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一部关心俄罗斯命运的人都要读的书(2)

 

而且历史越沉痛，意义才越深远，这就是俄国“弥赛亚”的逻辑，就像利哈乔夫所说的“我们应当使历史成为未来的纪念碑”。索尔仁尼琴自己把《红轮》定位是——“全景历史”的“大叙述”。
　　索尔仁尼琴的“解释体系”
　　索尔仁尼琴在二战以前就开始构思自己心中的“大产品”，起初的计划并没有那么庞大，也没有以《红轮》定名，无疑历史的构思增加了写作的复杂性和思想的延伸，作者耗费了大量精力收集资料，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深入研究了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档案、笔记、通信、证词以及口述资料，随着资料收集工作的不断扩大，写作的篇幅越来越庞大，战线越拉越长，工程浩大到任何个人都难以完成的地步。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卷的这三本书是在1965年完成、1971年出版的，当时出版的各集都是以年代而命名的，比如第一集的题目是《1914年8月》，第二卷的三本是1983年出版的，第二卷的题目是《1916年10月》，仅从标题看没有一点小说的文学色彩，倒像是一套纪年体的历史书著。
　　索尔仁尼琴出国以后对已经完成的第二卷又做了大量补充，同时他利用在国外的便利条件，翻阅了大量在苏联国内无人关注的白俄侨民资料，他在国外的拓展阅读更加坚定了索尔仁尼琴此种写作方式的决心。此后的写作与出版都是在国外进行的。先期推出的三卷八本，在海外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与剧变后的语境不同的是，当时几乎没有人把它当作“文学创作”来阅读，尤其第三卷的四本里面涉及二月革命和列宁的种种不为常人所知的内容，在“冷战”年代的西方这些虽并不意外，但其细节的描述和逻辑延深仍犹如一枚重磅炸弹的爆炸，其震撼力之大超出想象，索尔仁尼琴预设的“颠覆性”原本就不打算局限在文学领域里了，他的期望没有落空。
　　索尔仁尼琴在国外埋头写作的同时，也一直关注着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此时他提出的“别相信！别害怕！别原谅！”“不能虚妄地生活！”对苏联知识界有很大的鼓舞。当然，也有人指责他“站着说话不腰疼”，自己在国外名利双收地享受着民主国家自由空气和巨大荣耀，有什么资格充当反对派运动的“教主”，对国内备受压抑环境下的艰难抗争“指手画脚”。但是毫无疑问，由于索尔仁尼琴《红轮》出版而对苏俄历史的全新“解释体系”的冲击波，对苏联国内由官方意识形态定调“正统史学”造成的杀伤力是难以估量的。加之戈尔巴乔夫后期随着档案资料的逐步解密，人们发现那些俨然已成金科玉律经典片段的历史，有太多的虚构和伪造的成分在里面，在《联共（布）党史》说教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看到索尔仁尼琴的解说（当时苏联国内接触到索翁海外作品的人并不多）以及从档案中披露的苏联历史，“犹如从一场持久的噩梦中苏醒过来”。于是苏联国内的民间“历史热”大行其道，填补“空白点”和“写真实的历史”浪潮很快就发展成了推动苏联剧变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面对由索尔仁尼琴发起的这种挑战，在正统意识形态训练下庞大官方史学界竟然没有一点招架能力。人们质问道：苏联历史到底有多少可信度？过去我们是生活在真实的历史里还是生活在被欺骗当中？作为这股浪潮的始作俑者的索尔仁尼琴，也因此被评论为“一个人用一支笔战胜了一个超越大国的极权制度”。
　　来源: 经济观察报

金雁：一部关心俄罗斯命运的人都要读的书

 

索尔仁尼琴的《红轮》在中国翻译出版以后，虽然也获得一些出版奖项，但读者反响并不太好，人们感觉到这位泰斗级大师的作品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好读和引人入胜。这并不包括价值评判，而仅仅是从审美意义上来说，他们认为《红轮》作品类别难以界定，说小说不小说，说历史不历史，既没有小说的生动和完整故事，也缺乏历史的应有的交代和论证，简直就像一大堆没有整编的史料堆砌在一起，真不知道为什么索翁要费尽毕生之力，写这么一套注定不可能在民众中普及的超大型巨著。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索尔仁尼琴身上具有浓厚的俄罗斯弥赛亚情结和民间东正教人道主义的色彩。他一再强调自己“对俄国历史基础专一的信仰是对没有根基的社会主义的一种抗衡”。据说索翁的皈依基督来源于一个故事。虽然他的母亲是虔诚教徒，他家的亲属中有人是分裂教，他在60年代就有强烈的宗教倾向，但是真正的动因是1970年他在塔什干做癌症手术的时候，在手术做完的后半夜，他在黑暗中与躺在另一个手术台上的一位东正教囚犯进行了一场至关重要的谈话。那个看不清面孔的病人向他讲述了自己从一个犹太人改变信仰成为东正教徒的心理历程，他在一瞬间感觉到黑暗中的光芒笼罩着他的全身，他顿悟到，治疗人类腐烂的心灵比治疗肉体的创伤和疾病更为重要，这位神秘教徒在与索尔仁尼琴交谈完后很快就死在了手术台上。索翁认为这是上帝的有意安排，这是上帝借“病友”之口对他暗示和召唤。后来他常说，“如果没有敬畏之心，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
　　“当代的阿瓦库姆”
　　显然，索尔仁尼琴并不仅仅是个“伟大作家”，他甚至主要并不是个作家。索尔仁尼琴也不仅仅是个伟大的持不同政见者——其实他在当年的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中几乎与在官方社会中一样孤独。尽管由于他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坚持抗争的道德勇气赢得了许多人的尊重，即便是著文批评索尔仁尼琴乌托邦的萨哈罗夫与麦德维杰夫等人，也是在承认他杰出贡献的前提下与他争论。而在苏联剧变前的80年代，索尔仁尼琴的“人气”指数达到峰值，很多人希望索尔仁尼琴能够回国任职，把他的那套乌托邦付诸实践，到1992年，甚至有48%的人希望索尔仁尼琴出任叶利钦的角色——总统，俄罗斯报纸发出了“归来吧，身处异乡的作家”的呼喊，然而索尔仁尼琴本人则更喜欢另一个称呼“当代的阿瓦库姆”。因为他觉得阿瓦库姆所具有的传统道德光环更符合他的心态和身份，而且他也明白，批评易而建设难，自己的那套要迁都到西伯利亚的主张，也只能说说而已，他更适合担当的是阿瓦库姆那样的角色。
　　阿瓦库姆（1620-1682）是东正教的大司祭，17世纪“分裂运动”最著名的思想家，因为反对尼康的宗教改革，1653年他们一家被流放到托波尔斯克，1664年又被流放到梅津，1666-1667年被宗教会议判决并放逐到北极圈内的普斯托泽尔斯克，在那里的一个地洞里待15年，写下了《我的自传》、《生活》等多部作品，最后被沙皇下令烧死在火刑柱上，但他至死都没有背弃他的信仰。可以说，阿瓦库姆的名字和他的书本身就是一部与沙皇政权抗争的史诗。200年来阿瓦库姆的传奇只在旧教徒中广为流传，直到19世纪被知识分子挖掘出来，从此以后，他给俄国的知识界和俄罗斯文学带来深远的影响。
　　尽管“勇敢赴死”并非成为作家的必要条件，但是具有这种品质对写作肯定是大有裨益的。因为只有斗争过、忍耐过、挣扎过与孤独过的作家所体会的世界，这种人生体验是其他的人所无法编造出来的，也许这才是以阿瓦库姆为偶像的俄罗斯作家写作的真实意图，这也正是俄国文学有如此博大的内涵的原因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从阿瓦库姆的自传中看到了俄国传统恒久性，车尔尼雪夫斯基从阿瓦库姆身上汲取“死硬到底”的灵感，索尔仁尼琴在他身上找到了反抗国家罪恶的原型，别尔嘉耶夫则把他奉为俄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其实阿瓦库姆作品的文学价值并不大，重要的是，他以自身的牺牲精神，向后来者表明作为甘愿赴死的“悲剧人物”给这个世界的警示作用或许会更大。索尔仁尼琴认为，他自己在当代俄国的作用就和17世纪的阿瓦库姆一样，体现着一种坚持传统文化的宗教圣徒精神，所以他对这个称号津津乐道。
　　关于《红轮》的写作风格
　　《红论》这部被索尔仁尼琴称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寻找俄国历史灾难中某种最高的宇宙意义”愿望的作品，写下在苏联国内到“迄今为止，没有允许任何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写作的历史”。知识界一些曾经对该书给予很大希望的人，都觉得是否有必要劳神费力化毕生之力搞这样一部没有人能耐心读完的“大作品”。的确，把《红轮》称为“多声部”的“历史小说”，着实有点勉强，它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个人视野下俄国历史画卷。若把它归类以小说，诚如读者所感觉到的，书中没有贯穿到底的主角，没有完整情节和人物形象，而且与好莱坞的以扣人心弦的离奇故事来吸引人的“故事主义”相反，出场的人物没有开始与结局，甚至由于涉及的历史线索头绪过于繁杂，也不完全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安排章节。索尔仁尼琴的本意就不是为了讲故事的，更不是为了猎奇的读者寻求刺激而著书立说的。众所周知，一直以来文学评论界对索尔仁尼琴的著述从“审美的纯文学”角度，历来就是非议颇多，他自己也从来没有把他的作品定位于“长篇小说”。
　　那么是否可以把《红轮》归类于历史书籍呢？虽然据索翁自己所说，书中“所有出场的历史人物，均冠其真实的姓名，并采用其生平业绩的全部准确具体细节，对历史人物概述的章节及其叙述大事件的段落，无一不是坚持以严格的事实为根据”。但是作者企图复原的真实的时空关系和历史讲述，也并不等于说它就是一套历史研究的大部头专著，若从历史学的方法论上看，《红轮》对整个俄国20世纪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不同解说没有辨析，不涉及任何不同的观点，也没有引文注释、没有档案来源、参考文献，没有考证、分析、论证、总结之类的常规研究套路，完全像是索尔仁尼琴对俄国历史的“个人叙事”。令很多读者纳闷的是，到底应该如何读这部作品呢？把它作为历史来读还是作为小说来读？它是小说的“历史化”还是历史的“小说化”？
　　把“必须说出来的话”写下来就行了
　　提到索翁的写作手法，还要从俄罗斯文学范式的发展历程说起。其实从普希金写《上尉的女儿》、《彼得大帝的黑奴》等作品开始，俄国文学创作就开启了以历史事件为基础的写作模式，它从此摆脱了欧洲文学小说、诗歌、散文、纪实报告的分类形式，而独创出一种无一定之规的“作品形式”，或者被有些人称为“古怪的历史长篇小说”和“令人精神备受折磨的全景式探索”。
　　索尔仁尼琴的写作模式来自于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的初衷原来是要以《一八零五年》为题讲述一个家族在时代变迁中的故事，后来在收集资料和写作过程中托尔斯泰的兴趣向1812年俄法战争发生转移，他感觉到如此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异常丰富的历史素材已经无法用一部传统的历史小说加以容纳。托尔斯泰说：“我很想把自己关于那个时代所知道和所感受的一切都详尽无遗地表达出来，却又明知道那不可能，有时候我觉得长篇小说的那种简单的、庸俗的、文学的语言和文学的手法跟宏伟而多方面的内容极不相称，我经常感叹绝望于实在无法把我想说的而必须说的东西叙述出来。”最后经过很多烦恼痛苦，他决定抛开一切顾虑，不去劳心费神地想写出来的作品往哪里归类，只要把那些认为自己“必须说出来的话”写下来就行了，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把文学放在更宽阔的舞台上呢？所以最后我们看到了《战争与和平》这样一部具有“颠覆性”的历史史诗性的著作。
　　托尔斯泰1868年在《俄国档案》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俄国文学思想无法受欧洲长篇小说的范式的约束，我正在探索一种新表达的范式”，既然《奥德赛》、《伊利亚特》可以用文学的语言表现宏大的历史场景，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严格遵循欧洲文学作品体裁呢？赫尔岑也认为，在俄国，“文学是唯一一个可以让人听到自己愤怒与良知呼喊的讲坛”，因此它需要背负起超越自己承载量的重担。赫尔岑由此倾向于把政治、哲学、历史的内容引入文学，使文学成为一种带有生命体验的内省和反抗的载体，成为一种“灵魂拷问”和自我完善的工具，成为一种抗衡权力的武器，成为一个思想家锻炼自己质疑能力的阵地，成为一种“启示录”般的使人顿悟的精神遗产，俄罗斯文学需要探索一条属于自己的新的创作道路，创立出一种涵盖其他学科的“大文学”概念。这些观点促成了托尔斯泰的“文学革命”，也成为索尔仁尼琴《红轮》的写作风格的蓝本，早在索翁写作《癌病房》的时候，苏联作协就有人说，“索尔仁尼琴是非常拙劣地模仿托尔斯泰，放纵自己仇恨的感情”。
　　此后把人文领域各种学科糅合在一起的“大文学”、“大叙事”和“大关怀”便成为了俄罗斯创作风格的一种发展方向，俄罗斯文学创作中有意忽略题材的界限，采取混淆、跳跃式结构方式的写作开始不断涌现。在很多文学作品中，若审美与求善、文学与思想、愉悦与陶冶、趣味与心灵救赎等等功能不能兼顾的情况下，作者往往宁肯弱化前者也不愿舍弃后者。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好的作品从来都是思想性高于艺术性，它们都体现着社会使命、哲学深度、历史思考、人道主义关怀和道德觉醒的探索精神，作品的生动与否、可读性的高低都退居次要地位。所以在那个时候，文学家也就是思想家、哲学家和“启蒙者”。
　　书写一部关心俄罗斯命运的人都要读的书
　　受托尔斯泰以降俄罗斯文学的春秋笔法的影响，索尔仁尼琴一直有一个愿望，书写一部反映20世纪上半叶历史的史诗性作品，书写一部可以超越19世纪“黄金时代”文学顶峰的作品，书写一部还原“全景历史”的作品，书写一部与苏联时代的官方解释系统完全不同的作品，书写一部融会贯通了他对俄国与西方、过去与现在种种思想文化传统褒贬与取舍的作品，书写一部凡是关心俄罗斯命运的人都不得不读的书，于是就有了《红轮》的创作过程。
　　索尔仁尼琴的这部巨著就是想用他自己认为合适的表达方式，从多个角度重现涤荡一切的历史车轮的原貌。乍一看起来，他写的像是小说，其实他写的是历史，是一部既是“大历史”，也是个人化的“小历史”的结合之作，他是把个人放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去描写，比如对斯托雷平、对刺杀斯托雷平的博格罗夫、对古切科夫、对克伦斯基、对列宁等人个人的描写，对杜马辩论场景的描写，对二月革命的爆发都非常传神。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却无法拒绝这种“小说化历史”场景再现的吸引人处。索翁自己说：“历史性的重大步伐往往取决于个人的细枝末节，而这些细小的东西又经常为历史所鲜知。”他的著作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当然前提条件是必须对那个时代的人和事非常熟悉，因为《红轮》没有提供任何注释和人物介绍，而且翻译的人名、地名不按照约定俗成的译法，甚至一名多译，经常要把这些人名先还原成俄语，在嘴里叨咕几遍，才能恍然知道所说的是谁。至于非专业人士读起来最大的困难在于，不知道每个出场的真实人物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应该说，从《红轮》的写作形式上来看，索尔仁尼琴比起托尔斯泰等人的小说“历史化”的趋势来更加剑走偏锋。了解他的心路历程的人都知道，索尔仁尼琴不但性格乖戾，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彻底的“反西化”的“后现代”论者，也可以称作“向后看的”“前现代”论者。索尔仁尼琴对“市场化”和“现代化”充满着深深的担忧和反感，他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的自然环境恶化是与人性的变坏联系在一起的，西方的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时代，使金钱统治取代了此前一切形式的统治，这是不是终点？你会追问“主”在哪里？索翁的写作从来都不去考虑市场，也不顾及大多数“芸芸众生”的感受，更不在乎出来的成品是个什么东西，他自信只要把“鲜为人知的隐秘写出来”，自己的作品就可以“不朽”。
　　俄罗斯人习惯于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寻找一个“先知”般的人物来引领精神生活，而20世纪非索尔仁尼琴莫属。索尔仁尼琴认为，只有那些能够“沉”下心来、对大自然虔敬的人、关心精神生活的人、对俄罗斯命运既熟知又关注的人，才能够与他的作品产生相互的共鸣。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索尔仁尼琴是把自己的整个写作过程看成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愿赴难”的体验。在他看来，《红轮》既是为俄罗斯寻找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也是为自己寻找打开“心灵之门”的钥匙。
　　索尔仁尼琴一生中很少妥协，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和他的作品，他要的是为俄罗斯留下一份文字的遗产，.....

