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歷史網: 九一八以后蒋中正的举措及其影响

明鏡歷史網: 九一八以后蒋中正的举措及其影响: 敝人曾讨论过“日本侵华模式”问题，就民国史而言，中国国家统一取得进展、国民经济比较繁荣之际，往往是日本侵华行动发动之时。1928年5月，蒋中正领导之“二期北伐”行将成功，日本乃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可谓提示。 　　1931年，是战前中国GDP的高峰；而经过“中原大战”，...

　1931年，是战前中国GDP的高峰；而经过“中原大战”，蒋中正击败国民党内群雄，政治强人一统中国端倪再现。日本择机发动某种“事变”，可谓意料之中。

　　当政者此时如能居安思危，料敌机先，当有机会趋福避祸。然而，此时的蒋氏，自恃权柄在握，处理内部分歧，竟出下策，将胡汉民软禁，引致内部巨大混乱。若干年后，他自省道：

　　当时讨平阎、冯叛乱以后，乘战胜之余威，应先积极统一各省军民财各政，而对中央内部谦让共济，对胡特予信任与尊重，以国府主席让之，则二十年胡案不致发生，内部自固矣。（1941年6月9日日记）

　　中国混乱之中，日本军阀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积极筹谋，乘机发动“九一八事变”，改写中国历史。

　　本文仅集中考虑蒋氏思虑重点及举措大略，以研讨其深远历史影响。时间仓促，仅述观点。


　　一、对粤

　　民国以降，广东久游离于中央政权之外。中山先生以粤为基地，不断革命，客观上亦造成国民党内粤系力量之尾大不掉。九一八之前，粤方借胡案，集合众多反蒋势力，已成大患。9月1日，蒋氏曰：


　　两广逆军果已于上月杪集中攻湘，闻之忧乐交集，以果不出我所料，而灾祲如此，赤匪未消，而彼叛逆冒此大不韪，不惟加重灾黎苦痛，且为外邦所轻笑。如此乘灾乐祸，背叛革命，非使国亡种灭而不止，岂不可痛。（1931年9月1日日记）


　　蒋中正本预料当月22、23日左右与粤桂决战于湘境，令19路军占领潮汕，18军集中赣南，以为准备。九一八发生，武力解决方案在事实上已不可能。蒋更判断，日军乃“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1931年9月19日日记）


　　日本之动作既与粤方如此关联，蒋乃急图粤案之解决。其思路有二重点：


　　（一）、相忍为国，共赴国难。


　　蒋决定：


　　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一、令粤方觉悟，速来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只要粤方能负统一之责，来南京改组政府，三、胡、汪、蒋合作亦可。（1931年9月21日续20日日记）


　　然要胡、汪合作，粤方竟以蒋下野为条件，蒋“悲戚痛楚，欲哭无泪，哀丧未有如此之甚也。”（1931年9月22日日记）


　　然粤方内部复杂。据吴稚晖谈，有超然派、右派、西山派、桂系、改组派、第三党等6派之多。胡汉民脱出南京居间捭阖，内部意见更形分歧，仅蒋中正下野、改组中枢为其基本共识。双方函电交驰，全为权位，蒋愤懑不已。


　　孙科、汪精卫因历史、地位等关系，居于显要位置，经常代表粤方发言，与蒋也多所折冲。但蒋对此二人，实深鄙视。


　　蒋评孙云：

　　余于下午往访若辈，而以阿科为最不争气，甚为总理叹息也。（1931年10月22日日记）

　　……

　　哲生不肖，总理一生为其所卖，彼到结果不惟卖党而且卖国，余为总理情义计，良心上实不敢主张哲生当政，乃爱之也。（1931年12月13日日记）

　　对汪精卫，蒋中正则认其在“中山舰事变”前即图谋害己：

　　回忆彼（按：指汪精卫）于民国十五年投共卖友，不惜祸党误国，余以至诚待之如总理，而彼为共党所欺，以一时之厉害，而放弃公私情义，不惜与苏共协议以谋我，诱我上中山舰，运往海逊威。（1938年12月25日日记）

　　对此二人，蒋中正能折节相让，虽政治家多所权谋，亦有诚意在焉。


　　（二）、分化粤方

　　粤方内部庞杂，陈铭枢等其时正与蒋亲昵，蒋探知粤方内情，多假手陈铭枢。反蒋粤系内部仅陈济棠、李宗仁握有军事实力。孙科、汪精卫虽依附其唱高调，实以主掌南京为目标。蒋中正得陈铭枢等人密报，乃运作其二人入京。胡汉民介入其中，反复呼吁粤方团结，不要为蒋所间。蒋评之曰：“粤方全为胡汉民一人所霸阻，而汪、孙则愿来合作，以不欲与胡破脸，故不敢明白表示”（1931年10月30日日记）。

　　惟胡氏刻薄寡恩，除二三位亲近外，并无号召力。与汪更有宿怨。汪与之敷衍，实则积极预备北上。甚至决定：蒋中正不下野，广东诸人不到南京，其亦愿到南京参加国难会议。粤方内部之分裂，为蒋洞悉。

　　蒋中正一方面图谋分化陈济棠内部，力求釜底抽薪。

　　他致电香翰屏、李扬敬、余汉谋等人，劝其脱离陈济棠，并以高位相诱。当时，未见实效，但5年后，上述人等响应南京，陈济棠几乎一夕崩溃，应有此前因。另有张发奎部，因汪精卫关系，在蒋离间下，脱离与桂系之反蒋联盟。

　　另一方面，则忍痛接受孙科必须其辞职的条件，使其脱离胡粤，并联汪制粤，分化汪、孙。

　　本来，汪在蒋之拉拢下，对合作条件甚为满意，但因与孙有共进退之约而罢。乃孙科积极推进“责任内阁”，自居候任阁揆，汪仅得预备“虚位化”的国府主席。两人渐至分道扬镳。

　　11月初，汪氏在上海说道：

　　兄弟……也许今天说了激烈的话，明天又到南京去了，或者还会和蒋介石先生共同作事……

　　汪派12月3日在上海独自召开四全大会，选举中委。后蒋招待汪派全体中委，显示承认之意。孙科内阁上台后，汪则滞留上海，不予支持。汪、蒋合流，乃有后来烟霞洞会议之召开，直接促使孙科垮台，蒋得以再度复出。

　　蒋之对粤举措，主要影响有五：1、粤系挑战，牵扯蒋巨大精力，“内部不固”，使蒋不能倾力应付日本侵略。蒋曰：“倭寇藉粤方捣乱之机，以逼迫中国；粤寇藉倭奴之力，以倒中国……是广东毅然成一粤国，与倭攻守同盟”。（1931年10月23日日记）2、粤系在1924年、1927年前后，已经新陈代谢（罗志田语）；九一八后，蒋之举措，以退为进，使其成员再度分化、剥离，粤系在民国政坛上之挑战力进一步削弱。3、汪精卫妙手空空，运作此次危机，得以重返南京政府核心，但已不得不接受蒋之领袖地位。4、孙科经此一役，已不见容于粤系主流，只得在蒋、汪体制内以立法院为基地做批评者，“总理哲嗣”光环已褪，影响力大幅下降。

　　5、粤系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此后仍时时挑战南京权威，蒋一直视其为政治核心议题之一，图谋解决，至胡汉民死后，利用两广“六一事变”，将其基本收服，为抗战准备一基地。但抗战中，汪精卫、陈公博等再度脱出。粤系反中央之传统可谓根深蒂固。


　　二、对华北

　　在蒋中正看来，当时华北民众缺乏爱国精神，实力派只为地盘计，实不足为抗日基地。因“本党革命主力，全在河南”，蒋曾“决心移首都于西北，集中主力于陇海路”（1931年9月26日日记）。中原四战之地，作为决战之境，并不妥当，可见蒋之不得已。

　　蒋虽有决心，而陇海路北侧之华北政治暗潮涌动，各方未尽守土之责，企图利用九一八以后之形势，浑水摸鱼。蒋不能不谨慎应对，稳定局势。当时，华北事大者有以下数端：

　　1、张学良出关参与中原大战，主力在平津一带，当时为华北诸雄实力最厚者。至今，尚有很多“历史工作者”认为，张学良在九一八后，得蒋密令，所以“不抵抗”。以愚之见，经“中东路事件”，张吸取教训，对外交涉，听从南京中央意见而已。故其“派万福麟来京，要求外交早日解决，斤斤以官民之财产与东北之痛苦为念”。蒋“闻之心痛”，认为这是不顾中央通过国际联盟正在进行外交努力、也不顾粤方正与日本勾结图谋推翻中央的短视之举，有“单独讲和”之嫌疑。（1931年9月23日接24日日记）

　　2、韩复榘在中原大战中助蒋，是战争前期双方胶着的主因。韩在九一八后继续表示服从中央，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粤方全部来京合作；中策，粤方一部分来京，联合党外人士共赴国难；下策，离开南京，驻守洛阳，整顿北部，等粤方无法对内对外，再图复出。但韩亦欲倒张以图平津，阎锡山乃与之暗通款曲，声言过去韩复榘有不得已，表示谅解。双方在九一八后函电、人员来往不断。“晋鲁共存”之说不绝于耳。

　　3、粤方汪精卫等在中原大战中，本与阎锡山结盟，此时重拾旧好。阎锡山重取平津的想法得到粤三巨头汪、胡、孙的理解与支持，阎并赠送汪巨款。双方以蒋及其同盟张学良为共同敌人。11月19日，蒋中正在南京四全大会上忽表示要北上，汪即判断对晋不利。阎则以张必须下野，为解决华北时局的枢纽，与汪等密谋。

　　这邪恶暗潮，蒋未必尽知，但其以张学良为举措重点，逐步稳定华北。当时，张学良迫于形势，以德报怨，主动请求南京赦免阎锡山。9月30日，蒋以阎已经致电张表示一直对外、拥护中央，且与日本关系并不确凿，建议照张学良意见处理，获得中政会通过，正式赦免阎锡山（1931年9月30日日记）。不仅调和了阎、张关系，而且显示中央对张的信任与倚重。

　　10月底，蒋中正邀张学良到南京商议东北善后。不仅有抬高张身价的反应，亦有防止张无路可走后与粤方、北方强人等合作的意图。张表示听命中央，一切由南京做主；蒋则继续给予东北军军饷。蒋、张之“相依为命”（阎锡山语），有效压制了北方的异动。

　　此后，阎锡山仍不断活动倒张、倒蒋，与粤方、刘存厚等勾结，但因实力已减，形势、时机并不成熟，加上他本人已有一致对外的公开表示，活动只在暗中进行而已，未能形成大规模实际运动。

　　综上所述，蒋在九一八后对华北举措，基本消弭了内战危险；但华北的分裂，却也使其无法对东北用力。蒋对此念兹在兹。

　　华北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山西高原古燕云十六州一带，地形峻要，更为中国历代王朝更迭之关键。中原政权甘于偏安，抑或完成统一，与此间得失关系极大。1932年初复出之后，蒋中正吸取教训，逐步向华北渗透，企图解决华北问题乃至东北问题，但经《塘沽协议》及所谓《何梅协定》，其渗透成果几乎消失殆尽。蒋并不罢休，1935年8月20日，法肯豪森在规划中国整体抗日战略时即指出，必须确保山西高原，方可对日持久抗战，得到蒋中正赞同。其后，卫立煌部、胡宗南一部乘机进入山西，石（家庄）--太（原）国防工事的建设，可为明证。

　　卢沟桥事变后，蒋强硬迎战，中央军次第进入河北。月末，他披露心路历程曰：

　　检阅廿四年七月一日卷，当中央军由北平撤退时，一若第二伪满在华北出现，或华北独立必无可免者。而今日则中央军仍有回驻河北不顾倭寇之一日，其间进退优劣之势相差果如何，若再加我二年之时间，其不能恢复当年原状？若有十年时间，不惟东北全复，而台湾与朝鲜亦将恢复甲午以前之旧观，扶持朝鲜独立，由我而成乎？（1937年7月31日《上周反省录》）

　　平定华北，然后图东北以远，蒋思路清晰，逻辑合理，难怪自得曰：“玩强敌倭寇于股掌之上”（1937年7月23日日记）。不得尽谓九一八后蒋6年间之举措为“投降妥协”，毋宁说是一种他习称的“政略”吧。


　　三、外交

　　九一八发生当时，蒋突受重大打击，方寸有乱象。9月19日日记抱怨道：“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1931年9月19日日记）”并无具体的解决问题思路。20日，检讨说：“内乱平定不遑，故外交不太注意。”（1931年9月20日日记）外交，成为其最先想到的解决方案。

　　21日，蒋召集干部，“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1931年9月21日日记）23日，蒋喜曰：“昨日国际联盟会决议中日两国停止战时行动，双方军队退回原防，听候联盟会派委员查察裁判，此实为以外交之转寄也，亦统一之良机，如天果不亡中国，则此次外交当不致失败也。”（1931年9月23日日记）

　　有此认识，蒋“与万福麟详谈外交形势与东三省地位”，劝其曰：“与其单独交涉，而签丧土辱国之约，急求速了，不如委之国际仲裁，尚有根本胜利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以决存亡也。”（1931年9月24日接23日日记）东北军未以主力与日抗争，几乎不战而弃东北，蒋未始无责。

　　但日本拒不接受国际联盟通知，要求中日直接交涉，蒋因之判断到：“国联态度因之软化，从此暴日势焰更张。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则必无良果，我不能任其枭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1931年9月25日日记）外患未已，9月28日，学生攻击外交部，殴打王正廷。蒋目击神伤，立下遗嘱：“持其复仇之志，毋暴雪耻之气，兄弟阋墙，外侮其御，愿我同胞，团结一致，在中国国民党领导指挥之下，……期于十年之内，湔雪今日无上之耻辱，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1931年9月29日接28日日记）

　　9月30日，施肇基接任外交部长，10月24日，国际联盟以13：1，决议日本撤兵。蒋高兴之极，“国际联合会决议，倭寇虽未承认，但公理与正义已表显于世界。”（1931年10月25日日记）

　　以中国当时之内忧外患，能有此外交成果，可谓胜利。但日本此后退出国联，并不撤兵，反而逐步扩大侵略范围。决战、还是外交解决的纠结之中，国内政治渐渐发展至蒋必须下野的地步。和与战，均不在蒋之掌控范围之内。一二八事变发生，局势重点南移；锦州之战，国际反应强烈，美国有史汀生“不承认主义”出台，蒋照例对外交表示期待，然终不能以外交管道解决东北问题。

　　期望外交解决，在当时，未必不是持重之虑。然一贯如此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的同情和帮助来解决中国问题，则不能不受别国之操弄。九一八后外交之竭蹶难继，根源于此。但蒋对此未有深刻的反省，反而乐此不疲，一方面造成统治合法性的流失（齐春风语），一方面成为强权间交易的筹码，给中国造成极大损害。

　　举例言之。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变后，蒋抢先对轴心国宣战，自言“本日抗战政略之成就已达于巅点”。惟恐后人不知其用心，又表而出之曰：“本日决定对倭对德意同时宣战，其用意乃在其无关紧要与侵略暴行之德意，而获得利害密切之英俄也，且得对俄对英对美皆有发言之地位，此种大事，必须在大者远者着想，决不可留有余地，后来或为投机取巧，纤微之心也。”（1941年12月8、9日日记）

