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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6日星期五

特工披露林彪死亡惊人内幕-【林彪】

作者:丁凯文   

译者按:彼得·汉纳姆关于林彪事件的文章,我们以前比较注意的是其发表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上的文章,而忽略了他发表的文章。而后者对林彪事件的揭示更详细、更全面。前者只是这篇文章的缩写。现在,陈航先生将汉纳姆的文章翻译成中文,笔者做了必要的校对。现贴出来供大家研究。

解开林彪死亡之谜(Solved: The Mystery of Lin Biaos Death)

  二十多年前中国宣布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在逃往苏联途中机毁人亡。为此它引出了众多的疑问。本文首次提供了一些确切的答桉。

  彼得·汉纳姆(Peter Hannam)

  1971年9月13日凌晨,蒙古东部的天空十分平静,半个月亮把白光洒在起伏的大草原上,一缕缕的云在黑夜的天空中飘过。如往常一样,杜卡嘉汶.丹吉德玛(Dugarjavyn Dunjidmaa)守卫着一处炸药库,她凝视着一公里外产荧石矿的小城市贝尔赫(Bekh)的方向。突然,发动机的嗡嗡声使她昂首向天空中望去。在城的另一边,同样的声音也引起了女哨兵纳瓦卢桑吉·索若尔(Navaanluvsangivn.Soror)的注意。她回忆说:"我听到有像汽车发动机般的很大的噪音,奇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我提起枪跑了出去。"

  很快飞机就进入了人们视野。回忆起二十二年前的事,丹吉德玛说:"我看到它坠落时尾部着火。"她现在仍住在贝尔赫她的毛毡帐篷里。索若尔也说她看到飞机上有三处着火,她冲回办公室,打电话报告了上级。丹吉德玛还说:"从我的位置可以追踪到那架飞机,直到它坠毁。"

  这两个女人当时并不知道,她们正好见证了一段历史。那架失事的飞机来自中国,由于迄今为止还不清楚的原因,它坠毁于蒙古境内一百多公里处,机上人员全部罹难。自此以后,全世界的外交官与中国问题专家们一直在探讨机上的乘客到底是何方神圣。

  数月后,中国政府宣布了一个令人奇怪的解释。北京方面说:死者中有林彪元帅,他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且被公认为是中国最杰出的军事指挥家。同机的还有叶群,她是林彪的妻子、政治局委员;还有他们的儿子林立果。这三人据说是带着他们的所有机密叛逃苏联──中国当时最大的敌人与蒙古的保护国。

  但这一解释是真实的吗?去年5月,我乘军用吉普车从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出发,去探寻究竟。六个多月之后,我对林彪事件的调查范围远远超出了飞机的失事地点。调查结束于台湾。但这之前我还曲道去了莫斯科、纽约、洛杉矶,然后回国。我尽力解决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林和他的妻子是否真是这次飞机失事中的罹难者。更吸引人的是,我发现收集到的证据说明冷漠而且谜一般的人物--林彪是个复杂的人物,远不只是简单的毛泽东的激进的代表。他看上去有些像特洛伊木马,假如他继承了毛泽东得地位,他将准备转而效忠共产党最凶恶的敌人──台湾的国民党。如果这样,无疑会改变中国的历史。

  要考察林同国民党人的关系,我们有必要追溯到1925年。那年他进入了广州附近著名的黄埔军校。这里的许多毕业生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主导了中国的军事阶层。其中许多人追随了黄埔校长--蒋介石,后来的国民党领袖及中华民国总统。另一些人则听命于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后来的中共总理周enlai。即使许多人自始至终都处于对立的阵营中,作为这一精英团体的黄埔毕业生们总有一种特殊的校友关系。台湾一位学者说;"那个时代,黄埔学生以救国为己任,不考虑个人得失,他们是很忠诚的。"

  虽然林彪一直跟随着共产党,但他仍对蒋校长保有一种作为学生的尊敬。大陆一位历史学家回忆说:二战结束时,林彪陪同周enlai前往陪都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他们二人被请进一个房间,蒋介石坐在那里等他们。出于对前校长的尊重,那时已是一赫赫战将的林彪在会见中一直站着。

  林彪与毛泽东矛盾的种子在较早的时候就种下了。林的第一次名声雀起是带领他的队伍于1937年在平型关成功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虽然他的胜利只在很小的程度上阻止了日军的前进,但却鼓舞了全国人民抵抗日寇的士气。毛泽东事后称赞了林彪的这次行动。但苏联一位很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德鲁森(L.P.Delusin)博士却认为,

  林彪这次行动事先没有得到毛的同意。当林彪1938年去莫斯科治疗战伤与肺结核时,毛把这次远行实际变成了一次政治流放。据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国际代表,林彪到达苏联时贫病交加,且没有官方证明。德鲁森说:"当他会见共产国际官员时,他甚至没有靴子,一个中国人把自己的靴子借给他。这看上去像是毛泽东在故意贬低林彪。"

