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标签为“黄埔论坛”的博文。显示所有博文
显示标签为“黄埔论坛”的博文。显示所有博文

2012年12月23日星期日

20世纪红色大病毒:枪炮之外的超能

 

20世纪红色大病毒:枪炮之外的超能

2012-12-21 11:51:28|

看了傅作义一家投共倒霉蛋的帖子。这种事在国共内战时可真不少。但换个角度看可能更耐人寻味。
一
邱吉尔在他的回忆录里,记载了这么一段,大意:
1918年一战结束后,协约国军队中,以英法军为主与苏俄军PK。就是苏史上的所谓国际干涉。其中法军那支,面对苏俄赤军竟然发生了哗变,和与之协同的希腊军一起,不战而败。要知道,法军在整个一战中,力战四年而不败,装备水平、战争经验和战斗意志虽然比不过德国人,但比俄毛子强多了。
邱吉尔描写道:“在过去所有大决战的战斗中,所使用的火药燃烧的武器几乎从不失灵,然而此刻在用它执行新任务时它突然破碎了。”
对于此种现象的普遍性,邱吉尔写道:“凡是在布尔什维克与反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力量兵戎相见时,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会重复地、突然地并发虽各有特色的、但性质相同的混乱状态,蔓延在从白海到黑海的广阔地带。”
共产主义在很多方面超出了一些普世的伦理,同时又显示出强大的力量。
二
另外再看几个现象:
俄军在一战中,虽然终究没有完败,但军事素质表现得不怎么样。被列宁组织抄了后路后,草创的苏俄军立马强大起来,面对的西方干涉军都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但苏俄军赢了。靠什么赢的?至少邱吉尔看来,西方不是因为“使用的火药燃烧的武器”输的,苏俄军也不是靠这个赢的。
这一段象不象国军PK日军,共军PK联合国军?象不象越共PK法美军?现在很多人把中共军的成功完全归功于苏援,甚至有文章说共军的重武器比国军还牛。我认为这个过于简单,至少在苏俄时期,苏俄军可没有福气傍“老大哥”。共产主义一直在军事能力以外表现出特有的政治战斗力--如邱吉尔所记。
20世纪的共产主义现象,大概是人类第一个跨地理跨文化跨种族的大病毒,不仅症状一样,连它们的超能都一样。这病毒真是一个值得长期研究的现象。
傅作义一家,无非是被全球病毒附体的一个病人。

2012年9月11日星期二

革命就是一切嗎?—孫文日本籌款記

作者: 劉利民
http://tw.myblog.yahoo.com/jw!ARR7CzOBSEbGZjQIIAbtkQ--/article?mid=1814&prev=1815&next=1810 

不管政治家的眼光多麼高瞻遠矚,但一衣帶水的東鄰,在中國人的心中,卻總是那麼的微妙。然而,對於革命家孫文而言,日本卻有著永遠揮之不去的記憶。可以這麼說,沒有日本政界和民間的鼎力襄助,就不可能有孫文日後波瀾壯闊的革命圖景。

1898年,孫文、楊衢雲與日本友人在橫濱合影。前排左起安永東之助、楊衢雲、平山周、末永節、內田良平;中排左起大原義剛、小山雄太郎、孫文、清藤幸七郎、可兒長一;後排宮崎寅藏。
Photobucket
宇都宮太郎為孫文革命事業向三菱財團以私人名義借款
Photobucket
 當不經意間梳理孫文對日籌款的來龍去脈時,一種莫名的郁悒令我久久難以平復。哪怕只是稍微讀讀這篇文字,目光所掠,相信你會和我有同樣的感受。

(一)廣州起義籌款失敗


香港王氏書舍,廣州起義指揮部


         1895年初,到達香港不久,在一次慈善團體舉辦的宴會上,經過英國人康德黎博士介紹,孫文結識了日本人梅屋莊吉。

         這年3月,北方中日戰事正酣,孫文卻密謀在廣州發動起義,“要在兩廣獨立成立共和國”。1日,在梅屋的聯絡下,他來到日本駐香港領事館,拜訪中川恆次郎領事,以爭取日本對起義的支持。


         3月4日,中川領事兩次致函外務省通商局長原敬,報告孫來訪之事。《孫中山年譜長編》記載:“據中川3月4日致原敬函:‘本月1日,經朋友介紹,清國人孫文(西醫)來館。該人如前日所報,正是欲傾覆現政府,他與晚大致同齡,懂英語,可能是耶穌教徒。據稱他打算於去年北洋艦隊大演習後,立即舉事,不慎失去機會。然而時至今日,特別是在廣東省,徒黨受到嚴重監視,不易舉事。而更重要的是當前缺乏武器,需要步槍25000枝,手槍1000枝,欲求為之籌措。

         ‘晚答以本人職務只注意通商貿易之事,與政治之事完全無關,故甚困難。然足下等人的意圖可嘉,衷心襄贊。首先想知道足下等人的目的方法。該人答曰:其黨稱為興中會,即振興中國之會。其中有哥老會員,黨員人數難以明言。……然而,當問道成功時誰為總統時,答曰尚未及考慮。如允諾給與前述武器,當即往各處招募黨員。

         ‘今日清國民間人士稍受教育,並了解國外事情者,對現政府施政,尤其是官吏腐敗必然十分不滿。但該人主張尚可懷疑。假設該人所說屬實,然而,其統領的才干、經歷和人望等,皆很不夠,而且各派間的聯絡也不暢通,因此即使舉事的步驟和手段已經定下,其舉事能否成功,尚有懷疑。……考慮到像孫文這樣壯年人,毫無經歷,難以令人放心。’”

         4月17日,中川恆次郎再次報告原敬孫文來訪事宜:“其後,孫文仍時時來館,提出務欲我國予以聲援,但從來與我方並無關系,且不說內部事宜,亦不談黨員人數,又無勃興之准備。孫文說已制定由碼頭附近運入武器的計劃,只要我國給予一些聲援,即可充分行事。……總之,孫文等所說的要在兩廣獨立成立共和國,只不過是空中樓閣而已。”

         著名歷史學家俞辛焞先生在《孫中山與日本關系研究》一書中說,中日甲午戰爭時期,“在前方戰事危急之時,孫文於1895年3月1日至日本駐香港領事館拜見中川恆次郎領事。此後數次去日領館。其目的是為了爭取日本對廣州起義的直接支持。中川領事於3月4日和4月17日兩次致函外務省通商局長原敬,報告孫來訪之事。據該函稱,孫文對中川說明康祖詒、吳漢濤、曾紀澤之子等四人在廣州舉義,推翻清朝統治、建立共和國之意圖,並要求日本提供25000支步槍、 1000支短槍。日本沒有答應孫的要求。但孫的此舉表明,他欲依靠日本的援助推翻清王朝。孫文與日本領事的秘密往來在廣東有所洩露。據中川領事4月17 日致原敬函稱,當時在廣州有日軍計劃進攻廣東和孫文在日人參與下打倒官吏之流言,感到華人對日人的敵意。這反映了廣東民眾警惕日本入侵,反對孫文求援於日本,說明孫文求助日本的舉動不得民心。由此可以說,甲午戰爭時期孫文求助於日本在策略上是不妥的。其錯誤的根源在於置甲午戰爭使民族空前嚴重的實際情況於不顧,……”

         很顯然,日本人不單不相信孫本人,而且對他主張的目標也頗不以為然。無論孫文第一次向日本人借款是否成功,但時值甲午戰爭期間,大敵當前,炎黃子孫,本該同仇敵愾,戮力御敵。可他置民族尊嚴和國人利益於不顧,苟且謀一己之利的做法都值得反思!就連黃興、陳炯明等人也以為:“一族以內之事,縱為萬惡,亦惟族人自董理之。倚賴他族,國必不保。”

(二)曾經的軍火商


頭山滿


    武士宮崎寅藏是孫文在日本最好的朋友。經宮崎的引薦,孫文結識了政治家犬養毅、平岡浩太郎、大隈重信。犬養和平岡商定給孫文一套房子和一筆津貼。有了這些支持,孫文又認識了包括著名的軍國主義者頭山滿、武士平山周在內的許多日本名流,為他日後的活動積聚了人脈。

孫文和菲律賓獨立軍代表彭西

         1898~1899年發生在菲律賓的反美獨立運動,宮崎、平山周和犬養毅都是幕後的參與者和策劃者。在他們的幫助下,孫文開始了從日本向菲律賓販賣軍火的生意。

         1899年春,孫文在日本代菲律賓獨立軍購買了一批軍火,雇“布引丸”運送,該輪不幸在7月在浙江馬鞍島外水域觸礁沉沒。孫文暫短的軍火商生涯來去匆匆。盡管如此,他依然從中獲得了一筆不菲的傭金,並利用這筆錢在香港創辦了《中國日報》。

“布引丸”沉沒前的照片



(三)“贈款門”事件

宮崎滔天
 一直以來,日本都是孫文從事反清活動的大本營。1907年6月,迫於清政府的壓力,日本政府不得不把孫文“驅逐出境”,同時限定他三年內不得返日。

         出於在中國培養親日勢力的考慮,日本政府也並不情願孫文的勢力就此消沉下去。由於政府不便直接與孫文接洽,於是請與孫文關系十分密切的右翼組織“黑龍會”首領內田良平與孫文交涉。

         日本政府主動提出給孫文七千日元的離境費,當時日本普通工人的月薪不過十幾日元,所以七千日元是一筆很大的款項。孫文接受了日本政府的條件,同意立即離境。於是內田良平交給孫文六千日元(事後孫文稱收到五千日元),剩下的一千日元用於給孫文召開一個盛大的歡送會。除此之外,對日本政府驅逐孫文作法不滿的日本巨商鈴木久五郎,也贈給孫文一萬日元。


鈴木久五郎

 日本政府和民間給孫文的贈款,其本意並不是贈給孫文個人之用,而是給以孫文為首的同盟會革命組織,同盟會的成員們也認為這筆贈款應該作為同盟會的經費使用,可是孫文卻把這筆贈款存入個人帳下。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孫文只告訴大家鈴木久五郎的一萬日元贈款,隱瞞了日本政府的六千日元贈款。而他只把兩千日元留給《民報》作經費,自己帶走其余全部贈款,這讓同盟會成員們十分不滿。

         孫文離去後,日本政府透露出曾向孫文贈款一事,在同盟會東京本部引起一片嘩然。很多同盟會成員認為孫文私受日本政府的贈款,是被日本人收買賄賂了,有損同盟會的聲譽。章太炎、張繼、劉師培等人更是發起了撤消孫文總理的“倒孫運動”。

         章太炎稱:日本人向孫文贈送的贈款,本來是贈送給革命黨的革命經費,孫文卻把這些錢當作贈送給他個人的私人贈款使用。孫文這種作法“實在有損我同盟會之威信,而使日人啟其輕侮之心”。他撕下掛在《民報》報社的孫文像片,旁邊寫上“賣《民報》之孫文應立即撤去”,拍成照片郵寄給孫文。接著他和陶成章發表《偽〈民報〉檢舉狀》,印成傳單散發:“孫文懷挾巨資,而用之公務者什不及一。《民報》所求補助,無過三四千,亦不為籌畫,其干莫可知也。”張繼的批評則更加激烈:“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黨之命。”

         面對“贈款門”醜聞,著名革命家譚人鳳不無惋惜地感嘆:“東京為全國志士萃薈之區,《民報》又為同志總機關,最重要之處所。中山身為總理,橐貯多金,僅以五百金[應為二千]予之,以後遂聽其自生自滅。異哉!且丈夫重意氣,日政府既無理干涉,堂堂總理,受此萬金何為?厥後日人對我黨,日存鄙夷之見,何莫非因此事以啟其輕侮之心耶?吁!可慨也矣。”

         劉揆一是堅定的“挺孫派”,為此他曾經和張繼拳腳相向。後來,劉揆一在《黃興傳記》中回憶說:“孫總理受此款時,留給民報社維持費二千元,余悉以供潮惠黨軍急需,誠非得已,又深知公素以實行革命為務,絕不居此空虛總理之名。且方與孫總理共謀粵東首義,萬一團總理二字而有誤會,使黨軍前途頓生阻力,非獨陷害孫、黃二公,實不啻全體黨員之自殺,故力排眾議。”

         最後,同盟會第二號人物黃興出面,提出顧全大局,才化解了這場風波,保住了孫文總理的位置。不過此後孫文在日本同盟會本部中的聲譽一落千丈,威信掃地。


         雖被驅逐出境,但躊躇滿志的孫文念念不忘其反清大業。離開日本之前,他給宮崎寅藏一份授權,全權委托宮崎在日本籌集款項、購辦軍火以及替革命軍隊補給。“與資本家進行談判的全部條款,按照他的指示進行安排”。

         一百年之後,當孫文作為中國革命先行者的尊崇地位得以鞏固的今天,再來回顧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的“贈款門”事件,絲毫無損於孫文的政治形像。在時下的中國,史學家面對同樣的史實作出不同的解讀似乎也司空見慣。我只是覺得,越來越豐富的資料會使得事情的原貌更加清晰。至於人們能從中得到什麼,則完全是仁智之見。

(四)胎死腹中的中央銀行計劃

中央銀行的貨幣和孫文給松方的信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後,被推舉為大總統的孫文並沒有立即回國領導革命,而是從美洲繞道歐洲,兩個半月之後才回到上海,企圖爭取列強在外交與財政上的支持。結果一無所得,兩手空空地返回了祖國。他用一句頗為無奈但卻意味深長的話回答了對他寄予殷殷厚望的同仁:“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奈何“革命精神”之“梅”難解革命資金孔急之渴。

         捉襟見肘的財政危機是臨時政府所面臨的最大難題。1911年11月10日,張謇在《新政府財政之意見書》中算了一筆賬:“……如是估計,中央政府每年支出,以極少之數核計,須有—萬二千萬兩。……按月應有一千萬兩之大款。今臨時政府能否得此項巨款,此誠一大問題也。”

         孫文向歐美各國尋求借款的努力失敗之後,卻得到了對中國覬覦已久的日本人的支持。

         1911年11月底,孫文到三井物產上海支店面商藤瀨借款事後,三井財團的代表森恪應孫文之友萱野長知的要求,在未通知三井物產的情況下,“就擅自作主拿出支店的機密費”(有說十五萬元,也有說三十萬元),交給了南京臨時政府,開了三井援助中國革命活動的先河。

         東京本社的常務經理山本條太郎和益田孝聽說後極其震驚,急忙趕赴上海,指責森恪的行為越權。森恪拒不認錯卻向他們滔滔不絕地講起中國的形勢,並揚言: “革命成功之後,揚子江一帶之利權即可全歸三井即我帝國所有,此正是國家興盛之策也。”在這期間,臨時政府還獲得了日本政府先前承諾的一筆三百萬元的貸款。

         1911年12月24日,元老大臣會議後,根據對中國形勢的最新判斷,日本政府一改以前“扶袁抑孫”的一邊倒政策,而對雙方采取了對等的兩面政策,但建議必須由阪谷芳郎幫助臨時政府設立中央銀行。

         孫文開始並不同意由日本人幫助設立中央銀行的提案,後為了獲得最急需的一千萬日元借款,以挽救革命危機,在提案中附加上十日內融資一千萬日元的條款。

         12月30日下午1時,在上海的黃興收到了三上豐夷由神戶發來的急電:“東京元老大臣會議結果,確定援助共和政府。何天炯(孫文的代表)與松方、大隈、阪谷芳郎、三島正金面談之後,同意設立中央銀行,資本一億日元。現款籌集辦法,向各國廣泛招募,分若干次進行。眼下則不發行兌換券。設立此銀行,澀澤等人皆願盡力。近二、三月中可籌得各國資金。阪谷早有成案。此事緊急重大,理與犬養相商。速復為盼。三上。”

         1月11日,孫文發電報給阪谷:“東京。阪谷男爵。閣下同三上豐夷、何天炯所談設立銀行一事,應迅速進行。若閣下方便,乞光臨南京。關於急需之武器,乞速關照。南京,孫文。1912年1月11日午後5時45分。”

         1月15日,孫文致信日本元老松方正義:“松方侯爵閣下:中華民國政府設立中央銀行之事,已囑托阪谷博士、原口博士,關於此件,當望閣下鼎助實為厚幸。專候。孫文。中華民國元年元月十五日。(大總統印)”

         1月16日,阪谷芳郎收到孫文的來信:“阪谷博士閣下:謹以中華民國中央銀行設立之件相托,本日已由電信奉聞,茲更修書申告。閣下能來南京一行,尤為厚幸。專此敬候。孫文。”

(五)《中日盟約》事件

大隈重信
 1913年2月,孫正式訪日。18日大隈出席日本郵船會社的招待會,並發表演說,稱孫“為政治革命之大成功者,而願獻身於鐵道事業,此雖世人所澤,而余之敬服驚嘆孫君,謂其有英雄非凡之眼光,即在於此。”孫致答詞,賓主至為歡洽。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流亡日本。1914年,第二屆大隈內閣成立,孫為聯日反袁,對大隈寄予厚望。5月11日,孫致長函於大隈,促其“助革反袁”。

         早在30年代初,後來任《大公報》總編輯的著名報人王芸生就在其名著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中,全文公布了孫文1914年5月11日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這封信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中國對日本,可以起到比印度之於英國更大的作用。孫文說:“英國之區區三島,非甚廣大,然人莫不知其國力膨脹日加者,以其得印度之大陸,為母國之大市場,世界列強始莫能與爭。日本之發展已盡,殆無回旋之余地,中國則地大物博,尚未開發。今日本如英國之於印度,無設兵置守之勞費,而得中國之大市場,利且倍之,所謂一躍而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也就是說,中國可以提供給日本比印度這塊殖民地之於英國更廉價和利益更大的作用。具體說來是內政、外交、軍事、實業、司法等等均靠日本幫助,且“可開放中國全國之市場,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獨占貿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銷入中國者免稅,中國原料輸入日本者亦免稅。”

         二、袁世凱政府實際上是反日的。袁氏及其政府“佯與日本周旋,而陰事排斥……或政府依違其間,而嗾使民間反對,或其權利已許日本,而翻授之他國。彼之力未足以自固,又憚民黨與日本親善,故表面猶買日本之歡心……設其地位之鞏固過於今日,其對待日本必更甚於今日”。

         三、國民黨掌握政權之目的未達到之前,中國不可能安定。信中的原話是:“夫惟民黨握中國之政柄,而後中國始有治安可言也。‘民黨’抱有主義,為求其之必達,生死以之……民黨之志一日不伸,即中國一日不能安。”

         四、“日本能助革命黨,則有大利”,所以要敢於超越常規,幫助國民黨。孫文坦言“中國革命黨事前無一強國以為助,其希望亦難達到”,但“助一國之民黨,而顛覆其政府,非國際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竊意閣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機會,正閣下大煥其經綸之日也。”

         孫文拋出如此籌碼,竟也難打動日本首相。因為在日本看來,依靠已經統治著全國的袁世凱,比起指望形單勢孤的孫文一伙顯然更加實惠。孫文暗通款曲,唯一的作用是日本在壓袁世凱就範時多了一個籌碼。
偷雞不成,反蝕一把米。這個秘密不慎被洩露出去,中外報刊廣為登載,還說是黃興揭露的。此事不但進一步損害了國民黨人的形像,也加深了國民黨人之間的分裂。從黃興當時的一封信,可見一斑:“近得各處黨員通告,並讀中外各報登載弟所宣布中山先生之函,此事從何說起,黨德敗壞,竟至此極,殊可嘆也!此事之有無,弟不必加辯,請足下函詢中山先生,即知其真相。中山先生是否有此函件與日本當道,尚屬疑問,袁賊陰險,派偵離間吾輩,亦時時有之,即令有此函件,中山先生從未與興閱過,興又何從宣洩?此種卑鄙手段,稍有人格者不為。內外疑謗叢集,真偽莫辨,親痛仇快,而禍根卻在孫文的作為。”

         8月21日,孫文走訪過頭山滿。頭山滿雖然表示支持孫文第三次革命,但他不能違反日本政府及軍部而支持孫。孫文通過頭山滿爭取日本政府支持的行動宣告失敗。8月24日,他與犬養毅說自己正在准備起兵舉事,“此時若在中國內地發生動亂,必給日本外交帶來極大好處,為此日本政府務必支援中國革命,此點請閣下予以關照。”談及軍費籌集情況,孫文說:“如若此次仍不能籌足所需資金,即便附加任何條件,也靠閣下在日籌款。”

         1915年2月5日,孫文、陳其美與滿鐵株式會社的兩個重要人物犬塚信太郎、山田純三郎訂立了《中日盟約》。

         《中日盟約》規定:在軍事上,“為便於中日協同作戰,中華所用之海陸軍兵器、彈藥、兵具等,宜采用與日本同式”。“與前項同一之目的,若中華海陸軍聘用外國軍人時,宜主用日本軍人”;在政治上,“使中日政治上提攜之確實,中華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國人時,宜主用日本人”;在經濟和實業上,從事關經濟命脈的金融到礦山和鐵路、航運亦交由日本控制,“宜設中日銀行及其支部於中日之重要都市”。“中華經營礦山,鐵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國資本,或合辦之必要時,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應辦,可商他國”。“屬於前各項範圍內之約定而未經兩國外交當局者或本盟約記名兩國人者之認諾,不得與他者締結”;在外交上, “中日兩國既相提攜,而他外國之對於東亞重要外交事件,則兩國宜互先通知協定”。

         3月15日,孫文給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張造寫信,尋求日本政府的“提攜”,並將四人簽署的《中日盟約》作為草案送交日本政府。“不肖等經常確信,東亞之安全與福利全賴於日本之提攜”,因此,日中應“有鞏固之同盟”。“昔日,貴國政府曾向敝國政府提出日中交涉事宜。對其詳細內容,固然無法窺知,但其主要內容必定以日中親善及東亞和平為目標。與敝人倡導之主張一致,不勝欣喜”。

         孫文等對日本政府唯一的不滿,是日本不以孫文一伙為主要合作對像,而“對無誠意之敝國政府始終一貫持續執行強硬之交涉……曠日持久,時至今日,實在可悲……遠離日中提攜這一最終目的之手段,敝人等遺憾至極。”

         一紙《中日盟約》,葬送了中國在軍事、政治、經濟、外交等諸多領域的獨立。實在不能說是理智的!

