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战报的中共抗日：难道“鬼子”造假

【2012年05月25日讯】近日，网络上对题为：《震撼：八路军全部战绩与日军战报的强烈对比》一文引民众喧哗。据悉，源于德先生探史中称：“看了这样的结果，差点崩溃。我不信！一定是鬼子造的假……”

以下是：中共军队的“战绩”与日军战报所刊登的：

1、平型关战斗

八路战报：歼灭日军1,0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167人，伤94人（儿岛襄着：《日中战争》，日本文艺春秋社1984年版）；

2、广阳伏击战

八路战报：歼日军千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伤亡63人（臼井胜着《中日战争》）；

3、晋察冀区反八路围攻

八路战报：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17人，伤52人；皇协军伤亡69人（臼井胜着《中日战争》）；

4、三次破袭平汉路

八路战报：歼灭日伪军1,2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2人，伤11人，无皇协军伤亡报告（《支那事变陆军作战》）；

5、冀中1938年春季反“扫荡”

八路战报：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6人，伤26人，皇协军伤亡71人（《华北治安战》）；

6、120师收复晋西北七城战役

八路战报：歼灭日伪军1,5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22人，伤51人，皇协军伤亡101人（《华北治安战》）；

7、易（县）涞（源）战斗

八路战报：歼日伪军1,4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9人，伤22人，皇协军伤亡40人（《支那事变陆军作战》）；

8、129师晋东南反日军九路围攻

八路战报：歼日伪军4,0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11人，伤10人，皇协军伤亡79人（《华北治安战》）；

9、晋察冀区1938年秋反围攻

八路战报：毙伤日伪军5,0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39人，伤132人，皇协军伤亡107人（臼井胜着《中日战争》）；

10、冀中区五次反围攻

八路战报：歼日伪军5,5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21人，伤65人，皇协军伤亡99人（臼井胜着《中日战争》）；

11、冀南1938年反“扫荡”

八路战报：毙俘日伪军6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3人，伤11人，皇协军伤亡16人（臼井胜着《中日战争》）；

12、冀南春季反十一“扫荡”

八路战报：歼日伪军3,0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37人，伤70人，皇协军伤亡81人（臼井胜着《中日战争》）；

13、115师陆房突围

八路战报：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10人，伤122人，皇协军伤亡67人（《华北治安战》）；

14、五台山区1939年5月反围攻

八路战报：歼灭日军宫崎部队8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4人，伤27人（《华北治安战》）；

15、太行区1939年夏季反“扫荡”

八路战报：歼日伪军2,000余，日军战报：日军亡7人，伤37人，皇协军伤亡70人（《华北治安战》）；

16、冀中1939年冬季反“扫荡”

八路战报：歼日伪军2,5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27人，伤89人，皇协军伤亡71人（《华北治安战》）；

17、北岳区1939年冬季反“扫荡”

八路战报：毙伤日伪军3,6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9人，伤34人，皇协军伤亡95人（《华北治安战》）；

18、平西区*年春季反“扫荡”

八路战报：歼灭日伪军800余人，击落日军飞机1架，日军战报：日军亡8人，伤40人，皇协军伤亡22人（《华北治安战》）；

19、冀中*年春季反全面“扫荡”作战

八路战报：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11人，伤91人，皇协军伤亡62人（《华北治安战》）；

20、抱犊崮山区反扫荡”“（亦称鲁南区*年反“扫荡”）

八路战报：毙伤日伪军22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9人，伤60人，皇协军伤亡58人（《华北治安战》）；

21、129师白晋铁路破击战

八路战报：歼日伪军6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2人，伤9人，皇协军伤亡12人（《华北治安战》）；

22、晋西北*年夏季反“扫荡”

八路战报：毙伤日伪军4,490余人俘53人（内含日军11人），日军战报：日军亡37人，伤107人，失踪3人，皇协军伤亡失踪201人（《华北治安战》）；

23、冀中*年夏季“青纱帐”战役

八路战报：毙伤日伪军2100余人俘伪军5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19人，伤22人，皇协军伤亡39人（《华北治安战》）；

24、百团大战

八路战报：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俘日军280余人、伪军1.8万余人，日军战报：亡302人，伤1,719人，皇协军伤亡失踪1,202人（《华北治安战》）；

25、太行区*年秋季反“扫荡”

八路战报：歼日伪军2,8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29人，伤60人，皇协军伤亡44人（《华北治安战》）；

26、冀中*年冬季攻势

八路战报：歼日伪军2,3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10人，伤27人，皇协军伤亡59人（《华北治安战》）；

27、太岳*年冬季反“扫荡”

八路战报：歼日伪军26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伤7人，皇协军伤亡15人；

28、晋西北*年冬季反“扫荡”

八路战报：毙伤日伪军2,5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8人，伤44人，皇协军伤亡102人（《华北治安战》）。

民众dailyoneletter称：“如果共军在一次战役中，歼灭了一千日军，侵华日军早就派飞机前去轰炸延安了。需知：侵华日军曾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大轰炸，日机空袭总计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

……

日军战报的中共抗日：难道“鬼子”造假

民主如何鞏固—試析辛亥革命中「革命軍起、革命黨消」論

 

民主轉型大體可分三個階段：自由化、民主化、民主鞏固。中國即將進入民主化階段，這是很多人的感知。如何爭取民主化的早日到來？建立起民主又如何鞏固之？參考歷史的經驗教訓，許多人做出各種思考。近年來一個比較普遍的誤讀，是對百年前辛亥革命過程中孫文及其學說的作用的「反思」。我在2011年初《黃花崗》雜誌第35-36合期上曾發表一篇長文「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細論孫文在辛亥革命的前期及初期的具體作用，尤其是武昌起義中的骨干隊伍及指導思想與他的深厚關係。本文將處理的是孫文在百年前中國進入民主化中期的作用，主要分析為何其作用未能充分發揮，以至於剛建立起來的民主未能鞏固，很快就坍塌了。這裡面的因素很多，本文僅就「革命軍起、革命黨消」論略作分析。
「革命軍起、革命黨消」論由章太炎提出。章是古文經學學者，性情極古怪。他將四個女兒分別以生僻怪字命名，據說當中三個很晚未能出嫁，沒人敢提親，怕讀不出這些字，老頭急了，才借一次宴會說出名字的唸法。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對宣揚民族革命有相當大的貢獻。如今知道《訄書》的人恐怕不多，但對《革命軍》則耳熟能詳。章為這本類似美國革命前《常識》一書的小冊子作序，並在《蘇報》發表，同時刊出〈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高倡排滿革命痛斥保皇改良，直呼清帝「載湉小丑」，為此繫獄三年。1906年夏出獄後，章太炎赴日參加了同盟會，並任同盟會機關刊物《民報》的主筆。
由於性情古怪自視甚高，章太炎與大凡交往之人皆易鬧翻。譬如和康有為、孫文。章在1898年底曾尊康為「哲人」、「君子」、「老聃」，貶孫文「瑣隸」、「不足齒」、「馬醫祠祆之徒」。又將二人比作「輿薪」與「秋毫」，稱康更為世人矚目，「百日之政，粲然見於記載」，一旦「柄用」，保皇改良必將大行其道；而貶低孫文「醫藥小技」，即便「鼓動黔粵之民，一旦果能揭竿而起，其有益於中國與否，尚未可知」。此時，章太炎尊保皇貶革命的立場顯而易見。然而不過一年多，章即與康鬧翻，轉而投向孫文革命黨，於是就有〈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主筆《民報》等等。可是又不到一年，稍不如意便對孫文惡語相向。1907年初，日本受清庭壓力驅逐孫文，但給了孫一萬七千元。孫當時急於發動起義（那年一口氣發動了四次起義），只留二千給《民報》。章勃然大怒，滿世界寫信指控孫文「貪污」，阻止各地捐款，從此與孫對立，甚至從同盟會分裂出光復會並自任會長，直至孫去世時的追悼會也不放過，還送對聯惡語譏諷。
「革命軍起、革命黨消」論在武昌起義後一兩個月流傳開來。1911年11月15日章太炎從日本回到上海，不久便高唱此論，得到原體制內的立憲派、舊官僚、舊軍人如張謇、湯壽潛等人同聲附和，造成相當影響，唱衰同盟會，吹捧袁世凱，以至許多革命黨人也動搖了。比如汪精衛。汪此時聲望極高，謀刺攝政王的義舉及獄中賦詩，一時為人傳誦。汪出獄後與袁世凱交往甚深，在袁及楊度等人面前與袁長子結拜，無異於認袁為干爹。汪自稱民主立憲黨人，和君主立憲党人楊度聯合發佈國事共濟會宣言，與「軍起黨消」論不謀而合。汪表面是南方議和參贊，實則偏向袁世凱，並影響到革命黨高層如黃興等人。汪指責孫文「你不贊成和議，是捨不得總統嗎？」黃興則「忍辱勸孫將總統禪位於袁」。
後來孫文回憶道：「十二月間我到上海，有一種很可怪的意氣，此意氣為何？即是一班官僚某某等及革命黨某某等人所倡言的『革命軍起，革命黨消』是也。當時這種言論的意氣充塞四圍，一倡百和，牢不可破，我實是莫名其妙，無論如何大聲疾呼，總喚不醒。所以後來革命黨的失敗，都是在這句話上面，這是我們大家不可不徹底覺悟的。現在的中華民國只有一塊假招牌，以後應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夠做成一個真中華民國。但是我以為無論何時，革命軍起了，革命黨總萬不可消。」
孫文這番話，提出了「辛亥革命帶來的民主化為何未能鞏固」這一重大議題。同盟會本有既定方略，早在1906年《軍政府宣言》中，孫文就把民主革命程序劃分為軍法之治、約法之治和憲法之治三個階段。軍法階段乃「軍政府督率國民掃除舊污之時代」，約法階段則由「軍政府授地方自治權於人民，而自總攬國事」，憲法階段以憲法為據還政於民，「軍政府解除權柄，在憲法上國家機關分掌國事」。比照辛亥革命時的情況，顯然不堅定的革命黨人及附議革命的立憲黨人，拋開孫文的三階段論，在革命軍政府尚未穩固，尚未做到「率國民掃除舊污」之時，便急切向舊官僚過度妥協，幻想着直接進入約法之治，結果給舊官僚以可乘之機，致使專制一再復辟，民主最終坍塌。近年來，中共專制體制內文人大規模「反思」孫文，在缺乏學術自由的大陸「學術刊物」上發表大量文章，為「革命軍起、革命黨消」論背書。下面就百年前此說鼓吹者及近年背書者的大致論點稍作分析。
一、兵力不濟說——革命黨武力不足以與袁世凱北洋軍對抗。此論似是而非，未能動態地看問題，只知初一不知十五。實際上，「軍起黨消」論興起前，11月4日上海已經光復；此論發出當日（12月2日），南京即已光復；不久後南北議和，18行省中13個獨立，袁世凱只能控制5省，而其中3個都曾獨立（山西、山東、甘肅境內寧夏地區）。北洋軍雖精銳強悍，但清廷已是強弩之末。其一，海軍幾乎全軍倒戈，長江流域和東南沿海可由革命軍牢牢掌握；二，北洋軍內部也有很多革命黨，如吳祿貞（第六鎮統制）、張紹曾（第二十鎮統制）、藍天蔚（第二混成協協統），他們在北方發展的同盟會掌握着三萬以上的新軍，另外還有一些地方武裝，雖然他們發動的灤州兵諫失敗，但革命黨勢力仍在，隨時可能反正；三，北洋軍也開始動搖，逃降民軍者「不計其數，軍心已失，萬難續戰」（段祺瑞告清廷電），無法續戰應屬誇張，逃降卻是事實；四，與孫文歸國途中外交努力及之前同盟會《革命方略》中正確的外交政策有關，列強一直保持中立，並停止貸款給清廷，袁世凱「借款屢議，迄無所成」，北洋軍喪失了繼續作戰的財力，而革命軍坐擁南方富庶地區，持久戰對革命軍較為有利；五，綁在皇權專制戰車上的袁世凱北洋軍逆歷史潮流而動，在政治上處於劣勢，如果革命軍堅持下去，北洋軍必將人心渙散分崩離析。
二、避免流血說——革命黨的妥協以很少流血的代價，換來迅速推翻清廷。此說雖從短期來看確有一定道理，但就長期而言，其負面後果卻很嚴重，致使廣義的辛亥革命並未完全成功，三大主義只完成了民族主義，剛建立起來的民主卻未能鞏固，最終竟至崩潰，集權專制肅殺的陰霾至今籠罩着中國大陸。由於舊官僚和軍閥勢力未消，反倒是革命黨消、革命軍也消了，結果為隨後專制的不斷復辟、軍閥混戰、蘇俄介入、日本入侵、中共崛起，埋下了禍根。可以說，辛亥革命「成也民族主義，敗也民族主義」，推翻滿清達成民族主義的迅速成功，反倒障礙了民權主義的申張，最終也未解決好民生問題。提出「革命軍起、革命黨消」論的章太炎，其實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除了濃郁的排滿情結和簡單片面的種族革命主張，對民主政治並無深刻認知與信念。和章一樣，許多革命黨人和倒向革命的改良派，滿足於「光復漢族」（光復會綱領），卻對民權主義缺乏信念與追求，因此對袁世凱一類舊官僚缺少警惕，甚至混跡其間以圖分一杯羹。後來革命黨乃至改良派的慘痛遭遇證明這是多麼的糊塗，也印證了孫文確有先見之明。對比美國革命，七年戰爭美國人民雖付出巨大代價，但終能「畢其功於一役」，民族獨立，民主鞏固，從此便能突飛猛進，民生幸福。反之，設若美國革命黨人在戰略相持階段的1778年接受了英國皇室的和平使者（這時英皇已滿足美國革命初期的要求，廢除了強製法令和茶稅法），何以有美國今日之成就？
三、民主政黨說——同盟會屬革命黨，而革命黨非政黨，應該天下為公，反對一黨專政。此論不僅似是而非，而且是對章太炎的憑空拔高。章追求的並非憲政民主，他在《民報》發表〈五無論〉，提倡「無政府、無聚落、無人類、無眾生、無世界」的虛無社會。章甚至認為共和政體不如專制政體，推翻清朝後中國還是行君主專制為好。就在提出「軍起黨消」論的前一個月，章還連續發表〈誅政黨〉，猛烈抨擊政黨政治；而出此論後不久，便又跳到另一極端，另組了擁護袁世凱的一系列政黨。如此極端跳轉，除性格因素外，或與其無政府主義難以找到着陸點有關。章確也曾倡言直接民權，但因無政府，不過是空想的大民主，而大民主在實踐中往往是協助時代強人奔向專制的直通車。「軍起黨消」論也並非「反對一黨專政」，實際是要取消同盟會，取消革命黨，甚至取消革命軍，卻獨獨不取消袁世凱的北洋軍及其政黨實力——1912年1月，張謇致函黃興稱「統一最要之前提，則章太炎所主張銷去黨名為第一」；2月，黎元洪則進一步要求「革命軍消」。章太炎反對同盟會，主張「黨消」的同時，自己卻與倒向革命的立憲派和舊官僚，如張謇、湯壽潛、程德全、黎元洪、湯化龍等人，相繼組建中華民國聯合會、統一黨、共和黨、進步黨等政黨並擔任要職。章在袁世凱政府中謀得職務一段時間後，才發現袁並非「天下為公」，最終也和袁鬧翻。
通觀辛亥革命的全過程，起初革命黨鼓動新軍反正，吸收立憲派和舊官僚參與革命，以推翻清廷，本是正確的策略；但後來革命黨不應將領導地位拱手相讓，革命軍不應過早解散；而應該立即加強政治動員、完善各獨立省份的稅收系統、沒收舊官僚的大部分財產來提供充足的財源，以維護軍政府，加強革命軍，從而有實力在對等條件下和北洋軍一道將軍隊國家化，並應堅持定都南京、用臨時約法牢牢限制獲取大總統職位的袁世凱膨脹的野心。可惜，後面這幾點在當時未能做到，究其原因，一是當時太多人滿足於達成民族主義，而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尚未深入人心；二是當時中國社會民主根基太薄，美國革命前美洲殖民地已有地方自治的民主架構，因此革命後民主較易鞏固，而中國則缺此優越條件；三是革命組織缺乏強有力的中央，以至各自為政，同盟會的革命方略未能切實執行；四是倒向革命的立憲派和舊官僚的搖擺與投機心理。
鑑古以察今。百年後的今天，我們檢視歷史，還是為了在即將到來的新時代民主革命中，吸取經驗教訓。這裡，我想提出一些想法，就正於大家。一，孫文提出的完成民主革命的三階段論，即軍政、訓政、憲政，有其重大的現實意義。中華民國在台灣最終走完了三階段的全過程，證明是走得通的。而這三個階段每步都得走穩（但不必時間很長），才不至於亂了陣腳，給強人野心家以可乘之機。二，「革命軍起、革命黨消」論在軍政時期尚未成功、舊官僚掌握的私家軍並未置於國家憲法之下，也就是軍隊國家化尚未達成之時，就冒然取消革命黨的領導地位，歷史已經給我們展示了血的教訓。革命黨轉化為民主政黨，應在訓政時期開始，在憲政時期完成；而在軍政時期則應該牢牢掌握民主化的主導權。否則，不僅辛亥革命後的中國出現舊官僚復辟專制的教訓，蘇聯解體後也大量出現舊官僚操縱民主的現象，以至於難以達成完整的憲政。三，穩步的三階段民主革命，是社會各階層多贏的方案，而舊官僚復辟則會導致多輸的結局。其實，辛亥革命民主未能鞏固，不僅革命黨受挫，民眾遭殃，原體制內的改良派亦最終得禍。如今的中國，需要的正是孫文所倡導的國民革命這樣溫和理性的民主革命，以達成社會和解與轉型正義。我們應該避免兩方面的惡質轉化：新的強人專制，或暴力復仇革命。四，回歸1946年憲法，可能是民主革命前最易達成的共識，及民主革命中最易落實的法統回歸；而以驅逐馬列、復興中華、民族平等、國家統一為核心內容的新時代民族主義，及憲政民主、轉型正義、均富公正為核心內容的新時代民權、民生主義，則將是新時代民主革命的主要動力。因為直接繼承辛亥革命法統，加之在台灣的成功實踐，四六憲法最易成為新時代民主革命的共識，屆時必將有益於迅速穩定局勢、鞏固民主。
長期以來，中共對中山先生一直採取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策略，抽象肯定是為了爭奪正統，具體否定則是為了防止革命。仔細檢閱近年來有關「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論文，我們會看到幾乎都是中共體制內文人在憑空拔高章太炎、袁世凱，而貶低孫文等堅定的革命黨人。這可能源於對民主轉型的焦慮，擔心爆炸式革命的清算；也可能是在為奪取民主革命果實做鋪墊，首先唱衰革命，唱衰不成則篡奪革命果實，讓體制內舊官僚佔據革命主導權。中共體制內文人對「軍起黨消」論牽強地作「民主政黨說」解讀，甚至宣稱是為了「反對一黨專政」，這實在是對中共一黨專制的極大諷刺，其實還是為了否定民主革命，鼓吹取消革命黨對民主革命的領導地位，試圖為舊官僚權貴留一席之地甚至喧賓奪主、復辟集權專制而製造的輿論準備。這些輿論聲勢浩大，很多民運人士也深受影響，甚至輕率附和。對這一傾向，民主革命者應予以充分重視。相應地，新時代民主革命應盡快爭取事先達成、並大力宣揚兩項基本共識——結束一黨專制、回歸四六憲法。
民國101年5月於舊金山灣區
（作者是八九民運參與者、「六四檔案」主持人、「孫文學校」創辦人）
封從德，《纵览中国》

明鏡歷史網: 民主如何鞏固—試析辛亥革命中「革命軍起、革命黨消」論

从辛亥到北伐 【颠覆中共史学理论的雄文】2

 