  在莫斯科时,林彪为苏联领导人写了一份报告,说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态度。"他对毛泽东的政策颇有微辞。"

  德鲁森说,他看过这份报告。这有助于解释1940年以林彪之名出ban的一篇自相矛盾的文章,它发表在共产国际宣传刊物《共产国际》上。美国的林彪问题专家托马斯·罗宾逊(Tomas W. Robinson)判断说,这篇文章的风格与内容脱胎于另一作者,而只是借用了林的名字。有趣的是,这一文章称赞蒋介石建立了抗日的全国统一阵线(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奇怪的是该文全未提及毛泽东。事实上,1936年的西安事变两位将领因蒋不愿与共产党联合抗日而绑架了蒋介石之后,蒋才极其勉强地与毛泽东联合。林彪日渐增长的对毛的觉醒导致了他的第一次与国民党人的秘密接触。在1945年末,林彪秘密要求与国民党情报机关接头。国民党人安排他们的情报局副局长郑介民与林会见。根据郑关于他们重庆会谈的报告,林彪表示愿意留在共产党内,并为国民党"在将来起一些作用"。

  这一资料来自台北澹江大学政治与军事事务专家李子弋(Li Zi-yi)教授。他说郑林会见数年以后,蒋介石的最亲近的顾问之一陶希圣(陶死于1988+1年)告诉了他这件事。李说:"我相信陶,因为他看到了第一手资料,而且既然林彪已死,也没有必要编造此事。"

  根据李的说法,林彪又一次批评了毛的领导风格,把他描述为几乎是个偏执狂。毛的"左手不相信右手"。林告诉郑:"当毛派某人去前线,他一定要派另一个人在后面监视他。"蒋对林提供的消息未采取任何行动。不久以后,内战开始,林被派往东北。他可能认为他的前校长不信任他──这一观点是高魁元(Kao Kwei-yuan),林的黄埔上下铺室友,后来的国民党国防部长告诉李的。李也从其他黄埔校友处得到这一消息。李子弋接着说:"因此,林要到他可以有所表示时──比如权力,他才会回来的。"

  如果林对共产党领袖的指挥产生疑虑,他不会允许他们在战场上干涉他的军事行动。罗宾逊指出林是如何指挥他的军队在东北数个重大战役中打垮了国民党军队,从而得到了几近"战无不胜"的名声。但是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林的事业道路却因政治状况与身体多病而受阻。他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近十年。但当1959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因反对为工业化而搞的大跃进运动遭毛泽东清洗之后,林接替了彭的工作。

  作为国防部长,林对在军队中树立对毛主义的偶像崇拜做了很大贡献。1961年,他教导人民解放军学习毛泽东思想。著名的毛主席语录"红宝书"事实上就是林的发明,并且还有林写的前言。因为这些行动与以后的讲话,林在国内外赢得了激进左派分子的名声。1966年毛放手发动文化大革M之后,林的地位由于他的权力对手被一个一个地排除而日益强固。到1969年时,这位元帅不仅是党的唯一副主席,而且是宪法规定的毛的接班人。他的支持者掌握几乎全部军方要职,占据政治局席位的一半。他所需要的只是等毛死后统治中国。

  美国和欧洲的历史学者一般认为,林更愿意与莫斯科保有亲密的联系,而非是与华盛顿,如果中国不得不选择其一的话。然而,林的迅速崛起带给台湾国民党政府最高层的不是焦虑,而是兴奋。理由是:在文革爆发后不久,林在给国民党领导人的一封密信中表示出对蒋介石的拥护。

  在这一交往中的关键人物是张式琦(Chang Shih-chi),台湾1978年至1983年的情报局主任。张现年七十四岁了,已退休,住在洛杉矶。他在1966年掌管国民党军统(或称"J2")。他说,在1966年11月,一位来自大陆的信使萧正义(Xiao Zhengyi)亲手把一封信交给一个住在香港的国民党前后勤司令周由(Chou You)。萧告诉周这封信是林彪和陶铸写的,陶当时是政治局中的第四号人物,但面临被打dao的危险。周的儿子,一个国民党官员,将此信交给了张式琦。张很满意此信的衷心,便将它交给了蒋介石的儿子──当时的国防部长蒋经国,蒋经国把信交给了他的父亲蒋介石。

  信里写了些什么呢?信只有简单的两页,开始是呼吁寻求帮助,然后是微妙地表达政治的忠诚。信中说:"请给我们一些指示。"林彪与陶铸声称他们的地位" 危险而不确定"。他们把毛泽东描述为一个"疑心重而嫉妒心强的主人",其行为"狡诈"且"难以预料"。结尾处,作者向蒋介石转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如果我们有机会使我们获得自由,或者我们不必为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而负责,我们愿(向蒋)从心底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以张的理解,这层意思很简单,

