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9日星期二

当今中国有“暴力革命”吗?

 

近年来,在海内外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声浪中,有一种声音似乎很占道德高地,那就是所谓“反对暴力革命”,也就是说,反对用暴力推翻中共统治,反对 “以暴易暴”。这是听起来非常政治正确的话。在当今文明世界,“和平、理性、非暴力”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甘地、马丁路德金、达赖喇嘛等也成为这种主张的象征性人物。于是一些中国民运、异议人士也开始举起这面“道德大旗”,崇高而义正词严地反对“暴力革命”。

但不知道有谁去思考一下做这种宣称的前提:第一,什么是暴力革命?第二,中国现在是否存在暴力革命的问题?第三,有人主张屠杀中共官员吗?

首先,什么是暴力革命?在人类近现代史上,最典型的暴力革命是法国大革命和全世界范围的共产革命。在这种革命中,代表“暴力革命”本质的并不是“用武装力量夺取政权”,而是用屠杀、清算前朝,包括杀害平民,建立一个更残暴的专制政权。

其次,在目前的中国,是否存在暴力革命的问题?中共用武装夺取政权后,六十年来一直用各种残暴手段维持着专制统治。中国人民一直处于被施暴的状态。

在暴政下,在独裁专制已经在主动施暴的情况下,你能做的只是要不要抵抗、要不要行使“自卫的权利”罢了。正在被施暴的人民根本不存在暴力革命的问题,不存在“对暴政施行暴力”的问题(在理论上不是,形式上不存在,实力上没有可能)。

你不能把“抵抗暴力”的自卫当作暴力行动来否定和指责。如果把反抗暴力当作暴力来指责,就等于对一个正被强暴的人说:你不可以“以暴易暴”。这种说法起到了两个坏作用,第一,让施暴者不感到威胁;第二,降低了反抗者反抗的意愿,因为被施暴者受到双重压力,一是来自施暴者的(还在继续施暴),二是来自旁观者的(指责你:抗暴是错误的)。更可悲的是,那个让你不要抗暴的人,也正在被施暴。

第三,有谁主张要在推翻共产政权后,把中共官员全杀掉,或者彻底清算,统统关进监狱,然后建立另一个专制?有人说,打着民主旗号的人,照样可以搞暴政。没错,共产党就是如此。但别忘了,共产党在高举民主大旗的同时,从来都清清楚楚地表明,他们是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

而在今天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人士中,即使最最极端的,也没有人主张把中共官员全杀掉,然后建立另一个“人民民主专政”。更何况,在世界文明走到今天这种现状下,在共产国家倒台后全部无一例外,都走向民主政治的历史事实面前,凭什么预测,中国人就“劣”人一等,就会有暴力革命发生?

苏联和东欧共产制度结束,只有齐奥塞斯库被杀掉;其他国家都没有杀人,甚至没有法律追究责任重大的前共产党人;而且包括罗马尼亚在内都步入正常民主国家,根本没发生所谓以暴易暴的事情。今天,如果中共政权垮台,难道会有人主张要把共产党人像法国大革命时代那样统统拉出去砍头?

综上所述:第一,在中国,人民用武装革命推翻中共政权的可能性很小(武器在哪里?),即使有,也不是负面的暴力革命,而是抗暴自卫;第二,推翻中共政权后,屠杀前朝官员、建立另一个独裁政权的可能性更小。所以说,对目前的中国人来说,根本不存在暴力革命的问题。

有人举杨佳的例子,表示暴力倾向、暴力革命的可能。而事实上,杨佳事件完全是个特案,一个在法制不健全国家的个人复仇事件,根本和谁要暴力革命推翻政府毫无关系。而那个案子的完全黑箱作业处理,才是暴政下根本没有司法可言、个人权利完全被碾碎的典型。个例的残杀案件哪个国家都有,无论多么凶残都和制度本身“合理合法”地践踏个人权利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是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事情。

在全国人民都噤若寒蝉,吓得根本就不敢抗暴、连一丝暴力革命的影子都没有的情况下,在绝大多数知识份子要么沉默,要么像张艺谋、王蒙、余秋雨之类那样为专制添砖加瓦的现状下,硬要找一个不存在的靶子打,那它所起的作用,更多是把百姓继续当顺民的奴性一面合理化,给知识份子的软弱、没有勇气反抗提供 “高级”理论藉口。

而共产党对那些所谓“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回答是什么呢?成天喊非暴力的杨建利被关了五年,撰文要让共产党继续执政30年的王策被关了三年多,现在“温和、理性地”请共产党修宪、痛斥“以暴易暴”的刘晓波又被判11年。

在这种现状下,人们是否需要理清“暴力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之后,再反“暴力革命”呢?在英文中,美国人的独立革命就叫做revolution(革命),也有人称是violentrevolution(暴力革命),但这和中国人共识的暴力革命(法国大革命模式、列宁革命模式)明显是两回事。

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思想家汤玛斯.潘恩在《常识》一书中早就指出,反抗专制,包括武装反抗,是人的基本权利,这是“常识”。而美国的独立战争,就完全是武装反抗,并最后赢得了一个自由、独立、伟大的美国在地球上的出现。而指导独立战争,并成为美国建国二百多年来最重要根基的文件《独立宣言》,就明确写着,“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暴政之下时,人民就有权、也有义务推翻这样的政府。”

