征集辛亥革命的史料。我的记忆是这样的，那时我大妈和家里人仍住居老宅，我妈一室和外婆共七人分居至旧居西隔壁，是一个有后院的四合院。院内上房一明两暗，中间是宽畅明亮的过厅，过厅前面是木阁子门，后边是四扇屏风门又高又厚，这样分成三个空间，随意分合。母亲住在上房东屋，到过我家的同学印象最深刻地就是那些陈旧的傢俱摆设了。经过前院穿堂入室，胡先生就坐在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主人坐的位置）。对面摆放的是茶几，两侧一对玫瑰椅，茶几镶大理石面。他能看到西面木隔墙上挂着镜心八仙过海图横披一帧。母亲居室的东壁有红木挂屏（画屏），屏心为冷枚画"仕女图"，"贵妃出浴图"，"长亭送君图"，"竹林七贤人物"。母亲的架子床前放有瓷绣墩，上置我四姐刺绣制作的坐垫。床侧置放古式的屏镜，另一侧的古旧灯架，就像现在的挂衣架。
和先生的交谈中得知，胡先生是邓宝珊将军麾下旧部。当时邓将军去兰州开军事会议，途经西安时，他特意去拜見老上司。邓将军询问旧友的情况。在谈到先父的家况时，邓将军关心地问，又明善收藏很精细，不知那些珍贵资料、文物家人保存的怎样？……然后，胡先生还给我说，他有一个孩子在农村，提出请邓将军给儿子安置一份工作，邓可能考虑到影响，馈赠现金200元慰之（当时我的工资是13元5角）。胡还亲切认真地告诉我，等到整理好史料你们就是辛亥先烈家属！就会按照辛亥先烈家属对待。有机会时我领你们（指子女）去拜望你父亲的旧交。那时候讲政治第一，这是多么不可想象的殊荣呀！先父遗稿外面用一块织锦大方巾包着，内还有彼时老同志的姓名和联络方法，通讯目录，有水榭亭会议的资料。另外有井勿幕、胡笠僧、于右任、田玉洁等人照片和一些底版。照片底版是玻璃的。在交给胡先生前我母亲说，把孙中山手迹拿去拍个照片，于是在南大街"美丽照像舘"办妥。我清楚地记得"孙中山书赠先父博爱手迹"、"柏氏花园照片"在大南门的城搂内展览过，轴心下方贴有"孙中山先生真蹟"的字条，照片中连字条都拍进去了。这張大照片一直挂在胡先生坐过那个位置的上边，一进屋就能看到。以后我曾去过胡先生住的地方，在南大街黄龙巷内，一间厦房里他的儿子在玩机械七音琴（相当于现在的生日礼物音乐盒），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先生了。一直到1982年出版的《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中有一篇文章《陕西辛亥前革命思想传播和同盟会的初期活动》，在文章的后边有调查采访人的姓名，我看到了先生的名字。说到这儿，要叙述两段经历，因为这和保护文物有关。
（一）1964年社教运动时，在我母亲居室开过一次阶级教育现场会。由巿公安局工作组的同志召集，居委会干部、母亲和子女参加。主要是帮助我母亲改造思想，通过评审摘掉"地主分子的帽子"（1958年我母亲因"抗拒社会主义改造"一案，被判处管制三年，刑期由1958年3月7日起至1961年3月6日刑满，管制期间剥夺政治权利）。会议和风细雨地进行，工作组讲政策，毌亲汇报劳动改造的收获，居委会干部王某（女）忆苦思甜，子女谈认识体会。工作组总结时说，会开的很生动，效果很好，希望张彩珍通过劳动自食其力，改造世界观，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又对子女说，要紧跟形势，现在挂的"博爱"照片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是不是换上新的内容。会后我请回毛主席像，旁边用红纸写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走，恭恭敬敬的布置在八仙桌上方的墙上。镜框心都书写毛主席的革命论述，旧的内容如捐赠给博物馆的收据、"博爱"照片、老照片仍放在镜框内没取出来。会后我们议论，巿上的干部水平就是高。阴差阳错地保留下来这部分文献资料。