(六)讓渡“滿蒙”

上原勇作
 1915年底(或1916年初)孫文秘密會見了日本陸軍參謀總長上原勇作,他在和上原勇作的談話中要求日本支援中國革命,承諾“中國新政府可以東北三省滿洲的特殊權益全部讓予日本”。他說:“日本人口年年增多,東北三省的遼闊原野適於開拓。日本本來資源貧乏,而滿洲,則毋庸諱言,富於重要的資源,日本矚目斯土,乃當然之國策。對此,我等中華革命黨員能予充分諒解,故可以滿洲作為日本的特殊地區,承認日本移民和開拓的優先權。”“不僅滿洲,中國本土的開發亦唯日本的工業、技術、金融力量是賴。”甚至說:“倘日本真能以互助的精神,誠心實意地援助中國的革命統一,相互提攜,為亞洲的獨立與復興通力協作,則中日兩國的國界難道不也可以廢除嗎?”

         1949年以後曾任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老同盟會員和中共黨員高崇民寫道:“1915年袁世凱陰謀要作皇帝,與日本訂立賣國條約21 條,孫中山為換取推翻袁世凱,一度主張把東三省讓給日本,我在日本留學東京時,親耳聽到中山這種錯誤主張,表示堅決反對。”

         袁世凱去世後,孫文在廣州舉起了護法大旗。1917年9月15日,在和日本社會活動家河上清的談話中,孫文表示“希望日本方面給予‘武器、軍火和大量貸款’”。“一旦掌握了權力,將愉快地將滿洲交給日本管理”。

         據與孫文有密切交往的內田良平說,從1905年甚至更早時開始,孫就曾在游說日本朝野人士時一再聲稱:“滿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國革命的目的在滅滿興漢”,“日本如能援助中國革命,將以滿蒙讓渡與日本”。從1898年起至1923年止,包括與森恪的談話在內,類似的記錄共10條,交涉對像包括首相、陸軍參謀總長、政壇元老、財閥等等。1918年11月16日,孫文和日本松永安左衛門的談話中再次提到以“領有滿蒙”為條件尋求日本的援助。他說:“目前中國南北對立是日本助長起來的,日本如果改變援助北方派的政策,北方派就會不攻自滅。”如果日本援助南方派的話,可以承認日本對“滿蒙的領有”。

內田良平

 孫文“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和“滅滿興漢”的主張雖然有些偏側和狹隘,但多少還有情可原;但“滿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國革命的目的在滅滿興漢”,“日本如能援助中國革命,將以滿蒙讓渡與日本”的論調則實在是荒誕不經!

         以分裂國家、割裂同胞為代價的“革命”,實在是對革命的侮辱。孫文的這些言論,無疑值得反思。

(七)舊情難忘

         對於曾經贊助過自己的人,孫文念念不忘。他曾說:“各志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事業,先後多有資助,尤以久原、犬塚為最。”

久原房之助
 實業家久原房之助是日軍參謀總部與外務省和孫文聯系的中間人。1916年2月20日,久原付給孫文一筆70萬元的借款,孫簽發了一張收據,保證了他對於“東方和平和中日友好”事業的獻身精神,並且答應這筆借款或者由共和國政府償還,或者由他本人償還。3月8日,中華革命黨黨員王統一從久原那裡拿到了 20萬借款,他在印有中華民國海軍部抬頭的便箋上寫了收條;8月16日,孫和王聯合收到了一筆30萬元的借款;4月8日和27日,孫收到了兩筆額外的10 萬元借款。通過久原,日本政府借給孫和王140萬。一直到1965年去世,久原都保留著這些收據。



1905年12月,孫文為籌集革命經費以中華民務興利公司名義發行的債券

中華革命軍義餉憑單五圓
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後犬塚信太郎先生拿出大批資金,支持同盟會印刷發行了《中華革命軍義餉憑單》。《義餉憑單》背面印有的“要則”為:

        “(1)(同盟會)本部為接濟各地義軍軍需起見,特發行此義餉憑單,分百元、伍拾元、拾元、伍元四種。

         (2)新政府成立後,持有此憑單者,可向新政府銀行照數取換國幣。

         (3)新政府成立後,持有此憑單者,在本國內無論何處,均可通用。

         (4)本憑單得由所有者轉讓他人。

         (5)本憑單發行時,蓋有三印為據,如未蓋印及印跡不符者,作為廢紙。”

         正因為發行了這套義餉憑單,才使同盟會本部及時籌集到資金,解決了革命經費之急需。孫文對此至為感激,1918年春,他致信犬塚先生:“犬塚仁兄有道:新春想貴體安和,潭第多祥為頌。敝國改革事業,實東亞和平之基,忝以志同,諸承鼎力,至今心感,莫可狀喻。時局變化雖多,大體日趨良好,西南內容雖復,護法則出一心。縱吾曹理想之實現尚遙,而懲戒叛人,使國民知法力勝於武力,保護約法之尊嚴,則實現當不遠矣。耑布,即請大安。    孫文啟  一月二十一日”

       1915年1月,犬塚信太郎向孫文提供13萬日元。三月,又追加5000日元。據說,犬塚信太郎提供給孫文的財政援助總額達五六十萬至一百萬日元。

1919年12月25日,陳炯明在《閩星半周刊》第1卷第8號發表《孫中山沒有革命專利的成案》中說:“革命兩個字並非孫文的別號”,“革命的事業是犧牲的,不是利潤的”。或許,競存的這段話有些義氣用事,但確實發人深思。

  大凡歷史人物,就像坐在時間的秋千一樣在兩個極端之間游蕩,或者純潔無瑕,或者一無是處。這種唯意識形態馬首是瞻的歷史觀無形中抹煞了歷史的真實,偏離了歷史的軸線,導致了思想的混亂。

         無論你是否承認,對於孫文的歷史評價,遠沒有蓋棺定論。關於孫文的一系列借款行為,美國史學家韋慕庭的評價可謂中肯:“從現時的觀點來回顧過去的歷史,人們會認為,孫博士對債權人的某些許諾似乎是魯莽大膽的,甚至是喪失原則的。對於提供特權、地位和租界一事,也許孫文毫無內疚不安之感。”


         十天後,阪谷便復函孫文說:“接到貴電及中華民國元年一月初十日貴翰,委托阪谷以貴國中央銀行設立之事”,因此他草擬了《中華國立中央銀行設立特許札》,要求孫文蓋章批准。其中規定:“該特許札之有效期限,自交付特許札之日起算,以五十年為限。”“該銀行有發行紙幣之特權。”其他職能包括:“國庫之歲入及歲出”、“內外國債之整理及新招集國債之時,可使該銀行辦理”、“貨幣之整理及改造”、“管理印花紙出入販賣等事”、“政府設定監督銀行之業務”等等。重要人事之“任免全權”,也交給阪谷,雖然規定“政府自該銀行開業年滿五年之後,於一年內以付價,得收買外國人所有股份”,但又規定“政府於本條期限之間不能收買,則本條買收權為消滅”。

         2月6日,原口要攜帶阪谷芳郎1月20日給孫文的回信以及建立中央銀行“特許狀”的中英文譯本赴中國,著手實施中央銀行。2月8日,迫於壓力,孫文電告取消設立中央銀行計劃。

         孫文急於籌款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將承擔財政收支、發行貨幣和監督全國銀行系統的重任交給一個外國人來辦理,多少有些失之輕率。

(八)“漢冶萍”和“租借滿洲”始末

二十世紀初的漢冶萍公司

         這個時期,臨時政府還曾與日本之間就漢冶萍(大冶礦山)借款、蘇省鐵路借款、招商局借款等方案進行過談判,甚至不惜以出租“滿洲”為條件得到日本人的貸款。

         通過和日本談判代表森恪的這番談話,孫文如焚之心情可見一斑。“近日,革命政府財政窮乏已達極點,供給軍隊之財源幾無,幾達破產之地步,若數日內無法獲得救燃眉危機之資金,或解散軍隊,或解散政府,命運當此。此時,余等若數日不露面,恐謠言四起,謂余等逃走矣。鑒於上述現狀,舊歷年前後不拘何種手段,亦要籌足維持軍隊之費用。漢冶萍斷然實行日華合辦,以籌五百萬元,以招商局為擔保借款一千萬元等舉,皆因此故也。雖費如此工夫,但此類交涉荏苒不決故不得已又考慮出:先與袁世凱定和議,以抑天下之亂,而後徐籌軍資,以圖再起,以武力掃平北京重建天下之方針。近日與北方頻繁交涉議和協定,與袁之談判亦漸成熟,雙方條件大體一致,而今只待南方之決心,南北即可休戰,而余等至今仍對解決財源問題存一線之希望,若有幸可能解決防止軍隊離亂之足夠資金,余等可將對袁和談延至年後,再籌資金,而後排除袁氏,按當初之計劃以兵力徹底掃除南北異己分子,建立共和政體,絕他日內爭之根。雖然如此,時至今日,仍無獲得金錢之望,倘不幸在此五日內即九日以前、舊歷年末前無法獲得預定一千五百萬元之借款,則萬事休矣。革命政府倒台之前,可先法制人達成南北和議,將政權讓於袁世凱,而政權一旦移於袁氏之手,今後難發突變,亦幾乎無望履行與日本之密約也。”

         孫文親自和秘書長胡漢民一起,同三井財團代表森恪及宮崎滔天、山田純三郎就租借滿蒙和漢冶萍抵押貸款之事與日方談判。

         會談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後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縣有朋等授意,冀圖與孫文等革命黨人訂立密約,使東三省歸日本所有。

         當日下午六時,森恪發出一封經孫文、胡漢民修改的致益田孝的電報:“財政困乏支那,年底前若無一千五百萬元,將有戰爭,或革命政府將陷混亂。因與漢冶萍公司已成立五百萬元借款。以招商局擔保向郵船公司、與英德美國等借款一千萬元正在交涉中,若五日以內其借款無望成立,萬事皆休,孫、黃當與袁締結和議,讓政權於袁。因孫承認日本租借滿洲,日本為防革命軍解散,漢冶萍公司五百萬元之外若立即再借一千萬元,與袁世凱之和議可中斷。孫文或黃興可至日本達成滿洲之秘密契約。錢未到手前,軍隊有解散之虞。若離南京,恐生變事。滿洲之事,倘決意實行,祈四日內電告借款一千萬元,當中止對袁世凱之和議。”

         益田孝將來自森恪的情報立刻報告了井上馨,並致電山縣:“孫已承諾租借南滿之事。但支那元旦以前若無一千五百萬元,除將政權讓於袁世凱外,別無他途—— 若日本承擔此借款,已允中斷對袁講和,孫文或黃興即刻來日締結秘密契約。已與井上侯電話述及此事——祈速就此裁決與否商議,並且與政府協商。”

         但井上和山縣均沒有回音。6日孫文再次要求森恪:“已將對袁世凱和談延至9日,故9日前祈有確切答復。”在森恪催促益田孝幾次之後,8日益田孝給森恪去電,其主要內容:“與袁世凱之和談雖非可容余等置辭之事,亦請轉告對孫、黃深切之同情,余等祈孫、黃在於己有利地位上達成妥協,井上侯難於直接回答。目下漢冶萍之二百五十萬,將設法於明日彙出——滿洲一事,倘能來一人,勸告簽定秘密條約,可望得到更多同情。”

         此事一經披露,輿論大嘩,參議院議員質詢政府,實業部長張謇反對此議,辭去實業部長。漢冶萍借款終因參議院不承認合辦條約及股東大會反對,正式取消。而日本方面,最後因日本陸軍大臣石本新六的反對沒有辦成。原因是:“按照日本軍部的擴張主義分子的觀點,在中日、日俄兩次戰爭中,滿洲是日本人為之拋灑珍貴的鮮血的地方,理應享有一切權益,而無須以金錢收買。”

         或許有人會說,歷史人物就是一枚硬幣,總有他的兩面性;或許,我們根本就不應該對逝者求全責備。這似乎都可以理解。但斷章取義的解讀和矯情粉飾的美化會貽害無窮!

孫文與支持辛亥革命的日本右派們
童倩
BBC中文網駐日本特約記者

日本皇宮外圍的東京日比穀公園裏有棟餐館叫「松竹樓」,松竹樓的門廳裏擺著一架鋼琴,據說是孫文的夫人宋慶齡在日本常用的。松竹樓的創業者小阪梅吉與傾家蕩產援助孫文辛亥革命的日本最早電影事業家梅屋莊吉是姻親關係,這部琴輾轉到了松竹樓。
與鋼琴比,日比穀公園與孫文更重要的緣分現代被忽略了。孫文逃亡日本的早期,途經日比穀公園附近的中山孝麿侯爵宅。當晚孫文隱姓埋名投宿時,想起了中山侯爵宅的門牌「中山」兩字,便以中山作日本姓,起名「樵」,後來孫文在中國內外需要隱姓埋名時,用的就是中山樵這個日本名,不過日本人至今稱他的中文姓名「孫文」。
理想的接點
孫文首次流亡日本是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後,他想知道甲午戰爭後的日本與己為友還是為敵, 但沒有結論,就經美國到了英國。兩年後孫文的盟友陳少白在東京郊外的橫濱唐人街構築了一定關係後,孫文再到日本時,認識了慕名去找他、後來與他肝膽相照的日本人宮崎滔天。宮崎是後來加入「中國同盟會」的少數日本人之一,孫文贈他「推心置腹」的橫幅。虎背熊腰的宮崎為孫文跑腿、聯絡、當保鏢,為辛亥革命尋求武器。
孫文多次流亡日本共約9年,接觸過日本人上千,包括1903-06年期間娶的妾大月薰。但更多的是支持他革命的日本人,名留史冊的有宮崎滔天、犬養毅、頭山滿、內田良平、平岡浩太郎、佐佐木到一、梅屋莊吉等等。

大月薰
少年孫文在夏威夷讀書期間遭白人欺辱產生的黃種人劣等感,奠定他的強烈民族意識與日本明治維新後出現仇視歐美帝國殖民統治亞洲的「大亞洲主義」右翼勢力有接點。
相互的利用
宮崎滔天是當時大亞洲主義中少數的自由民權運動者,犬養毅則是大亞洲主義政客。甲午戰爭後,日本政府既擔心中國報復,也不願西歐列強乘清朝腐敗瓜分中國,犬養建議當時的外相大隈重信,利用缺乏活動資金的宮崎等自由民權運動者來觀察中國的革命動向。
拿著政府活動資金,宮崎等在中國觀察後,認為主張推翻清王朝的孫文比主張朝廷改革的康有為更實在。
而孫文在橫濱初見宮崎時就說:「中國的革命不單是拯救四億中國人民,還要改變亞洲人被西歐列強支配的屈辱、讓生長在亞洲土地上的人們恢復人道並得到擁護,中國的革命成功就能解決其他各種各樣的問題。」
宮崎告訴孫文,他能出力,但沒錢,只有獲得犬養毅、頭山滿等有權勢的人相助,在日本的身份和經費才有保障。孫文考慮了一夜,第二天表示同意。經宮崎介紹認識後,原來支持康有為的犬養為孫文謀到中文教師的居留名義,並斡旋了東京早稻田一個2000平方米的住宅。玄洋社的頭山滿和黑龍會的內田良平等倡導大亞洲主義的右翼組織領袖,則提供孫文在日本的食宿經費,而孫文在香港期間認識的大亞洲主義者梅屋莊吉資助孫文革命的總額折合現在的價值超過了100億美元,梅屋還促成了孫文與宋慶齡的婚事。
孫文後來把犬養毅、頭山滿、佐佐木到一等介紹給了蔣介石。1912年孫文就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大總統時,還邀請犬養和頭山出席了就任式。

對日本遺言
1912年孫文讓位給袁世凱,1913年再流亡日本時,伴隨日本與俄羅斯對立、殖民統治韓國等,大亞洲主義已分化。
1924年11月孫文最後一次訪日。當時日本已侵佔山東半島、進攻中國東北和俄羅斯,軍事擴張意圖顯著。孫文在神戶發表多場演講,包括著名的「大亞細亞演講」,主張日本廢除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
而他最後在神戶高等女校的演講日後被當作對日遺言:「東方文化乃王道,西方文化乃霸道;王道主張仁義道德,霸道主張功利強權;仁義道德依正義公理感化人,功利強權依洋槍大炮壓迫人。」孫文對日本的方向深表懸念,忠告走東洋王道路線。
一周後孫文與宋慶齡乘船回國途中肝區劇痛,船到塘沽找日本醫生,診斷為肝癌。應孫文身邊的人要求,只告訴孫文是「膽囊炎」,到北京醫治。4個月後孫文病逝北京,犬養和頭山後來又代表日本出席了孫文靈柩安放中山陵的儀式。
分化的結果
在日本,大亞洲主義分化尖銳了。1931年出任首相的犬養毅主張「中國根據其歷史的獨特規律變化,日本只能順應、適時推動和修正,不應強行介入才是四億中國人和日本人的幸福」的融和對華路線,與主張通過侵略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的陸軍為主的權益擴張派對立。1932年犬養在首相官邸遭一群青年軍官槍殺。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原來贊成擴張的頭山滿也反對侵略的手段,斡旋中日和談,蔣介石同意,但當時的首相東條英機拒絕,斡旋失敗後頭山隱居。
蔣介石與支持孫文的日本人關係也惡化了。1922年作為駐扎廣州的武官應邀成為孫文軍事顧問的佐佐木到一在陸軍內蔑視孫文的氛圍中與蔣介石決裂,這個曾為孫文設計了中山裝的日本人,最終成為南京大屠殺的策劃者之一。
日本評論家保阪正康在他《協助孫文辛亥革命的日本人》一書中寫:「與孫文接觸的日本人,文化上、道義上敬畏中國的人很多,同時感到日本政治、軍事比中國優越,不希望中國過分壯大或希望乘日本國策之機獲取中國權益的人也很多,這也是事實」。

2012年9月9日星期日

中華民國國父袁世凱

黃文雄
http://tw.myblog.yahoo.com/jw!ARR7CzOBSEbGZjQIIAbtkQ--/article?mid=1820&prev=1821&next=1815 

「國父孫中山先生」是台灣對孫文的尊稱。但孫文到底從何時開始被尊稱為國父,一般人並不清楚。

關於「國父」這個名詞在法律上的「明文規定」,究竟是從第幾次國民黨大會或何時 的行政命令開始,筆者也曾經請教過幾位黨國大老,他們的回答皆是顧左右而言他。 當孫文以肝疾病卒北京之時,日本評論界已常見「支那革命之父」的稱呼。中國國民 黨決定以孫文當「國父」,是一九四○年一月由重慶的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國民如此稱呼的,目的是為了對抗新成立的汪精衛南京政府。可是孫文到底自何時起成為「國父」,至今 尚未見過學者考據的專著或論文,無法追根究底,甚為遺憾。

中華帝國之父是秦始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父是毛澤東,自不待言。不論是馬上 得天下、六國歸一統或槍桿子底下出政權,建國必須靠武力,武力就是實力,這是中國歷史的鐵則。

有國父當然也有國母。宋子文一家雖然有時被稱為「國舅」,甚至是「三朝國舅」, 但在台灣甚少提及「國母」。按筆者的推想,孫文元配的盧夫人已被遺棄,新夫人宋慶齡不但是蔣介石的眼中釘,又「投共」,所以中華民國有國父而無國母。

二○○○年秋,筆者陪同日本社團參觀立法院,首先觀賞介紹中華民國建國史的影片 ,一開始即出現孫文先生領導武昌起義的鏡頭,著實令筆者大吃一驚。終場後,燈光一亮,筆者立即告訴領隊︰立法院捏造歷史。

因為武昌起義時,孫文本人遠在美國丹巴,他是看到報紙後才知道中國國內已發生革 命,怎麼可能是由他來領導武昌起義呢?