美国独立宣言提出的最重要思想,就是人有不可转让、不可剥夺、不可侵犯的三大权利: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三大权利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就有权改变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政府。”人民有权,推翻暴君统治。所以美国用宪法条款的庄严形式,来保障人民拥有枪支弹药的权利。众所周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是确保言论、新闻、宗教这三大自由,第二修正案就是确保人民拥有武装的权利。而拥有武装,就为必要时推翻暴政的“革命”,包括“武装革命,暴力革命”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所以不管发生多少重大的恶性枪杀事件,美国人也不会同意废除这个宪法条款,剥夺人民的持枪权。现在美国三亿人口,民间有二亿五千万枪支,几乎人手一枪。

参观过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杰佛逊纪念堂的人,可能都会注意到,在纪念堂的屋顶,刻着这位《独立宣言》起草者、美国第三届总统的名言:“我在神的殿堂上发誓,向残害人类心灵的一切形式的暴政永远宣战。”

所以,面对暴政,人民有自卫的权利,有起义的权利,有武力反抗的权利,更有像美国先贤们一样,用暴力革命推翻暴政的权利!

面对一个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政权,人民如果有能力武装推翻它,当然是完全合法的。但遗憾的是,在中国文化人中,主流声音似乎是:推翻共产专制=暴力革命;而在共产党那里:结束一党专制=颠覆政府。那这两伙不是跑到同一个路子上去了吗?难怪共产政权怎么也推不倒呢。

其实,现在高喊“非暴力”,多少有点矫情。因为中国的现实是,十三亿人,如果绝大多数是杨佳,产生大规模的恶性残杀事件,你呼吁一下,或许有针对性。但今天中国的现实是,勇敢起来反抗暴政的人太少了,而唯唯诺诺、甘心做奴隶的人太多了。

有人引证并强调说,甘地、马丁路德金的“和平、非暴力”的主张最后都卓有成效,为什么我们不能效仿?但他们忽略、或者有意回避了一个明显的事实:甘地等人面对的是民主体制,并不是他们多有能耐,而主要是民主政府的理性面对,才使他们的努力产生了作用。相反,面对独裁政权,达赖喇嘛的“非暴力”喊了半个多世纪也毫无效果。

今天,中国已出现各种形式的抗争,包括维权活动等等,都对摧毁那个制度起一定作用。但有人硬是把维权活动贴上“非暴力”的标签,用“非暴力、暴力” 的概念来划分反抗运动,言外之意,只有体制内改革、温和维权才是“高级的”“文明的”,而其他更强烈形式的抗争就是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就没有合法性。在中国人根本连武装革命的影子都没有的情况下,跟在甘地们后面唱“非暴力”的高调,只能削弱人们推翻中共的勇气、锐气和决心,甚至阻挡结束暴政的契机的产生。

2010年2月10日于美国曹长青:当今中国有“暴力革命”吗? -【】

暴力革命与十月革命

 

  中共成立后,立即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去。整个说来,在党的初创时期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党还是幼年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10页。)就是说,这时,党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还没有自己的经验,还不清楚应采取何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开展革命斗争。这种状况,正如早期共产主义者恽代英所描述的:“我们亦说要革命,要打倒军阀,要打倒国际资本主义;然而要怎样下手去革命,要怎样去打倒军阀与国际势力,我们全然没有一点的把握。”(《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2页。)当然,早期共产主义者探讨中国的出路时,也提出过种种主张,但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没有经验,没有把握。
  自己没有经验,只能是,一方面,边干边学,在实践中不断积累、总结经验;另一方面,借鉴别人的经验。当然,借鉴别人的经验,也有一个正确认识和结合实际正确运用的问题。事实也是如此。就革命斗争形式来说,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有两方面的经验:一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经验,一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对这两方面的经验有着不同的对待。基本上说来,一个是否定,一个是照搬。
  孙中山组织、领导的同盟会,联合会党、新军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终于在1911年武昌之役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虽然,辛亥革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并最终是失败的,但它还是有很大的意义和影响。随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坚持革命斗争,仍是当时中国社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孙中山所进行的军事运动,缺乏群众基础,总是屡遭挫折。因此,如何全面看待孙中山从事的军事运动,剔除其错误部分,吸收其合理的东西,对于正确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了解武装斗争和掌握军队的重要性有着直接的影响。总的来说,党成立后逐步在政治上正确估价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立场,建立了国共合作,推动了革命的发展;但对其从事的军事活动一直持批评和否定的态度,而片面强调群众运动,把群众运动与军事运动对立起来,这就不能不给党的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对这一点,以后还要着重叙述。
  中国共产党虽然对孙中山的军事运动持否定态度,但是,应当说,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主张暴力革命的,主张依靠革命军队,以革命战争的手段,推翻旧政权,建立劳动人民的新政权,并把这种主张写进党纲里。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明确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一开始就有这样的主张?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的,而暴力革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原理,也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一条重要经验,因此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主张暴力革命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5页。)马克思还有一句关于暴力革命的名言:“暴力是每个孕育着一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列宁也论述了暴力革命的问题。他说:“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8页。)又说:“暴力是整个资本主义彻底崩溃和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必然伴侣。”俄国十月革命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学说的指引下,通过工农兵武装起义取得夺取政权的胜利。俄国十月革命无疑对中国革命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建党前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已经开始用暴力革命思想分析中国问题了。李大钊在阐述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时指出,劳工阶级要想夺取政权,就必须把资本家手中的武器,“授与他们自己”。劳工阶级“有了武器在手,就要掉过头来,拥护劳工的权利,攻击他们的公敌。”(《李大钊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7页。)1920年,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通信中,明确表示,赞成蔡和森等提出的中国革命必须要走俄国人的道路、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认为要实现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目的,必须采取俄国式的暴力革命方式。以上说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已开始用俄国革命经验考虑中国问题,加上中国共产党又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一大党纲是共产国际代表协助起草的,因此,一开始就把暴力革命写进党纲,成为党的主张。当然,这时所说的暴力革命还只是一般原理,或者说主要是指俄国十月革命的武装起义、武装暴动的模式。要把它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还有一个相当的过程。
  第二,中国当时的政情显示,要革命就必须有武力。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所面对的中国政局是军阀专制、武人政治和军阀混战。要革命,要打倒武装的军阀和帝国主义,就必须有军队,就必须经过战争。革命民主派孙中山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就很注意军事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更不能不看到战争和军队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意义。
  1922年6月,即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就指出:“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为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代替以新的政治组织,就必须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民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6页。)1922年9月,蔡和森著文在分析辛亥革命以来,国内军阀纷争及其经验教训时指出:中国之所以形成军阀专政和军阀割据,“主要原因在旧支配阶级的武装并未解除”。旧军队不完全解散或彻底改组,革命阶级的“统治权是不能保持的,他的革命是要被推翻的”。中国的出路,“非继续革命,完全打倒军阀,解除封建阶级的武装不能解决。”(《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5、103页。)1922年12月,周恩来在《评胡适的“努力”》一文中也强调革命军队的重要性,他说:“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少年》第六期。)1923年,中国发生“二七”大罢工。工人遭到军阀的残酷镇压和屠杀而失败,这一事实进一步说明,在“武力魔王”面前,人民没有强有力的革命武装,连自己的正当权益也不能维护,更不要说战胜他们了。
  以上说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以及中国当时的政情,就认定和主张暴力革命原则,认识到革命战争、革命军队的重要性。当然这时的认识还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或者说是概念性的。对于如何实施暴力革命原则,认识也不是很明确。当时所说的暴力革命主要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工农兵武装起义,夺取政权。而举行武装起义,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和成熟的时机。根据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革命党人首先应当到民间去,做宣传工作,发动群众,待群众发动起来了,时机成熟,再举行起义,建立革命军。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还不具备武装起义的条件,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宣传教育群众,从事民众运动,以为将来武装起义作准备。这种观点,后来在陈独秀等人的文章里有着详细的表述,并成为他们指导工作的原则。总的说来,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主张暴力革命原则是正确的,但把暴力革命原则拘泥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不考虑中国的具体情况照搬俄国武装起义那一套,则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其有害的影响。
  (摘自何沁著《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暴力革命