　　对德意日宣战，意在俄英美，当时外交极为明智，然不可过之，犹不能忘记立足于中国。战争末期，《雅尔塔协议》已暴露俄美之面目，英亦霸香港不还，坚持帝国心态。而国民政府军战力迅速下降，演成豫湘桂之大溃退。蒋应清醒，不料，渠竟与苏俄交易，以外蒙、东北权益为代价，企图换取史太林同意其战后消灭中共。毛赴重庆谈判，确有和平诚意（金冲及、文安立语），而蒋暗中得意曰：“以其实未知最近国际内容与情形之发展，而更未知中苏协议之内容，可怜极矣，彼犹不知早为苏俄遗弃矣。”（1945年8月28日日记）

　　此一交易的结果，中共奋起席卷天下。而外蒙、东北权益丢失，九一八后蒋之外交思维定势，尸其咎矣。


　　讨论

　　九一八发生后，蒋中正彷徨犹豫。但决死之心，应可体认为其选项之一。然其无助感十分强烈，仅孱弱之戴季陶被视为可得与之“共同奋斗”。宋美龄更以一言不合，不别而去上海，蒋曰：“危难之际，我所应当，故不愿无责者共生死，亦不忍妻子共患难”。（1931年9月27日日记）连妻子亦不可倚赖，其凄苦可知，与卢沟桥事变后之斗志昂扬不可相提并论。其中缘由，在蒋当时甚少决死之办法。

　　蒋下野后，深自反省，曰：

　　今次革命失败，是由于余不能自主：始误于老者，对俄、对左，皆不能贯彻本人主张，一意迁就，以误大局。再误于本党之历史，容纳胡汉民、孙科，一意迁就，乃至于不可收拾。而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以致外交派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孙科勾结倭寇以卖国，而未之预知。陈济棠勾结古、桂各派，古应芬利用陈逆，皆未能信，乃至陷入内外夹攻之境，此皆无人之所致也。而对于反动智识阶级之不注意，教育仍操于反动者之手，此亦本人无干部、无组织之过也。军事干部后进者有熊、陈、胡等，而党务之干部实一无其人。外交更无其人矣。（1931年12月24日日记）

　　此段日记，极为重要。一则是蒋对九一八前后政潮之总结，可资说明蒋之抗日决心未能成为事实的原因；二则是蒋此后5年多的施政纲领：胡汉民缺位下之蒋汪合作，复兴社、力行社、“军统”之组织，“党化”教育之全面渗透，新“政学系”之引进，外交部长之频密调整（尤其是黄郛、张群之上位），熊式辉、陈诚、胡宗南之连番提拔任用，在在体现蒋之用心。亦可视为蒋全面抗战之准备。

　　蒋曾设想北上抗日，“以期引起太平洋之战争，而谋国家之复兴。”（1931年11月24日日记）后来，日本军阀发动太平洋战争，即以中国战事拖延不决根在英美，企图在新框架下，击败英美，谋求远东局势之根本廓清。草灰蛇线，双方战略竟然趋同，而世事变迁，中国得获生机。


　　【参考书目】

　　1、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7月。

　　2、杨天石：《蒋氏密档与蒋介石真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2月。

　　张生，作者博客

中華民國國父袁世凱

黃文雄
http://tw.myblog.yahoo.com/jw!ARR7CzOBSEbGZjQIIAbtkQ--/article?mid=1820&prev=1821&next=1815 

「國父孫中山先生」是台灣對孫文的尊稱。但孫文到底從何時開始被尊稱為國父，一般人並不清楚。

關於「國父」這個名詞在法律上的「明文規定」，究竟是從第幾次國民黨大會或何時 的行政命令開始，筆者也曾經請教過幾位黨國大老，他們的回答皆是顧左右而言他。 當孫文以肝疾病卒北京之時，日本評論界已常見「支那革命之父」的稱呼。中國國民 黨決定以孫文當「國父」，是一九四○年一月由重慶的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國民如此稱呼的，目的是為了對抗新成立的汪精衛南京政府。可是孫文到底自何時起成為「國父」，至今 尚未見過學者考據的專著或論文，無法追根究底，甚為遺憾。

中華帝國之父是秦始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父是毛澤東，自不待言。不論是馬上 得天下、六國歸一統或槍桿子底下出政權，建國必須靠武力，武力就是實力，這是中國歷史的鐵則。

有國父當然也有國母。宋子文一家雖然有時被稱為「國舅」，甚至是「三朝國舅」， 但在台灣甚少提及「國母」。按筆者的推想，孫文元配的盧夫人已被遺棄，新夫人宋慶齡不但是蔣介石的眼中釘，又「投共」，所以中華民國有國父而無國母。

二○○○年秋，筆者陪同日本社團參觀立法院，首先觀賞介紹中華民國建國史的影片 ，一開始即出現孫文先生領導武昌起義的鏡頭，著實令筆者大吃一驚。終場後，燈光一亮，筆者立即告訴領隊︰立法院捏造歷史。

因為武昌起義時，孫文本人遠在美國丹巴，他是看到報紙後才知道中國國內已發生革 命，怎麼可能是由他來領導武昌起義呢？

武昌起義當時，革命同盟會由於內部紛爭，組織早已瓦解，會員們各奔前程。孫文也 如同喪家之犬，遠走高飛，隱居美國。再說，革命同盟會三派與武昌起義中新軍的革命志士也很難拉上關係，如何領導起義呢？

孫文得知國內生變後，趕緊奔回祖國奪權，一時尚無法籌募到組織新政府或對抗北方 政府所需的資金。當革命同志們期待孫文能從歐美帶回大筆巨款之際，孫文卻兩手空空，聲稱僅帶回了「革命精神」，眾人啞然。

孫文雖然被各省代表推舉為臨時大總統，可是由於內爭不絕，又無資金維持新政府， 不到三個月，又不得不將政府讓渡給最具政治實力的袁世凱，讓他來處理善後。因為建立民國，最起碼要能迫清帝退位，實現南北統一，並且必須得到外國（列強）的承認與援助。此一人選，當然非袁世凱莫屬。

為了取得列強承認，孫臨時大總統對外宣佈︰推翻滿清專制、建立共和民國，並承認 「凡革命以前，所有滿清政府所借之外債及所承認之賠款，民國亦承認償還之責」、「滿清政府所讓與各國或個人之種種權利，民國政府亦照舊尊重之」。

民國之初，全中國所有的政團政黨加起來共有六百個，人多，派也多；嘴雜，意見也 分歧。事實上，為了實現「革命必勝、建國必成」的目的，除了實力派的袁世凱以外，建立民國難作第二人想。

孫文等革命派不僅在革命聖地的武漢，連臨時政府首都的南京都先後落入袁軍之手， 二次革命不成，所有革命派幾乎都成為邊緣人物而不得不逃亡海外。雖然袁世凱稱帝不成，但從史實看來，建立民國、奠定國基的，是袁世凱；統一南北、實現民國的，還是袁世凱。因此中華民國的國父應該是袁世凱，孫文頂多是「國民黨黨父」或「支那革命之父」罷了。
孫大總統以「臨時演員」粉墨登場
辛亥革命後，關於中華民國體制的決定，不但孫文，連革命同盟會的志士也都沒有置喙的餘地。決定中華民國體制的是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山東省取消獨立後的16省代表）。革命派缺乏影響力。

對於中華民國的體制，黎元洪主張採用聯邦制；雲南都督蔡鍔反對聯邦制，主張立即組織強而有力的統一政府，行使民主立憲，早日結束軍政。協商結果，最後決定以美國總統制為典範，由臨時大總統與參議院一院制構成共和國的體制。

孫文來不及參與中華民國體制的決定，當他兼程趕回中國，已是武昌起義後兩個多月的十二月底了，大勢已定。孫文是在香港和舊興中會的同志開會時，經由胡漢民轉告，才知道新政府和他的「三序」構想大相逕庭。

孫文雖然就任了臨時大總統，可是在宋教仁主導下，參議院也通過了「臨時約法」，孫文的大總統權力被架空，府院開始對立。孫文一氣之下，乾脆來個同歸於盡，將南京臨時政府出賣給袁世凱。

當然，除了孫文的私怨之外，南京臨時政府也有不得不轉讓給袁世凱的無奈，即南京政府的勢力範圍僅有南方十六省，缺乏財源和軍事力量，實際支配的領域又極不穩定，隨時有全盤崩潰的危機。

孫文被選為臨時大總統後，為了貫徹革命而決定北伐，但因軍需資金無著落，遂發行一億元公債。然而臨時政府才剛成立，尚未建立公信力，雷聲大雨點小，僅募到了五百萬元而已。這是孫文不得不私下以漢冶萍公司為擔保，向日本借款的歷史背景。

當這內幕一被揭發，有如搗中蜂窩一般，他的政敵章炳麟、張謇、黎元洪等各派群起圍攻，孫文頓時成為賣國賊，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孫文在眾叛親離、走投無路之下，倉皇辭去臨時大總統一職。出席參議院會議的十七省代表乃一致再選出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

參議院向袁總統的報告如下︰

「本日執行大總統選舉，滿場一致選出先生為臨時大總統。回顧世界史上，滿場一致所選出的大總統僅華盛頓一人而已，公為第二人。吾人認為公乃第二華盛頓，深祈公為中華民國最初的華盛頓。」袁世凱在眾望所歸之下，終於完成南北統一，成為中華民國的國父。

孫文與袁世凱「仙拚仙」。1912年元旦孫文就任臨時大總統，2月12日溥儀宣佈退位，2月14日袁世凱就當選「臨時大總統」。孫看袁已當上了臨時大總統，心裡雖頗不是滋味，仍言不由衷地吹捧袁世凱為「中華民國第一華盛頓」。不但如此，甚至還欣然接受了袁所賞賜給他的全國鐵路督辦一職。

北一輝曾批評南京臨時政府之選出孫文為臨時大總統，有如占領南京的諸將為爭功而將當過巡撫的老廢物程德潛拉出來當都督一樣。他說︰「從革命的理想或運動來看，孫文根本就是一個沒用的木偶。」

 
北一輝

按鈴江言一的《孫文傳》（1950）指出︰孫文之當上「臨時」大總統係因當時找不到適當的人選，既然找不到適當人選，孫文就暫且「掛名」，「臨時」粉墨登場。


武昌起義後孫文經香港歸國時與革命同志在丹佛號上合影


1912年1月1日晚10時，孫文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這是孫文就職時宣讀的誓詞。

孫文當選為臨時大總統後，致各省代表及各省都督電。

1912年1月1日，孫文赴南京就任

孫文在臨時大總統府。

孫文任臨時大總統時

臨時副總統黎元洪

孫文任臨時大總統時的住所。

1912年元旦，孫文宣誓為「臨時大總統」。很好，不過，請問大家，如果孫文是建國者，何必在職稱上加「臨時」兩字？孫文根本只是一個「臨時代理」的大總統罷了。舞台上一個串場的角色罷了；意思很像最近民進黨主席游錫堃因案請辭，新主席還未產生，由某個資深的中常委「代理」主席一職意思一樣。這個「代理者」不能作重大決策，只是開會有個主席罷了，時間到新主席產生，代理就結束。孫文並沒有在後來「讓位」給袁世凱（蔣幫國民黨教科書是這樣詐騙的），而是孫文本來就只是串場而已，本來就是時間到該走人。

再說，孫文被舉為臨時大總統這個時間點（1912年元旦），清帝退位了沒？答案是，還沒。

清帝何時退位？各位來看這篇大清皇帝溥儀〈退位詔書〉(1912.02.12)原文。原來，叫清帝退位的，是袁世凱，發生在陽曆2月12日（陰曆12月25日）。袁世凱三字還直接寫進詔書本文之中呢（後面再以內閣總理大臣身份再簽名一次）。清帝退位三天後，2月15日，南京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大總統」（名字中沒有「臨時」，但也不算正式），袁卻於3月10日於北京就職。

1912年4月1日，孫文正式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圖為臨時政府參議院舉行大總統解職典禮後合影。

一年後，1913年10月在北京選出袁世凱為正式大總統。



上圖為1913年10月袁世凱就任後，與各國使節合影。袁世凱成為新創建的中華民國正式元首，且有各國見證承認。自此以後，這個後來我們稱做是「北洋政府」的政權，一直是法理上的中國代表政權，享有外交權；雖然它實際統治的地區只是目前中國領土的一部份。（部分資料取自陳凱邵部落）

中華民賊 中禍匪國

杭州千島湖事件發生時，李登輝前總統曾大罵中國是「土匪仔國家」。中國政府與台 灣的統派除了大肆咆哮一番以外，即使不同意，也很難舉證反駁中國不是土匪國家。 中國歷代王朝的交替是依據「易姓革命」的原理。被引證的史實是「馬上得天下」、 「槍桿子裡出政權」，結論乃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既然盜人之國者能為人君，萬民也就依樣畫葫蘆，無人不盜、無所不偷，因而誕生了中國的強盜文化。

中國到底從哪個時代開始成為強盜國家，筆者不清楚。遠在春秋時代，被孔子教訓「 盜亦有道」的盜跖，當時已率領數萬徒眾橫行天下，生食人肝，勢敵諸侯。漢代不但綠林、赤眉、黃巾為亂，亦出現專門捕人而食的餓賊。宋代《水滸傳》中的梁山泊更成為江湖世界的英雄表徵。

十八世紀末，英王喬治三世的特使馬卡多尼(George Macartney)來華拜謁乾隆皇帝，要求通商。皇帝傲稱︰「天朝地大物博，無所不有，夷狄若有所需，可以賜惠。」馬卡多尼被拒後，一行自北京經陸路南下，由廣州乘船回國。據馬氏的〈奉使記〉所載，沿途所看到的，不是強盜就是乞丐。事實上，自十八世紀末開始，誇稱地大物博的中 國已是強盜、乞丐滿天下。這也是白蓮教、太平天國、捻匪等教亂、會亂形成的社會背景。

中國社會自十九世紀起即兵匪不分，兩者唯一不同的是，兵公然掠奪，匪暗地搶竊。 民國以後，中國到了「無山不賊、無湖不匪」的地步，再加上兵匪、學匪，不僅東北馬賊跋扈，連大都市的巴士內都須要兩位配槍的隨車士兵才能保護乘客安全，稱之為「土匪仔國家」，實當之不愧。

清末民初的名盜白狼（白朗）曾經帶領七萬餘徒眾，橫行華北七十餘縣，被稱為「白 元帥」。來往於兵匪之間二十餘年的軍匪樊鐘秀，曾一度成為廣東軍政府孫文大元帥的座上客。土匪歸順時被編入正規軍，敗戰後又搖身一變為土匪，這種情形在當時並不罕見。

匪賊集團在民國時代，仍是左右軍閥內戰的一大武裝勢力。

按朱新繁《中國農村經濟關係及其特質》一書所稱，1930年代的匪賊總數，依推測約 有二千萬人。又按戴玄之《紅槍會》一書所記，自中華民國建國以來，中國沒有一地不出現匪賊，也從來沒有一年無匪賊的搶掠。

因此，中華民國可以被稱為「中華民賊」、「中禍匪國」或「匪賊共和國」。在土匪 仔國家成長，又飽受強盜文化薰陶的中國人，即使非人人皆盜賊，至少人人皆俱賊心。中華人民共和國到了五○年代中期，才平定了盤據河南省的土匪，當時中國政府大肆宣傳中國已經成為人類的天堂，沒有蚊子也沒有蒼蠅，更沒有小偷。可是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不但強盜殺人、六害七害應有盡有，「車匪路霸」到處出沒，甚至流出海外，活躍於全球各地。今日的中國，已從革命輸出國變成土匪輸出國。在日本，凶惡犯罪的外國人中，一半以上是中國人；竊盜犯中，中國人更高達百分之九十以上。21世紀起，世界各國最憂心的 ，已由點的「中國的威脅」變成全面的「中國人的威脅」了。
中華民國何時亡國 
當蔣介石所率領的國民革命軍打倒黨內排蔣反蔣的各黨軍，又打倒北京政府各系軍閥而宣告「統一全國」時，不少北人痛感中華民國已滅亡，章炳麟甚至以祭文哀悼中華民國已被蔣黨以武力消滅。