八、北洋政府是与非
我们遍翻中国历史，唯有北洋政府堪称最接近民主的政府。不用拿别的事来说，单挑袁世凯称帝来说。不管何种动机，老袁脑子里“剪不断理还乱”的大一统情结导致他称帝。老袁之错不在于称帝，而在于他并未达到称帝的火候。英国“光荣革命”不就从共和走向帝制的吗？法国大革命不是也革出个拿破仑称帝来了吗？叫皇帝还是叫主席，仅仅是个形式，皇帝的外皮可以包民主的馅，麦克阿瑟就用天皇外皮包了民主馅；主席的外皮也可以包独裁的馅，老毛就堂而皇之自称“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老袁称帝仅仅两周，12月25日云南即起兵讨袁，一篇义正词严的讨袁檄文，历数袁氏19大罪状，然后宣布：“凡属中华民国之国民，其恪遵成宪，翊卫共和，誓除国贼，义一；改造中央政府，由军府召集正式国会，更选元首以代表中华民国，义二；罢除一切阴谋政治所发生，不经国会违反民意之法律，与国人更始，义三；发挥民权政治之精神，实行代议制度，尊重各级地方议会之权能，期策进民力，求上下一心全力外应之效，义四；采用联邦制度，省长民选，组织活泼有为之地方政府，以观摩新制，维护国基，义五。建此五义，奉以纲维，普天率土，罔或二心”（引自王丕震：《唐继尧传奇》，P133）。时至今日，九十一年前的这些主张难道了无新意么？随即，西南各省纷纷响应，护国军东进北出，就连老袁的女婿、四川将军陈宦也宣告独立反袁了，3月22日袁氏只得顺应民意取消帝制恢复共和。这表明自下而上的意志决定了权力取向，也表明北洋政府的基本性质。袁死后，黎元洪、段祺瑞经与各省各派协商，依据民国元年3月的《临时约法》，召集国会，速定宪法。新政府广纳各方贤士，初具共和之实。然而，北洋之后的中国中央政府--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重归集权之路，恢复自上而下的意志决定权力取向模式，从这个意义上看，不过复辟而已。
袁世凯死后，北洋将领们建立了权威弱化的政府，不管它还存在多少问题，制衡已经初试啼声。现在的历史教科书总说军阀内战，我们对于北洋政府的印象也只有“卖国”、“内战”，再无其他。当人们习惯性地谴责“军阀混战”之时，谁又记得，北洋以后内战打得更惨更烈，远不是北洋将领那几场小仗堪与比拟的。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称：“据上列事实，民国十一年七次战争，前五次是民主派和北洋军阀之理想和势力冲突，后二次是军阀内讧”（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卷，P42）。可见，所谓民国之初的“军阀混战”，并非都是北洋将领间征战，主要是孙中山挑起的内战。更少有人记得，北洋所有首领，无论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无一不是耿直的硬汉，至少，他们都坚决地主张外蒙古与中东铁路的权利，无一退让。即便袁世凯当初在日本炮口威胁下被迫签订了“二十一条”，终究还是北洋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在华盛顿和会上把它基本废除了，夺回了山东权益。而北洋外交家们废除满清不平等条约的努力与成就，更令人刮目。号称“1840年以来第一个平等条约”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条约》，就是北洋外交政府顶住苏俄压力与孙中山的捣乱，力争得来的。
算起来，北洋政府近20年的统治，先后组成五届国会，基本上没有间断过一院制或两院制国会。“二次革命”被镇压下去以后，国民党尚未遭取缔，按照《大总统选举法》规定竞选总统。那时老袁声望如日中天，却依然得获3/4多数才能当选。选举人759名，首轮选举老袁得票471，未及3/4；黎元洪得票151，排第二；接着依法进行第二轮投票，依旧无人过3/4；剩下一轮就是第二轮得票最多的袁、黎对决，票多者赢。目击者称，袁世凯当时非常紧张，绕室彷徨，搓手顿足，六神无主，生怕票数少于黎元洪，大总统被黎夺了去。幸亏赢了黎元洪，老袁这才回过神来（参阅夏双刃著：《乱世掌国》，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P54）。不要骂老袁是什么“窃国大盗”，他那个“大总统”硬是依法选举得来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中国唯有这一个国家元首是货真价实选举产生的，其他的选举都不过走走形式罢了。何谓民主，民主玩的就是“心跳”。尽管老袁此次“心跳”玩得有点慌神，也许正因此才有后来的称帝，但也值，毕竟“心跳”了一回，比起那些探囊取物无需“心跳”的，好歹体会过激情了。
1914年2月，袁世凯因国民党捣乱曾停办自治，当年12月29日就颁布了《地方自治试行条例》，次年又颁布了它的《施行规则》，还将京兆设为自治模范，公布了《京兆地方自治章程》。到徐世昌时期，1919年9月7日颁布《县自治法》往后，徐继续颁布《县自治法施行细则》、《县议会议员选举规则》、《市自治制》、《乡自治制》等法律法规。切莫小视，北洋以后，中国再无这等民主模式。直至现在，才有村民直选的试验。北洋政府还完成了中国军队由传统走向近代化的过渡，袁世凯无愧中国军队现代化之第一人，他的小站练兵堪称为中国军队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也正因为袁的建军成效，才可能有“北洋军阀”这个威风八面的群体。吴佩孚的洛阳练兵甚至被美军拍成记录片作为内部教学参考资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近代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等，全都是北洋奠定的基础，它很称职地完成了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现时诸多学者依据翔实的历史资料研究袁世凯执政期间社会发展状况，“他们共同认为，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政治上有野心’，'在经济上却并不排斥资本主义发展’，由于袁世凯政权颁布和贯彻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因而民族经济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其具体措施为：1.提倡和保护民间兴办企业，鼓励提倡设立公司，同时注重引用外资；2.推行奖励制度，鼓励垦荒，奖励棉、糖、羊毛等农副业的生产，对经营实业成绩较著的工商业者给予荣誉奖励；3.提倡国货，对工业产品及原料调整或减免捐税；4.疏通金融，改革币制，提倡新式银行；5.制定内容比较详尽、种类比较齐全的经济法规和工商、路矿、金融等条例、规则，鼓励民间投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6.通过设立示范场所，开办国货展览，参加外国博览会等方式，以资达到振兴工商业的目的。”插入一句，现在的“国酒茅台”、“金奖白兰地”就是1915年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赢得金奖扬名天下的，至今仍被子孙享用。袁世凯被“二十一条”纠缠中仍不忘组织各地产品参会，在该次博览会上，中国展品获各等奖章1218枚，为各国获奖之冠。“美国学者麦金农认为，'他追求权力的目的是要拯救中国，创立一个与外国并驾齐驱、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窦坤著：《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P204-205）北洋政府的经济成就也是显著的：“1912-1920年，按总产值计，平均每年增长率为16.5%，按净产值计，为13.4%。又依珀金斯所引资料，计算1912-1921年净产值的年增长率为11.7%”（许涤新、吴承明著：《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二卷，P874）。“官僚资本的发展在1911年以后就进入颓势，外国资本的发展也在1914年以后受挫，惟民族资本始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全时期平均发展速度为13.8%，还略高于外国资本的13.1%。这说明它有旺盛的生命力，是中国工业化希望之所在”（同上书，P14）。比较骄人的工业成就是：1920年中国从棉纱的净进口国变为净出口国；1919年福州船政局造出第一架水上飞机，到1931年共生产了11架。中国首批飞机设计师、技师和飞行员在此时涌现出来。江南造船所1918年获得美国海军运输舰4艘建造订货，这四艘万吨轮每艘排水量14750吨，1921年交付完毕（同上书，P810）。如果我们知道这套资料系周恩来总理于1960年指令许涤新担纲，国内各权威机构及著名院校奋力合作编撰，直至1983年始定稿出版的权威著作，其涉及面极广阔，无法过多摘录，其数据理应不会有浮夸成分。如果拿改革开放以来傲人的增长率比较一下，九泉下那些“反动军阀”丝毫不输于后人！
北洋政府的外交成就是它的第一个骄人业绩。众所周知，腐败愚昧的清廷在它覆亡之前的一百多年里，始终顽固地拒绝融入国际社会，导致了一连串国家灾难。而且中国一直被认定为非国际社会成员，无适用国际法的资格。北洋政府并没有任用北洋系官僚从事外交，而是大胆任命一批欧美留学、熟知国际法律的年轻人担纲外交事务。如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尚未毕业就被袁世凯聘用为秘书，历史证明，有职有权的顾维钧为中国外交做出了重大贡献；反之，若无老袁知人善任，根本不会有国际知名的外交家顾维钧。其实，此前也是袁世凯发现了正落魄的詹天佑，并放手使用，这才有中国第一条自己设计、自己施工、使用自己生产钢材的京张铁路；也才有令国人骄傲的詹天佑。正是这批职业外交人才的努力，北洋外交迅速扭转清廷妥协外交颓势，转变为强硬的国权平等外交。其外交方针是开放性的，相对于保守、闭关、排外而言，北洋外交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它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尤其是远东大国的地位彰显无余。
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立即换下官僚外长孙宝琦，换上精通日语和日本情况的陆徴祥，巧妙拖延，初次尝试引入国际社会援助，使日本在政治上获胜却在外交上失败。1917年4月6日，美国对德国宣战，一战天平严重倾斜，协约国胜利只待时日。驻美公使顾维钧立即致电北京政府，详尽分析了中国加入协约国参战的利益所在。很明显，参战之时即可成为国际社会成员，可废除中德、中奥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开启废除其他不平等条约之外交斡旋；明摆着的战胜国地位无疑对中国国际地位有大提升；这个地位的改变必会给日本通过“二十一条”获得的利益带来威胁，而且给未来日本的国际地位带来更大威胁。因此，日本始终软硬兼施阻止中国宣战。
顾维钧想不通的是“我当时实在不知道这个问题竟会引起动荡和混乱，甚至导致中国的内乱。”“北京斗争的规模日益扩大，斗争的双方报纸上称之为主战派与反战派。在斗争中赞成参加美国一方的以段祺瑞将军为首，并得到冯国璋总统及其军事同僚的支持。但是他们受到国会中一些派别的强烈反对，这些派别得到首都和南方大多数国民党人的支持。南方反对参战，显然主要不在于反对中国站在美国一方，而是担心中国参战会使北方有借口，来取得美国、甚至整个协约国集团的各种类型的援助，以增强其武装力量，用以进攻和征服南方的反对势力。”（《顾维钧回忆录》缩编版，上，P41）顾维钧在这里为尊者讳，没有点名，指挥国民党议员操纵国会破坏中国参战的就是孙中山。直至8月14日国会解散南迁，北京政府才得以发布《大总统布告》，正式宣布对德、奥宣战：“自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对德国、奥国宣告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中奥之关系者，悉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
奥地利公使声明：“此项宣战，本公使以为违背宪法，当视为无效。盖按黎前大总统之高明意见，此项宣战之举应由国会两院同意赞成，方可施行。”北京政府答复：中奥已为敌国，不能接受这一公文，当即将公文退还奥地利公使。宣战延误了四个多月，最终在巴黎和会上被日本代表据以攻击中国。倘若没有宣战，中国连参加巴黎和会的资格都没有。
几十年来，中国人总把巴黎和会视为“国耻”，缘由仅在于巴黎和会没有推翻“民四条约”。从法理上说，人类首次世界性和会并没有权力否定两个主权国家间所签订的条约，自己不争气却赖别人不帮忙，无论如何没什么出息。因此，开“打砸抢”先河的“五四运动”并无值得夸耀的地方。因为，凡尔赛对德和约只能处分德国的权益，那么，在中国仅限于山东权益；条约规定山东领土、主权属于中国所有，无疑合理合法；其上原属德国的利益已为日本战胜获得，且经“民四条约”获中国承认，对德和约认可此现实从法理上说亦说得过去。所欠缺之处在于无视日本以武力相威胁获得“民四条约”，此项欠缺因当时尚无相关国际法条款导致。那么，无论中国政府抑或民众表达抗议是理所应当的，无可非议。然“五四”运动之“内惩国贼”显得毫无道理，其一，中国政府所派遣代表与会表达与民众要求完全一致，政府无懈可击；其二，所指三“国贼”纯属无根据的妄断，史料证明他们谈判时尽了最大努力；其三，似“火烧赵家楼”之类暴徒行为无论哪国法律皆必认定为罪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显示出道德之沦丧。中国的金刚塑像绝大部分属于“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五四”便是其中之一尊。学生运动是一个病态社会独有的毒瘤，当社会的正式成员不能或不敢承担责任之时，别有用心者便煽动非正式社会成员的学生去践踏法制，利用乳臭小儿胡闹，以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五四”运动如此，例如孙中山就不满“火烧赵家楼”之类“小儿科”举动，他告诉张国焘等运动首领：“我愿意给你们五百条枪，如果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才算是真正的革命”（《张国焘回忆录》，第一册，P72）。纳粹的“水晶之夜”如此，“文革”如此，塔利班也如此。
由于孙中山配合日本阻挠中国参战拖延了参战时间，中国仅列三等贡献国，代表团入会便不利。但顾维钧1月28日以三十分钟的精彩发言，致使“全场鼎沸，掌声如雷”。以美国总统威尔逊为首，五强代表团纷纷离席，拥向前来与顾维钧握手致贺。甚至日本首席代表西园寺公爵也心服口服前来握手，并鞠躬致意。一时成为当地以及世界许多地方报纸的轰动新闻，为中国挽回许多声誉。法国总理克莱蒙梭事后评论道：“顾维钧之对付日本，有如猫之弄鼠，尽其擒纵之技能。”接下去，中国拒签对德和约，不但维护了国家尊严，还首开拒绝签字之先河。后来，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南美洲各国等国也学着中国代表的样，采取了拒绝签字的外交手段。如果说中国成为“第三世界”的榜样，从此次和会就开始了。而顾维钧等除拒绝签字对德和约之外，还以侵犯土耳其领土、主权完整为由，拒签对土和约，中国又显示了坚持国际正义的形象。不光是拒签，顾维钧等签署了对奥和约，不仅成为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之首创，而且因此成为国际联盟的会员国，后来还挫败日本的反对压力，被选为国联行政院六个非常任会员之一，首次进入就成为国际社会重要成员，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王宠惠还成为入选国际法庭的第一个中国人。此外，中国还签署了对匈（牙利）、对布加利（保加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战胜国姿态出现于国际社会。顾维钧等还签署了国际航空专约，使中国的领空权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与尊重，乃维护主权完整的重要举措。当时的《东方杂志》报导：“被举（选入国联行政院）以后，惊骇者若而人，庆贺者若而人，华族寓公，人人色喜。记者目击情状，汗流浃背；思中华民国自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起，在国际上所处之地位，已与列强同等矣。”英国驻北京公使艾思顿（BeilbyAlston）在给英国外交部的年度报告中写道：“尽管内部可悲的困难，中国赢得外国更高的尊敬；当中国拒签凡尔赛和约时，国际尊敬的高潮开始涌起。日本虽然取得当时政治上的胜利，中国赢得道德上的胜利，并在赢得国际行政院席位时达到巅峰。”根本不是“五四”所描述的“国耻”，而是相当辉煌的成就。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外交成果，中国对日本的外交劣势转化成优势。在国联中，顾维钧不失时机地向国联大会提交废除“民四条约”、归还山东权益的“鲁案”，迫使日本表示只要日中开始单独商议，愿意归还山东权益。顾氏不许有条件地归还，拒绝单独开议。1921年11月12日，由美国发起华盛顿会议，中国首次以平等地位参加国际会议，北洋政府参会声明三点：“（一）各国不再乘中国内乱之机会，损害中国独立国家的权利；（二）撤销各项有害于中国主权之行动，而该各项行动并无条约之根据者；（三）将限制中国自由行动之若干现存条约加以修正。”（载：《中华民国外交史》（一）中华书局1945年版，P426）最终，日本迫于美、英压力，终于在1922年2月4日与中国签订《中日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二十一条及山东问题的换文、对德和约关于山东的条款被推翻；并于6日签订了《九国公约》，强调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给予中国以自行发展的最好机遇。华盛顿会议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是中国首次没有丧失反而争回某些权益的外交活动；也是世界列强首次全面而且具体地同中国讨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会议。为以后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后，顾维钧于1924年5月同苏联代表加拉罕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其附件，这不但是近代中俄第一次平等地签订条约，也是中国凭借外交途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重头戏。1925年6月24日，北京政府正式向各国政府发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照会，要求召开华盛顿会议确定的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同年10月26日，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召开，共13个西方国家参加。11月19日会议第二委员会通过决议：“承认中国享受关税自主之权利，允许解除各该国与中国间现行各项条约中所包含之关税束缚，并允许中国国定关税率条例于1929年1月1日发生效力。”1926年1月12日，同是上述关税会议的13国在北京召开法权会议，讨论废除治外法权的问题，中国代表王宠惠正式提出废除治外法权的提案。虽然此次会议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尽如人意，但同年8月31日《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章程》签订，也收回了过去丧失的部分权益，且开了个好头。
北洋时期最大成就当属思想解放。新文化运动发生于那个时期并非偶然，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化大师都涌现于北洋时期，此后，再也没有文化巨匠产生。茅盾写道：“从民国十一（1922）年起，一个普遍的全国的文学活动开始到来！”“这几年的杂乱而且也好像有点浪费的团体活动和小型刊物的出版就好比是尼罗河的大泛滥，跟着来的是大群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们都在狂猛的文学大活动的洪水中已经练得一副好身手，他们的出现使得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显得有声有色！”（《中国新文学大系》第3集《小说一集导言》）。不仅大陆钦定的“郭鲁巴老茅曹”均出自北洋时代，中国堪称“大家”的文化人，你想找几个非北洋人物都难。就连国共两党的精英人物，亦出自北洋时代。毛诗云：“遍地英雄下夕烟”，只有北洋时代无愧于这个描述。
随便举一个例子：蔡元培的北大，所采取的“兼容并包”，跟着北洋一起消失了，以后的北大校长，“黄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北大百年纪念，给北大长脸的人物几乎全是北洋人物。及至49以后，除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就剩下一个王选了。又如新闻界，辛亥首义时国内报刊杂志共百余种，总发行量约4200万份；半年时间就增至500余种。“二次革命”以后，被袁世凯裁减至139种，1921年统计数，仅报刊一项就达1134种，其中日报550种，1927年日报增至628种，发行量更是突飞猛进。仅以《申报》为例，1912年发行量约7000份，1928年达14万份。北洋政府1924年颁布无线电管理条例以后，中国首家无线电广播电台于1926年在哈尔滨开业，随即各类官、私营广播电台纷纷出现；1915年颁布图书馆条例，规定“各省治、县治应设通俗图书馆，储集各种通俗图书，供公众之阅览。”到1928年统计，全国已建立图书馆622所；1925年故宫博物院的设置堪称中国惊天动地的壮举，几千年来神圣且神秘的深宫向所有民众开放，对于人民思想的解放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语言文字的改革亦可载入史册，1912年袁世凯就颁布条例，推行普通话和注音字母方案，功不该没。本帖只能简而又简地说点皮毛，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郭剑林主编的《北洋政府简史》（上下册）对于北洋政府的功与过作了还算基本公正的介绍，值得一阅。
正是北洋时期，中国完成了从传统文化教育制度向近现代文化教育制度转型与过渡，其范围涉及思想、教育、文学、宗教、音乐、美术、戏剧、电影、体育、新闻出版、图书馆、博物馆、医疗卫生、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等方面。最关键的是，北洋时期上述各方面的发展特点在于多元化。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多元化都是发展与进步的康庄大道，一切进步都体现为多元化的实现，而一切反动都只是对一元化的捍卫。在中国，几千年改朝换代都热衷于彻底贬损前朝，否定它有任何建树，以此证明本朝一元化之合理性与正义性。如此，除了造就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僵化与腐败之外，还有两个副产品：其一为民族性淡化甚至近乎失灭；其二为道德沦丧或成为伪道德。此话题暂不予论述，几十年来不假思索地认定北洋时代“腐败黑暗”正是其例证之一。
我们无妨抄录一段老旧文字来结束这一节，一位辛亥以后就去了美国的基督徒刘延芳，十年后回到上海，1921年5月在天津演讲述及回国观感，该稿件刊载于当月上海出版的英文版《中国记录者》上：
“我几乎突然间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和气氛所压倒。我感到有生命在运动──一种'新生命’，这是我前些年不曾见到的。我所遇到的人，我跟他所谈的话，他们所采取的态度，他们所表示的见解，他们对当前各问题所加的判断；以及我所阅读的报纸，反映在报上的大众舆论的语调，所讨论的问题，都一一显示出这种新生命。有一个晚上，我到街上闲逛，走进各色各样的书店和报摊，买了47种不同的杂志，包括有周刊、季刊和半年刊。我花了一整个晚上，才走马看花地把内容过目一番，发现这些杂志里面所讨论到的当前种种问题与所发表的各种舆论，比在美国报摊上所搜集到的任何47种杂志所讨论到的问题更时兴，意见更复杂。从那时候起，我到处旅行，给各种不同的听众演讲，在四五个大学教书，我愈来愈对这种似乎无所不在发展着的'新生命’感到兴趣。”
（上半部分完）