（二）1966年初，高葆英出公差到北京。正值红卫兵兴起。"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上公交车、去食堂吃饭、打电话都要自报家庭出身和背诵毛主席语录。打、砸、抢和抄家已经出现，此风很快就会波及各地。她不敢停留，到家时说了北京红色恐佈的情况返回兰州单位。这时家里人有了思想准备，在西安刮起抄家风的时候，高启绩（居老宅）经思虑决定，联系巿文管会处理。后来文管会协助西安高中红卫兵（我侄子高峰的同学）把分居两处的文物字画整箱用卡车拉走，没有被红卫兵烧毁，文革后一部分归还。
在文革前的一天，民主党派在开追悼会，扩音机出现了问题。我住在对门，看大门的老杨找到我，我去把线接好了。随后我找到一位秘书要求借阅内部资料：《陕西文史资料》（第一辑）。他答应了我的要求。这是我第一次读到父亲的回忆文章，标题是"井勿幕由日本回陕后的革命活动"。文章有"编者按"，说明该文是节录先父《如是我见我知录》遗稿，按语中说父亲对革命曾有不少贡献，看到以后十分高兴和激动。文中所述是民国元年前陕西革命运动初期之动态，其中父亲回忆了井勿幕先贤许多鲜为人知的革命业绩。到了文革谁还敢提这些人和事，唯恐避之而不及。
……历时十余年，到了文革的后期，拨乱反正的时候，逐渐地恢复了"辛亥革命史料组"的活动。青年学子张应超每周骑车子，参加小组活动。我随他到东木头市11号参加过例会，见到了樊子先、胡景通（胡景翼五弟，辛亥二代多称其为"五叔"，又因其世事通达俗称"活字典"）、郑自毅诸先生。有幸通过应超的关系在省政协文史资料室借出来父亲的手稿，我看到父亲的亲笔手书遗稿，怀念之情犹然而生，这时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三十年了。
这里我要十分感谢民国元老于右任好友茹欲立的后裔，茹士安先生和茹小石父子。小石老弟在北京故宫学过装裱，我请他将文稿装裱以便保存，他欣然同意。义务装裱得十分完好，还谦虚地说，他也没有干过这样的活路，总效果还算满意。那时候人们的经济是十分困难的，我又让人在西安仪表厂义务复印了几份，并附加上复印的先辈遗墨交还给文史资料室。一份交小弟高启宏，后来他成了电脑专家，自然对于保存资料和提供研究颇有益处。
茹士安先生告诉我，现在落实政策，发还文革期间被抄文物，地址在小雁塔。于是我到文化局校办工厂，找到了抄家时联系的陈辽同志，请他为我提供线索。有一次他坐着小车，我正行走在朝阳剧场门口，他看见我，主动停车，并打开车门探身问我，到小雁塔去了没有？东西拉到了小雁塔库，时间是1966年9月2日。想起这段情节，就想到那个时代像陈辽这样的好人。
拨乱反正时明确提出："要政策，要人民，不要国宝"。井勿幕的墨迹被文管会整理列为五类，茹士安先生说，文管会的鉴定级别也不要迷信，他们也不全都懂。我心里想幸亏是五类，发还的情况就会顺利呀。这是1983年的事情，先父珍藏的井公遗墨得到落实归还。（参见本书附录，发还非法查抄文物的资料）。
三
西北革命巨柱井勿幕所书内容为著名关中三李之一，反清思想家李因笃七律诗二首：
其一
栖进河洛二京春，薄涉江湖万里身。
少室有花空揽敦，高丘无汝独沾巾，
雪霜愁阳博凤翼，戎马惊怀入塞尘，
诸葛卧吟终致主，后来功烈逮生民其二
汉室文皇兴代邸，桑乾铜斗是尧封，
北临边塞摇孤节，南御乾坤正六龙，
疆徼风烟清细柳，霸陵云物获乔松，
洛阳年少臣君际，遗恨赓歌咫尺逢。边款为晓湖我兄法家正字。民国六年十月李子德咏怀古跡二首，落款井勿幕。签章上印为阴文井勿幕，下印为阳文勿幕，章草（隶草的快写）。诗中抒发作者志在反清，浪迹江湖的活动。代邸在晋北代州（今山西代县、繁峙、五台、原平）大同一带。此间，顾炎武、李因笃、李二曲、康乃心、王宏撰、傅青主结为性命之交，共谋反清大计和大的动作。慕亲会为先贤蓄根而创立，在这一带有相当的基础。
四
《陕西辛亥前革命思想传播和同盟会的初期活动》一文是由李子健、胡含叔（见上文）、刘茵侬、孙志亮调查采访，冯逸农综合整理而成的一篇有份量的文章。文章材料是根据于右任的《我的青年时期》、《右任诗存》、赵世钰的《回顾录》、高又明《如是我见我知录》的有关部分，并参阅党积龄的口述录，和其它一些零星材料综合整理的。