  "他们感到自己在中共政府中的地位并不十分有希望。于是他们试图建立某种联系。他们企图站到台湾一边。"信的详细内容于1988年在台湾发表,但没有引起广泛注意。

  试图说服国民党领导者关于此次秘密联络真实性的另一重要方面是,林、陶、萧、周与张本人都是黄埔毕业生。有趣的是,信中,林、陶、周在信中都用了军校中的绰号。J2前头目张式琦说,经过周密讨论,最高统帅决定写封回信。张告诉周要写什么,回信转交给萧,而萧于1967年1月回大陆。萧从上海又送了第二封信,这次不是由人传递。信使说,上次通过人传递国民党回信太危险了,但林已知信的内容了,萧并且说:"林的想法还和以前一样。"

  张说他把国民党回复的核心内容总结成三点:"第一,我们向他表示他是受欢迎的。"这个前特务头子回忆说,"第二,我们愿意帮助他保住他的特殊地位。且(最后),我们想逐渐发展这一关系。我们想尽最快的速度给林回信,因那时陶铸噎被打dao了。"事实上,陶1967年1月倒台,据报两年后在医院死于未经治疗的癌症。

  就张式琦所知,从大陆来的消息停止了。但国民党仍然相信他们在北京政府最高层里有一个盟友。

  "在1966年到1971年间我们确信林姻定反对毛,"张说。"那封信后,所有涉及到林彪的活动都被密切的关注。所有他的(激进)讲话,所有他干的事情都为了一个目的──赢得毛的信任。"

  萧正义从上海寄信之后就消失了,周由也于1968年死于香港。另一位确认此信息交往这件事的人是高龙(Kao Long)上校,他是前J2在英国属地的主要负责人,现居住在台北。高说他帮助证实了原信并传送了回信。"我们把此事看得十分重要。"高龙说。这一秘密过程非常复杂,因为"每一部分都紧紧相连。因为保安措施严密,此事不可能轻易传出去。"高说对于台北回复内容,他只知有限的一部分。但他认为信中一定告诉林彪,国民党会原谅他卷入共产党的活动。高回忆那封信时说:"最重要的事是反对毛,并非反共。"

  但是在1966年,林似乎与毛正在度着蜜月般的时期。为什么他还要冒种种危险写一封可能被暴露的信?一个可能的答桉是因为权倾一时的陶铸被打dao,陶是中国南方党的负责人,也是林的盟友。这表明了在动荡的文化大革M中,没有谁的地位是稳固的。早在1966年初毛写信给他的妻子江青,表达了他对林一篇关于政变的讲话的不满,毛怀疑林的忠诚。虽然那封信直到很久以后才发表,中国官方噎承认此信曾由周enlai转交给陶铸去复印。如果是这样,陶一定会提醒林。

  红卫兵制造的无情破坏以及遍及全国的溷乱也许已震惊了林。作为一个强烈的爱国者,他带着使中国统一与强大的梦想参加革M,毛的倒行逆施使他感到愤怒。林此时也许姻定取毛而代之的时机噎到了。

  李子弋教授说蒋介石最大的遗憾之一是未能利用林──蒋总统对此曾向陶希圣多次提及。1993年10月在美国发行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the World Journal)出现一篇有趣的文章,做蒋介石的私人医生达四十年之久的熊丸(Hsiung Wan)在文章中说:"我唯一一次见到蒋总统流泪是在他听到林彪死的消息时。"

  在台湾,我找到熊要求他确认其真实性。他立刻回答说:"我否认。我从未说过此话。我不认为总统会为任何共产党人流泪。"但熊告诉我《世界日报》记者张嘉驰(Chang Jia-chi)采访过他,此人是他儿子的朋友。我给他们打电话,打到美国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张的家中,张对此进行了激烈辩护,说她绝非编造:"这仍然是一个敏感的题目。"她还说自己曾给熊寄去了文章复印件,并收到了熊的致谢信,熊承认他确实收到了文章,但说他"并未非常仔细地阅读"。

  未提及我在美国方面的调查,我问李子弋有关蒋流泪这件事,他立刻回答说:"他绝对流泪了"。"陶希圣告诉我(蒋)哭了,因为他深感遗憾。那就是在1971年。这给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民党的老将无疑会对他们身经百战的勇士为一个人而哭泣感到不满,更不要说是为一个共产党的元帅了。但是蒋可能是意识到他返回大陆的最后一点希望随着林彪之死而消失了。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北京官方解释林彪在试图叛逃苏联途中死亡从来就是站不住脚的。他们的怀疑因有关的事实而得到加强:直到最近,蒙古一直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且从未提及林是否在这架坠毁于其领土内的飞机上。中国人自己只是提供零星的尸体照片以此证明林在死者之中。