金雁：回望1917——俄国革命史研究面临的困境(2)

 

由冬宫的防卫长官帕里琴斯基亲自打开宫门，并把他们带到了临时部长正在开会的地方。一直反对暴动的温和派布尔什维克党人卢那察尔斯基在当时的家信中也不无宽慰地记道：“事变竟轻易实现”， “暂时牺牲极少。暂时。”显然，这场 “暴力革命”几乎是波澜不惊地就成功了。
　　而成功者当时也相当低调。苏维埃政府当晚成立时自称是 “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人们也将其作为 “第六届临时政府”来接受。应当说，支持布尔什维克当晚行动的人并不多，而反感者不少。如前所述，就连布尔什维克党内都有相当一批人反对以这种方式夺权。他们当然支持以一个对苏维埃负责的政府取代临时政府，但既然以苏维埃的名义做这件事，总应该由苏维埃授权，不能先造成既成事实， “在召开 （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夕就夺取政权，这一点我想谁也不知道。”于是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言：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甚至连国际主义者，都断然抵制我们。市杜马对我们十分恼火。市民、知识分子，乃至所有人，所有人都是这样……” “目前是可怕的令人胆寒的孤立”。但尽管如此，并没有什么人想采取实际行动与布尔什维克对抗。当时俄国人普遍相信，二月以来的革命形势在动荡中持续发展，而其目标就是立宪会议。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和会议的召开，将意味着“革命宪政”大功告成，俄国将出现一个全民选举产生的、因而是有权威的而非 “临时”的民主共和宪政政府，到时俄国的政局就会走上正常轨道。可以设想，如果布尔什维克当时不是以召开立宪会议为号召，而是公然提出取消立宪会议，那它的夺权必然会“震撼”得多，而能否成功也就未可逆料了。
　　“震撼”世界的1月5日
　　真正令人“震撼”的剧变来自两个月以后。
　　原来列宁一直认为，选举时谁执政、谁来召开立宪会议是至关重要的。显然，他相信在自己大权在握的情况下，加上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工作，“革命宪政”会批准他所做的一切。
　　纵观列宁从1905年到1917年使用 “君主立宪制”（монархическаяконституция）、“立 宪 君 主 制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ая монархия）、“民主 立 宪 制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конституция）、革命立宪等概念的排序上就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变化。把立宪制放在词尾是为了强调 “立宪”，用立宪作形容词是为了强调 “君主制”。 “君主立宪”与 “立宪君主”是同一制度的两种叫法，意思相同但侧重点不同：立宪君主制，是把它看作君主制的一种，与其他的君主制并列在一起；君主立宪是把它看作立宪制的一种，是同民主立宪制并列在一起。1905年革命时他对 “君主立宪”还是比较称赞的，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内容， “俄国掀起的立宪运动，当代人还没有看到过类似的当前这样的政治活跃局面”， “专制制度不可能和这个阶级保持和平，以立法形式直接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必要的”， “无产阶级应当支持资产阶级的立宪运动”， “无产阶级的地位使它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在这个过程中列宁还专门把“自由派”与 “反动派”区分出来。孟什维克认为 “召集立宪会议是革命的彻底胜利”，十月革命当中，列宁多次说： “自由派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力图使革命半途而废，把君主制保留下来，由君主即旧政府来召集立宪会议，实现君主立宪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则力求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废除君主制，由临时革命政府来召集立宪会议，实现民主立宪制，即民主共和国。”
　　然而事态发展出乎他的意料。就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条件下，选举按期于11月12日至15日进行，25日大致的得票结果，布尔什维克获得23.9%的选票，在703个席位中，只获得163席，远远低于社会革命党所获得的40%选票。到了1918年年初立宪会议召开前，最终结果揭晓：在总共707个席位中，布尔什维克得到175席，占24.7%，仅仅略高于最初结果。而社会革命党得到410席 （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占40席），孟什维克16席，立宪民主党17席，各民族政党86席，其余几个席位属于几个小组织。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在他们主持的这次选举中只得到四分之一的议席，即使加上与布尔什维克结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列宁方面也只占有30％的议席，而主要的民粹派政党——社会革命党，即使不算它的左派，仅其主流派就占有370席，已经明显过半。
　　显然，布尔什维克输掉了这次选举，而且输得很惨。其惨还不在于得票少，而在于这是在它当权条件下、由它组织的选举。它没有理由、而且的确也并未指责这次大选有舞弊、贿选一类的污点。后来布尔什维克反对的理由只是说立宪会议的选举是根据临时政府的法律进行的，而这个法律现在已经过时。反对者指出，这个理由显然太过牵强：既然这次选举本来就没有合法性，为什么又要组织这次选举呢？考茨基也认为： “在立宪会议居于少数之后，才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其实布尔什维克在选举过程中已经感到不妙，并通过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授权那些选出的代表不符合其意愿的地方苏维埃可以暂停选举、召回已选出的代表并组织改选。然而，受到 “革命宪政”思维影响的各地苏维埃并没有行使这一权力。于是列宁的人民委员会政府又在立宪会议预定开会日 （11月28日）前，以到达的代表太少为由宣布推迟会期。当天一些立宪民主党人示威抗议这个决定，要求 “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结果遭到严厉镇压。立宪民主党事实上被取缔，其当选代表或被捕被杀，或逃亡。
　　直到一个多月后，立宪会议才在排除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情况下于1918年1月5日召开。会前列宁已经打算 “用武力更正票箱”，苏维埃政府便宣布在彼得格勒戒严，并调集忠于布尔什维克的军队进入首都。开会当天，布尔什维克代表建议立宪会议按人民委员会要求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并自行宣布解散，多数立宪会议代表拒绝了这个要求。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遂先后退出会议。其余多数代表在暴力的威胁下一直坚持到次日凌晨4时，终被布尔什维克调来的军队驱散。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即宣布解散立宪会议。
　　这一天，主要由孟什维克组成的（联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 《致全俄公民书》，这个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开头、以“社会主义万岁”结尾的声明指出：“立宪会议被以武力驱散了……甚至早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打算做出解散立宪会议的决定之前，立宪会议就已经被解散了。布尔什维克一如既往，首先用武力解散了立宪会议，随后便关闭了塔夫利达宫不让任何一位立宪会议成员进入。只是在这以后，才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关于解散的命令。因为自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以来，苏维埃的全部作用归结为在 ‘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上盖上一个印章。没有任何 ‘苏维埃政权’，有的只是布尔什维克党 （中央）委员会的政权，以及追随他们的那些武装队伍的政权。”
　　这一天，除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各社会主义党派，即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人民社会党还联合发表传单，指出： “1905年1月9日，尼古拉·罗曼诺夫和特列波夫枪杀过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工人。今天，当劳动人民经过12年斗争之后，立宪会议已由人民选举产生，而彼得格勒的工人又一次为立宪会议而遭到自称是工人阶级代表的那些人的枪杀！”从此， “公民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被剥夺了。”“工人的旗帜被撕毁、被烧掉了。”
　　与这份传单类似，沙皇时代素来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左派作家高尔基，也在这一天激愤地写下了 《1月9日与1月5日》一文，严厉谴责布尔什维克。他把当天发生的惨案比之为点燃1905年革命烈火的沙皇屠杀和平请愿工人的 “流血星期日”：布尔什维克的 “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罗莎·卢森堡说， “列宁和托洛茨基曾经强烈地要求召开立宪会议”，而十月革命后的立宪会议选举又 “是根据世界上最民主的选举”， “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进行的第一次人民投票”，布尔什维克却 “毫无敬畏之念，干脆宣布投票结果毫无价值”，是 “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考茨基说： “苏维埃组织优于普选，在于它更加专断，它可以把一切它看着不顺眼的组织排除在外”。 “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同志把一切都押在欧洲普遍发生革命这张牌上，因为这张牌没有拿到手，他们就感到不得不依靠行使赤裸裸的权力，即实行专政来代替他们所缺乏的条件。”
　　显然，1月5日事件给俄国社会造成的 “震撼”，远远超过上年10月25日黎明前的 “冬宫事件”。10月事件基本上是2月革命以来 “革命宪政”进程的延续，斯托雷平改革的失败就注定了自由派的失势和社会主义者的上台，事实上这个变化也是在7月和9月两次临时政府更迭时就基本完成，10月末如果没有冬宫事件，自由派彻底下野和 “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出现也是势在必然。尽管布尔什维克的夺权手段招人非议，但既没有马上激化社会矛盾也没有导致什么反抗。克伦斯基政府已在冬宫事件前一天的预备议会上遭到实际上的不信任投票，产生 “第六届临时政府”并不出人意料。十月之夜逃出冬宫的克伦斯基等一些临时政府领导人曾试图组织反夺权，但因没什么响应者而不了了之。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控制的全俄铁总等工会组织曾对布尔什维克的 “政变”持异议，并威胁要罢工，但在立宪会议选举如期进行后即宣布与苏维埃政权和解。由于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主要政治力量都宣称俄国前途最终取决于立宪会议，人们也就在等待立宪会议结果的心态下大体平静地接受了既成事实，这两个月因而在传统上被称为苏维埃政权 “凯歌行进”的时期。
　　但驱散立宪会议就不同了。它把“革命宪政”进程完全倒转过来，成了 “革宪政的命”，堪称是二月革命后俄国历史进程的又一次剧变。按后来 “列宁主义”的说法，这是 “无产阶级专政”粉碎了 “资产阶级民主”。而按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党派的说法，则是 “民主革命”的毁灭和 “专制黑暗”的重返。不管哪一种说法，这一变化作为 “民主”与“专政（专制）”的对决都可谓超级 “震撼”。你可以说它是革命，也可以 （按反对派的立场）说是反革命，但唯独不能说这变化的意义比十月事件小。
　　事实上，所谓十月革命后相对平静的政局，即苏维埃政权 “凯歌行进”的局面，正是在这场 “一月剧变”后被打破的。俄国的国内矛盾自此迅速尖锐化，不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残酷内战。
　　关于这场内战，各种 “官书”上有着许多定义，但是列宁1919年致罗日科夫的一封私人信件有个坦率的说法值得一提：列宁认为当时的内战是 “苏维埃政权反对 ‘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即反对反革命立宪会议的斗争”， “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世界性大崩溃，无论在哪个国家，没有国内战争就不会有进步。情愿者命运引着走，不情愿者命运拖着走。”
　　从某种意义上讲，内战是一场围绕“立宪”的战争，列宁政府的反对派最著名的口号就是 “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而内战中出现的许多反苏维埃势力也都以民主立宪为旗帜。包括大量的左派势力，也在 “既不要列宁也不要高尔察克”的口号下成了反对派，他们要求在 “左派”专政与右派专政之外选择道路，回到1917年9月前的民主政府甚至 “一月剧变”前的苏维埃。 “专政”与 “民主”的冲突如此尖锐，以至于布尔什维克方面当时抨击 “民主”常常连 “虚伪的”、“资产阶级的”等限制词都不用，干脆流行起 “民主反革命（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ая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я）”、 “立宪反革命（Кадетскаяконтрреволяция）”的说法，并由此衍生出 “民主反革命时期”、“民主反革命缓冲地带”、 “民主反革命政治派别”等一系列术语。 “专政”是“革命”， “民主”就是 “反革命”，一月前后的剧变乃至于斯。
　　这当然不是说后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力量都是立宪会议的支持者或所谓民主派，而是说，二月革命以来人们期待的宪政民主前景在1918年1月的消失引起了空前的震动，打破了俄国社会当时已十分脆弱的平衡，使各种矛盾都集中爆发出来。各支民主派 （后来被称为 “资产阶级民主派”，但当时布尔什维克更常称之为“民主反革命”）都打出立宪会议的旗号反对布尔什维克，先后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萨马拉、乌法等地形成很大势力，在格鲁吉亚等地还建立了孟什维克领导的民主共和国。更严重的是，在二月革命后慑于当时人们对民主的认同而一时蛰伏的各种旧俄势力，也堂而皇之地出来抢夺江山， “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局面于焉形成。继 “一月剧变”布尔什维克驱散立宪会议后，4月乌克兰哥萨克首领斯科罗帕茨基驱散了二月革命后出现的乌克兰议会 （中央拉达），12月初军阀高尔察克驱散了从伏尔加河迁移到鄂木斯克的立宪议会委员代表大会，二月革命后昙花一现的民主权威至此荡然无存。而二月革命以来对 “混乱的民主”不耐烦的人们，在混乱变成内战后也就各立山头 “收拾残局”。加上乘乱而起的民族分离运动、外国支持的势力，俄国一时陷入了空前残酷的兵燹战祸中，数百万人死于非命……
　　继1905年后俄国历史上又一次民主大实验，就这样以惨痛的内战以及内战后的“专政”告终。