 

暴力革命

暴力革命

暴力革命是指某些阶级或集团为了进行社会变革所采取的武装行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这就是说,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一般规律。

目录

一般规律
列宁论暴力革命
  1. 无产阶级革命普遍规律——暴力革命
  2. 俄国暴力革命基本形式——武装起义
一般规律
列宁论暴力革命
  1. 无产阶级革命普遍规律——暴力革命
  2. 俄国暴力革命基本形式——武装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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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规律

  (一)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剥削压迫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暴力机关。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暴力工具而出现的。在所谓和平时期,资产阶级凭借国家暴力机关,迫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接受奴役。当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威胁到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资产阶级总是首先动用全部国家暴力机器,残酷镇压革命运动。随着资产阶级日益走向没落和反动,在人民中愈加陷于孤立,也就愈要依靠反革命暴力来维持统治。特别是到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不断高涨,帝国主义的统治基础遭受沉重打击,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继续维持反动统治,空前扩大和加强它的军事官僚机构。这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争得自身解放,就必须拿起武器,进行武装斗争,用革命的暴力消灭反革命的暴力,才能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二)资产阶级和历史上的一切剥削阶级一样,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意味着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这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决不会自动交出政权,总是要采取一切手段进行拚死的反抗。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过反动阶级自动放弃政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先例。相反,一切反动统治阶级在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首先使用暴力。一般地说,一个剥削阶级推翻另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是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的,而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不通过暴力革命更是不可能的。

  (三)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实践,也证明了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是法国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公社存在的72天是武装斗争的72天,而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正是革命暴力使用得不够,没有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军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也是经过武装起义取得胜利的,胜利之后,又经过三年国内战争,消灭了反革命武装叛乱,粹碎了14国武装干涉,才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了22年艰苦的革命战争才取得的。同样,亚洲和欧洲许多国家人民革命的胜利,无一不是暴力革命的胜利。

  根据列宁的说法,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即便是和平的,也是以暴力为基础的。巴黎公社的历史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推翻反动势力的暴力,才能够夺得政权。即便是和平方式,那也是以暴力为基础的。当然,翻开世界历史,其实一些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未必是通过革命的,而是通过苏联解放后直接建立的,比如东欧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这里不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后成立的政权,而是苏联红军赶跑占领的德军后直接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的社会主义。

列宁论暴力革命

无产阶级革命普遍规律——暴力革命
  (一)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问题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1]。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列宁总结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最重要原理之一。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经历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在资产阶级统治的漫漫长夜中,无产阶级在斗争初期,只是自发地起来反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捣毁机器,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而没有也不可能找到解放自己的正确道路。只有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才由"自发"转变为"自觉"。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首次提出了"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2]的光辉思想。在法国1848-1851年革命后,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思想。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中,法国无产阶级充当了主力军,但胜利果实却被资产阶级窃取。当无产阶级6月再次举行起义,希望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时,资产阶级便运用手中的权力,采取武力残酷地镇压。马克思总结了血的教训,一针见血地指出:"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在一开始企图加以实现的时候就会成为罪行。"于是,响亮地提出了"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3]的战斗口号。这是马克思总结法国1848-1851年革命经验所得出的极为重要的结论。1871年的巴黎公社,作为人类历史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完全证明了马克思的结论是无比正确的。