未来中国论坛 :: 阅读主题 - zt：从辛亥到北伐 【颠覆中共史学理论的雄文】

蒙山野逸：“快跑，祖国来了！”

 

蒙山野逸：“快跑，祖国来了！”

今天也许没几个人知道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但他在“十九世纪三部曲”里，引用过一句意大利农妇的话：“快逃，祖国来了！”却成为流传至今的名言。

其实，此前的人类先贤们对“祖国”就有过深刻的思考。裴多菲先生的不朽诗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已通俗易懂地告诉人们，“自由”而非“祖国”，才是我们生命中不可让渡的权利。

今天也许没几个人知道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但他在“十九世纪三部曲”里，引用过一句意大利农妇的话：“快逃，祖国来了！”却成为流传至今的名言。

　　　其实，此前的人类先贤们对“祖国”就有过深刻的思考。裴多菲先生的不朽诗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已通俗易懂地告诉人们，“自由”而非“祖国”，才是我们生命中不可让渡的权利。

　　　从殃视里我们也知道，战争很多时候都是以颠覆主权为目的，但战争罪却只追究“反人类”、“反人道”、“反社会”，而不追究“反主权”。

　　　为什么这样呢？这要从国家开始说起。从十八世纪起，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开始在欧洲建立，伴随这一时代潮流，“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被人们认为是一条不证自明的公理。但是，率先强大起来的国家总是喜欢欺凌弱小国家，为了扼制这一“强权即公理”的现象一再发生，国家之间签订了各种各样的国际条约，某种意义上就是“国际法”，以此对国家的“外部行为”进行制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民族国家获得了独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却发现，独立之路并不就是一个民族的新生之路或幸福之路，更多的罪恶在国家主权的掩盖下公然地发生着，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国家主权的深刻反思。

　　　上世纪60年代初，前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在前苏联治病时，喜欢上了该国美食，于是向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要了一名苏联的厨师回国。正是这名厨师，在为蒙博托服务时，发现该总统居然烹食婴儿成癖。良心驱使他逃离这个“主权国家”，并公布了他的经历和蒙博托的“食癖”。这一消息曾震惊文明国家，很多人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对这样的“主权国家”，人类应该怎么办？而且蒙博托并不是个“例外”，他只是现代非洲三大食人魔王之一。

　　　当时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没好到哪里去。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说：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和平建设时期比他们在战争时期所“牺牲”的人都要多得多。前社会主义老大哥和当代社会主义老大哥都可为这一判断提供巨大的注脚。

　　　今天的人们早已知道，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否则就会危害人类本身。人权其实就是对国家主权这一权力的制约。对人权的尊重，才是国家健康行使主权的保证。一个不尊重人权的国度，对内，主权会成为一个暴君或一个强权组织用作于隔绝世界、图谋个人或集团专利的篱笆；对外，会成为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

　　　因此，对一个肆意践踏人权的暴政或邪恶国家，如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汉、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是对天赋人权的最好保护，是完全符合人类正常情感的正义行动。而且人类政治实践也证明：暴政只能被推翻，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暴君因“良心发现”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事实上，“主权高于人权”，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是一个颠覆性极强的概念。据此，可推出美、英出兵伊拉克是非正义的行动；但据此，也可推出人类历史上任何进步的革命都是非正义的，如美国独立革命是非正义的，因为它推翻了英国的主权，中国的辛亥革命也是非正义的，因为它推翻了满清的主权。

　　　这种荒谬之至的“理论”，为什么得到暴政国家、邪恶国家、专制国家的一致赞同呢？这些国家的执政者并非不知道，这是在“自欺欺人”，但是，他们同样知道，只有“愚民”，才能维系他们社会的稳定和延长他们的“执政”。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零八宪章: 蒙山野逸：“快跑，祖国来了！”