  多年以来,对此事件的悬疑导致了各种各样关于制造阴谋的传闻。在飞机坠毁后的几个月内,美国与欧洲情报机关陆续收到报告,言及机上人员中无人超过五十岁──这远低于林当时六si岁的年龄。这一判断似乎被我所接触到的不少蒙古人所证实。调查人员还在九个死者中唯一一个女性的手提包里发现了一包避孕药。林的妻子叶群那时已五十岁,应该噎过了生育孩子的年龄。更奇怪的是,表明莫斯科官方对世界看法的《大苏维埃百科全书》(the 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的1973年版对林彪只列了出生日期,并且注明了他于1973年被中国共产党驱逐。然而,试图填补这一事实空缺的最吸引人的尝试是在1983年。《阴谋与毛的继承人的谋杀》(The Conspiracy and Murder of Mao's Heir)一书作者是姚明乐(Yao Ming-le),这是作者的假名,且出ban者也只说他是个"中国公民"。书中说毛通过林的盟友发现林的企图,于是他设了一个圈套,在1971年9月12日他的北京郊外别墅邀请林彪及夫人赴宴。有周enlai陪同的盛宴上,有用四百八十二年前的明朝酒泡过的美味的东北虎虎腱。但当这对夫妇驱车离开时,毛的警卫部队用导弹炸毁了汽车,当时就杀死了林彪和叶群。是他们的儿子乘机逃离并摔死在蒙古。事实上,林立果的空军身份证是大火中仅剩下的证明文件,他在死者之中从未遭到怀疑。

  我的调查解决了核心的秘密:林彪和叶群事实上死于飞机之上。三叉戟飞机上的确凿证据是很难获得的。蒙古曾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次飞机失事,但是该国的保密法规定此报告到2008年才可公布。但是读过或帮助整理过那份文件的人说它只会使研究者们失望,文件中未提及林彪。尽管收集到的蒙古目击者们的陈述是很肤浅的。蒙古调查组和来自乌兰巴托中国大使馆的四名代表,在将尸体分别放入棺材埋进坟墓之前,只是做了外部检查。但是我从两个渠道得知一个苏联专家组曾经飞来蒙古掘出过尸体。我明白确切的答桉一定藏在莫斯科。

  去年8月,我到了俄罗斯首都。凭着一个名字、一张照片,我寻找到在1971年底被派往蒙古的主要的苏联病理学家托米林(Vitali Vasilievich Tomilin)教授,他是现在噎不存在的前莫斯科第三医学研究所的头头,现在在一家地方太平间作顾问。他短小壮实,长着白发和一双明亮的蓝眼睛。他对我的到来感到奇怪,但还是同意会见。是的,他曾经受雇于克格勃去过蒙古,他负责飞机上尸体的验尸工作。结果是什么呢?这还需要有克格勃的同意。他曾签了一份恪守秘密的证书,并保证正式公布这一结果之前不会泄露秘密。

  当时,我噎得到了必要的许可。托米林突然变得谨慎起来了。很快我就明白了真正的障碍是:扎格沃斯丁(Zagvozdin)将军,一个退休了的克格勃调查者,也是去蒙古调查组的成员之一。但最后,扎格沃斯丁终于开恩。这个克格勃侦探说他和托米林的发现只有四个人知道,另两个人是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与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列奥尼德·勃列日涅夫。调查结果从未对外公布。

  扎格沃斯丁说,为确认他们的资料完全正确,调查组曾两次挖出尸体。在抵达蒙古之时,他们对三叉戟飞机上的成员是何人并无成见。理由是:苏联分析家们说在那个飞机失事期间有三十八个主要中国官员消失。调查者们的第一次调查推迟到10月中旬,因为他们搜集了四大皮箱的有关失踪领导人的资料。

  "死人不会说话,"扎格沃斯丁说:"死者的头盖骨上并没有写着死者的名字与身份,你必须有他们活着时的照片,然后把微笑的人与腐烂的尸体做比较。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这一重大问题的答桉是什么呢?"我很幸运,因为我认出了他们:林彪和他的妻子,"托米林说:

  "我变得非常熟悉他们,两人嘴里有不少金牙。我们量了尸体的长度,与他们活着的身高和年龄正好吻合。"

  俄国人是如何确认出他们所挖出的尸体的呢?托米林从办公室保险柜里拿出一迭纸,每张纸上都有莫斯科最高机密实验室中工作的各方位的照片。他骄傲地说:

  "我只从耳垂的形状就可以判断出(林彪的身份),或只比较牙齿记录,或只用其生前照片比照其头盖骨。但是这三点检验的结论是一致的,再加上其身高、年龄与战时的伤痕。不可能再有比这更好的结果了。"俄国人把两个看上去年龄最大的尸体的头颅带回莫斯科检验。托米林说头盖骨可能还存在克格勃的地下室里。

  当然,使辨认工作能进展得较为顺利一点,是因为林彪曾有三年时间(1938~1941年)在苏联治疗战伤。林的全面的医疗记录使他们两人很快就确认了他们确实是面对着林彪的遗骨。托米林递给我一张他拍的林彪的头盖骨顶部的原始照片以及这位元帅在世时的稀有的免冠照片。林彪头上的伤处与所发现的头盖骨凹陷几乎完全重合。