  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夺取、建立政权的思想,总结了俄国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要完成这个社会革命,无产阶级应当夺取政权,因为政权会使他们居于主人的地位,使他们能够排除走向自己伟大目的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革命必要的政治条件。

  列宁在批判孟什维克火星派时,又反证了如果革命党人不号召、组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只能被断送而永远不会成功这一道理。他指出:"孟什维克新火星派的代表会议恰好犯了自由即解放派经常犯的错误,解放派空谈"立宪"会议,羞答答地闭着眼睛不看力量和政权仍然在沙皇手中的事实,忘记了要"立"出东西来,就需要有力量来立的道理……代表会议也忘记了,当政权还在沙皇手中的时候,任何代表的任何决定,都会和德国1848年革命史上有名的法兰克福议会的"决定"一样,成为无聊而可怜的空话"[4]。

  但是一切机会主义者总是千方百计阉割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的这个根本观点,鼓吹、贩卖经济主义和工联主义。经济主义和工联主义反对夺取政权,而把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斗争,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目标。他们提出"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的机会主义口号,鼓吹"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种谬论正如列宁所揭露的那样:"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5];这种谬论"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这些反动口号的要害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从不否认经济斗争,但决不能把经济斗争看作唯一的主要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认为,正确的经济斗争可以起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鼓舞群众的作用,为夺取政权准备条件。然而经济斗争只能暂时地表面地改变而不能永远地根本地改变无产阶级被奴役的状态,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不能从根本上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所以,无产阶级绝不能把经济斗争当作目的,必须把经济斗争发展为政治斗争,为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二)无产阶级革命的途径

  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怎样才能实现这一史无前例的伟大历史任务呢?列宁认为。唯一的途径是暴力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肯定暴力革命的必然性,颂扬暴力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马克思指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6]。在总结了法国1848-1851年的革命经验,特别是巴黎公社的革命经验后,马克思、恩格斯又进一步指出,必须用暴力革命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无产阶级才能争得自己的解放。列宁在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猛烈抨击了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之流对马克思、恩格斯这个光辉思想的歪曲。根据欧洲革命,特别是俄国革命的经验,他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不用暴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7]。

  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必须依靠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根本原因在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本身就是一种暴力。"特别是帝国主义时代,银行资本时代,大资本主义垄断时代,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表明,无论在君主制的国家或最自由的共和制国家,由于要对无产阶级加强镇压,"国家机器"就大大加强起来,它的官吏机关和军事机关也就空前地扩大了"[8]。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强化军事官僚机器的目的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反抗。事实证明,当无产阶级起来斗争时,资产阶级便用反革命暴力进行疯狂的血腥镇压。正如列宁深刻指出的那样,"反动阶级总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9]。因此,无产阶级如果不使用革命暴力,就不可能消灭反革命暴力,就不可能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更谈不上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权。

  (三)暴力革命学说的重要意义

  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并将继续得到证明的普遍真理。

  一百多年前的巴黎公社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都高度评价过巴黎公社的伟大历史意义。列宁指出:"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是"终于发现的"、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10]。巴黎公社之所以只存在了72天就归于失败,恰恰在于对打碎旧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的认识和决心不够。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却永放光芒。它的革命经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宝贵财富。

  巴黎公社起义46年以后,俄国无产阶级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英明领导下,坚持暴力革命,经过武装起义,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彻底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使震撼世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获得了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光明大道。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32年以后,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长期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终于粉碎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封建买办官僚的国家机器,在中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继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又一伟大历史事件。

  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充分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的伟大意义在于:它指明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解放的必由之路。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那么,列宁的暴力革命学说则把革命理论变成了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劳动群众的革命实践,成为直接孕育社会主义丰硕之果的灿烂之花。

  以伯恩施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疯狂地反对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学说,极力主张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谬论纯粹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们为麻痹工人阶级的意志而散布的幻想,是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

  事实上,资产阶级议会不过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虚伪装饰。无产阶级政党在"普选"中很难获得议会中的多数,即使获得了多数也丝毫不能改变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更谈不到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每当资产阶级在议会选举中处于不利地位时,他们就可以宣布选举无效,或者解散议会,或者直截了当地使用反革命暴力,把共产党一脚踢开,把革命人民淹没在血泊之中。历史不止一次地表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参加选举,参加议会,但从来没有一个共产党是通过议会民主建立起无产阶级政权的。

  在对待资产阶级议会问题上列宁一贯认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当我们的斗争还只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内进行时,社会主义者,为劳动者摆脱剥削而斗争的战士,就应该利用资产阶级议会,把它作为讲坛,当作一个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基地。现在,世界历史已把摧毁这个制度、推翻并镇压剥削者以及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上来,如果再限于资产阶级议会和资产阶级民主,把这种民主粉饰为一般"民主",掩盖它的资产阶级本质,忘记了只要资本家所有制存在,普遍选举权就始终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武器,那就是卑鄙地背叛了无产阶级,投奔到它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方面去,成为变节分子和叛徒"[11]。这就很清楚地告诉人们,议会斗争可以利用,但作用是有限的,仅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利用的一种斗争方式,绝不能用议会斗争代替暴力革命。因此,对无产阶级革命来说,最重要的是应该进行艰苦的积聚革命力量的动员、组织工作,为武装起义准备条件,最后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俄国暴力革命基本形式——武装起义
  (一)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

  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树立了榜样,它的革命尝试,在俄国变成了现实。那末,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能首先在俄国而不是在其他国家成功,这是由当时俄国革命的主客观条件所决定的。

