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主题，但孙中山最初并没有使用“革命”这个概念，当时的说法只能是“造反”或“反清”。促使孙中山一定要造反的动因，此前并无令人信服的解释。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黄宇和先生试图解答孙中山“如何走上革命的道路”这一难题，于是有了这本七百多页的巨著。
孙中山成为公认的革命领袖后，这块金字招牌频频被各方举在手里，真正的学术研究受到很大干扰。黄教授十分直率地揭露，已故著名历史学家罗香林当年为争取当上教授，揣摩上意，巧妙嫁接，“绑架”孙科，为他的谬说背书。该书首次公布了罗香林岳父朱希祖一封家信，很“八卦”，也很有看头。朱希祖是民国著名史学家，他在给女儿朱倓（罗香林夫人）的信中，直称“香林好虚名而不务实际”“好作文而不读书”，可作为罗氏制造孙中山祖先“紫金说”的一个注脚。澳门某知名媒体人，为强调澳门在孙中山生涯中的重要性，不惜使用一些莫须有的“史料”。香港一些人士为引起港府对保护古迹的重视，生造出孙中山曾被关在域多利监狱的说法。一些学术界人士，为保住自己的“领地”，不惜在国际学术会议上采用非学术的手段，粗暴打断海外学者的发言。
《三十岁前的孙中山》，黄宇和著，北京三联 2012年4月，68元
新的“二重证据法”
作为孙中山研究中的独立学者，黄宇和生活在澳大利亚，具备利用中、西多种文献的条件，又幸运地得到研究经费，加上奋力求真的“搏命”精神，这本新著可谓新见迭出，硕果累累。
学界颇推崇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即地上文献与地下考古发现相结合的方法。对近代史来说，更合适的“二重证据法”，则是档案文献与实地勘察访问的结合。黄宇和在《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一书中，已自觉地运用这种方法；到了《三十岁前的孙中山》，这种方法则被运用到了极致。
黄先生无数次从澳洲飞往伦敦、夏威夷、香港、广州、澳门，追寻孙中山走过的足迹，深入中山、珠海、东莞乡下，翻山越岭访问紫金山村，为的是取得第一手资料，不被现存文献所“愚弄”。通过二重证据互证，黄先生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发现：孙中山祖籍紫金说，出于罗香林之伪造；早年毁坏北帝庙神像的“传说”却是真事；孙中山曾经想当传教士；孙的国学修养，并非传说中那么差劲；康德黎才是香港西医书院的真正创始人；澳门行医时期，孙中山并无宣传“革命”之举；乙未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是杨衢云、孙中山被会党所骗；孙中山第二天从城外逃往澳门，并无“败后三日，予尚在广州城内”的神勇行为；陆皓东慷慨激昂的《就义供词》，其实是假的。
神话与真实
黄教授新著的目的，主要还不是证伪，而是通过二重证据法，重建孙中山的早年生涯，以此为基础解答“为何造反”这一难题。孙中山捣毁北帝庙神像的故事，听起来像是有意制造的神话，似乎是照着洪秀全捣毁甘王庙的举动依样画葫芦。怀疑者忘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洪秀全和孙中山都是基督徒，而基督教教义中比较突出和浅显的一条，是反对偶像崇拜。孙在檀香山上学的时候，受牧师芙兰·谛文影响很深；1883年7月初，因提出入教而被孙眉遣送回家；7月底经过香港，先拜访了芙兰·谛文的同事喜嘉理牧师；回乡没几天，就与陆皓东一起做出毁坏北帝庙神像的举动，受到乡民围攻，不得不逃往香港，投靠喜嘉理牧师；喜牧师租下中环必列者士街二号3层楼房，本来是用作接待从美国归国的华人教友之用，却成了孙中山的避难所，登记在拔萃书院的入学注册卡上。广受怀疑的“神话”，被还原成了史实。
但黄先生也时时将“神话”拆穿。孙派出于推卸失败责任的目的，有意无意地制造神话，给乙未广州起义的史实蒙上了重重烟幕。孙中山自己回忆说：“败后三日，予尚在广州城内；十余日后，乃得由间道脱险至香港。”黄教授证明，孙中山在1895年10月26日获悉密谋泄露，第二天即从歧兴里出发，乘坐自备汽艇，逃往香山唐家湾，再男扮女装乘轿前往澳门，并无“败后三日，予尚在广州城内”这回事。
黄教授拆穿“神话”，并非仅仅为了揭黑，而是运用“理解之同情”，揭示孙中山不得不如此的苦衷。乙未起义，本来是杨衢云、孙中山两派合作的结果，争权和猜疑始终存在。事后为了抵御杨派的攻击，不得不编造临危不惧的神话。事实上，杨派也有组织不力的责任，双方都缺乏经验，相信会党分子的吹嘘，原来打算用作主力的“敢死队”，其实是会党临时招募的苦力，也因此而错过预定举事的日期，终为清廷所侦破。