南人和北人的歷史文化背景原本就不同。春秋時代「尊王攘夷」中所指的「夷」是楚人，也包括吳人與越人。漢代的吳楚八國之亂，實際上是南北對立所引起的爭奪戰。南北朝的對立其來有自，宋的趙家祖法規定，絕不任命南人為相。時至蔣黨統一中國，乃是南人征服北人。因此，如章炳麟之輩哀悼中華民國已亡國，實際上有其長久的文化背景。

遼亡於金後，遺民西逃，再建西遼；元亡於明時，蒙古人回歸故土，重建北元，歷史上皆不認為西遼或北元是遼帝國與元帝國王朝的延長。除了國力的問題，統治領域的改變可能也是歷史不承認其為正統延長的主因。唐亡之後，雖有後唐或南唐苟延，繼續稱「唐」，但「正史」已不認定後唐或南唐是唐代的延續。

中華民國有如五代十國，不但經常有複數政府的存在，而且都極不安定。現在的中國文人，不是以國民黨史觀，就是以共產黨史觀來看中華民國史，皆不客觀。

中華民國在大陸不足40年，在台灣則有50年以上，若以此來斷定台灣的中華民國是大 陸中華民國體制的延長或正統，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至少，袁大總統以後的北京中華民國與蔣介石以後的南京中華民國，這二者不但在人脈上毫無關係，在政體上也全然迥異。

孫文所領導的革命黨很喜歡濫立政府，逃到哪裡就在那裡立個政府，孫文一個人就有 了臨時政府、廣州政府等四個政府，可是為期皆不長。蔣介石是總理的忠實信徒，所以他逃到哪裡，政府也就立到那裡。逃到重慶立重慶政府，逃到台北立台北政府，當然都不會忘記以中華民國的法統、道統自居，絕不承認自己的中華民國已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雖然它的統治範圍已大大縮小，由大中華民國變成小中華民國，但名稱仍照用不誤。

李登輝前總統和陳水扁總統都是由全民直接選舉產生的，民進黨的勝選也是有史以來 首次的政權和平移轉。可是，李前總統並未成為中華民國體制的終結者，陳總統也以中華民國的繼承者自居，不但不想成為最後一任的中華民國總統，反而有如中華民國體制延命的守護神。說來嚥氣，這大概也是中華民國有如九命怪貓；生命力強韌的佐證吧﹗

孫文的獨裁天性原形畢露 
孫文與袁世凱兩人到底誰比較獨裁？若從兩人的行跡閱歷來看，日本學者們認為彼此不分上下。在孫文的革命同志眼中，孫文難以脫離獨夫印象。

在革命同盟會時代，由於孫文專橫獨斷，因此內部糾紛不已，終至革命同盟會瓦解，眾人各奔前程。

辛亥革命後，以孫文為首的臨時政府撐不到三個月就讓渡給袁世凱，二次革命也一敗塗地，孫文不得不亡命東京。孫文認為當時的中國尚未具有共和體制的客觀條件，問題在於「異黨入據，以偽亂真」，因此必須嚴選黨員，建立新黨，要求黨員對總理絕對服從，生死與共。

一個標榜以實行民權、民主為宗旨，排除專制、建設民國為目的的政黨，卻採取對孫文個人絕對服從的入黨宣誓︰「願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服從孫先生」、「服從命令」、「誓共生死」、「如有二心，甘受極刑」。這樣的獨裁作風，令哥老會、三合會、紅幫、青幫等兄弟皆對孫文的新黨組織敬而遠之。革命同盟會的老幹部李烈鈞、譚人鳳、張繼、黃興等人皆反對中華革命黨的成立，日本的老同盟會會員也拂袖而去，連孫文最忠實的戰友宮崎滔天也認為孫文無理，從此，再也沒有任何日本志士參加中華革命黨了。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文流亡日本。圖為1913年8月，他從上海經台灣赴日本途中。

1914年7月8日，中華革命黨在東京成立時合影。
前排右起田桐、廖仲愷、居正、胡漢民、孫文、陳其美、許崇智、鄭鶴年、鄧堅；中排左一萱野長知、右三謝持，後排左五戴季陶。


孫文的中華革命黨背離民眾政黨性格，走回傳統幫會組織的老路，後來由東京遷黨至 上海，並改稱為中國國民黨（1919.10.10），但也成不了氣候。
孫大元帥另立廣東軍政府

7月20日，駐粵滇軍與孫文合影。

國會非常會議決定組織中華民國軍政府。並選舉孫文為海陸軍大元帥。圖為1917年9月10日，孫文就職時與同仁合影。

孫文就任大元帥後留影。

1917年9月11日，孫文就任大元帥後發布的布告。


袁世凱死後，北京政府的實權落到段祺瑞等皖系軍人手上。但在孫文心目中，除了他自己以外，任何人組織政府，他都不滿意也絕不承認。

1917年7月6日，孫文從上海到廣州，招來部份舊國會的議員，結合反北京政府的海軍 總長程壁光，又結合了西南軍的唐繼堯和陸榮廷等人，於8月25日在廣州召開國是非常會議，推行護法運動。9月1日，推舉孫文為大元帥，唐繼堯、陸榮廷為元帥。 中國從此又再度出現了北方北京政府和南方廣州政府的南北對立。當時廣東政府的統 轄範圍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省。

孫文自己組了政府以後，派張繼、戴天仇、李烈鈞、王正廷、程壁光等人去日本向寺 內正毅首相、本野一郎外相以及犬養毅、澀澤榮一、頭山滿等人遊說，力陳革命黨人二十年來為中國的進步與和平所作的努力，希望日本朝野上下發揮道德勇氣，援助南方政府。

孫文除了揭露北方段祺瑞政府的罪行之外，也揭發段政權以參加歐戰來騙取日本政府巨額軍費的內幕。

然而日本仍支持段政府，提供了一億四千五百萬圓的參戰借款，亦即有名的「西原借 款」。另一方面，歐美列強也都認為中國的亂源是孫文，視孫文幫眾為叛亂團體，不予支援。

孫文誇口將於三個月至半年內實現全國統一，並宣佈北方段政府為非法政府。 孫文自認以博愛與和平為理想，信誓旦旦「今日就任大元帥位，號令天下，不外乎是 為了早日在國內實現真正的和平精神」云云。

孫文結合各地軍閥所組成的廣東軍政府本是烏合之眾，各懷鬼胎。當孫文著手組織北伐政府，想以武力打倒北方段政權時，各地軍閥皆認為孫派想以北伐之名行奪權之實，廣東軍政府內部因而發生了孫派國民黨議員和岑春 派政學系議員的衝突，導致廣東軍政府改組，廢除大元帥，改為七總裁的合議制，並推岑春 為主席總裁，孫文再度成為邊緣人物。

自從被趕出廣東軍政府以後，孫仍然處心積慮想再奪回政權。首先計畫打倒占據廣東 的西南軍閥，收復革命根據地，待統一南方後再度北伐，打倒北洋政府，完成中國統一。

當時，還支持孫文的地方勢力僅剩下聯省自治派的陳炯明而已，陳統率的二萬兵力蟠 據在福建漳州。陳受孫文之邀，於1920年8月兵分三路進攻廣東，驅逐了陸榮廷、岑春 等桂系勢力，占領廣東。11月28日，孫文受陳炯明之邀，再度回到廣州，建立了第二次廣東軍政府，宣佈繼續護法。1921年5月4日，孫又改變初衷，撤銷軍政府，改成立中華民國政府，自己就任非常大總統，與北京政府打對台，並且宣佈新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政府，北京政府是非法政府，要求各國承認。1921年12月4日，在桂林設立北伐大本營。翌年2月3日，以大元帥之名誓師北伐。


1920年8月，孫文邀陳炯明率駐閩粵軍回師廣東，驅逐桂系。
11月底，孫文回廣州，1921年5月5日，在廣州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建立正式政府。圖為他在國會宣誓就職合影。

孫文為統一全國，決定北伐。
1921年6月，他命令粵、贛、滇、黔各軍出兵廣西，以解除北伐後顧之憂。
廣西平定後，孫文於10月15日出巡廣西。10月下旬抵達南寧。

被捏造的「二十一條要求」
民國以前，中日之間雖有甲午戰爭，但雙邊關係並不如今日惡劣。當時孫文等革命志士多少還抱有中日兩國同文同種、同洲同俗的觀念，在日俄戰爭及清政府廢除科舉制度以後，清國學生留日之風大盛，最盛期有一萬至二萬人之譜。

東京一時也成為中國國民革命的基地，特別是日本陸軍士校出身的中國留學生，日後皆成為革命軍的重要角色。日本民間或在野政治家如頭山滿、犬養毅等人極力贊助孫文革命，孫文臨終之時，也是視其為父母，念念不忘。


犬養毅

頭山滿


中日關係的交惡當然少不了文化、民族性、國益家利等原因。不過，最主要的原因之 一是所謂「二十一條要求」以後中國所掀起的反日、排日、侮日運動。「二十一條要求」是1915年日本大隈內閣對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所提出的，以後也成為日本侵略中國的代名詞。

事實上日本對袁總統所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與中國國內反日團體宣傳用的「內 容」已大有出入。「二十一條要求」經過恣意竄改，再經由反日團體的大力宣揚、鼓吹反日思潮、迫害日僑，終於引起日本軍部的反感而主張「暴支膺懲」（教訓支那），擴大了中日間的軍事對立。

遭竄改後的「二十一條要求」，例如「中國的學校必須教授日語」、「中國發生內亂 之時，必須求助日本武力援助，由日本來維持中國的秩序」、「全部開放中國讓日本人自由營業」、「中國陸海軍必須聘用日本人教官」、「南滿洲的警察和行政權讓與日本」等，於原文中是看不到的。這些「條文」都是中國的反袁反日團體以訛傳訛所捏造出來的。

原本的「二十一條要求」是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受加藤外相訓令而對袁世凱總統所提 出的要求。但實質上並不是什麼「要求」，而是外交上的「要望」（希望）而已。 當時袁總統正試圖稱帝，需要日本的財政、物資、人力支援。而日本則因袁政府一直 受英、美支持，正欲改變自民國以來的中日關係，並重新確認自甲午戰爭以來兩國之間的條約與既得權益。

在中日雙方改善外交並確認新關係的時代要求之下，「二十一條要求」之中有十四條 是屬於既得權益的延長、修改和再確認，屬於「希望」的條款則有七條。

「二十一條要求」共歷經二十五次交涉，數度變更和修改內容，並且應中國政府的要 求，將部份內容的文詞予以修正，也有一部份撤回。在雙方長期的協調交涉之下，日本政府希望袁總統能盡速決定而發出「最後通牒」。最後中國政府接受的只有十六條，並非反日團體所宣傳的︰「無理要求」照單全收。

事實上，最先提出類似「二十一條要求」內容的是孫文。孫文想反袁，但又缺乏軍費 ，向來一直以可抵押的國家財產向日本政府或民間企業借款。

譬如1915年3月孫文致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弦造的書簡中，逕自提出「中日盟約 案」，其內容為︰

（１）為了日中共同作戰之便，所有軍器與日本同款式。

（２）中國軍隊與政府聘用外國人時，以日本人為優先。

（３）山、鐵路、沿岸航路的經營，若需要外國資本或合辦之時，先與日本協議。

孫所提的條件實際上比日本向袁總統要求的更為優渥，更加強調中日同盟或合作。 然而日本政府並未接受奪權尚未成功、只會買空賣空的孫文所提出的條件，而是將孫 文的條件加以修整，改向掌握實權的袁總統正式交涉。若說袁總統賣國，那麼孫文呢？

一直和孫文有深交並當過孫文顧問的美國記者喬治‧布朗遜‧雷在他所著的《滿洲國 出現的合理性》中曾指出，孫文是革命利益買空賣空的慣犯。

「辛亥革命當時，南京的孫文想招募外債以抵抗袁世凱。可是當他知悉沒人願意支援 他的政府時，遂改以間接方式取得資金，而以華中及華南的重要公益事業抵押借款來解決共和國危機。他以江蘇及浙江兩鐵路、招商局、漢陽鋼鐵公司以及附屬的大冶鐵礦、萍鄉炭礦財產擔保借款……」

「一經美國國務院拒絕後，他馬上轉向歐洲，失敗了又向日本交涉，以漢冶萍的財產 作擔保，得到二百五十萬日圓的借款，其契約條件可能是中國商業借款中最好的。」（頁七二）

布朗遜‧雷又指出，「孫逸仙是一位空想家，缺乏實際的行政能力，又是強烈傾向社 會主義的人物，他是一位正直的愛國者，但對統一中國的偉大事業而言，是一位不合格的人物。」

孫文認為，民國以來連年大亂、無法統一的原因，並不在於中國人專打中國人，而是 外國勢力造成的。（孫文「上海號船上神戶對新聞記者的談話」，1924年11月24日）。

孫文認為列強為了貪圖利益，支援北方的吳佩孚和南方的陳廉伯，所以中國的內亂是 列強勢力爭奪戰的延長。因此不打倒帝國主義，中國的禍亂就永不止息。而帝國主義和軍閥勾結，成為內亂的禍根，也成為國民革命之敵，所以，要打倒軍閥就必須先打倒帝國主義。（孫文「以國民會議來解決內亂」）

大日本帝國是如何走向滅亡？

推倒柏林牆

很多人想不通，二戰時小日本沒事跑去偷襲珍珠港干嗎？根本是自尋死路，不然中國日後的命運還真的很難說。有人覺得推動日本做出此等蠢行的原因是石油，當時日本生產的石油大概只能滿足自身5%的需要，超過90%要從美國進口。那頭美國一斷油，日本的戰略儲備僅夠支持一年半，窮途末路，只能豪賭一把，看看能否出奇不意，一擊打垮美國。

但這還不是根本原因。事實上，是日本在明知會觸怒美國的情況下仍去攻擊南部法屬印度支那，這才換來了禁油的處罰，本來是根本不該有這麼一茬事兒的。有些事情的發生，往往是在很久以前，某個看似無關緊要的小因素決定好的。日本敗亡的源頭，最早可以追溯到1877年。當時日本叛亂四起，議會制再過兩年就要實行，叛亂雖被平息，保守派卻擔心亂黨的余孽不用拳頭說話而改用嘴說話，到時候他們進了議會，人模狗樣的做了官，還不知日本會變成什麼樣子。

山縣有朋抓住這個機會，大肆鼓吹“軍隊統帥權”，要讓軍隊“直接效命於天皇”，以免被亂黨利用。所謂“軍隊統帥權”，就是說軍隊完全不受政府控制，你走你的獨木橋，我走我的陽關道，你聽命於天皇，我也聽命於天皇，誰也不比誰大。有些日本學者指出，這個“統帥權”說白了就是軍隊可以無法無天，完全不受管制。事實上也是如此，天皇只是個像征性的人物，偶爾才發句話，整個日本軍隊實際上是受山縣有朋個人控制。而到了二戰時期，表面上軍隊和政府是平行的，但因為某些特殊的原因，軍隊其實完全壓倒了政府。

除此以外，還有一個“現任武官制”，即內閣陸軍、海軍大臣必須由現役軍人擔任。這成了二戰時日本軍隊挾持政府的一大法寶，出了什麼事就不給內閣派人，少了兩個大臣，這內閣還怎麼玩？但這並不是關鍵因素，關鍵因素仍在於上面那個“特殊原因”。1913年，“現任武官制”被內閣廢除，到1936年，日本首相廣田弘毅在軍部的壓力下，不得不又恢復了“現任武官制”。