沙俄封建专制式的帝国主义社会,为革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关于当时俄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在本书第六章第一节中已作了介绍。这里着重强调的是,由于俄国处于沙皇专制统治下,成为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焦点和帝国主义世界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社会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工人阶级受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农民受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各少数民族受沙皇政府的野蛮统治,使工人、农民和各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沙皇政府穷兵黩武,屡遭失败,损失惨重,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中,导致本来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更加激化。整个俄国社会,就象布满了干柴,星星之火,就可燃起燎原之势。革命已成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迫切要求,社会已成为革命即将喷发的火山。

  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正确的列宁主义路线,富有战斗力的革命武装力量和巩固的工农联盟,是俄国十月革命主观条件成功的经验。

  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核心。布尔什维克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多数派,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它始终领导工人阶级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进行不懈的斗争,并在斗争中越来越坚强,越来越壮大。1905年,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和国家杜马中许多工人代表被沙俄政府逮捕、流放的极端困难条件下,党仍坚持在工人中间、部队里和军舰上进行宣传、组织工作,把反对战争(日俄战争)与号召革命相结合、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修正主义相结合。列宁曾高度评价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委员会是"在最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榜样"。1917年的"二月革命"成果被资产阶级篡夺后,临时政府对布尔什维克党和工人阶级实行白色恐怖,大肆搜捕党的干部,强行解散工人武装,捣毁《真理报》并下令逮捕列宁。但布尔什维克党没有被吓倒,反而更积极地在苏维埃职工会和旧军队中开展工作,积蓄、扩大革命力量,准备武装夺取政权。由于有这样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为领导核心,使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经受住了挫折并不断发展、壮大,革命运动不断高涨。

  列宁主义路线为俄国革命指明了正确方向。在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整个过程中,列宁根据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吸取了1848年法国"六月起义"和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领导制定了一条正确路线。这条路线的基本点是:通过先城市后乡村的武装起义道路夺取政权,坚持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正是在这条路线的指引下,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于1917年2月26-27日举行了武装起义(即二月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接着,又同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进行了坚决斗争,举行了十月革命武装起义,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

  无产阶级武装力量是十月革命武装起义的主力军。为了武装夺取政权,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始终重视武装力量的建设,一方面建立和发展工人赤卫队,配备武器进行训练,实行军队编制,至十月革命前夕,全国已发展到20余万人;一方面争取旧军队和临时政府的军队转到革命方面来。根据列宁的指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在1917年6月,成立了全俄军事局,统一领导所有武装力量。这样,就使党的武装力量不断强大,至1917年秋,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和西方、北方战线的士兵及全国大部分卫戍部队都站到布尔什维克一边,这就为十月革命起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军事条件。

  巩固的工农联盟奠定了十月革命胜利的社会基础。俄国是封建专制的帝国主义国家,农民对革命的态度关系到革命的成败。因此,布尔什维克党在组织、动员工人阶级的同时,十分重视对农民的发动工作。在革命纲领中反映农民的要求,维护农民的利益;在革命运动中动员农民开展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把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紧密结合起来。这样,十月革命起义,不仅得到了广大工人、士兵的支持,也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保证了十月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二)先城市后乡村的武装起义道路

  苏联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首先是从城市武装起义并夺取胜利开始的,随后扩展到农村和边远地区,进而在全国取得胜利。这就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所开创的先城市后乡村的武装起义道路。这条道路是个历史性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划时代发展。为了深刻认识这条道路的意义,有必要首先了解起义的发生和发展。

  1917年下半年,俄国以临时政府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俄国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为发动武装起义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为了保证首义中给临时政府以毁灭性的打击,必须选择有利的起义地点。当时列宁分析起义的有利地点是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因为这两个城市是俄国最大的城市,集中了大批产业工人,而且布尔什维克已在当地驻军中做了大量工作。就阶级力量的对比而言,革命力量大于反革命力量。

  俄历10月25日(公历l1月7日),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枪声打响了。彼得格勒位于涅瓦河河口地区,分布在河岸和河中岛屿上,靠数百座桥梁联接起来。因此控制涅瓦河上的重要桥梁,是夺取起义胜利的关键。当日上午,赤卫队和革命士兵占领了涅瓦河上的九座桥梁。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尼古拉夫桥,被"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革命水兵占领。

  下午,革命队伍开始了新的攻击,占领了中央电报局和中央通讯社;后又占领了邮政总局、电话总局、国家银行等要害部门;接着起义队伍又占领了预备国会的所在地玛丽娅宫,驱散了预备国会。下午5时浩浩荡荡的起义队伍越过街垒,包围了临时政府的最后巢穴--冬宫。盘据冬宫的政府官员与士官生拒不投降,"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果断地炮击冬宫,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发起冲击。到次日凌晨2时,战斗结束,逮捕了临时政府的内阁部长,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了。