文章中载……就陕西地区说，著名的"关中三李"，他们都不肯俯首事清，以讲学，著述终其身。而井勿幕所书本诗的作者是富平李因笃（1631-1692）字天生，又字孔德，子德，号中南山人。
1644年清兵入关，明王朝覆灭。因笃一生反清，比起李二曲、李柏作为一种气节和誓不与清廷合作的顽强精神，有过之的地方。面对山河依旧在，只是朝服改的现实，先生赋诗言志，寓意深晦，人莫能解。其所过之处是积极的从事具体的反清活动，不仅是传扬反清思想和不与清廷合作。我们简单的勾勒一下李因笃的生平活动，以求对该诗语言环境的理解，解读井公所书的内涵，了解陕西辛亥革命活动深厚的文化底蕴。
1667年先生和西北洪门掌门人顾炎武，共谋复明大计，在雁门之北集数十众，立茅舍垦荒田，准备粮草，为武装反清做准备。1670年他与顾炎武在延安相见，深入边塞与老兵卒相见，认为此时天下大乱是反清复明的良好时机。
在清廷实施柔怀政策时，非招其入仕不可，他曾以死抗旨。老母劝其顺从，曾为清廷纂明史，遂执意离京返陕。顾炎武曾责备他"晚节不保"。1674年他与顾炎武、傅青主（慕亲会创立人），李柏、李二曲、王弘撰等著名学者，云集富平举行了一次倡扬关学的盛会，名噪京华，波及江南。1684年他在关中书院讲学，经史互参，学子如醉如痴，深受启发。这些活动对于近代陕西革命运动均产生着十分深刻的影响。
五
勿幕小的时候十分聪颖，读书过目成诵，文字书法若出天成。常和他哥纵论天下大势，对清廷多有斥责。他兄长虽比他大十岁，自叹有些地方不如年少的小弟。
他貌有张子房式的书生气，却又从小习武，能和江湖中人切磋十八般武艺，和年青人在一起讲"新学"，和秀才、举人一起赋诗论古，讨论国学。华孝康（《井案纪实》作者）讲：与井君谈话，一日比一日倾心，从此弃学跟随井君闹革命。
井勿幕十七岁在日本时曾书孤愤诗以见志，后来奔走革命，不复以笔墨为意，偶有所作，随手弃抛，文稿无复存。他明志曰：大丈夫生当斯世，宜效死疆场，为民族存正气，否亦当轰轰烈烈如荆轲…… 井勿幕很有才华，据张应超考证，井勿幕在《夏声》杂志以笔名"侠魔"撰文，介绍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在《二十世纪之新思潮》長文中，井勿幕对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均做了简要的介绍，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撰写此类政论文章，实乃难能可贵，因此被"誉为西北革命之先觉"。井勿幕在遇害前唯留下诗作《秋兴》八首，是在西安1918年所作赋，步杜甫《秋兴》诗之韵。11月下旬先生遇害，主使不明。于右任《吊井勿幕》诗曰：十日才归先轸元，英雄遗憾复何言！渡河有恨收群贼，殉国无名哭九原。秋兴诗存难和韵，南仁村远莫招魂，还期破敌收功日，特起邱山拟宗园。
先父珍藏井勿幕遗墨，为1917年10月所书李因笃诗二首。反清先贤李因笃当年也曾步杜甫《秋兴》诗韵，赋诗八首。从他们之间的身世，抱负，经历来说有着十分类同的内涵联系。这对研究陕西关学来讲，对研究辛亥革命在陕的思想渊源来讲是一个课题和资料。
六
关于井勿幕所书遗墨的时代背景简述如下：我和胞弟启宏拜访孙志亮教授时，他给我们讲，渭北革命党人在民元前出了大力，渭北是陕西革命的策源地，做了许多工作。陕西仓促反正，就连井勿幕这样的人物亦没有安排重职，而且袁世凯取得大总统一职后，这批革命党人，解甲归田，被迫离开陕西，流亡海外。井一度赴上海随章太炎研习古文。以后像你父亲这些民党人士，从史料文字记载上就少见了。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失败了。这正是绝句中所言，楼宇为鄰己八周，可怜胡越竟同舟，啣泥费尽营巢力，华屋谁知付拙鸠！