這麼荒唐的政策，照理來說是不該實行的。但當時的內閣出於對叛黨的恐懼，再加上“直接效命於天皇”這一條確實“聽起來很美”，似乎並無不妥，於是便飲鴆止渴，把整個軍隊的控制權交給了山縣有朋。山縣有朋這發跡之路，倒是跟希特勒有幾分相似。不過他沒希特勒那麼遠大的抱負，坐擁軍權，壞事確實干了不少，可沒能干出什麼太了不起的壞事，所以倒也沒人當回事。直到五六十年後，這個小小的制度才體現出無窮無盡的惡果，這時的日本政府想再奪回山縣繼任者們的權力，卻發現已經太遲了。

自“統帥權”確立以後，日軍參謀總局便連升N級，一下成了和內閣平行的天皇直屬機構，負責處理軍中全部事務。山縣有朋自然是第一任參謀總長，但搞笑的是日本並沒有像樣的參謀。就這樣，日本從德國拉來一個梅克爾少將，陸軍大學校正式開張，裡面招收的都是精英級的學生，往往是從小就進入陸軍幼校，一路過關斬將，才有資格進入這所大學。成績前六名的學生可獲得天皇御賜配刀，因此也叫“軍刀組”，畢業後可說是前途無量。

這學校出來的學生，軍事素質無可挑剔，但他們卻有個致命的弱點：從小封閉在軍校裡，和外界毫無接觸，對真實的日本社會缺乏了解。普通的民眾在想什麼，政治是怎麼一回事，這些軍事精英們根本就搞不清楚。結果，他們紛紛閉門造車出了自己的社會理論，並且一相情願的用自己的理論去解釋整個社會，而這些軍人可沒有悲天憫人的人文情懷或是什麼深奧的哲學思考，他們擁有的完全是軍人的邏輯，粗暴而簡單，我們姑且稱這批人為日本糞青好了。就是這樣一批人，其權力卻可以不受政府的制約，後果自是可想而知。

那麼這些陸軍大學畢業的參謀們有著怎樣的價值觀呢？說起來也好笑，如果用一句話總結的話，這句話在中國可以說是人人都聽過，人人都學過，而且人人都深信不疑，那就是：落後就要挨打。

1886年，四艘令人生畏的戰艦駛入長崎港，上面的外國水兵一下船，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妓院。5名外國水兵在妓院外排了很長時間的隊，卻發現有些日本人可以直進直出。受到這樣的差別待遇，外國水兵們火冒三丈，把妓院給砸了個精光。日本警察立即出動，逮捕了這5名水兵，不料軍艦上竟衝出450多人，直撲警察局而去，而艦上的12寸巨炮則調轉炮口，對准了長崎市區。這下日本可沒脾氣了，面對外國的堅船利炮，只能乖乖的放人，還要道歉賠償。

看，日本其實和中國一樣，也有一段屈辱的歷史。不過，在這則故事裡欺負日本的“外國”，可不是英國或者美國。進入長崎港的艦隊，乃是我大清國的北洋水師，而這段日本學生人人皆知的往事，在中國的教科書上可是只字不提的。

當然，其它列強也沒少在日本分一點羹。在屈辱之中默念著“落後就要挨打”的六字真言，日本人開始了臥薪嘗膽的崛起之路。這時，大清國正忙著替老太後祝壽，修著奢華無比的頤和園。

就這樣，短短的8年後，一次膽大的冒險，日本消滅了裝備水平亞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北洋水師。這不就說明日本海軍已經達到世界第四的水平了嗎？1905年，日本險勝俄羅斯，雖然這場戰爭中他們所獲得的回報遠遠小於支出，但先後擊敗亞洲的老大與白種人中的翹楚，日本人可是揚眉吐氣，他們心中高喊著一句話：

大和民族從此站起來了！

愛國主義的熱情空前高漲，日本人民空前自豪，腰板挺得比任何時候都直。大家可以想像一下——中國收復了台灣，或是中國擊敗了美國——或者回憶一下普通中國人對新中國建國和抗美援朝的感受。當時的日本人，就是那種心情。當然，最爽的還是軍部那些人，軍人的威望是如日中天。

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戰爭的結果又給軍部潑了一頭冷水。日軍的老師——德國，居然輸掉了！

這是第一次世界級規模的戰爭，也給日本敲響了警鐘。看看中國的古代史吧，在不斷爭戰後終於一統，日本僅僅由於地理上的天然防護才沒有被中國吞並。而科技的發展已經消除了這道屏障，按照歷史經驗，現在似乎該產生一個世界霸主了。日本沒有參與一戰，沒有獲得戰爭經驗，可以說已經輸在了起跑線上，而且日軍的老師在這場戰鬥裡居然還是敗者。

正所謂笨鳥先飛，在這種情況下，日軍派了一小批軍官來到德國研究學習。他們確實學到了不少東西，日本士兵的單兵素質和小集團作戰能力在二戰時可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很多戰術動作都是日本首創，正是因為日本吸收了德國一戰時的各種經驗教訓。日本把整個德國的戰法都吃透了——這意味著國民黨軍隊也被他們吃透了，因為蔣介石替中國軍隊請的老師也來自德國。

不過，這些窮兵黷武的家伙更欣賞的是希特勒的總體戰思想。一切向戰時狀態轉軌，時刻准備著迎接戰爭——這幫日本糞青幾乎就不知道該怎麼和別國和平共處，不懂怎麼用外交手段解決問題。也許他們並不熱愛戰爭，但戰爭是他們解決所有問題的唯一手段。在這些人眼中，這個世界只有弱肉強食是不變的真理，與其落後接著挨打，不如強大起來先去打別人，沒有強大的軍隊，誰來保障民眾的生活？雖然日本政府也總想用溫和點的方式處理與他國的關系，可他們是拿軍部那些人毫無辦法的。

也有一些其它因素。經歷短暫的風光之後，日本不可避免的受到了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接下來便是1920年的大裁軍——當然，軍隊是不會自己裁自己的。這時軍費仍然是由政府控制的，裁軍是由政府提出的，現任武官制還沒恢復，那個“特殊原因”也未能發揮作用。軍人由民族英雄淪為民眾眼裡只吃閑飯不干活的人，這當中的心理反差自是可以想見，於是他們便需要一場戰爭，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

日本倒也不是跟一戰完全沒有瓜葛了。這時日本和英國還有盟約，英國便要日本趕緊來歐洲助拳。日本可不管什麼兄弟義氣，去歐洲打仗，對我有什麼好處？沒有。但英國怎麼說也是當時的世界老大，不便得罪，何況日本也確實該打打仗了，軍部的人眼珠一轉，得，咱去打德國在中國的殖民地吧！那時德國在歐洲搞得焦頭爛額，哪有空管亞洲的事情，駐扎在中國的德軍就這麼被日軍給剿了，這麼一來日本又戰勝了自己的老師，國民心理又嚴重膨脹了一回。不過打跑了德國人，日本可沒把土地還給中國，而是大咧咧的占了膠東半島。這可把英國氣得不行，搞了半天，自己的盟友就是這麼個渾水摸魚的貨色。

這時，英國的親密戰友美國出面了，開了個華盛頓會議，和各列強們重新瓜分了這個世界。美國處理問題的思路很簡單：世界需要秩序。以前搶的就既往不咎了，以後大家都不要打仗了，好好過日子吧，一戰的殘酷大家都見識過了，想必大家都不想再來一次吧？歐洲列強尤其是英國，畢竟和美國是一脈同源，對美國的想法很是贊賞。日本可不高興了，英美居然逼著日本把順手牽來的膠東半島還給中國，本來日本人就不了解西方的價值觀，於是軍部糞青們又開始套用自己的社會理論解釋這一切了：什麼世界和平，全是幌子，說白了都是利益，就是你英美已經搶夠了，現在怕我崛起，不讓我也搶一點。你搶得，我就搶不得？

不高興歸不高興，英國美國那是日本惹得起的嗎？沒辦法，老老實實聽話吧。這下日本民眾又不高興了，他們也不懂什麼叫秩序，只知道列強們以前欺負過日本，而且全世界的列強都在搶地皮。現在日本好不容易出頭了，到手的殖民地還得還給中國，這算怎麼回事？於是，英美這些國家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形像，立刻跌了一個檔次。

要說美國也是唯一一個從來沒搶過中國一寸土地的列強，還三番五次的幫助中國，甚至有救命之恩，可美國在中國人心目中的檔次也不怎麼高。在我們看來，說白了那都是利益，列強們都害怕中國崛起。膠東半島和華盛頓會議的歷史，咱們教科書上是從來不提的，也沒幾個中國人搞得清是怎麼回事。

日本人有了種緊迫感。大家隱約覺得，與列強們似乎遲早將有一戰。也就在此時，天才糞青石原莞爾的“最終戰理論”橫空出世。

糞青怎麼能算天才呢？石原這家伙是非常聰明的，他讀陸軍大學時，人人苦戰三更半，這家伙卻整天到處晃悠，最後居然以第二名的成績畢業——據說是得罪了教官，不然的話就是首席畢業生，可以直接在天皇面前演講了。其實一個人成長時多多少少會在某個年齡段糞青一把，石原就曾經糞過，而且還算糞青裡特別成功的那類。後來他發現做糞青實在沒前途，而且再糞下去日本就要完蛋了，於是苦口婆心的勸周圍人趕緊脫糞。可惜為時已晚，多少糞青都沿著和這位天才相同的道路向前糞進，一句話都聽不進去。

所謂的“最終戰理論”，就是東西方之間遲早要有一戰。在日本抱有這個想法的人非常之多，畢竟東西方文明之間有很多隔閡，膚色都不一樣，有些地方相互不理解，再加上大家過去又有不少過節，有點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意思。在二十世紀初，日本人的想法是中日應該聯合起來抗擊歐美，也就是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那時日本是拿中國當自己人看的，很多人傾家蕩產的支持辛亥革命。可革命革到最後，中國又不見什麼起色，這些亞洲主義者失望之下，決心自己單干。石原就是曾傾盡家財助孫文推翻清政府的其中一人，當然你也可以說他妄圖顛覆大清國，破壞社會和諧，隨意了。

怎麼干呢？石原莞爾認為，日本國土縱深太小，根本無法進行一場現代戰爭。他也明確提出了解決方法：要想和西方打，首先得有個後方基地，這個基地就是滿州國。

這理論簡直太合日本人民的胃口了。這時日本人體內早就打滿了國仇家恨的雞血，覺得日本該干點什麼了。軍部的人更是蠢蠢欲動，早在最終戰理論出現前一年就擅作主張，搞了個皇姑屯事件，想奪取滿蒙地區。這起事件也能反映出日本當時的形勢，天皇一聽日本陸軍在中國殺了人家的大元帥，搞出兩國重大外交危機來了，頓時暴跳如雷，要首相田中義一徹查真相。田中義一早就知道是誰搞的鬼，拍著胸脯對天皇說沒問題，肯定把主謀抓起來。誰知軍部的人說了——沒這回事，不是我們日本陸軍干的！這下田中傻眼了，他沒想到這不是個人行為，而是軍部從上到下集體達成了共識。他明知道主謀是誰，可人家陸軍不讓他管，按照規定，他堂堂一個首相就是沒法管。

田中義一沒脾氣了，只好又對天皇說，弄錯了，不是日本陸軍，是中國人自己干的。天皇暴怒，你忽悠人呢，當我搞不清怎麼回事？田中既得罪不起軍部，又得罪不起天皇，無奈，辭職，閃人，過了兩個月就病死了，成了史上唯一被天皇嚇死的日本首相。至於皇姑屯事件的凶手，自是安然無恙。天皇明知道這個人是誰，氣歸氣，想管也管不了，人家從上到下全都護著，天皇總不能跟整個軍隊作對吧？

但皇姑屯事件並沒有起到效果，反而弄出個東北易幟，張學良這小子倒出息了一回，掛上青天白日滿地紅，再搶那就是跟蔣介石開戰了。軍部雖然囂張，這時還只敢偷偷摸摸的搞破壞，這麼大的事，總得掂量掂量啊。

第一次嘗試以失敗告終，可軍部並沒死心。石原莞爾“最終戰理論”的出現，一下把奪取滿蒙的合理性上升到了歷史必然的高度，為整個侵略行動提供了理論依據，那可真像是中國那批草寇遇到了馬克思主義一樣，可謂恰逢其時。沒錯，滿蒙就是我們的生命線，那時的日本報紙，天天都在鼓吹這個理論。石原莞爾一下成了日本國寶，軍部的人對他尤其景仰，石原一下便募集到不少粉絲。

但民眾和軍人是不同的。民眾都知道滿蒙很重要，可是滿蒙現在是中國的地盤啊，要怎麼搶呢？這就跟中國糞青老惦記著打台灣，都知道台灣很重要，是咱的緩衝區，可就是不打，你有什麼辦法？無非也就是圖個嘴癮，抒發一下工作學習中的不滿。

以石原莞爾為首的軍部糞青就不同了。日本糞青與中國糞青最大的區別就在於此，軍部可是准備來真的了。

但說實話，九一八事變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了。東北軍不僅人數是日軍的四倍，而且武器裝備也比日軍精良，配備了當時極為少見的捷克衝鋒槍。東北軍有幾十架飛機，日本什麼都沒有，也就是人員素質比對方強而已，可面對巨大的裝備差距，素質能當飯吃嗎？換句話說，雙方真打起來，日本的贏面實在太小了。石原莞爾也清楚這一點，對他來說這就是豪賭了，看看能不能打個出奇不意什麼的，得到點意外驚喜，倒有點像偷襲珍珠港了。

石原雖然是違反軍令在行動，可也不打算瞞著軍部，反而是大張旗鼓的在籌備各項工作。可軍部的人也不管他，都知道那是日軍的天才准備完成振興皇國的偉大事業了，心裡都是向著他的。就連朝鮮的日軍居然都偷偷越過國界，跑到滿州來幫忙了！說日軍軍紀嚴明，好像又不是那麼回事，只要你打個愛國的旗號，干什麼都行。實際上軍部也是有派人來阻止石原的，但只是走走過場，建川美次從日本出發，不坐飛機坐輪船，到了朝鮮又坐火車，一路磨洋工，九月十八號傍晚才到東北，發現日軍上下都有大動作，明顯是打算在今天起事了，於是喝了兩杯酒，就一直醉到了第二天早上！

那這麼大的行動失敗了怎麼辦？這對日軍那些擅自行動的軍官來說是無所謂的事情，第一有偉大的愛國主義情感驅使，大家都覺得自己的行為合情合理，無可指摘；第二政府那邊再怎麼叫也動不了他們，有什麼事大家內部通報一聲，按家法處理處理就行了。正因此，這類事件在整個日軍的二戰史上可說是層出不窮，最終埋葬了日本帝國。

石原搞了這麼大動作，張學良可是毫無察覺，還忙著花天酒地，什麼准備都沒做。但石原還是怕的，賭局太大了啊！9月15號，幾位九一八事變的主謀開了個會議，板垣征四郎拿起一支鉛筆立在桌上：手松開，往左倒就干，往右倒就不干了！結果這鉛筆還就朝右邊倒下去了。幾個人大眼瞪小眼，那就散伙回家？這時今田新太郎跳起來：你們不干我一個人干！