金雁：回望1917——俄国革命史研究面临的困境

 

我们都是十月革命的后代，这场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上发生的革命已经过去90周年了，但是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对这场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前因后果的诠释体系。
　　当今俄罗斯人已不再接受苏联时期统一口径的意识形态话语。他们知道以前那套史学观是按照左右历史、驾驭历史、改造历史和按照统一的口径教诲民众原则设计的，当时的提法是，历史科学的作用是“圆满地解释党和政府的历史性决议”。
　　而中国人的认知来源，基本来自于先有斯大林的结论而后填充史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由斯大林本人主导的十月革命20周年献礼片 《列宁在十月》。
　　也许有人会说，由于政治立场各异，不可能存在一种各派均能接受的观点，但是，力求史实的客观性、真实性、公正性，尽量在原始档案的基础上真实地再现这场革命，应当是严肃的史学家的追求标准。至于价值评判的结论，也应该是建立在真实历史体系之上的以史据论的分析。而貌似最“政治正确”的雄辩真理的论点，如果是以人为编造的虚假历史为依托，则既经不起历史考证的层层辨析，也无法建立起自恰的理论逻辑体系，只能是海市蜃楼般的空中楼阁。说穿了，这种历史观不过是玩弄政治投机、为政治服务的历史，是为尊者讳而随意剪裁的历史。
　　“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句话，最早是托洛茨基在1917年5月17日回国时说的，他的原话是，我们已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一个铁与血的纪元”，这后半句话虽然道出了十月革命的实质，却因为充满杀戮气和血腥味而很少有人提及。后来毛泽东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开辟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它震撼了世界，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所以现在我们把十月革命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篇，认为它是20世纪最伟大最震撼人心的事件，它“开创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在资本主义统治延续数百年之后人类开始向社会主义迈进，至今时代的基本矛盾没有发生变化”（陈湘泗语）。
　　1917年的俄国革命处在这样一个高度后，以它为题材的著作自然汗牛充栋，可以数十万计。苏联仅1958-1959年就发表了7千多部著述，数字大得惊人，却罕有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绝大多数是千篇一律、内容重复的应景之作。就连搞十月革命史的原苏联科学院院士明茨也说，至今没有一部像样的总结性著作。白俄学者德·阿宁说得更坦率，“每个独揽大权的领袖人物，实际上自己就是历史学家”，斯大林二十五年的统治是最没有历史成果的。托洛茨基认为“那是一个撒谎年代的撒谎产物”。克伦斯基说“苏联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著作都是赝品”。西方普遍认为苏联对俄国革命的描述缺乏逻辑、贫乏无力、残缺不全。苏汉诺夫等一些亲身经历这场变革的社会主义者则认为，苏联时期的研究除了对19世纪20年代初尚有一些符合真实状况的叙述外，绝大部分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奉迎之作，是打上了斯大林烙印的“固定化”模式，是从党史的编年史中删除一个个参与者的“非难过去政治”、为党内斗争中胜利者贴金的著述，不仅把作为科学的秉笔直书的历史毁灭，而且导致了正直历史学家本身的肉体消灭。
　　过去我们从意识形态出发，认为这些人统统是站在反动的立场上抹煞十月革命的历史地位。但令人困惑的是，现在俄罗斯本国也很少有人对苏联时期的那套说法感到满意，俄国人现在很少谈“宏大叙事”，评价体系已经多元化，更多的是从基础档案做起，先把细小环节的真正史实搞清楚，然后再作价值评价。一个是有没有的问题，另一个是对不对的问题，这是两个层面，在第一个层面是可以取得相对一致的认同的，而在第二个层面，分歧是很正常的。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档案面向公众开放，我国也相继翻译出版了多卷本的《苏联历史档案》，中国人在阅读了大量第一手的历史档案以后，如果仍然建立不起一套自己的、客观的、合乎科学、尽可能接近于历史真相的俄国革命史，那就是中国“苏联学”研究的失职。踏踏实实地直面真实的历史，让这场已经过去近一个世纪的俄国革命恢复“信史、良史”的面貌，才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要坚持的立场。
　　现在俄国的思想界承认，革命很难自行产生新的东西，革命从来不会摧毁所有的一切而形成一张好画最新最美图画的白纸，传统的惰性无处不在地在发挥着作用。只是推翻了一个阶级，原来建筑其上的整个文化心态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因此毫不奇怪在社会主义的口号下 “皇权主义的个人崇拜、宗教审判般的非法镇压、缺乏竞争的大锅饭……”这些中世纪的风习会一遍遍地重演。
　　更可怕的是，在革命的政治游戏中，伦理道德被彻底颠覆，“恶”成为一种制胜的法宝，心慈手软者都会成为最早的出局者，这样一种“善良淘汰机制”甚至会比它所颠覆掉的旧体制更糟糕、更可怕。在此过程中造就的“道德虚无主义”者只能把世界分为红黑两个阵营，凡自身之外的一切包括模糊的灰色地带均被视为敌对的营垒，非此即彼的斗争便成为一种常态，只能以严酷的镇压体系和恐怖手段维系凝聚力，以强化集中制、等级制、兵营制的高压职能来对待异端。在这样的社会中，真诚、相爱、善良、仁慈、温情都将被扫进“资产阶级的垃圾堆”里，在这种道德时尚的主宰下，人性恶的一面会大大释放，只会距离理想越来越远。
　　俄国思想界对这场革命有着深刻的总结，他们认为，改革与革命是一对互动的矛盾体，作为执政集团没有哪一个会愿意革命，他们处理社会危机的思路也是从自上而下的改革开始。但是由于统治者主导的改革会过多地从既得利益出发而往往缺乏公正性，下层民众便会对上层充满了仇恨和鄙视，民众中“当权者有罪”的思想十分普遍，它将迅速地积累起破坏现存制度的“强大社会力量，在提出激进要求的同时，激进知识分子唤起民众付诸行动，愤怒的情绪迅速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而知识分子在民众身上找到的仅仅是模糊的本能。这种喧嚣声表面上看起来是民主个性的觉醒，但当革命的破坏性发挥完以后，喧嚣声沉寂下来以后，我们却发现除了改换了统治者以外，没有留下任何有益的东西。存在的可能只有两种：暴民政治以及它复归后又一次轮回到专制制度。在民粹派“为民谋幸福”的假象背后不过是少数精英愚弄 “群氓”的一种手段，人民从来都不是社会的主人。历史将反复在“不公正的改革”和反对“肮脏自由的革命”之间震荡——我们可以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他们的很多思考与警示值得我们借鉴。
　　2007年俄国重印了索尔仁尼琴在上个世纪80年代写的《关于二月革命的思考》一文，以单行本的形式在俄罗斯发行，并被列入行政官员的必读书目。普京的目的就是站在执政角度防止革命。
　　并不“震撼”的冬宫之夜
　　二月革命后直到1917年年底，包括所谓十月革命的前后，俄国政坛上的斗争焦点除了对外关系上的“和平”与经济上的“土地”外，就是政治体制上的尽快还是推迟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1905年革命的爆发，就是在“立宪会议和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下进行的。彼得堡工人向尼古拉二世的请愿书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让“俄国土地上一切阶级、一切等级的代表、让所有的人，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都选自己的代表吧”。
　　虽然苏联时期的官方史学声称那时出现了 “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和“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 “两个政权并存”的状态，然而实际上，二月革命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布尔什维克不仅并未在苏维埃中占优势，也没有主张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只是强烈指责临时政府拖延召开立宪会议。甚至在他们控制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并据以发动推翻临时政府的十月革命时，虽然提出了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也只不过是把它作为革命措施，而并未宣布苏维埃是永久性政府。相反，当时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明确宣布： “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掌握国家政权”。他们继续指责临时政府终于宣布的立宪会议选举日期是靠不住的，宣称只有苏维埃才能保证立宪会议选举如期举行。在十月革命前两周，列宁指示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军队要给士兵放假，以便组织他们回乡进行 “关于立宪会议的鼓动工作”，争取农民选票以便 “在立宪会议中获得多数”。在十月革命前夜，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 《工人之路》以通栏标题向人民发出号召： “把惟一彻底的和坚忍不拔的革命党——布尔什维克选进立宪会议！”
　　就在俄历1917年10月26日，即打下冬宫、夺取政权后的次日召开的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上，列宁不仅重申临时政府不愿召开立宪会议是它被推翻的理由之一，而且强调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才是惟一有权决定国家问题的机关。他还明确表示，即使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他们也将服从 “人民群众”的选择。可见正如 “土地”（废除斯托雷平改革恢复农村公社）与 “和平” （退出世界大战）一样，“立宪会议”在当时的俄国实际上是众望所归。各方争论的似乎只是“快慢”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是，苏联时期被描绘为连续体的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其实并不存在。从二月到十月，动荡中的俄国实际共经历了五届党派构成不同的短暂政府，其主导力量从右翼自由派、左翼自由派到 “社会主义者”，总的趋势是一个比一个更 “快”的主张者轮番得势。十月之变产生的苏维埃政府似乎只是第六个更 “快”的 “立宪会议”主张者上台。
　　实际上，这个变化在十月革命的前一天已经开始：俄历10月24日，在各党派召开的共和国预备议会上，社会主义者已占多数但尚容纳了几个立宪民主党人的克伦斯基联合政府受到抨击。两大社会主义政党提出议案，要求 “通过一项法令把土地移交给土地委员会”、 “坚决支持建议与盟国宣布和谈条件并开始和平谈判的对外政策”，这两项要求与苏维埃政府次日提出的 “土地法令”与 “和平法令”几乎如出一辙。该议案以123票对102票被预备议会通过。此举相当于对联合临时政府的不信任案，如果没有当夜的冬宫事件，它也将导致出现一个排除自由派的 “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而这正是布尔什维克在两周前提出的主张。
　　由于列宁的坚持，尽管中央委员会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李可夫等不少人反对，布尔什维克党还是退出了预备议会，并赶在 “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出现前抢先夺取了政权。虽然布尔什维克采取的是类似军事政变的手段，可是当时俄国处在非常时期，前五届政府也并非经过全民选举，而且期间还有“四月危机”、 “七月事件”、科尔尼洛夫兵变等非常事件，与之相比，十月冬宫之夜 “水兵与士官生的冲突”也不算多么激烈。
　　其实，在农民出身的俄军普通官兵往往具有皇权主义和保守倾向的时代， “士官生”——既有文化而又并无军官特权的 “军人知识分子”曾是俄军中最富进步精神的力量。自十二月党人事件以来他们一直是倾向民主的，二月革命后他们中多数还倾向社会主义——自然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反沙皇、甚至反对右翼自由派方面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并无矛盾。而且，在二月革命后初期自由派主导临时政府时，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关系良好，当时彼得格勒军事学校社会主义者士官生联合会经常请布尔什维克人士在他们举办的 “社会主义理论讲座”上作演讲。只是在社会主义党派主导联合临时政府后，由于不满布尔什维克的“暴力倾向”，他们才成为 “冬宫之夜”的 “反革命”力量。实际上，这天晚上夺权与被夺权的双方多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 “党内同志”——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人，只是被夺权的最后一届临时政府成员多为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和主流派社会革命党，而夺权的是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在一般人看来，双方的差别还不如前几次政府更替的双方明显。
　　所以，尽管当时在彼得格勒的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对十月革命的报道以 《震撼世界的十天》为题而闻名于世，但在当时，这场变革不要说对世界，即使对彼得格勒人而言也并不是多么 “震撼”的。起义当晚，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 《关于临时政府被推翻的通告》称，起义 “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当时正在彼得堡造船厂大修，处在不下水状态，没有舰长、武器、装备、弹药。一个叫别雷舍夫的机械师在布尔什维克的行列中表现得最为积极，1917年10月24日即预定 “武装起义”的前一夜，负责在水兵中做宣传工作的卢舍维奇任命别雷舍夫为 “阿芙乐尔”号政委。而军事革命委员会任命的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政委别雷舍夫事后报告说：军舰“在彼得保罗要塞打出信号弹之后发射了几发空弹，准备视情况决定是否需要打实弹。结果无需如此，因为冬宫很快就投降了”。在赤卫队涌向冬宫大门时，..

俄国十二月党人

 

十二月党人

十二月党人，即Decembrist，是1825年发动反对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制度武装起义的俄国贵族革命家。起义发生在俄历12月，领导这次起义的俄国贵族革命家在俄国历史上被称为十二月党人。

基本信息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俄国农奴制日趋瓦解。在1812年反对拿破仑战争中，一些俄国贵族军官参加了国外的远征，受到西欧民主思想的影响，对国内的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极为不满。回国后，他们成立秘密的革命组织，企图按照西方的方式来改造国家。

发展经历

1816年，第一个秘密革命团体——救国协会（后改称祖国忠诚子弟协会）成立，会员约30名。他们主张废除农奴制，实行君主立宪。但由于人数少、力量单薄、缺乏明确的斗争方法，不久即自行解散。

1818年，成立了新的秘密团体——幸福协会。该会主张实行共和制，探索了采取军事手段推翻专制制度的问题。

1821年，在图利钦成立了以P.I.佩斯捷利上校为首的南方协会，在圣彼得堡成立了以N.M.穆拉维约夫上校为首的北方协会。这两个组织都拟定了自己的纲领。南方协会通过了佩斯捷利起草的《俄罗斯法典》主张废除农奴制和等级制，建立共和国；公民应拥有一块不能买卖的土地以保证生活，同时允许拥有私有土地以使生活富裕；年满20岁男子按财产资格有选举权；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为人民议会，最高行政权归五人组成的最高杜马，国家监察机关为最高会议等。这是一个相当进步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北方协会有穆拉维约夫草拟的《宪法》，主张废除农奴制和等级制，建立君主立宪制和联邦制国家；联邦的最高政权机关为两院制的人民议会，行政权归皇帝。《宪法》比《俄罗斯法典》保守得多，但仍有一定进步意义。

十二月党人试图只依靠军队的力量发动政变。1825年11月19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突然去世，十二月党人决定提前在尼古拉一世继位之日，由S.P.特鲁别茨科伊公爵领导起义。12月26日（俄历14日），起义军官率领3000多名士兵到达彼得堡参政院广场，但特鲁别茨科伊临阵脱逃。尼古拉一世立即调动军队，用大炮轰击广场，血腥镇压起义，并杀害了不少聚集在广场周围的群众。彼得堡起义的消息传到南方后，南方协会会员于1826年1月10日发动驻乌克兰的契尔尼哥夫兵团起义，不久也告失败。沙皇政府对十二月党人进行残酷的迫害，著名领袖佩斯捷利、S.I.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M.P.别斯图热夫-留明、P.G.卡霍夫斯基和K.F.雷列耶夫被判处绞刑，穆拉维约夫、特鲁别茨科伊等百余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或定居，大批士兵被判处夹鞭刑。这就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