毕竟皇帝被推翻了，建立了民国，人们感到了摆脱皇权的喜悦。孙教授竟出此语，令人一振。这正是做为一个农耕国的国情，人们对民主究竟带来什么，知之甚茫？！人们的骨子里还是当官要为民做主的政治要求。这种反思，自然是有深刻的道理。袁世凯要称帝，自然超越了革命党人的底线，二次革命爆发，父亲和民党人士积极活动，事败后井勿幕避居日本。1915年袁氏称帝，井在上海与李根源、康宝忠、密谋反袁。袁氏称帝闹剧很快结束，说明辛亥革命后，谁要想在中国当皇帝是不可能如愿的，这不正是辛亥革命的划时代胜利吗？在井勿幕和革命党人的力促下，1916年7月李根源出任陕西省省长，以牵制北洋政府督军陈树藩的权力，1917年3月，在李的力请下，井任关中道尹，同年5月李根源受陈攻击，武力夺印，被迫辞职，忿然离陕。到了8月底井勿幕亦被去职，被陈软禁于西安（1917年8月-1918年11月）。井的遗墨是在遭到陈氏软禁期间10月份所书。晓湖究其何人，未详。
七
1918年底，井勿幕被害兴平县西南15里的南仁堡李栋材营防地。李见井中弹倒地，立即割下井的首级，带到西安向陈树藩表忠心（李是井的乡党，陈之部下，诈降于靖国军，密章上陈氏，必欲以民党要人之首，表明其心）。泾阳田玉洁使人负尸以归，树藩函玉洁索尸，而玉洁坚向树藩索井之元，使人往返。陈树藩知不可强，乃与玉洁书：我所以欲勿幕遗体回省殮葬者，以勿幕曾任关中道尹职，可向政府（指北洋政府）请恤典也。若辈乃贼耳，又欲污勿幕为贼，酋不明顺逆，诚不可理喻矣！遂派副官田春耕送勿幕首至泾阳（春耕者，字笠云，辛亥首义时井勿幕老部属），合尸草葬于蒲城东门外。靖国军于总司令上其事于广东大元帅府，赠以陆军中将军衔。1934年国民政府明令褒卹，中常会议议决：生平事实宣付党史委员会立传。1943年8月14日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軍衔（见遗墨收藏题跋）。井勿幕遇害27年后，陕西省党部请于中央，卜地公葬于西安南郊少陵原。那时蒲城至西安不通火车，由富平的学生组成护灵队，护送先生灵柩乘火车转至西安。关于井公遇害一案，在公葬时华孝康印刊《井案纪实》一册散发，并诉诸法庭请求为井公昭雪，他在法庭陈述时出示各方证据，慷慨陈词追究幕后主犯，终因超出时限为由不予支持而结案。
父亲的墓地在距井公墓约八里的北李王村村外。生前他曾经给母亲流露，身后葬在南郊和老朋友在一起。父亲临终的那天，上午很清醒，请来張德枢、王善初等老友重讬家小诸事。弥留之际我从学校被召回一直在侧，那幅生离死别的情景毕生都不会忘记。墓地是郭叔蕃选的，又经张德枢和我母亲等去看过确定。坟墓的墓室是砖混结构，留有一室是给大妈王贵珍准备的。地下埋圹石，圹石勒文述其生平，墓前有子女泣立墓碑，这是1951年10月18日的事情。大哥高启绩是学土木建筑结构的，由他督监工程。有一回，我们去祭奠先父，罗世杰指着围绕墓旁的十棵柏树苗说，等到柏树成材的时候，你们也就长大成人了。……1974年春天，我骑自行车到北里王拜祭父亲。经过公社化、农业学大寨、平整土地、平坟、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正在来回地寻觅。一位老农在我身后的土坎坎上蹲着，手拿旱烟锅，头载草帽，向我喊话?quot;城里娃，你在这儿找什么？""我找俺爸的坟墓，1951年埋的，我姓高"，"向那边走，向那儿走"，老农用手指着说。我顺着他指引的方位移步。顿时，眼下出现一个大圆圈，园圈里的麦苗儿长的比周围的麦苗儿茂盛，颜色显然深绿。"就在那儿，就在那儿给老人烧纸、磕头"，我嘴里念叨着"民生来看你来了，孩儿就要结婚了，伯你安息吧！"慰告父亲后，返回的路上，路边一树桃花盛开得就像火一样红。这一年终于结束?quot;大麦没熟，小麦熟了"（指排行大的因种种原故躭误婚配，小的陆续成家），出身不好难讨老婆一段老大难的困惑生活。往后，怀念父亲时，母亲、弟弟和我就到快下长安韦曲的坡顶，坐在田野，聊聊往事，烧些纸钱。2006年清明节即到的时候，我讬北里王骨科聂大夫，询问先父墓的情况。同行很快就回复：村里有老人知道，墓碑仍在一家村民家里保存。4月8日我和高启宏前往，由小陈和知情人张天龙帮我们找回墓碑，领我们到原墓的所在地，就在直直对着大雁塔雁塔南路的终端。（有录像）