武昌起義當時,革命同盟會由於內部紛爭,組織早已瓦解,會員們各奔前程。孫文也 如同喪家之犬,遠走高飛,隱居美國。再說,革命同盟會三派與武昌起義中新軍的革命志士也很難拉上關係,如何領導起義呢?

孫文得知國內生變後,趕緊奔回祖國奪權,一時尚無法籌募到組織新政府或對抗北方 政府所需的資金。當革命同志們期待孫文能從歐美帶回大筆巨款之際,孫文卻兩手空空,聲稱僅帶回了「革命精神」,眾人啞然。

孫文雖然被各省代表推舉為臨時大總統,可是由於內爭不絕,又無資金維持新政府, 不到三個月,又不得不將政府讓渡給最具政治實力的袁世凱,讓他來處理善後。因為建立民國,最起碼要能迫清帝退位,實現南北統一,並且必須得到外國(列強)的承認與援助。此一人選,當然非袁世凱莫屬。

為了取得列強承認,孫臨時大總統對外宣佈︰推翻滿清專制、建立共和民國,並承認 「凡革命以前,所有滿清政府所借之外債及所承認之賠款,民國亦承認償還之責」、「滿清政府所讓與各國或個人之種種權利,民國政府亦照舊尊重之」。

民國之初,全中國所有的政團政黨加起來共有六百個,人多,派也多;嘴雜,意見也 分歧。事實上,為了實現「革命必勝、建國必成」的目的,除了實力派的袁世凱以外,建立民國難作第二人想。

孫文等革命派不僅在革命聖地的武漢,連臨時政府首都的南京都先後落入袁軍之手, 二次革命不成,所有革命派幾乎都成為邊緣人物而不得不逃亡海外。雖然袁世凱稱帝不成,但從史實看來,建立民國、奠定國基的,是袁世凱;統一南北、實現民國的,還是袁世凱。因此中華民國的國父應該是袁世凱,孫文頂多是「國民黨黨父」或「支那革命之父」罷了。
孫大總統以「臨時演員」粉墨登場
辛亥革命後,關於中華民國體制的決定,不但孫文,連革命同盟會的志士也都沒有置喙的餘地。決定中華民國體制的是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山東省取消獨立後的16省代表)。革命派缺乏影響力。

對於中華民國的體制,黎元洪主張採用聯邦制;雲南都督蔡鍔反對聯邦制,主張立即組織強而有力的統一政府,行使民主立憲,早日結束軍政。協商結果,最後決定以美國總統制為典範,由臨時大總統與參議院一院制構成共和國的體制。

孫文來不及參與中華民國體制的決定,當他兼程趕回中國,已是武昌起義後兩個多月的十二月底了,大勢已定。孫文是在香港和舊興中會的同志開會時,經由胡漢民轉告,才知道新政府和他的「三序」構想大相逕庭。

孫文雖然就任了臨時大總統,可是在宋教仁主導下,參議院也通過了「臨時約法」,孫文的大總統權力被架空,府院開始對立。孫文一氣之下,乾脆來個同歸於盡,將南京臨時政府出賣給袁世凱。

當然,除了孫文的私怨之外,南京臨時政府也有不得不轉讓給袁世凱的無奈,即南京政府的勢力範圍僅有南方十六省,缺乏財源和軍事力量,實際支配的領域又極不穩定,隨時有全盤崩潰的危機。

孫文被選為臨時大總統後,為了貫徹革命而決定北伐,但因軍需資金無著落,遂發行一億元公債。然而臨時政府才剛成立,尚未建立公信力,雷聲大雨點小,僅募到了五百萬元而已。這是孫文不得不私下以漢冶萍公司為擔保,向日本借款的歷史背景。

當這內幕一被揭發,有如搗中蜂窩一般,他的政敵章炳麟、張謇、黎元洪等各派群起圍攻,孫文頓時成為賣國賊,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孫文在眾叛親離、走投無路之下,倉皇辭去臨時大總統一職。出席參議院會議的十七省代表乃一致再選出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

參議院向袁總統的報告如下︰

「本日執行大總統選舉,滿場一致選出先生為臨時大總統。回顧世界史上,滿場一致所選出的大總統僅華盛頓一人而已,公為第二人。吾人認為公乃第二華盛頓,深祈公為中華民國最初的華盛頓。」袁世凱在眾望所歸之下,終於完成南北統一,成為中華民國的國父。

孫文與袁世凱「仙拚仙」。1912年元旦孫文就任臨時大總統,2月12日溥儀宣佈退位,2月14日袁世凱就當選「臨時大總統」。孫看袁已當上了臨時大總統,心裡雖頗不是滋味,仍言不由衷地吹捧袁世凱為「中華民國第一華盛頓」。不但如此,甚至還欣然接受了袁所賞賜給他的全國鐵路督辦一職。

北一輝曾批評南京臨時政府之選出孫文為臨時大總統,有如占領南京的諸將為爭功而將當過巡撫的老廢物程德潛拉出來當都督一樣。他說︰「從革命的理想或運動來看,孫文根本就是一個沒用的木偶。」


 
北一輝

按鈴江言一的《孫文傳》(1950)指出︰孫文之當上「臨時」大總統係因當時找不到適當的人選,既然找不到適當人選,孫文就暫且「掛名」,「臨時」粉墨登場。



武昌起義後孫文經香港歸國時與革命同志在丹佛號上合影


1912年1月1日晚10時,孫文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這是孫文就職時宣讀的誓詞。

孫文當選為臨時大總統後,致各省代表及各省都督電。

1912年1月1日,孫文赴南京就任

孫文在臨時大總統府。

孫文任臨時大總統時


臨時副總統黎元洪

孫文任臨時大總統時的住所。


1912年元旦,孫文宣誓為「臨時大總統」。很好,不過,請問大家,如果孫文是建國者,何必在職稱上加「臨時」兩字?孫文根本只是一個「臨時代理」的大總統罷了。舞台上一個串場的角色罷了;意思很像最近民進黨主席游錫堃因案請辭,新主席還未產生,由某個資深的中常委「代理」主席一職意思一樣。這個「代理者」不能作重大決策,只是開會有個主席罷了,時間到新主席產生,代理就結束。孫文並沒有在後來「讓位」給袁世凱(蔣幫國民黨教科書是這樣詐騙的),而是孫文本來就只是串場而已,本來就是時間到該走人。

再說,孫文被舉為臨時大總統這個時間點(1912年元旦),清帝退位了沒?答案是,還沒。

清帝何時退位?各位來看這篇大清皇帝溥儀〈退位詔書〉(1912.02.12)原文。原來,叫清帝退位的,是袁世凱,發生在陽曆2月12日(陰曆12月25日)。袁世凱三字還直接寫進詔書本文之中呢(後面再以內閣總理大臣身份再簽名一次)。清帝退位三天後,2月15日,南京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大總統」(名字中沒有「臨時」,但也不算正式),袁卻於3月10日於北京就職。

1912年4月1日,孫文正式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圖為臨時政府參議院舉行大總統解職典禮後合影。


一年後,1913年10月在北京選出袁世凱為正式大總統。



上圖為1913年10月袁世凱就任後,與各國使節合影。袁世凱成為新創建的中華民國正式元首,且有各國見證承認。自此以後,這個後來我們稱做是「北洋政府」的政權,一直是法理上的中國代表政權,享有外交權;雖然它實際統治的地區只是目前中國領土的一部份。(部分資料取自陳凱邵部落)


中華民賊 中禍匪國

杭州千島湖事件發生時,李登輝前總統曾大罵中國是「土匪仔國家」。中國政府與台 灣的統派除了大肆咆哮一番以外,即使不同意,也很難舉證反駁中國不是土匪國家。 中國歷代王朝的交替是依據「易姓革命」的原理。被引證的史實是「馬上得天下」、 「槍桿子裡出政權」,結論乃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既然盜人之國者能為人君,萬民也就依樣畫葫蘆,無人不盜、無所不偷,因而誕生了中國的強盜文化。

中國到底從哪個時代開始成為強盜國家,筆者不清楚。遠在春秋時代,被孔子教訓「 盜亦有道」的盜跖,當時已率領數萬徒眾橫行天下,生食人肝,勢敵諸侯。漢代不但綠林、赤眉、黃巾為亂,亦出現專門捕人而食的餓賊。宋代《水滸傳》中的梁山泊更成為江湖世界的英雄表徵。

十八世紀末,英王喬治三世的特使馬卡多尼(George Macartney)來華拜謁乾隆皇帝,要求通商。皇帝傲稱︰「天朝地大物博,無所不有,夷狄若有所需,可以賜惠。」馬卡多尼被拒後,一行自北京經陸路南下,由廣州乘船回國。據馬氏的〈奉使記〉所載,沿途所看到的,不是強盜就是乞丐。事實上,自十八世紀末開始,誇稱地大物博的中 國已是強盜、乞丐滿天下。這也是白蓮教、太平天國、捻匪等教亂、會亂形成的社會背景。

中國社會自十九世紀起即兵匪不分,兩者唯一不同的是,兵公然掠奪,匪暗地搶竊。 民國以後,中國到了「無山不賊、無湖不匪」的地步,再加上兵匪、學匪,不僅東北馬賊跋扈,連大都市的巴士內都須要兩位配槍的隨車士兵才能保護乘客安全,稱之為「土匪仔國家」,實當之不愧。

清末民初的名盜白狼(白朗)曾經帶領七萬餘徒眾,橫行華北七十餘縣,被稱為「白 元帥」。來往於兵匪之間二十餘年的軍匪樊鐘秀,曾一度成為廣東軍政府孫文大元帥的座上客。土匪歸順時被編入正規軍,敗戰後又搖身一變為土匪,這種情形在當時並不罕見。

匪賊集團在民國時代,仍是左右軍閥內戰的一大武裝勢力。

按朱新繁《中國農村經濟關係及其特質》一書所稱,1930年代的匪賊總數,依推測約 有二千萬人。又按戴玄之《紅槍會》一書所記,自中華民國建國以來,中國沒有一地不出現匪賊,也從來沒有一年無匪賊的搶掠。

因此,中華民國可以被稱為「中華民賊」、「中禍匪國」或「匪賊共和國」。在土匪 仔國家成長,又飽受強盜文化薰陶的中國人,即使非人人皆盜賊,至少人人皆俱賊心。中華人民共和國到了五○年代中期,才平定了盤據河南省的土匪,當時中國政府大肆宣傳中國已經成為人類的天堂,沒有蚊子也沒有蒼蠅,更沒有小偷。可是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不但強盜殺人、六害七害應有盡有,「車匪路霸」到處出沒,甚至流出海外,活躍於全球各地。今日的中國,已從革命輸出國變成土匪輸出國。在日本,凶惡犯罪的外國人中,一半以上是中國人;竊盜犯中,中國人更高達百分之九十以上。21世紀起,世界各國最憂心的 ,已由點的「中國的威脅」變成全面的「中國人的威脅」了。
中華民國何時亡國 
當蔣介石所率領的國民革命軍打倒黨內排蔣反蔣的各黨軍,又打倒北京政府各系軍閥而宣告「統一全國」時,不少北人痛感中華民國已滅亡,章炳麟甚至以祭文哀悼中華民國已被蔣黨以武力消滅。

南人和北人的歷史文化背景原本就不同。春秋時代「尊王攘夷」中所指的「夷」是楚人,也包括吳人與越人。漢代的吳楚八國之亂,實際上是南北對立所引起的爭奪戰。南北朝的對立其來有自,宋的趙家祖法規定,絕不任命南人為相。時至蔣黨統一中國,乃是南人征服北人。因此,如章炳麟之輩哀悼中華民國已亡國,實際上有其長久的文化背景。

遼亡於金後,遺民西逃,再建西遼;元亡於明時,蒙古人回歸故土,重建北元,歷史上皆不認為西遼或北元是遼帝國與元帝國王朝的延長。除了國力的問題,統治領域的改變可能也是歷史不承認其為正統延長的主因。唐亡之後,雖有後唐或南唐苟延,繼續稱「唐」,但「正史」已不認定後唐或南唐是唐代的延續。

中華民國有如五代十國,不但經常有複數政府的存在,而且都極不安定。現在的中國文人,不是以國民黨史觀,就是以共產黨史觀來看中華民國史,皆不客觀。

中華民國在大陸不足40年,在台灣則有50年以上,若以此來斷定台灣的中華民國是大 陸中華民國體制的延長或正統,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至少,袁大總統以後的北京中華民國與蔣介石以後的南京中華民國,這二者不但在人脈上毫無關係,在政體上也全然迥異。

孫文所領導的革命黨很喜歡濫立政府,逃到哪裡就在那裡立個政府,孫文一個人就有 了臨時政府、廣州政府等四個政府,可是為期皆不長。蔣介石是總理的忠實信徒,所以他逃到哪裡,政府也就立到那裡。逃到重慶立重慶政府,逃到台北立台北政府,當然都不會忘記以中華民國的法統、道統自居,絕不承認自己的中華民國已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雖然它的統治範圍已大大縮小,由大中華民國變成小中華民國,但名稱仍照用不誤。

李登輝前總統和陳水扁總統都是由全民直接選舉產生的,民進黨的勝選也是有史以來 首次的政權和平移轉。可是,李前總統並未成為中華民國體制的終結者,陳總統也以中華民國的繼承者自居,不但不想成為最後一任的中華民國總統,反而有如中華民國體制延命的守護神。說來嚥氣,這大概也是中華民國有如九命怪貓;生命力強韌的佐證吧﹗

孫文的獨裁天性原形畢露 
孫文與袁世凱兩人到底誰比較獨裁?若從兩人的行跡閱歷來看,日本學者們認為彼此不分上下。在孫文的革命同志眼中,孫文難以脫離獨夫印象。

在革命同盟會時代,由於孫文專橫獨斷,因此內部糾紛不已,終至革命同盟會瓦解,眾人各奔前程。

辛亥革命後,以孫文為首的臨時政府撐不到三個月就讓渡給袁世凱,二次革命也一敗塗地,孫文不得不亡命東京。孫文認為當時的中國尚未具有共和體制的客觀條件,問題在於「異黨入據,以偽亂真」,因此必須嚴選黨員,建立新黨,要求黨員對總理絕對服從,生死與共。

一個標榜以實行民權、民主為宗旨,排除專制、建設民國為目的的政黨,卻採取對孫文個人絕對服從的入黨宣誓︰「願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服從孫先生」、「服從命令」、「誓共生死」、「如有二心,甘受極刑」。這樣的獨裁作風,令哥老會、三合會、紅幫、青幫等兄弟皆對孫文的新黨組織敬而遠之。革命同盟會的老幹部李烈鈞、譚人鳳、張繼、黃興等人皆反對中華革命黨的成立,日本的老同盟會會員也拂袖而去,連孫文最忠實的戰友宮崎滔天也認為孫文無理,從此,再也沒有任何日本志士參加中華革命黨了。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文流亡日本。圖為1913年8月,他從上海經台灣赴日本途中。

1914年7月8日,中華革命黨在東京成立時合影。
前排右起田桐、廖仲愷、居正、胡漢民、孫文、陳其美、許崇智、鄭鶴年、鄧堅;中排左一萱野長知、右三謝持,後排左五戴季陶。



孫文的中華革命黨背離民眾政黨性格,走回傳統幫會組織的老路,後來由東京遷黨至 上海,並改稱為中國國民黨(1919.10.10),但也成不了氣候。
孫大元帥另立廣東軍政府

7月20日,駐粵滇軍與孫文合影。

國會非常會議決定組織中華民國軍政府。並選舉孫文為海陸軍大元帥。圖為1917年9月10日,孫文就職時與同仁合影。

孫文就任大元帥後留影。

1917年9月11日,孫文就任大元帥後發布的布告。


袁世凱死後,北京政府的實權落到段祺瑞等皖系軍人手上。但在孫文心目中,除了他自己以外,任何人組織政府,他都不滿意也絕不承認。

1917年7月6日,孫文從上海到廣州,招來部份舊國會的議員,結合反北京政府的海軍 總長程壁光,又結合了西南軍的唐繼堯和陸榮廷等人,於8月25日在廣州召開國是非常會議,推行護法運動。9月1日,推舉孫文為大元帥,唐繼堯、陸榮廷為元帥。 中國從此又再度出現了北方北京政府和南方廣州政府的南北對立。當時廣東政府的統 轄範圍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省。

孫文自己組了政府以後,派張繼、戴天仇、李烈鈞、王正廷、程壁光等人去日本向寺 內正毅首相、本野一郎外相以及犬養毅、澀澤榮一、頭山滿等人遊說,力陳革命黨人二十年來為中國的進步與和平所作的努力,希望日本朝野上下發揮道德勇氣,援助南方政府。

孫文除了揭露北方段祺瑞政府的罪行之外,也揭發段政權以參加歐戰來騙取日本政府巨額軍費的內幕。

然而日本仍支持段政府,提供了一億四千五百萬圓的參戰借款,亦即有名的「西原借 款」。另一方面,歐美列強也都認為中國的亂源是孫文,視孫文幫眾為叛亂團體,不予支援。

孫文誇口將於三個月至半年內實現全國統一,並宣佈北方段政府為非法政府。 孫文自認以博愛與和平為理想,信誓旦旦「今日就任大元帥位,號令天下,不外乎是 為了早日在國內實現真正的和平精神」云云。

孫文結合各地軍閥所組成的廣東軍政府本是烏合之眾,各懷鬼胎。當孫文著手組織北伐政府,想以武力打倒北方段政權時,各地軍閥皆認為孫派想以北伐之名行奪權之實,廣東軍政府內部因而發生了孫派國民黨議員和岑春 派政學系議員的衝突,導致廣東軍政府改組,廢除大元帥,改為七總裁的合議制,並推岑春 為主席總裁,孫文再度成為邊緣人物。

自從被趕出廣東軍政府以後,孫仍然處心積慮想再奪回政權。首先計畫打倒占據廣東 的西南軍閥,收復革命根據地,待統一南方後再度北伐,打倒北洋政府,完成中國統一。

當時,還支持孫文的地方勢力僅剩下聯省自治派的陳炯明而已,陳統率的二萬兵力蟠 據在福建漳州。陳受孫文之邀,於1920年8月兵分三路進攻廣東,驅逐了陸榮廷、岑春 等桂系勢力,占領廣東。11月28日,孫文受陳炯明之邀,再度回到廣州,建立了第二次廣東軍政府,宣佈繼續護法。1921年5月4日,孫又改變初衷,撤銷軍政府,改成立中華民國政府,自己就任非常大總統,與北京政府打對台,並且宣佈新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政府,北京政府是非法政府,要求各國承認。1921年12月4日,在桂林設立北伐大本營。翌年2月3日,以大元帥之名誓師北伐。



1920年8月,孫文邀陳炯明率駐閩粵軍回師廣東,驅逐桂系。
11月底,孫文回廣州,1921年5月5日,在廣州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建立正式政府。圖為他在國會宣誓就職合影。

孫文為統一全國,決定北伐。
1921年6月,他命令粵、贛、滇、黔各軍出兵廣西,以解除北伐後顧之憂。
廣西平定後,孫文於10月15日出巡廣西。10月下旬抵達南寧。


被捏造的「二十一條要求」
民國以前,中日之間雖有甲午戰爭,但雙邊關係並不如今日惡劣。當時孫文等革命志士多少還抱有中日兩國同文同種、同洲同俗的觀念,在日俄戰爭及清政府廢除科舉制度以後,清國學生留日之風大盛,最盛期有一萬至二萬人之譜。

東京一時也成為中國國民革命的基地,特別是日本陸軍士校出身的中國留學生,日後皆成為革命軍的重要角色。日本民間或在野政治家如頭山滿、犬養毅等人極力贊助孫文革命,孫文臨終之時,也是視其為父母,念念不忘。



犬養毅

頭山滿


中日關係的交惡當然少不了文化、民族性、國益家利等原因。不過,最主要的原因之 一是所謂「二十一條要求」以後中國所掀起的反日、排日、侮日運動。「二十一條要求」是1915年日本大隈內閣對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所提出的,以後也成為日本侵略中國的代名詞。

事實上日本對袁總統所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與中國國內反日團體宣傳用的「內 容」已大有出入。「二十一條要求」經過恣意竄改,再經由反日團體的大力宣揚、鼓吹反日思潮、迫害日僑,終於引起日本軍部的反感而主張「暴支膺懲」(教訓支那),擴大了中日間的軍事對立。

遭竄改後的「二十一條要求」,例如「中國的學校必須教授日語」、「中國發生內亂 之時,必須求助日本武力援助,由日本來維持中國的秩序」、「全部開放中國讓日本人自由營業」、「中國陸海軍必須聘用日本人教官」、「南滿洲的警察和行政權讓與日本」等,於原文中是看不到的。這些「條文」都是中國的反袁反日團體以訛傳訛所捏造出來的。

原本的「二十一條要求」是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受加藤外相訓令而對袁世凱總統所提 出的要求。但實質上並不是什麼「要求」,而是外交上的「要望」(希望)而已。 當時袁總統正試圖稱帝,需要日本的財政、物資、人力支援。而日本則因袁政府一直 受英、美支持,正欲改變自民國以來的中日關係,並重新確認自甲午戰爭以來兩國之間的條約與既得權益。

在中日雙方改善外交並確認新關係的時代要求之下,「二十一條要求」之中有十四條 是屬於既得權益的延長、修改和再確認,屬於「希望」的條款則有七條。

「二十一條要求」共歷經二十五次交涉,數度變更和修改內容,並且應中國政府的要 求,將部份內容的文詞予以修正,也有一部份撤回。在雙方長期的協調交涉之下,日本政府希望袁總統能盡速決定而發出「最後通牒」。最後中國政府接受的只有十六條,並非反日團體所宣傳的︰「無理要求」照單全收。

事實上,最先提出類似「二十一條要求」內容的是孫文。孫文想反袁,但又缺乏軍費 ,向來一直以可抵押的國家財產向日本政府或民間企業借款。

譬如1915年3月孫文致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弦造的書簡中,逕自提出「中日盟約 案」,其內容為︰

(1)為了日中共同作戰之便,所有軍器與日本同款式。

(2)中國軍隊與政府聘用外國人時,以日本人為優先。

(3)山、鐵路、沿岸航路的經營,若需要外國資本或合辦之時,先與日本協議。

孫所提的條件實際上比日本向袁總統要求的更為優渥,更加強調中日同盟或合作。 然而日本政府並未接受奪權尚未成功、只會買空賣空的孫文所提出的條件,而是將孫 文的條件加以修整,改向掌握實權的袁總統正式交涉。若說袁總統賣國,那麼孫文呢?