文学

文学活动

俄国十二月党人作家的作品及其文学活动。十二月党人是俄国19世纪初期的贵族革命家，绝大多数属于贵族军官和知识分子，参加过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欧洲各国反专制的斗争，对他们的思想影响很大。十二月党人主要革命目标是推翻专制政体和农奴制度，纲领带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1825年俄国旧历12月14日带领军队在彼得堡起义，因此被称为十二月党人。十二月党人的文学团体有“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同人会”(1816～1825)和“绿灯社”(1819～1820)。主要刊物有《北极星》(雷列耶夫和马尔林斯基主编)和《谟涅摩辛涅》(丘赫尔别凯和弗·奥陀耶夫斯基主编)，曾团结当时优秀作家，包括普希金和格里鲍耶陀夫等。

文学倾向

十二月党人的文学倾向及其政治观点是一致的，认为文学应反映时代精神，表现爱国的和革命的思想感情。诗人应关心人民命运，鼓舞战士斗志。十二月党人批评贵族社会崇拜外国，主张文学的民族独创性，反对单纯模仿英国和德国诗人；认为民间文学是诗歌的最好的源泉，赞成具有反抗精神和革命性的积极浪漫主义倾向。在文学语言问题上，要求文学作品能为全体人民所理解。十二月党人的文学活动为俄国文学向现实主义发展作了准备。

文学成就

十二月党人的文学成就主要在诗歌方面。代表人物有雷列耶夫、拉耶夫斯基、丘赫尔别凯、亚·奥陀耶夫斯基、亚·别斯土舍夫等。拉耶夫斯基(1795～1872)著有《论农民奴役和俄国迅速变革的必要》和《论士兵》等文，认为农民起义不可避免，谴责官吏对士兵的侮辱。1822年被捕，被称为“第一个十二月党人”。他在狱中写有《狱中的诗人》等诗。丘赫尔别凯(1797～1846)也属于激进派，起义失败后死于流放地西伯利亚。他在流放中写有《雷列耶夫的魂影》、《怀念格里鲍耶陀夫》等诗。晚期作品带有孤独悲观色彩。亚·奥陀耶夫斯基(1802～1839)起义失败后流放西伯利亚，在服苦役时期开始写诗。列宁曾用他的名句“星星之火将燃成熊熊烈焰”作为《火星报》刊头题词。奥陀耶夫斯基曾代表十二月党人写诗答赠普希金。莱蒙托夫十分推崇他，写有《纪念奥陀耶夫斯基》一诗表示悼念。

代表人物

十二月党人中最优秀的诗人是雷列耶夫。

在小说方面，十二月党人的代表作家是亚·别斯土舍夫(1797～1837)，笔名马尔林斯基，属于十二月党人组织“北社”中的激进派。十二月党人中的费·格林卡(1786～1880)和柯尔尼洛维奇(1800～1834)著有历史小说。别林斯基在谈到十二月党人的小说的历史意义时，曾说：“从本世纪20年代起，我们的小说开始了。”

十二月党人对俄国戏剧发展也有一定贡献。丘赫尔别凯写有《阿尔吉维扬涅》、《伊若尔斯基》、《普罗科菲·利亚普诺夫》3部剧本，谴责暴政，讽刺迷信外国，表扬爱国英雄。卡捷宁(1792～1853)的悲剧《安德罗玛克》曾受到普希金的好评。

起义

背景

1825年12月14日，天气寒冷，白雪覆盖了俄国首都彼得堡城。一清早，3000多名俄国陆海军官兵，从各自的营房出发，列队走向彼得堡市中心的元老院广场。只见他们个个全副武装，表情严肃，刀剑出鞘，一路高呼“拒绝宣誓！”“反对宣誓！”“要求宪法！”“要求民主！”的口号。上午10时，陆海军官兵们在元老院广场彼得一世铜像旁布成战斗方阵，荷枪实弹，准备战斗。他们的枪口和一阵阵愤怒的口号声，直指正在准备登极为皇的尼古拉一世。

他们是谁？这支由一批具有民主思想的贵族青年和知识分子领导的起义队伍，就是后来被列宁高度评价为“俄国第一代革命者”的十二月党人。

19世纪初的俄国，仍是专制极权的封建帝国，保留着野蛮腐朽的农奴制度。沙皇政府对内横征暴敛，对外卷入争霸欧洲，充当欧洲宪兵的漩涡中，俄国人民的生活异常艰难。自拉吉舍夫发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开始，反对腐朽的农奴制，推翻专制制度的思想不断传播。1812年打败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更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一些正直的贵族青年军官，受到法国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启发，对于国内政治现实日益不满，萌发了“改造祖国”的愿望。

1816年，贵族青年军官穆拉维约夫和彼斯特尔，在彼得堡建立了第一个秘密政治团体——救国协会。1818年，在莫斯科组成了有200人参加的第二个秘密团体——幸福协会。这两个秘密团体的成员，热情地宣传民主思想，反对专制，但却因在斗争方式上存在分歧而相继宣告解散。与此同时，上 述两团体在俄国南方的一些成员，却在彼斯特尔的领导下组成南方协会。他们经常秘密集会，阅读进步书刊，主张消灭皇族，废除农奴制度，建立统一的共和国。他们的主要纲领充分体现在彼斯特尔所写的“俄罗斯真理”之中，这是俄国革命运动史上第一部共和国宪法草案。

不久，彼得堡的禁卫军军官尼·穆拉维约夫和特鲁别茨科等人组成了北方协会。著名诗人雷列耶夫积极加入，由于他的出众才干和主张，很快当选为北方协会主席。北方协会也提倡废除农奴制，但力主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他们的行动纲领集中反映在尼·穆拉维约夫起草的“宪法草案”上。

发展

1822年，南北协会第一次建立了联系。第二年春天，经过彼斯特尔在彼得堡与雷列耶夫商讨，双方就联合行动达成协议，一致同意必须采取暴力行动，发动各自控制的军队进行武装起义。任何一方开始行动，另一方应立即给予支持。起义定在沙皇亚历山大去世之际。

1825年11月19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突然去世，他没有后嗣，按照俄国皇位继承法，他的二弟康斯坦丁应继任皇位。但康斯坦丁却将皇位继承权让给了沙皇的三弟尼古拉。不明真相的军队和居民，在亚历山大死后立即向康斯坦丁宣誓，而宫廷却指定12月14日向尼古拉一世“再宣誓”，十二月党人所期待的时机来到了。北方协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利用皇位中断，发动武装起义。

1825年12月14日，当起义部队集结完毕，并打退了效忠皇室军队的多次进攻后，担任起义统帅的特鲁别茨科依却仍未露面，这就为尼古拉赢得了时间。他调集了9000名步兵和3000名骑兵，使用霰弹向起义部队进攻。起义者退到冰冻的涅瓦河上，冰面已被炮弹打穿了许多大洞，不少人掉了进去。元老院广场上弹痕累累，血迹斑斑，尸横遍地。

亚历山大去世的消息传到乌克兰，南方协会马上准备起义，此时，彼斯特尔突遭逮捕。领导起义的责任落在谢尔盖·穆拉维约夫和别斯士舍夫的肩上。北方起义失败的消息传来，他们并未因此退缩。同年12月31日，南方协会举行起义，几百名起义军从科瓦廖夫卡出发，向基辅进攻。途中因迷失了方向，六天后又转回原地，在空旷的草原上遭到沙皇军队骑兵和炮兵的猛烈攻击，被镇压了下去。

尼古拉一世亲自主持了审讯，十二月党人乐观镇定，英勇不屈。1825年7月12日，彼斯特尔、雷列耶夫、谢尔盖·穆拉维约夫、别斯土舍夫和卡霍夫斯基五人在彼得堡被处以绞刑。121名起义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反对专制制度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了。但是，他们那种为了理想和事业英勇奋斗，不避生死，自觉地赴汤蹈火，以求唤醒新的一代的精神，为俄国历史谱写了光荣的篇章，为后来的革命运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正如列宁所说：“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

1812年的产儿

1825年12月14日，在俄国的两大首都彼得堡和莫斯科以及南方的一些省份发生了一起声势浩大的以近卫军军官为主体的起义，起义的斗争目标是试图推翻沙皇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体制和国家体制，这些起义者被称为十二月党人。

十二月党人大多数出身于贵族家庭并且在沙皇统治机构中担任一定的官职，但是他们并不愿意沉溺于贵族阶级醉生梦死的生活，盲目地为沙皇专制统治尽忠尽德，他们从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努力探寻俄国社会的出路。他们从少年时代起大多接触过西方的文化和教育，有些人在学校读书时便开始钻研西方特别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这些著作多半出自伏尔泰、卢梭、马布里等人手笔。这些勤于思考的青年贵族军官在莫斯科大学和军官学校读书时就已经广泛阅读了拉吉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在1812年抗击拿破仑大军入侵俄国的战争中，他们曾经响应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号召英勇地进行战斗，直至把法国军队赶出俄国领土。在俄国军队远征西欧的过程中，所到之处大多已经进行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诞生了“自由”“民主”和“平等”思想的土地上，他们真正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感受了人类的尊严。他们便不由自主地将黑暗的俄国与自由的法国进行了比较，他们在现实面前感到困惑，他们感受到“不仅在俄国，在所有欧洲国家，都感到失望和受骗了”，感到自己为保卫祖国曾不惜流血牺牲，但“难道我们解放欧洲就是为了把锁链套在我们身上吗？难道我们给了法国一部宪法，反而自己不敢讨论它吗？难道我们用血汗换来的国际地位就是为了在国内让人们受侮辱吗？”十二月党人领袖彼斯特尔早年曾经主张在俄国实施君主立宪改革，法国之行结束后，他表示：“我在心里变成了共和主义者，并且认识到任何统治形式也不会像共和主义统治形式那样，给俄国带来更大的幸福及更大的安乐。”他认为：“我从君主立宪思想方式转变为革命的思想方式，最主要的是由于下列论题和见解的影响，——德杜—德—特拉西的法文著作对我发生很强烈的影响。”因此，十二月党人自称是“1812年的产儿”，他们在民主思想的指引下，坚定地走上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道路。

《俄罗斯法典》

“政府属于人民，它为给人民谋幸福而成立”

1821年在彼得堡成立了一个秘密团体——北方协会，它的领导人是尼基塔·穆拉维约夫，北方协会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实行君主立宪，它主要体现在由穆拉维约夫起草的宪法草案中。

同年在乌克兰成立的南方协会是十二月党人最有影响的秘密团体，它的领导人是彼斯特尔，这个团体的政治主张是彻底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实行共和制。1824年，南方协会通过了由彼斯特尔起草的《俄罗斯法典》( 又名《伟大的俄罗斯人民不可侵犯的国家证书，它是改善俄国政体的约法，是交给人民和临时最高权力机关的信守不渝的委托书》)，这是一部革命纲领，也是俄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 这部宪法是以法国1793年宪法和土地纲领为蓝本，集中地反映了十二月党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主张。按照彼斯特尔的设想：“《俄罗斯法典》是给临时最高政权机关的委托书或者说指令，同时又是给人民的告示：他们将得到哪些自由和可以重新获得哪些权利……《俄罗斯法典》规定了最高政权机关的义务，并且是对俄罗斯的一份保证书，保证临时政权机关将一心一意地为祖国的利益而工作。”

《俄罗斯法典》宣布农奴制度是一种野蛮的生产方式，因为“把别人当作自己私有财产，把人当作东西一样转让、抵押、赠送和继承，任凭自己的专横无道……乃是最可耻的、违背人性和自然规律，以及违背神圣的基督教义，并且还是违背天神的诫条与意志的丑恶事情”，“必须坚持废除奴隶制度，贵族必须永远放弃占有他人的卑鄙的优越地位。”因此“消灭奴隶制度和农奴状态是临时最高政权机关最神圣和义不容辞的义务”，谁阻挠废除农奴制，谁就是“祖国的敌人”和“叛徒”。农民应该在取得人身自由的同时得到他们生活所必需的土地，使“他们将确信，在自己乡里随时能找到一块土地来养活自己。他可以从这块土地上得到食物，不靠别人的施舍，也不再依附于他人，而是靠耕耘所付出的劳动过活，他本人作为乡的一员和其他公民是平等的。”

《俄罗斯法典》宣布人人生来是平等的，“一切人都是为追求幸福而生，人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那种只把贵族等级的人物称为高贵，而称其他等级人下贱的行为是极不公正的。”因此必须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废除贵族阶级所享有的特权，使所有的俄罗斯人都成为“高贵的人”，建立一个“统一的公民等级”，凡年满20岁的成年男子都拥有选举权，选举权不受财产和教育资格的限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拥有自由择业权、迁徙权、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俄罗斯法典》对未来的新政权提出了要求，它应该保证每个人的人身公民权，因为“人身自由是每个公民首要的权利，是每个政府最神圣的职责。国家大厦的整个建筑以此为基础，没有人身自由，就没有安宁，就没有幸福。”

未来的国家政体将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制，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为一院制的人民议会，人民议会的选举分两级进行。国家的最高行政权力交给由5人组成的最高杜马，其成员由人民议会选出，并且向人民议会负责，任期为5年。中央监察机关为最高会议，其职责是监督宪法和其他立法的执行情况，由120个人组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应该选举产生，任何国家立法和行政机构应该服务于人民，人民有权推翻不称职的政府和领导人，因为“俄国人民不是属于某一个人或者某一家族的。恰恰相反，政府属于人民，它为给人民谋幸福而成立，人民不是为给政府谋幸福而生存的。”

列宁把十二月党人称为“贵族革命家”

1825年11月19日（公历12月1日），在南方塔甘罗格军港检阅军队的亚历山大一世突然病逝，8天后这个消息传到彼得堡，宫廷内部出现了一片混乱。按照皇统世系，亚历山大一世去世后，皇位应该由他的大弟弟康斯坦丁继承，但康斯坦丁因为同一个与皇族没有血缘关系的波兰女子结婚，已宣布放弃皇位。亚历山大一世生前指定了第二个弟弟尼古拉为皇位继承人。但有关的诏书在亚历山大一世生前并未公布，而是密藏于东正教教会、枢密院和国务会议。因此出现了尼古拉向远在华沙的哥哥康斯坦丁效忠，而康斯坦丁坚决拒绝皇位，并根据亚历山大一世的密诏向在彼得堡的弟弟尼古拉效忠的场面。因华沙与彼得堡相距遥远，往返书信无法及时送达，因此在俄国形成了十余天皇统中断的混乱局面。