同一天，由启宏驾车一起去不远的井公墓。路上我回忆文革以后修复井公墓的文章，文章刊登在《西安日报》。文章叙，在文革期间墓碑被毁，尸骨被抛，有一位老农捡回一块遗骨保存，修复时埋入墓穴。到了先生墓前，供台上留有鲜花，知道已有人来过。墓碑"井勿幕先生之墓，1981年立"。墓周是一片正在盛开着地菜花地。向前行走不远，下坡即是"清凉寺"寺院和"沈老太太之墓"墓园。适逢村民惠群利经过，他给我们讲，小的时候和小孩经常下去到墓室里玩耍，原有四方石板封门，棺木红色，四壁刷白，有20平方米。井先生公葬后民间流传说，葬的是一个国民党高官，头是用金子做的。墓被盗过，没有发现什么陪葬物。到了1960年后，三年困难时期，先生的棺木和套棺被盗，做為两个棺木被卖。
晚上，打开电视，正播放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教育节目，这位哲人讲：不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对于中国近代史没有触动情感的人，他将是一个麻木地中国人。启发我们要学习近代史，弘扬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振兴中华。（2007.10脱稿）
①高考政审表原文：该生家庭反动，坚持反动立场，不予录取。署名郭鑫（原西安高中五八丁班班主任，政治教师）。因政治环境原因，该届学生无毕业照片。
2012年7月31日星期二
辛亥天津起义
辛亥天津起义是辛亥革命时期，由当时地革命党人在北方革命运动的中心天津发起的一次的武装行动，目的是推翻清政府在天津地区的统治，并配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伐。辛亥天津起义发生于1912年1月29日晚，起义因力量薄弱和准备不足而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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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历史
[编辑]背景
1912年1月初，胡鄂公从天津南下到达上海之后与沪军都督陈其美会晤，在得知孙中山正积极策划北伐之后，胡鄂公希望北方的革命党人能够进行武装行动配合其北伐。1912年1月13日，胡鄂公为北方革命筹款到达南京谒见了孙中山。孙中山支持其北方革命的意见并当场让黄兴从陆军部拨给他经费20万元。胡鄂公返回天津后于1912年1月27日在天津法租界召开“北方革命协会各团体代表紧急会议”。在会上，胡鄂公传达了在南京谒见孙中山的情况并讨论在天津建立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及发动武装起义的等相关问题。
这次大会一致推举胡鄂公为北方革命军总司令，而起义的时间由北方总司令部来决定，为军事秘密。同日下午，北方革命协会在天津法租界吉祥里14号召开会议并研究了天津起义和北京、保定、通州等地方响应此次起义的步骤，会议确定了计划将于1912年1月29日夜12时进行起义，起义军以进攻直隶总督衙门为主要目标，分为九路军，同时还攻占天津巡警道署、天津督练公所以及天津当时的电报、电话等通讯机关和铁路、桥梁等交通设施等。此外，会议还计划起义军在攻占直隶总督衙门之后立即宣布成立“津军都督府”并具体安排了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和津军都督府的各部部长人选事宜。[2]
[编辑]起义
1912年1月29日晚，起义军第一路司令姜赐卿率领100多名敢死队员集中力量对直隶总督衙门进行攻打，在三岔河口的金钢桥一代和直隶总督衙门门前遭到了清军展开殊死搏斗。起义军第七路司令林少甫和起义军第九路司令韩佐治相继阵亡，其他各路军也都以失利告终，10多人战死沙场。起义失败后，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从当时天津周边的遵化、玉田、丰润、迁安和静海等地集合武装力量分期分批地来到天津准备进行二次起义。