从辛亥到北伐 【颠覆中共史学理论的雄文】

zt：从辛亥到北伐
这一段历史其实是北洋执政史暨国民党的夺权史。直至1927年4月12日，靠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原则，国民党变成执政党，而且是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但实际上，它一天也没有全面掌控过这个国家。据美国学者易劳逸研究考证："1929年，南京政府仅控制了约8%的国土和20%的人口；到抗战前夕，它已能对25%的地区和66%的人口实行统治。"（陈谦平等翻译：《流产的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P331）。既然国民党并不能统一中国，那么，它的"一党专政"理念就没有获得成功，从中国国家与民族利益的立场上看，它除了添乱并给人民带来灾难之外，没有建树。随即便遭到日本军队大规模入侵。日本被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打败后，仅四年内战，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在"一党专制"的道门中，孙中山及其弟子蒋中正都是半桶水，他们的功力皆不如毛师弟，所以只能成为师弟登基之垫脚石。历史似乎开了个大玩笑：人类最崇尚一统的民族，却造就了一个迄今不能统一的国家。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启迪？
一、辛亥革命之前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首义"，是文学社与共进会联手发起的，接着引发立宪派纷纷响应，清廷地方官员接连宣告独立，背叛朝廷。各种分析已经很多。但有一点是被忽略了的，那就是义和团时期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僚已经"独立"过一次的"东南互保"行动，它其实是辛亥革命各省宣告独立的预演；而汉大臣据有众多封疆大吏权位，又与朽败的清廷排汉分不开。清末时朝廷钦定内阁被称为"皇族内阁"，汉大臣基本外放，为辛亥时一举诸诺创造了条件。国民党贪天之功为己有，把辛亥革命算进孙中山的功劳簿，其实是在歪曲历史。好在北洋时代各种文史资料汗牛充栋，近代史家们大有用武之地，各类描述众多，可惜多沿传统思路，有见地者无多。从诸多关于辛亥革命的著述里，我们不难发现：辛亥革命非但没有孙中山的贡献，而且，恰恰是排除了孙中山才得以首义成功的！
众所周知，孙中山未满12岁即离家前往檀香山，17岁回国，不足一年，即1884年便浪迹香港、夏威夷、日本诸地。1892年自香港丽雅西医书院毕业就业于澳门镜湖中医院从医至1894年春，起草《上李鸿章书》后即废弃医务，专等李鸿章接见，甚至前往天津敬候。成此文以前孙已参与发起"兴中会"，然李鸿章虽付《上李鸿章书》于《万国公报》发表，却始终未接见他。孙后来说："于是慨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功，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易以强迫。"1895年10月10日孙在香港策划起义，被推举为总指挥并约定：成功后担任合众政府之总统。可见其总统梦与造反梦同时诞生，这与孙自比的华盛顿格格不入。华氏举义功成而退隐，六年后被选为总统才借来盘缠赴任。可孙之举义，无一不以"大统领"为条件，哪怕只是成立一个小小的帮会，也决不肯放过会长之职位。结果，25日起义失败，27日逃亡香港，30日转逃日本。而陆皓东等兴中会成员被杀。当时日本报纸称其为"支那革命首领"，同行的陈少白极不满，认为要当皇帝者才叫"革命"，孙则认为此称呼极好，"我们党以后就称作革命党"。然后孙即在各国华人中游说，并且，东拼西凑完成了他自己的"三民主义"。
1900年6月10日，八国联军组成并开始在大沽登陆。次日，孙中山即乘法国船自横滨启程赴香港准备借八国联军之机发动武装起义，宫崎寅藏率领福本成、远藤隆夫等十余名日本军官则依约定在神户登船同行，协助孙完成此次暴动。17日，轮船抵达香港，英当局禁止孙上岸，李鸿章应请求派遣安澜号炮舰接孙中山前往广州，欲与孙共商合组两广自治新督府问题。孙担心自身安全，改派宫崎等日本人前往，经与李幕僚刘学询商谈，李承诺保证孙中山的人身安全并预付3万元经费供孙使用。但孙中山行前已获知日本主张八国联军此次推翻清廷，并承诺孙中山在南方起事时日军将予以协助，便不屑再与李鸿章合作，自己在香港水域船上召集陈少白、郑士良等兴中会骨干，制定了惠州起义计划。日本军官在港待命并协助杨衢云、陈少白等为惠州同事接济军火粮饷。孙本人转赴西贡张罗外援，且派宫崎寅藏赴新加坡，联络海外势力强大的康有为。在日本时，军国主义头子犬养毅等政界实力派及始终坚持灭掉清国的首相山县有朋曾经撮合孙、康联手搅乱中华，但康有为坚决不干，于是孙通过犬养毅假日本政府之手驱逐康有为。康于1899年4月3日被山县内阁赠九千日元礼送出境。到此时康有为在美、澳等地设有11个总会、103个支会，会员多达百万以上；在国内的影响也远非孙文可以望其项背。鉴于梁启超一直未曾间断过与孙党的联络，也曾经商量过联合组会。如可利用康梁之组织，必将大大有助于孙之武装暴动。只是康有为一直对于孙勾结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极其鄙视，得知孙派宫崎来联络之事就向新加坡警察署报警，称其为刺客，导致宫崎上岸即被扣押。
"1895年，法、德、俄三国对日干涉〔即甲午之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所激起的租借中国领土、取得经济特权和划分势力范围的争夺，不久造成了中华帝国的被瓜分已经迫在目前的景象。""俄国的库罗伯特金大将以坦白的现实观点来观察义和团运动，他对威特说：'这将给予我们以一个夺取满洲的借口'。"（参阅李约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P6）。当时，英国和日本极力主张推翻清廷，如此，中国将不复存在：俄国已控制了满洲全部，在朝鲜与日本有争夺，且正染指蒙古与新疆；英国欲使西藏独立，并已在长江流域确立了势力范围；德国已经跨入山东；法国正谋取云南；日本则需巩固其刚得到不久的朝鲜和台湾，一直垂涎福建。以首相山县有朋为首的一派还主张与德国合作打入山东继续获得更多的中国领土或势力范围，他在8月20日提出《庚子事变善后策》中明确主张占领整个福建，使之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不管出于何种动机，"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于1900年7月充分阐述的门户开放政策，显然只是一个阻止欧洲列强瓜分中国的举动"（引文同上页）。当时中国的"东南互保"行动，显然对于战乱仅限于华北、安定中国大部以免国家被瓜分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日本苦于义和团并未波及南方，没有借口便难于说服诸列强认同日军出兵厦门。首相山县、陆军大臣桂太郎、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等四人密谋设计一个事件，然后借口出兵厦门，由儿玉与后藤二人负责具体操作。此二人经日本驻厦门公使室田提出清国必须逮捕、引渡抗日台湾人赖阿干、黄文开、林清秀等十一人，算是计划之第一步。另一方面山县有朋与陆军大臣桂太郎，获得明治天皇的敕许，于八月二十三日向儿玉总督秘密下达训令。训令要儿玉总督在台湾准备军队，初定步兵一大队、炮兵二中队、工兵一中队，配合在厦门港外的日本"和泉"舰，随时待命，以便出兵袭击厦门并达成占领。此外，8月24日凌晨位于厦门的日本东本愿寺布教所发生火灾。日本依据此火灾向清廷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镇压纵火的"抗日暴民"，制造了出兵厦门的借口。但火灾前此寺日本住持搬运私人物品的情况已为新闻报道披露，美国等列强立即表示反对日本借口出兵，各国军舰亦开往厦门海域，声言决不会袖手旁观。面临如此外交危机，原本并不知情的日本外务大臣青木在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以及维新重臣伊藤博文的支持下，说服天皇于28日下令中止执行该计划。儿玉等原定31日凌晨5时攻占厦门的准备只好作废，已经开赴厦门近海的日军返航台湾。儿玉对此变计极其愤怒，要求辞职，然而未获天皇御准，继续留任。"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9月2日，孙中山认为厦门事件是一良机，“故化名为'叫仲'渡海来台，与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订立'密约'，乃以台湾总督援中国革命为交换条件，表示可以把厦门委于日本之手"（参阅藤井森升三《孙文研究》，1966年版P32-36）。孙文向儿玉总督与后藤民政长官请求援助推翻满清支持惠州起义。后藤新平、儿玉总督皆同意并约定“中国革命党先起义，以其力扰乱厦门的后方地区，为日本出兵制造借口，等日军占领厦门时，就能对孙文的起义军援助武器、补充兵力。因此，儿玉总督与后藤民政长官以承诺援助孙文起义，意图利用惠州事件，做为延续尚未冷却的厦门事件之大好机会”(向山宽夫著：《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民族运动史》杨鸿儒译P60-67)。
孙中山坐镇台北42天，将惠州起义的详细计划与儿玉等进行协商并修改，儿玉答应提供军火粮饷以及日本军官参加，"于是孙中山又扩大了原来的部署，并加聘军师，让郑士良改变计划，不直逼广州，先占领沿海一带，等候他转入内地时再大举进攻"（《孙中山大传》，P173）。实际上这个《大传》隐瞒了许多细节：义军进抵厦门日军随即出兵，占领厦门后再攻占整个福建，接着回师广东。儿玉备忘录《厦门事件始末及对岸将来之政策》描述了扶助孙中山建立广东、福建独立政府肢解中国的大计划。然而，就在孙抵达台北建立总部以后，26日，山县内阁辞职；次日伊藤博文内阁成立，日本改变了山县坚持灭掉清国肢解中国的政策，与列强各国协商合作执行"门户开放"政策："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实体"，遵守"全世界与中华帝国所有地区平等、公平地进行贸易的原则。"10月中旬，正当孙氏革命军向厦门胜利进军时，八国联军停战并开始与清廷谈判，日本新首相伊藤博文理顺了内外各项事务后下令禁止继续援助革命党，孙中山后援顿失，约好的军火与金钱乃至日军配合作战都泡了汤，"10月22日，日本兴中会员山田良政和中国同志数人持孙中山手书从香港经海丰到三多祝大本营找郑士良，书中指示说：'政情突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得，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孙中山大传》，P176）。惠州起义失败。伊藤后来又命令儿玉驱逐孙中山离开台湾。令人想不通的是，似这等乘着外国军队侵略本国，拿着侵略国给予的金钱与武器协助其反对本国的行为，就连当年的义和团，也把孙文及其团体列为"二毛子"，属"杀无赦"之列，后来居然成了光辉革命业绩！教科书式史书常有这样逻辑背反的结论："反侵略英雄"定性"伟大的革命家"为汉奸，必欲杀之而后快；而后者定性前者为"拳匪"，同样"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可教科书定性两者都是"民族英雄"，实在让人笑掉大牙。
此后，孙即满世界募捐，游说华侨解囊以助其继续起义。1905年夏，在日本军国主义急先锋---黑龙会协助下，孙网罗国内各逃亡日本的反清帮会，组成同盟会，自任总理。孙与黄兴激争国旗样式时便说："托命于这种旗帜的人有几万个"，尚不包括此后更多的牺牲者。尤其是黄花岗之役，损失的几乎全是孙中山手下的精英人物。孙自诩为"十余次失败"，似这等毫无胜算折兵损财的赌博，筹码却是人命。孙中山自己躲在海外瞎指挥，完全不负责任。如1907年9月防城起义，章太炎、宋教仁等均反对这类无谓的牺牲，认为即使能侥幸成功，也没有动摇清廷的可能。然而孙中山顽固坚持发动，自己躲在河内指挥。结果依旧是一次惨败，顺从孙中山做前线指挥的黄兴也差点牺牲；紧接着12月又策动镇南关起义，接着失败。扔下一片白骨，留黄兴等继续策划钦州、河口起义，孙中山自己遁往新加坡。如果我们知道这一串起义均系法国支持的，黄兴进攻钦州时法军列队欢送，并祝愿其胜利；而法国军官还陪同孙中山一起攻打镇南关，和孙一起开炮轰击中国军队，当不知该作何想。孙中山致书友人描述英、日、法三国政府面对清廷要求驱逐孙文的不同态度后，谓："以我五尺之躯，即可较量世界上三大强国，真是不胜感谢。哈哈！"（王俯民著：《中华近世通鉴》主卷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P615）。此语印证了一句古话："一将功成万骨枯"，老孙自当坦然受用。百余年来，国共两党的宣传把鲜血化成领袖脸上的油彩，无数文人也学会了草菅人命，跟着欢呼"败而不馁，不屈不挠"。次年3月孙发动钦州起义，黄兴在驻越法军的欢呼声中率部由越南出兵攻打钦州，战至4月中旬结果仍败；5月孙中山任命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再攻河口，欲进击蒙自、昆明，义军将士不肯再卖命，只得作罢。黄兴退缩河内，欲练兵再战，然而法国当局眼瞧这帮本欲利用来搅乱中华的革命党太不争气，兼之清廷外交逼迫，干脆驱逐黄兴等出境。孙中山除1907年镇南关起义涉足边陲之外，直至辛亥首义之后，再无回国记录。
二、辛亥武昌首义
我们再来说同盟会，它自成立时起内部就存在分歧。1907年2月，黄兴反对孙中山坚持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的激烈争论，几乎反目离开；宋教仁亦开始独立行事；而日本政府及商人资助孙中山15000元，孙慨然接受又引发不满；孙在海外指挥起义一败再败；同盟会濒于分裂。1907年8月，以四川、湖北籍同盟会会员为主，自组共进会，认定孙中山只顾广东广西边陲起义纯属徒劳害命，白白牺牲同志性命。共进会抛弃孙中山"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不仅其意义远高于孙，且号召力亦更显著。谭人凤干脆直称孙中山、胡汉民一伙只有"骗取华侨巨款"和吹牛的本领，再无别的建树。共进会成立之初其首领亦称"总理"，黄兴等通过同盟会决议：除孙中山外，革命党员决不得用总理二字。于是共进会首领改称会长。其首任、次任会长张百祥、邓文辉先后离日返国，回四川自筹反清暴动，后来四川的保路暴动即其成果，也是武昌首义的铺垫；第三任会长举湖北刘公，居正为参谋、孙武为军务部长、焦达峰为参谋部长、陈兆民为调查部长、潘鼎新为党务部长，自立门户。黄兴责问焦达峰：如此，将来革命成二统，以谁为主？焦笑答："兵未起，何急也？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功盛，公则附我。"其他，如光复会等自立行动，不赘述。
谭人凤后来的回忆录里总结道："中山以同盟会总理资格，放弃责任，而又不自辞职，同仁不得已商量改组。非同盟会负中山，实中山负同盟会也"（《孙中山大传》，P274）。从1908年起，同盟会倒孙风潮一浪高于一浪，以陶成章、李燮和等撰写《孙文罪状》为高潮，章太炎则借《民报》连篇累牍抨击孙中山。全靠黄兴竭力支撑，为维护革命权威而挺孙，方得以保住孙中山党魁形象与地位。但这种维护实际上与所谓"共和"格格不入，革命党内尚且不能"共和"，又何谈立国之后的"共和"？萧伯纳在《革命者箴言》里说："革命从未减轻暴政的沉重负担；它只是将这重担换了一个肩膀。"以孙先生在同盟会成立后的举动，他不过是套用了一些西方词汇却维持着中式思维，归根结底是一个独裁者。1910年7月，当孙中山在南洋策划指挥的广州新军起义再次失败之后，同盟会内诸多核心人物决心撇开孙中山自己干。在宋教仁、居正、谭人凤等主导下，11省区同盟会分会长会议开展了对孙中山的批判，决心抛弃孙之成规。会议采纳了宋教仁设计的上中下三策之中策，确定了未来中部总会成立和以后的行动，规定了它的方针、策略和办法，鉴于这个设计并未申请孙、黄及同盟会总部授权，系擅自召开的大会，显示出同盟会内部对孙、黄总部之独立行动已经十分坚定。仅仅因为经费问题，它才没有紧锣密鼓进行下去，但也没有中止。
孙本人也意识到危机所在，他成立南洋支部实际上自己也抛弃了东京同盟会总部，或企图以南洋支部取代总部。为了挽回盟主地位，便于当年11
月13日在槟榔屿召集黄兴、胡汉民、赵声等同盟会拥孙干部会议，决心破釜沉舟再拼一次。黄兴当即表示难于从命，与会人员也相视无言，唏嘘叹息。孙夸夸其谈一通："一败何足馁，吾昔日之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百倍。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气已盛，华侨之风气已开，从此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无勇气耳。如果众志不衰，财用一层，予当力任设法。"经竭力鼓动，总算有了回应，孙随即要求"尽倾吾党人、财、物力以赴之"，"破釜沉舟，成败利钝，实在此一举"，并表示，此战若败则不再举事了。结果，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再次大败，同盟会南洋支部精英损失惨重，红花岗（后改名黄花岗）葬下86具英魂，铁汉黄兴侥幸逃出亦号啕不已。无论逃港的黄兴、胡汉民抑或在芝加哥的孙中山，均已无心亦无力再搏了。
鉴于广州起义（黄花岗）之新败，7月31日，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等包括苏、浙、皖、闽、湘、川、滇留沪代表在内的29人（一说36人），于上海四川北路集会，正式打出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旗号。发表了成立宣言："宣言明显地流露了对同盟会总部，特别是孙中山的不满情绪，体现了独树一帜的分裂意向。宣言共由三部分内容构成。第一部分专为指责总部以往革命活动中的缺点及其后果。宣言指出，以往活动的缺点是'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前一缺点，'病不合，推其弊，必将酿旧史之纷争'；后一缺点，'病不通，推其弊，必致叹党员之寥落'。宣言强烈谴责总部领导'惟挟金钱主义，临时招募乌合之众，搀杂党中，冀侥幸以成事，岂可必之数域'？宣言第二部分说明为什么要组织中部总会。宣言称广州起义失败后，总部领导人'一以气郁身死，一以事败灰心，一则燕处深居，不能谋一面'，而自己则'何以对死友于地下'？'迫于情之不能自由，于是乎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组织'。第三部分阐述中部总会的体制及其与总部、分会的关系。""'机关制取合议，救偏毗，防专制也。总理暂虚不设，留以待贤豪，收物望，有大人物出，当喜适如其分，不致鄙夷不屑也'"（《孙中山大传》P278）。这个中部总会舍弃了"三民主义"只取"二民主义"；抛弃了孙中山的海外路线，脚踏实地进入国土确立了本土路线。正是这些中部总会的领军人物，艰苦细致地策划于长江流域，最终取得了辛亥首义以及附义的胜利，且恰是在批判了孙中山并排除其干扰后才取得成果的。而宣言中所谓"气郁身死"者系指赵声，他在与中部总会领导人接触后有叛离中山路线之意，6月返回欲游说南洋同志跟从中部总会，被胡汉民毒死。
然而，孙中山变坏事为好事的本领足够。及至武昌首义胜利之后，孙巧妙地把黄花岗同武昌首义联系起来："是役也，集各省革命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慨，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也。""自广州一役之后，各省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清吏皆进入恐慌之地，而尤以武昌为甚。""不半载，而武昌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而泣鬼神，与武昌之役并等"（《中华近世通鉴》主卷上，P668）。史实正好相反。除了上述中部分会成立宣言直截了当地抨击孙中山及其广州起义等文字之外，清廷因黄花岗之役大获全胜而致保守派气焰嚣张，战后随即颁布"皇族内阁"，从光绪以来的立宪立场上大退一步，扬满排汉做到极致；接着特发谕旨，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将其抵押给四国银团换取贷款；激起保路风潮后清廷更显强硬，不顾川、湘大臣舒缓之奏请反而严令镇压；更进一步诏令不予返还干线铁路已投入之民资，激起更强烈抗议；摄政王载沣甚至亲自下令抓捕四川保路会派赴北京请愿代表；川民抗议浪潮愈强烈清廷谕令镇压愈严厉，寸步不让直至调动各地军队入川。哪有一点"清吏皆进入恐慌之地"的影子？再看湖北文学社、共进会周密细致的策划起义的过程（关于辛亥革命进程可参阅冯天瑜、贺觉非合著《辛亥武昌首义史》第五章、张同新著《辛亥革命史纲》等），完全不似孙大炮那种急功近利的贸然举动。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在美国、黄兴在香港，均已心灰意冷。后黄兴应起义者要求返回武昌领导抗清作战，然而屡战屡败，最后提议放弃武昌，遭到黎元洪等拒绝。11月27日清军攻占汉阳后黄兴连夜潜逃汉口，次日乘船东下，黎元洪领导了坚守武昌的战斗。连孙中山也承认，倘若没有黎元洪等坚守武昌，各地响应武昌起义宣告独立就成不了大势。而成大势也基本上是立宪派与汉族官员的努力结果，同盟会诸干将掺和其中，与孙中山则无瓜葛，钱没有给一分，指示没有发一个。英国《大陆报》记者莫理循1911年11月16日采访袁世凯在武昌的密使蔡廷干时，问及孙中山在这场革命中的作用，蔡称，"人们告诉他，孙中山在起义中没有起任何作用，起义纯粹是军事行动。与蔡廷干会见的革命者以几分轻蔑谈到他不过是一个革命的吹鼓手，没有参加过任何实际行动，为了保住性命总是躲到一边"（《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P795）。莫理循还记录了黎元洪1913年7月谈及孙中山时的一番话："世人对孙逸仙有错误的认识。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没做什么实际的工作。他返回中国时，革命已经结束。除了一些道听途说的模糊印象外，我几乎没有听说过他这个人。除了听到一些他的煽动性演说外，我也不知道他的政治观点。我对他的认识只有这么多，我认为他是个空想家。南方党（或共和党）决定以南京为首都建立一个名义上的政府。此举是为了在道义上影响国内外视听。他恰好到了上海，做了名义上的总统。当时真正的革命领袖找各种理由拒绝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因为他们认为这一职位不会存在很长时间。孙逸仙离开中国时间长，与这里的任何势力均无关联。他在国外名气很响，因此他似乎适合这个位置。我从未听说他对革命工作提供过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他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西里尔?珀尔：《北京的莫理循》，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P383）。而辛亥主将孙武，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专组民社与之对抗，宁可承认袁世凯也不肯承认孙中山；及至北伐胜利，又宁可任全部家产遭罚没、遁入空门隐居也不沾染国民党，就很能说明当时人们对孙中山的看法。
三、辛亥首义以后
非激进派主导的辛亥革命一开始就显示出相当的理性：武昌义军动员黎元洪并尊其为首，又设立15人组成的"谋略处"集体决定大计；随即建立暂时军政府并确立国号为中华民国；五族共和；以红黄兰白黑五色代表五族制定了国旗；颁布了诉满清朝廷之罪状；致满清朝廷下野的通牒；公告全省全国等等。外交方面：维持原有条约继续有效；前清欠款依序奉还；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安全；公告后各国与清廷签订任何条约、举债等一概无效；援助清廷之国视为敌国；一切援助清廷之物品一律没收。江、浙两都督11月11日即致电上海都督："急宜仿照美国第一次会议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机构，磋商对内对外妥善方法，以期保疆土之统一，复人道之和平。"16日，江、浙、鲁、闽、湘、沪等地代表致电武昌，承认所建立的武昌军政府为民国中央政府，统筹全局；30日，黄兴逃离汉口之后，已经宣告独立的11省派出23名代表聚集武汉，开"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商讨如何建立中央政府之事。革命党人的初衷是废除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政府，代之以联邦制为基本特征的共和政府。这个基本特征证明了辛亥首义的革命性质。
所谓革命，其本意应当是性质的根本改变。应用于社会，就是政治体制的根本改变，而不在于体制形式的变化。例如英国的光荣革命，维系着君主制的形式，实现了从王权专制到民主代议制的转变；反之，像法国大革命，推翻了王权专制代之以雅各宾派专制，后来干脆复辟帝制，实属伪革命。至于"十月革命"，其本质就是一场复辟，中世纪的王权专制被二月革命创立的代议制民主取代以后，列宁以暴力政变推翻了代议制政府，用党权代替王权，复辟了中世纪式专制权力。从本质上看，立宪改良派更接近现代文明，反而是孙中山等趋于旧传统，热衷于政权更迭。因为越是现代文明就越讲究渐进亦即各种不同利益的妥协，那些热衷于突变之意识，沿袭的只是改朝换代的传统，它只能是专制的。举凡像孙中山/毛泽东之类的“革命家”，都不过以革命旗号行改朝换代之野心家。孙文即其首，是以毛尊其为"革命先行者"。虽然孙直到临终前不久，始终把革命诠释为"维新"、"改良"之同义词，"革命的意思与改造是完全一样的"、"君主国之所以有立宪，亦革命之赐也。""维新事业和革命事业是相同的，维新成功就是革命成功。"但在实际行为中，其所主张的革命无一不是暴动。辛亥革命导致君权被废弃，民主的代议制几经周折，最终不敌传统的集权专制。彻底葬送辛亥革命的正是孙中山发起、苏俄鼎力支持、蒋介石最后完成的北伐战争。当张学良"易帜"，降下中华民国首次议会确立的五色国旗，升上象征国民党一党专制的青天白日旗，辛亥革命的成果彻底被断送。
孙中山1911年12月25日抵沪以前，南方民主立宪派内部以及与北方君主立宪派之间，已开展了为自身利益及政治主张之谈判，这种以谈判代替"战争解决问题"的做法无疑是几千年没有过的新举措。所谓共和，此其实也。国共两党史家，近百年来习惯性地以最大恶意评价政敌，而以最大善意恭维同党尤其领袖，应属误区。例如，史论历来评价袁世凯均称其借革命军压清廷、借清廷压革命军以遂野心。实际上袁11月16日组阁后，立宪党人迟迟不肯到任，清廷大权已经旁落袁手；至12月6日，清廷诏令重臣摄政王载沣引咎退位，准民众自取服饰、发式，筹改阳历，军国大事任由袁定，清廷已变"袁廷"；清廷又颁布《宪法信条》，梁启超所谓"虚位共和"已成事实。袁无需借革命军即可废黜皇室，彼时，"所有外国人及反清团体，只要袁赞成共和，都会赞成他当总统"（《辛亥革命史纲》，P292）。然而，当十余省代表拟推袁出任总统、黄兴和黎元洪亦分别致电袁表示推举其任总统时，袁却发布政见："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本人世受皇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国报。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他。"然后向十余省代表详尽诠释达十余分钟（同上书，P304）。这足以证明老袁认定君宪利于国家，并非什么野心私欲，只是政见。即便他后来受长子等愚弄而称帝，同样基于此政见而已。他只是要做一个君主立宪的皇帝，而不是君主专制的皇帝。老袁之观点，在于他相信梁启超的"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于我不适合。""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梁启超：《新大陆游记》，P148）。窃以为，倘若老袁真的只为野心私欲谋，早在12月上旬即可就任民国大总统，哪里还有孙中山后来的虚荣？在袁世凯的全力经营下，兼之南方临时政府的黄兴、蒋作宾、张謇、程德全等多数人反对北伐主张议和，汪精卫甚至指斥孙中山："你不赞成议和，不就是舍不得这个总统吗？"（《孙中山大传》，P338）。黄兴更以自杀相要挟，使孙中山极其孤立，北洋政权方得以建立和巩固。"以元老派山县有朋等人为首的一部分日本军阀势力，原主张乘中国辛亥革命的机会迅速出兵南满，以实现其独霸中国东北地区的野心。但中国南北谈判的顺利成功和北洋政府的迅速建立使得日本的这一计划破产；同时，由日本特务川岛浪速策划的挟宣统去内蒙和东北地区建立独立国的'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亦告失败"（《北洋政府简史》上册，P297）。日本政界对中国形势的判断亦随之改变，会田勉著《川岛浪速翁》分析道："假如袁世凯的政治手腕得心应手，中国秩序得以恢复，统一大业得以完成，中国或许可以免除列强瓜分之祸。但情况果真如此，则满蒙地区当然成为中国版图，日本则更将无法在满蒙扩充其本国利益"（载《北洋军阀》第二卷，P608）。也许，那反倒是中国之福气，至少免除许多灾难。