  在叶群这一方面,因为她在苏联待的时间较短,俄国人只有很少的医疗记录。即使如此,尸体的耳垂形状与苏联牙科记录也与调查者的求证相符合。"我们很幸运,收集到了所有的牙齿,"扎格沃斯说,"我们在棺材里寻找并且全部找到了它们。"

  为了完成他们的调查,俄国人在11月初又去了一次蒙古。这次主要目的是检查林彪肺里是否有肺结核的标记。苏联人找到了此病的证据:肺上一块硬化成石头一样的东西──与苏联医疗记录里的一张X光片完全相符。此时,林彪的棺材里仅装着第一次开棺时余留的尸骨。但是托米林还是找到了肺结核的证据。他说" 我们找到了它,就在右肺的同一处。"对尸体没有什么好再探索的了。苏联人走后,蒙古当局决定将遗体归还中国。但是中国人要两具无头、而且噎被肢解的尸体有什么用呢?他们也许根本就不知道。蒙古病理学家桑加德日(chinkhorloogiyn Sanjaadorj)告诉我腐烂的遗体被卡车运到托尔戈特(Tolgoit),一个离乌兰巴托不远的地方秘密火化了。骨灰被放入小袋中交给中国大使馆,现在应该是在中国了。

  回到莫斯科后,托米林和扎格沃斯丁很努力地研究他们所找到的骨头。当一年后他们结束这项调查时,他们以自己发现而捍卫他们的名誉。扎格沃斯丁说:"通常,调查人员不在自己的报告上签名,但是我太激动了,以致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托米林也一起签了名。"

  正如许多人所猜测的,林彪会不会是先被刺杀,而后他的尸体被放到飞机上当成叛徒再来个自杀飞行而烧毁?扎格沃斯丁和托米林否定了林彪和叶群死于飞机坠毁前的可能性。托米林说他检查了尸体有无子弹或刺伤以表明死者事先遇害。"在一开始就排除了(死者事先遇害),尸体上所有伤痕都是来自飞机坠毁。"

  蒙古弹道学专家莫尤(Turiyn Moyu)与病理学家祖奈(Gendensambuugiyn Zuunai)也没有在尸体上发现任何子弹的痕迹。但是祖奈在确认尸体身分上进展不顺。他目前是国会的议员,他可能是罹难者尸体太显年轻以致不可能是林彪的传闻的主要来源。"那九人的尸体噎辨认不出了," 祖奈回忆说,"不可能说出哪一个人究竟是谁。"然而,他说:"大致的判断,我们无法证实任何一个人的年龄超过五十岁。"

  祖奈的错误可能由于他缺乏经验。他一年前刚刚毕业,并未检查过多少飞机失事罹难者的遗体。而且,他只对尸体做了外部检查。中国大使许文益在飞机坠毁两天后造访了失事地点。他在1988年写的回忆录里说,牙齿记录表明尸体是林彪和叶群。事实上,蒙古人说,直到五周后苏联克格勃调查组抵达前,没有人做过任何牙齿记录的对比。

  另一个重要的难解之谜是──飞机为什么会坠毁──这并不容易解决。据许(文益)说,中国专家认为缺少燃油是"飞机突然降落的主要原因"。扎格沃斯丁否定了这种说法,他说苏联专家确认飞机可能噎飞到了据乌兰巴托西北五百多公里西伯利亚的城市伊尔库茨克。

  中国分析家们用飞机的高度与飞行时间计算出三叉戟坠落时飞机上只有2.5吨燃油──足够再飞行二十分钟。飞机在最后的U形转弯向回飞之前,他们把飞行路线描述为飞机一直向北飞,从中国到贝尔赫(Bekh)。正如高度计算一样,这只是一种猜测。这种推断显然是错误的。

  9月13日凌晨1点多,蒙古东部肯特省(Khentiy)保安司令奥特贡加(Osoriyn Otgonjargal)离开达代尔(Dadal)假日营地舞厅。这个小城处于小山地带,在苏蒙边境南五十公里,据说是这一国家最伟大的征服者成吉思汗的出生地。当奥特贡加和他兄弟去卫生间时,他们突然听见头上有像摩托车的声音。"我对我兄弟说:'多奇怪,飞机的声音这么大。'"虽然云层使他们看不清飞机,这位保安司令确认飞机是向北飞。第二天早晨,他的假期突然中止,他被派往西南200公里外飞机坠毁地点。

  扎格沃斯丁证实了飞机转向南飞之前,飞到了距苏蒙边境几公里处。"它为何转弯,对任何人都是个谜,"他说。援引苏联航空观察员的报告,这位前克格勃将军说没有证据表明那架三叉戟曾试图与苏联、蒙古机场联系。"我们只在飞机坠毁后才听说那架飞机,那时噎没有危险了。"即使这样,他指出这架三叉戟有可能飞向空军战略基地赤塔──而不是伊尔库茨克,就像一般估计的那样,甚至中国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一架大型的,且相对较慢的飞机怎么可能避开雷达的侦测而如此接近苏联具有最敏感设备的军事基地呢?