1912年2月7日上午11时，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在小白楼筹划起义方案的时候，袁世凯部下和天津英租界当局破获起义机关并逮捕了大量革命党人。1912年2月8日下午3时，胡鄂公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水陆总指挥、鄂军政府主持北方革命全权代表之名到访英国驻天津领事署并向英国驻天津领事提出严正交涉：“责以不守中立，谓革命军起义武昌后，英、法、德、俄、日原已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是革命军于清军军需军械，有权可以没收。今贵捕不仅搜去革命军所没收之饷银，且逮捕革命军同志，此非所以守中立者。予（指胡鄂公）此次北来，其于贵租界之治安，尝予以深切注意。现贵捕所逮捕之革命同志，所搜捕之文书饷银，若不立予发还，则贵租界今后之治安，予亦不能负责云云。于是英领事谓饷银六千元，当已移交天津巡警道，熊得山、郑小岚二人允以翌晨恢复自由。”1912年2月9日，一些革命党人被天津英租界当局释放。[3]
[编辑]结果
1912年2月17日，天津的革命党人根据袁世凯已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情况召集北方各革命团体在天津法租界吉祥里14号召开会议，会议讨论决定：所有各团体革命行动自1912年2月17日起一律停止或解散；北方革命协会总部、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及其所属各地之总司令部、北方革命军总指挥部等革命机关自1912年2月17日起一律宣布解散。1912年2月21日，胡鄂公收到其电请鄂军都督黎元洪的汇款两万元，该汇款作为北方革命协会的结束费主要用来完成滞留在天津的有关工作人员的遣返事宜。[4]
[编辑]相关链接
[编辑]注释
滦州兵谏及十二条政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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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滦州兵谏
1911年10月10日，同盟会武昌发生革命武装起义。
10月29日，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收到天津兵给司令部副官、同盟会秘密会员彭家珍急电，要张在滦州扣留由彭负责押运的军火。张见电即刻行事，共截获枪5000支，子弹500万发。之后，张联名第三十九协协统伍祥祯、四十协协统潘矩楹、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三镇第五协协统卢永祥等，在直隶滦州通电，向清政府提出类似最后通牒的“十二条政纲”[1]：
- 1.大清皇帝万世一系。
- 2.于本年内召集国会。
- 3.宪法由国会起草，以皇帝之名义宣布之，但皇帝不得加以修正或否认。
- 4.缔结条约及讲和，由国会取决，以皇帝之名义行之。
- 5.皇帝统率海陆军，但对国内用兵时，必经国会议决。
- 6.不得以命令施行“就地正法，格杀勿论”之事。
- 7.特赦国事犯。
- 8.组织责任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选举后，以皇帝敕任之，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荐任之。皇族不得为国务大臣。
- 9.国会有修改宪法之提议权。