事实上，以当时的实力考量，袁世凯如果坚决镇压辛亥革命，根本就不会有后来的局面。10月29日，袁世凯致书黎元洪，首先提议和谈。11月27日，冯国璋欲乘胜追击渡过长江剿灭残敌，被袁世凯亲自打电话制止。那时所谓"革命军"，其实不过一群各怀野心的乌合之众，真正训练有素的只有北洋军。之所以没有扫荡南方，袁世凯只为对付满清贵族势力"宗社党"与那些顽固派而已，这些迂腐顽固的守旧派极力反对君主立宪，坚持祖制。为了搞垮这些守旧势力，"革命军"是袁的筹码。试想，当时已宣布独立的山东巡抚孙宝琦又宣布取消独立并缉拿革命党人；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亦然；黄兴出走赴南京；武汉机关职员纷纷出逃。黎元洪虽然誓言"督率将士誓以死守，以维大局"，精神可嘉，但也明白独力难支，谋求停火协商。袁世凯并不因绝对优势而提出苛刻条件，迅速答复平等停火三日，从而使黎元洪得以于12月3日提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宋教仁起草的这个《大纲》，是中国第一个共和政纲。鉴于武汉方面与袁氏和议条件有争议，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的争议，袁于4日主动命令前方停火期满续停15天，直至24日，以利继续协商，而不知情的南方代表王正廷同时提出的续停时间只有一个星期。且，老袁屈尊派出唐绍仪率领各界人士百余人组成的代表团南下武昌和谈，又因南方内部武昌、南京争执不休，代表团又于12日移往上海继续谈判。兵势强盛的袁世凯屈尊至此，对比后来1949年国共和谈，不难看出老袁的诚意。当时，英、美、日、法、俄、德六国按照庚子年对华一致的约定，其驻上海领事奉本国政府指示分别照会南北方和谈总代表，迫切希望南北方达成和平协议，不希望中国内乱，更担心再次闹出义和团来。后来一片声不假思索地指责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不知依据何在？
双方谈判基本顺利，仅在20日第二次谈判时对于国体问题唐绍仪尚需待袁批准，但约定停火期限再延7日，即31日前达成协议。却因南方各派势力争执不休，"黄兴也对革命党人激暴行为不满，认为不如立宪派稳健，也认为如袁出面逼清廷下台，由袁主政，尽早结束南北之战，是可取之策"（《辛亥革命史纲》，P308）。12月9日黄兴复电汪精卫："项城（袁世凯）雄才英略，素负全国众望，能顾大局，与民军为一致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令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P94）。
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上海。此时南北双方达成密约：先召开国民大会，压迫清室退位，成立民国。至于民国首任总统，先已达成共识，由袁逼清室退位后担任。26日，孙在上海寓所召集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孙力否宋教仁等主张的内阁制，要求实行权力更集中的总统制。接着提议立即组建民国政府，孙中山为大总统。27日，各省代表在上海静安寺路斜桥总会谒见孙中山，代表开始议决之事项：一，拟推举孙为南方临时政府大元帅；二，留临时大总统职待袁逼退清室后就任。孙当即表示反对，认为大元帅并非国家元首，应选大总统而不选大元帅；总统不必加"临时"二字；选本人当大总统后，如果袁氏真拥护共和，即相让。并限定12月底以前一定要完成总统选举，元旦日宣誓就职，定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月元日。之所以限定年底完成，因为它是约定的停火期限。同日，黄兴、宋教仁在南京向各省代表宣布雷同议案（参见《辛亥革命史纲》，P312-313）。南北方初步达成的密约因孙中山而否定。鉴于孙中山回沪后南方变计，北方代表唐绍仪不得已于27日致电袁世凯，夸大其词称孙"携带巨资，并携泰西水陆军官数十员。声势愈大，正议组织临时政府"，陈述了谈判如破裂将导致祸乱的严重性，提请袁同意以召集临时国会决定国体的解决办法。袁复电认可。12月29日双方第三次会谈达成原则协定，"（一）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解决，决定之后两方均须依从。（二）国民会议未解决国体问题以前，清政府不得提取已经借定之洋款，亦不得再借新洋款。（三）（停火约定，略）。（四）国民会议由各省代表组织，每省三人，每人一票。若到会不及三人者，仍有三票之权。到会省数达三分之二即可开议。开议共和问题，从多数取决之后，两方均须服从。会址在上海城"（以下清室及满蒙藏民族优待条例略。参见上书P319-320）。30日第四次会议议定了国民会议代表产生办法，但对于会议地点，南方意见上海、南京、香港争论不能统一，北方要求在北京、汉口或威海卫召开，并要求普选各省代表。31日第五次会议议定1912年1月8日在上海召开国民会议，以确定国体。然而在孙中山操纵下已于29日在南京选举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以16票当选，黄兴1票，黎元洪附加袁世凯劝退清室即任总统条件，投了孙一票。
这明明是孙中山"抢班夺权"的举措，首先提出由国民会议表决以确定国体的是同盟会要员汪精卫，袁世凯在南北谈判过程中亦放弃了坚决维护君主立宪而服从国民会议公决，双方亦议定1月8日在上海开会确定国体，尚不足一天孙就破坏约定单方"立国"。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背信弃义的举动，然而近百年来却把屎盆子扣在袁世凯头上。袁世凯愤怒谴责孙中山等言而无信，然后指示唐绍仪辞职，并宣布南北协议必须由他本人签署。3日，48位北洋将领联名通电不承认南京政府，维护君主立宪。孙中山匆忙设立的内阁胡乱委任了8个总长，形式上只有3个同盟会成员，就连杀害秋瑾的主谋汤寿潜也封了交通总长。但8个次长却安排了7个同盟会员，并确立"部长取名，次长取实"之原则，当时就被舆论讥讽为"次长内阁"。为了掩饰自己匆忙抢权的背信行为，孙致电袁世凯，重复革命党早先承诺的只要袁废黜清室，即辞职推举袁接任"大总统"之话语。时任中国铁路公司总提调的A.博普写信给莫理循称孙内阁为"这群乌合之众"，他写道："他们完全失控。不可能承认由孙逸仙统领的这群饭桶所组成的政治内阁。请注意对汤寿潜的任命，像他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骗子竟被任命负责中国的铁路运输，甚至当上了交通部总长，真是一个不祥的开端"（《北京的莫理循》，P339）。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对形势的判断是："皇帝将早日退位并由袁世凯建立临时政府。但是这个转变可能带来严重的困难；有迹象表明，蒙古人和北方各省都不愿意心平气和地接受这项解决办法。"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当即报告国务院："中国选举孙逸仙为临时大总统，足以团结革命阵营。孙氏虽为各方所瞩望之革命领袖，然或许将成为独裁者"（转引自中山大学历史系李吉奎论文：《中国共和革命与美国的反应》）。南北和谈因此无疾而终，各国外交官均对此嗤之以鼻，孙数次谋求外交承认均无人理会，然后国共两党几十年谴责西方列强打压革命。
四、"君宪"是非
站在党派私利的立场上评价，孙中山孜孜不倦推翻反动的清廷无疑英明伟大。然而，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看，是非就得颠倒过来。习惯思维认定革命就是真理，改良就是反动。这种僵化的思维方式其实跟清廷守旧派没有什么差别，他们认定祖制就是真理，改良也属反动。然而人类文明完全得益于改良，守旧也罢，革命也罢，都与文明建树无关。清廷无疑腐败，打倒它亦属情理之中事情，然而清廷并非一无是处，它的民族政策就有可取之处。
众所周知，满族入股中华，带来了两倍以上的辽阔疆域，明朝北部边界也就是我们今天讴歌不已的长城，其外皆非中国领土。蒙、藏、回三大民族连同满族自身，都是靠了清朝比较成功的民族政策才得以维系的。清廷以"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为要，在中央机构中设置了理藩院，地方机构有将军、都统、大臣对各边疆地区的有效管理，各边疆民族地区因俗设官，"从俗从宜，各安其习"，形成了治理边疆贯彻边疆民族政策的一套自上而下、强而有力的完备的边疆民族管理机构与体制。乾隆说："敬一人千万悦。"新疆民族众多，清廷根据民族分布的各个聚居区情况实施多种制度：汉族区实行郡县制；维吾尔区实行伯克制；游牧的哈萨克、布鲁特蒙古诸部及哈密、吐鲁番维吾尔人实行札萨克制。川、青、甘、滇藏区实行土司制度，西藏地区实行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制度。也不是旧制沿袭，而是对原有民族的政治体制加以改造后再利用。如伯克、土司、盟旗各种制度以及西藏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等都进行改革而后利用。如伯克制度，在清朝统一新疆前维吾尔族地区是由阿奇木等伯克统治，如仍用世袭制，必将不利于清朝政府在新疆的统治；废伯克世袭制，将伯克改为流官，是伯克制度改革的首要内容；再对伯克的任免、任期、回避制度、品级、养廉、入觐制度和政教关系都予以调整，使之顺畅。土司制度改革在清代造成很大影响，电视剧《雍正王朝》里说的"改土归流"即此。清廷在西南各省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后，土司的承袭制度、分袭制度、奖惩制度、抚恤制度都立了新规，形成一套严谨的管理制度，土司失去割据、独立之随意性，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的统治从形式转入实质，无疑大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
乾隆还在《御制喇嘛说》中分析了藏传佛教与蒙藏民族间关系："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达赖、班禅），各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诌敬番僧也"，封给达赖、班禅极崇高的地位，确立了历代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都必须经过清廷册封的制度，达赖、班禅因册封而荣耀；但他们获得荣耀的同时，也确立了清廷在当地民众心目中更高的地位。清廷册封哲布尊丹巴为"大喇嘛"，掌漠北喀尔喀蒙古藏传佛教事务；册封章嘉胡土克图为"大国师"，总领内蒙古藏传佛教事务。这样，蒙藏地区藏传佛教分为四大部分，达赖主前藏，班禅主后藏，哲布尊丹巴主喀尔喀蒙古，章嘉胡土克图主内蒙古，四大活佛既有崇高的地位，又各有领地，互不统属，形成藏传佛教大喇嘛分主教权的局面。清廷还在承德建外八庙，供蒙、藏、疆各少数民族上层及贵族朝觐清廷礼佛拜佛之用，邀请边疆民族上层人士到避暑山庄，赐宴并进行木兰行围狩猎。其制度化实际上成为各族高层交流、沟通之会所。历经二百多年苦心孤诣之调理，蒙、藏、回各民族上层已经与清廷建立了密切的臣属甚至姻亲关系。在治理多民族广阔地域的能力上，满清朝廷远胜于"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汉族朝廷。恰如乾隆讥讽汉官："若知明季汉官，当外藩恭喘，则藐忽而虐侮之，或且勒索滋弊，及其有事，则有畏惧而调停之，往往激变，率由于此。"
"历观往代，中国筹边所以酿衅，未有不由边吏凌傲姑息，绥驭失宜，此实绥靖边隅，抚驭外人之要务。"而且，清皇室同为少数民族，对于西域辽阔疆土上各少数民族而言，又相当程度减轻了被同化、兼并之戒心，无疑有利于国家的安定与民族间和谐。在当年极其落后的交通通讯手段之下，清廷维系中华民族之稳定团结实在居功至伟。汉人之忘恩负义是举世闻名的，继承了满人创造的巨大利益，再把最恶毒的诅咒回赠满人，老实说，满清的封闭愚昧腐败并非其自身所有，恰恰是沿袭汉制恭奉儒学的必然结局，且，清末败局之形成，迂腐的汉族大臣贡献最大。
当孙中山捡起朱明王朝"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陈词滥调以煽动汉人仇满情绪之时，无疑已经给蒙疆藏满辽阔地域之各民族带来极大恐慌。当初朱元璋打这块招牌，就只着眼于"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以统治汉族为目的，丝毫也无接掌元帝国之"大中华"境界。史实也证明，朱明王朝砌长城以封闭自己，设海禁以隔离世界，导致中华民族转向沉沦。所谓"鞑虏"，长城以外各民族皆难逃劫难。翻开辛亥革命的文字档案，狭隘汉族复仇观念随处可见，如军政府颁布的《布告全国电》，转载于全国各报，影响极大，动辄以"十八省"、"汉族"、"汉人"为号召，"是所深望于十八省父老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期于直抵黄龙，叙勋痛饮，则我汉族万万世之光荣矣，我十八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12月，西安的革命党将驻防于斯的满蒙旗营男女老幼近两万人斩尽杀绝，捎带着还杀害了连儿童在内8名外国侨民（参阅《清帝逊位与列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P334），造成蒙、疆、藏各民族极大恐慌。如果我们至今还讴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除了证明我们自己的愚昧之外，再无其他。当时最能反映这种疑惧心理的当属蒙古王公对民国代表伍廷芳的质问："共和国将仅以十八行省组织之乎？抑将合满蒙藏回共组织之乎？如诸君子欲合全国共谋组织，则满蒙藏回土宇辽阔，几占全国之大半。其人民习惯，只知有君主，不知何谓共和，更深惧诸君子少数专制之共和。"如此，我们不难看出袁世凯坚持君主立宪的苦衷，以及他比孙中山更开阔的视野。它至少具有维持国家民族幅员完整之深谋远虑，如清廷虚君在朝，会发生蒙藏回各少数民族的恐慌乃至分离吗？袁世凯在与其挚友英国《泰晤士报》记着莫理循争论时，"认为革命以及推翻清朝会导致国家大乱，进而引起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处境；国民的实际素质只适合君主立宪。多数人并没有推翻清朝的意愿。他说，他之所以主张保留清室，实行君主立宪体制，'盖惧清室一旦推翻，内部紊乱，或陷于无政府之境，则外人财产生命，必有危险，若外人因此而干涉，将不免瓜分之祸也。'因此，主张'保留清室，剥夺其实权，使仅存虚名，则国家之安全，方能确保'"（《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P147）。然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仅为一党之私谋，全不顾国家民族之大义，看似革命彻底，其实暗藏篡夺国家权力野心，是国家分裂民族离散的罪魁祸首。
朱元璋"驱除鞑虏"之时，并无"列强"觊觎；而孙中山"驱除鞑虏"时则明摆着日、俄、英之虎视眈眈。武昌首义之后，1911年10月23日，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与俄国总理大臣密谈纪要："根据1907年及1910年两次秘密协约，日、俄两国关于分割满洲和蒙古的问题已经预有设想。只要时机一到，两国即可根据1907年协约中规定的分界线分割满洲；并可进一步商谈如何分割蒙古的问题。"次日，日本内阁决议："确立帝国在满洲的地位，以求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为此，帝国政府必须经常策划，不遗余力；一旦遇到可乘之机，自应加以利用，采取果断手段，实现上述目的。"28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密电内田康哉外务大臣："帝国政府亟须当机立断，下定决心......趁此绝好时机，亟应在华中、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家，而使满清朝廷偏安华北......维持满清朝廷于华北一隅，而使其与南方汉人长期对峙，乃属对帝国有利之上策。"法国驻俄外交官12月8日向巴黎密报俄国官员尼拉道夫的谈话："中国局势混乱所造成的不安定可能使中国政府忙于别处而无力顾及外蒙。他又提到俄国报纸主张俄国应该承认蒙古国的独立，将来对它实行保护，因为蒙古与中国之间的惟一联系是清王朝"（《清帝逊位与列强》P389,注28）。1912年1月13日，日驻俄大使本野致电内田外务大臣："关于清国时局问题，俄国总理大臣态度相当激越，锋芒所示，颇有一欲，时机概由日、俄两国协商，一举分割满洲、蒙古之势。"这些鳞爪当时皆属高度机密，无论袁、孙都不可能知道。我们只能看效果。正如前面已经说过，袁世凯在实权在握、革命党各派均承诺推举他当总统时，仍坚持君主立宪，显然更有利于粉碎俄、日两国瓜分中国的阴谋。11月30日，俄国的策动外蒙古以库仑活佛哲布尊丹巴的名义宣布独立，而后登极称帝，中国官员被驱逐，汉族商民倍受虐待甚至杀戮。1912年1月3日，孙中山登基之后，乌里雅苏台的札萨克图汉也宣布独立。
由于日、俄两国的策动外蒙几次派兵侵袭，内蒙也渐呈不稳迹象，1月中旬呼伦贝尔盟在俄国策动下宣布独立，哲里木盟郡王乌泰也积极策划叛乱。1月底，叛乱已蔓延到北京附近，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策动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接受日本贷款，谋划叛乱："关于蒙古举兵事，刻已步步准备就绪。喀喇沁王已决心于数日脱出北京（三万发子弹已于昨日领取运出）。喀喇沁王与川岛之间所订密约以及借款合同抄本，今日寄上。此项借款，约定以卓索图盟五旗内（注：指喀喇沁三旗，土默特二旗，在今赤峰市附近）所有矿山为抵押，贷与日金二十万元整。因该区将成为举兵之根据地，故贷与款额较他项借款为多。......此次所贷款项，大部分将使其用于举兵。"川岛浪速与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订立十条契约，规定独立后川岛任总顾问，未经日本允许，不得与俄国往来。2月3日，张作霖第三次放话称："昨已以统领名义致电袁世凯，阐明如下立场：如果皇帝退位，成立共和政府，本人即不听从指挥。""吾人已失去应为之效忠之皇帝，则依附同种之日本，乃属理所当然。......本人将拥戴肃亲王归依日本国。"而川岛浪速则密谋策划一旦清廷逊位，就劫持宣统皇帝及王室，以东内蒙古和满洲建立独立国家，并置其于日本羽翼下。
蒙古之乱导致大批汉人遭到驱逐和烧杀。此动乱直波及西藏，拉萨"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番言杀汉，汉言杀番，各怀疑惧"。随后藏军"不分玉石，见汉即杀"，西藏各地汉人处境极惨，"参赞陆兴祺及师周自印度迭电中央及川、滇求救，情词哀切不忍闻。均以大局未定，不能顾及，而汉商民居藏者被屠杀几尽，藏番势力遂东渐及康"，"中国难民避藏番屠杀，流亡于哲孟雄（注：今锡金）、印度各境者，为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分起资遣回国，至四年冬始毕。"如果全国政局不能很快稳定，灾难无疑还会更惨烈。所幸清王朝总理大臣袁世凯出任民国总统，使各族上层人物感到有了安全保障，旧日的地位利益仍可维持，且袁世凯一直对蒙古问题极为重视，软硬兼施，任命贡桑诺尔布为民国政府蒙藏事务局总裁，大量晋封蒙族上层人物为亲王，使内蒙王公数量"比清朝时的数额增加了几倍"，终于使内蒙王公们放弃了分裂的图谋，诸多已逃往外蒙的蒙族同胞遂陆续返回，后来，经过老袁立场强硬的谈判，外蒙于1915年6月7日取消独立，俄国只得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袁世凯竭力主张的清帝优待退位意味着清朝政府拥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地移交给民国政府，保持了主权和领土范围的延续性，这是孙氏革命推翻清廷所不可能做到的。以尽管英、俄策动了西藏和外蒙古的分裂，但袁世凯坚定不移的捍卫国家主权迫使其不得不承认中国在这两个地区的宗主地位，尽管政府尚无力实施管理。
五、孙中山与日本
回过头来说日本，除了前述1900年日本利用孙中山举义为其占领福建之外，翻阅有关孙中山光辉业绩的文字，我们总能看到一连串日本人的姓名，这些日本人都是竭尽全力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国际友人”。细品位一下就不难发现味道不对。仅以《辛亥革命史纲》P311所列1911年12月25日专程赶到上海迎接孙中山的日本人为例，排头者为头山满，此君为日本军国主义鼻祖，“黑龙会”首领，该会名即以黑龙江所命，极力鼓吹日本应占领满、蒙直至西伯利亚。前边所述策动内蒙古乱局之日本浪人川岛就是头山满的麾下，奉命到内蒙作祟的。还有那位著名战犯广田弘毅，也是头山满的门人，头山满发现其才干后推介到政界，有更著名的“广田三原则”问世。他当上日本首相以后成功地使军部驾驭政府，对于后来大规模侵略中国，广田
“居功至伟”，并因此被远东军事法庭处以绞刑。第二位为犬养毅，孙中山的“中山”就是首次拜见犬养时日本人即兴给他起的名字。犬养发现孙具有“笼盖无数人心的威力”，而孙致信犬养：“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从此犬养鼎力鼓动、支持孙中山闹革命。
1923年11月16日，孙中山致信犬养祝贺其入阁：“今次先生入阁，想必能将追随列强之政策打消，而另树一帜，以慰亚洲各民族喁隅之望。”此计甚妙，日本最终退出国联，彻底“将追随列强之政策打消”，铤而走险。此信还详尽地阐述了要求日本支持他革命并与苏联交好的理由。犬养担任总裁的政友会是伊藤博文创立于1900年的第一大党，该党对内主张宪政，对外主张沙文主义，是肢解中国的罪魁祸首。著名的“田中奏折”、“二十一条”都是这个党的“杰作”。他们的根本方针就是夺占满蒙、使中国分裂成几个小国而非灭掉中国。掠夺东北资源、制造无数事端的“满铁”，其总裁山本条太郎即政友会干将，犬养本人在支持孙中山的同时还亲自到东北、华北乃至内地侦查，获得大量情报。“918事变”后，民政党若槻内阁认为军部行为过激，遭到犬养派发起的猛烈攻击，被迫辞职。犬养派竭力为“918”事变的合法性辩护，公开鼓吹拒绝国联对满洲事件进行调查，应了孙中山给他的信里所建议的日本必须摆脱西方，犬养宣称日本将“摆脱辩解外交”，开展“独立自主的新局面”。“摆脱辩解外交”成为以后军国主义外交的宗旨。犬养组阁时任命法西斯少壮派后台荒木贞夫为陆相，并实行非常财政，扩大军费开支，积极支持军部占领满洲。他上奏天皇批准派遣两个大队赴天津、一个旅团到东北，鼓励关东军准备进攻锦州。12月23日，就在天皇向犬养下达“不攻击锦州的方针”与“尊重国际间信义”的时候，犬养暗示关东军进逼锦州；美英法警告日本对锦州的军事威胁已经违反了“九国公约”时，天皇再次明示犬养：“深为轸念攻击锦州之对外影响”，然而，犬养怂恿军部一举攻占锦州。接着，又支持军部发动了上海“128”入侵，向上海派兵的批准就是犬养亲自向天皇申领的。军部于1932年3月1日拼凑了“满洲国”，犬养首相延宕了11天才给予外交承认，有人以此为他辩解。其实，他仅仅是为调解政友会内部以及其他各派系之间的关系才耽误。在犬养内阁短命的五个月任期内，其最大政绩在于使天皇从顾忌国际影响转到肆无忌惮；放纵军部及民间法西斯势力恶性膨胀，结果反倒成为牺牲品。（参阅《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等著作）1932年5月15日，被犬养激励起来的少壮派不满足于受到政党政治牵制，并不满足于仅侵占满蒙而不灭亡中国，打死了犬养，彻底终结了日本的政党政治，实现了军国主义政权。举国法西斯化的日本开始大规模侵华行动。处于第三位的宫崎寅藏，虽非军政要员，1897年经犬养毅斡旋，获得日本外务省秘密经费，与平山周再度来华策动暴乱。8月与孙中山见面并成为知交。加入兴中会，全力协助甚至亲自参加孙中山的武装起义，阻止孙与袁世凯合作，竭力促成孙的“二次革命”。1922年病死，没有机会在日本后来的侵华战争中表现。
因“二次革命”失败，孙、黄以及大批国民党成员逃亡日本，日本则极力掩护。头山满及其黑龙会、犬养毅及其政友会更是亲力亲为，安置这些逃亡者。头山满、犬养毅不仅亲自陪同孙中山从神户到东京，甚至组织“刺客击退团”为孙保镖。除了生活、安全给予精心照料之外，还为他们潜回中国继续挑起反政府战争作各种准备。1914年2月，黄兴创办军官学校“浩然庐”，培养革命军官，日本陆军大学为主的军校教官奉命兼任该校教官，完全免费；同时，孙中山创办政法学校，日本国立大学等院校派出教员，培养国民党干部。头山满、犬养毅、宫崎寅藏以及辛亥时极力策划肢解中国的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等都是学校的出资人或董事，学校一直开办到1920年。这些侵华干将及其组织，都大力支持孙中山革命，是为了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还是利用孙分裂中国？
六、“二次革命”
众多文字资料记载表明，孙中山之所以能当“临时大总统”，一则是黄兴坚决让贤；二则是黄兴劝说诸君时称孙已从各国募得大笔援款（莫理循1912年1月5日的信里称：“孙中山迄今给人们良好的印象。人们认为孙中山随身携带巨额的外币，因此对他有好印象，但印象好到底有多少是由于所传他带来巨款却很难说。据我了解，实际上他什么钱都没有带来。一旦此事为人所知，人们很可能会对他产生反感。”），结果他果然分文无有，企盼有钱解决财政危机的诸君送了个“孙大炮”的雅号给孙；三则是已约定袁世凯一旦劝退清廷就立马接任临时大总统职。尽管明知这是个“过把瘾”的差事，从美国赶回来的孙先生还是兴致勃勃地当仁不让了。黎元洪得知南京方面要选举临时大总统一事，立即致电：“各省代表在宁议举临时大总统，此事关系全局，窃以为和议未决，不宜先举总统，致日后兵连祸结，涂炭生灵，追悔莫及。公等系鄂全权代表，责任綦重，兹事体大，亟宜注意。”（《辛亥武昌首义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P429）这个电报足以证明当时的局势，然而，在孙本人竭力说服之下，还是于12月29日选举了“临时大总统”。若说野心私欲，史家送给老袁的那些帽子转赠老孙可能更合适。