一直和孫文有深交並當過孫文顧問的美國記者喬治‧布朗遜‧雷在他所著的《滿洲國 出現的合理性》中曾指出,孫文是革命利益買空賣空的慣犯。

「辛亥革命當時,南京的孫文想招募外債以抵抗袁世凱。可是當他知悉沒人願意支援 他的政府時,遂改以間接方式取得資金,而以華中及華南的重要公益事業抵押借款來解決共和國危機。他以江蘇及浙江兩鐵路、招商局、漢陽鋼鐵公司以及附屬的大冶鐵礦、萍鄉炭礦財產擔保借款……」

「一經美國國務院拒絕後,他馬上轉向歐洲,失敗了又向日本交涉,以漢冶萍的財產 作擔保,得到二百五十萬日圓的借款,其契約條件可能是中國商業借款中最好的。」(頁七二)

布朗遜‧雷又指出,「孫逸仙是一位空想家,缺乏實際的行政能力,又是強烈傾向社 會主義的人物,他是一位正直的愛國者,但對統一中國的偉大事業而言,是一位不合格的人物。」

孫文認為,民國以來連年大亂、無法統一的原因,並不在於中國人專打中國人,而是 外國勢力造成的。(孫文「上海號船上神戶對新聞記者的談話」,1924年11月24日)。

孫文認為列強為了貪圖利益,支援北方的吳佩孚和南方的陳廉伯,所以中國的內亂是 列強勢力爭奪戰的延長。因此不打倒帝國主義,中國的禍亂就永不止息。而帝國主義和軍閥勾結,成為內亂的禍根,也成為國民革命之敵,所以,要打倒軍閥就必須先打倒帝國主義。(孫文「以國民會議來解決內亂」)

2012年9月8日星期六

大日本帝國是如何走向滅亡?