  莫罗扎姆茨(Demshigiyn Molomjamts)噎任蒙古政治局成员三十年之久,反驳了扎格沃斯丁的说法。在那时,乌兰巴托的第二号人物是国家代理元首,而总统泽登巴尔在莫斯科与黑海过他的每年两个月的假期。莫罗扎姆茨在蒙古首都告诉我:"我们最先发现飞机时并非是其正穿越我们的国境,而是它噎飞越了我国领土,它向苏联人表示:'让我们进入。'但是苏联人拒绝了。我们得知如果此飞机继续飞行,它将被击落。这就是飞机当时为什么会掉头转弯。" 莫罗扎姆茨说,飞机坠毁几个月后,在一次与一位资深苏联军官的偶然的聊天中得知了这个资讯。

  飞机有可能是被导弹击中吗?这可以解释丹吉德玛和索若尔看到三叉戟坠落时机上的火焰。三国的官员皆否认了这种可能。另一解释是发动机可能出了故障。那架三叉戟上三台发动机都在飞机尾部。

  飞行员是否曾试图使飞机着陆?扎格沃斯丁与许文益都说可能并非如此。许写道:"减速板与其他减速装置在飞机减速降落时并未使用。"许写到:扎格沃斯丁说苏联飞行专家估计三叉戟撞地的时候,接近其巡航速度每小时五百五十公里。最终真xiang可能要到相关档桉材料解密,特别是赤塔空防部队的档桉公布后,才有可能揭开。如果飞行员当时减低飞机速度,安全着陆的可能性相对来说会大一些,因为该处大部分是宽阔平坦的盆地。

  为什么林彪会登上这架在劫难逃的飞机呢?今天的中国仍坚持其政治性的指控,即林彪被指犯有多项罪行,最严重的是林曾三次试图杀害毛泽东──这是在林彪死后才公布的。林彪元帅是如何渡过他关键的最后一天仍然是个谜。张宁与另一个见证人提供了重要的证言。

  众所周知,1970年中期后,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关系不断恶化,毛怀疑他的第二号人物在他自己的职位上图谋不轨。然而当毛剪除林彪的权力基础时,这位生病的元帅一点反应都没有。在北戴河,"林彪不读书不看报,"张宁回忆说,"他经常枯坐在那里,或者查查医书和字典,为他自己开药方。"因为怕痢疾,他只吃素食,如煮熟的卷心菜和用热水泡过的馒头。

  9月13日前一天下午,一丝欢乐打破了抑郁的气氛,当时林的全家聚在一起知悉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和张清霖定婚的消息。林立果为此出人意料地在晚上9点从北京飞回北戴河,他送给姐姐一些花作为礼物。但是,快乐很快就消散了,林立果也从首都带回了坏消息:叶群在政治局中的地位下降,预示着林彪将会是下一个。

  这天正是周日晚上,为消除紧张感,随从人员与一些林家成员聚在一起看电影。林彪宁愿在他自己的屋里休息。看电影的人并不轻松。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放映间。叶群看来像是紧张情绪的催化剂。她告诉家庭成员准备第二天早上7点南飞广州。晚10点左右,她和丈夫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谈话,内容被林豆豆布置的警卫员听到了。叶群告诉林彪必须离开北戴河,要不就去广州,要不就去香港。林彪几乎流泪地对她说:"即使我不得不死,我也不会跑。这样,我至少还是个爱国者。"

  林豆豆得知这些谈话的内容后,冲到驻在别墅外的8341警卫部队。这一部队是专门负责高层领导的安全。她告诉警卫们说她的母亲可能要绑架她的父亲。据张宁说,林豆豆试图打电话给北京的周enlai,但只找到8341部队的副头头,她要求对她父亲加以保护。

  大约晚11点,周enlai给叶群打电话,讲了长达半小时。他们谈话的具体内容还不清楚,虽然北京说周enlai噎知道叶群叛逃的计划,并且试图阻止林彪的座机起飞,当时那架飞机就停留在附近的山海关机场待命。事实上,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内,林彪别墅外的8341部队几乎没采取什么行动来阻止林的离开──随后有的只是林的妻子与儿子的匆忙部署。

  打完电话后,叶群要求全家收拾东西立刻离开。根据张宁和其他消息来源说,林彪对此没有任何表示。他早已按时吃了安眠药入睡。叶群和林立果直冲进他的房间把他叫醒,他们对林彪说:"快点,有人要来抓你!"他当时昏睡无力,需要有人帮助穿好衣服。叶群去到张宁处。张宁回忆说:"叶群进来时外衣是披着的,她的帽子也没戴正。"林立果此时要求停止放电影,说:"所有人必须离开。"这时已过午夜。

  当林立果得知机场噎关闭时,他马上怀疑到他的姐姐,神情大怒。他拿着枪,脸上的表情"凶残"。然而,叶群想要带上林豆豆和她的未婚夫一起走。"如果[林彪]问起来,我们没法向首长交代。"