幾個人一聽這話，馬上熱血沸騰，事情也就這麼定下了。其實石原的計劃還是比較縝密的，就是瞄准對方的心髒，趁夜直取沈陽奉軍指揮部，讓東北軍群龍無首，同時阻斷各交通要道，剩下的再各個擊破，最後占領全東北。但是能不能成功，他自己心裡也沒底，誰知左算右算，就是沒算到自己的狗屎運居然那麼好，張學良壓根就沒抵抗！等建川美次從酒桌上爬起來時，整個東北已經江山易手，東北軍那精良的武器，就統統被日軍給拿走了。

至於張學良為什麼放棄抵抗呢？長久以來我們宣傳說是蔣介石下的令，但後來證明並不是這樣。真正的原因我也不太清楚，了解的可以補充一下。這個鴉片公子的智商倒確實不大敢恭維，這個就不細說了。

這下日本可炸開鍋了。九一八奇跡一般的勝利震撼了兩批人。

第一批是平民百姓。大家都是每天從報紙廣播裡學習最終戰理論的，都知道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結果一覺睡醒，我們的皇軍就把滿州給拿下了！想想看，假如你明天睡醒時，中國已經成功收復台灣了，你會是什麼心情？

第二批是一些還清醒的政府官員，例如當時的日本首相犬養毅。此人是昭和天皇倚重的老臣，也是孫文的密友，他強力主張要把滿州還給中國。但對老百姓來說，滿州可是日本的生命啊，我們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了，怎麼能再拱手讓人？犬養毅這老賊如此主張，置國家利益、民族大義於何處？於是，當時的主流輿論直斥犬養毅是“非國民”，換成中文就是“賣國賊”或者“日奸”。前面也說過了，日本糞青動口更敢動手，1932年5月15日，少壯派軍人對犬養毅的官邸發動襲擊，一槍斃了這該死的日奸！

其實殺不殺犬養毅是件無所謂的事，因為政府根本就管不了軍部嗎。這些少壯派軍人，完全是出於對日奸團體的憎惡才動了手，這也就是剛開頭說的那個日本軍部之所以能完全壓倒政府的“特殊原因”。其實日本政府裡不乏清醒之士，但是整個國家的老百姓都不太清醒，誰敢說幾句與“國家利益”不符的話，馬上就會被斥為日奸。更可怕的是軍部時不時派幾個人來暗殺一把，誰還敢再提意見了？這些少數人的聲音被壓制後，日本的主流民意也顯得更加瘋狂了。一個聽不得反對意見的民族，哪有不滅亡的可能？

天皇簡直要氣炸了。軍部的人居然說刺客是出於愛國情感，情有可原，罪不至死。天皇可不干，一定要弄死凶手。弄死就弄死吧，可在日本人眼裡，五一五事件的刺客簡直就是民族英雄，為國家利益而冤死，殺了他一個，還有後來人！問題的源頭未能解決，民眾依然糞青，軍部依然無法無天，而且自此以後便完全操縱了政界，原因無它，政客已經混不下去了，無論是軍部還是社會，已經沒有人再支持他們的“賣國言論”了，亂說話的人，連小命都保不住！

當然，不光是日本政界，整個國際社會都反對日本。當時的國聯就跟現在的聯合國差不多，43個國家開會一討論，弄了個42：1的表決出來，除了日本自己，剩下的國家都要求日本歸還滿州給中國。日本人那個恨啊，豈有此理，全世界都在跟我們作對！西方的無知偏見！好在，這一回膠東半島的悲劇沒有重演，繼石原莞爾之後的第二個民族英雄誕生了。日本外相松岡洋右在得知投票結果後走上主席台，向全世界宣布：

日本從此以後退出國聯！

當全世界投來鄙視的目光，在媒體上對日本口誅筆伐時，日本民眾卻用最熱烈的儀式，歡迎他們偉大的外交英雄凱旋歸來。

對中日間歷史較熟的人會想起一個人物，幣原喜重郎。此人引導的外交政策被稱作“幣原外交”，其主旨就是尊重中國，聯合英美，和全世界搞好關系。如此和諧的外交政策，卻被軍部批為軟弱無能。九一八事件時，幣原喜重郎仍是日本外相，面對國內將滿州據為己有的呼聲，“幣原外交”顯然不再適用，幣原喜重郎被逼辭職，這才給了松岡洋右一次“日本可以說不”的機會。

這樣一來，滿州國便是日本的地盤了。石原莞爾的行動便到此為止，他並沒有進一步侵略中國的打算。可他自己也沒想到，自己的身後還有千千萬萬個小石原莞爾，正摩拳擦掌、蠢蠢欲動呢。

我們假設一下，如果日本在九一八事變後就此罷手，之後會怎樣？

換作今天的話美國會帶著一票小弟去收拾日本，但那時的美國還沒干起世界警察這一行，國聯是不會為了中國去打仗的。東北擁有豐富的工業原材料，在日本的統治下滿州國的GDP幾乎和日本本土相當。而且東北還有日本最需要的戰略物資——石油，只不過日本忙著打仗，一直沒能勘探到。假如後來日本沒來打中國，自不會陷入戰爭的泥潭，在東北好好經營幾年，縱深有了，工業有了，石油有了，要什麼有什麼了。而蔣介石在羽翼豐滿以前是不敢跟日本交火的，民國在進步，日本同樣在進步。等二戰打響，日本主動幫著打德國，以此和歐美和解，那國際地位不也有了？

這大概便是石原莞爾替日本設想的美好未來。現在要做的就是平息蔣介石的怒氣，可是，日本糞青們堅決不干。

石原這批前輩可是替日本立下了赫赫功勛，自己也撈著了不少好處，那我們這些後輩該干嗎呢？新版“最終戰爭論”如雨後春筍一般大量出現：本土需要滿州做緩衝，那滿州呢？需要華北做緩衝。華北又需要華南做緩衝……總之，我們日本需要全中國，全亞洲，全世界。1931年到1937年這段期間，各種事變層出不窮，其中沒有一個是日本政府主使的，全是日本愛國糞青的自發行為。相反，日本政府是反對和中國開戰的，只是面對洶湧的輿論和時刻可能被暗殺的風險，就連天皇也阻止不了軍部的狂人們了。

可是，小糞青們的水平遠不如石原莞爾高，經常把情況弄得一團糟。這其中最經典的事件，大概要算1936年的綏遠事變。石原莞爾曾預言，日軍再這麼搞下去，遲早會陷入中國大陸的泥潭。同樣是這位天才說的話，愛國糞青們只聽得進好話，卻聽不進壞話，當初“最終戰理論”被捧上九霄雲閣，這“泥潭論”卻是無人問津。綏遠事變時石原莞爾親自前去阻止主謀武藤章，對方卻不以為然的說：“石原桑，我們只不過是在重復先輩在滿洲干過的事情，有什麼不對嗎？”這話大概會讓石原莞爾刻骨銘心。石原的軍階倒是比武藤章高得多，可是日軍早就養成不聽上級命令的風氣，要知道，石原莞爾也是自作主張發動了九一八事變，這時再去阻止別人，反倒像是懷著小人之心，怕後輩的前途超過自己。後來石原莞爾老是給進攻中國潑冷水，在那裡唱衰日本，日本人越看他倒越像日奸了，武藤章干脆聯合其它糞青，把他踢出中央軍部，換了個虛職。可以說，石原莞爾是真正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所以我們會發現日軍有個特色：

小規模作戰奇狠無比，單兵能力和戰術水平無可挑剔，可放到大戰略上，就是一群無頭的蒼蠅。戰爭是為政治服務的，日軍卻沒有明確的戰略目標，或者說你有你的目標，我有我的目標，大家胡搞一氣，闖了禍自己也不用負責，我們總說日本侵華是蓄謀已久，但事實卻並不是如此，如果真把整個日軍的行動都歸結為政府的指揮，那日本政府真可以說是鼠目寸光了。俗話說，發動戰爭前要考慮的第一件事，就是戰爭將在何時結束，可那些軍部參謀即使制定好戰爭結束的計劃表，也沒法將其付諸現實，當情況變得無法收拾，整個日本都被逼上梁山時，做出“偷襲珍珠港”之類的事也就不足為奇了。

換句話說，九一八事變後的日本可說前途無量，結果卻葬送在了那些號稱自己最愛國家的人手裡。不過，之後的日本並非完全沒有機會。

作為日軍侵華這出大戲的始作俑者，石原莞爾怎麼說也該算個甲級戰犯吧？可是，這家伙最後根本沒受到起訴，甚至於他主動要求審判，法庭居然也不鳥他，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說來也可笑，所謂的東京審判，跟中國幾乎沒有任何關系，這不是一場正義的審判，只是戰爭結束後的一場勝利者游戲，受審的都是得罪了美蘇的人，得罪了中國的幾乎沒有。例如廣田弘毅，此人倒真沒犯過什麼要以死謝罪的戰爭罪行，只是美國需要從政府抓個文官來頂包，真正的文官戰犯近衛文麿卻已經自殺了。事實上近衛文麿也未必就是壞人，按他自己的話來說：“我是一個被命運擺布的人，戰爭前由於軟弱而遭軍部欺負，戰爭中被別人斥為和平運動家，戰爭結束了，我又成為戰爭罪犯。”要是對日本二戰歷史稍有了解，便也知道此言不虛。所謂“和平運動家”，再講難聽點其實就是“日奸”，近衛文麿也不是自己想當首相，實在是沒人敢當日本首相，他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心態來的。東京審判時，西方諸國還沒搞清一個道理：所謂日本首相，其實就是個整天受窩囊氣的擺設而已。

近衛文麿1939年倒是和汪精衛搞了個“重光堂協議”，其核心思想是盡速解決中日戰爭，日本不要軍事賠償，中國維護自己主權，滿州國歸日本所有，日軍在兩年內撤出中國。汪精衛正是基於這個協議，認為這是中國在軍事實力不如對手的情況下所能獲得的最大利益，實際上如果日本這個國家稍微正常那麼一點點，中國是必會失去東北的，這點繼續往下看就可明白。但是後來一幫軍部糞青又折騰出個《日華新關系調整要綱》，等於是把重光堂協議給廢了，近衛文麿受不了軍部的壓力，干脆撂挑子不干了，一年後實在找不出合適的首相人選了，這才在天皇的命令下組閣上任。汪精衛大概也沒想到日本人的事居然是愛國糞青說了算而不是首相說了算，稀裡糊塗的就成了賣國賊，於是哭著說：“日本如能征服中國，就來征服好了。他們征服不了中國，要我簽一個字在他的計劃上，這種文件說不上什麼賣國契。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我若簽字，就不過是我的賣身契罷了。”

而跟東條英機交惡的日軍軍官在東京審判中基本都能逃過一劫，石原莞爾就屬此類。東條英機這家伙倒是個實實在在的笨蛋，他的軍校成績一塌糊塗，只是他爸曾是陸軍大學校首席畢業生，這才讓他沾了光，而且東條英機又給人感覺特愛國，恩正得很，完全是靠愛國愛到高位的。東條英機因為笨所以討厭聰明人，石原莞爾則討厭東條英機這樣的笨蛋。他曾說：以東條的能力，最多當個上等兵。東京審判的檢查官問石原莞爾是不是和東條英機意見對立，石原莞爾回答說：東條是沒有自己的意見的人，和沒有意見的人怎麼可能發生意見對立？這兩句話倒是不假。兩人鬧成這樣，再加上石原“唱衰日本”被貶職，在美蘇眼裡，石原莞爾大抵便應該是好人了。

那麼南京大屠殺“主謀”松井石根呢？這家伙怎麼說也跟中國有關系了吧？其實，松井石根也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八一三會戰之後，上海的日軍對南京虎視耽耽，倒不是說南京有什麼軍事價值，而是有政治意義，打下了中國首都，本土的糞青們該有多高興？所以糞青的思維是比較奇怪的，他們想打仗很少是為了獲得實際利益，而是面子上爽一把。當時有好幾支日軍向南京出發，而且無一例外的是違抗軍令，擅自行動，軍部明知蔣介石一肚子壞水，想拉日本打全面戰爭，可卻控制不了自己的手下。松井石根便是怕被其他人搶了頭功，率隊殺到南京城來了，這時的日軍剛打完曠日持久的八一三會戰，彈盡糧絕，士氣低落，要不是唐生智主動落跑，勝負實在難料。本來陷入絕望的日軍，見對手主動投降，自是欣喜若狂，再加上自己又累又餓，便進入南京燒殺搶掠，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

松井石根倒還算是清醒人。這麼搞下去，皇軍顏面何存呢？松井石根把手下集合起來，要求嚴肅軍紀，可是沒人當回事，大家嘻嘻哈哈的，本來嗎，你松井石根是怎麼跑南京來的？不就是違抗了上級命令嗎？這種行為在日本叫“下克上”，一開始都是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到最後是蔚然成風，干脆連“愛國”這塊牌坊都不要了。松井石根見管不住手下，捶胸頓足，號啕大哭，回到日本後便吃齋信佛了，明明是想要阻止南京大屠殺的人，最後依然被抓包出來頂罪。

所以中國把東京審判看得那麼重，還要拍個“中國人不得不看”的電影出來，這就讓人覺得有些不知所謂了。明明是美蘇玩的一場政治游戲，隨便抓個松井石根安慰下旁邊的中國，真正該死的都沒死，戰後反而成了日本政界的要人，中國人為什麼這麼高興呢？

至於“甲級戰犯”、“乙級戰犯”這些詞到底是什麼意思，我敢打賭一百個中國人裡不一定有一個說得上來。可我們照樣可以天天掛在嘴邊，說得興高采烈。

話又說回來，真正該向中國人民謝罪的究竟是誰呢？日本天皇？東條英機？石原莞爾？還是千千萬萬個日本糞青？

就我個人所見，這個真正的戰犯從來沒有死去，也沒有受到審判。它已經離開日本，跑到另一個國家去了。

在中國這麼打了幾年，軍部終於意識到了。我們在中國鬧了這麼久，打仗中國人不是我們的對手，可是說真的，咱們什麼好處都沒撈著啊。小糞青打了勝仗，升官發財，日本得到什麼益處了嗎？這不是我們打仗的目的啊。那怎麼辦？軍部決定，1940年，無論戰況如何，撤出中國。

日本糞青可不會讓軍部得逞。為什麼要撤，戰爭形勢這麼好，為什麼要撤？你們這些人，是不是想當日奸呢。1940年撤退最後也不過是一紙空文，日本糞青們在中國不斷攪事出來，想走都走不掉。這期間鬧出不少笑話，比如“諾門坎事件”，清一色打著愛國旗號的下克上，結果無一例外是極為糟糕。

而影響最大的事件，是佐藤賢了擅自進攻北部法屬印度支那。占了北部就可以占南部，接著就可以進攻荷蘭屬印度了。日本每年消耗石油495萬噸，荷蘭屬印度一年產油470萬噸。何況這時法國荷蘭都戰敗投降了，他們的殖民地不就無主了嗎？既然無主了，那不就歸我了嗎？日本人當時就是這麼想的，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全世界都知道日本要拿法屬印度支那做跳板。事實上，當時大家也知道美國是護著法國荷蘭的，攻擊法國等於是觸怒美國，可為什麼日本人還敢這麼做呢？

看看佐藤賢了是怎麼說的吧。他在美國呆了三年，對美國十分了解，於是得出了結論：

“美國人沒有愛國心的，美國兵嘴裡嚼口香糖，跳舞，去看美軍訓練，連個齊步走都走不整齊，這樣的國家不可能舉國而上打一場戰爭的。”

相信這個理論的可不光是二戰時的日本了，有個國家的人現在還相信自己的軍人比美國人更不怕死更能打，就因為人家不愛國。所以，日本對美國其實是抱著個試探心理，先打下北部法屬印度支那，看看美國有什麼反映，反正這國家的人都不愛國，應該不會說打就打吧？出了問題，再隨機應變嗎。