推倒柏林牆
很多人想不通,二戰時小日本沒事跑去偷襲珍珠港干嗎?根本是自尋死路,不然中國日後的命運還真的很難說。有人覺得推動日本做出此等蠢行的原因是石油,當時日本生產的石油大概只能滿足自身5%的需要,超過90%要從美國進口。那頭美國一斷油,日本的戰略儲備僅夠支持一年半,窮途末路,只能豪賭一把,看看能否出奇不意,一擊打垮美國。
但這還不是根本原因。事實上,是日本在明知會觸怒美國的情況下仍去攻擊南部法屬印度支那,這才換來了禁油的處罰,本來是根本不該有這麼一茬事兒的。有些事情的發生,往往是在很久以前,某個看似無關緊要的小因素決定好的。日本敗亡的源頭,最早可以追溯到1877年。當時日本叛亂四起,議會制再過兩年就要實行,叛亂雖被平息,保守派卻擔心亂黨的余孽不用拳頭說話而改用嘴說話,到時候他們進了議會,人模狗樣的做了官,還不知日本會變成什麼樣子。
山縣有朋抓住這個機會,大肆鼓吹“軍隊統帥權”,要讓軍隊“直接效命於天皇”,以免被亂黨利用。所謂“軍隊統帥權”,就是說軍隊完全不受政府控制,你走你的獨木橋,我走我的陽關道,你聽命於天皇,我也聽命於天皇,誰也不比誰大。有些日本學者指出,這個“統帥權”說白了就是軍隊可以無法無天,完全不受管制。事實上也是如此,天皇只是個像征性的人物,偶爾才發句話,整個日本軍隊實際上是受山縣有朋個人控制。而到了二戰時期,表面上軍隊和政府是平行的,但因為某些特殊的原因,軍隊其實完全壓倒了政府。
除此以外,還有一個“現任武官制”,即內閣陸軍、海軍大臣必須由現役軍人擔任。這成了二戰時日本軍隊挾持政府的一大法寶,出了什麼事就不給內閣派人,少了兩個大臣,這內閣還怎麼玩?但這並不是關鍵因素,關鍵因素仍在於上面那個“特殊原因”。1913年,“現任武官制”被內閣廢除,到1936年,日本首相廣田弘毅在軍部的壓力下,不得不又恢復了“現任武官制”。
這麼荒唐的政策,照理來說是不該實行的。但當時的內閣出於對叛黨的恐懼,再加上“直接效命於天皇”這一條確實“聽起來很美”,似乎並無不妥,於是便飲鴆止渴,把整個軍隊的控制權交給了山縣有朋。山縣有朋這發跡之路,倒是跟希特勒有幾分相似。不過他沒希特勒那麼遠大的抱負,坐擁軍權,壞事確實干了不少,可沒能干出什麼太了不起的壞事,所以倒也沒人當回事。直到五六十年後,這個小小的制度才體現出無窮無盡的惡果,這時的日本政府想再奪回山縣繼任者們的權力,卻發現已經太遲了。
自“統帥權”確立以後,日軍參謀總局便連升N級,一下成了和內閣平行的天皇直屬機構,負責處理軍中全部事務。山縣有朋自然是第一任參謀總長,但搞笑的是日本並沒有像樣的參謀。就這樣,日本從德國拉來一個梅克爾少將,陸軍大學校正式開張,裡面招收的都是精英級的學生,往往是從小就進入陸軍幼校,一路過關斬將,才有資格進入這所大學。成績前六名的學生可獲得天皇御賜配刀,因此也叫“軍刀組”,畢業後可說是前途無量。
這學校出來的學生,軍事素質無可挑剔,但他們卻有個致命的弱點:從小封閉在軍校裡,和外界毫無接觸,對真實的日本社會缺乏了解。普通的民眾在想什麼,政治是怎麼一回事,這些軍事精英們根本就搞不清楚。結果,他們紛紛閉門造車出了自己的社會理論,並且一相情願的用自己的理論去解釋整個社會,而這些軍人可沒有悲天憫人的人文情懷或是什麼深奧的哲學思考,他們擁有的完全是軍人的邏輯,粗暴而簡單,我們姑且稱這批人為日本糞青好了。就是這樣一批人,其權力卻可以不受政府的制約,後果自是可想而知。
那麼這些陸軍大學畢業的參謀們有著怎樣的價值觀呢?說起來也好笑,如果用一句話總結的話,這句話在中國可以說是人人都聽過,人人都學過,而且人人都深信不疑,那就是:落後就要挨打。
1886年,四艘令人生畏的戰艦駛入長崎港,上面的外國水兵一下船,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妓院。5名外國水兵在妓院外排了很長時間的隊,卻發現有些日本人可以直進直出。受到這樣的差別待遇,外國水兵們火冒三丈,把妓院給砸了個精光。日本警察立即出動,逮捕了這5名水兵,不料軍艦上竟衝出450多人,直撲警察局而去,而艦上的12寸巨炮則調轉炮口,對准了長崎市區。這下日本可沒脾氣了,面對外國的堅船利炮,只能乖乖的放人,還要道歉賠償。
看,日本其實和中國一樣,也有一段屈辱的歷史。不過,在這則故事裡欺負日本的“外國”,可不是英國或者美國。進入長崎港的艦隊,乃是我大清國的北洋水師,而這段日本學生人人皆知的往事,在中國的教科書上可是只字不提的。
當然,其它列強也沒少在日本分一點羹。在屈辱之中默念著“落後就要挨打”的六字真言,日本人開始了臥薪嘗膽的崛起之路。這時,大清國正忙著替老太後祝壽,修著奢華無比的頤和園。
就這樣,短短的8年後,一次膽大的冒險,日本消滅了裝備水平亞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北洋水師。這不就說明日本海軍已經達到世界第四的水平了嗎?1905年,日本險勝俄羅斯,雖然這場戰爭中他們所獲得的回報遠遠小於支出,但先後擊敗亞洲的老大與白種人中的翹楚,日本人可是揚眉吐氣,他們心中高喊著一句話:
大和民族從此站起來了!
愛國主義的熱情空前高漲,日本人民空前自豪,腰板挺得比任何時候都直。大家可以想像一下——中國收復了台灣,或是中國擊敗了美國——或者回憶一下普通中國人對新中國建國和抗美援朝的感受。當時的日本人,就是那種心情。當然,最爽的還是軍部那些人,軍人的威望是如日中天。
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戰爭的結果又給軍部潑了一頭冷水。日軍的老師——德國,居然輸掉了!
這是第一次世界級規模的戰爭,也給日本敲響了警鐘。看看中國的古代史吧,在不斷爭戰後終於一統,日本僅僅由於地理上的天然防護才沒有被中國吞並。而科技的發展已經消除了這道屏障,按照歷史經驗,現在似乎該產生一個世界霸主了。日本沒有參與一戰,沒有獲得戰爭經驗,可以說已經輸在了起跑線上,而且日軍的老師在這場戰鬥裡居然還是敗者。
正所謂笨鳥先飛,在這種情況下,日軍派了一小批軍官來到德國研究學習。他們確實學到了不少東西,日本士兵的單兵素質和小集團作戰能力在二戰時可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很多戰術動作都是日本首創,正是因為日本吸收了德國一戰時的各種經驗教訓。日本把整個德國的戰法都吃透了——這意味著國民黨軍隊也被他們吃透了,因為蔣介石替中國軍隊請的老師也來自德國。
不過,這些窮兵黷武的家伙更欣賞的是希特勒的總體戰思想。一切向戰時狀態轉軌,時刻准備著迎接戰爭——這幫日本糞青幾乎就不知道該怎麼和別國和平共處,不懂怎麼用外交手段解決問題。也許他們並不熱愛戰爭,但戰爭是他們解決所有問題的唯一手段。在這些人眼中,這個世界只有弱肉強食是不變的真理,與其落後接著挨打,不如強大起來先去打別人,沒有強大的軍隊,誰來保障民眾的生活?雖然日本政府也總想用溫和點的方式處理與他國的關系,可他們是拿軍部那些人毫無辦法的。
也有一些其它因素。經歷短暫的風光之後,日本不可避免的受到了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接下來便是1920年的大裁軍——當然,軍隊是不會自己裁自己的。這時軍費仍然是由政府控制的,裁軍是由政府提出的,現任武官制還沒恢復,那個“特殊原因”也未能發揮作用。軍人由民族英雄淪為民眾眼裡只吃閑飯不干活的人,這當中的心理反差自是可以想見,於是他們便需要一場戰爭,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
日本倒也不是跟一戰完全沒有瓜葛了。這時日本和英國還有盟約,英國便要日本趕緊來歐洲助拳。日本可不管什麼兄弟義氣,去歐洲打仗,對我有什麼好處?沒有。但英國怎麼說也是當時的世界老大,不便得罪,何況日本也確實該打打仗了,軍部的人眼珠一轉,得,咱去打德國在中國的殖民地吧!那時德國在歐洲搞得焦頭爛額,哪有空管亞洲的事情,駐扎在中國的德軍就這麼被日軍給剿了,這麼一來日本又戰勝了自己的老師,國民心理又嚴重膨脹了一回。不過打跑了德國人,日本可沒把土地還給中國,而是大咧咧的占了膠東半島。這可把英國氣得不行,搞了半天,自己的盟友就是這麼個渾水摸魚的貨色。
這時,英國的親密戰友美國出面了,開了個華盛頓會議,和各列強們重新瓜分了這個世界。美國處理問題的思路很簡單:世界需要秩序。以前搶的就既往不咎了,以後大家都不要打仗了,好好過日子吧,一戰的殘酷大家都見識過了,想必大家都不想再來一次吧?歐洲列強尤其是英國,畢竟和美國是一脈同源,對美國的想法很是贊賞。日本可不高興了,英美居然逼著日本把順手牽來的膠東半島還給中國,本來日本人就不了解西方的價值觀,於是軍部糞青們又開始套用自己的社會理論解釋這一切了:什麼世界和平,全是幌子,說白了都是利益,就是你英美已經搶夠了,現在怕我崛起,不讓我也搶一點。你搶得,我就搶不得?
不高興歸不高興,英國美國那是日本惹得起的嗎?沒辦法,老老實實聽話吧。這下日本民眾又不高興了,他們也不懂什麼叫秩序,只知道列強們以前欺負過日本,而且全世界的列強都在搶地皮。現在日本好不容易出頭了,到手的殖民地還得還給中國,這算怎麼回事?於是,英美這些國家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形像,立刻跌了一個檔次。
要說美國也是唯一一個從來沒搶過中國一寸土地的列強,還三番五次的幫助中國,甚至有救命之恩,可美國在中國人心目中的檔次也不怎麼高。在我們看來,說白了那都是利益,列強們都害怕中國崛起。膠東半島和華盛頓會議的歷史,咱們教科書上是從來不提的,也沒幾個中國人搞得清是怎麼回事。
日本人有了種緊迫感。大家隱約覺得,與列強們似乎遲早將有一戰。也就在此時,天才糞青石原莞爾的“最終戰理論”橫空出世。
糞青怎麼能算天才呢?石原這家伙是非常聰明的,他讀陸軍大學時,人人苦戰三更半,這家伙卻整天到處晃悠,最後居然以第二名的成績畢業——據說是得罪了教官,不然的話就是首席畢業生,可以直接在天皇面前演講了。其實一個人成長時多多少少會在某個年齡段糞青一把,石原就曾經糞過,而且還算糞青裡特別成功的那類。後來他發現做糞青實在沒前途,而且再糞下去日本就要完蛋了,於是苦口婆心的勸周圍人趕緊脫糞。可惜為時已晚,多少糞青都沿著和這位天才相同的道路向前糞進,一句話都聽不進去。
所謂的“最終戰理論”,就是東西方之間遲早要有一戰。在日本抱有這個想法的人非常之多,畢竟東西方文明之間有很多隔閡,膚色都不一樣,有些地方相互不理解,再加上大家過去又有不少過節,有點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意思。在二十世紀初,日本人的想法是中日應該聯合起來抗擊歐美,也就是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那時日本是拿中國當自己人看的,很多人傾家蕩產的支持辛亥革命。可革命革到最後,中國又不見什麼起色,這些亞洲主義者失望之下,決心自己單干。石原就是曾傾盡家財助孫文推翻清政府的其中一人,當然你也可以說他妄圖顛覆大清國,破壞社會和諧,隨意了。
怎麼干呢?石原莞爾認為,日本國土縱深太小,根本無法進行一場現代戰爭。他也明確提出了解決方法:要想和西方打,首先得有個後方基地,這個基地就是滿州國。
這理論簡直太合日本人民的胃口了。這時日本人體內早就打滿了國仇家恨的雞血,覺得日本該干點什麼了。軍部的人更是蠢蠢欲動,早在最終戰理論出現前一年就擅作主張,搞了個皇姑屯事件,想奪取滿蒙地區。這起事件也能反映出日本當時的形勢,天皇一聽日本陸軍在中國殺了人家的大元帥,搞出兩國重大外交危機來了,頓時暴跳如雷,要首相田中義一徹查真相。田中義一早就知道是誰搞的鬼,拍著胸脯對天皇說沒問題,肯定把主謀抓起來。誰知軍部的人說了——沒這回事,不是我們日本陸軍干的!這下田中傻眼了,他沒想到這不是個人行為,而是軍部從上到下集體達成了共識。他明知道主謀是誰,可人家陸軍不讓他管,按照規定,他堂堂一個首相就是沒法管。
田中義一沒脾氣了,只好又對天皇說,弄錯了,不是日本陸軍,是中國人自己干的。天皇暴怒,你忽悠人呢,當我搞不清怎麼回事?田中既得罪不起軍部,又得罪不起天皇,無奈,辭職,閃人,過了兩個月就病死了,成了史上唯一被天皇嚇死的日本首相。至於皇姑屯事件的凶手,自是安然無恙。天皇明知道這個人是誰,氣歸氣,想管也管不了,人家從上到下全都護著,天皇總不能跟整個軍隊作對吧?
但皇姑屯事件並沒有起到效果,反而弄出個東北易幟,張學良這小子倒出息了一回,掛上青天白日滿地紅,再搶那就是跟蔣介石開戰了。軍部雖然囂張,這時還只敢偷偷摸摸的搞破壞,這麼大的事,總得掂量掂量啊。
第一次嘗試以失敗告終,可軍部並沒死心。石原莞爾“最終戰理論”的出現,一下把奪取滿蒙的合理性上升到了歷史必然的高度,為整個侵略行動提供了理論依據,那可真像是中國那批草寇遇到了馬克思主義一樣,可謂恰逢其時。沒錯,滿蒙就是我們的生命線,那時的日本報紙,天天都在鼓吹這個理論。石原莞爾一下成了日本國寶,軍部的人對他尤其景仰,石原一下便募集到不少粉絲。
但民眾和軍人是不同的。民眾都知道滿蒙很重要,可是滿蒙現在是中國的地盤啊,要怎麼搶呢?這就跟中國糞青老惦記著打台灣,都知道台灣很重要,是咱的緩衝區,可就是不打,你有什麼辦法?無非也就是圖個嘴癮,抒發一下工作學習中的不滿。
以石原莞爾為首的軍部糞青就不同了。日本糞青與中國糞青最大的區別就在於此,軍部可是准備來真的了。
但說實話,九一八事變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了。東北軍不僅人數是日軍的四倍,而且武器裝備也比日軍精良,配備了當時極為少見的捷克衝鋒槍。東北軍有幾十架飛機,日本什麼都沒有,也就是人員素質比對方強而已,可面對巨大的裝備差距,素質能當飯吃嗎?換句話說,雙方真打起來,日本的贏面實在太小了。石原莞爾也清楚這一點,對他來說這就是豪賭了,看看能不能打個出奇不意什麼的,得到點意外驚喜,倒有點像偷襲珍珠港了。
石原雖然是違反軍令在行動,可也不打算瞞著軍部,反而是大張旗鼓的在籌備各項工作。可軍部的人也不管他,都知道那是日軍的天才准備完成振興皇國的偉大事業了,心裡都是向著他的。就連朝鮮的日軍居然都偷偷越過國界,跑到滿州來幫忙了!說日軍軍紀嚴明,好像又不是那麼回事,只要你打個愛國的旗號,干什麼都行。實際上軍部也是有派人來阻止石原的,但只是走走過場,建川美次從日本出發,不坐飛機坐輪船,到了朝鮮又坐火車,一路磨洋工,九月十八號傍晚才到東北,發現日軍上下都有大動作,明顯是打算在今天起事了,於是喝了兩杯酒,就一直醉到了第二天早上!
那這麼大的行動失敗了怎麼辦?這對日軍那些擅自行動的軍官來說是無所謂的事情,第一有偉大的愛國主義情感驅使,大家都覺得自己的行為合情合理,無可指摘;第二政府那邊再怎麼叫也動不了他們,有什麼事大家內部通報一聲,按家法處理處理就行了。正因此,這類事件在整個日軍的二戰史上可說是層出不窮,最終埋葬了日本帝國。
石原搞了這麼大動作,張學良可是毫無察覺,還忙著花天酒地,什麼准備都沒做。但石原還是怕的,賭局太大了啊!9月15號,幾位九一八事變的主謀開了個會議,板垣征四郎拿起一支鉛筆立在桌上:手松開,往左倒就干,往右倒就不干了!結果這鉛筆還就朝右邊倒下去了。幾個人大眼瞪小眼,那就散伙回家?這時今田新太郎跳起來:你們不干我一個人干!
幾個人一聽這話,馬上熱血沸騰,事情也就這麼定下了。其實石原的計劃還是比較縝密的,就是瞄准對方的心髒,趁夜直取沈陽奉軍指揮部,讓東北軍群龍無首,同時阻斷各交通要道,剩下的再各個擊破,最後占領全東北。但是能不能成功,他自己心裡也沒底,誰知左算右算,就是沒算到自己的狗屎運居然那麼好,張學良壓根就沒抵抗!等建川美次從酒桌上爬起來時,整個東北已經江山易手,東北軍那精良的武器,就統統被日軍給拿走了。
至於張學良為什麼放棄抵抗呢?長久以來我們宣傳說是蔣介石下的令,但後來證明並不是這樣。真正的原因我也不太清楚,了解的可以補充一下。這個鴉片公子的智商倒確實不大敢恭維,這個就不細說了。
這下日本可炸開鍋了。九一八奇跡一般的勝利震撼了兩批人。
第一批是平民百姓。大家都是每天從報紙廣播裡學習最終戰理論的,都知道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結果一覺睡醒,我們的皇軍就把滿州給拿下了!想想看,假如你明天睡醒時,中國已經成功收復台灣了,你會是什麼心情?
第二批是一些還清醒的政府官員,例如當時的日本首相犬養毅。此人是昭和天皇倚重的老臣,也是孫文的密友,他強力主張要把滿州還給中國。但對老百姓來說,滿州可是日本的生命啊,我們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了,怎麼能再拱手讓人?犬養毅這老賊如此主張,置國家利益、民族大義於何處?於是,當時的主流輿論直斥犬養毅是“非國民”,換成中文就是“賣國賊”或者“日奸”。前面也說過了,日本糞青動口更敢動手,1932年5月15日,少壯派軍人對犬養毅的官邸發動襲擊,一槍斃了這該死的日奸!
其實殺不殺犬養毅是件無所謂的事,因為政府根本就管不了軍部嗎。這些少壯派軍人,完全是出於對日奸團體的憎惡才動了手,這也就是剛開頭說的那個日本軍部之所以能完全壓倒政府的“特殊原因”。其實日本政府裡不乏清醒之士,但是整個國家的老百姓都不太清醒,誰敢說幾句與“國家利益”不符的話,馬上就會被斥為日奸。更可怕的是軍部時不時派幾個人來暗殺一把,誰還敢再提意見了?這些少數人的聲音被壓制後,日本的主流民意也顯得更加瘋狂了。一個聽不得反對意見的民族,哪有不滅亡的可能?
天皇簡直要氣炸了。軍部的人居然說刺客是出於愛國情感,情有可原,罪不至死。天皇可不干,一定要弄死凶手。弄死就弄死吧,可在日本人眼裡,五一五事件的刺客簡直就是民族英雄,為國家利益而冤死,殺了他一個,還有後來人!問題的源頭未能解決,民眾依然糞青,軍部依然無法無天,而且自此以後便完全操縱了政界,原因無它,政客已經混不下去了,無論是軍部還是社會,已經沒有人再支持他們的“賣國言論”了,亂說話的人,連小命都保不住!
當然,不光是日本政界,整個國際社會都反對日本。當時的國聯就跟現在的聯合國差不多,43個國家開會一討論,弄了個42:1的表決出來,除了日本自己,剩下的國家都要求日本歸還滿州給中國。日本人那個恨啊,豈有此理,全世界都在跟我們作對!西方的無知偏見!好在,這一回膠東半島的悲劇沒有重演,繼石原莞爾之後的第二個民族英雄誕生了。日本外相松岡洋右在得知投票結果後走上主席台,向全世界宣布:
日本從此以後退出國聯!
當全世界投來鄙視的目光,在媒體上對日本口誅筆伐時,日本民眾卻用最熱烈的儀式,歡迎他們偉大的外交英雄凱旋歸來。
對中日間歷史較熟的人會想起一個人物,幣原喜重郎。此人引導的外交政策被稱作“幣原外交”,其主旨就是尊重中國,聯合英美,和全世界搞好關系。如此和諧的外交政策,卻被軍部批為軟弱無能。九一八事件時,幣原喜重郎仍是日本外相,面對國內將滿州據為己有的呼聲,“幣原外交”顯然不再適用,幣原喜重郎被逼辭職,這才給了松岡洋右一次“日本可以說不”的機會。
這樣一來,滿州國便是日本的地盤了。石原莞爾的行動便到此為止,他並沒有進一步侵略中國的打算。可他自己也沒想到,自己的身後還有千千萬萬個小石原莞爾,正摩拳擦掌、蠢蠢欲動呢。
我們假設一下,如果日本在九一八事變後就此罷手,之後會怎樣?
換作今天的話美國會帶著一票小弟去收拾日本,但那時的美國還沒干起世界警察這一行,國聯是不會為了中國去打仗的。東北擁有豐富的工業原材料,在日本的統治下滿州國的GDP幾乎和日本本土相當。而且東北還有日本最需要的戰略物資——石油,只不過日本忙著打仗,一直沒能勘探到。假如後來日本沒來打中國,自不會陷入戰爭的泥潭,在東北好好經營幾年,縱深有了,工業有了,石油有了,要什麼有什麼了。而蔣介石在羽翼豐滿以前是不敢跟日本交火的,民國在進步,日本同樣在進步。等二戰打響,日本主動幫著打德國,以此和歐美和解,那國際地位不也有了?
這大概便是石原莞爾替日本設想的美好未來。現在要做的就是平息蔣介石的怒氣,可是,日本糞青們堅決不干。
石原這批前輩可是替日本立下了赫赫功勛,自己也撈著了不少好處,那我們這些後輩該干嗎呢?新版“最終戰爭論”如雨後春筍一般大量出現:本土需要滿州做緩衝,那滿州呢?需要華北做緩衝。華北又需要華南做緩衝……總之,我們日本需要全中國,全亞洲,全世界。1931年到1937年這段期間,各種事變層出不窮,其中沒有一個是日本政府主使的,全是日本愛國糞青的自發行為。相反,日本政府是反對和中國開戰的,只是面對洶湧的輿論和時刻可能被暗殺的風險,就連天皇也阻止不了軍部的狂人們了。
可是,小糞青們的水平遠不如石原莞爾高,經常把情況弄得一團糟。這其中最經典的事件,大概要算1936年的綏遠事變。石原莞爾曾預言,日軍再這麼搞下去,遲早會陷入中國大陸的泥潭。同樣是這位天才說的話,愛國糞青們只聽得進好話,卻聽不進壞話,當初“最終戰理論”被捧上九霄雲閣,這“泥潭論”卻是無人問津。綏遠事變時石原莞爾親自前去阻止主謀武藤章,對方卻不以為然的說:“石原桑,我們只不過是在重復先輩在滿洲干過的事情,有什麼不對嗎?”這話大概會讓石原莞爾刻骨銘心。石原的軍階倒是比武藤章高得多,可是日軍早就養成不聽上級命令的風氣,要知道,石原莞爾也是自作主張發動了九一八事變,這時再去阻止別人,反倒像是懷著小人之心,怕後輩的前途超過自己。後來石原莞爾老是給進攻中國潑冷水,在那裡唱衰日本,日本人越看他倒越像日奸了,武藤章干脆聯合其它糞青,把他踢出中央軍部,換了個虛職。可以說,石原莞爾是真正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所以我們會發現日軍有個特色:
小規模作戰奇狠無比,單兵能力和戰術水平無可挑剔,可放到大戰略上,就是一群無頭的蒼蠅。戰爭是為政治服務的,日軍卻沒有明確的戰略目標,或者說你有你的目標,我有我的目標,大家胡搞一氣,闖了禍自己也不用負責,我們總說日本侵華是蓄謀已久,但事實卻並不是如此,如果真把整個日軍的行動都歸結為政府的指揮,那日本政府真可以說是鼠目寸光了。俗話說,發動戰爭前要考慮的第一件事,就是戰爭將在何時結束,可那些軍部參謀即使制定好戰爭結束的計劃表,也沒法將其付諸現實,當情況變得無法收拾,整個日本都被逼上梁山時,做出“偷襲珍珠港”之類的事也就不足為奇了。
換句話說,九一八事變後的日本可說前途無量,結果卻葬送在了那些號稱自己最愛國家的人手裡。不過,之後的日本並非完全沒有機會。
作為日軍侵華這出大戲的始作俑者,石原莞爾怎麼說也該算個甲級戰犯吧?可是,這家伙最後根本沒受到起訴,甚至於他主動要求審判,法庭居然也不鳥他,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說來也可笑,所謂的東京審判,跟中國幾乎沒有任何關系,這不是一場正義的審判,只是戰爭結束後的一場勝利者游戲,受審的都是得罪了美蘇的人,得罪了中國的幾乎沒有。例如廣田弘毅,此人倒真沒犯過什麼要以死謝罪的戰爭罪行,只是美國需要從政府抓個文官來頂包,真正的文官戰犯近衛文麿卻已經自殺了。事實上近衛文麿也未必就是壞人,按他自己的話來說:“我是一個被命運擺布的人,戰爭前由於軟弱而遭軍部欺負,戰爭中被別人斥為和平運動家,戰爭結束了,我又成為戰爭罪犯。”要是對日本二戰歷史稍有了解,便也知道此言不虛。所謂“和平運動家”,再講難聽點其實就是“日奸”,近衛文麿也不是自己想當首相,實在是沒人敢當日本首相,他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心態來的。東京審判時,西方諸國還沒搞清一個道理:所謂日本首相,其實就是個整天受窩囊氣的擺設而已。
近衛文麿1939年倒是和汪精衛搞了個“重光堂協議”,其核心思想是盡速解決中日戰爭,日本不要軍事賠償,中國維護自己主權,滿州國歸日本所有,日軍在兩年內撤出中國。汪精衛正是基於這個協議,認為這是中國在軍事實力不如對手的情況下所能獲得的最大利益,實際上如果日本這個國家稍微正常那麼一點點,中國是必會失去東北的,這點繼續往下看就可明白。但是後來一幫軍部糞青又折騰出個《日華新關系調整要綱》,等於是把重光堂協議給廢了,近衛文麿受不了軍部的壓力,干脆撂挑子不干了,一年後實在找不出合適的首相人選了,這才在天皇的命令下組閣上任。汪精衛大概也沒想到日本人的事居然是愛國糞青說了算而不是首相說了算,稀裡糊塗的就成了賣國賊,於是哭著說:“日本如能征服中國,就來征服好了。他們征服不了中國,要我簽一個字在他的計劃上,這種文件說不上什麼賣國契。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我若簽字,就不過是我的賣身契罷了。”
而跟東條英機交惡的日軍軍官在東京審判中基本都能逃過一劫,石原莞爾就屬此類。東條英機這家伙倒是個實實在在的笨蛋,他的軍校成績一塌糊塗,只是他爸曾是陸軍大學校首席畢業生,這才讓他沾了光,而且東條英機又給人感覺特愛國,恩正得很,完全是靠愛國愛到高位的。東條英機因為笨所以討厭聰明人,石原莞爾則討厭東條英機這樣的笨蛋。他曾說:以東條的能力,最多當個上等兵。東京審判的檢查官問石原莞爾是不是和東條英機意見對立,石原莞爾回答說:東條是沒有自己的意見的人,和沒有意見的人怎麼可能發生意見對立?這兩句話倒是不假。兩人鬧成這樣,再加上石原“唱衰日本”被貶職,在美蘇眼裡,石原莞爾大抵便應該是好人了。
那麼南京大屠殺“主謀”松井石根呢?這家伙怎麼說也跟中國有關系了吧?其實,松井石根也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八一三會戰之後,上海的日軍對南京虎視耽耽,倒不是說南京有什麼軍事價值,而是有政治意義,打下了中國首都,本土的糞青們該有多高興?所以糞青的思維是比較奇怪的,他們想打仗很少是為了獲得實際利益,而是面子上爽一把。當時有好幾支日軍向南京出發,而且無一例外的是違抗軍令,擅自行動,軍部明知蔣介石一肚子壞水,想拉日本打全面戰爭,可卻控制不了自己的手下。松井石根便是怕被其他人搶了頭功,率隊殺到南京城來了,這時的日軍剛打完曠日持久的八一三會戰,彈盡糧絕,士氣低落,要不是唐生智主動落跑,勝負實在難料。本來陷入絕望的日軍,見對手主動投降,自是欣喜若狂,再加上自己又累又餓,便進入南京燒殺搶掠,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
松井石根倒還算是清醒人。這麼搞下去,皇軍顏面何存呢?松井石根把手下集合起來,要求嚴肅軍紀,可是沒人當回事,大家嘻嘻哈哈的,本來嗎,你松井石根是怎麼跑南京來的?不就是違抗了上級命令嗎?這種行為在日本叫“下克上”,一開始都是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到最後是蔚然成風,干脆連“愛國”這塊牌坊都不要了。松井石根見管不住手下,捶胸頓足,號啕大哭,回到日本後便吃齋信佛了,明明是想要阻止南京大屠殺的人,最後依然被抓包出來頂罪。
所以中國把東京審判看得那麼重,還要拍個“中國人不得不看”的電影出來,這就讓人覺得有些不知所謂了。明明是美蘇玩的一場政治游戲,隨便抓個松井石根安慰下旁邊的中國,真正該死的都沒死,戰後反而成了日本政界的要人,中國人為什麼這麼高興呢?
至於“甲級戰犯”、“乙級戰犯”這些詞到底是什麼意思,我敢打賭一百個中國人裡不一定有一個說得上來。可我們照樣可以天天掛在嘴邊,說得興高采烈。
話又說回來,真正該向中國人民謝罪的究竟是誰呢?日本天皇?東條英機?石原莞爾?還是千千萬萬個日本糞青?
就我個人所見,這個真正的戰犯從來沒有死去,也沒有受到審判。它已經離開日本,跑到另一個國家去了。
在中國這麼打了幾年,軍部終於意識到了。我們在中國鬧了這麼久,打仗中國人不是我們的對手,可是說真的,咱們什麼好處都沒撈著啊。小糞青打了勝仗,升官發財,日本得到什麼益處了嗎?這不是我們打仗的目的啊。那怎麼辦?軍部決定,1940年,無論戰況如何,撤出中國。
日本糞青可不會讓軍部得逞。為什麼要撤,戰爭形勢這麼好,為什麼要撤?你們這些人,是不是想當日奸呢。1940年撤退最後也不過是一紙空文,日本糞青們在中國不斷攪事出來,想走都走不掉。這期間鬧出不少笑話,比如“諾門坎事件”,清一色打著愛國旗號的下克上,結果無一例外是極為糟糕。
而影響最大的事件,是佐藤賢了擅自進攻北部法屬印度支那。占了北部就可以占南部,接著就可以進攻荷蘭屬印度了。日本每年消耗石油495萬噸,荷蘭屬印度一年產油470萬噸。何況這時法國荷蘭都戰敗投降了,他們的殖民地不就無主了嗎?既然無主了,那不就歸我了嗎?日本人當時就是這麼想的,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全世界都知道日本要拿法屬印度支那做跳板。事實上,當時大家也知道美國是護著法國荷蘭的,攻擊法國等於是觸怒美國,可為什麼日本人還敢這麼做呢?
看看佐藤賢了是怎麼說的吧。他在美國呆了三年,對美國十分了解,於是得出了結論:
“美國人沒有愛國心的,美國兵嘴裡嚼口香糖,跳舞,去看美軍訓練,連個齊步走都走不整齊,這樣的國家不可能舉國而上打一場戰爭的。”
相信這個理論的可不光是二戰時的日本了,有個國家的人現在還相信自己的軍人比美國人更不怕死更能打,就因為人家不愛國。所以,日本對美國其實是抱著個試探心理,先打下北部法屬印度支那,看看美國有什麼反映,反正這國家的人都不愛國,應該不會說打就打吧?出了問題,再隨機應變嗎。
美國的反映出乎日本人意料。
這時,歐洲戰場正打得如火如荼,美國心知自己和德國難免將有一戰,那麼同為三個軸心國之一的日本怎麼辦?美國不想打不必要的戰爭,為了不讓日本參合進來,提出了這麼個方案:維持滿州國現狀不變,滿足日本的石油供給,作為條件,日本要停止在亞洲的軍事行動。
這就是出賣中國的利益換取世界和平。
對日本來說這簡直是天大的利好消息。咱早就不想打仗了,美國人這個諒解案,是把日本拉出了戰爭的泥潭,而且還保留了日本搶奪的所有利益——一次體面的撤退。東條英機動心了,近衛文麿動心了,又有一批糞青冷靜了下來。如果接受了美國的條件會怎樣呢?二戰仍將以盟國的勝利告終,至於日本則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日本將比過去更輕松的獲得在滿州的利益,因為這一次,背後給他們撐腰的是美國人,蔣介石再怎麼鬧也鬧不出名堂來,所以我說,如果日本稍微正常一點,中國是必丟東北的。日本似乎又有一個美好的將來了,可是偏偏天不遂人願,還有一批糞青不怎麼冷靜。
松岡洋右就是那不冷靜的糞青。這時候松岡洋右似乎已經有點精神錯亂了,說話總是前後矛盾,不過話又說回來,糞青好像一貫是這樣的。松岡洋右剛和蘇聯簽定協議,把日俄關系打點好了,下面日本可以放心的進攻東南亞,松岡洋右也因此以功臣自居。那我都把蘇聯人給搞定了,你們又說不打了,這算怎麼回事?滿州現在不就是我們的嗎?石油不是就快到手了嗎?為什麼要美國人點頭同意呢?
松岡洋右這番話的殺傷力可厲害了。是啊,條件確實看起來很美,可是這不是理所當然的事嗎?我們日本的內政什麼時候輪到美國來管了,怎麼搞得我們怕美國一樣?真說不怕是不可能的,可明知實力不在一個層級,還總覺得“並非完全沒有戰勝的可能”,死鴨子偏要嘴硬。松岡洋右又整出個“日美諒解案的修正意見”,其核心思想就是“要戰便來戰,誰怕你啊!”
東條英機可給嚇壞了,問近衛文麿:能不能換個精神正常點的人做外相?近衛文麿倒不是喜歡松岡洋右,也不是不能撤了他,畢竟外相不是武官,還受政府管制。可人家是“日本可以說不”的民族英雄啊,輿論會怎麼看?老子要是被暗殺了怎麼辦?連死後都要落個日奸的名聲,我犯得著嗎?
這日美諒解案就這麼被民族英雄給攪黃了。軍部便退而求其次,轉而研究是不是該去打南部法屬印度支那了。當時的日本抱著這麼個心態:咱們打了北部,美國就給了這麼優厚的條件,那咱們再打南部,美國人給的好處不是就更多了嗎?然後荷蘭屬印度的油田也歸我們了,那我們有石油了還怕個鳥?這時海軍國防政策第一委員會的石川信吾寫了個《現在形勢下帝國海軍應采取的態度》,可說是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的經典之作,裡面列舉了大量日美實力間的對比,一片片的圖表和統計數字,把軍部的人是看得眼花繚亂,真覺得日本跟美國打,雖然吃虧,未必就必敗——雖然那些數字基本上都是石川自己忽悠出來的。某國糞青也特別擅長寫此類文章。
當時的日本軍部就是抱著這麼僥幸的心理。他們自己一手操動起來的愛國主義大潮,現在好像有點不受控制,把自己也給卷進去了,那只好隨著大潮前進,不撞南牆不回頭,說不定車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橋頭自然直,當初石原莞爾搞九一八事變,不也是“奇跡一般的勝利”嗎?愛國主義已經讓這些人喪失了理性思考的能力,轉而變為一群投機分子。在陸軍所寫的報告裡有這麼一句話:如果英美荷有妨礙行為,則不辭“賭”一場和英美的戰爭。
連他們自己心裡都明白:日本正在做的,就是一場豪賭。
日本就這麼大咧咧的占了南部法屬印度支那,誰知這回美國變臉了。石油,沒了!滿州國什麼的,統統也給老子吐出來!日本這下可慌了,奇怪,怎麼變得這麼快?海軍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跑去對天皇說,我們的石油只夠用一年半了,現在只能打出去了。天皇問:打美國,有沒有勝算?永野回答:有沒有勝算很難說,但是除此之外沒有活路。天皇頓悟:是不是俗話說的“破罐子破摔”?
不過,日本人還是盡了最後的努力,想用外交手段挽回局面。只是,實際操作起來卻是十分困難,美國示好一次,日本沒領情,這會兒露出世界第一強國的本色來了。滿州沒了,日本的生命沒了,這責任誰負得起?當初一起吹捧滿州生命論,現在反倒搞得自己沒法下台了。至於石油,東條英機知道石油的重要性,但陸軍不像海軍那樣受石油限制,禁了就禁了唄,有什麼大不了的?如前文所說,東條英機沒有別的特長,他的特長只有愛國。他要保證自己在糞青軍人面前的權威,不能說“和談”這類話,於是踢了個皮球:和美國打是海軍的事,還是你們做決定吧!
海軍郁悶了,我們要是不打那就是日奸,可打又打不過,這可怎麼辦呢?這麼一想,得,讓近衛文麿決定吧!
過了這麼多年,可憐的日本政府終於有了一回說話的權力。到了需要有人擦屁股的時候,軍部終於想起來了,原來日本還有個政府啊!可近衛文麿也不傻啊。靠,辭職吧,反正也不是第一回了!二戰時期,日本首相就像走馬燈似的不停換,都是軍部給逼出來的。天皇一想,誰干這總理大臣都差不多,都管不了軍隊,還不如讓東條英機來管呢。就這樣,東條英機一個人包辦了那屆內閣幾乎所有的職務。倒不是他很喜歡身兼數職,實在是除他以外,沒人能在政府部門裡混下去了。
皮球踢了一圈又回來了,那東條怎麼辦呢?日本花了三個月的時間討論是否要對美開戰,東條英機內心是不想打的,可是他不敢說,他能到今天這個位置,就是因為他把軟話都留在心裡不說,他要是不強硬,軍部就不會再支持他了。整個軍部籠罩在悲觀的氣氛中,美國忍日本忍了很久,還給了日本一張去天堂的車票,日本卻錯過了這次機會。現在美國發狠了,擺在日本面前的似乎只有兩條路了。
要麼玉碎,要麼瓦全。
永野修身認為,美國每天都在變強,日本卻越來越弱。美國已不再給日本機會了,如果我們要開戰的話,就是此時,此刻,翻版九一八事變,一舉打垮美國,否則,不僅會失去滿州,以後日本將永遠受制於美國,永遠沒有翻身之日。這話就像九一八事變前今田新太郎那句“你們不干我自己干”一樣,糞量十足,一下觸動了大家的愛國心,日本決定做最後一次豪賭。12月1日,軍部最終達成了統一意見,經天皇許可,日本決定向美國開戰,從此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出於某些原因,中日之間的歷史被中國人篡改得面目全非,但是中國對美日間的歷史倒是把握得比較精確。接下來就是大家熟知的太平洋戰爭,日本被美國揍得滿地找牙。美國倒是教會了日本一個道理:咱們不是不愛國,只是我們的愛國主義明顯不太一樣。說來也搞笑,其實很多日本糞青們早就醒悟了。南京淪陷時,東京糞青搞起慶祝大游行,今田新太郎問宮薙仁親王:“殿下怎麼看國民的歡呼?”宮薙仁親王沒答腔,於是今田新太郎又問:“殿下,這種歡呼是不是正在受苦的國民們在呼喊‘快停止戰爭吧’?國民們不要這場戰爭。”只是,長江後浪推前浪,等這些人醒悟過來,情勢已經到了無法控制的境地了。
這時海軍又想起自己的糞青老前輩石原莞爾,跑去征求意見,曾經的民族英雄當時已經淪落到只能在普通大學裡教授軍事理論課了。石原莞爾是這麼說的:“從一開始就知道這場戰爭的勝負了,我軍的作戰已經超越了攻擊停止點了。有一條原則是戰鬥力和從根據地到戰場的距離的二乘成反比,進行持久戰一定要在一開始就確定攻擊停止點。但是從支那事變到這次戰爭,根本就沒有考慮過這點。東條打的這場戰爭完全是在胡鬧,世界上怎麼會有往肯定會失敗的戰場上派兵的傻瓜?”
石原莞爾也安慰性的給了幾條補救措施,可是明眼人都知道,那些都只是敷衍之詞,日本其實沒救了。
看到這裡,有些人可能會倒抽一口涼氣。日本有太多機會可以完勝中國了,中國之所以能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不在於中國人自己有多堅韌,而在於日本糞青實在太愚蠢。
像日本這樣的國家,以前老被列強欺負,激發出強大的愛國主義情感也是很正常的。可是,愛國愛國,本來“愛”是件很美好的事,在日本卻是以“恨”的形式表現了出來。再加上制度中的漏洞,這恨最終演化到了無法控制的地步,不僅傷害了別人,而且吞噬了自己。
在此強烈推薦一本書:俞天任著《軍國幕僚》,可說是國內記述抗戰戰史罕見的鴻篇巨作,視角非常獨特。這本書的副標題就叫:見證從憤青到全民顛狂的歷史進程。