  在张宁收拾完之前,林豆豆走进她的房间让她吃了安眠药。"你先睡觉吧,我会来告诉你何时出发。"林豆豆等张宁吃完药后才离开。当张宁开始入睡时,林立果拿着枪走进屋里,张宁回忆说,"我看到月光下他的影子,他看了一会儿,然后突然转身,跑了出去。"此后,张宁再未参与任何行动,只是后来从别的工作人员那里知道了详情。

  外面,一场追逐正在进行。从别墅出来只有一条狭窄的下坡路,林豆豆又一次试图让部队堵住路阻止林彪被带去机场。她的未婚夫也参与了行动,但是他被告知部队正在等北京的命令。他们所能做到的只是组成一层薄薄的人墙。一位工作人员事后告诉张宁,他看到林彪被胡乱地架出他的房间。"林彪看上去昏睡未醒,神志不清,由叶群和林立果扶着。"张宁说,"他当时并非神志清醒。"

  林彪被架上他的防弹红旗轿车。当车子驶向山海关机场时,负责阻挡的队伍散开了。一人向车轮开枪没有打中。当车子抵达机场时,第二拨战士受命围住三叉戟飞机,当他们看到林彪从车中出来时同样也让开了路。

  叶群的司机穆忠文(Mo Zhongwen)对张宁描述了追赶现场的情景,"没有时间安放汽车登机舷梯,所以机上人员抛下软(绳)梯,他们从飞机前面登机。林彪还是身软无力,大杨(他的私人司机)用肩膀扛起他,叶群把他拉上去。"穆还看到了很重要的情况:"加油车还在跑道前,但是飞机噎加满了油。"

  他说,"似乎不像[周enlai传达的]文件上说的。飞机噎被妥善地加好了油。"穆的说法如果是真的,就会支持克格勃的判断:缺少燃料并非是飞机最终坠毁的主要原因。这位司机从未怀疑过林彪和他的妻子、儿子都在飞机上。他说"我看到他们全登机了"。

  飞机起飞后,先向东南飞──那是台湾的方向。一些工作人员看到了飞机的飞行路线,这些警卫人员被留在林彪的别墅里。但是二十分钟内,它飞回了。"

  飞机在山海关机场上空绕了几个圈子,但是未着陆。"张宁回忆说这是一些工作人员告诉她的,"无人知道周enlai噎下命令关闭中国所有的机场,没有飞机可以起飞或降落。飞机起飞后,山海关机场所有灯光全部关闭,机场上黑洞洞一片。"最后,三叉戟飞机在天上画了一个巨大的问号离去,"然后,它飞向北方,再也没有回来。" 张宁说。

  林彪的不光彩的离去不太像是要叛逃苏联的样子。事实上,这些保卫元帅的警卫部队受到的约束的和无效反应似乎指向了另一种可能性。是不是北京高层的某个人看着林彪出走丝毫都不感到遗憾吗?

特工披露林彪死亡惊人内幕-【林彪】

2012年1月1日星期日

黄埔军校走出过哪些中共名将?(组图)

 

黄埔军校走出过哪些中共名将?(组图)

黄埔军校建于1924年,建校时的正式名称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其校址设在广州东南的黄埔岛,史称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创办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自1924年6月在广州创办到1949年底迁往台湾,在大陆共办了二十三期,其毕业生包括各分校、训练班在内,计有二十三万余人。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1924年至1927年),黄埔共招生六期,加上武汉分校的学生,有近万人之多。这些学生有相当一部分日后成了共产党军队中的骨干将领。他们为人民解放事业南征北战光耀史册,被国民党方面称为“赤黄埔系”。
黄埔一期:徐向前、陈赓、左权、蒋先云、李之龙、王尔琢、许继慎、周士第、刘畴西、蔡申熙等……

徐向前:中共军职最高的将领

徐向前

  在黄埔一期学生中,徐向前是共产党方面军职最高的将领,很早就是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其人头被蒋介石标价十万(与朱德、毛泽东一样)。徐向前当年曾在黄埔军校被蒋介石召见,可他生性少言寡语,又是北方人,所以没怎么被校长注意,蒋校长后来对之极为遗憾。

“黄埔三杰”:陈赓大将

陈赓

  陈赓被称为“黄埔三杰”(另两人为蒋先云和贺衷寒)之一。陈赓在第二次东征中救过蒋介石的命,曾被委以副官重任。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左权:抗日战场上牺牲的八路军最高指挥员

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山西省辽县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年仅37岁。

  左权当年是被陈赓带进黄埔的,后来军职却又在陈赓之上,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1942年在山西十字岭牺牲,是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八路军最高指挥员,被誉为“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蒋先云:与陈赓并称“黄埔三杰”

蒋先云考进黄埔时是第一名,毕业时又是第一名。黄埔三杰中,以他为首。蒋先云的入党介绍人是毛泽东,可见其人分量。蒋介石对他赏识无比,以极大的耐心等他回头。国共分裂时蒋介石曾许诺只要蒋先云过来就能当师长,当时黄埔学生中能当团长的都没几个。然而蒋先云铁了心跟共产党,终于不辞而别。1927年5月28日,蒋先云在河南临颍与奉军张学良部作战时牺牲,时年25岁。
李之龙:因“中山舰事件”名扬中外