美國的反映出乎日本人意料。

這時，歐洲戰場正打得如火如荼，美國心知自己和德國難免將有一戰，那麼同為三個軸心國之一的日本怎麼辦？美國不想打不必要的戰爭，為了不讓日本參合進來，提出了這麼個方案：維持滿州國現狀不變，滿足日本的石油供給，作為條件，日本要停止在亞洲的軍事行動。

這就是出賣中國的利益換取世界和平。

對日本來說這簡直是天大的利好消息。咱早就不想打仗了，美國人這個諒解案，是把日本拉出了戰爭的泥潭，而且還保留了日本搶奪的所有利益——一次體面的撤退。東條英機動心了，近衛文麿動心了，又有一批糞青冷靜了下來。如果接受了美國的條件會怎樣呢？二戰仍將以盟國的勝利告終，至於日本則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日本將比過去更輕松的獲得在滿州的利益，因為這一次，背後給他們撐腰的是美國人，蔣介石再怎麼鬧也鬧不出名堂來，所以我說，如果日本稍微正常一點，中國是必丟東北的。日本似乎又有一個美好的將來了，可是偏偏天不遂人願，還有一批糞青不怎麼冷靜。

松岡洋右就是那不冷靜的糞青。這時候松岡洋右似乎已經有點精神錯亂了，說話總是前後矛盾，不過話又說回來，糞青好像一貫是這樣的。松岡洋右剛和蘇聯簽定協議，把日俄關系打點好了，下面日本可以放心的進攻東南亞，松岡洋右也因此以功臣自居。那我都把蘇聯人給搞定了，你們又說不打了，這算怎麼回事？滿州現在不就是我們的嗎？石油不是就快到手了嗎？為什麼要美國人點頭同意呢？

松岡洋右這番話的殺傷力可厲害了。是啊，條件確實看起來很美，可是這不是理所當然的事嗎？我們日本的內政什麼時候輪到美國來管了，怎麼搞得我們怕美國一樣？真說不怕是不可能的，可明知實力不在一個層級，還總覺得“並非完全沒有戰勝的可能”，死鴨子偏要嘴硬。松岡洋右又整出個“日美諒解案的修正意見”，其核心思想就是“要戰便來戰，誰怕你啊！”

東條英機可給嚇壞了，問近衛文麿：能不能換個精神正常點的人做外相？近衛文麿倒不是喜歡松岡洋右，也不是不能撤了他，畢竟外相不是武官，還受政府管制。可人家是“日本可以說不”的民族英雄啊，輿論會怎麼看？老子要是被暗殺了怎麼辦？連死後都要落個日奸的名聲，我犯得著嗎？

這日美諒解案就這麼被民族英雄給攪黃了。軍部便退而求其次，轉而研究是不是該去打南部法屬印度支那了。當時的日本抱著這麼個心態：咱們打了北部，美國就給了這麼優厚的條件，那咱們再打南部，美國人給的好處不是就更多了嗎？然後荷蘭屬印度的油田也歸我們了，那我們有石油了還怕個鳥？這時海軍國防政策第一委員會的石川信吾寫了個《現在形勢下帝國海軍應采取的態度》，可說是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的經典之作，裡面列舉了大量日美實力間的對比，一片片的圖表和統計數字，把軍部的人是看得眼花繚亂，真覺得日本跟美國打，雖然吃虧，未必就必敗——雖然那些數字基本上都是石川自己忽悠出來的。某國糞青也特別擅長寫此類文章。

當時的日本軍部就是抱著這麼僥幸的心理。他們自己一手操動起來的愛國主義大潮，現在好像有點不受控制，把自己也給卷進去了，那只好隨著大潮前進，不撞南牆不回頭，說不定車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橋頭自然直，當初石原莞爾搞九一八事變，不也是“奇跡一般的勝利”嗎？愛國主義已經讓這些人喪失了理性思考的能力，轉而變為一群投機分子。在陸軍所寫的報告裡有這麼一句話：如果英美荷有妨礙行為，則不辭“賭”一場和英美的戰爭。

連他們自己心裡都明白：日本正在做的，就是一場豪賭。

日本就這麼大咧咧的占了南部法屬印度支那，誰知這回美國變臉了。石油，沒了！滿州國什麼的，統統也給老子吐出來！日本這下可慌了，奇怪，怎麼變得這麼快？海軍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跑去對天皇說，我們的石油只夠用一年半了，現在只能打出去了。天皇問：打美國，有沒有勝算？永野回答：有沒有勝算很難說，但是除此之外沒有活路。天皇頓悟：是不是俗話說的“破罐子破摔”？

不過，日本人還是盡了最後的努力，想用外交手段挽回局面。只是，實際操作起來卻是十分困難，美國示好一次，日本沒領情，這會兒露出世界第一強國的本色來了。滿州沒了，日本的生命沒了，這責任誰負得起？當初一起吹捧滿州生命論，現在反倒搞得自己沒法下台了。至於石油，東條英機知道石油的重要性，但陸軍不像海軍那樣受石油限制，禁了就禁了唄，有什麼大不了的？如前文所說，東條英機沒有別的特長，他的特長只有愛國。他要保證自己在糞青軍人面前的權威，不能說“和談”這類話，於是踢了個皮球：和美國打是海軍的事，還是你們做決定吧！

海軍郁悶了，我們要是不打那就是日奸，可打又打不過，這可怎麼辦呢？這麼一想，得，讓近衛文麿決定吧！

過了這麼多年，可憐的日本政府終於有了一回說話的權力。到了需要有人擦屁股的時候，軍部終於想起來了，原來日本還有個政府啊！可近衛文麿也不傻啊。靠，辭職吧，反正也不是第一回了！二戰時期，日本首相就像走馬燈似的不停換，都是軍部給逼出來的。天皇一想，誰干這總理大臣都差不多，都管不了軍隊，還不如讓東條英機來管呢。就這樣，東條英機一個人包辦了那屆內閣幾乎所有的職務。倒不是他很喜歡身兼數職，實在是除他以外，沒人能在政府部門裡混下去了。

皮球踢了一圈又回來了，那東條怎麼辦呢？日本花了三個月的時間討論是否要對美開戰，東條英機內心是不想打的，可是他不敢說，他能到今天這個位置，就是因為他把軟話都留在心裡不說，他要是不強硬，軍部就不會再支持他了。整個軍部籠罩在悲觀的氣氛中，美國忍日本忍了很久，還給了日本一張去天堂的車票，日本卻錯過了這次機會。現在美國發狠了，擺在日本面前的似乎只有兩條路了。

要麼玉碎，要麼瓦全。

永野修身認為，美國每天都在變強，日本卻越來越弱。美國已不再給日本機會了，如果我們要開戰的話，就是此時，此刻，翻版九一八事變，一舉打垮美國，否則，不僅會失去滿州，以後日本將永遠受制於美國，永遠沒有翻身之日。這話就像九一八事變前今田新太郎那句“你們不干我自己干”一樣，糞量十足，一下觸動了大家的愛國心，日本決定做最後一次豪賭。12月1日，軍部最終達成了統一意見，經天皇許可，日本決定向美國開戰，從此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出於某些原因，中日之間的歷史被中國人篡改得面目全非，但是中國對美日間的歷史倒是把握得比較精確。接下來就是大家熟知的太平洋戰爭，日本被美國揍得滿地找牙。美國倒是教會了日本一個道理：咱們不是不愛國，只是我們的愛國主義明顯不太一樣。說來也搞笑，其實很多日本糞青們早就醒悟了。南京淪陷時，東京糞青搞起慶祝大游行，今田新太郎問宮薙仁親王：“殿下怎麼看國民的歡呼？”宮薙仁親王沒答腔，於是今田新太郎又問：“殿下，這種歡呼是不是正在受苦的國民們在呼喊‘快停止戰爭吧’？國民們不要這場戰爭。”只是，長江後浪推前浪，等這些人醒悟過來，情勢已經到了無法控制的境地了。

這時海軍又想起自己的糞青老前輩石原莞爾，跑去征求意見，曾經的民族英雄當時已經淪落到只能在普通大學裡教授軍事理論課了。石原莞爾是這麼說的：“從一開始就知道這場戰爭的勝負了，我軍的作戰已經超越了攻擊停止點了。有一條原則是戰鬥力和從根據地到戰場的距離的二乘成反比，進行持久戰一定要在一開始就確定攻擊停止點。但是從支那事變到這次戰爭，根本就沒有考慮過這點。東條打的這場戰爭完全是在胡鬧，世界上怎麼會有往肯定會失敗的戰場上派兵的傻瓜？”

石原莞爾也安慰性的給了幾條補救措施，可是明眼人都知道，那些都只是敷衍之詞，日本其實沒救了。

看到這裡，有些人可能會倒抽一口涼氣。日本有太多機會可以完勝中國了，中國之所以能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不在於中國人自己有多堅韌，而在於日本糞青實在太愚蠢。

像日本這樣的國家，以前老被列強欺負，激發出強大的愛國主義情感也是很正常的。可是，愛國愛國，本來“愛”是件很美好的事，在日本卻是以“恨”的形式表現了出來。再加上制度中的漏洞，這恨最終演化到了無法控制的地步，不僅傷害了別人，而且吞噬了自己。

在此強烈推薦一本書：俞天任著《軍國幕僚》，可說是國內記述抗戰戰史罕見的鴻篇巨作，視角非常獨特。這本書的副標題就叫：見證從憤青到全民顛狂的歷史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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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變的經過以及中國政府的對應

一、九一八事變的經過

　　９·１８事變的主謀石原莞爾調任關東軍作戰參謀後，開始和板桓征四郎高級參謀一起，策劃在東北搞軍事事變。石原最初設想招募相當數量的日本人，穿上張學良軍的軍服，對在奉天（今沈陽）的日本總領事館和關東軍駐地進行襲擊，來挑發日本出兵的事端。但後來考慮到這樣做牽扯到的人數太多容易泄密，遂改為極少數人進行的鐵路爆破事件。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關東軍新任司令官本莊繁從旅順的關東軍本部前來奉天閱兵，屆時要進行夜間軍事演習，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９月１８日晚關東軍在奉天附近進行夜間演習，密謀者們趁演習之際，在滿洲鐵路奉天車站附近的柳條湖進行了爆破。演習的日軍聽到爆炸聲後，密謀者之一的川島中隊長立即下令停止演習，開始向駐扎在奉天的張學良軍隊發起進攻。

　　奉天日本領事館的森島領事，在得知日軍進攻奉天後，急忙找日軍負責人板桓參謀詢問為什麼要攻擊奉天的張學良軍以及是誰下的進攻命令。板桓回答說：因為張學良軍隊爆破鐵路，所以關東軍進行反擊。由於時間緊迫，他自己代替關東軍司令下達了進攻命令。森島領事請關東軍克制，試圖說服板桓通過外交的方式解決事端。這時旁邊的一名關東軍軍官拔出軍刀喝道：“你這個國賊，想干什麼？”森島只好退出。

　　關東軍本莊司令官９月１８日夜回到旅順後，接到板桓參謀打來的電報，說狂暴的中國軍隊突然爆炸鐵路，並對日本軍隊進行襲擊。由於本莊司令並不知道石原和板桓的陰謀，對板桓的電報迷惑不解。但經過石原的熱心說服後，同意下令向張學良軍隊進攻。

　　９·１８事變時，張學良擁兵１０萬駐扎在北平。張學良得知日軍發起９。１８事變後，經過和軍事顧問們的商討，向在奉天的軍隊下令避免和日軍衝突的不抵抗命令。張學良最為憂慮的是，如果東北軍和日軍交戰，東北軍的敗北是毫無疑問的。一旦東北軍敗北，日軍就會占領整個東北，張學良將喪失他在東北的根據地。失去了東北的地盤，張學良也就失去了支撐軍隊的經濟來源，東北軍和他本人也就要失去獨立存在的資格。因此以不抵抗來避免事態的擴大，力保自己在東北的地盤，對於張學良來說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另外９·１８事變時，作為國民政府主席的蔣介石正在江西攻打共產黨。蔣得知９·１８事變後，急忙於９月２１日由江西前線返回南京。對於蔣介石來說，當時正全力剿滅心腹之患的共產黨，也不希望看到東北事態的擴大，因此蔣介石也完全支持張學良的不抵抗政策。後人評價說張學良是由於執行蔣介石的命令才不抵抗，這不完全正確。盡管蔣介石下令張學良不抵抗以避免事態擴大，但蔣介石並沒有對東北軍的直接指揮權，張學良如果真想積極抵抗的話，蔣介石並不能阻止。

　　日本政府對關東軍悍然發動９·１８事變，也十分吃驚。當時的若櫬首相在他的回憶錄中，以“不聽命令的軍隊”為題，描述了９·１８事變的經歷。

　　“（９月１９日）一早，我突然接到陸軍大臣南次郎的電話，說昨晚９點關東軍遭到中國軍隊的進攻，關東軍進行了反擊，現已占領奉天城，戰鬥仍在進行中。這就是滿洲事變的第一聲。政府隨後立即召開了臨時內閣會議，確定了不擴大事態的方針。然後通過陸軍大臣，向在滿洲的部隊下達了政府不擴大事態的指示，可是關東軍並沒有停止進軍。陸軍大臣再次責令停止進軍，卻被關東軍當作耳旁風。”

　　“在事變發生時，在滿洲的部隊僅有１個師團（約１萬４千人）。關東軍向朝鮮軍（日本在殖民地朝鮮的駐軍）請求增援，朝鮮軍林司令官當即派出２個師團的部隊進入滿洲增援。本來向外國派兵這樣的重大事件，是要經過天皇和內閣批准的，但林司令官卻不經過這項手續就獨斷派出了軍隊。”

　　“關東軍進攻嫩江時說是為了保護嫩江鐵橋，我以為他們占領嫩江就會停下來。可是他們占領嫩江後，又說離敵軍太近不安全，還要越過東支鐵路。陸軍大臣下令不許越過東支鐵路，可是關東軍已進軍到齊齊哈爾，並又向黑河進軍。日本軍隊竟然不服從日本政府的命令，真是奇怪的事情。”

　　日本政府之所以反對關東軍對中國領土的露骨侵略，倒未必是完全出於對中國的好意。日本的政治家們，比關東軍的狂熱軍官們看得更遠一些，認為侵吞一塊中國領土，從日本的整體利益上來看，是弊大於利。首先日本是一個在糧食、原材料都嚴重依賴外國的對外依賴型國家，這樣的國家最怕在國際上被孤立。而關東軍的露骨侵略明顯違反了保證中國領土完整的九國條約，這樣下去日本勢必成為國際社會的孤兒，會對日本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嚴重的阻害作用。其次當時中國是日本商品的最大市場之一，侵吞一塊中國領土，中國人民的反日運動必然使日本失去這個巨大市場，對日本的經濟發展未必有利。９·１８事變後，由於中國人民的抵制日貨運動，使日本的對華貿易額由原來的每月２５００萬日元驟降為每月４００萬日元。

　　由於中國軍隊基本上沒有進行抵抗，關東軍幾十天之內就占領了錦州以北、除黑龍江以外的東北全境。

　　二、國民政府的苦惱

　　面對關東軍的挑釁，國民政府陷入了是“戰”還是“和”的苦惱。此時蔣介石采取了“忍辱負重”的對日退讓政策，蔣介石認為：當前中國的國力不能與日本相比，中國軍隊戰勝日本軍隊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應該“忍辱負重”優先解決中國的內部問題，使中國能夠盡快走向自強的道路。按照蔣介石自己的說法：“當之國力不足抗日，果若引起大戰，必遭亡國之禍，故忍辱而避戰。”