2012年8月11日星期六

把孙中山神仙请下神坛

 

关于孙中山其人 作者:凯华 

  孙中山有人尊为“国父”,有人一想到他就热泪盈眶,可我以为他的历史无足轻重。

政治家不能光有美好的理想就能赢得崇高的历史地位,要看政治结果。武昌首义与他无关,辛亥革命不是他领导的,他不过回国检了个桃子,起义者拥戴他类似于拥戴黎元洪---找个名气大的装门面。他不过是个摆设,谁听他的?文写不出《革命军》、《警世钟》那样的小册子,武比不上华盛顿、凯未尔,他算那门子国父???

他本黑社会出身,孙中山是在19世纪80年代萌发参与政治活动的念头的。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与民间秘密会党--三合会、致公堂、哥老会等洪门组织及其他帮会结下不解之缘。1886年,他在广州博济医院学医时结识郑士良、尤列,两人都是洪门中人。他们也是最早的政治上的“同志” 。1894年在檀香山组建兴中会,最早的会员邓荫南、杨文纳也是洪门的。1895年在香港与谢缵泰、杨衢云的辅仁文社联合,组建兴中会,谢氏即是三合会成员。他们进行的多次武装起义,都是依靠会党和绿林好汉。1899年10月,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首领曾在香港会见 ,决定组织兴汉会,公推孙文为总会长。1904年1月,他又在檀香山加入洪门致公堂。“孙文亲在五祖像前发三十六誓,愿遵守洪门二十一条例十条禁。于是洪门封以洪棍之职,孙文欣然接受之。”

顺便说一句,他最早搞的不是革命团体,而是股份公司,大家入股,造反成功后分钱!

他依靠黑社会,十次武装起义次次失败,连那个只会装神弄鬼的洪秀全的十分之一都当不到。有一次起义失败后,他给某人写信说这次失败是因为短缺了几百块大洋,直怪华侨小气,捐钱少。言外之意只要多了这点钱,多买几杆枪炮,革命就成功了,清朝就推翻了,这种白痴也配当国父?

他的“三***义”不过是欧州社会主义和***主义思想的东拼西凑的杂合物,他的政治理论没什么新东西。仔细研究他留下来的文字,不难发现他对现代西方***主义的政治理论的了解既不系统,更不深入;加上逻辑思维不严密,缺乏理论思维应有的彻底性,认识和观点的混乱,俯拾皆是。在民族和个人自大心理结合下,他甚至断言:“外国民权办法不能做我们的标准,不足为我们的师导。”“我们拿欧美已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是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如此大言不惭,自然不可能认真清理自母体文化中承受的与自由、***、法治相悖的观念和行为习惯。他的政党观念和政治行为,渗透了多少传统的帮会烙印!于是,我们看到的不是“驾乎欧美之上”的更高形态的新式***,而是言行中处处流露中世纪专制主义的腐朽气息。

他不会判断形势,不会察人,不懂政治斗争,更不会军事。国民党在他的领导下,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狼狈不堪,众多领导人皆对他失望,可他不但不反省,反而变本加厉,竟要国民党人对他个人打手模宣誓效忠,大耍无赖,完全是黑老大作派。

他这辈子最成功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在年届五十时搞定了一个芳龄二十的小姑娘,二是抓住了共产国际,终于搞到了外援。国民党要不是有共产国际的金钱、武器的支持,凭什么建立党军?凭什么北伐?不玩厚黑,把同是股东的***杀的杀、赶的赶,凭什么建党国?可怜老共是猫搬凳子给狗办事,自己上山打游击,吃够苦头。

看看孙同时代的人如何评价他。

谢缵泰(1872--1937,一说死于1938)是出生于澳洲的革命志士,1895年便参加了兴中会。在其名著《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他记下自己观察孙文的印象。1895年5月5日,他会见孙文后写道:“孙逸仙看来是一个轻率的莽汉,他会为建立‘个人’的声望而不惜冒生命的危险……他认为自己没有干不了的……‘大炮’!”6月23日又写道:“孙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听从他。”

宋教仁1907年2月28日的日记有如下的记载:“庆午(即黄兴)忽言,欲退会(指同盟会),断绝关系,其原因则以□□□以己意制一新国旗,而庆午以为不善,请其改之,逸仙固执不改 ,并出不逊之言,故庆午怒而退会……实则此犹小问题。盖□□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又思□会自成立以来,会员多疑心疑德,余久厌之,今又如是,则将来不能有所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遂决明日即向逸仙辞职,庆午事亦听之。”当时宋教仁是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和《民报》编辑。

谭人凤(1860-1920)是老同盟会员和重要骨干,多次参加起义,出生入死。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到日本,为总结历史经验,他写下这么一段评语:“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观其谋举事也,始终限于广州一隅,而未尝终筹全局;其用人也,未光复以前,视为心腹者,仅胡汉民、汪精卫、黄克强三人,既失败而后,藉为手足者,又仅陈英士、居觉生、田梓琴、廖仲恺辈,而不能广揽人才;其办党也,又以个人为单位,始则放弃东京本部,专注重南部同盟,继者拒旧日同人,邀新进别开生面,非皆局量之小,手段之劣乎?至揣测华侨心理,知必发难后始能筹款,遂不计成败,嗾人轻举妄动,败后无力维持,则尤其失人心之处也,以故前后举发十数次,靡费及数百万金,无一成功之效果,卒至进退失据,不亦可惜哉!”

陶成章(1878-1912)是坚定的革命家,光复会和同盟会的重要骨干。1909年,同盟会中包括他在内的一批人不值孙文的所作所为,要求罢免他的总理职务。他们起草了一篇言辞激烈的传单,体现着中部同盟会一批成员的愤慨,不管是否完全符合实际,听一听不无好处。同时 ,撇开一些颇难弄清的具体事实,有一些意见深刻剖析了20世纪中国政治人物的通病和顽症 ,不失为不应忽视的警世箴言。
例如,他们说:“所谓孙文也者,在两广内地,固无一毫势力,即在于南洋各埠,亦仅得新加坡一隅,设一团体,彼时会员亦不过三十余人……弟等一片公心,尽力为之揄扬,承认其为大统领,凡内地革命之事业,均以归之彼一人,以为收拾人心之具。于是彼之名誉乃骤起 ……既得势,彼乃忘其所自始……遂以为众人独愚而彼独智,众人尽拙而彼独巧,谎骗营私之念萌,而其毒其祸,遂遍于南洋之各埠矣。”

又如,他们指出:“凡反对彼一人者,尽诬之为反对党,或曰保皇党,或曰侦探,意欲激怒极热心而不洞悉内情之同志,使之互相倾轧,以快其初愿。”

章太炎是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重要领袖之一。他与孙文既有过并肩奋战的岁月,也有过激烈争辩乃至分道扬镳的日子。孙文逝世,章太炎肯定“天生我公,为世铃铎……余岂好邮,好是谔谔。”既承认孙文首倡革命之功,又坦言彼此的分歧,是有话直说的诤友。孙文生前,他笔下已一再出现如下的字眼:“中山计划短浅,往往自败”,“中山天性褊狭”, “中山为人卤莽轻听”,“中山名为首领,专忌人才,此仆辈所以事事与之相左也。”

民初的名记者黄远庸对政坛人物观察入微,他对孙文的评价是“大言无实”四个字。

孙中山被神化是1927年党国建立后的事,原因嘛与北朝鲜神化金日成相似。为了寻找政权合法性的依据,国民党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从奠都南京之日起,便不遗余力装扮和神化孙中山。它发表《宣言》向全世界宣布:“总理中山先生所创造之三***义,实为结合中国民族之历史的文化精神与现在世界之科学的学术经验而成之革命的最高指导原则。 此一原则,不特足以指示中国之国民革命之理论与行动;全世界一切人类欲求得普遍而永久之和平而进步,其政治的、社会的组织,国家与人民之行动,绝不能背离此原则。此实过去与现在世界之一切政治的、社会的经验之所能确实证明者也。”孙中山成了中国和世界的救世主。从此对孙中山只准顶礼膜拜,对其言行不准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学术探讨。神化孙中山,不过是神化其继承人蒋介石和国民党。他们以真假参半的孙中山为符号,着力推行极权统治。孙中山成了他们实施文化专制主义的工具。这些都是众所周知和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参考资料 是 丰振衣 的 <蒙在袁世凯身上的历史冤尘>

参考资料:http://gudenxia034.blog.hexun.com/2025709_d.html

2012年7月25日星期三

帝制者,救中国之妙药也!

 