其实孙当上“临时大总统”就没准备让出这个宝座。就任次日即令议和代表伍廷芳必须每日向他汇报。“他多次指出：'民军如不得已，仍将续行开战’；'北伐之举，有进无退’；'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影响近代中日关系的若干人物》，社会科学院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P254）。为了“北伐”，孙急需巨款以充军费，各种手法都未能奏效之后，2月3日，孙中山与胡汉民约见日本政界、财界联络人森恪求援。森恪提出将满洲“完全委托给日本之势力”，以换取日本财政援助。孙中山表示：“余等希望将满洲委托给日本，而日本给革命以援助。”不惜出卖满洲，换取日本在阴历年底前支付1500万元，以供其打败袁世凯。森恪随即起草电文，经孙、胡修改后发回日本，写明孙中山同意“满洲之事如有意实行，在4日之内，汇一千万元并电告，则可与袁中止和议。”（同上书，P257）然而，日本受六国列强集体外交制约，非但不肯，反而要求与袁和议成功。孙中山大为恼火。其实，此前孙已经“通过不同渠道向日本方面借款，大的共有三次。（1）苏路借款。由苏路公司出面，与日本大仓洋行洽谈，于1912年1月27日正式签约。共借300万元，年利8厘，以公司所有动产、不动产以及铁路营业权为担保。所借300万元，50万交江苏都督府，其余转借给南京临时政府。（2）招商局借款。以该局全部财产作抵押，借款1000万两，全部用作军事费用。1912年2月6日，孙中山、黄兴在南京与日本邮船公司上海支店长伊东草签借款合同，日本邮船公司先付100万两。该公司所付100万两，实际由日本政府提供。（3）汉冶萍借款。是三次中最大的一笔。南京临时政府责令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宣怀与日本三井洋行洽谈。属'合办’，即将汉冶萍公司股本定为3000万元，中日合办，因该公司前已借日款1000万元，此次日方仅提供500万元。1912年1月26、29日，南京临时政府与盛宣怀分别在南京与神户，与日本三井洋行及正金财团签订'合办’草约。”（同上书，P255）这三起大额借款均严重损毁中国国家主权，只要对比后来“二十一条”相应条款即可知其“卖国条约”性质。因德、美、英诸国干涉，以及舆论强烈反对，除第一项之外，其余两项均未能得逞。
实际上，孙中山在国民中的声望全靠辛亥以后国民党哄抬起来的，尤其是蒋介石“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孙望愈高则蒋权愈重，是一笔双赢的生意。其实，辛亥以前孙在党人之中根本没有身后哀荣那般隆重。例如1906年冬，孙中山坚持要以其兴中社的青天白日旗作未来国旗，黄兴反对此种以党代国之暗示，两人闹僵黄兴威胁要退出同盟会；1907年日本政府为支持孙中山造反赠款7000元，连同日本商会所赠合15000元。除留给《民报》两千之外其余不知去向，章太炎等遂发起罢免孙中山的运动，要求改选黄兴担任同盟会总理；宋教仁该年日记里亦有记载：“盖□□（孙中山）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1909年陶成章、李燮和代表七省同志写成《孙文罪状》要求黄兴予以公布，被黄兴扣下；而章太炎则在报纸上登检举状，历数孙文不是；孙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再次要求以青天白日作为国旗，被议会否决，议定以武昌首义后议决的五色旗为国旗，意寓“五族共和”。孙文耿耿于怀；随即，孙文要求定都南京，议会以压倒性绝对多数（20:8）决议定都北京，孙大怒，因其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加了个“定都南京”的条件，如果按议会通过的决议，此条件便落空了。孙最终以制约袁世凯为由，说服议会复议，改决议定都南京；多数代表意欲实行“内阁制”，黄兴、宋教仁均赞成。孙不干，坚持“总统制”，如果“内阁制”他这个“临时大总统”就没多少权力了。而且，孙坚持要取消大家早就议决了的“临时”二字，未能通过。这些事例显示了孙之民主观其实有限，民国初立就有了操纵议会的范例。客观地说，孙主持制定的《临时约法》还是挺“共和”的，缘由在于，这个约法是为限制袁世凯当总统而制定的，当总统大势所趋要归袁世凯时，孙中山又转而主张内阁制了。
然而袁世凯也不是傻瓜，他看清了孙欲诱其到南京陷入孙党掌控之企图，找了岔子不去。3月6日，孙迫于各界压力向参议院提交允袁在北京受总统职议案，获批准后袁于10日在北京宣誓就职。29日，由南北双方要员组成的内阁成立，4月1日孙向议会卸职，然后游历武汉、福州、广州、澳门等地，表示有志操办中国铁路建设。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就是不和”的政府在北京开始办公，这个政府主要由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党等组成。7月29日，袁世凯发布通令：“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同时邀请孙文、黄兴、黎元洪等到北京洽谈，共商大计。细节不赘。总之，革命党人认定的袁世凯设套谋害孙中山的事情没有发生，老袁以最高礼宾规格隆重接待了老孙，乃至于原本担心谋害而留下看家的黄兴也被老孙召到北京。就在老孙抵京次日，8月25日，宋教仁操办的同盟会合其他四个党组成国民党，孙主持了成立大会。各派政治势力极其友善地交换了政见，袁高呼“中山先生万岁！”孙高呼“袁大总统万岁！”当孙表示意欲主办修铁路时，袁立即颁发总统令：“特授孙文以筹划全国铁路之全权。”黄兴也被授与川粤铁路督办职。黄兴到京后即忙不跌到处拉人入国民党，孙、黄二人甚至直接动员袁世凯加入国民党。辛亥造就的共和局面此时达最高境界，孙中山、黄兴甚至出席了前清隆裕太后、摄政王载沣等皇室人员举办的欢迎宴会、招待会。英国《旁观者》报驻京记者报道：“此间情势已有惊人的进步。民众对民国政府深为满意，对临时大总统的反对声浪也沉寂下去了。经过选举，袁世凯当选总统已无疑义”（何虎生、陶军谋著《孙中山大传》，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P351-P378）。
孙、袁二巨头各怀鬼胎都有独专之打算是毫不奇怪的，假如他们走共和之路“要文斗不要武斗”，中国无疑是另一番景象。遗憾的是历史不能假如。袁世凯以总统身份在辛亥一周年时授予孙文大勋位，黄兴、黎元洪、唐绍仪等亦授勋位。孙拒绝领受，黄兴也跟着辞受。孙回上海，组建铁道协会，基本任用同盟会之成员，这使袁不高兴，于是准在京另起铁路协会。1913年2月10日，孙携夫人卢幕贞及一子二女、秘书等赴日考察铁路，却不料宋教仁于3月22日被刺后身亡。孙立即从日本赶回，随即开始谋划“二次革命”，兴师伐袁。黄兴反对孙的“二次革命”，他认为现在和平大局来之不易，宋案完全可以在法律范围内侦结，应该冷静处置，以免毁了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国民党其他高层人物，包括胡汉民、谭延闓、陈其美在内，大都赞同黄兴的意见，不同意起兵反袁。然而孙中山坚决要求起兵，他打算亲自返回日本，乞援反袁。黄兴等坚决反对这种大失人心的做法；孙中山无奈，派人去武汉搞地下破坏活动，结果被黎元洪破获，所派国民党员宁调元、熊越山等罹难；孙甚至派出朱卓文携款两万，去买通几个营连长，要他们杀掉第八师师长、旅长然后北伐。如果孙中山真的崇信民主体制，或国民党内确立了民主体制，“二次革命”根本不可能发生。但此时孙中山一意孤行，显露了国民党党魁独断的威权，挑起了辛亥革命以后首次内战。其实，根本无证据证明老袁指使行刺宋教仁，其实，既然老袁已下令彻查宋案，依黄兴见解，水落石出并不难。反倒因“二次革命”一打，永远没真相了。
孙中山“让贤”之后，号称“十年不问政事”专心修铁路是假的，他月领薪俸两万，四出“考察”耗银百万以上，一寸铁路也没修，仅仅拿了张地图画了几根线条。后来成为张学良父子还有蒋介石顾问的澳大利亚记者端纳，孙中山的南京政府对外宣言就是此君起草的。他给莫理循的信里这样描述孙中山的修铁路计划：“他是个傻瓜……他告诉我他已经决定尽自己的毕生精力来发展铁路。”当孙中山经不住端纳的央求，“拿出一张6英尺见方的大地图，铺在地上。从这张地图完全可以看出，他不仅狂妄透顶，而且简直是个疯子。他完全不切实际，缺乏常识，对自称目前正在开创的事业没有最基本的了解。这幅地图包括西藏、蒙古和中国西部最边远的地区。孙煞费苦心地用毛笔在各省及其周边地区的地图上画许多线条。他用双线标出从上海到广东沿海岸方向的铁路线，方向一转，铁路线越过崇山峻岭直抵拉萨，然后穿过西部直抵边界，又蜿蜒曲折地进入新疆，到达蒙古！他画的另一条铁路线是从上海经四川到达西藏。还有一条经戈壁滩的边沿抵达蒙古。他还画了从北到南，从西到东的许多线。无数细线遍布各省，经孙加工过的地图成了一幅怪诞的中国智力游戏拼图。孙席地而坐，向我介绍他的计划。当他坐在那儿的时候，我想，这个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竟会演出这么愚蠢的一幕，简直不可能。他真的疯了！唉，问题不在于他画的地图。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和资金，他画的每一条线路、即使是更多的线路，都可望修建。问题在于，他竟异想天开，认为外国资本家能够提供充足的资金，在5到10年内将这些铁路建成！”端纳在这封信的结尾写道：“请您原谅我的愤怒情绪。这个狂热之徒竟然认为，他能够一方面在这个愚昧的国家宣扬排外主义、社会主义和其他形形色色的主义，一方面只要他孙逸仙一伸手……全世界的金融家都会解囊相助。一想到这些我就怒火中烧”（《北京的莫理循》，P381-382）。端纳没弄明白，孙的“铁路考察”其实只在网罗势力，以图卷土重来。“二次革命”就是证明。黄兴再次屈从孙中山，充当讨袁军总司令，其他人也只得服从孙中山，卷入一场内战。事实上，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袁世凯与宋教仁被杀有关，但几十年来国共两党的宣传都认定袁指使人杀宋。近年来才有学者考证，袁世凯对宋教仁欣赏有加，早就提议宋担任总理职务，怎么可能因为国民党大选获胜，宋要就任总理就暗杀他呢？即便真与老袁有染，也不是开战的理由。1912年1月14日，陈其美、蒋介石暗杀了原同盟会骨干、孙中山的死对头陶成章，与老孙无关？只隔一天，16日，同盟会员杨禹昌、张先培、黄芝明等组成暗杀小组，以炸弹刺杀袁世凯本人未遂，炸死炸伤卫士多人；26日，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清廷重臣良弼。若依孙理，袁世凯早就可以兴师问罪，可是老袁丝毫未因此影响和议。在回答外国记者“为什么国民党要反对中央，扬言第二次革命”时，袁答道：“这些人已有革命的习惯，而无建设的思想，也无实地经验，不了解中国的大势。然而人民必然不会帮助他们。这些人大概有两种：一种是已经取得政府报酬或官职而不满意者，另一种是尚未取得政府酬报或官职者。”5月24日，《上海时报》刊登：“袁总统令传语国民党人，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别无本领。左是捣乱，右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托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民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举兵伐之。”（同上书，P382）7月12日李烈钧奉孙中山令通电讨袁，无论给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冠以“二次革命”或其他什么美名，无可争辩的历史真实是：孙中山挑起了辛亥革命成功以后首次内战，并开创了内战时代。唐德刚说：“中华民国国体采用美国模式，原是当时新派人士──也可以用个后来的名词叫作进步人士吧──包括全部的革命党和绝大部分对帝制绝望的君主立宪派，甚至包括梁启超也在内的原先的保皇党骨干，都一致认可的模式。可是二次革命爆发之后，这个全国一致的共同愿望，就顿成泡影了”（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P89）。这个认识应该是很深刻的。
七、关于“二十一条”
几十年来控诉北洋政府和袁世凯卖国的铁证就是“二十一条”，甚至言之凿凿称其以此换取日本支持他称帝，这谎言来自孙中山。所幸还有老毛骂胡风的话还在：“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了一本《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以下简称《全编》），主编者黄纪莲为人们收集了俄国解密档案在内的极其详尽的历史资料原文，里边并未显示有任何可以证明袁世凯于日本人勾结的只言片语。正相反，孙中山的挚友头山满充当头目的黑龙会正是始作俑者。黑龙会1914年10月促使日本出兵山东之后，29日，再提出《备忘录》。该《备忘录》原载《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三年，第2册，P935，第604号文。显见其已经作为日本政府文书之地位。我们不必评述，仅录其几段文字：
“从袁世凯迄今为止的态度来判断，我们知道他在外交交涉方面往往采取权宜的策略。虽然在外表上可能对我们表示友善，实际上他将依靠不同列强的势力作为对我们最方便的牵制而拒绝我们的要求。”
“欧洲巨大的斗争（注：指一战）结束以后，除了并不急求取得利益的美国以外，中国是不能从其他列强取得任何贷款的。在国库空虚、官吏和军队非薪饷无法支付、土匪煽动穷困人民闹事、革命党待机起义的条件下，一旦内乱果真发生而没有外力帮助镇压，我们相信袁世凯决不可能以单独的力量恢复和平与统一全国。其结果国家将成为四分五裂而无法收拾。这种情势将会到来，这是不难预见的。当这样的情势发生，我们究竟是在确保能够影响袁世凯同意我们的要求的条件下，支持袁政府并帮助他镇压内乱呢？还是我们帮助革命党人获得成功，因而通过他们实现我们的目的呢？我们此刻必须确切决定这一问题，以便将它付诸实行。如果我们不去洞察中国未来的命运而盲目支持袁政府，与中国订立防御同盟，希望用帮助他镇压革命党人来充分实现我们的目的，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政策。”
“对日本来说，不顾中国人民的普遍意见而支持袁世凯，希望与他解决中国问题，当然是一个错误。”
“日本帝国政府既然认为支持中国人是无可推诿的，那末我们应该使中国革命党人、宗社党人以及其他失意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引起骚动。整个国家将陷于混乱，袁政府将因之垮台。那时我们将从四亿中国人中选择一位最有势力、最著名的人物，帮助他组织新政府，统一全中国。同时我国军队必须协助恢复全国的和平与秩序，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这样中国人便乐于顺从新政府，而新政府自然信任并依靠日本。”
“我们认为目前是我们唆使中国革命党人及失意分子起事的最适当时机。这些人目前之所以不能进行积极的行动，是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如果帝国政府能利用这一事实，给他们以贷款，并教唆他们同时起事，极大的骚乱和混乱，必将普及全中国。我们就能出来干涉并轻易地调整关系。”
“这就是说，日、俄两国应在日本取得南满及内蒙的主权以及俄国取得北满及外蒙的主权以后互相合作，维持现状，并竭尽全力维护远东和平。”
上面这几段文字清晰易懂，无需诠释，载于《全编》P8-9，有兴趣者亦可看全文。它至少可以证明，两党史家所谓袁世凯以“二十一条”换取日本支持他称帝是无稽之谈。需要注意的是，黑龙会谋划这个《备忘录》直至《民四条约》即所谓“二十一条”签订的整个时段，孙中山都在日本享受着黑龙会的接待。
李敖在凤凰卫视说“二十一条”就是老孙怂恿日本搞出来的，而且表示袁世凯如果不干就出兵推翻他，我上台就跟你们签订“二十一条”。另有说法：A，“1914年4月16日曾有一封号称孙中山致大隈重信首相的来函，信中要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但让给日本人的特权较多，以后日本人渡边几治郎将此文译出，作为给袁世凯二十一条的由来。”B，“中国政府刚刚与日本方面就'二十一条”一事谈判，二月五日，讨价还价之际，孙中山却擅自在日本东京与日方秘密签订了一份《中日盟约》，共十一条。这份盟约，与著名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竟有颇多相近似处。”C，“孙中山于1915年3月14日致日本外务省函，愿意出让权利十一条，要求日本支持他的革命。”惟C项，大隈内阁在谈判时向中国方面泄露，以胁迫袁世凯速签订二十一条，否则将以孙中山为对手。上述内容仅供参考。
嗣后，12月3日以前，日本政府已经准备好“二十一条”，因为日驻华公使日置益已经向外相提出了阅读草案以后的具体意见。为了强迫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该公使建议“（一）将出征山东之军队留驻现地，显示我国威力，以使其感到我方之军事威胁。（二）煽动革命党和宗社党，显示颠覆袁政府之气势，以威胁之。”可见，革命党只不过是日本军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一个棋子，随时可以被用来破坏中国的领土与主权之完整，因为革命党从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除非它可以用于谋一己之私。
袁世凯又如何应对这“二十一条”的？日本人突然发难递过来的《觉书》（对外交文书的称呼，此“觉书”即“二十一条”初稿）上，留着老袁
“荒唐荒唐！实堪痛恨！”八个啼血的字迹。但在当时，老袁对此城下之盟的策略就是一个字：“拖！”对于这份《觉书》之第五号共七条，老袁认为没有讨论的余地。莫理循称：“总统向我保证，决不同意那些条款，即使日军打到新华门也不同意。”然而他还另有隐忧：“总统说，有消息说日本已给在日本的中华革命党300000日元，以通过这些革命党攻打中国军队，这种威胁并非空穴来风”（《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P211）。然而能否实现则是另外的问题，当袁世凯边谈边拖，并采取故意泄露其内容以引起国内外愤慨之后，除了孙中山始终不表态，直至5月“民四条约”定稿以后才有《复北京学生书》，说袁世凯纯粹为换得日本支持他当皇帝故卖国，却没有半个字谴责日本或“二十一条”本身！其余各位，黄兴、陈炯明、柏文蔚、李烈钧等都公开呼吁“暂停革命，一致对日！”唐德刚评述道：“其实袁世凯并未接受'二十一条要求’，原要求中的'五号七条’，也全部被袁政府拒绝了。吾人若把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原件和签订后的新约相比，可见二者有宵壤之别。”“所以日本虽然费尽心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弄得臭名昭著，后来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为天下笑。”（《袁氏当国》，P146）当我读罢《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之后，确实有与唐教授同样的感觉，通读《民四条约》文字，老袁并没有卖什么国，说“丧权辱国”，其实罪在没有本事把前清条约让渡的权利悉数收回而已。《顾维钧回忆录》介绍：当袁世凯召开高级幕僚会议讨论应对日本之策时问陆军总长段祺瑞，日本如果出兵我们能抵抗多久？段回答：最多48小时。老袁遂不做声了，但他在批准签约时讲话称：“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今日本最后通牒将第五号撤回不议。凡侵及主权及自居优越地位各条，亦经力争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交还中国。”“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语云：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史料全编》，P234）看上去，耻辱主要在于被日本逼着签约，并非条款本身。袁氏密谕：“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领土，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如允其一，国即不国。牛马奴隶，万劫不复。予见此四条，曾向在京文武重要各员，誓以一息尚存，决不承诺；即不幸交涉决裂，予但有一枪一弹，亦断无听从之理。”（同上书，P236）这四点都被老袁拒绝掉了，还脱不了“丧权辱国”之干系。回望几十年后，不说民用，共和国从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到尖端国防机构、到海边防陆海空部队，哪一级没有苏联顾问？就连编一部《毛选》，还得请斯大林派顾问来审核，却不算“丧权辱国”了？再说“军械定数”，每一颗子弹都买苏联的，还算抗美援朝的伟大成果；所有军械厂都买自苏联，不是“定数”而是“悉数”，也不算“丧权辱国”，而算“伟大友谊”。与时俱进到如此地步，全不知“荒唐”二字作何解释。
袁世凯的愚笨就在于不懂辩证法，如果他懂一点辩证法就不会自叹：“何等痛心！何等耻辱！”了，反而应该“热烈欢呼挫败日本阴谋，迫使日本自动收回第五号共七条之伟大胜利！”就像几十年后我们欢呼朝鲜战争伟大胜利一样。这样欢呼胜利还是有根据的：1915年4月3日日本参谋本部致驻华武官的指示信里称：“在对华要求中有些关于聘请军事顾问、购买武器弹药和大量装备品的条款，这是向中国政府提出的最重要的条款。”“首相和外务大臣最初所持有的意见是，中国虽弱，但任何时候都不会答应这些要求。不过，这些要求既经提出，倘若被拒绝，我们就不得不诉诸武力”（《全编》P344-345）。然而，经过不懈的外交斗争，这些要求迫使日本自己收回了，“诉诸武力”也成为泡影；负责谈判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强烈要求在最后通牒里加上第五号之各条款，也遭天皇驳回了；难道不算胜利吗？更有，老袁无视日本警告刻意泄露密约内容，引发“抵制日货”浪潮。俄国驻东京大使7月12日给俄国外交部长的密电称：“据官方统计，今年上半年日本对中国的输出额减少了三千万日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已降低百分之五十三。”“我们从非常可靠的方面获悉，因为'抵制日货’，东京各大商行均遭受了巨大损失，他们惊慌不安是召开东京'元老’会议的最主要原因。'元老’把一切俱归咎于加藤男爵，指责他未经他们同意便向中国提出侮辱性要求，随后又不得不放弃，但这些要求在中国已留下不良印象，且已引起对日本人的仇恨”（《全编》P368-369）。
然而他最终仅以灵活的外交手段迫使日本吃了个哑巴亏，不但使其决策层争吵不休，而且使日本在国际上声名狼藉。美国公开发表白皮书：“对一个外国在政治上、军事上或经济上对中国行使支配权力，不能漠不关心”；“对于中日两国政府间已经缔结或行将缔结的任何协定或约定，凡有损害美国及其在华公民的条约权利或中华民国之政治或领土完整或通称门户开放政策的国际对华政策者，一概不能承认”（《全编》P382）。俄国驻北京公使紧急报告称：“日本的行动方式也激起远东外国集团的舆论反日，日本的欲望对它们的工商业利益也是直接威胁。此间所有外国报刊所刊载的俱为最激烈的反日文章，而这些报刊显然忠实地表达了远东实业家和远东英国官方的意见”（《全编》P353）。所以，这个“二十一条”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它对日本自身的伤害从本质上说，远甚于对中国的伤害。
与“二十一条”在日本国内引起激烈争吵相反，袁世凯无视日本公使日置益的威胁：“绝对保密，否则须负所有严重后果之责。”故意泄露条约给新闻界，甚至连日使所递交《觉书》系刻意写在几页“有兵舰和机关枪水印的纸上”这一细节也没遗漏（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P23）。日本提出严重抗议，并指出，中国政府对舆论采取了空前未有的宽松态度，没有任何管制与压抑。陆徴祥回答：“现在已不再是满洲人统治的时代了，中国人已经享有新闻自由。”当时中外评论界普遍认为：“在谈判期间，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政策，就是利用外国和中国的新闻界以争取道义上的支持”（王芸生：《六十年来》，第六册，P121、P398）。彼时，中国人民有史以来首次公开地、大规模地自由表达对于国家头等大事的意见和提出建议。谈判在北京进行四个月，各界每天都在几乎所有报纸杂志上直抒己见，对于“国耻”观感的声音遍及全国各地，延及世界。没有一份报纸杂志不表现极其强烈的反日情绪，19个省的都督向中央表示坚决支持，呼吁中央决不要屈服于日本压力。当时的总统府每天都“潮水般涌入”无数的信件和电报，表示了各阶层民众对日本的愤怒和对政府的支持，就连逃亡海外的革命党，除孙中山本人外，黄兴以降，也呼吁停止革命一致对外。袁世凯激动之余，签发命令取消对“二月革命”所有人的通缉，并希望他们回国贡献力量，甚至没忘记许愿各种高级政府职位。到日本以最后通牒迫使袁世凯批准签署已经撤回第五号的修改条约，这种抗议及反日浪潮迅即转为爆发，“毋忘国耻”成为中国最常见的词汇。就连谈判经过也迅速编写进了教科书，陆征祥声称，这次“舆论政策”的总策划与指挥者为顾维钧。他采取化妆进入英、美使馆的方式，把半个世界搅得不安宁。
袁世凯对于日本突然袭击提出“二十一条”所采取的对策堪称无懈可击，非但没有任何“卖国”可言，相反，中国人在长达八个多月的抗议浪潮中，日本首次成为过街老鼠；上海市民在1月26日得知此事后，立即召开了一个又一个群众大会，百姓首次发现国家原来是自己的；2月19日“市民爱国会”得以成立；十余万人参加的抵制日货大会也于3月18日召开，日货迅速在中国的主要城市被撤下货架，就连日货专门店也自动抵制日货了。一种新型民族主义蔓延开来。遭受巨大损失的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袁世凯于3月25日颁布禁止抵制日货的布告，然而并无执行措施，日本对华出口继续大幅下降。6月，被国内工商界及元老派闹得焦头烂额日本内阁正式抗议中国的反日运动，老袁一边讥讽小日本一边下达禁令给各省政府，要求禁止抵制活动。没人知道是否有人幕后指挥，各地步调一致地撤去抵制日货的标语，换成“提倡国货”，只是日货仍然上不了货架。在北洋政府工商政策鼓励下正迅猛发展的民族工业，这一年获得前所未有的增势，上海市民成立了“救国储金团”，民众踊跃捐款公开宣布要捐足五千万元，为民族工商业输血。中国人也从未这般齐心，捐款名单上从最富有者到最贫困者都有。一位美国记者报道说：“那么多中国人内心充满国耻感，深切的怨愤，和精神上的苦恨，使抵制日货运动变得实际上不必要，因为人民已下决心尽量不买日货了”（《五四运动史》，P28）。这次全民抵制日货运动对于民族工商业之刺激成效斐然，前述北洋时期民族工业增长率高达13.8%不是无故得来的。而日货最劲的棉纺业，变化也最快，到1920年，中国从棉纱净进口国变为净出口国，应该事出有因。
这场反日运动更重要的成果在于思想解放，“新文化运动”便由此发端。当袁世凯特赦“二月革命”所有人犯之后，躲在日本的陈独秀返回中国，被民众热情感动于是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这份杂志被认定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起源。可杂志本身却源于反对“二十一条”的民众怒潮。有感于一个日本作家对于这次运动的民族性所发议论，他认为中国人对于国家与社会漠不关心的传统不会因为这次运动而改变。在此次运动中没有积极表现的中国文人们被刺痛了，纷纷著文予以反驳，陈独秀在《新青年》1卷3号刊出《抵抗力》一文，有感而发表示了痛切感慨。辩论由此引发，对于国耻，对于爱国，对于民族以及相关的文化均各抒己见，其影响之深刻自有公论，文人贪功，都把勋劳归于“五四运动”。其实，正本清源，发生于1915年这次并没有文人们什么功劳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运动，它至少可算新文化运动的源头。
- zt：从辛亥到北伐 【颠覆中共史学理论的雄文】