十二月党人决定利用这样一种特殊的形势，赶在皇位继承人尼古拉举行再宣誓继位的1825年12月14日（公历12月26日）前发动军事行动，迫使新沙皇和枢密院宣布改制。他们选举了近卫军团长特鲁别茨科依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并且拟定了《告俄国人民宣言》，宣布推翻沙皇政府，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成立临时政府，同时宣布废除农奴制，解放全国农奴。

1825年12月14日晨，由十二月党人军官带领的近卫军团体按照计划开进彼得堡的枢密院广场，在彼得一世的纪念像下近卫军排列好战斗方阵，到下午起义军人数增至3000余人，周围还有2万余名拥护起义的老百姓。然而尼古拉一世早有防备，他在1825年12月14日凌晨就紧急召开国务会议宣布继位，又命令枢密院议员向他们举行效忠宣誓。然后又派出大量的军队将枢密院广场层层包围，这时原定担任起义军总指挥的特鲁别茨科依临阵脱逃而不见踪影，起义军和周围的老百姓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因而延误了战机，而便于尼古拉一世调兵来镇压。在尼古拉一世数次下令开炮之后，广场上响起了激烈的炮声、枪声、人喊和马嘶声，起义最终被镇压，被打死的起义军官兵和老百姓共计1271人。

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成立了“秘密审讯委员会”，对参加起义的人进行审判。十二月党人领袖彼斯特尔、雷列耶夫、卡霍夫斯基、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别斯图热夫—柳明以特等罪被处以极刑。有数千名起义参加者被处以重刑，有121人被流放到人烟稀少、寒冷荒芜的西伯利亚服苦役，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自愿抛弃优越富足的贵族生活，离开大都市，选择跟随自己的丈夫的长期流放的生活。

历史意义

十二月党人起义是俄国历史上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一次巨大的冲击，它不同以往的以农民起义为主体的革命，十二月党人无论是在文化教育水平、政治素养和远见、政治斗争手段、组织能力等方面均远远胜于前者。列宁把十二月党人称为“贵族革命家”、“贵族中的优秀人物帮助唤醒了人民”，并且把这一时期称为贵族革命时期。

十二月党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专注于理论建设和舆论宣传，而且更致力于革命实践。他们彻底地背叛了他们所出身的那个阶级，背叛了他们曾经捍卫的那个制度，自觉地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自己联结在一起，不怕流血牺牲，英勇地发起了向俄国专制制度的第一次冲击，推进了俄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

十二月党人妻子

十二月党人身为贵族，却为废除自身的贵族特权，为社会的进步而斗争，彻底地背叛了他们所出身的那个阶级，背叛了他们曾经捍卫的那个制度，自觉地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历史的趋势联结在一起，献出了自己的幸福甚至生命，这是令人十分钦佩的。然而，我这里要说：更令人钦佩的，是十二月党人妻子们的崇高行为。

十二月党人是自觉地献身于自己的政治信仰的，正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则是在把爱情献给自己丈夫的同时，又把青春、富贵、本应是幸福的一生，无怨无悔地献给了丈夫的苦难事业。也就是说，虽然她们没有直接参加十二月党人革命，但是由于她们对于丈夫事业的支持，也就间接地为俄罗斯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叶尤杰琳娜·伊万诺夫娜·特鲁别茨卡娅是十二月党人特鲁别茨基的妻子。当她的马车在饕风疟雪中奔驰了五个星期，来到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茨克省时，省长大人奉沙皇的旨意，规劝她回到彼得堡去，她却坚定地说：“纵然我会死去，但并没有什么遗憾！我要去！我要去！我要死在丈夫的身边。”

亚历山大拉·格利戈里耶芙娜·穆拉维约娃是在整整斗争了一个月，才争取到流放机会的。当尼基塔·穆拉维约夫在监狱里会见从莫斯科赶来的妻子时，眼中的泪水夺眶而出：“我对不起你。你还是回莫斯科吧，我不愿你与我一同身受饥寒之苦。”穆拉维约娃回答说：“为了我们的爱情，我要永远跟随你。让我失去一切吧：名誉、地位、富贵甚至生命！”

法国姑娘唐狄在巴黎听说昔日的情人伊瓦谢夫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消息，立刻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俄国，并向当局要求批准她到西伯利亚去与情人结婚。她得到了许可，他们结了婚，几年后，在冰雪和疾病的折磨下，一对异国情侣终于倒在了西伯利亚的千古荒原。

严酷的环境，窒息的生活，一度使青年军官瓦西里·伊凡绍夫忧郁和绝望。此时，他的家庭女教师、法国姑娘尤米拉·列丹久给他写了一封求婚信，并且不久就来到了他的身旁……

我想，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未必能够完全理解丈夫事业的伟大历史意义，但是她们一定能够完全理解什么是爱情，什么是爱情的真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舞台上的祝英台，英国舞台上的朱丽叶，无法同她们相比。前者只是为了一个纯粹的爱情而“殉道”，后者则是把爱情的意义升华到了时代的最高度，她们所“殉道”的不只是爱情，还有自由和解放。正是这样一个她们可以放弃，亲友规劝她们放弃，沙皇命令她们放弃，而她们没有放弃的苦难爱情，才把她们的形象彰显得高大而辉煌。这正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啊！没有这群妻子的生死不离，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也许就不能够在冰天雪地里乐观地生活下去，也许就坚持不到30年后大赦的那一天。世界越世俗化、物欲化，她们的精神就越发显得超凡而脱俗，越发显得高贵而圣洁。

1917年俄国革命

 

基本信息

1917年俄国革命的原因与后果之间存在着相悖现象。沙皇专制制度是引发革命的根本原因。革命的

结果并未造成人民和社会从专制桎梏下的大解放。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联盟国家,是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多数非俄罗斯人也未得到民族自决权。斯大林时代把这种制度推向极端,使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意识形态紧密结合为一体的国家社会主义。这种制度虽使苏联的经济、文化、国防力量有很大的发展,却严重地影响了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国家完全的现代化。文章分析了这一相悖现象的原因,也总结了几条历史教训。

重大事变

1917年的俄国革命无疑是本世纪历史上的重大事变。对于这次革命，主要是十月革命，无论在俄国还是在世界上，一开始就存在着完全不同的评论。肯定者认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而反对者则认为，十月革命是"布尔什维克的政变"，是"整个俄国的最大灾难". 1917年俄国革命的结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俄国坚持社会主义的几十年里，这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国家力量和国际地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在俄国革命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的影响下，二战后一系列欧亚国家也相继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历史的发展却发生了出乎意料的逆转。1991年底，那个已发展为世界第二大强国的苏联却匆匆解体。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告一段落。以镰刀斧头为标志的革命红旗被旧俄国的三色旗所取代。苏维埃制度改变为杜马制、总统制共和国，经济上完全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

人们对历史的分析和评论往往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还在1989年，在苏联就出版了一本《1917年的十月：伟大的世纪事件还是社会灾难?》的争论文集1。在苏联解体和俄国转轨以后，争论就更热烈了。在这些争论中概括起来还是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1917年俄国革命是历史规律性的表现，反对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另一种观点则完全否定那次革命的历史作用，认为如果没有十月革命，早就开始的从上而下的改革会把俄国引向完全现代化的道路，人民就不会像在苏维埃制度下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究竟应如何评价1917年的俄国革命呢?笔者认为，历史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总是表现为曲折复杂和千姿百态。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它是俄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种表现。历史学家不能抱怨历史，也不能改变历史，只能根据资料去追溯和再现历史的过程，分析其内在联系，总结经验和教训。十月革命也不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的行动，而是一次社会变革，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问题在于这次革命的后果与原因之间存在着某种相悖的现象。我们应该研究这种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和它对人们提供的教益。

原因

　笔者过去就曾指出，从二月到十月的俄国革命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是一次革命，是"一次革命的两个阶段"。不能把二月革命同十月革命截然分开。导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主要原因是同一的。1917年俄国革命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沙皇专制制度是引发革命的根本原因

　人们习惯于把革命前的俄国称为沙皇俄国，也简称沙俄。这个简略的称呼其实鲜明地反映了俄国历史的实质与特点。沙皇专制制度是旧俄国的基本制度。沙皇既是世俗皇帝又是俄国东正教的最高首领，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和主宰。沙皇不仅凌驾于农民、贵族和群臣之上，而且也凌驾于法律和信仰之上。沙皇的个人意志、他的诏书和命令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他独揽国家的全部事务，不受监督，对法律、人事、经济政策、军事战略以及私人诉讼都有最后的裁决权。俄国的沙皇专制制度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与强化的过程，到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尼古拉一世从思想理论上把东正教、独裁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紧密地结合为一体，实行严密的警察统治，禁止任何异议或不满的批评，书报检查十分严厉，严密监视大学，连哲学课也被禁止。政府还千方百计阻止国人出国旅游，来往旅客和出国留学都要严格审查。这种无限制地干预一切的君主专制制度完全变成社会发展的障碍，特别是西方国家建立了民主政治制度以后，它就同现代化的历史趋势全然相抵触了。正如列夫·托尔斯泰在1902年所指出的："君主制是一种腐朽的形式"，这种制度建立?quot;企图阻止人类不断前进的痴心妄想"之上。2

　对于沙皇专制制度，可以看到大量的研究论著。这里只想指出这个制度的两个重要特点。

　第一，国家农奴制度。过去我们说过，俄国的封建制度不同于西欧的地方就是沙皇专制制度同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沙皇专制制度是俄国封建农奴制度的上层建筑，以人身依附为基本特征的农奴制度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这里还要指出，正因为这一点，俄国的农奴制度便是一种国家农奴制的形态。沙皇不只本身是最大的地主、是贵族农奴主的最高政治代表，而且以沙皇为主体的国家就是一个大农奴主的庄园。构成全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是社会财富的主要生产者，也是国家剥削和压迫的主要对象。国家不仅收取农民人头税，而且还管理着将近一半的叫做国家农民的农业人口。国家农民实际上也就是国家农奴。属于贵族的农奴不仅每周要给主子进行3～4天的强制劳动，而且国家用法令保护贵族对农民享有很大的特权。贵族甚至可以拆散农奴的家庭或将农奴送进监狱。俄国的农民完全被束缚在贵族的庄园和村社的土地上，没有人身自由，进城要带证件，农民要成为其他阶级是很困难的，除非给国家服兵役取得了军功。

　俄国有一种为国家服役的制度。贵族对土地和农民的占有要根据其为国家服务的情况来确定。贵族要被派到任何地方完成任何任务。俄国的贵族从来没有发展成为能够维护自身利益而不受中央独裁政权影响的独立阶级。为国家服役的人不论是贵族或平民、军人或市民都不过是沙皇的小卒。所以，每个俄国人对沙皇不是献身就是献财。俄国政府经常垄断商业，从事银行和信贷活动。政府在某些工业企业中也占有显著的地位。1861年以前，政府允许在工厂和商业中使用农奴。在18世纪60年代工业部门中90%以上的劳动力是被指派的农奴。19世纪下半叶以后出现的工商业者虽然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但是他们照样受沙皇政府的统治和制约。一旦他们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沙皇会不顾一切地将他们逮捕、下狱，没收其财产。

　这种把全国所有阶层的人都变成奴役对象的国家农奴制度，是近代国家中最落后的形态之一，自然就成为众矢之的。农民人数最多，最受压迫剥削，是历次革命的主力。随着近代工业而出现的工业劳动大军既受资本主义的剥削又受沙皇专制制度奴隶般的奴役，是接受革命思想最快、最容易动员和组织的革命中坚。俄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同沙皇专制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沙皇专制制度则是俄国资本主义迅速自由发展的主要障碍。代表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在1905年革命中也提出了一个相当激进的纲领。即使贵族也对这种专制独裁的制度不满。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革命就是由一批贵族青年发难的，而这次革命实际上便成为俄国民主革命的开端。此后，不论是民粹派的革命运动，还是1905年革命、1917年革命都把推翻沙皇专制政权作为首要目标。应该说，1905年和1917年的革命都是全民反对沙皇政权、争取人民解放的大革命。

　第二，军事强国主义。历代沙皇几乎都是穷兵黩武，贪得无厌，不断向周边国家和民族进行侵略和扩张。列宁称沙皇俄国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是十分确切的。在不断扩张的过程中，沙皇俄国常常力不从心，而且要同其它先进或强大的国家和民族进行交往和发生冲突。落后经常使它失败或达不到目的。沙皇政府就扮演了推行改革、发展经济、尤其是发展工业的倡导者的角色。它的目的就是尽力增强国家军事力量。因此，它总是以战争为动力，用政府的强制手段征集全国的资财，因而就大大加重人民的负担。军队耗费着很大一部分国家预算和资源。从1860年到1913年，俄国的军事预算占国家总预算的48%。这种军事强国主义和不断地侵略扩张，一方面给国家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给人民的生活带来无穷的灾难，另一方面，随着对周边国家领土的侵略和对其他民族的统治，就使民族矛盾和冲突成为沙皇俄国的另一致命的赘瘤。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不顾帝国面临的严重危机，依然热衷于争夺新领土和势力范围的战争，结果便引起了1905年的大革命和1917年的大革命。造成沙皇帝国崩溃的直接原因就是战争。战争不仅使沙皇政权垮台，而且也使临时政府失败。战争造成的极度紧张是爆发革命的关键因素。

改革的障碍与改革所造成的条件

　不错，俄国从彼得大帝开始就向西方学习，不断进行由上而下的改革，逐步使国家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改革也确实使俄国在国家管理、社会生产、文化教育和国防力量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特别是亚历山大二世进行的解放农奴、地方自治、审判制度和义务兵役等四项重大改革，曾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改革时代，使俄国在19世纪的后40年迅速进入了工业化的新时期。改革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连极端保守和平庸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1905年革命的强大压力下，也发表了设立国家杜马的《十月十七日宣言》，进行了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但是，改革为什么没能拯救这艘在风雨飘摇中的大船?这是因为，由沙皇及其大臣所推行的这些改革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历届沙皇的改革都是以维护和加强沙皇专制政权、增强国家军事力量为主要目的。改革和革命所经历的途径和采取的方法不同，而要达到的社会目标则应是一样的。改革同样要排除妨碍社会前进的阻力，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调动基本生产者的积极性，提高行政管理效率，解放社会生产力。彼得大帝和叶卡特琳娜二世的改革主要是为了建立有序的集权制度，并没有触动俄国基本的社会结构。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开始触及俄国的社会问题，要用解放农奴、地方自治、改革审判制度等办法促进俄国工业的发展。但是，实际上仍然在加强君主独裁和他的精神权威。一旦碰上波兰起义和剌杀皇帝这两件对沙皇及其权威具有威胁的事件，改革便急剧放慢甚或半途而废。