辛亥革命百年将至,各种对中国未来之命运的说法纷至沓来。人心思乱,一旦谈到中国何去何从,那些自以为什么都懂了的运运就急猴猴地唾沫四溅地大谈美式民主的好处来了,仿佛中国只有走上这条路,也实行西方民主制度,让人人都来参政,让他去当政客参加选举,去指手画脚,才能满足他的愿望,除此之外,宇宙没有再更好的社会制度了。
制度当然要改,但绝不是按照运运及受其蛊惑、头脑简单、思想僵化的愚民思路改,恰恰相反,而是要在中国实行真正的专制和独裁,也就是实行真正的“帝制”才能救中国,除此以外,宇宙并没有按照现在中国人的标准安排另外一种社会制度。有人说:“帝制不是好不容易被推翻了吗?怎么能倒退呢?”这些人只知道帝制的坏处,不知道帝制的好处。帝制有什么好处,且听我慢慢道来。
我的说法和那些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筹安会杨度、严复、胡瑛、李燮和等宪政专家讲得还不一样,它们行的是“君主立宪”的假帝制,我要的是秦始皇、朱元璋父子的那种真帝制,也就是那种彻头彻尾的中央集权和个人独裁。这个问题我将引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在后面的专集中详细讲述,讲讲哪些皇帝享受了帝制的优越性,哪些皇帝自己放弃了这种优越性。
在我看来,他们根本没搞懂帝制的实质。恢复帝制难道还要征求广大群众的意见,非要营造一个万民拥戴的气氛,鼓捣出什么“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滑天下之大稽?试问,历代君主登基哪里需要征得什么“人民的同意”?都是用武力上台的,从这点上看,袁世凯这皇帝当的就没有了霸气,太把政客们编的“人民”这种政治术语当回事了。所谓的天子,就是绝对的权威,而当时根本没有当天子的内外环境,因为有那么多西方列强环伺,袁说的话都得听外国人的,想推行点自己的政治主张还得看别人脸色,见了小日本就发抖,哪里有君临天下的威严?比石敬瑭当的儿皇帝还可怜,那么“帝制”的优越性就大打折扣,这出复辟帝制的戏自然被搞得不伦不类,终以闹剧而收场。
记得为推翻满清,辛亥革命的前夕出现了这么一句名言:“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这话是武昌起义的领袖之一詹大悲说的。他的公开身份是武汉《大江报》的主编,一向在报纸上写一些现在被视为“破坏安定团结”的文章,要在现在,那些文章要么被删帖锁帖,要么不能见报,要么被抓起来了,即使在最民主的美国,估计也得给自己惹来一身官司。可是被你们看做当时最最野蛮最最专制的清王朝,并无半点新闻检查制度,更没有管理部门来堵人们的幽幽众口,人们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人权比现在的美国还要好五倍,使他的那些破坏社会稳定的文章通行无阻。
有一天,他喝得大醉,挥笔写下一篇鼓动群众造反的奇文《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说为黄侃为其起草),公开号召暴动,扬言要搞乱中国才称他的心。第二天就在他主办的《大江报》上发表,发行在湖南湖北各地,闹得人心惶惶。湖广总督瑞澂实在坐不住了,不得已把他抓了起来。换了现在,象詹大悲这种人要么被枪毙,要么被长期关在监狱,而在帝制的清朝,对这个重大反革命分子詹大悲,瑞澂却仁慈得很,给他两种选择,要么罚款几百两银子,教育一通了事,要么就坐几个月的牢。
詹大悲还挺倔,明明自己有钱可以把自己赎出去,为了表示自己没错,情愿去坐牢。此事反把另外几位起义首脑,象蒋贻武、孙武、汤化龙等人吓坏了,他们担心詹大悲嘴不严,在牢里把暴乱计划说出来,慌里慌张提前发动了武装起义。而那篇文章也就成了影响中国历史的著名奇文了。
事情到现在已经快一百年了,当初的人们以为推翻了帝制,赶走了满清,革命就算成功,中国的事情就都解决了。可惜事与愿违,弄到今天,害得我还得再为詹大悲写一篇文章《帝制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彻底肃清他在人间散播的流毒。讲的是如何再恢复帝制,以及向大家介绍帝制的种种好处,讲清帝制究竟该是什么个样子,是怎样符合国人的人性的。
有的人一听到这种惊世骇俗的话,根本不能接受,看见了我这样的人,吃惊得就象当年的愚民看见了革命党人一样。因为这种人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习惯于接受别人灌输给他的定论。他们认为这不是开历史的倒车吗?他们觉得历史一直在前进。其实历史不存在开倒车的问题也不存在前进的问题,历史就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而已,只不过周期长短不齐而已,说句笑话,说不定哪天又回到原始社会呢!
我举个例子,大家想想,自从推行公有制,逼迫民族资产阶级搞公私合营,那时大家觉得资产阶级私有制再不会出现了。可是没过四十年,私有制就卷土重来,那些百年老店老企业又被卖给了私人,只不过换了资本家,换成领导及其亲朋当资本家而已,你在六七十年代能想象得到吗?
海运一开,西方经济文化涌入中国,给中国带来现代意义上的工业,而大大小小的中外资本家正如马克思资本论描述的那样进行疯狂的资本积累,残酷压榨工人,剥削高额剩余价值。工人根本没有福利,过这牛马般的日子。解放后,工人算是当家作主了,没人相信工人阶级再会被资本家剥削的事情发生了,所以上起班来吊二郎当、偷懒耍滑。可惜好日子不长,改革开放,工人们的苦子比旧社会还要苦,社会地位哪里比得个体户?一开始搞责任制,有点小错就扣奖金,再就开除,接下来就是买断工龄,大批失业,工人和厂方的关系又回到了打工者和资本家的关系了。在沿海地区,各种私营企业、各种港台企业、外资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那工人不仅工资待遇低得可怜,有的还失去人身自由,状况比旧社会的包身工还惨。到了近些年,国家也觉得这样不对,又制订了新的《劳动合同法》,有点偏向于保护劳动者的待遇,那些劳动者马上又找到和资方斗心眼的武器了,各种劳动争议层出不穷,反过来也严重影响企业的运行。无论对资方还是劳方,都是“一严就死,一放就乱”,阶级矛盾从来就没有解决过。这不是一种周期吗?这不又是一种循环吗?几十年了,就这么一种简单的关系,反反复复,翻来覆去地不断调整,又回到起点,你说这人类社会还有什么希望?你说这国家没有君主来“乾纲独断”地治理,这些矛盾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这些事情都可以循环反复,难道帝制就没有恢复的一天?只不过帝制的周期可能更长一点而已。
反对帝制的人,并不一定不喜欢帝制,只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做不到皇帝,又有参政议政的瘾,所以只好鼓吹民主,炮制出“人民”这种政客术语,把“人民”这个词神圣化,诗情画意化,宣扬“人民至上”的邪说去骗人。仿佛人民是从没犯过错的,仿佛人民是从不需要检讨自己的,把文革一切罪过都加在毛一人身上,人民从没有为虎作伥似的。这和佛家讲的人是来还债的,圣经里讲的人是有原罪而来的截然不同,他们喜欢说什么人类社会就是来让人过好日子的,是来享福的,是有权当主人决定一切的。他们动不动就把“民主”二字挂嘴上,动不动就要代表人民,以便让自己借为国为民的名义,能冠冕堂皇地也来夺一份权过瘾。但你要真叫他当皇帝,他马上就信仰帝制了,他要真夺了权,马上翻脸不认人了。那些所谓的民运人士真要是掌了权就真会给你们民主了吗?
为什么不讲“人民至上”?因为人民的见识绝大多数都是谬论,绝大多数人的见识又自私又可怜又愚蠢,要是社会就按“人民”的意志走,必然走向地球的毁灭。有的人不相信,但他发现,往往他再论坛上发表了一个简单的观点,总是有那么多的人搞不懂,把问题歪曲成另一个意思,有的还很浑,总爱和他抬杠,这令他很气恼,只好骂对方是“脑残”是“SB”,对反对他说法的人他一律定为“五毛”,问题是让他觉得是“脑残”是“SB”是“五毛”是大多数,既然你自己也觉得人类中大多数是“脑残”,是连简单问题都搞不清楚的,你还相信人民的选择一定是正确的吗?你还相信什么一票一票投出来的事情就一定是正确的吗?凡是宣扬或相信“人民至上”的人,就是上天的叛民乱民。
一百年来,从第一个总统袁世凯到现在,中国名义上一直实行民主共和,但没有一天百姓自己说了算过,但正因为行的是这种“半民主半独裁、外民主内专制”的体制,中国才没有亡。要是当时真的由宋教仁原版不动地把美式民主复制到了中国,中国可能早就乱得灭亡了,所以宋教仁必须得死,一是不许这么搞,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同盟会复兴社过多靠暗杀起家,汉人喜欢个人英雄主义,盛产刺客,精神可嘉,但也必须受一种报应,宋教仁陶成章就是例子。(这是题外话)
你会发现一百年来,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和以往的社会矛盾有所不同,但都可以归结到一点,就是“表面谎称的民主与实际内囊里的专制”之间的矛盾。无论谁当政,始终有一种有趣的现象:当权者得一边要厚着脸皮耍赖,说已经很民主了,而反对者总是驳斥他,说他独裁,借此鼓动人们去造反。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不当政不知道独裁的必要性,无论谁当政,马上就会明白一个道理:自己年轻时为之曾经奋斗过的民主理念是绝对在中国行不通的,一旦在中国行真的民主,就等于给了中国那些又口若悬河又百无一用的人表演的舞台,就等于给了贪官们开钻空子的洞,就给了是非不分的愚民们更多受骗上当的机会,那真的可就什么事情都干不了,样样事情都得泡汤。
有人会说,与其这么欺世盗名地行民主之名,又羞羞答答地行专制之实,不如堂堂正正地恢复帝制做皇帝好了,省得那么多是非。同志哥,你想得太简单了,你要知道中国这块地方的刁民是多么地野蛮可不可理喻,一旦被众人普遍接受了“帝制是个坏东西”这个理念,再改正过来就难了。打个比方来说,那明朝的崇祯皇帝明知道两面作战对自己不利,必须先和清讲和,腾出手来消灭掉农民军,再对付皇太极。可问题是,整个大明,无论朝野,长期以来都受到决不和敌人谈判的思想影响,从小接受的教条是凡是意图和金人谈判的都是宋朝张邦昌、刘豫、贾似道这样的奸臣卖国贼。大臣不敢这么说,谁说出这话谁就算奸臣,连皇帝也不敢这么说,怕被后人指责。虽然皇帝急切需要和大清讲和,只有眼巴巴盼哪个臣子先提出来。他都怕被国人指责,统治者即使有了恢复帝制扯下民主共和这块遮羞布的想法,也怕落得个袁世凯的下场,想想自己已经和皇帝差不多了,何必硬要这个名份呢?
今天,只有我来当这个“奸臣”了,只有我敢把这真相说出来,我劝当政者,何必这么遮遮掩掩地搞假民主呢?要做就做真皇帝。以后无论是谁上台,只要你们有这想法,我都愿意向你们递交“劝进表”,希望你们其中有一个能恢复帝制,救我中国。君主制大约形成于周朝,以后我们的国号就叫大周吧。
冯玉祥一辈子尽干“逼宫”的事情,我呢,就喜欢干“劝进”的事,君子成人之美呀。以后我就是“中华大周帝国”劝进第一人,看来做帝王之师当太子太保、大司马、武英殿大学士是没问题的,按照《周礼》,还应该封我“上卿”,赐蟒袍玉戴三眼花翎黄马褂,封魏王加九锡,上书房行走,紫禁城骑马哩。
现在的形式和老袁那个时期不同了,那时候老袁称帝是受到了国际上的反对,正是洋人的干涉,才使得北洋军有人敢不听话。使袁缺乏绝对权威,要是没有这个因素,就是地方各省闹独立也不怕,管你什么蔡锷不蔡锷的,武力剿灭了就是,不用几年,全国人民就会象明朝人接受清朝一样,老老实实梳起辫子来。要是当年真的是这样,我们的学习的教科书一定说当年皇帝此举是多么地伟大,无数专家学者写出文章来阐述皇帝此举是如何如何地英明,对称帝的认识和我们现在绝对相反。
所以,虽然我党现在在国际上没有绝对的权威,但起码在国内是有的,美国顶多只能对我们指手画脚,顶多提给抗议而已,只敢经济制裁,我们完全可以不理。美国连个朝鲜都不敢打,对我们就更不敢动武了。这不是称帝的最好时机吗?
在古代,由于中国和西方隔绝,周围各野蛮部落只是疥癣之患,多数情况下不能对中原皇帝的绝对权威产生实质性威胁,而在近现代就不同了,慈禧想做什么都做不成,连选大阿哥和废光绪都都得看列强的,最后逼得实在不行,不惜亡国的危险去和十几个国家开战。而今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国际上有地位了,最多在抓捕运运时,有几个西方国家口头上抗议几句,在国际会议上找我们的领导人闹两句而已,西方国家慑于我军的人海战术,也不敢拿我们怎样。根本不敢象在清末民初,一旦看中国不顺眼了,马上就可以发兵来教训我们,逼得太后和皇上逃西安,袁世凯那时能比吗?此一时彼一时也,要是称了帝,国际上谁又敢对我们说三道四?谁敢发杂音,我们收拾谁!在国内,当权者更容易摆平,称帝所需的绝对权威已经具备。
其实在今天这种通讯交通发达的年代,如果不能在军事上称霸全球,那么要树立国内绝对权威的最好方式就是闭关锁国,就和今天的北韩一样。对的,朝鲜战争以后,虽然知道打不过西方,但可以保证美国不敢轻易对中国侵略,就是那时称帝,美国也只能干瞪眼。可惜还有个苏联要干涉,最后和苏联闹翻了,苏联也不敢打我们。正好可以关起门来学古代中国那样“自立乾坤”,不受别人的干涉。
一切事情就坏在和西方沟通上,所以刘伯温早就说:“海运一开起刀兵”。就是说只要一和外边接触,皇权就受到了威胁,皇帝权威一受损,国家就会乱。
可问题不是单方面的,要是岸英没死,毛泽东一定会学朱元璋,竭力把一个安全的、富饶的、稳定的锦绣江山交到儿子手里,绝不会去搞那个文化大革命,正因为他觉得国家反正在他死后不会跟他姓了,才不珍惜,才会由着性子干,反正两眼一闭你们后人来收拾。
这封劝进表扯到这里,我也觉得累了。我准备以后有时间再继续连载写下去,就恢复帝制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展开来讨论,主要内容有:
1.只有帝制才最符合中国人的人性,帝制是圣人们实事求是评估了人性后,承认中国人与生俱来又改变不了的弱点后选择的社会制度。
2.中国人的人性离实行民主所需要道德标准相距太大,而西方人既适合民主制度,也适合帝制,帝制是和宇宙结构相称的。
3.民主是邪说,谈“民贵君轻”的真实含义。
4.该什么样的人来当皇帝?是禅让好还是世袭好?
5.工业是种错误。只有农耕社会的社会形式和生活方式适合人类。谈哪些职业是不应该保留的。
6.道德、王法与现代法律。
7.回答有关“既然帝制这么好,怎么清朝还被洋人欺负”一类问题。

忍看十亿神州,效颦苏美;相率八旗劲旅,还我大清! - udn部落格

2012年7月6日星期五

特工披露林彪死亡惊人内幕-【林彪】

作者:丁凯文   

译者按:彼得·汉纳姆关于林彪事件的文章,我们以前比较注意的是其发表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上的文章,而忽略了他发表的文章。而后者对林彪事件的揭示更详细、更全面。前者只是这篇文章的缩写。现在,陈航先生将汉纳姆的文章翻译成中文,笔者做了必要的校对。现贴出来供大家研究。

解开林彪死亡之谜(Solved: The Mystery of Lin Biaos Death)

  二十多年前中国宣布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在逃往苏联途中机毁人亡。为此它引出了众多的疑问。本文首次提供了一些确切的答桉。

  彼得·汉纳姆(Peter Hannam)

  1971年9月13日凌晨,蒙古东部的天空十分平静,半个月亮把白光洒在起伏的大草原上,一缕缕的云在黑夜的天空中飘过。如往常一样,杜卡嘉汶.丹吉德玛(Dugarjavyn Dunjidmaa)守卫着一处炸药库,她凝视着一公里外产荧石矿的小城市贝尔赫(Bekh)的方向。突然,发动机的嗡嗡声使她昂首向天空中望去。在城的另一边,同样的声音也引起了女哨兵纳瓦卢桑吉·索若尔(Navaanluvsangivn.Soror)的注意。她回忆说:"我听到有像汽车发动机般的很大的噪音,奇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我提起枪跑了出去。"

  很快飞机就进入了人们视野。回忆起二十二年前的事,丹吉德玛说:"我看到它坠落时尾部着火。"她现在仍住在贝尔赫她的毛毡帐篷里。索若尔也说她看到飞机上有三处着火,她冲回办公室,打电话报告了上级。丹吉德玛还说:"从我的位置可以追踪到那架飞机,直到它坠毁。"

  这两个女人当时并不知道,她们正好见证了一段历史。那架失事的飞机来自中国,由于迄今为止还不清楚的原因,它坠毁于蒙古境内一百多公里处,机上人员全部罹难。自此以后,全世界的外交官与中国问题专家们一直在探讨机上的乘客到底是何方神圣。

  数月后,中国政府宣布了一个令人奇怪的解释。北京方面说:死者中有林彪元帅,他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且被公认为是中国最杰出的军事指挥家。同机的还有叶群,她是林彪的妻子、政治局委员;还有他们的儿子林立果。这三人据说是带着他们的所有机密叛逃苏联──中国当时最大的敌人与蒙古的保护国。

  但这一解释是真实的吗?去年5月,我乘军用吉普车从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出发,去探寻究竟。六个多月之后,我对林彪事件的调查范围远远超出了飞机的失事地点。调查结束于台湾。但这之前我还曲道去了莫斯科、纽约、洛杉矶,然后回国。我尽力解决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林和他的妻子是否真是这次飞机失事中的罹难者。更吸引人的是,我发现收集到的证据说明冷漠而且谜一般的人物--林彪是个复杂的人物,远不只是简单的毛泽东的激进的代表。他看上去有些像特洛伊木马,假如他继承了毛泽东得地位,他将准备转而效忠共产党最凶恶的敌人──台湾的国民党。如果这样,无疑会改变中国的历史。

  要考察林同国民党人的关系,我们有必要追溯到1925年。那年他进入了广州附近著名的黄埔军校。这里的许多毕业生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主导了中国的军事阶层。其中许多人追随了黄埔校长--蒋介石,后来的国民党领袖及中华民国总统。另一些人则听命于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后来的中共总理周enlai。即使许多人自始至终都处于对立的阵营中,作为这一精英团体的黄埔毕业生们总有一种特殊的校友关系。台湾一位学者说;"那个时代,黄埔学生以救国为己任,不考虑个人得失,他们是很忠诚的。"

  虽然林彪一直跟随着共产党,但他仍对蒋校长保有一种作为学生的尊敬。大陆一位历史学家回忆说:二战结束时,林彪陪同周enlai前往陪都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他们二人被请进一个房间,蒋介石坐在那里等他们。出于对前校长的尊重,那时已是一赫赫战将的林彪在会见中一直站着。

  林彪与毛泽东矛盾的种子在较早的时候就种下了。林的第一次名声雀起是带领他的队伍于1937年在平型关成功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虽然他的胜利只在很小的程度上阻止了日军的前进,但却鼓舞了全国人民抵抗日寇的士气。毛泽东事后称赞了林彪的这次行动。但苏联一位很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德鲁森(L.P.Delusin)博士却认为,

  林彪这次行动事先没有得到毛的同意。当林彪1938年去莫斯科治疗战伤与肺结核时,毛把这次远行实际变成了一次政治流放。据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国际代表,林彪到达苏联时贫病交加,且没有官方证明。德鲁森说:"当他会见共产国际官员时,他甚至没有靴子,一个中国人把自己的靴子借给他。这看上去像是毛泽东在故意贬低林彪。"

  在莫斯科时,林彪为苏联领导人写了一份报告,说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态度。"他对毛泽东的政策颇有微辞。"

  德鲁森说,他看过这份报告。这有助于解释1940年以林彪之名出ban的一篇自相矛盾的文章,它发表在共产国际宣传刊物《共产国际》上。美国的林彪问题专家托马斯·罗宾逊(Tomas W. Robinson)判断说,这篇文章的风格与内容脱胎于另一作者,而只是借用了林的名字。有趣的是,这一文章称赞蒋介石建立了抗日的全国统一阵线(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奇怪的是该文全未提及毛泽东。事实上,1936年的西安事变两位将领因蒋不愿与共产党联合抗日而绑架了蒋介石之后,蒋才极其勉强地与毛泽东联合。林彪日渐增长的对毛的觉醒导致了他的第一次与国民党人的秘密接触。在1945年末,林彪秘密要求与国民党情报机关接头。国民党人安排他们的情报局副局长郑介民与林会见。根据郑关于他们重庆会谈的报告,林彪表示愿意留在共产党内,并为国民党"在将来起一些作用"。

  这一资料来自台北澹江大学政治与军事事务专家李子弋(Li Zi-yi)教授。他说郑林会见数年以后,蒋介石的最亲近的顾问之一陶希圣(陶死于1988+1年)告诉了他这件事。李说:"我相信陶,因为他看到了第一手资料,而且既然林彪已死,也没有必要编造此事。"

  根据李的说法,林彪又一次批评了毛的领导风格,把他描述为几乎是个偏执狂。毛的"左手不相信右手"。林告诉郑:"当毛派某人去前线,他一定要派另一个人在后面监视他。"蒋对林提供的消息未采取任何行动。不久以后,内战开始,林被派往东北。他可能认为他的前校长不信任他──这一观点是高魁元(Kao Kwei-yuan),林的黄埔上下铺室友,后来的国民党国防部长告诉李的。李也从其他黄埔校友处得到这一消息。李子弋接着说:"因此,林要到他可以有所表示时──比如权力,他才会回来的。"

  如果林对共产党领袖的指挥产生疑虑,他不会允许他们在战场上干涉他的军事行动。罗宾逊指出林是如何指挥他的军队在东北数个重大战役中打垮了国民党军队,从而得到了几近"战无不胜"的名声。但是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林的事业道路却因政治状况与身体多病而受阻。他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近十年。但当1959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因反对为工业化而搞的大跃进运动遭毛泽东清洗之后,林接替了彭的工作。

  作为国防部长,林对在军队中树立对毛主义的偶像崇拜做了很大贡献。1961年,他教导人民解放军学习毛泽东思想。著名的毛主席语录"红宝书"事实上就是林的发明,并且还有林写的前言。因为这些行动与以后的讲话,林在国内外赢得了激进左派分子的名声。1966年毛放手发动文化大革M之后,林的地位由于他的权力对手被一个一个地排除而日益强固。到1969年时,这位元帅不仅是党的唯一副主席,而且是宪法规定的毛的接班人。他的支持者掌握几乎全部军方要职,占据政治局席位的一半。他所需要的只是等毛死后统治中国。

  美国和欧洲的历史学者一般认为,林更愿意与莫斯科保有亲密的联系,而非是与华盛顿,如果中国不得不选择其一的话。然而,林的迅速崛起带给台湾国民党政府最高层的不是焦虑,而是兴奋。理由是:在文革爆发后不久,林在给国民党领导人的一封密信中表示出对蒋介石的拥护。

  在这一交往中的关键人物是张式琦(Chang Shih-chi),台湾1978年至1983年的情报局主任。张现年七十四岁了,已退休,住在洛杉矶。他在1966年掌管国民党军统(或称"J2")。他说,在1966年11月,一位来自大陆的信使萧正义(Xiao Zhengyi)亲手把一封信交给一个住在香港的国民党前后勤司令周由(Chou You)。萧告诉周这封信是林彪和陶铸写的,陶当时是政治局中的第四号人物,但面临被打dao的危险。周的儿子,一个国民党官员,将此信交给了张式琦。张很满意此信的衷心,便将它交给了蒋介石的儿子──当时的国防部长蒋经国,蒋经国把信交给了他的父亲蒋介石。

  信里写了些什么呢?信只有简单的两页,开始是呼吁寻求帮助,然后是微妙地表达政治的忠诚。信中说:"请给我们一些指示。"林彪与陶铸声称他们的地位" 危险而不确定"。他们把毛泽东描述为一个"疑心重而嫉妒心强的主人",其行为"狡诈"且"难以预料"。结尾处,作者向蒋介石转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如果我们有机会使我们获得自由,或者我们不必为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而负责,我们愿(向蒋)从心底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以张的理解,这层意思很简单,

  "他们感到自己在中共政府中的地位并不十分有希望。于是他们试图建立某种联系。他们企图站到台湾一边。"信的详细内容于1988年在台湾发表,但没有引起广泛注意。

  试图说服国民党领导者关于此次秘密联络真实性的另一重要方面是,林、陶、萧、周与张本人都是黄埔毕业生。有趣的是,信中,林、陶、周在信中都用了军校中的绰号。J2前头目张式琦说,经过周密讨论,最高统帅决定写封回信。张告诉周要写什么,回信转交给萧,而萧于1967年1月回大陆。萧从上海又送了第二封信,这次不是由人传递。信使说,上次通过人传递国民党回信太危险了,但林已知信的内容了,萧并且说:"林的想法还和以前一样。"

  张说他把国民党回复的核心内容总结成三点:"第一,我们向他表示他是受欢迎的。"这个前特务头子回忆说,"第二,我们愿意帮助他保住他的特殊地位。且(最后),我们想逐渐发展这一关系。我们想尽最快的速度给林回信,因那时陶铸噎被打dao了。"事实上,陶1967年1月倒台,据报两年后在医院死于未经治疗的癌症。

  就张式琦所知,从大陆来的消息停止了。但国民党仍然相信他们在北京政府最高层里有一个盟友。

  "在1966年到1971年间我们确信林姻定反对毛,"张说。"那封信后,所有涉及到林彪的活动都被密切的关注。所有他的(激进)讲话,所有他干的事情都为了一个目的──赢得毛的信任。"