“被无名”的抗日烈士们

 

“被无名”的抗日烈士们

作者﹕卢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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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4月26日讯】去年四月中共新华社曾有记者报导——自革命战争年代以来，先后约有二千万名烈士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这些先烈大多数没有留下姓名。目前，有姓名可考、已列入各级政府编纂的烈士英名录中的仅有一百八十万人左右。

为什么居然有高达百分之九十的烈士没有留下姓名？

中共建政之初公开承认抗日战争战场上阵亡的国民党政府军人属于烈士范围：

中共《土地改革法》规定：家居乡村的烈士家属应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烈士本人得计算在家庭人口之内。

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说：烈士家属“应包括辛亥革命以来历次为革命阵亡和死难烈士的直系亲属及抗日阵亡将士的直系亲属在内”。

中共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说：“凡称革命烈士家属，是指辛亥革命以来历次为革命阵亡和死难的烈士、抗日阵亡将士和人民解放战争中阵亡将士的父、母、妻（或夫）、子、女及十六岁以下的弟妹。”

但由于中共暴力夺权后，对国民党持彻底清算的态度，确认国军抗日战争阵亡烈士身份的任务基本上被搁置了，普遍没有办理相关烈士身份认定手续并对家属 给予抚恤；笔者的亲戚中就有国民政府军队抗日战争阵亡烈士及烈属没有得到中共确认和抚恤，而且因为壮劳力阵亡（兄弟二人从军，一个阵亡，一个病死）、家中劳动力不足而不得不雇工，从而被评定地主成份，受到中共体制的欺凌。中共出于巩固独裁政治需要，将精力放到打击国民党军政人员亲属方面去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国民政府为抗日战争阵亡将士建立的墓碑被破坏……

中共经济改革以来，两岸关系日渐缓和，中共本来已经具备条件为抗日战争阵亡国民政府军人办理追认革命烈士的手续，然而，无耻的事情发生在一九八○ 年，由中共老军头程子华任部长的中共民政部悍然发布规定：对抗日战争中阵亡的国民党官兵，自《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发布之日起，不再为他们办理追认革命烈士 的手续……（此后中共仅出于统战需要为个别国民政府抗日战争阵亡将领办理追认革命烈士的手续）！

能够留下姓名的一百八十万革命烈士，绝大多数是中共体系的人，他们为独裁政权而流血，其中有内战死亡的百万军人、民夫，有死在朝鲜联合国军手上的十 几万或说几十万炮灰，秘密死在抗美援越战场的有数千人，有为红色高棉出头而进攻越南（官方称对越“自卫还击”）阵亡的一万多人，有红色恐怖下阶级斗争内乱 倾扎死亡的一批人，甚至有一批像张志新一样被红色法院判决死刑、死在红色刑场上的人，但却绝少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英雄。

笔者曾经阅读过广西某大县的县志，当中密密麻麻记录着上千个国民政府抗日战争阵亡军人的英名和部队番号，其中只有三人列入中共“烈士”名单，这三人 可能是朝中有人，得以捷足先登在一九八〇年之前获当局认可烈士身份，家属享受了抚恤，而绝大多数阵亡人员遇阻于中共民政部一九八〇年的那个独裁政策，不再 获“办理追认革命烈士的手续”。他们是货真价实、有名有姓的烈士，但他们居然被中共搞成“无名烈士”了，不属于官方烈士名册的一百八十万烈士之内，而属于中共官方所称的近两千万的“无名英烈”，在县志中有名有姓的英烈被中共民政部门“无名”了，这应当不是一个县的孤例，应属各地普遍现象，否则怎么会有高达 百分之九十的烈士没有留下姓名？

中共称中共政权是“成千上万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但却有许许多多有名有姓的烈士被中共“无名”掉。假如阎罗殿上有选票，中共大约只能得十分之一的支持票，恐怕高达百分之九十的“无名烈士”不会把选票投给中共！

关于印度毛派共产党的一篇介绍

 