　其次，俄国的改革受沙皇个人的才智、性格和好恶的绝大影响。遇上一个有眼光、有才略并能知人善任的皇帝，改革就可能出台和实施，而遇上一个守旧、懦弱或鼠目寸光的皇帝，改革不仅无从谈起而且还会从已有的基础上后退。在叶卡特琳娜二世之后，暴戾凶残、反复无常的保罗一世就使叶卡特琳娜二世统治晚年蓬勃发展起来的社会与文化生活受到严重的摧残。至于在亚历山大二世之后，庸碌、狭隘、反动的亚历山大三世和性格软弱、头脑迟钝、顽固的尼古拉二世所进行的"反改革"，便是人所共知的例子。

　第三，在俄国的发展中首先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和政治民主化的问题。在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中，虽然有2000多万农奴从私人地主手中获得解放，分到一小块土地(平均不到3俄亩)，沙皇在这次改革中极力维护地主和政府的利益，不仅把原来由农民耕种的部分土地割给了地主，地主保留了份额大得不成比例的牧场、草地和森林，而且农民还要为自己的小块地付出很高的赎金。这次改革仅仅是为国家着想，不是出于对农民的关怀。农民并没有因此而取得同其他人一样的法律地位。农民仍被束缚在村社中。政府授权村社维持治安，征收税款和赎金。为了保证税收的完成，村社一般不允许农民离开。村社实行定期重分土地的制度和耕作上的三田轮作制。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农民分得的土地越来越少，由于耕作制度的限制，分给农户的地块越来越小。这不仅影响了农民改善土壤和改进耕作技术的积极性，而且土地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1891～1892年的大饥荒引起了新的农业危机。在1905年的革命中，斯托雷平于1906年开始了新的土地改革。政府准许农民退出村社，巩固作为他们个人财产的分配地，并尽量把皇室和国家的土地转交给农民银行，以便出售给耕种这些土地的佃户。在改革的过程中有些地方有25%的农户分得了土地。在俄国欧洲部分，截止1915年，从村社中独立出来的农户共约250万户，共有1690万俄亩土地变为农民私产。斯托雷平是要支持农村中的富裕户建立独立田庄，以便在农村中培植一个支持沙皇政权的中产阶层。结果分给农民土地的一半，通过各种途径落入富农手中。农村中的大多数农民因而更加少地和贫困。因此，在1917年的革命中，广大农民强烈要求把所有可耕地平均分配。土地问题就成为引起革命的重要根源。

　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个问题在俄国的改革中也没有得到解决。亚历山大二世只在俄国欧洲部分的省和州设立了乡村议会，即地方自治会，对中央的政权机构并未改革，而地方自治机关后来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日俄战争以后，国内要求公民权利、政治自由、按民主方式进行宪政改革的呼声高涨起来。1905年10月，在全国如火如荼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压力下，尼古拉二世颁布诏书，答应给人民以充分的公民权，并在广泛的普选基础上选出具有立法权的杜马。但当政府取得了镇压革命的成效以后，尼古拉二世反悔了，发布敕令规定：杜马提出的建议，必须经国务会议和沙皇的同意才能成为法律。杜马对国家预算的监督权和立法动议权也被缩减到最低限度。在杜马召开的前几天，颁布了新的"根本法", 违反"十月诏书"的精神，规定沙皇仍然行使专制君主的至高权力。随后产生的几届杜马实际上成为沙皇手中的玩物。第一届杜马中，将近一半代表是农民。政府之所以给农民较多的名额是想让他们起一种缓冲作用。但农民代表在杜马会上强烈地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加之一些杜马成员要求建立责任内阁，由于沙皇丝毫不肯让出他的专制权力，杜马被解散。第二届杜马中，社会民主党有65名代表，左派力量加强。斯托雷平诬指社会民主党代表从事颠覆活动又解散了这届杜马。第三届杜马选举时，沙皇政府让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占了多数，实际上使这届杜马成为御用工具。最后一届杜马连经人民选举产生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因反对战争也被沙皇投入监狱和流放。尼古拉二世时代的国家杜马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立法机关。

　事实证明，改革主持者实际上也是改革的障碍。只要沙皇专制政权继续存在，就不会有人民的解放和政治民主化，俄国也不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人民从沙皇改革的现实自然会得出结论，只有推翻沙皇政权才是唯一出路。

　从另一方面说，改革也为革命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从实行地方自治人们很容易想到国家的立宪政体。事实上后来的立宪民主党人大部分就是从地方自治机关及其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立宪民主党早在1905年的第二届代表大会上就制订了一项比较激进的纲领，要求在普选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同时还要求实行以有限赔偿没收私人庄园在内的社会改革。立宪民主党人在战争期间揭露沙皇政府的腐败无能，提出建立进步联盟的主张，不能说对二月革命的发生没有任何作用。国家杜马虽然是沙皇的装饰品，但杜马的建立以及它与沙皇之间的斗争就证明沙皇专制制度并非神圣不可侵犯。事实上，在二月革命中是杜马成员策划和逼迫沙皇退位的。改革导致西方思想的传入和大批知识分子的产生与成长。知识分子是1917年革命的宣传鼓动者和革命的具体策划者。同时，沙皇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改革使广大农民进入了军队，这些被组织起来的穿着军装的农民就成为1917年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从二月到十月的转变

　既然沙皇专制制度是引起革命的主要根源，那么，二月革命已推翻了沙皇政权，转向十月的原因在哪里?还能

不能说沙皇专制制度也是十月革命的主要原因?
1917年二月革命是突然来临的。当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期，担任俄军总司令的尼古拉二世正在莫吉廖夫的前线大本营。他控制不了首都彼得格勒的局势，革命迅猛发展。国家杜马委员会乘机对他施加压力，并派代表规劝其退位。革命比较容易地取得了胜利。尼古拉二世退位了，但他的影响仍然在。用列宁的话说就是"沙皇君主制度被打垮了，但是还没有被彻底摧毁"。3杜马临时委员会的代表几乎是乞求尼古拉二世退位的，而连临时政府的总理及主要部长的人选也由杜马代表报他钦定。而且作为沙皇专制政权的主要支柱的军队仍然原封未动。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后还任命了接替他的总司令。其他如总参谋长、各战区司令依然由沙皇的将领各任其职。正是由于有这支军队存在，临时政府才得以坚持沙皇的战争政策。只要沙皇军队还存在，就时刻存在着革命失败和君主制复辟的危险。就在1917年的8月下旬便发生了科尔尼洛夫将军企图以军事力量恢复专制的事件。而正是临时政府在前线进攻的失败和科尔尼洛夫叛乱的被粉碎，造成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在十月武装起义中，布尔什维克在军队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争取了首都卫戍部队和部分前线的士兵，为革命胜利创造了决定性条件。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还和沙皇的将领所领导的军队进行了近三年的国内战争。应该说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一直到内战结束才告完成。

　广大俄国人民之所以投入1917年的革命斗争，是为了打倒专制沙皇获得自身的自由和民主权利，为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以便人民有面包吃。但是，这些最紧迫的现实问题并没有随着沙皇的倒台而得以迅速解决。临时政府实际上是在革命洪流中捡了一个政权。它没有实力，因为一些成员同沙皇政权之间有着各种关系，而另一些成员则是靠哗众取宠成为不着实际的社会名流，就使政府缺乏革命政权应有的果敢与魄力。临时政府继续帝国主义的战争，把农民的土地问题推到立宪会议去解决，而立宪会议的召开又遥遥无期。这样，广大人民群众期望于革命的东西都未得到。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正是抓住了形势的这一特点，继续?quot;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把广大群众动员到自己的旗帜下，推翻了临时政府。十月武装起义一胜利，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首先通过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 实际上仍是完成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任务。

　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残暴的沙皇恶贯满盈，犹如坐在一座火山顶上，下面是满腔怒火的俄国人民，一旦火山爆发，旧的法律和秩序即被摧毁净尽。严格说来，二月革命是无政府主义对专制主义的胜利。二月革命以后，俄国立即成为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的国家之一。在沙皇专制制度下，不允许人民有任何自由与权利，人民因而缺乏自由与纪律的正确观念，也没有民主的素养和习惯。所以，当时自由得没有任何秩序，没有权威、也没有法律和规则，完全变成一种无政府状态。光政府就有三个，除了通常说的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上面已提到的军队司令部也是一个权力中心。随着沙皇的被打倒，俄国大地上一下子党派林立，各类组织不计其数。革命前就存在的立宪民主党、十月党、人民自由党以及社会革命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和人数较少的劳动团都成为政治上最活跃的政党，而且这些党派又都分裂出各种派别。孟什维克就有占主流的中派集团、左派国际主义者、统一派等，还有近于孟什维克国际派?quot;新生活派"。社会革命党也分裂出右派、左派和最高纲领派。在立宪民主党中，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后也分裂出一个社会活动家社。还有一个后来合并到布尔什维克党的区联派。群众性的组织和机构有：工兵代表苏维埃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士兵委员会、前线的军队委员会、舰队委员会、职工会、工厂委员会、全俄铁路工会、邮电工会、商业工会。还有全俄合作总社、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以及临时政府根据普选制选出的市杜马。沙皇时代的杜马临时委员会也还在活动。还有一些金融寡头和工业贵族、地主的组织，还有教授、新闻记者的组织，军官联合会，哥萨克军队委员会，圣乔治武士团等等。

　众多的党派和组织代表了众多的政见和主张。正像我们从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中看到的，俄国到处是人群，到处是机构，到处在开会，到处在进行无休止的讨论和争论，到处可以听到不同的消息和看到各种传单和宣传物。4政党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而过多的政党和组织，又没有一个共同遵守的法规，就变成为无序的民主、极端的民主，变成一种无组织、无纪律、无法集中的无政府状态。临时政府没有实际力量也没有任何权威，在不断的群众游行示威和反对声中，多次发生危机，不断改组。苏维埃的领导人经常摇摆不定，无所作为。除了布尔什维克党，其他政党大都形不成统一的意志。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正是利用了这种混乱局面，利用了当时的民主条件和无政府状态，发挥了自己队伍的长处，推翻了临时政府，夺得了政权。

　关于1917年俄国革命的后果

　1917年革命是俄国历史发展的一次重大转折，也是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重大转折。革命结束了长达300年的沙皇统治，使沙皇主导的通过普鲁士式的道路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告一段落。革命也使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等在俄国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尝试终于失败。1917年的革命开创了一个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在俄国实践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在沙皇俄国的基地上建立了多民族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进程。

　俄国的社会主义并非俄国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产物，而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克党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俄国人民所作出的一种选择。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就是：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先后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所引起的各种矛盾充分暴露出来，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已走投无路，社会主义因而成为很有影响的思潮。俄国在19世纪处在一个大转折的时期，全国一直在激烈的争论和探索国家的走向。由于俄国存在着具有公有制特征的农村公社，甚至连马克思在1881年回答查苏里奇的提问时也设想"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5在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新秩序未能建立起来，国家出现了一种严重的无序状态。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极端严重的社会经济灾难使国家频临崩溃的边缘。由乱而治，由无序走向新的有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早在建党初期，列宁就明确地提出，社会民主党争取达到的最终目的--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他批判俄国的经济派等的"自发论"，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 "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他反复强调，工人阶级不会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资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列宁强调，要革命首先要有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有明确政治纲领和严密组织纪律的党。列宁有一句名言："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的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6 二月革命以后，列宁立即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7他在《四月提纲》里明确地说："目前俄国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级手?quot;。他认为，工人代表苏维埃是未来革命政权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在当时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列宁的口号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在论述苏维埃政权与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根本区别时列宁特别指出：这个政权直接依靠革命的夺取，而不是依靠由议会预先讨论并通过的法律。后来，他又进一步说："这种政权就是专政，就是说，它不依靠法律，不是依靠形式上的多数人的意志，而是直接依靠暴力。暴力是专政的工具。"8
在1917年6月初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苏维埃的领导人之一、著名的孟什维克策烈铁里在发言中说，俄国没有一个政党会表示决心要掌握全部政权，列宁立即插话反驳说?quot;有这样的政党", "布尔什维克准备夺取全部政权。"9到1917年的10月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后，全部政权就落到布尔什维克党的手中。

　按照当时公开宣布的文件，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政权叫做苏维埃政权。领导起义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把政权交给了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农政府的决定》说："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成立工农临时政府管理国家，临时政府定名为人民委员会"。行政权属于人民委员会，"监督和撤换各人民委员的权利，属于全俄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quot; 10根据这个决定，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应该是最高权力机关。正式政府似乎还要由立宪会议产生。这届政府，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参加，是由清一色的布什尔维克组成的。不久，列宁就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而作的发言中直接了当地说："政权属于我们党。"11苏维埃政权为什么就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权呢?列宁在1917年11月5～6日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言--告全体党员及俄国一切劳动阶级》中做了这样的解释："在俄国，已经争得了苏维埃政权，因此，政府由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转到另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无须经过任何革命，只要通过苏维埃的决议、苏维埃的改选，就可以实现。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占了多数。因此，只有这个党组织的政府才是苏维埃政?quot;。12从这一解释看，苏维埃政权仍是多党政权，只是政府是由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党组成。事实上，从苏维埃政权一建立，苏维埃的领导人就是由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决定的。在1918年1月5日，布尔什维克党用暴力驱散了立宪会议以后，其他政党就逐步被排除出苏维埃，不只是立宪民主党、十月党，而且就连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不久都被宣布为反革命政党。在苏维埃年代，实际上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也就是后来正式改名的共产党是唯一合法的政党，苏维埃政权也就是一党政权。在苏维埃年代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季诺维也夫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共产党的专政"。虽然季诺维也夫的这句话后来受到斯大林的批判，但这句话的确道出了问题的实质。

　在1923年初，列宁在其最后的几篇文章和信件中解释了俄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他承认："我国的文明程度还够不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毫无出路的情况下，工农夺取了政权，这就使俄国走上与西欧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俄国的政治革命和社会变革先于文化变革、文化革命"，也就是先夺取政权，"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13，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

　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党政权，利用这个政权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1917年俄国革命后果的第一个方面。