  继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后,10月底到l1月初,莫斯科的无产阶级经过英勇的斗争,也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随后,武装起义的潮流扩展到农村和边远地区,在俄国中部的农村,广大贫苦农民在当地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领导下,纷纷组织起来,进行集会和串连,建立农民代表苏维埃和革命武装,夺取地主的土地,镇压地主、富农的反抗。他们的斗争,是对工人阶级的有力支持。由于工农斗争的配合,10月26日,俄国中部县城舒雅建立了以伏龙芝为首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夺取了政权。同一天,亚历山大洛夫和科浦洛夫两个县城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尼什涅诺夫哥罗德市,10月28日,赤卫队和革命士兵举行起义,相继占领了弹药库、邮电局和印刷厂,控制了全市的政权。接着,立即迫使尼什涅诺夫哥罗德省苏维埃改选,宣布全省政权归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与此同时,全省各县、乡、村广大农民在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支持下,纷纷召开大会,通过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决议,用武力推翻本地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权。至1918年初,尼什涅诺夫哥罗德省大部地区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在顿河地区,哥萨克首领发动叛乱,反对苏维埃政权。11月下旬,哥萨克首领卡列金率匪徒进攻,占领了罗斯托夫、塔甘罗格等地区,并准备继续北犯莫斯科。哥萨克贫苦农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领导下,同从前线复员归来的革命士兵团结起来,建立起了农民革命武装。11月25日,人民委员会发表了致《哥萨克劳动者》宣言书,揭露了卡列金反动分子的反革命阴谋,强调哥萨克地区的一切土地归哥萨克贫苦农民所有,号召所有劳动者团结一致,打败卡列金反动派。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和组织下,1918年1月,广大哥萨克贫苦农民同革命部队一道,开始对卡列金匪帮发动进攻。塔甘罗格等城市的工人举行武装起义,配合了贫苦农民和革命部队的行动。2月,革命部队攻下了罗斯托夫。3月,顿河地区苏维埃共和国建立。

  此外,西伯利亚和远东等农业落后地区,白俄罗斯、乌克兰、外高加索、中亚地区等少数民族地区,在广大少数民族的工人和农民的共同斗争下,于1917年底至1918年初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至此,当时俄国境内的主要城市和广大乡村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标志着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先城市后乡村的武装起义道路之所以能在俄国取得成功,归根到底是这条道路符合俄国革命的实际。人们知道,俄国是封建专制式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这个国家里,资产阶级占据着统治地位,资本主义主导着整个国民经济。这就决定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俄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无疑,革命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不解决这个矛盾,不只工人阶级,就是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的解放也是不可能的。为此,就必须首先动员、组织工人阶级起来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由于工业、资本、政治权力和工人阶级都集中于城市,因此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必须从城市首先开始。当时,被布尔什维克党决定首义的彼得格勒、莫斯科是俄国两个最大的城市,聚集着大批产业工人。布尔什维克党在这两个城市的工人和军队中进行了长期的革命发动和组织工作,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从阶级力量对比看,革命力量已超过反革命力量。如在彼得格勒,包括工人赤卫队和卫戍部队、波罗的海舰队在内的革命武装力量已超过20万人,而临时政府所掌握的武装力量主要是军校士官生和部分哥萨克部队,总共只有数万人,并且其中相当数量的人又受到革命影响,不愿充当临时政府的炮灰,这就标志着城市武装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起义能一举成功绝不是偶然的。

  同时也要看到,尽管解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革命面临的首要任务,但由于俄国社会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农奴制的残余比较严重,地主阶级在资产阶级支持下,统治着广大农村,农民占全国劳动人口的76%。农民既是无产阶级革命解放的对象,又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在这样一个国度里,革命如果不打倒地主阶级在农村的统治,得不到农民的支持,那么城市起义是很难成功的,即使成功也不会持久。因此,农村工作和农民运动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方面。在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党就长期在农村进行革命的发动工作。早在1905年大革命高潮时期,就在农村中建立了"农民联合会"、"劳动党"等组织。十月革命武装起义胜利后,苏维埃政权一成立,立即颁布了被农民称为"神圣的法令"的《土地法令》该法令作出了利于农民、维护农民利益的法律规定,深得农民拥护。这样,革命在城市起义成功后向农村发展时,广大农民积极投入推翻地主阶级,建立农村苏维埃的斗争,保证和促进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

  先城市后乡村武装起义道路是俄国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它不仅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取得了胜利,而且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树起了一面光辉的旗帜。当然,由于各国情况不同,这条道路并不是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唯一模式。

2012年5月28日星期一

辛亥革命的侠义精神和未来民主抗争模式

 

—— 在纽约《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与中国当代民主革命-纪念“六四”二十二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韩连潮

各位好,我今天发言的主要内容是回顾辛亥革命中的侠义精神,及其特殊的斗争方式,探索未来民主抗争模式。

大家知道,侠义精神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几千年来,侠客义士们舍身取义,为民除暴,替天行道,伸张正义, 平人间不平事,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侠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粹,是华夏的灵魂。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正是承传和发扬光大这种精神的一个独特的群体。

侠义精神在辛亥革命中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即:参与者不再是飞檐走壁的武林高手,而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受过良好教育的斯文人,其中不少人是留学生和基督信徒。他们将传统任侠基于个人恩怨的仇杀,转化升华为民族大义和爱国主义的斗争,视死如归,前赴后继,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了悲壮英雄的一幕。

从广义上说,辛亥革命的参与者都属于任侠的范畴。从狭义上说,辛亥革命任侠是指那些以专以政治暗杀为特殊抗争手段的人士。其代表人物有孙中山、黄兴、史坚如,吴樾、蔡元培、陈独秀、汪精卫、徐锡鳞、秋瑾、温生才等人。