中西文化与政体思考
从13岁进入檀香山意奥兰尼学校，孙中山就处在西方近代文化和基督教的全面包围之中。在学习书本知识之外，孙中山还接触了体育锻炼、集体劳动、纪律训练等内容，到了学医时期又参与人体解剖、实验、出诊、传染病调查等实践活动。另一方面，从意奥兰尼学校到香港西医书院，孙中山几乎没有停止过宗教活动，他早年的师友，基本上都是笃信基督的教徒、传教士，如芙兰·谛文、喜嘉理、康德黎等，从他们身上学到了积极入世精神、百折不回的韧性和宣传鼓动能力。
黄宇和对西方人士“拾传统士大夫出身的康有为、章炳麟的牙慧，来批评孙中山国学根柢浅”愤愤不平，认为孙中山在私塾时期已读过不少经书，并从美国人林百克所写《孙逸仙传》，找到孙中山13岁能随口念出《礼记》“五子之歌”的例子；黄教授还证明，孙中山教名“孙日新”中“日新”两字是他自己取的，来自《尚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香港读西书时，孙中山又通过英汉对照《华英四书》来进一步理解中国经典。孙的目标在效仿西方实现现代化，但并没有彻底否定传统价值观；至于现代化与坚持传统价值之间有无冲突，似乎并不是这位实干家研究的对象。
黄宇和还揭示，鉴于清廷积弱、民众“一盘散沙”状态，孙中山通过革命想要建立的体制，并非完全模仿英、美政制，而是在港英“万能政府”的基础上，加入中国元素，成为集行政、立法、司法、检察、考选五权于一身的政府，所谓“人民有权，政府有能”。“万能政府”的构思，是孙中山香港十年经历的产物。香港才是孙中山“革命”思想最重要的起源地。
为何“造反”
造反是杀头灭族的营生，传统的造反多是走投无路的“狗急跳墙”。孙中山受过正规西方教育，掌握一技之长，无论当医生还是做买办，都足以谋生，实在没有被迫造反的理由，最多像他的师长郑观应、何启一样成为改良派。本书用了最大篇幅，试图还原孙中山的早年经历，运用了“实证史学”的多种手段，考证各个相关细节，如就读书院的学制、课程、校长、教师、传教士，澳门孙医馆地址、“四大寇”称号之夸大等等，普通读者或视为琐碎，却并非不重要。黄先生所取得的学术进展，将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石，详细内容无法在一篇短文中充分揭示。
考证细节的目的，是试图为造反如何发生找到合理的解释。从乡间生活之酸楚、西方文明的震撼、基督教的救世精神、华侨华人受歧视的经历，到中法战争的刺激、无辜民众受清廷刑讯逼供之惨状，以及上书李鸿章不果，黄先生不吝笔墨，条分缕析。总的来说，黄先生认为孙中山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抱定激烈的反清立场，而是在“革命”与改良之间摇摆反复，迟至1893年在澳门行医时，尚没有彻底转向“革命”的迹象。
黄宇和虽已摆脱了正统史观的钳制，却像所有史学家一样，不得不受制于史料的有限性。从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的记述来看，产生推翻清朝、建立合众政体的想法，杨衢云应该比孙中山还早几年；孙中山很可能是受杨衢云的影响，而坚定了“排满”的决心。此说若真，要考察中国“革命”的起源，就必须到杨衢云、谢缵泰身上去寻找。谢缵泰曾用英文写下卷帙浩繁的日记，连同杨衢云的一批书信，至今仍保存在谢氏后人手中，从未公布，这里面说不定隐藏着什么惊天的秘密，仍有待史学界人士进一步开掘。
很“另类”的著作
《三十岁前的孙中山》不仅将丰硕的研究成果展现给世人，而且用鲜活的语言，缕述其“探案”过程的喜怒哀乐、跌宕曲折，让读者随着“故事”的进展，忧则同忧，喜则同喜。读至紧张之时，不自觉屏住呼吸；读至痛快之时，恨不得振臂高呼。学者的真性情，在书中袒露无遗。学术著作的这种写法，在国内难得一见，可能免不了“冗长拖沓”“不合规范”之讥。但行文刻板的学术著作，其传播效果也将大打折扣，不知学界诸君以为如何？
据我粗略对照，简体字版比之前出的繁体字版，内容只有增加，没有减少。简体版还新增了索引和《北京三联版序》，正文和注释字数都有所增加。页数减少的原因，是字号调小了，编辑顾惜读者的钱包，其诚可感。个别段落，我原来估计按“为尊者讳”的标准可能会被“拿下”，却依然原样照搬，我想这也是三联书店广受读者称道的一个原因。
陈晓平，《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