　怎样利用无产阶级的政权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呢?在号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四月提纲》中，列宁只是提出："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国内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由当地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 "立即把全国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国家银行，由工人代表苏维埃进行监督"。在这里，列宁明确指出："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14在1917年6月初列宁宣布"布尔什维克准备夺取全部政权"的全俄苏维埃大会上，列宁在解释自己党的纲领时也只谈到，公布资本家利润、逮捕50～100个最大的百万富翁等。比较详细地论述布尔什维克党的社会主义纲领和政策，是列宁在1917年9月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两本小册子。这时已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前一个月，当时国内的经济生活已到了彻底崩溃的边缘，列宁在自己的小册子中充分论证了只有采取社会主义措施和步骤才是唯一出路。他的基本思路就是实行"国家监督"：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由国家监督它的业务，或实行银行国有化；把各个辛迪加即资本家的最大垄断组织收归国有；取消商业秘密；强迫工业家、商人以及一般企业主辛迪加化；强迫人民联合在各种消费合作社中，或奖励这种联合并且对它们实行监督，调节消费；实行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义务劳动制。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劳动手册，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列宁称这种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计算和监督的制度为"社会主义的实质".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在初期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基本上就是这些方面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

　在俄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之前，世界上还没有社会主义实践的先例。俄国又是一个资本主义未得到充分发展的农民仍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建设，显然存在着极大的困难。

　建立由国家垄断的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是1917年俄国革命后果的第二个方面。

　关于俄罗斯帝国这一历史遗产，列宁本来是持否定的态度。列宁谴责"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在俄国那样，国内大多数居民是受压迫的。大俄罗斯人只占人口的43%，即不到一半，而其他一切民族被当作异族看待，没有任何权利。"15他决心用瓦解帝国来换取革命胜利。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列宁就提出"民族自决权"的理论，作为瓦解俄罗斯帝国的强大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又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著名口号。他指出，大俄罗斯人"保卫祖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希望沙皇政府在一切战争中遭受失败，这对9/10的大俄罗斯居民危害最小。在1917年的革命中和革命后，列宁支持或承认了芬兰、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他甚至也承认了乌克兰的独立。不过，列宁的"民族自决"是针对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的。至于到了社会主义，他认为民族有了融合的基础。所以，在1922年底，在列宁思想和原则的指导下，由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外高加索的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等6个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在沙皇俄国的基地上建立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是1917年俄国革命后果的第三个方面。

　在俄国实践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列宁在世时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开始，他试图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实践证明，这条道路走不通。1921年以后又实行新经济政策：放松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国家对经济生活的严格控制，恢复市场，允许农民经济比较自由的发展，允许个体经济和部分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在国营企业里也实行经济核算制，让苏维埃经济同农民经济按照自由工商业的原则在市场上结合和交换。后来，列宁又强调，要进行文化革命，要实行合作制，要改善苏维埃国家的政治制度，吸收工农代表参加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发挥技术专家在国家管理部门的作用，反对个人专权，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行政手段，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列宁在最后所设想的是至少在几十年中要形成一种多种经济并存、发展商品经济、实行民主管理、各民族真正平等、人民群众能够对国家机关及其最高领导进行有效监督的体制。

　在列宁之后，经过20年代的党内大争论和大斗争，斯大林利用了对自己有利的条件和手中的"无限权力"，翻云覆雨，纵横捭阖，战胜了所有对手，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他为苏联社会主义所作的选择因而也取得胜利。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最后是在斯大林时期定型。1917年俄国革命的后果与原因之间的相悖现象在这以后更加明显了。

　不能说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体制同列宁奠定的基础无关。斯大林把列宁时代形成的基本制度推向极端，变成了有斯大林时代特点的新制度。列宁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执掌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在季诺维也夫的口中，无产阶级的专政就是共产党的专政，而在斯大林的实践中，共产党专政就是总书记个人的独裁和专政。列宁强调苏维埃主要依靠暴力，斯大林就提出不断地开展和加强阶级斗争，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权力机关，滥施暴力，不仅把所有政治对手和有不同意见的人打倒在地，从肉体上消灭，造成了千百万冤假错案，而且把全国人民也置于强大权力机关的束缚之下。列宁提出用苏维埃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强调"国家监督"，斯大林则把整个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意识形态与政权紧密结合为一体，建立了一种以国家所有为基础、实行高度集中的国家计划和行政管理、由国家统一分配消费资料、全国人民都为国家服务和依附于国家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

总结分析

认真分析起来，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同列宁至少有以下的不同。

^[1]

一、列宁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始终把俄国的革命和建设放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进程中去思考。在1905年他就提出，俄国的革命将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革命能否胜利取决于能否真正成为世界革命的序幕。1917年，他坚信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将是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多次说过，俄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的援助就没有最后胜利的保障。他寄希望于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即使到1923年初，他还要求一定要把俄国的工人政权坚持到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斯大林则是"一国社会主义"论。他认为，在其他国家于相当长的时期内保存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在俄国这个技术上经济上落后的国家里，没有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没有技术上经济上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国家援助"，单靠俄国的自身力量就能够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使本来同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变成同一个国家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被局限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而这个国家又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这就必然使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带上浓厚的俄国国家和民族的色彩。斯大林把资本主义的武装干涉看作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唯一障碍和旧制度复辟的主要危险，这就必然把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高目标定在加强国防和准备反击侵略上，实际上就只能走上军事强国主义道路。

　二、列宁要瓦解压迫占人口半数以上的非俄罗斯民族居民的俄罗斯帝国，在国内建立各民族真正平等的社会主义联盟国家，在外交上承认已取得独立的国家，废除沙皇政府同其他国家和民族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就是说，列宁要同沙皇帝国彻底决裂，结束沙皇俄国的侵略和扩张的传统。斯大林则继承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衣钵，他不仅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变成了一个完全由总书记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中央集权的仍然实行大俄罗斯主义的极权国家，加入联盟的各共和国失去应有自主权，而且把已经取得独立国家地位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重新并入苏联，还同希特勒德国又一次瓜分了波兰，夺取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乘机攫取了德国、日本、芬兰和中国的部分领土。斯大林还把他的强权扩展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实际是在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恢复了帝国。

　三、列宁基本上是一个西方派。他比较全面地学习和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从一登上政治舞台就参加俄国问题大讨论，批判旧俄国的历史传统，揭露沙皇制度。他批判民粹派试图绕过资本主义在俄国村社的基础上建立农民社会主义的主张，他也反对托尔斯泰的非暴力运动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他熟悉西方国家的历史，侨居国外多年，深受欧洲民主制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和熏陶，尽管他是个集中主义者，但在党派斗争中一般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行事。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往往以法国大革命为鉴戒。在经济建设上他也多以西方国家的经验为基础。他主张公有制但并不留恋俄国的村社制度。对于小农，他主张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合作社。斯大林则更多地继承了俄国的历史传统。他欣赏彼得大帝的用野蛮的手段对付野蛮。他甚至崇拜伊凡四世的残暴。他也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勿宁说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是俄国式的。他的思想方法基本上是"二者必居其一"的两极思维，他不懂也不用辩证法，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反革命、正确与错误都完全对立起来绝对化。他把沙皇俄国时代束缚农民的村社制度以及使全国人都处于对国家和政府的依附地位甚至对政治犯实行苦役和流放等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下来。所以，斯大林是一个十足的斯拉夫派。

　笔者之所以认为1917年俄国革命的原因和后果之间存在着相悖现象，主要是从大的历史发展进程和趋势上来说的。因为经过7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终于解体了，苏联社会主义并没有达到国家完全现代化的目标。尽管这样，笔者并不否定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在实践社会主义的几十年里，俄国经济和社会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主要表现在利用苏维埃政权的力量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完成了一次产业革命，同时大大促进了国家的城市化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国家的国防力量达到空前的高度。但是，也不否认，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又影响了国家民主化和社会文明化的进程，阻碍了现代化的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经济上的畸形体制也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更大提高。

几点经验和教训

分析了1917年俄国革命原因与后果之间的相悖现象以后，应该从中引出哪些经验和教训呢?

　第一，要正确地对待政权问题。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夺取政权的重要意义，提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他抓住1917年俄国的特殊机遇，夺得了政权，并利用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在比较落后的俄国开始了社会主义的实践。在十月革命以后的一个时期中，苏联成为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学习榜样，而社会民主党人则被视为缺乏革命意识的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变迁，特别是苏联共产党政权的得而复失、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途夭折的实际教训，使人们不得不思考，政权也并非万应灵丹，苏联共产党恰恰是把政权力量用过了头而走向了反面。还应该正确地、全面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两层含义。任何事情都有个客观条件的问题。恩格斯说过：工人阶级最大的历史灾难莫过于在还没有准备好以前就夺取政权。政权和其他东西一样也有两重性。它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可能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掌握政权以后时刻都要正确使用，决不能以为有了政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革命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应该主要表现在对生产者、对人的解放上。作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首先要给人民带来自由、民主和充分的公民权利。要达此目的，就要建立民主产生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法律程序。政府应根据各阶层的普选代表组成的立法会议讨论和通过的法律产生，而且依法治国，还要有健全的监督机制。只有这样的政权才能避免个别人用不正当手段篡夺它，也才可以避免因领导人的才智、信仰、品格等因素造成历史的逆转。

　第二，要使国家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协调发展。对人类历史用不同的方法打开段落进行研究是人类认识上的大进步。马克思以社会生产方式来划分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科学方法。但任何方法都只表现自己的特点，不应该是排他的。比如，关于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现代化的概念，现在就逐渐为不同意识形态的人所认同，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共同追求的目标。现代化就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经济结构、科学技术水平和社会关系等多方面的内容，而且完全是一个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过程。俄国的改革、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共同缺点都是没有解决政治民主化和合理调整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问题，特别是政治民主化拖了后腿，造成沙皇政权垮台又使苏联解体。所以，要较快地实现现代化，体制现代化是关键，一定要使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

　第三，要形成先进的社会意识，摒弃救世主哲学。这里所说的社会意识不只指通常所理解的指导思想，而是作为维护人类生存、维系社会关系、体现人的价值和行为准则、作为社会公德的思想原则。马克思主义承认，历史是人创造的，是人有意识创造的，肯定意识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马克思主义也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所以，人民群众从实际中形成的社会意识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流。认为先进的社会思想只能由少数先哲创造并从外部灌输给人民，这实际上仍然是一种救世主哲学。恩格斯就曾经说过，那些否定意识作用的恰恰把个别人的意识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沙皇俄国只有统治者的国家意识，没有形成人人都遵循的社会意识，俄国就只有特权而没有公民社会。革命后，新的权威崇拜代替了旧的权威。领导的思想变成社会的思想。千百万人的命运由一个人或少数人来决定。这就必然造成权力意志、个人崇拜，给国家的发展、人民的生活造成不可弥补的负面影响。因此，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摒弃救世主哲学，也是苏联70年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经验和教训。

参考资料

• 1． 1917年俄国革命 ．中国俄罗斯东亚研究网[引用日期2013-01-29]．

苏维埃（俄文：совет 的译音）

 

苏维埃标志

苏维埃（俄文：совет 的译音），意即“代表会议”或“会议”。因为俄国1905年革命时出现过一种由罢工工人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的代表会议，简称“苏维埃”。苏联议会的名称，起源于1905年俄国革命，苏联最高苏维埃由联盟院和民族院组成，联盟院按选区选举产生，民族院按加盟共和国等选举产生，行使苏联的立法权。中国共产党在1930年代建立的一些革命根据地议会也使用该名称，所以当时的这些革命根据地也称苏区。从此，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联盟诞生了。

简介

苏维埃本是俄文совет（soviet）的音译，意思是代表会议。起源于1905年俄国革命，当时是一种工人和士

苏维埃标志

兵的直接民主形式，其代表可以随时选举并随时更换，暗含着巴黎公社式的政权形式。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成为俄国新型的政权的标志，城市和乡村的最基本生产单位都有苏维埃，苏维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可以立法，还可以直接派生行政机构。然而，对于当时的中国农村而言，苏维埃的原义实在是过于生僻了，不仅绝大多数红色区域的农民始终不甚了了，就是相当多的共产党人也未必清楚。据一直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的张国焘回忆说，农民根本弄不清楚苏维埃是怎么回事，广东的农民知道著名共产党人苏兆征，因此就把苏维埃当成苏兆征的弟弟。

而湘赣边区的农民则管苏维埃叫“埃政府”因为当地方言“埃”就是我的意思。实际上，农民的这些误解是有几分道理的，对于大多数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来说，他们理解的苏维埃，就是共产党的政府和"埃（我）政府"。这也是为什么在四面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和包围中，这种政府依然能够立得住的原因之一，就当时的大多数时间而言，苏维埃的确是农民最喜欢的政府。^[1]

历史

1917年二月革命时期，俄国各地成立了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和农民代表苏维埃，作为劳动人民的政权

机关，与当时的临时政府并存。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人民在B．И．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胜利的当天即召开了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从此，苏维埃成为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十月革命胜利后，合并为工农兵苏维埃，成为各级国家的权力机关。1934年改称劳动者代表苏维埃。

1917年11月～1918年3月，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18年1月25日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宣布俄国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同年7月10日，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根本法）》（简称苏俄宪法），确立了以苏维埃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

1922年12月30日，苏联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联盟条约》和《联盟成立宣言》，宣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1924年1月31日，苏联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简称苏联宪法），确认苏联为统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联盟国家。1934年苏联宣布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已占统治地位。

苏维埃

1936年12月5日苏联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宪法，进一步完善了苏维埃制度。

1977年10月7日第九届最高苏维埃第七次非常会议通过苏联宪法。该宪法继承前三部苏联宪法的思想和原则，宣布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宪法以专章规定了苏联的政治制度，宣布苏联是社会主义全民国家，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国内各族劳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规定苏联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人民代表苏维埃，并规定苏联共产党是苏联政治制度的核心。（注：苏联最高苏维埃是苏联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构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1988年12月以后，苏联多次修改宪法，其政治体制不断变化，1989年，最高苏维埃改作人民代表大会，由大会选举了第一任总统。直至1991年底苏联解体，苏联解体后，苏维埃这个权力机构已不存在。

编辑本段发展状况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根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年轻的苏维埃国家于1918年12月8日在莫斯科成立了自己的最高军事学府——工农红军总参学院。在这段十分艰难的时期，摆在学院面前的首要任务是为红军培养军事干部，而且要在学制缩短和艰苦的战争条件下完成，任务非常艰巨。

来自工农红军的第一期学员一半以上出身于工人和农民家庭，有25%只有初等教育程度。苏维埃政府始终关注学院的问题。包括人民委员会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和其他领导人在内的国家重要领导人不止一次地视察学院并帮助解决了许多紧迫的问题。

苏维埃政府用最好的干部充实学院。1918年10月11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命令，从全俄总参谋部和军事部门各总局调一批军事专家到学院任教，其中包括А.А.斯韦钦、В.Ф.诺维茨基、Е.И.马尔蒂诺夫、Г.И.杰奥多里、Н.А.达尼洛夫等著名军事指挥员和学者。