　　然而蔣介石在國民黨內部卻有強大的反對派。１９３１年５月，汪精衛、孫科等人，在廣州成立了一個廣州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南京政府相對抗。９。１８事變後，針對蔣介石剿共優先於抗日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廣州政府打出了積極抗日的口號，給蔣在社會輿論上造成了很大的壓力。當時中國的社會輿論完全傾向於采取對日強硬的態度，特別是愛國學生更是強烈要求國民政府對日宣戰，積極抗戰。９·１８事變爆發後，在全國學生中掀起了抗日救國的愛國主義熱潮。學生舉行罷課、示威游行等活動，反對國民政府的對日消極不抵抗政策，學生們還派出了請願團前往南京。９月２８日，數千學生在國民黨黨部外進行了大規模的游行，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不抵抗方針”。當時學生們認為外交部長王正廷是不抵抗方針的責任者，中央大學的學生衝入外交部將王正廷毆打至重傷，王正廷被迫於９月３０日辭職。

　　在中國學生發起愛國運動的同時，日本的學生也發起了大規模的“愛國運動”。他們組織捐款、義演等活動，酬慰滿洲前線的“愛國將士”。日本的社會輿論界也倒向關東軍一方，稱贊關東軍的“愛國行為”，指責日本政府的“軟弱”政策。後來日本人在反思為什麼日本會走向對外侵略的軍國主義道路時，認為當時的輿論界應負相當的責任。本來日本並不是沒有反侵略的聲音，在２０年代中期，曾有學者提出放棄台灣、朝鮮等國外殖民地，專心進行經濟建設的“小日本主義”；日本共產黨更是堅決支持中國人民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可是這些反侵略的聲音全部淹沒在一片“忠君愛國”的愛國主義輿論之下。

　　中國政府於９月２１日正式向國際聯盟提出起訴，控告日本的野蠻侵略行為。中國稱中國對日本的暴行采取了克制和忍耐，希望國際社會給予公正的裁決。日本當時是國聯的常任理事國，日本溫和派的代表人物幣原外交大臣，親自前往國聯解決滿洲問題。日本代表對關東軍的行為進行了辯解，但也同意立即進行撤軍。９月３０日，國聯理事會達成中日兩國都能接受的決議案。日本政府表態說：１、日本沒有對滿洲的領土野心；２、在滿洲日軍的出動僅僅是為了保護國民的生命財產安全；３、日軍將立即開始撤退。中國政府表態說：中國將在日軍撤退後保護日本平民的安全，要采取措施防止兩國關系的進一步惡化。

　　如果關東軍能夠遵守國聯的決議案，９·１８事變是可以和平解決的。可是關東軍卻有更大的陰謀，這就是在東北建立一個獨立於中國政府的“獨立國家”。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２日，關東軍參謀長三宅、石原、板桓，以及關東軍的中國通土肥原大佐舉行秘密會議，確立了在滿洲建立一個以滿族人為國家元首的“獨立國家”方針。這個國家雖然在名義上是獨立的，但國防外交等均由日本掌管，完全是一個傀儡國家。這個國家領導人的最合適候選人自然是清朝的廢帝溥儀。會後土肥原立即前往天津找溥儀密談。

　　若櫬首相察覺關東軍的一夥少壯派准備在滿洲搞獨立國家時深感憂慮。９月２６日，若櫬首相通過南陸軍大臣向關東軍司令發出電報，電報說：“本國人如果參與在滿洲樹立新政權的活動，將使帝國的立場陷於非常不利的地步。此事事關重大，嚴格禁止一切本國人對此事的參與。”然而，收電報的軍官居然將如此重要的電報私藏起來不給本莊司令官看，可見關東軍的少壯派們氣焰之囂張。此外，幣原外務大臣還指示天津的日本總領事向溥儀發出密電，告訴溥儀在滿洲建國是一個政治陰謀，請溥儀自重，不要輕率地投入這個陰謀的旋渦中。但溥儀復辟心切，還是投入了關東軍的懷抱。

　　關東軍不但不執行日本政府和國聯達成的撤軍協議，反而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又向東北軍發動了大規模攻勢。在此情況下，一度有所緩和的學生運動再次勃發。１２月上旬，全國各地的１萬多名學生來到南京，抗議政府的畏縮政策，指責蔣介石患有“恐日病”，要求蔣介石親自率領中央軍北上抗日。１２月１５日，學生們衝擊了中央黨部，蔡元培等人負傷。１７日學生又衝擊了中央日報社，與軍警發生了衝突，雙方均有人受傷。１２月１８日政府開始鎮壓學生，學生領袖拘捕，外地學生被強行遣出南京。

　　對學生的鎮壓，引起了社會各層的強烈反蔣運動。在社會輿論和國民黨反對派的壓力下，蔣介石宣布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和陸海空軍總司令的職務下野，南京政府和廣州政府再次統一。新成立的國民政府以廣州派的人為主，孫科（孫中山長子）出任行政院長。新政府一改過去對日避戰的方針，宣布准備積極抗戰。正好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８日日軍向在錦州的張學良東北軍發起進攻，新國民政府下令張學良死守錦州。張學良稱自己的兵力武器不足，請求中央政府予以增援。孫科召集諸將領討論對張進行增援，可是沒有一個將軍表示願意去東北增援張學良軍。在此情況下，東北軍不戰而撤出錦州，全軍退於山海關以內，試圖保住他們在北平附近的最後一塊地盤。

　　張學良在解釋東北軍為什麼不執行中央政府死守錦州的命令時，批評中央政府說：中央口頭上要求東北軍死守，實際上卻不給予任何支援，想讓東北軍在抗日中耗盡自己的實力。這時孫科政府體會到“口頭上抗日簡單，實際上抗日行動難”的滋味。然而不久另一個考驗又落到孫科政府頭上，這就是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８日發生的上海事變。

　　三、上海事變與日本的軍國主義化

　　１月１８日，在上海租界的５名日本僧侶忽然被一群中國人圍打，其中一人被打死，二人重傷。但二戰後的調查發現，該事件原來是關東軍的板桓參謀委托日本上海總領事館的武官，雇佣中國無賴所干。中國人打死日本僧侶一事，在日本社會引起了巨大騷動。１月２０日，在上海居住的日本人近千人，到日本總領事館和海軍陸戰隊總部門前示威游行，強烈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出兵保護他們，在示威途中這些日本人還搗砸了一些貼有反日標語的中國人商店。

　　在此情況下，上海總領事村井１月２１日向上海市長吳鐵城提出了四項強硬要求：１、上海市長對該事件進行公開道歉；２、逮捕和處罰作案者；３、對被害者進行經濟賠償；４、取締和解散上海以抗日救國會為首的一切反日組織和團體。村井總領事聲稱如果中國不接受上述條件，日本就要對上海進行海上封鎖。

　　吳市長當時表示可以考慮前三項要求，但第四項要求事關重大，要請示南京政府後才能決定。由於上海是國際都市，英美法等國在上海均有巨大的經濟利益，封鎖上海必然給英美法等國帶來巨大經濟損失。所以歐美諸國也向南京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孫科政府放棄激進的外交政策。在此情況下，孫科自感無力處理如此重大事件，請求蔣介石和汪精衛出馬，自己於１月２５日辭職。１月２８日再次成立新政府，由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蔣出任軍事委員負責軍事領導。

　　１月２５日，村井總領事再次到上海市政府進行督促，並開出了類似於最後通牒的“限期要求”，要求上海市政府在１月２８日下午６點以前作出回答，否則日本就要對共同租界以及附近地區進行軍事戒嚴。上海市政府向中央政府請示後，１月２７日表示接受日本的前３項要求，第４項要求同意解散上海的抗日救國會，但沒有同意解散所有的抗日團體。日方則以中國沒有接受日方的全部條件為由，決定在１月２８日夜開始戒嚴。

　　當時在上海的共同租界中，英、美、法等國各有數千人的駐軍，日本也駐有數千人的海軍陸戰隊。日本在共同租界分擔的警備地區是虹口地區，與駐扎在閘北地區的蔡廷鍇十九路軍隔街相對。由於越過虹口進入閘北的北四川路、松滬鐵路等越界道路，也被各國劃分為共同租界的警戒地區，這些在共同租界境界線以外的道路，成為後來中日兩軍開戰的前線。十九路軍約３萬余人，以德國裝備為主，戰鬥力較強。１月２５日開始，十九路軍在北四川路、松滬鐵路附近用沙袋、鐵絲網等建築防御工事，准備和日軍一戰。

　　共同租界的歐美列國由於懼怕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波及到上海，也對日本的立場表示“同情”，１月２８日共同租界的國際參議會同意對共同租界實行戒嚴。１月２８日晚，日軍戒嚴部隊強行進入閘北區，在北四川路、松滬鐵路等地與十九路軍發生了戰鬥。由於十九路軍的頑強抵抗，給日軍造成了重大傷亡。日海軍陸戰隊在遭受重創後，無力繼續戰鬥，緊急請求國內派陸軍部隊增援。２月中旬，以白川義則大將為司令的上海派遣軍在上海陸續上陸。日軍得到增援後，向十九路軍發出了最後通牒，要求十九路軍在２月２０日以前，向後撤退２０公裡，但十九路軍沒有接受日方的最後通牒。於是日軍在２月２０日發動總攻，十九路軍將士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傷亡人數達１４０００多人，但十九路軍並沒有得到其它部隊的增援。日軍在上海事變中也遭到重創，傷亡人數達３１００人，而９。１８事變後占領整個東北時，日軍的傷亡僅為１２００人，可見中國軍隊的全力抵抗與不抵抗的區別。

　　３月３日，十九路軍和日軍脫離接觸，日軍占領了當初要求的２０公裡縱深地區後，宣布作戰勝利。３月６日，十九路軍的將領接受國聯的請求，宣布停戰。１９３２年４月３０日，國聯通過關於上海事變的決議，要求日本軍隊撤回到１月２８日以前的防線，同時要求中國不再在浦東地區部署軍隊。中日兩國接受了國聯的決議，第一次上海事變結束。日本的上海派遣軍在撤退前舉行了慶賀儀式，在儀式中朝鮮獨立黨的愛國者投擲了炸彈，白川司令炸死，村井總領事重傷。

　　上海事變後，行政院長汪精衛一方面高度評價了十九路軍的英勇抗戰，另一方面又解釋說政府接受停戰是由於擔心共產黨勢力的崛起。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２７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此後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又向日本宣戰，在軍事和社會輿論上都對國民黨構成了巨大威脅。上海事變解決後，解決東北問題又成為國民政府的焦點。１９３２年３月１日，趁上海事變之亂，在關東軍的策劃下，面積１２０萬平方公裡、人口３４００萬的“滿洲國”宣布正式成立。本來關東軍准備建立一個共和制的“滿洲共和國”，但由於溥儀堅決要當皇帝，則改為帝制的“滿洲帝國”。

　　但關東軍扶植的滿洲國並沒有得到任何國家的承認，當時的日本政府也沒有對滿洲國予以承認。１９３１年１２月，若櫬政府倒台後，犬養毅接任首相。犬養首相堅決反對在滿洲搞一個獨立的滿洲國，認為這樣露骨地違反九國條約勢必造成日本和歐美列強的正面衝突，同時還試圖對軍隊中“下克上”的作風進行遏制。上海事變的解決，和犬養首相對事件不擴大的努力有直接關系。但犬養的行動激怒了軍國主義分子，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５日，一夥狂熱的軍人衝入首相官邸，明目張膽地將犬養首相殺害。

　　犬養被殺後，再也沒有敢於挺身而出抵抗狂熱軍人的政治家，日本的政府其實成為軍人控制下的政府。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５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認“滿洲國”，但這激起了全世界各國的反對。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日，國聯調查團發表調查結果，否認了“滿洲國”的成立理由，要求一切退回到９·１８事變以前的狀況。然而國聯的調查結果卻在日本國內引起一片怒罵，譴責國聯對日本內政的干涉。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１日，國聯進行了表決，以４１票對１票（１票為日本）通過了要求日本從東北撤軍的決議案。然而日本的松岡代表卻在表決後微笑退場，宣布日本退出國聯，使大會一片諤然。松岡代表回國後受到了狂熱日本國民的夾道歡迎，輿論界也盛贊松岡“干得好”、“有骨氣”。日本從此走上與世界人民為敵的軍國主義道路。

　　四、幾點反思

　　９·１８事變中，中國軍隊幾乎沒有進行積極的抵抗，拱手把大片國土讓給了日本。其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國的“私家軍”體制。不管張學良的軍隊，蔣介石的軍隊，還是其它軍閥的軍隊，都是“私家軍”。對於私家軍來說，他們的第一目的並不是保衛國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安全，而是保衛他們軍隊司令的個人利益和個人的安全。所以在國家遭受外敵侵略時，私家軍們首先考慮的是保衛自己而不是國家，都希望別人出頭和敵人拼死一戰，最後自己坐享勝利果實。

　　中國在９·１８事變中，拱手把東北讓給日本，表面上是張學良和蔣介石的責任，實際上是整個中國軍隊的責任。當時中國的很多軍閥和政治家，口頭上大喊要抗日救國，實際上自己並不肯出力，只想讓張學良軍和日軍拼死一戰，自己坐享漁翁之利。孫科政府請各路將軍援助張學良時，競沒有一人考慮把自己的軍隊派到東北前線和日軍作戰。在這種情況下，張學良憤而撤軍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上海事變時，大家都一致稱贊蔡廷鍇十九路軍的英勇抗日，實際上卻沒有一支軍隊前往增援十九路軍。從言行一致的為人品德來看，那些口頭高喊抗日實際上按兵不動的“愛國者”，還不如蔣介石誠實地說出不抵抗的“賣國者”。

　　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其目的也是要首先消除各路私家軍，建立一支真正的國家軍隊。否則各路私家軍都打保存自己實力的小算盤，無法進行有效的抗日。後來的抗戰結果證明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理論並非沒有道理。１９４５年初，美軍正和日軍在海上苦戰，作為盟國的中國軍隊本應該配合美軍向日軍發起反攻，可是中國軍隊卻在一旁隔海觀戰。１９４５年７、８月份，日軍已成強弩之末，中國完全有可能出兵東北收回失地，根本沒必要等蘇聯人來解放東北。可是各路軍閥都想著不出力而坐享勝利果實，不要說反攻收回失地，就連一個反攻收回失地的軍事計劃都沒有制訂過。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軍事力量的迅速增強，和日本消除了私家軍，建立起一支真正的國家軍隊有密切關系。９·１８事變中，一夥年輕軍官們在沒有中央政府的命令下發動對外侵略，並不是為了自己個人的利益，也不是為了關東軍司令的利益，而是出於一種對國家前途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關東軍的侵略是非正義的，中國軍隊保衛祖國是正義的。可是在某種意義上，那些非正義侵略者的內心世界，反而比正義的祖國保衛者更無私單純一些。

　　私家軍體制是中國軍事體制上的一顆毒瘤，是中國無力抵御外國侵略的最大原因之一。

　　作者:林思雲

日本人怎麼看憤青反日

對中國的"憤青"以及反日熱潮，日本人無法理解。日本記者曾問我：八國聯軍也侵略過中國，也幹了很多壞事，為什麼中國人不恨白人，偏偏只恨日本人？


這個問題讓我陷入沉思。是啊，鴉片戰爭讓中國轉衰，英法聯軍燒了圓明園，八國聯軍掠奪了中國那麼多白銀，中國人為什麼最恨日本人？是日本入侵的時間離現代最近？是日本的人種與中國相同？是日本的戰爭手段最殘忍？是中國教科書裏日本侵略章節最多？坦率地説，我也在尋找答案。日本認為，中國的反日浪潮，是江澤民執政13年間以日本為仇的愛國主義教育使然，系統培養了中國年輕人的仇日情緒。他們認為，江澤民不喜歡日本，對日本有成見，總是揪著日本的歷史問題不放。1998年秋江訪問日本時，沒有在共同宣言上簽字，要繼續在歷史問題上與日本糾纏。這次訪日失敗加重了他對日本的偏見，從此中國的反日浪潮越演越烈。