- 10.本年度预算未经国务议决，不得适用前年度之预算支出。
- 11.增重人民之负担，须由国会议决。
- 12.宪法及国会法之制定，军人有参与权。
同盟会滦州兵谏的同日，山西宣布独立，东西呼应，给清廷以极大威胁。清廷急忙将滦州以西的火车车皮全部集中于京，以防滦军乘车西进。
11月7日，任命张绍曾为“长江宣抚大臣”，调离滦州，削去兵权。张绍曾交出兵权，避居天津英租界。同时朝廷提拔潘矩楹为第二十镇统制。将七十七标移至锦州，七十八标调往关外，第七十九标团部及三营驻扎在滦州车沾，一、二营驻扎在滦州北关“直隶第三师范学校”院内，第八十标开到临榆（抚宁）。这样把二十镇分散调开，化整为零。将第三镇由东北调至廊坊，切断了第二十镇与第六镇会合的可能；调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署理山西巡抚，削去兵权。至此滦州兵谏平息。
[编辑]滦州起义
第二十镇七十九标一营管带王金铭、二营管带施从云曾建议张绍曾，趁此时机与吴禄贞、蓝天蔚联合起义，但张犹豫不决。后吴禄贞被袁世凯派刺客暗杀，蓝天蔚逃亡到上海，此事未果。张绍曾被王金铭派人送到天津租界避居。
此后，王金铭、施从云和第二十镇第八十标三营管带冯玉祥等人和天津同盟会的革命党组织——北方共和会（会长为白雅雨）取得联系，秘密筹饷并策动起义。1912年1月，王、施等接受同盟会指示发动起义，1月3日宣布滦州独立，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推王金铭为大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冯玉祥为总参谋长，通电全国。
孙中山“二次革命”使宋教仁宪政理想流产
孙中山“二次革命”使宋教仁宪政理想流产
宋教仁
残酷的政治斗争，非但没有像宋教仁所期待的那样迎来宪法的至尊地位，反而迎来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原本可以纳入法治轨道、按照宪政原则予以解决的政治斗争，最终变成了血流成河的枪炮战争。
作者：章敬平（法学博士，资深媒体人），选自：经济观察报
1913年3月20日，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32岁的宋教仁在上海北站，在北上京都的火车即将鸣笛而去的刹那，喋血于几声沉闷的枪声。
宋教仁是革命党中的著名人士，是中华民国成立之初的法制院院长，是宪法草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的起草者。喋血之前，他刚刚领导国民党取得第一届国会选举的胜利，作为国民党代理事长，北上组织责任内阁，出任内阁总理，是这个内阁制倡导者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
孰料，壮志未酬身先死。
凶手很快落网，一个22岁的流氓兵痞承认子弹是从他的枪膛中射出的。侦查、抓捕、取证、审讯，尚未进入司法程序的宋教仁案，突然传出凶手暴毙狱中的讯息，一个毒杀凶手的馒头，将一个举国瞩目的政治大案划上了句号。从此，关于宋教仁案幕后的元凶就成了一个谜，有人说，袁世凯担心宋教仁出任总理损害他对国会的控制，所以密谋暗杀。也有人说，孙中山不满宋教仁对国民党的领导，让自己这个理事长位高权轻，派人暗杀了他。
历史真相难以确知。可以确认的是，宋教仁死于政治暗杀，死于政敌。这对醉心于宪法的宋教仁而言，实在是历史的讽刺。
宋教仁临终之前，给远在北京的袁世凯留下了遗嘱，希望他保障民权、确立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宋教仁以杜鹃啼血的口吻说，如果袁世凯能够这样做，他一定会含笑于九泉，正所谓“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孙中山在宋教仁死后，亲自撰写了一副挽联：“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留学，公真第一人！”