在学院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和政府的关怀下，学院圆满完成了所赋予的任务，其成绩得到苏维埃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高度评价。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别命令指出：“在国内战争中……在苏维埃政权经受严峻的战斗考验的紧要关头，红色总参谋部军官们响应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号召，加入到正规红军的行列中去，在不同的岗位上以年轻的革命热情，不可阻挡的勇气和忘我的工作精神，为保卫革命的事业注入了共和国最顽固的敌人也不能抵挡的强大精神和活力。”许多早期学员成为后来的著名苏维埃军事指挥员，其中有К.А.梅列茨柯夫、В.С.波波夫、В.Д.索科洛夫斯基、И.В.丘列涅夫等。

苏维埃

在国内战争期间，苏联同时存在2所专业相同的总参军事学院：一所是站在白军一边的尼古拉总参谋部学院，一所是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学院。而前者的最后一批学员于1921年底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俄罗斯岛）的第3西伯利亚步兵团的兵营里毕业。

国内战争结束后，由于军队大规模裁减和对战役战略层次指挥员的需求减少，1921年，学院转为以培养战术指挥干部为主，改名为工农红军军事学院。但教员队伍没有发生变化，高级指挥人员的培养也没有中断。培养高级指挥人员的机构最初是军事学院高级集训班，后来是高级首长进修班，从1931年起改为战役系，该系成为1936年4月重建的工农红军总参学院的基础。

在集训班（进修班）的毕业学员中有Г.К.朱可夫、И.С.科涅夫、К.А.梅列茨科夫、К.К.罗科索夫斯基、В.Г.索科洛夫斯基、С.К.铁木辛哥、Ф.И.托尔布欣等许多卫国战争著名将领。1941-1945年的伟大卫国战争著名的统帅和英雄Л.А.戈沃罗夫、П.А.库罗奇金、А.И.安东诺夫、А.М.华西列夫斯基、И.Х.巴格拉米扬、Н.Ф.瓦图京、М.В.扎哈罗夫等都是学院的第一期学员。

在战前的5年时间里，学院共培训了超过600名具有高级军事业务水平的中、高级军官。正是他们在实践中出色地运用了学院在战前创立的“纵深进攻战役”理论。学院成为培养真正统帅的学校，这些统帅在前线和总参谋部证明了苏联军事理论与实践具有最高水平。

学院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奠定了苏维埃军事科学的基础。在这一时期出版了А.А.斯韦钦的《战略》和《军事艺术自古至今的演化》，В.К.特里安达菲洛夫的《现代集团军作战特点》，Г.С.伊谢尔松的《军事学术的发展》，Н.Е.瓦尔福洛梅耶夫的《突击集团军》和《进攻战役》,В.А.梅利科夫的《大型诸兵种合成兵团的组织》和《根据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经验谈战略展开》等一批有价值的科学著作。

^[2]

А.А.斯韦钦、А.Е.斯涅萨廖夫、М.В.伏龙芝、В.Ф.诺维茨基、А.А.涅兹纳莫夫、М.Н.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名字被永远载入学院史册。В.К.特里安达菲洛夫、М.Н.图哈切夫斯基、Г.С.伊谢尔松及其他军事思想家对武装斗争的深刻形式进行了的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经过卫国战争检验的纵深进攻战役理论今天仍是世界军事科学之林中的一朵奇葩。

三十年代中期，由于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日益增加，扩充和加强苏维埃武装力量极其需要培养大量的高素质高级指挥员，这一任务被赋予了1936年11月重建的工农红军总参学院，学院同时仍承担研究现代军事科学重要问题的任务。此时院长由基辅特别军区参谋长Д.А.库钦斯基担任。学院内荟萃了当时苏联军事科学界的全部精英、最优秀的教育家和教学法专家。138名指挥员成为第一批学员，其中有Л.А.戈沃罗夫、П.А.库罗奇金、Г.К.马兰京、А.И.安东诺夫、И.Х.巴格拉米扬、А.М.华西列夫斯基、Н.Ф.瓦图京这些后来的著名卫国战争将领。

1936-1941年，有5期学员从学院毕业。800多名受过高等教育的指挥员和高级参谋人员被充实到军队中去，他们构成了各战役军团、总参谋部、国防人民委员会各局指挥人员的骨干力量，在卫国战争期间担负起了领导这些部队和机构的艰巨任务。

学院这一时期的劳动成果不仅在学院内发挥作用，还被红军战役层次的指挥人员所使用。最有名的著作有Г.С.伊谢尔松的《新战争形式》（1940年），该书在研究西班牙内战和1939年德波战争作战经验的基础

苏维埃

上，得出了关于战争发动方式和初期作战形式的有益结论。1940年出版的《作战词典》具有重要的科学和实践意义，直到60年代中期总参军事学院编纂的《基本军事术语词典》问世之前，它都是军事理论家和实践家的参考资料。А.И.施特罗姆伯格（将军）、А.В.基尔比奇尼科（将军）、П.П.伊奥诺夫（旅长）、Б.П.杰普林斯基（旅长）、Н.И.特鲁别茨基（旅长），Д.М.卡尔贝舍夫（师工程师）及其他学者则就各兵种的战斗和战役使用问题著书立说。作者们的许多论点在卫国战争中得到了证实。学院完成了其主要任务。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卫国战争中苏联军事学术取得了对德国战略家的胜利，这一胜利的创造者们也是学院的毕业生。其中3人担任过总参谋长：Б.М.沙波什尼科夫，А.М.华西列夫斯基，А.И.安东诺夫；1人担任过总参作战局长：С.М.什捷缅科；5人曾担任方面军司令：И.Х.巴格拉米扬，Н.Ф.瓦图京，Л.А.戈沃罗夫，Г.Ф.扎哈罗夫，П.А.库罗奇金；13人曾担任方面军和军区参谋长，22人曾任集团军司令，265人曾任师长，82人曾在总参谋部及方面军、集团军指挥机构任要职；63人荣获“苏联英雄”称号，而3人荣获最高荣誉——胜利奖章，其中А.М.华西列夫斯基曾荣获两次。

战争年代，学院的工作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并按照经强化的大纲，对正规军的需要迅速作出反应。学院在此期间特别重视培训诸兵种高级指挥员。学院1942年4月9日易名为伏罗希洛夫高等军事学院， 也体现了学院这一新的活动方向。战争年代，2000多名红军军官和将军在这里接受了培训。为了表彰学院所建立的功绩，国家授予学院一级苏沃洛夫勋章。

作用

权利

其一，就权力来源看，议会民主制下的权力的合法性来自议会。政府或者直接由议会选举产生，或者按议会通过的特定法律组成。也就是说，权力的产生是以承认和遵循现存的法律秩序为条件的。而苏维埃则来自人民群众的直接创举，是直接的“夺权”，它是不承认现存的法律秩序的。在革命年代里，历史的发展和创造采取的是特殊的方法，即人民亲自登上政治舞台，他们“不承认无论什么人定出的任何法律和任何规章”，直接地使用暴力，实现政治自由，创立政权机关。世界上历次革命都是如此。苏维埃也不例外，它是在俄国革命中创造出来的政权机关，“这种政权就是专政”，“它不是依靠法律，不是依靠形式上的多数人的意志，而是直接依靠暴力”。

议会制

其二，在议会制下，人民选举代表治理国家，管理国家事务。在苏维埃制下，人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这表现在：第一，国家的最高权力全部属于人民，人民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人民代表组成单一的人民议会，即单一的议院。第二，用全民的直接武装代替脱离人民、同人民对立的机构即常备军和警察；国家的秩序由武装的工农自己来维持；工农武装力量同人民保持着极密切的联系。第三，官吏或者也由人民自己的直接政权取代，或者至少要接受特别的监督，变成不仅由人民选举产生、而且一经人民要

苏维埃

求即可撤换的官吏；他们处于普遍的受托者的地位，从领取资产阶级高薪和占据肥缺的特权阶层变为特殊“兵种”的工人。其报酬不超过熟练工人的一般工资。也就是说，在苏维埃制度下，人民对官吏不仅有直接的选举权，而且有随时撤换的权力，官吏不再是一种特殊的职业，而是人皆可为的。这样就保证了这个机构同群众、同大多数人民的极密切的、不可分离的、容易检查和更新的联系，而这是以往国家所没有的。也就是要“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所有的人都不能成为‘官僚’”。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原始民主”的许多东西都必然会复活起来，人民群众不仅独立地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独立地参加日常管理。“这样，所有的人将轮流来管理，因此很快就会习惯于不要任何人来管理。”第四，议会制下，人民除了在选举时或较少见的全民公决的情况下，一般是处在政治生活之外的。而苏维埃则依靠它的层层组织把广大劳动群众组织起来并卷入政治领域，“它为先锋队即被压迫工农阶级中最有觉悟、最有毅力、最先进的部分提供了组织形式”，是被压迫阶级的先锋队用来发动、教育、训练和领导这些阶级广大群众的机构。

生产单位代表制

其三，针对议会民主制中地域代表制存在的弊端，列宁明确提出用苏维埃的生产单位代表制代替之，即在苏维埃制下，选举单位和国家的基层组织不按地域划分，而是按经济和生产单位（工厂等）划分的。这种选举办法可以使苏维埃同各个行业和生产单位、经济单位建立密切的联系。此外，苏维埃的多级选举制也保证了广大群众与代表之间和政权机关的紧密联系，因为劳动者与基层苏维埃之间、基层苏维埃与上级苏维埃之间及各上下级苏维埃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相互依赖关系。

立法与执行结合

其四，苏维埃“能够把议会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制的长处结合起来，就是说，把立法的职能和执法的职能在选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结合起来。同资产阶级议会制比较起来，这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大进步”。巴黎公社已开始尝试废除立法权与行政权分立的议会制形式，目的是为了克服由这一形式产生的消极的一面。这种废除是以人民可以随时撤换、罢免自己的代表这一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手段为先决条件的。苏维埃力图继承这一传统。

新政权规定，苏维埃不仅把立法权和对执行机关的监督权集中在自己的手里，而且通过苏维埃全体委员把直接的执行法律的职能也集中在了自己的手里，以便逐步过渡到由全体劳动居民人人来履行立法和管理国家的职能。也就是说，苏维埃代表要亲自制定和通过法律，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实际执行的结果，亲自对自己的选民直接负责。这便是列宁设想的作为“工作机构”而不是“清谈馆”的苏维埃。

苏维埃

那么在什么意义上说它是“工作的”机构呢?第一，在经济上，它的成员是工作者；第二，在政治上，不是“清谈”，而是办事情，不是分立，而是结合；第三，把立法职能和行政职能结合起来——向消灭国家过渡，就是说，处理国家事务的将不是一个或几个特殊的机关，而是国家的全体成员。列宁认为，“现在必须把‘管理’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不仅有工厂劳动的换班，而且还有工厂劳动（农业劳动、一切体力劳动）和管理的彼此换班”。这是建立在另一种基础即高级基础上的“原始的”民主。

居民享受权利和自由

其五，资产阶级民主只限于宣布形式上的全体公民一律平等的权利，例如集会、结社、出版的权利，至多也就是在一些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取消过这几方面的全部立法限制。但实际上当局的实践及劳动者所受的经济奴役（这是主要的）总是使劳动者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下不可能稍微地享受到权利和自由。

苏维埃民主不是在形式上宣布权利和自由，而首先主要是让居民中曾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那些阶级能实际地享受权利和自由。为此，“苏维埃政权剥夺资产阶级的房屋、印刷所和纸库，并将它们全部交给劳动人民及其组织支配”。出版自由不再是假的，因为印刷所和纸张都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了；最好的建筑如宫殿、公馆、地主宅邸等也是如此。苏维埃政权把成千上万座最好的建筑物一下子从剥削者手里夺过来，这就使群众的集会更加民主百万倍……它也因而使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失败原因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苏维埃失败、苏联灭亡这个结局?这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个原因或者某一个人的失误。

客观原因

首先，从社会历史背景来看，俄罗斯这个国家有370年沙皇专制主义统治的传统，它缺少资本主义民主宪政的实践。沙皇专制的传统，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对民众有着深远影响，对最革命的共产党也有影响，这是客观原因。

共产党的领导问题

其次，没有解决好共产党如何领导苏维埃的问题。列宁时期还有党内民主，苏维埃民主已经不充分，多党合作的民主1920年以后已经不存在。如果能够发展党内民主、苏维埃民主和多党合作的民主，应该说苏维埃不至于败亡。最后，领导人个人的特点也起作用。如果列宁能够多活20年，苏维埃制度肯定不会变形、衰败。列宁是彼得堡大学法律系毕业，又在西欧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生活15年之久，还在俄国开创了社会主义民主制；而斯大林只是神职学校中学未毕业的学生，长期从事地下革命斗争，多次被逮捕流放，作风粗暴，缺少民主思想，贪图个人权力。

还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下台一般不会导致社会制度的变革，而在苏联和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一旦执政的共产党下台就产生了亡党亡国亡制，那么亡党与亡国亡制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内在联系吗?，苏联亡党以后就亡国亡制，表明这种国家和社会制度缺少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跟人民群众还没有血肉的联系。

它这种制度主要是靠一党专政强力维系着，跟人民群众没有打成一片、融为一体，所以一旦党垮台了，这种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都要垮台。随后一个问题是:有人提出苏联很多领导人都试图进行改革，然而到戈尔巴乔夫这一代领导人执政的时候经济改革失败了，他一转向搞政治制度改革，整座苏维埃大厦就灰飞烟灭，全部崩塌了。

苏维埃

政治体制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是，有人认为苏联剧变不是苏维埃的失败，而是背弃列宁创建的苏维埃政权的结果。其理由是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苏维埃是好的，党政领导职务合一是任何民主国家的正常体制，而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推行错误路线才把苏维埃政权搞垮了。

政治体制比政治路线更加重要。如果苏联实行的是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如果苏维埃是拥有实权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那么它就能够纠正执政党的错误路线。斯大林实行的并非一般的党政领导职务合一，而是首创了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等，从而把苏维埃变成橡皮图章、表决机器，甚至完全架空了。

所以，最后苏维埃既无法纠正斯大林^[3]从1929年起长期推行的急于求成的“左“的路线错误，也无法纠正戈尔巴乔夫后期推行的右的路线错误。可见，背弃列宁创建的苏维埃政权是从斯大林开始，到戈尔巴乔夫终结。因此，从苏联剧变应该汲取的首要教训是要大力加快改革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要发展并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自由。有了民主自由，加上科学理论指导，就能形成正确的政治路线；有了科学和民主自由，即便政治路线错了，也能及时得到纠正。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