关于印度毛派共产党的一篇介绍
　　◆前言
　　在中国早已悄然抛弃毛时代的意识形态之后，在世界特别是南亚政治格局中依然有一股暗流涌动，依然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和旗帜，以暴/力 /革/命为手段，以推翻现政权建立他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为目标。很多人以为这不过是一小撮极端分子痴人说梦，但在不久前尼泊尔的政治动荡中，尼/共 /毛/派武装却让人重新认识了这支不可小视的力量，尽管早已被美国政府定义为恐怖组织和全球反恐打击的对象，却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在国内民众心目中的号召力，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指引下他们实际控制的地区已经超过了70%的尼泊尔国土，未来夺取国家政权似乎并不是一个遥远的目标。
　　如果尼泊尔这个小国的政权更替尚不足以引起国际社会的忧虑，那么更令人关注的是尼泊尔的毛分子力量不过是近年来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一个跨越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的毛分子相互支援的红色走廊（red corridor）已经愈发清晰，而在这一红色走廊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最重要是印度，印度毛分子在南亚毛分子中的有老大哥的地位，在尼泊尔96年毛分子才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而印度毛分子在毛的旗帜下已经坚持了差不多四十年的武装斗争，一直是南亚其它地区毛分子的鼓舞者和支持者。在2001年6月成立南亚毛分子党派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CCOMPOSA）发布的的联合声明里，14个发起组织中，6个是来自印度的。而在印度国内毛分子的力量也愈发显得不容小视，06年4月印度总理Manmohan Singh在一次关于毛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中称毛分子武装为当前“印度国内安全和印度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the greatest threat or challenge to India’s internal security）并且可能颠覆印度文明民主的生活方式（civilised and democratic way of life），；国大党领导人索尼娅甘地也谴责某种力量在试图“共产主义化印度的外交政策”（‘communalising’ India’s foreign policy）。
　　在印度这个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国，迅速崛起的经济体，假如在未来国内政治力量对比中发生向发生像尼泊尔那样的变化，其对国际格局产生的影响无疑都将是震撼性的，大概要让印度商人和外国投资者一想到这种可能就要毛骨悚然。这使我对于印度毛分子力量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06年末我赴印度展开了调研，我的研究和采访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一，他们为什么坚持选择毛的旗帜？
　　二，他们究竟要做什么？如果他们掌了权会做什么？他们是恐怖分子么？他们是“红色魔鬼”么？他们的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红色高棉？
　　三，谁会支持他们？谁会保护他们？他们的力量来自于何方？
　　四，在一个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民主政体的国家，激进主义力量对印度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未来他们有可能成功么？
　　◆邂逅“毛分子“与“毛分子同情者”
　　在印度毛分子又称纳萨尔运动分子，根据法国解放报的06年4月18日报道毛分子的行动和实际控制地区达到“印度国土的40%及人口的35%；根据印度警察机关的估计，各派别（如the people’s war’PW’，maoist communist centre ‘MCC’，people’s guerrilla army’PGA’ 等互不隶属但是结成联盟并相互支援的组织）的毛分子总共在全国仅核心干部（hardcore cadre）就有9300名，他们的武装拥有约6500支正规武器和大量自制武器；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从2000到2004年平均每年毛分子发动的武装袭击事件在1500起左右，造成的死亡约500人。
　　从这些数据看毛分子在印度确实无处不在，但笔者在印度却发现这种信息很容易被误读，“行动和实际控制”的含义很难确定，和尼泊尔不同，在印度毛分子虽然在丛林地区有很多训练营地，但并没有在一个行政区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在毛分子力量较为强大的地方，也基本上是政府统治白天，毛分子统治黑夜，他们的网络遍布全国，只是有些地方实力较为强大，有些地方较为弱小而已。至于印度毛分子具体有多少，我更是怀疑官方数据的准确性，连毛分子自己恐怕都给不出准确的数据，因为很难界定什么是核心干部。而且由于各毛分子派别组织形式和成员认定方式有所不同，又互不隶属，甚至没有比较准确的数据来表示印度的毛分子总数究竟有多少。在印度如果说崇拜毛/泽/东的人，全国有几亿，我决不会吃惊，不过我从毛分子口中听说在全印度毛分子武装的专职战斗人员大约不到一万人。
　　由于在印度毛分子是被政府打击得目标，被归类为恐怖分子，所以即使核心骨干在公开场合也不会承认自己是毛分子，他们作为地下党，如果要搞活动和宣传的话都用一个“党名”，以各种隐蔽的形式出现，改头换面为工会干部，农会组织者，学生组织领袖，左翼新闻记者等身份，幕后操纵很多活动，当有一起暗杀发生，比如03年用炸弹袭击Andhra Pradesh省省长chandrababu naidu之后，还有2000年刺杀前内务部长A. Madhava Reddy后都会有传单标语宣布毛分子对此事负责，但在警察和公众面前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是“毛分子同情者”。
　　由于毛分子武装在印度搞了大量爆炸，暗杀一类的“革命行动”，是被政府通缉的目标，早加上他们的精神导师来自中国，所以在印度作为一个中国人采访毛分子也是非常敏感的事情，有几种事可能发生，一，一个中国人在印度和毛分子接触会让警察当局感到敏感，也许会被怀疑是军火贩子，而被传讯。二，给被采访对象带来麻烦，如果一个毛分子身份被披露，被众多破不了案的刺杀绑架搞得浇头烂额的警察，就会找上门来审讯此人，希望获得情报。
　　我此次采访的主要协助者是一位印度的大学教授，我们在一次在美国的纯学术研讨会上认识，由于都对社会公正问题比较感兴趣，聊着聊着他就聊到了革命问题，他极为认同在印度搞武装革命，并且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极为赞赏。这让我非常吃惊，并激发了进一步的兴趣，他跟我讲了很多印度革命者的故事，那些故事仿佛发生在中国的昨天，但却发生在印度的今天。后来我才知道这位教授自己从学生时代就秘密加入了毛分子的外围组织，后来长期扮演印度某省毛分子武装和政府之间的联络人（communicator）的角色。
　　通过这位教授和他的朋友，我得以接触到了一些“毛分子的同情者”，其中有工人农民这样的底层群众，但骨干人物都是一些左翼知识分子，我曾见到一位公开身份是某商业媒体编辑的“毛分子同情者”。他原本是一个大学生，读了毛选以后，就加入了大学里毛分子的组织，大学没毕业就跑到丛林里去参加了游击队，他轻松的告诉我他曾经参加过6次刺杀地主的行动，都成功了。他们杀了地主以后，地主剩下的家人通常会逃到城里避难，于是他们就把地主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大多数情况下，地主的家人不敢吭声。他解释这是以红色恐怖来回击白色恐怖。不过他自己在一次行动的筹备过程中不幸被捕，警察把他带到丛林里准备秘密处决他，幸亏他的同志们及时把消息捅给了媒体，在媒体的干预下，警察不得不把他带去接受法庭审讯。那些被害地主的家属大多不敢出庭指认他，而那些分了田地的农民更不会指认他，很多“毛分子同情者”对他声援，结果在法庭上由于证据不足，他在法庭上大义凌然地否定所有指控，最后被宣判无罪。他描述自己现在的工作是走出丛林在另一条战线上和资产阶级战斗。还有一个私立中学校长，告诉我他不会承认自己是毛分子，但他会利用他的课堂传播毛泽东的革命思想。甚至还有一位大学教授，喝醉了告诉我，现在他的职业身份是大学教授，但一旦为了革命需要，他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所以后来我放弃了去搞清楚，谁是毛分子，谁是“毛分子同情者”。我的采访是非常谨慎低调的进行的，大多数时间我以了解印度社会的名义，到处逛逛，和各阶层的人显得无意的随便聊聊他们对于毛分子的看法。但反讽的是，一些“毛分子同情者”和我说起“革命行动”来，一个个很是自豪，激动处嗓门就放大了，甚至一次在一个餐馆，几个人敲着桌子唱起了“革命歌曲”，店主知趣的避到了一边，我都害怕是不是被别人听见，会造成误会。
　　和所有这些人的接触获得的信息与公开的文献资料相互印证，使我可以对印度毛分子革命的状况作一个基本的判断。
　　◆他们为什么选择毛的旗帜
　　我曾多次询问哪些坚定的毛分子有没有听说过，2005年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的公开表态：“我们不清楚这些武装组织为何盗用中国领袖毛/泽/东的名字；而且我们也不喜欢这样。他们要这样称呼自己，我们也没有办法；但中国与他们从来没有任何关系，中国境内也没有任何组织或团体与他们有任何联系。”他们的反应普遍非常不屑：“那有什么奇怪，现在中国是走资派当权。”
　　他们举起毛的旗帜要从中国输出革命的年代说起，共产主义运动在印度的萌芽几乎和中国同时在上世纪初就开始了，在印度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共产党也是一只活跃的政治力量，但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暴力夺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而印度走上了议会政治的道路，但议会民主并不能解决全部社会问题，贫富差距，种姓歧视，官员腐败等依然困扰着印度社会，很多社会底层民众有一种强烈的不公平感乃至绝望感。
　　而这时候中国成为了对印度充满感召力的磁石，一个被投射了理想主义光芒的乌托邦。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告诉我，他那时还参加过一些以戏班子，演出队名义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通常会在田间地头举行文艺表演，当把农民召集到一起以后，他们就会用类似说书的形式讲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故事，在他们的描述中，中国原本和印度一样甚至更加贫穷落后，但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来三座大山，建立了自由平等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农民今天生活非常幸福，这个神话对于不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印度农民来说会有很大的感染力。
　　1965年8月，以国防部长林/彪的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更是给印度革命者打了一针强心剂，是中共60年代初重要的世界革命指导性文件，其内容即为后来“输/出/革/命”的主要内容。我在印度见到一些毛分子能大段的背诵该文的内容，令人瞠目。该文以纪念抗战胜利20周年的名义，总结了毛/泽 /东的“武装斗争”、“人民战争”、“农村包围城市”、“统一战线”、“党的领导”等一系列“中国革命的取胜法宝”，加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为当时推动“世界革命”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战略。这套革命理论给印度的革命者极大的鼓舞启发，他们惊喜地发现，印度和中国都有“半殖民地反封建”的传统，都以农业人口占大多数，革命在中国能取得成功，在印度为什么不能？
　　1966年，印共(马)西孟加拉邦委员会内，以查鲁.马宗达为首的一派由于对党中央的路线不满，秘密成立了“印度共产党毛/泽/东/主义中心”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武装下，1967年，以马祖达为代表的革命家领导下，他们在西孟加拉邦以盛产大吉岭茶著名的的纳萨尔巴里村起义，这被看成印度人民战争的一个转折点。那并不是第一次造反，确是第一次被中国共/产/党公开支持的造反，《人民日报》紧接着就发表社论，欢呼那是“印度的春雷”，让他们至今都兴奋不已。这场起义虽然不久即被扑灭，但它的“星星之火”却传播到了更广大的地区，同年11月各地的革命者汇聚加尔各答召开秘密会议成立了全印革命协调委员会（AICCR）。他们相信只有依靠暴力革命才能建立起一个“新印度”，不过和中/国/共/产/党不一样的是，他们似乎比较忽略统一战线的斗争策略，在革命还没胜利他们就急不可待地亮出了“兴无灭资”的底牌。“纳萨尔运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马祖达宣布：“任何反对这场消灭乡村敌人的战役的人都不和我们站在一起”。他为革命暴力辩护的理论是“阶级仇恨”。马祖达说，“当用阶级敌人的血来书写口号，把阶级敌人的头挂在他的屋顶上的时候，这就是人民的阶级仇恨的表达。游击队员对敌人是如此仇深似海，以至于不但把他们的头砍下来，而且从他们的屋顶上踢下去。”马祖达甚至比中国的革命者更加激烈的宣称：“一个双手没有沾满阶级敌人鲜血的人不能被称为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有趣的是很多像马祖达这样的革命家都是出生最高的种姓婆罗门，甚至是非常富裕的资产阶级或者地主家庭。
　　也许是因为他们这种革命理论的极端性，使他们很难在一个地区彻底站稳脚跟，在我和毛分子交流的过程中，我多次听到他们说，“我们总有一天会有一个自己的‘叶南’”，我已开始没有反应过来，后来才明白他们说的是延安。但几十年来即使在一些毛分子势力强大的地方，也基本是“警察统治白天，毛分子统治夜晚”。同时这些革命者自身也在不断分裂之中，其中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可以说中国革命一感冒，印度革命者就要打喷嚏，1971年林彪坠机给了印度毛分子当头一棒，很多人茫然了，因为他们把林彪当作了毛泽东军事理论的继承发扬者；1972年，毛/泽/东与“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尼克松握手言欢，又导致了毛分子的大分裂；1977年中国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更是让很多人心灰意冷，心目中无产阶级革命的圣地落入修/正/主/义/者之手，如同耶路撒冷沦陷一样让人五内俱焚。
　　很多人因此出于失望或者反省，走出了丛林，放弃了了革命道路，其中一些人投身议会政治，而那些坚持下来的革命者在更加艰难的环境下斗争，并且更加执着。除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最近几年毛分子们的斗争重点从土地改革和工会运动，扩大到了反对全球化，反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及反对种姓制度，这样有助于扩大他们的支持面。当一个失业的工人，一个破产的农民或一个无法养家糊口的手工业者，对生活感到绝望的时候，也许一个身边的熟人就会和他谈心：“为什么有些人这么富裕，而你这么贫穷，不是因为你不努力，不是因为你不够聪明，而是因为这个万恶的社会制度，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把它砸个稀巴烂。”
　　可以确信的是只要一个社会的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存在，毛理论就能够找到根植的土壤，而毛的旗帜就会继续飘扬，就像我曾经问一个毛分子：你们为什么要把毛/泽/东当作神一样敬拜么？他回答：因为那些资产阶级有他们的上帝，他们信仰他们的上帝，同时剥削我们，所以我们要有我们的上帝，而毛就是我们印度革命者的上帝，毛选就是我们的圣经，我们相信这一定是上天的安排，就如同释迦牟尼诞生在印度，他的思想却在中国发扬光大。毛/泽/东诞生在中国，也许今天中国人不再那样崇拜他了，但对我们印度的劳苦大众来说，唯有毛的光辉思想使我们看到了光明，我们就是把他当作自己的救星。
　　◆他们为什么唾弃选举
　　通常的观点，毛分子的政治主张诸如社会平等，土地改革，更好的穷人福利，为包括共产党（CPI和CPM）在内的大多数党派所赞同，至少不反对，不同的是其他政党的共识是需要用渐进的议会政治的道路来实现社会改良，而毛派公开宣称议会政治是肮脏的，用暴力革命来打碎现有政治体制是唯一的出路。
　　难道以共产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就无法在通过选举参与政治么？答案显然不是这样。即使共/产/党中的左派（CPM）都有过非常好的选举成绩。比如在在拥有8000万人口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共/产/党（CPM）从77年开始通过选举成为执政党，06年11月刚结束的地方议会选举中，CPM更是赢得了约37%的相对多数选票，以超过其他政党的优势大获全胜获得了175个席位。印/共在喀拉拉(Kerala)邦早在1957年就获得了选举获胜，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地方红色政权。左翼组织在国会中也有62席，是国大党及其联盟和印度人民党及其联盟分别拥有223席和187席之后的第三大政治力量，虽然没有参加内阁，但确是国大党和人民党都不得不争取的关键力量。
　　而各地毛分子虽然一贯抨击议会政治，也有过试图参与议会政治的努力，政府也非常欢迎他们参加议会选举，而不要搞武装斗争。比如在1985年有几个毛分子派别参加了省议会选举，在八个省，共推出130个候选人，但最后非常遗憾的只得到了2个席位。之后也有过很多次这样的尝试，甚至在1990年，毛分子的一个派别印度人民前线（IPF）获得了印度国会的一个席位，当然同时它也暂时放弃了原来的武装斗争，转而“在议会进行阶级斗争”。
　　但总的来说也许是出于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态，毛分子的主流派系越来越表示出对选举政治的鄙视，如果问他们为什么曾经参加选举而又落选，他们会解释之所以参加只是为了进一步暴露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虚伪性。
　　不过毛分子坚持那些在选举中赢得席位的政党，都是靠贿选这样的肮脏手段，即使共产党也不例外，而毛分子们的落选恰恰显示出他们的崇高。我相信他们讲的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和中国一样印度也有比较深厚的腐败文化，贿选更是非常普遍，很多农民都向我证明在选举期间会有不少政党的助选人员来向酒，食品，收音机等物品来和他们换选票，他们也很乐于接受这些。再加上根据2001年的印度全国普查，有34.5 %的印度人是完全不会读写的文盲，更使得的选举容易被当地有经济势力者操纵。
　　很难说清他们是因为坚持暴力革命而无法在选举中成功，或是因为他们无法在选举中获得成功，而变得更加倾向暴力革命。我和一位那位公开身份是报社编辑的毛分子的对话，他在毛分子中被称作为“理论家”，也许能比较全面的解释他们的逻辑。
　　问：你们为什么不考虑通过选举来参与政治？也一样可以为穷人争取权益。
　　答：那没用，参加选举就意味着腐败，意味着和资产阶级同流合污，就像现在的印度/共/产/党，它已经背叛了革命理想，我们相信毛主席的教导，‘枪杆子里出政权’，只有武装斗争才能为人民大众赢得权力，真正的权力。
　　问:什么是真正的权力？
　　答：就是人民大众可以说了算的权力。
　　问：不通过选举，代议制，怎么来代表人民大众的真实意愿呢？
　　答：我们当然有民主，不过不是资产阶级那一套，我们要搞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那才是属于人民大众的民主，干净的民主。
　　问：为什么建立了革命政权就不会有腐败么？有一句格言叫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你大概也听说过。
　　答：理论上是这样，不过我们的革命政权不会，就像毛/主/席建立的人民政府一样。
　　问：为什么？
　　答：这很简单，有个别资产阶级分子混进革命队伍会搞腐败，而毛/主/席自己把全部生命都献给了受压迫的人民，他虽然有绝对的权力但他自己决没有一点腐败。
　　当时他眼中闪烁着不容置疑的光芒。
　　◆毛分子要干什么
　　有一个问题让我非常感兴趣，就是假如这些毛分子真的掌握了政权，敢叫日月换新天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尽管有很多历史经验表明，即使革命政党当权后，也可能背弃原来的原教旨主义态度，采取较为实用主义的政策。不过在一个有约四十万人口的煤炭工业城市Godavari Khani，我了解到一些有趣的故事，可以反映出他们大致的社会治理理念。这里由于大量的矿工家庭，工会势力非常强大，曾经是纳萨尔运动的重镇，该地现在还有一些诸如人民广场，列/宁大街一样的地名显示出革命特征，今天的矿工中依然有纳萨尔运动的外围组织和骨干人员。
　　最初从毛分子领导工人为了更好的劳动权益进行罢工斗争，在1980年举行了一次持续56天的大罢工，并迫使厂方让步，这是当地工人的首次胜利，为毛分子赢得了威信。
　　在领导工人取得了罢工胜利之后，毛分子们意图在该地区的向腐朽的生活方式开刀，也许是工作压力大的缘故，当地很多矿工都有酗酒的坏毛病，一下工就爱到酒馆花天酒地，糟蹋钱不说，酩酊大醉回家还打老婆。毛分子的措施非常简单，禁止矿工喝酒，有违反规定者，将召开批斗会，并用鞭挞等方式使他们记住教训。同时毛分子还宣布，在该地区卖酒为“非法”，责令当地的酒馆在限定时期内改行关门，卖酒比喝酒罪行严重的多，被视为“毒害工人阶级”，如果超过限定时期仍然胆敢在矿区卖酒者，将被枪毙。谁都知道，毛分子可不是开玩笑的，也没人敢拿自己脑袋开玩笑，几天之内矿区一个卖酒的地方都没有了，也再没有人喝酒了。从效果上来看，矿工们无处消磨时间，一下工早早就回家了，还能够带更多的工钱回家，家庭也更和睦了。看到自己的丈夫被管教了，矿工的妻子们也开始拥护毛分子。不过当后来警察重新获得了该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后，作的第一件事，就是荷枪实弹保护酒馆重新开张，并保护酒鬼们进去喝酒，如今该地区又恢复了常态，不过毛分子需要向政府示威时，酒馆是一个比较主要的袭击目标。
　　毛分子还有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大手笔，由于该地区大多数都是矿工家庭，产业单一，农副产品都需要从其他地方运过来。一些小贩就把价格抬得比较高，虽然不是高很多，但是给本不富裕的矿工家庭增加了负担，群众意见比较集中，于是毛分子调查了周边地区的物价后，张贴告示，给从柴米油盐到禽蛋鱼蔬都规定了“标准价格”，宣布从今往后，如果有商贩超过标准价格贩卖货物，将被宣判为奸商，加以惩处。这一套做法在整个 80年代都非常奏效，我询问一个毛分子，为什么不办个平价商店之类的，用经济手段来调节物价，他不屑的说，那是资产阶级的做法。
　　而毛分子最有威慑力的行动是放在打击资产阶级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该地区曾有两个大矿的经理先后被刺杀，一个现在公开身份是工人的“前毛分子”认为，当时他们是很讲道理，那两个经理都以对待工人苛刻著称，比如讲工人觉得不舒服要请假，他们就不允许，或者要挟要扣工资。于是毛分子首先客气的和他讲道理，告诉他这样是不对的，如果他仍然不改正；毛分子将警告他在限定时期内必须改正；到时候如果工人群众对他的态度仍不满意；这样毛分子就已经仁至义尽了，他们将宣布此人为“阶级敌人”，宣判其死刑，并派出特别行动小组来执行。政府方面经常谴责毛分子“滥杀无辜”，不过我可以感觉到在一些底层群众中间，毛分子被当作除暴扬善的英雄。为了证明自己的队伍是大公无私的英雄，而不是出于私仇的暴徒，我听到海德拉巴的几个毛分子告诉我曾有一个该省的革命同志，自己杀了他的亲哥哥，因为他哥哥是个为富不仁的大地主，并把他哥哥的土地分给了穷人，不管这个故事有没有夸张的成分，他们对这种大义灭亲行为的态度都颇让我吃惊。
　　我曾采访了Godavari Khani一个主要矿业公司的总经理veera reddy，当我询问他对毛分子的看法时，他的回答比较谨慎：毛分子有一些做法我不赞成，但他们推广了平等的思想是很好的，过去印度矿工见到经理要叫“老爷”，现在大家都认同人是平等的。我问他，你现在还不害怕毛分子？他说，自己不怎么怕，因为他和工人关系不错，不过他补充，在有毛分子活动的地方，经理们都比较小心，会觉得有只眼睛在盯着自己。他同时抱怨，我们现在这些工人每天能真正工作3个小时就很不错了，随便迟到早退，你也不敢批评他们，更不可能开除他们，是典型的大锅饭。目前该地矿工的工资水平在每月250美元的水平，一个人工作就可以养活全家。
　　由于印度的农民是不用缴税，而且享受政府补贴的，所以毛分子也要小心的不增加群众负担。他们通过一些被官方视为违法的手段筹措革命经费，除了在农村地区打土豪分浮财以外，还会绑架一些大地主和其他他们认为为富不仁的人来要求赎金，他们甚至承认他们“偶尔”也通过贩运大麻一类毒品来筹措资金，不过那是为了崇高的事业。而他们最主要的筹款对象是承包商，大概是建筑承包商和当地政府之间往往有不可见人的交易，所以承包商通常是容易的筹款目标，在接到毛分子的通牒后大多会破财消灾，息事宁人。我在印度遇到中国某工程队的管理人员，据说他们也曾遭到打着毛分子旗号的劫匪，他们事先通知工程队雇佣的当地保安，某日某时要来工地拉钢材，不得阻拦和报警，那些保安都很乖。不过这些让官方十分头疼的事情，特别在底层群众中并没有什么反感，我遇到不少工人，农民都觉得毛分子这样做很好，有人这样对我评价“如果毛分子问谁要钱，他一定是活该。”
　　对于官方和西方国际社会把毛分子当作恐怖组织看待，很多人是不赞同的，因为印度毛派虽然制造了很多刺杀和炸弹爆炸事件，但都是以政府官员，警察当局，大地主等“阶级敌人”作为袭击目标，从来没有针对民用建筑和公共场所。而且有毛分子还向我解释，他们和红色高棉不同，参加和退出都是自愿的，只要不向警察泄露组织机密，即使退党并且公开表示不同意毛分子的主张，也不会被当作叛徒。
　　◆毛分子向何处去
　　我在印度的了解使我感觉政府依靠武力打击是不可能消灭毛分子的，除了前面提到毛分子拥有的群众基础以外，印度法律体系的严谨和低效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对于证据的强调，要证明一个人犯罪非常困难，印度没有思想罪或者言论煽动罪，要证明一个毛分子杀过人更加困难，除非当场抓获，或者在其据点连人带枪抓获，否则警察很难做什么，一个毛分子只要不带武器和红宝书，走出丛林，宣布自己是一个“毛分子同情者”，警察就拿他没办法，一旦政府的打击减弱，他又可以重新拿起枪开展武装斗争。警察对于毛分子非常绝望，所以很多警察假如有可能的话就不会把毛分子带上法庭受审，很通常的做法是在抓捕现场就将毛分子击毙，汇报说毛分子负隅顽抗，或者把毛分子带到郊外枪毙，伪造现场说毛分子要逃跑。有一个在德里毛分子告诉我，全国一年中被警察秘密处决的毛分子有上千人，一个海德拉巴的毛分子告诉我，仅在该省去年毛分子就有超过220个被杀，这个数字大概包括在战斗中被误杀的平民，而根据人权组织的报告在过去的16个月中有211个毛分子被捕后被秘密处死。也许统计渠道不同，我无从核实这个数据的可靠性，不过可以确信的是，杀戮和镇压反倒刺激了一些毛分子“唯有牺牲多壮志”的激情，很多毛分子怀着为革命同志讨还血债的仇恨，把警察作为报复的目标，而这又更加刺激了警察对毛分子的围剿，冤冤相报，没完没了。
　　在海得拉巴（Hyderabad）省，04年10月在国大党当选后在一批左翼知识分子的撮合下，政府伸出橄榄枝表示愿意和毛分子谈判，毛分子们之所以接受谈判的邀请，很大程度上是受重庆谈判的故事的影响，也想利用这次谈判，在政治上占据主动，和谈期间，双方都宣布停火，政府要求毛分子放下武器，既往不咎，甚至可以考虑邀请其参加联合政府；02年Andhra Pradesh省和毛分子也举行过类似的谈判，但最后都以谈判破裂，双方重新开战为结局。因为毛分子提出的条件最主要两条，一是，审判曾经秘密处决毛分子的警察，为革命同志报仇；二是，实行土改，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这两个条件显然政府无法满足。
　　包括毛分子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的革命斗争何时能取得胜利，或者说应该向何处发展，有时来自尼泊尔或者委内瑞拉的消息会让他们感到振奋，不过更多的时候他们处在被边缘化的悲愤和焦虑之中，他们所能做的只有“把革命坚持到底”。但同时他们仍然有一种希望在支撑着他们，一是寄希望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他们的核心人物都非常爱读乔姆斯基的著作，那些信息使他们相信，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已近是强弩之末，多行不义必自毙；二是寄希望一个天才领袖的出现，带领他们经过 “长征”通向最后胜利，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的革命也曾经经历过漫长的低谷，曾有一个毛分子告诉我答：我们的革命现在非常艰难，目前胜利的希望很渺茫，但我们还是会坚持下去，一定会有一个天才的革命家领导我们走向最后的胜利。我问：什么样的天才革命家？他认真地说：那个人应该就是毛在印度的转世灵童（incanation）。我开玩笑说：“不巧呀，毛的转世灵童现在在北朝鲜。”他瞪了我一眼：“我们还会等待他的下一个转世。”
　　◆宽容激进也是维护民主
　　通常人们提到印度，会联想起箪食瓢饮的甘地，高贵的非暴力运动，神秘的冥想和清心寡欲的素食主义，在这样一个国家可以有人高举暴力革命的旗帜四十年之久似乎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实际这是一种美丽的误会，早在甘地的年代，他的非暴力倡导就并非政治舞台上唯一一种声音。在今天的很多印度人心目中巴加.辛（ Bhagar singh）是更加伟大的民族解放英雄，他公开走和甘地不同的抗争道路，比如往议会丢炸弹，来表现对被英国人操纵的议会政治的不满，最后被捕牺牲。在很多人看来，甘地不过是一个下山摘桃子的人，如果没有大量像巴加.辛这样的革命志士，告诉当权者不要不顾及人民的怒火，“人民生气了，后果很严重”，殖民主义者根本不会屑于和甘地这样干枯的老头子做到一张谈判桌前。
　　很多历史资料也证明了在很多方面甘地其实是一个保守的原教旨主义者。而印度教带给印度社会的一个重要副作用就是种姓制度，甘地更多的时候，不愿意激怒印度教的保守势力，宣扬一种相互妥协的观点，比如不同种姓“不一样但是平等”，“人的五个手指头都不一样长短，功能也不同，但没有高下之分。”这种观念是意图调和种姓之间的矛盾，但却不能使低种姓的知识分子满意。而安贝德卡博士（Ambedkar）就是甘地最激烈的抨击者，这位来自达利兹（dalits，所有种姓中最底下的贱民）的杰出人物，在英殖民地时代享受了最好的教育，获得了英国和美国的博士学位，而他对于甘地在种姓方面的保守态度怒不可遏。乃至于甚至表示过，假如不能让低种姓享有平等权益，他情愿让英国人继续统治下去也不希望印度教徒统治这个国家。他带领低种姓的群众冲进过去只有高种姓者才能进入的神庙，到过去只有高种姓者才能饮用的水源去取水，为此一度造成了很多地方的骚乱。还有更激进的力量干脆组织了诸如达利兹黑豹党一类的团体。但这些人的坚持却使得印度的上层社会不得不倾听来自弱势族群的声音，最后促成了给与低种姓阶层在教育和就业等领域的一系列优惠保障政策。而安贝德卡博士的努力也最后赢得了印度主流社会的尊重，他在印度独立后被任命为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席，今天被称作印度的宪法之父，几乎在印度的每一个村庄都能看到他的塑像。
　　在印度这种对激进主义的同情乃至支持，并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底层的情感。在主流知识分子中，也不乏毛分子的支持者，比如我采访了德里大学发展中国家研究中心的主任莫汉蒂（manoranjan mohanty）教授，他在任何场合都不会放弃为毛分子辩护的机会，把他们称作“推进社会进步的一支积极力量”。而在奥斯马尼亚大学（osmania university，为公立大学有五十多万学生），一次和二十几个社会学专业的教授及博士生的小规模座谈中，我作完演讲，提问阶段，我听见不止一个人表示印度现在就缺一次文化大革命。我很吃惊，就问他们有多少人持这种观点，没料到所有的人都举起手来。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这么喜欢文化大革命，他们回答文革才能带来平等。我向他们解释，和马丁路德金追求的平等不一样，其实文革中人和人的关系并不平等，在政治上扶植起工农阶层来镇压原来的上层社会人士，顺带打倒所有政敌和潜在异见者，实际上是创造了一种新的不平等，并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力，而且工人农民通过文革在生活上并没有获得实际的好处，国家经济经过文革处在崩溃的边缘，除了“毛主席”一个寿终正寝的大赢家，人民受到的伤害至今都没有完全恢复。我进一步解释这意味着在印度如果来一次中国式的文革的话，婆罗门都得沦为贱民，大学教授和你们这些博士得去扫马路，他们听了面面相觑，有一个人大概觉得我是胡说八道甚至脸涨得通红，拂袖而去。我又接着问：你们还有多少人认为印度应该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仍然有十几个人举起手来，其中有一位是社会学系系主任，还有一位博士生后来我知道他自己就是婆罗门。也许社会学专业的学者比较左倾（我说的左倾是国际语境下的，不是中国特色的那些所谓左派）一些，但仍然给我很大的震撼。让我想起那句格言，把它改一下“一个人的毒药，对另一个人是美食。”（one man’s poison is another man’s meat.）后来我知道毛分子在这所学校号召力挺大，还有类似共青团的学生组织。
　　不仅在理想化的知识分子中间，在印度政府高层也同样有一种对激进主义者的同情情绪。在印度我感到非常有趣的发现，尽管在毛分子眼里国大党之流，都是资产阶级分子，共产党也是修正主义分子，甚至有人向我控诉，共产党当权的地方镇压毛分子比国大党还要积极，彻底走上了反动道路，比如他们的领袖查鲁马宗达就是72年在共产党执政加尔各答被捕并死在狱中的。但政治家们通常对毛分子用比较包容的心态，比如当重要毛分子被捕的时候，很多地方政治家会呼吁公正审判，确保其人身安全等；甚至把毛分子视为同盟军，比如印共（马派）海得拉巴省的省委书记B. V. Raghavulu先生，他是一位彬彬有礼的学者，在我采访他时，他表示虽然共产党对毛分子的激进做法并不赞成，但是他们的存在对于推进土地改革和社会公正也确实有积极的一面。不管是否心口如一，提倡用更多用宽容的态度瓦解感化毛分子，而不是用光用铁腕打击，也是印度政坛的主流意见。比如06年初会议上总理曼莫汗8226;辛格在提醒毛分子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的同时提出了一个“两条腿走路”的对策。除了采用有效的警察行动；还要使他们减少被剥夺和被抛弃的心情。例如进行一种宽松的招安和复兴工作，并且在受毛分子控制的地区实施各种农村建设和改革计划。如实行农村就业保证计划，缓解农村高利贷盘剥，制止基层官员警察对农民的侵扰等等。甚至一位前任警察总监prakash singh，他和毛分子斗了一辈子，退休后却写了很多文章，呼吁社会理解毛分子，呼吁政府把着眼点放在解决社会矛盾，而不是军事打击上。
　　恰恰是这些宽容明智的政策制定者，使我不相信民主和宪政已经根深蒂固的印度社会会爆发一场中国式的文化大革命或者武装革命，但那些喧嚣的革命呼声，却在给社会敲响警钟，让养尊处优的既得利益者，不要过于被惰性麻痹，尽力去满足社会变革的愿望，缓和社会矛盾，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假如情绪被长久积压，无法释放，最后爆发出来会更糟。在去印度之前，我一直把激进主义思潮当作一种社会发展中的非建设性力量，对于革命宣传我是反感的，而在印度的观察，让我固有的观念有了一些变化，也许在一个有足够包容力的宪政框架下，适当的激进主义同样有一些建设性的作用，就好像为了达成一个社会进步的目的，既需要有人唱白脸，也需要人唱红脸一样。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想正是那些革命力量的长期存在，和明智的领导者的不断妥协改革，才使得印度这个和中国一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不会彻底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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