可见，宋教仁生前之理想，生后之评价，都离不开“宪法”两字。然而，宋教仁和他热衷的辛亥革命，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宪政。皇帝倒台之后的政治家，对形式上的共和制度热情不高，他们热衷的是枪杆子，是三十六计。当政治人物之间出现分歧，指导他们搁置争议的不是宪法，而是“刺客列传”。暗杀，在民国时代，是除掉政敌或者疑似政敌的重要手段，袁世凯想用，黄兴想用，陈其美想用，孙中山也想用。一连串的政治暗杀再次说明：在一个宪法不曾至高无上的国家，在宪法不能为权力斗争划清边界的国家，政客之间的争斗，极易变成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
重温历史，在那个口口声声要共和的伟大时代，“暗杀”这两个字，不仅令当代人羞愧，也令后来者尴尬。放眼全球，政敌并不总是以你死我活的方式从事政治斗争。早在宋教仁被刺一百年前，美国人在一场肮脏的政治斗争中，虽然贬损了政治的颜面，却确立了彪炳史册的违宪审查制度，让宪政散发出夺目的光芒。
1800年秋冬时节，联邦党人输掉了总统和议会两大选举，失去了建国以来的执政地位，失落的联邦党领袖，总统亚当斯和他的搭档国务卿马歇尔，决定在1801年3月3日下野之前，安排本党人士占据重要位置，给共和党领袖杰弗逊领导的下一届政府掺沙子。
恰巧，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递交了辞呈，亚当斯总统迫不及待地任命了尚在任上的马歇尔。下野之前倒数第三天，亚当斯总统促使联邦党人控制的国会，通过了一部法律，根据这部法律，总统可以任命四十二名下一届总统无法替换的治安法官。
3月3日午夜之前，亚当斯总统和马歇尔在匆忙之中，完成了参议院同意、总统签署、国务卿盖章生效的全部程序，任命了四十二名治安法官。因为太匆忙了，包括马伯里在内的十七个倒霉蛋的任命状没有及时发送出去。
第二天一早，新总统杰弗逊上任了，他命令自己的搭档——新国务卿麦迪逊将十七个倒霉蛋的任命状像蛛丝一样轻轻抹去。
马伯里恼了，他以麦迪逊违反《司法法》为名起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强迫麦迪逊交出任命状。人们以为马伯里胜券在握，毕竟，新的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马歇尔是他们联邦党人，和他是一个阵营的战友。
然而，这个在联邦党人丢掉政权后高贵地“潜伏”下来的马歇尔，没有利用老总统给他的司法权，和自己的“战友”马伯里一起痛击共和党人，他用我们叹为观止的法律技巧和无与伦比的政治智慧，驳回了马伯里的诉讼请求，他说，马伯里所依据的《司法法》违反了宪法，是无效的。
这就是美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没有了，伟大的违宪审查制度诞生了。世人看到的，不是一场狭隘的党同伐异的闹剧，而是一座宪法至上的“丰碑”，“碑文”上写着：法院是宪法的守护神。
我们再看看宋教仁案，残酷的政治斗争，非但没有像宋教仁所期待的那样迎来宪法的至尊地位，反而迎来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原本可以纳入法治轨道、按照宪政原则予以解决的政治斗争，最终变成了血流成河的枪炮战争。大炮一响，袁世凯立即宣布国民党非法，解散国会。时日不久，宋教仁孜孜以求的内阁制流产了，他短暂的政治生命中最为珍视的宪法，也像昙花，还没怒放，就谢了。
我想，如果宋教仁地下有知，一定死不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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