他們還認為，中國的"知日派"受到壓制，在中國的對日政策方面發揮不出作用。前兩年，前《人民日報》評論員馬立誠有關中國應放棄歷史問題、著眼未來的"對日新思維"一文，引起中國網民強烈反彈，而日本右翼刊物則很是推崇。當時，該文最讓人關注的，不是馬氏觀點的一家之論，而是馬氏的《人民日報》背景，被疑是替中共新領導人放氣球。

胡溫政權沒有對日採用所謂的"新思維"，讓日本失望。日本一些人指出，現在中國不是政府牽著民間意識走，而是民間情緒牽著政府走。今年4月中國反日浪潮洶湧時，政府派出來做學生工作的人物，並非深諳日本事務的外交人員，而是在外交領域多年從事法國事務的現任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日本還在玩味這種"奇怪"。

　　
回到日本記者所提"中國人為什麼偏偏只恨日本人"的問題。我歸納了以下幾個因素：白人對中國侵略年代相對較遠，國人的仇恨記憶轉淡。八國聯軍的入侵，因國家眾多使得仇恨不好集中。美英利用庚子賠款在中國建學校、建醫院，緩解了一些國人的怨恨。

　　
此外，有些仇恨日本的因素，根本説不清楚，它幾乎變成了一種基因，從上一代自然而然遺傳給了下一代。我一個朋友的兒子，剛剛六歲，看見報紙上登的日軍侵華罪行圖片，用炭水筆在圖片上打了很多叉，嘴裏高聲喊著："打倒小日本！"。　　


美國沒有拿下日本前，絕對沒有想到日本戰爭敗後竟然如此馴服。"二戰"中，本尼迪克特受美國戰時情報局之托，寫成了《菊花與劍》的日本研究報告，她在全書第一句即開門見山："日本是美國曾竭盡全力與之戰鬥過的最異特的外敵。"　

盛行武士道和"神風趕死隊"的日本，曾讓美國特別擔心他們的不馴服，但是當美國佔領軍進駐並統治日本後，美國完全沒有想到，日本從戰場上的誓死如歸轉眼變成了戰敗後的卑躬屈節，首相吉田茂對麥克.阿瑟，可謂言聽計從.事實上，日本歷史上遭受的第一個外侵事件，就是美國來的黑船，它不僅武力衝開了日本的門戶，也迫使日本走上了明治維新。日本人沒有因黑船事件對美國留下民族仇恨倒也罷了，可是日本人對美國在廣島\\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也不見記仇，那就奇怪了.　


這六十年間，當然不能説日本沒有一點反美國問題，沖繩居民對美國駐軍的抗議，石原慎太郎著書對美國説"不"諸如此類的事，也不斷出現，但畢竟都是零星和局部的，在日本形不成氣候.這很耐人尋味.如果你不曾在日本觀察他們的生活，你想象不出日本百姓的"崇美"程度，我感覺比中國人為甚.日本的另類異特也在這裡顯現.

民族優越感被視作一個民族發動對外戰爭的內在決定因素。在美國人面前，日本人沒有什麼民族優越感，然而在亞洲，日本的優越感至今仍然濃厚.儘管中國現在開始起飛，但日本只看到了中國國力的增強，而對中國國民的形象，仍然一直抱低視態度.日本對中國，兩眼裏流露出不同的光束，一束以懼，一束以鄙. 

　　顯然，中國的崛起衝擊日本的利益。同時，中國的崛起也衝擊美國的利益.美日結成同盟共同對付中國，讓日本在有恃無恐的狀態下，在歷史評價\\領土爭端\\油氣田搶奪以及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等問題上頻頻刺激中國，讓中國民間與政府之間加深歧意.説到底，日本的一系列做法，還是沒把中國當成可以真正痛快教訓它的對手.


自1972年中日建交以來，中日關係還從來沒有惡化到如此程度，目前中日間的"政冷經熱"，不過是關係惡化中的一种經濟依存而已，經濟上現在彼此還離不開，現在經濟上的競爭也越來越厲害，轉惡的一日也未嘗不會到來。請注意，即使中國"憤青"中出現一些反美或反某一國的現象，那也主要是因某個事件引發，其深遠度並不足以讓人憂慮。而對日本則完全不同，中國人的對日反感，不可否認已日益演變成一種民族仇恨，滲透到國民的血液裏而無法清除。即使中國政府在紀念抗戰勝利六十週年時不以日本侵略作為愛國主義教育題材，即使兩國在政治上再試圖修補，中國人的仇疙瘩，似乎沒有辦法解開.

　　
近來，我越發經常地聽到國人"要教訓小日本"的感嘆，甚至這種感嘆也日益成為一種不分界別的群體情緒。從軍人、知識分子、白領、學生，甚至從台灣和香港記者口中，我都聽到過，"中日必有一戰"之見，這種觀點真的正在滾雪球嗎?

隨著日本政府批准帝國石油公司在東海中國專屬經濟區試開採石油天然氣之事，隨著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揚言，"到了對中國説不的時候"，中日上空的烏雲會越來越密布，中國民間的感嘆也越來越強烈，"不把日本打趴下，它一定不會服氣"之論，呈現演變成一種民間共識之勢.如此一來，即使兩國政府有意識努力改善日益惡化的關係，中日之間的積怨恐怕也不是政治家能夠解決的。

日本在內政和經濟的雙重壓力下，讓中國人感覺，它業已表現出重走舞劍之路的趨勢.近期，便有權威文章分析，日本即將從軍事上進入"挑釁期".從步驟上看，日本一方面要修改和平憲法，另一方面日本重新武裝有可能獲得美國的"有限度支持"，因為日本的武裝，第一可以遏制中國，第二可以防止和應對朝鮮半島發生危機，第三還可以堵截復蘇中的俄羅斯在遠東勢力的重新膨脹。不過，美國考慮到"均勢原則"，仍會對日本留一手。歐盟各國基本上不會對此事介入過深，極有可能做順水人情，換些實際利益。俄羅斯因心有餘而力不足，將不會極力阻止，無奈下不得不歸還北方四島.總體而言，日本重新恢復軍備將無太大國際阻力。

　　
中國、韓國、朝鮮以及東南亞各國自然會對日本重新舞劍的企圖與做法反應激烈，但卻很難有效阻止。屆時，東亞地區將不可避免地出現一定程度的"地區軍備競賽"。

　　不採用對日新思維，不是中國政府排斥對日新思維，而是中國民間不接納此種對日新思維，同時日本也不具備中國行使新思維的政治和社會環境。往更深一層思索，此種新思維對改善中日之間的根本矛盾又能起多大作用？即使中日之間不再計較歷史問題，領土、能源、爭雄這些嚴峻的現實問題就能妥善解決嗎？

http://tw.myblog.yahoo.com/jw!ARR7CzOBSEbGZjQIIAbtkQ--/article?mid=950&prev=964&next=949&l=f&fid=17

把孙中山神仙请下神坛

 

关于孙中山其人 作者：凯华 

　　孙中山有人尊为“国父”，有人一想到他就热泪盈眶，可我以为他的历史无足轻重。 

政治家不能光有美好的理想就能赢得崇高的历史地位，要看政治结果。武昌首义与他无关，辛亥革命不是他领导的，他不过回国检了个桃子，起义者拥戴他类似于拥戴黎元洪---找个名气大的装门面。他不过是个摆设，谁听他的？文写不出《革命军》、《警世钟》那样的小册子，武比不上华盛顿、凯未尔，他算那门子国父？？？ 

他本黑社会出身，孙中山是在19世纪80年代萌发参与政治活动的念头的。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与民间秘密会党－－三合会、致公堂、哥老会等洪门组织及其他帮会结下不解之缘。1886年，他在广州博济医院学医时结识郑士良、尤列，两人都是洪门中人。他们也是最早的政治上的“同志” 。1894年在檀香山组建兴中会，最早的会员邓荫南、杨文纳也是洪门的。1895年在香港与谢缵泰、杨衢云的辅仁文社联合，组建兴中会，谢氏即是三合会成员。他们进行的多次武装起义，都是依靠会党和绿林好汉。1899年10月，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首领曾在香港会见 ，决定组织兴汉会，公推孙文为总会长。1904年1月，他又在檀香山加入洪门致公堂。“孙文亲在五祖像前发三十六誓，愿遵守洪门二十一条例十条禁。于是洪门封以洪棍之职，孙文欣然接受之。” 

顺便说一句，他最早搞的不是革命团体，而是股份公司，大家入股，造反成功后分钱！ 

他依靠黑社会，十次武装起义次次失败，连那个只会装神弄鬼的洪秀全的十分之一都当不到。有一次起义失败后，他给某人写信说这次失败是因为短缺了几百块大洋，直怪华侨小气，捐钱少。言外之意只要多了这点钱，多买几杆枪炮，革命就成功了，清朝就推翻了，这种白痴也配当国父？ 

他的“三***义”不过是欧州社会主义和***主义思想的东拼西凑的杂合物，他的政治理论没什么新东西。仔细研究他留下来的文字，不难发现他对现代西方***主义的政治理论的了解既不系统，更不深入；加上逻辑思维不严密，缺乏理论思维应有的彻底性，认识和观点的混乱，俯拾皆是。在民族和个人自大心理结合下，他甚至断言：“外国民权办法不能做我们的标准，不足为我们的师导。”“我们拿欧美已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是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如此大言不惭，自然不可能认真清理自母体文化中承受的与自由、***、法治相悖的观念和行为习惯。他的政党观念和政治行为，渗透了多少传统的帮会烙印！于是，我们看到的不是“驾乎欧美之上”的更高形态的新式***，而是言行中处处流露中世纪专制主义的腐朽气息。 

他不会判断形势，不会察人，不懂政治斗争，更不会军事。国民党在他的领导下，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狼狈不堪，众多领导人皆对他失望，可他不但不反省，反而变本加厉，竟要国民党人对他个人打手模宣誓效忠，大耍无赖，完全是黑老大作派。 

他这辈子最成功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在年届五十时搞定了一个芳龄二十的小姑娘，二是抓住了共产国际，终于搞到了外援。国民党要不是有共产国际的金钱、武器的支持，凭什么建立党军？凭什么北伐？不玩厚黑，把同是股东的***杀的杀、赶的赶，凭什么建党国？可怜老共是猫搬凳子给狗办事，自己上山打游击，吃够苦头。 

看看孙同时代的人如何评价他。 

谢缵泰（1872－－1937，一说死于1938）是出生于澳洲的革命志士，1895年便参加了兴中会。在其名著《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他记下自己观察孙文的印象。1895年5月5日，他会见孙文后写道：“孙逸仙看来是一个轻率的莽汉，他会为建立‘个人’的声望而不惜冒生命的危险……他认为自己没有干不了的……‘大炮’！”6月23日又写道：“孙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听从他。” 

宋教仁1907年2月28日的日记有如下的记载：“庆午（即黄兴）忽言，欲退会（指同盟会），断绝关系，其原因则以□□□以己意制一新国旗，而庆午以为不善，请其改之，逸仙固执不改 ，并出不逊之言，故庆午怒而退会……实则此犹小问题。盖□□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又思□会自成立以来，会员多疑心疑德，余久厌之，今又如是，则将来不能有所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遂决明日即向逸仙辞职，庆午事亦听之。”当时宋教仁是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和《民报》编辑。 

谭人凤（1860－1920）是老同盟会员和重要骨干，多次参加起义，出生入死。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到日本，为总结历史经验，他写下这么一段评语：“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观其谋举事也，始终限于广州一隅，而未尝终筹全局；其用人也，未光复以前，视为心腹者，仅胡汉民、汪精卫、黄克强三人，既失败而后，藉为手足者，又仅陈英士、居觉生、田梓琴、廖仲恺辈，而不能广揽人才；其办党也，又以个人为单位，始则放弃东京本部，专注重南部同盟，继者拒旧日同人，邀新进别开生面，非皆局量之小，手段之劣乎？至揣测华侨心理，知必发难后始能筹款，遂不计成败，嗾人轻举妄动，败后无力维持，则尤其失人心之处也，以故前后举发十数次，靡费及数百万金，无一成功之效果，卒至进退失据，不亦可惜哉！” 

陶成章（1878－1912）是坚定的革命家，光复会和同盟会的重要骨干。1909年，同盟会中包括他在内的一批人不值孙文的所作所为，要求罢免他的总理职务。他们起草了一篇言辞激烈的传单，体现着中部同盟会一批成员的愤慨，不管是否完全符合实际，听一听不无好处。同时 ，撇开一些颇难弄清的具体事实，有一些意见深刻剖析了20世纪中国政治人物的通病和顽症 ，不失为不应忽视的警世箴言。 
例如，他们说：“所谓孙文也者，在两广内地，固无一毫势力，即在于南洋各埠，亦仅得新加坡一隅，设一团体，彼时会员亦不过三十余人……弟等一片公心，尽力为之揄扬，承认其为大统领，凡内地革命之事业，均以归之彼一人，以为收拾人心之具。于是彼之名誉乃骤起 ……既得势，彼乃忘其所自始……遂以为众人独愚而彼独智，众人尽拙而彼独巧，谎骗营私之念萌，而其毒其祸，遂遍于南洋之各埠矣。” 

又如，他们指出：“凡反对彼一人者，尽诬之为反对党，或曰保皇党，或曰侦探，意欲激怒极热心而不洞悉内情之同志，使之互相倾轧，以快其初愿。” 

章太炎是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重要领袖之一。他与孙文既有过并肩奋战的岁月，也有过激烈争辩乃至分道扬镳的日子。孙文逝世，章太炎肯定“天生我公，为世铃铎……余岂好邮，好是谔谔。”既承认孙文首倡革命之功，又坦言彼此的分歧，是有话直说的诤友。孙文生前，他笔下已一再出现如下的字眼：“中山计划短浅，往往自败”，“中山天性褊狭”， “中山为人卤莽轻听”，“中山名为首领，专忌人才，此仆辈所以事事与之相左也。” 

民初的名记者黄远庸对政坛人物观察入微，他对孙文的评价是“大言无实”四个字。 

孙中山被神化是1927年党国建立后的事，原因嘛与北朝鲜神化金日成相似。为了寻找政权合法性的依据，国民党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从奠都南京之日起，便不遗余力装扮和神化孙中山。它发表《宣言》向全世界宣布：“总理中山先生所创造之三***义，实为结合中国民族之历史的文化精神与现在世界之科学的学术经验而成之革命的最高指导原则。 此一原则，不特足以指示中国之国民革命之理论与行动；全世界一切人类欲求得普遍而永久之和平而进步，其政治的、社会的组织，国家与人民之行动，绝不能背离此原则。此实过去与现在世界之一切政治的、社会的经验之所能确实证明者也。”孙中山成了中国和世界的救世主。从此对孙中山只准顶礼膜拜，对其言行不准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学术探讨。神化孙中山，不过是神化其继承人蒋介石和国民党。他们以真假参半的孙中山为符号，着力推行极权统治。孙中山成了他们实施文化专制主义的工具。这些都是众所周知和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参考资料 是  丰振衣 的 <蒙在袁世凯身上的历史冤尘> 

参考资料：http://gudenxia034.blog.hexun.com/2025709_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