新侠义精神的首倡者是谭嗣同,他在国势日下的情况下,力倡全民发扬勇敢无畏侠义之精神和尚武之风气,以此废除专制,振兴民族雄风。第一个实践新任侠精神的是史坚如,他是一位体弱多病、貌若处女、举止文静的富家子弟,但是为了唤醒民众,鼓舞士气,他义无反顾,于1900年挖地道,埋炸药,谋刺清两广总督德寿。就义前壮言:中国专制如千年破屋,必须彻底推翻!另一位将新任侠精神付诸行动的是吴樾,他极力主张用政治暗杀手段,行为天下除害之大义,为同胞复九世之仇,他誓言一“宁牺牲一己之肉体。。。化一我为千万我,前者仆而后者继,不杀不休,不尽不止。1905年,吴樾炸杀清朝五大臣,其侠义壮举,极大地震撼了清廷,让贪官污吏们惶惶不可终日。还有一位新侠徐锡麟,他于1907年射杀巡抚恩铭。被捕后审问时问他为何杀厚待于他的抚台。徐答,抚台厚我系属个人私恩,我杀抚台是排清公理,为同党报仇。女侠秋瑾也是可歌可泣侠义肝胆的光复英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汪兆铭和陈璧君。在孙中山先后发动了八次武装起义失败之后,梁启超批评革命党领袖们,躲在海外,唆使别人送死,称他们为“远距离革命家”。为“振奋天下人之心”,回击梁的讥讽,汪决定自己当人肉炸弹,与摄政王载沣同归于尽,以生命之薪来煮熟革命之饭。他的恋人陈璧君执意和他同生共死。有人对陈说你有英国护照,当然不怕死,因为英国人会在关键时刻救你。陈璧君当即拿出英国护照撕成碎片。汪兆铭等人的壮举维护了革命党的团结,挽救了辛亥革命。无论他后来如何,青年汪精卫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侠骨英风令人钦佩。

与当今恐怖组织以及早期犹太复国主义暴力活动不同的是,辛亥革命的侠士们专以罪大恶极的独裁者慈禧、载沣等人为目标,以有限的暴力来唤醒人民大众,而不是伤害无辜,制造恐怖。其目的也不是消灭少数独裁者的肉体,而是推翻专制暴政,建立共和。

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他们的历史作用和地位,对未来的中国民主运动和社会变革将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我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下,辛亥任侠面对强大专制恐怖机器,采取的有限的激烈做法有助于消除人民对专制的恐惧,唤醒人民,鼓舞士气,加速满清帝国的灭亡,为建立共和立下汗马功劳。其荡荡侠风,千古流芳。

当今中国在中共独裁政权的统治下,社会的不公、腐败和堕落的程度,要远甚于晚清帝国,然而侠义精神却已荡然无存。究其缘故,我以为是中共多年实行极端恐怖政策,和近年来在精神道德上腐蚀麻痹人民所致。我衷心地希望告别革命,尤其是告别暴力革命。但是革命的因素,因为中共专制的暴戾,不仅存在,而且日益增多。

中共独裁政权看上去经济繁荣,军力强大,国势逼人,茉莉花革命在中国的开放好像是天方夜谭,可望而不可即。的确,中共从1989年以来大大加强了其对人民的专制监控能力,每年的维稳经费已超过其军费开支,仅在北京市警察就多达五、六万人,其中,国保政治警察超过了一万人之多,对人民层层监控,实行全面专政。其控制手段之严密和残酷,已经超过了历代的统治阶级包括纳粹德国。

但是,这样的惊慌失措恰恰说明,中共内心的虚弱,他们没有安全威,对其前途没有信心,不仅如此,他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其所谓执政的合法性已经受到人民的严重挑战;知道它们的堕落和腐败极大地加深了官民之间,贫富之间,民族之间等矛盾。在适当的条件下这些矛盾随时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动荡和革命风暴。然而,中共的对策不是改恶从善,尽快启动政革,而是加强打压和收买,企图将任何变革的努力扼杀在萌芽状态。但是,体制的弊端靠暴力金钱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的。暴力打压只能激化矛值,金钱收买也只是权宜之计。在此情况下,社会失控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全国性茉莉花革命到来只是时间问题。

这是因为普世价值已深入人心,广为接受。普世价值之所以被普遍认同,是因为它是天赋的、先进的、人类共有的价值观,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反映了人类发展的历史潮流。独裁者可以愚民一时,但在当今世界信息民主化的现状下,长期和永远愚民几乎是不可能的。阿拉伯之春就是明证。

中共愚民的方式之一是鼓吹变政和革命只会带来动乱,稳定压倒一切。但是,纵观历史,中共统治六十年来,每一次动乱折腾,都是他们自己一手制造的。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难以言喻。反观被中共称之为动乱的89民运,那一段北京的社会秩序是历史最好时期,连小偷都罢偷,改邪归正。

中共要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定会被人民唾弃。虽然中国官僚权贵才集团乱象丛生,败象已定,但是他们不会主动地还权于民,还政于民,还产于民;他们一定会动用一切资源做困兽之斗,给人民造成更大的伤害。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抗争呢?

我认为,末来民主抗争的成功取决于我们能否继承发扬辛亥革命仁人志士的侠义精神,无畏无惧,用我们的行动来消除人民的恐惧,以公民力量战胜专制。这要求我们在未来抗争的模式应当是强势的,对抗性的,多样性的,同时又是理性的,非盲动的。从战略上,我们的抗争模式应当是全国全民全面的不服从,不合作,不守法,不纳税,不上工;从策略上,我们应当将目标放在惩治、”明杀"那些恶罪大恶极的人权施暴者。不是在肉体上消灭这些恶人,而是在国内国外将他们爆料搞臭,追究他的个人的反人类罪行的国际法律责任,让国际社会冰结这些人直接和间接控制的财产,禁止他们旅行,让他们声名狼籍。通过重点打击恶人恶行,消除人民对中共专制的恐惧,全民一起抗争,实现中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