  萧正义从上海寄信之后就消失了,周由也于1968年死于香港。另一位确认此信息交往这件事的人是高龙(Kao Long)上校,他是前J2在英国属地的主要负责人,现居住在台北。高说他帮助证实了原信并传送了回信。"我们把此事看得十分重要。"高龙说。这一秘密过程非常复杂,因为"每一部分都紧紧相连。因为保安措施严密,此事不可能轻易传出去。"高说对于台北回复内容,他只知有限的一部分。但他认为信中一定告诉林彪,国民党会原谅他卷入共产党的活动。高回忆那封信时说:"最重要的事是反对毛,并非反共。"

  但是在1966年,林似乎与毛正在度着蜜月般的时期。为什么他还要冒种种危险写一封可能被暴露的信?一个可能的答桉是因为权倾一时的陶铸被打dao,陶是中国南方党的负责人,也是林的盟友。这表明了在动荡的文化大革M中,没有谁的地位是稳固的。早在1966年初毛写信给他的妻子江青,表达了他对林一篇关于政变的讲话的不满,毛怀疑林的忠诚。虽然那封信直到很久以后才发表,中国官方噎承认此信曾由周enlai转交给陶铸去复印。如果是这样,陶一定会提醒林。

  红卫兵制造的无情破坏以及遍及全国的溷乱也许已震惊了林。作为一个强烈的爱国者,他带着使中国统一与强大的梦想参加革M,毛的倒行逆施使他感到愤怒。林此时也许姻定取毛而代之的时机噎到了。

  李子弋教授说蒋介石最大的遗憾之一是未能利用林──蒋总统对此曾向陶希圣多次提及。1993年10月在美国发行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the World Journal)出现一篇有趣的文章,做蒋介石的私人医生达四十年之久的熊丸(Hsiung Wan)在文章中说:"我唯一一次见到蒋总统流泪是在他听到林彪死的消息时。"

  在台湾,我找到熊要求他确认其真实性。他立刻回答说:"我否认。我从未说过此话。我不认为总统会为任何共产党人流泪。"但熊告诉我《世界日报》记者张嘉驰(Chang Jia-chi)采访过他,此人是他儿子的朋友。我给他们打电话,打到美国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张的家中,张对此进行了激烈辩护,说她绝非编造:"这仍然是一个敏感的题目。"她还说自己曾给熊寄去了文章复印件,并收到了熊的致谢信,熊承认他确实收到了文章,但说他"并未非常仔细地阅读"。

  未提及我在美国方面的调查,我问李子弋有关蒋流泪这件事,他立刻回答说:"他绝对流泪了"。"陶希圣告诉我(蒋)哭了,因为他深感遗憾。那就是在1971年。这给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民党的老将无疑会对他们身经百战的勇士为一个人而哭泣感到不满,更不要说是为一个共产党的元帅了。但是蒋可能是意识到他返回大陆的最后一点希望随着林彪之死而消失了。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北京官方解释林彪在试图叛逃苏联途中死亡从来就是站不住脚的。他们的怀疑因有关的事实而得到加强:直到最近,蒙古一直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且从未提及林是否在这架坠毁于其领土内的飞机上。中国人自己只是提供零星的尸体照片以此证明林在死者之中。

  多年以来,对此事件的悬疑导致了各种各样关于制造阴谋的传闻。在飞机坠毁后的几个月内,美国与欧洲情报机关陆续收到报告,言及机上人员中无人超过五十岁──这远低于林当时六si岁的年龄。这一判断似乎被我所接触到的不少蒙古人所证实。调查人员还在九个死者中唯一一个女性的手提包里发现了一包避孕药。林的妻子叶群那时已五十岁,应该噎过了生育孩子的年龄。更奇怪的是,表明莫斯科官方对世界看法的《大苏维埃百科全书》(the 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的1973年版对林彪只列了出生日期,并且注明了他于1973年被中国共产党驱逐。然而,试图填补这一事实空缺的最吸引人的尝试是在1983年。《阴谋与毛的继承人的谋杀》(The Conspiracy and Murder of Mao's Heir)一书作者是姚明乐(Yao Ming-le),这是作者的假名,且出ban者也只说他是个"中国公民"。书中说毛通过林的盟友发现林的企图,于是他设了一个圈套,在1971年9月12日他的北京郊外别墅邀请林彪及夫人赴宴。有周enlai陪同的盛宴上,有用四百八十二年前的明朝酒泡过的美味的东北虎虎腱。但当这对夫妇驱车离开时,毛的警卫部队用导弹炸毁了汽车,当时就杀死了林彪和叶群。是他们的儿子乘机逃离并摔死在蒙古。事实上,林立果的空军身份证是大火中仅剩下的证明文件,他在死者之中从未遭到怀疑。

  我的调查解决了核心的秘密:林彪和叶群事实上死于飞机之上。三叉戟飞机上的确凿证据是很难获得的。蒙古曾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次飞机失事,但是该国的保密法规定此报告到2008年才可公布。但是读过或帮助整理过那份文件的人说它只会使研究者们失望,文件中未提及林彪。尽管收集到的蒙古目击者们的陈述是很肤浅的。蒙古调查组和来自乌兰巴托中国大使馆的四名代表,在将尸体分别放入棺材埋进坟墓之前,只是做了外部检查。但是我从两个渠道得知一个苏联专家组曾经飞来蒙古掘出过尸体。我明白确切的答桉一定藏在莫斯科。

  去年8月,我到了俄罗斯首都。凭着一个名字、一张照片,我寻找到在1971年底被派往蒙古的主要的苏联病理学家托米林(Vitali Vasilievich Tomilin)教授,他是现在噎不存在的前莫斯科第三医学研究所的头头,现在在一家地方太平间作顾问。他短小壮实,长着白发和一双明亮的蓝眼睛。他对我的到来感到奇怪,但还是同意会见。是的,他曾经受雇于克格勃去过蒙古,他负责飞机上尸体的验尸工作。结果是什么呢?这还需要有克格勃的同意。他曾签了一份恪守秘密的证书,并保证正式公布这一结果之前不会泄露秘密。

  当时,我噎得到了必要的许可。托米林突然变得谨慎起来了。很快我就明白了真正的障碍是:扎格沃斯丁(Zagvozdin)将军,一个退休了的克格勃调查者,也是去蒙古调查组的成员之一。但最后,扎格沃斯丁终于开恩。这个克格勃侦探说他和托米林的发现只有四个人知道,另两个人是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与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列奥尼德·勃列日涅夫。调查结果从未对外公布。

  扎格沃斯丁说,为确认他们的资料完全正确,调查组曾两次挖出尸体。在抵达蒙古之时,他们对三叉戟飞机上的成员是何人并无成见。理由是:苏联分析家们说在那个飞机失事期间有三十八个主要中国官员消失。调查者们的第一次调查推迟到10月中旬,因为他们搜集了四大皮箱的有关失踪领导人的资料。

  "死人不会说话,"扎格沃斯丁说:"死者的头盖骨上并没有写着死者的名字与身份,你必须有他们活着时的照片,然后把微笑的人与腐烂的尸体做比较。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这一重大问题的答桉是什么呢?"我很幸运,因为我认出了他们:林彪和他的妻子,"托米林说:

  "我变得非常熟悉他们,两人嘴里有不少金牙。我们量了尸体的长度,与他们活着的身高和年龄正好吻合。"

  俄国人是如何确认出他们所挖出的尸体的呢?托米林从办公室保险柜里拿出一迭纸,每张纸上都有莫斯科最高机密实验室中工作的各方位的照片。他骄傲地说:

  "我只从耳垂的形状就可以判断出(林彪的身份),或只比较牙齿记录,或只用其生前照片比照其头盖骨。但是这三点检验的结论是一致的,再加上其身高、年龄与战时的伤痕。不可能再有比这更好的结果了。"俄国人把两个看上去年龄最大的尸体的头颅带回莫斯科检验。托米林说头盖骨可能还存在克格勃的地下室里。

  当然,使辨认工作能进展得较为顺利一点,是因为林彪曾有三年时间(1938~1941年)在苏联治疗战伤。林的全面的医疗记录使他们两人很快就确认了他们确实是面对着林彪的遗骨。托米林递给我一张他拍的林彪的头盖骨顶部的原始照片以及这位元帅在世时的稀有的免冠照片。林彪头上的伤处与所发现的头盖骨凹陷几乎完全重合。

  在叶群这一方面,因为她在苏联待的时间较短,俄国人只有很少的医疗记录。即使如此,尸体的耳垂形状与苏联牙科记录也与调查者的求证相符合。"我们很幸运,收集到了所有的牙齿,"扎格沃斯说,"我们在棺材里寻找并且全部找到了它们。"

  为了完成他们的调查,俄国人在11月初又去了一次蒙古。这次主要目的是检查林彪肺里是否有肺结核的标记。苏联人找到了此病的证据:肺上一块硬化成石头一样的东西──与苏联医疗记录里的一张X光片完全相符。此时,林彪的棺材里仅装着第一次开棺时余留的尸骨。但是托米林还是找到了肺结核的证据。他说" 我们找到了它,就在右肺的同一处。"对尸体没有什么好再探索的了。苏联人走后,蒙古当局决定将遗体归还中国。但是中国人要两具无头、而且噎被肢解的尸体有什么用呢?他们也许根本就不知道。蒙古病理学家桑加德日(chinkhorloogiyn Sanjaadorj)告诉我腐烂的遗体被卡车运到托尔戈特(Tolgoit),一个离乌兰巴托不远的地方秘密火化了。骨灰被放入小袋中交给中国大使馆,现在应该是在中国了。

  回到莫斯科后,托米林和扎格沃斯丁很努力地研究他们所找到的骨头。当一年后他们结束这项调查时,他们以自己发现而捍卫他们的名誉。扎格沃斯丁说:"通常,调查人员不在自己的报告上签名,但是我太激动了,以致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托米林也一起签了名。"

  正如许多人所猜测的,林彪会不会是先被刺杀,而后他的尸体被放到飞机上当成叛徒再来个自杀飞行而烧毁?扎格沃斯丁和托米林否定了林彪和叶群死于飞机坠毁前的可能性。托米林说他检查了尸体有无子弹或刺伤以表明死者事先遇害。"在一开始就排除了(死者事先遇害),尸体上所有伤痕都是来自飞机坠毁。"

  蒙古弹道学专家莫尤(Turiyn Moyu)与病理学家祖奈(Gendensambuugiyn Zuunai)也没有在尸体上发现任何子弹的痕迹。但是祖奈在确认尸体身分上进展不顺。他目前是国会的议员,他可能是罹难者尸体太显年轻以致不可能是林彪的传闻的主要来源。"那九人的尸体噎辨认不出了," 祖奈回忆说,"不可能说出哪一个人究竟是谁。"然而,他说:"大致的判断,我们无法证实任何一个人的年龄超过五十岁。"

  祖奈的错误可能由于他缺乏经验。他一年前刚刚毕业,并未检查过多少飞机失事罹难者的遗体。而且,他只对尸体做了外部检查。中国大使许文益在飞机坠毁两天后造访了失事地点。他在1988年写的回忆录里说,牙齿记录表明尸体是林彪和叶群。事实上,蒙古人说,直到五周后苏联克格勃调查组抵达前,没有人做过任何牙齿记录的对比。

  另一个重要的难解之谜是──飞机为什么会坠毁──这并不容易解决。据许(文益)说,中国专家认为缺少燃油是"飞机突然降落的主要原因"。扎格沃斯丁否定了这种说法,他说苏联专家确认飞机可能噎飞到了据乌兰巴托西北五百多公里西伯利亚的城市伊尔库茨克。

  中国分析家们用飞机的高度与飞行时间计算出三叉戟坠落时飞机上只有2.5吨燃油──足够再飞行二十分钟。飞机在最后的U形转弯向回飞之前,他们把飞行路线描述为飞机一直向北飞,从中国到贝尔赫(Bekh)。正如高度计算一样,这只是一种猜测。这种推断显然是错误的。

  9月13日凌晨1点多,蒙古东部肯特省(Khentiy)保安司令奥特贡加(Osoriyn Otgonjargal)离开达代尔(Dadal)假日营地舞厅。这个小城处于小山地带,在苏蒙边境南五十公里,据说是这一国家最伟大的征服者成吉思汗的出生地。当奥特贡加和他兄弟去卫生间时,他们突然听见头上有像摩托车的声音。"我对我兄弟说:'多奇怪,飞机的声音这么大。'"虽然云层使他们看不清飞机,这位保安司令确认飞机是向北飞。第二天早晨,他的假期突然中止,他被派往西南200公里外飞机坠毁地点。

  扎格沃斯丁证实了飞机转向南飞之前,飞到了距苏蒙边境几公里处。"它为何转弯,对任何人都是个谜,"他说。援引苏联航空观察员的报告,这位前克格勃将军说没有证据表明那架三叉戟曾试图与苏联、蒙古机场联系。"我们只在飞机坠毁后才听说那架飞机,那时噎没有危险了。"即使这样,他指出这架三叉戟有可能飞向空军战略基地赤塔──而不是伊尔库茨克,就像一般估计的那样,甚至中国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一架大型的,且相对较慢的飞机怎么可能避开雷达的侦测而如此接近苏联具有最敏感设备的军事基地呢?

  莫罗扎姆茨(Demshigiyn Molomjamts)噎任蒙古政治局成员三十年之久,反驳了扎格沃斯丁的说法。在那时,乌兰巴托的第二号人物是国家代理元首,而总统泽登巴尔在莫斯科与黑海过他的每年两个月的假期。莫罗扎姆茨在蒙古首都告诉我:"我们最先发现飞机时并非是其正穿越我们的国境,而是它噎飞越了我国领土,它向苏联人表示:'让我们进入。'但是苏联人拒绝了。我们得知如果此飞机继续飞行,它将被击落。这就是飞机当时为什么会掉头转弯。" 莫罗扎姆茨说,飞机坠毁几个月后,在一次与一位资深苏联军官的偶然的聊天中得知了这个资讯。

  飞机有可能是被导弹击中吗?这可以解释丹吉德玛和索若尔看到三叉戟坠落时机上的火焰。三国的官员皆否认了这种可能。另一解释是发动机可能出了故障。那架三叉戟上三台发动机都在飞机尾部。

  飞行员是否曾试图使飞机着陆?扎格沃斯丁与许文益都说可能并非如此。许写道:"减速板与其他减速装置在飞机减速降落时并未使用。"许写到:扎格沃斯丁说苏联飞行专家估计三叉戟撞地的时候,接近其巡航速度每小时五百五十公里。最终真xiang可能要到相关档桉材料解密,特别是赤塔空防部队的档桉公布后,才有可能揭开。如果飞行员当时减低飞机速度,安全着陆的可能性相对来说会大一些,因为该处大部分是宽阔平坦的盆地。

  为什么林彪会登上这架在劫难逃的飞机呢?今天的中国仍坚持其政治性的指控,即林彪被指犯有多项罪行,最严重的是林曾三次试图杀害毛泽东──这是在林彪死后才公布的。林彪元帅是如何渡过他关键的最后一天仍然是个谜。张宁与另一个见证人提供了重要的证言。

  众所周知,1970年中期后,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关系不断恶化,毛怀疑他的第二号人物在他自己的职位上图谋不轨。然而当毛剪除林彪的权力基础时,这位生病的元帅一点反应都没有。在北戴河,"林彪不读书不看报,"张宁回忆说,"他经常枯坐在那里,或者查查医书和字典,为他自己开药方。"因为怕痢疾,他只吃素食,如煮熟的卷心菜和用热水泡过的馒头。

  9月13日前一天下午,一丝欢乐打破了抑郁的气氛,当时林的全家聚在一起知悉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和张清霖定婚的消息。林立果为此出人意料地在晚上9点从北京飞回北戴河,他送给姐姐一些花作为礼物。但是,快乐很快就消散了,林立果也从首都带回了坏消息:叶群在政治局中的地位下降,预示着林彪将会是下一个。

  这天正是周日晚上,为消除紧张感,随从人员与一些林家成员聚在一起看电影。林彪宁愿在他自己的屋里休息。看电影的人并不轻松。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放映间。叶群看来像是紧张情绪的催化剂。她告诉家庭成员准备第二天早上7点南飞广州。晚10点左右,她和丈夫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谈话,内容被林豆豆布置的警卫员听到了。叶群告诉林彪必须离开北戴河,要不就去广州,要不就去香港。林彪几乎流泪地对她说:"即使我不得不死,我也不会跑。这样,我至少还是个爱国者。"

  林豆豆得知这些谈话的内容后,冲到驻在别墅外的8341警卫部队。这一部队是专门负责高层领导的安全。她告诉警卫们说她的母亲可能要绑架她的父亲。据张宁说,林豆豆试图打电话给北京的周enlai,但只找到8341部队的副头头,她要求对她父亲加以保护。

  大约晚11点,周enlai给叶群打电话,讲了长达半小时。他们谈话的具体内容还不清楚,虽然北京说周enlai噎知道叶群叛逃的计划,并且试图阻止林彪的座机起飞,当时那架飞机就停留在附近的山海关机场待命。事实上,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内,林彪别墅外的8341部队几乎没采取什么行动来阻止林的离开──随后有的只是林的妻子与儿子的匆忙部署。

  打完电话后,叶群要求全家收拾东西立刻离开。根据张宁和其他消息来源说,林彪对此没有任何表示。他早已按时吃了安眠药入睡。叶群和林立果直冲进他的房间把他叫醒,他们对林彪说:"快点,有人要来抓你!"他当时昏睡无力,需要有人帮助穿好衣服。叶群去到张宁处。张宁回忆说:"叶群进来时外衣是披着的,她的帽子也没戴正。"林立果此时要求停止放电影,说:"所有人必须离开。"这时已过午夜。

  当林立果得知机场噎关闭时,他马上怀疑到他的姐姐,神情大怒。他拿着枪,脸上的表情"凶残"。然而,叶群想要带上林豆豆和她的未婚夫一起走。"如果[林彪]问起来,我们没法向首长交代。"

  在张宁收拾完之前,林豆豆走进她的房间让她吃了安眠药。"你先睡觉吧,我会来告诉你何时出发。"林豆豆等张宁吃完药后才离开。当张宁开始入睡时,林立果拿着枪走进屋里,张宁回忆说,"我看到月光下他的影子,他看了一会儿,然后突然转身,跑了出去。"此后,张宁再未参与任何行动,只是后来从别的工作人员那里知道了详情。

  外面,一场追逐正在进行。从别墅出来只有一条狭窄的下坡路,林豆豆又一次试图让部队堵住路阻止林彪被带去机场。她的未婚夫也参与了行动,但是他被告知部队正在等北京的命令。他们所能做到的只是组成一层薄薄的人墙。一位工作人员事后告诉张宁,他看到林彪被胡乱地架出他的房间。"林彪看上去昏睡未醒,神志不清,由叶群和林立果扶着。"张宁说,"他当时并非神志清醒。"

  林彪被架上他的防弹红旗轿车。当车子驶向山海关机场时,负责阻挡的队伍散开了。一人向车轮开枪没有打中。当车子抵达机场时,第二拨战士受命围住三叉戟飞机,当他们看到林彪从车中出来时同样也让开了路。

  叶群的司机穆忠文(Mo Zhongwen)对张宁描述了追赶现场的情景,"没有时间安放汽车登机舷梯,所以机上人员抛下软(绳)梯,他们从飞机前面登机。林彪还是身软无力,大杨(他的私人司机)用肩膀扛起他,叶群把他拉上去。"穆还看到了很重要的情况:"加油车还在跑道前,但是飞机噎加满了油。"

  他说,"似乎不像[周enlai传达的]文件上说的。飞机噎被妥善地加好了油。"穆的说法如果是真的,就会支持克格勃的判断:缺少燃料并非是飞机最终坠毁的主要原因。这位司机从未怀疑过林彪和他的妻子、儿子都在飞机上。他说"我看到他们全登机了"。

  飞机起飞后,先向东南飞──那是台湾的方向。一些工作人员看到了飞机的飞行路线,这些警卫人员被留在林彪的别墅里。但是二十分钟内,它飞回了。"

  飞机在山海关机场上空绕了几个圈子,但是未着陆。"张宁回忆说这是一些工作人员告诉她的,"无人知道周enlai噎下命令关闭中国所有的机场,没有飞机可以起飞或降落。飞机起飞后,山海关机场所有灯光全部关闭,机场上黑洞洞一片。"最后,三叉戟飞机在天上画了一个巨大的问号离去,"然后,它飞向北方,再也没有回来。" 张宁说。

  林彪的不光彩的离去不太像是要叛逃苏联的样子。事实上,这些保卫元帅的警卫部队受到的约束的和无效反应似乎指向了另一种可能性。是不是北京高层的某个人看着林彪出走丝毫都不感到遗憾吗?

特工披露林彪死亡惊人内幕-【林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