海外应该建立一个中国中国人权联合阵线,将资源和人力合起来,用一个声音在国际上寻求对国内人民的支持。联合阵线可以做如下事情:在联合国第三委员会和大会推动通过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决议案,发起参与将中国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中驱逐出去的运动。要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建立调查中国人权状况的特殊机制,全面调查审核中国的人权记录,把人权施暴者具体化、个人化,游说民主国家对他们进行制裁。我希望明天有机会与各位进一步讨论抗争模式。

最后,让我用辛亥革命新侠温生才的话来结束我的发言,并与各位共勉。温烈士在广州街头被斩首前大声疾呼:“近日我代同胞复仇,同胞务须发奋做人才好。”我希望我们13亿同胞不要辜负他的期望,要做人,做顶天立地的人,不当奴才。

谢谢大家。

韩连潮: 辛亥革命的侠义精神和未来民主抗争模式 - 纵览中国

2012年5月27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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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25日星期五

没有人的权利,宁可不要国家

 

我希望,全球所有的人都能以费城制宪会议代表伦道夫等为榜样,以人权自由为最高价值取向,没有人权,宁可不要国家,不要被“爱国主义”所迷惑。

美国独立战争后,原来各自独立的十三个英国殖民地的精英们深感有必要将十三个独立的原殖民地联合起来,统一成为一个国家,统一具有多方面的好处,不仅是可以有效的抵抗外敌入侵,统一起来还可形成广大的市场,使经济繁荣,等等,好处言之不尽,这已成为精英们的共识,十三个殖民地的多数人也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战争结束不久,各殖民地人民就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到费城,商讨永久联合之计,商讨成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之策,商讨的结果是制成了一部崭新的宪法,是将十三个殖民地统一成为一个国家,并定名为美利坚合众国。但这部宪法产生之后,却迟迟不能生效。这是因为格里、梅森、伦道夫等制宪会议代表坚持宪法中必须加入保障人权的内容;后来《权利法案》成为宪法内容,这些代表所在的州才批准这部宪法。使这部宪法成为全世界最好的宪法,它使美国的宪政、法治制度确立,它成为美国人的人权的最有力的捍卫者。

是的,成立国家、政府的目的是什么呢?应该是保障它所辖民众的幸福,而幸福的最重要的标准是自由、人权。没有自由、没有人的权利,就说不上是幸福。如果国家、政府不能保障人最起码的权利,那我们要国家、政府干什么呢?我们就没必要向国家纳税,来供养一个不保护人民权利的政府了。

有人说,强大的国家力量可以有效的抵御外来的侵略。但是,如果这种抵御只是为了保护某些人某些集团的利益,并不是为了保护民众的人权,保护他们不受掠夺、奴役,那么这种有效的对外敌的抵御对普通民众又有什么意义呢?打败外国外族的侵略者,接受本国本族的奴役、掠夺就一定比接受外国外族的奴役掠夺好吗?它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奴役和掠夺,谁也不能比谁好上一丁点。美国费城制宪会议先贤坚持将人权条款写入宪法的部分代表早就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没有人权,我就宁可不要国家,不要这个统一、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他们的坚持真是人类历史中最伟大的坚持,最可贵的坚持。对于他们的坚持,我由衷地从内心感谢他们,人类的解放、自由、幸福是怎样地得益于他们的坚持啊。

正义战争的终极目的应该只有一个那就是保护人权。劫匪杀人掠财建立极权政府的目的,就是自己领导一切、垄断一切、支配一切、掌控一切资源、奴役所有人。爱国宣传不仅迷惑了大部分民众,甚至知识分子也被迷惑,以为爱国就是最神圣,最中华。却不知,爱国爱的是一个少数人组成的权力集合体,而不是全体人民的权利。

其实,对国家的爱与不爱,应该看国家的作为,是奴役人民的没有人权的国家我就憎,是宪政、法治、保障人权的国家我就爱,我其实爱的不是国家,而是一种美好的制度,这里的核心是一种价值取向,即人民之权利高于一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纪念,民主国家则是庆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多少周年。中国的纪念则是庆贺抗日战争胜利多少周年。“反法西斯”则明显的具有反独权、侵略、掠夺、奴役的价值取向。“抗日”则是抗击的是日本这个国家。中国的抗日宣传使中国普通人产生了永久的仇日心里,使他们对民主的日本也是仇视的。

在中国国内,凡是赞扬美国宪政、法治、民主制度,批评专制独裁制度的人,往往被人骂成卖国贼。骂人为卖国贼者自称爱国者。对这一点,黄钟先生曾著文称这些爱国者为“爱国贼”,这些“爱国贼”中除了混人,就是真正的贼,他们打着爱国旗帜的目的,就是以此为进阶,获得“进步”,获得权力,获取全国民人用血汗换来的果实,获得不正当的财富,他们不是贼是什么?

其实,统一与分裂,爱国与非爱国,本身就没有是非对错之分,一切应以是否有利于保障人民的权利,摆脱奴役为取舍。统一有利于保障人民的权利,摆脱奴役则统一;分裂有利于保障人民的权利、摆脱奴役则分裂;爱国有利于保障人民权利摆脱奴役则爱国;不爱国有利于保障人民权利摆脱奴役则放弃爱国。

在香港、澳门,也有很多人被爱国主义所迷惑,使这里的民主人士处境艰难,使这里的自由日渐丧失。

我希望,全球所有的人都能以费城制宪会议代表伦道夫等为榜样,以人权自由为最高价值取向,没有人权,宁可不要国家,不要被“爱国主义”所迷惑。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零八宪章: 蒙山野逸:没有人的权利,宁可不要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