李之龙以“中山舰事件”而名扬中外。在考进黄埔之前李之龙就已是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的政治秘书,资历是很老的。李之龙和蒋先云并列为黄埔中的左派学生领袖,也因此被右派学生痛恨。中山舰事件前,李之龙官升为海军局局长,军衔中将,与校长蒋介石平级,这不可避免地被视黄埔为蒋家军的蒋介石所不满。选定李之龙作为打击目标,可说是各方合力所至。李之龙从此一蹶不振,党内同志也冷淡对他,最后流亡日本。刘继兴考证,国共分裂后,李之龙又回国反蒋,在广州被捕。据说蒋介石闻讯后,曾电告李济深将李之龙解送南京。电报到达时,李之龙已被押赴刑场,牺牲在了红花岗下。

王尔琢:红军第四号人物

王尔琢考黄埔时已是最后一批报名,幸好,他和同乡黄鳌、郑洞国一起被录取。王尔琢在南昌起义时不过是团参谋长,因为部队的主要军官都逃散了,便成了仅次于朱德、陈毅的第三号人物。后来上了井冈山,又成了红军的第四号人物。王尔琢打仗以勇猛著称,曾发誓革命不成功就不剃胡子,当他牺牲在叛徒枪下时,一捧长髯,飘洒胸前。周士第:叶挺部第25师师长

周士第在黄埔时有“猛将”之誉,当过铁甲车队队长。南昌起义时又是叶挺部第25师师长,当时便是高级将领。后任红二方面军的参谋长、八路军120师参谋长,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

刘畴西:与方志敏一起牺牲

刘畴西在一期生中也是积极分子,很早就受伤独臂,最高军职当过红十军团军团长。后来在江西怀玉山地区和方志敏一起被俘,在狱中坚强不屈,与方志敏一起牺牲。

蔡申熙:在四次反围剿突围血战中牺牲

蔡申熙

  蔡申熙在鄂豫皖是地位仅次于徐向前的军事将领。张国焘对黄埔出来的人大开了一顿杀戒,却十分欣赏蔡申熙,有意委任他为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无奈时运不济,在四次反围剿的突围血战中,蔡申熙亲临前线,中弹牺牲。

宣侠父:蒋介石命军统特务将其暗杀

宣侠父(右)与博古(中)、李克农(左)在南京

宣侠父是一期生中的特殊人物,因蒋介石破坏以党治军的制度而抗命不从,被蒋介石开除出黄埔。临行前留诗两句:大璞未完总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后来宣侠父入吉鸿昌部,八路军时又任高级参议,出面向国民党要钱要枪。蒋介石对他不胜其烦,命军统特务将其暗杀。
黄鳌也是一期中著名共产党人,后来又跟着朱德、陈毅上井冈山,在湘南作战中牺牲。
阎揆要是和杜聿明、关麟征等人一起从陕西千里跋涉来考黄埔的。这十几个陕西人中竟出了6个中将,而阎揆要是其中唯一的一个解放军中将。

1924年,阎揆要在黄埔军校

彭干臣,1899生,安徽英山(今属湖北)人。南昌起义时任南昌卫戍司令兼党代表、南昌公安局局长(前任局长是朱德)。后来跟着方志敏去赣东北,1935年1月参加北上抗日先遣队,于皖南战斗中牺牲。
  在一期生中较为可惜的是孙德清、吴展、董朗这几个人,在军事上都是一把好手,却都死在了肃反黄埔二期:周逸群、卢德铭等
  在黄埔二期中著名的共产党人是周逸群和卢德铭。周逸群是红二军团的政委,和贺龙一样是红二方面军的代表。1931年5月在湖南省岳阳县贾家凉亭附近遭国民党军伏击,英勇牺牲,时年35岁。

  卢德铭以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的身份率部参加过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并任秋收起义总指挥。1927年9月25日,秋收起义部队在萍乡芦溪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为了掩护部队撤退,总指挥卢德铭英勇牺牲,年仅22岁。如不死,他很可能是会师后的红四军副军长,建国后当然的元帅。

  二期中的余洒度值得一提,他是李之龙的好朋友,参加了秋收起义,是红军中的第一个师长。后回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与中共失去关系,转回投奔了蒋校长。后来余洒度任国军少将,在北平贪污,被蒋介石下令枪决。
黄埔三期:朱云卿、吴光浩
  黄埔三期生中朱云卿是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的英雄,时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十分为朱德欣赏。后在苏区医院养病时被特务刺杀而不幸身亡。

  吴光浩则是黄麻暴动的副总指挥,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之一,在当地有着极高的威望。后在前往河南组织暴动时遭民团突袭牺牲。他牺牲后,中央派徐向前来接替其指挥军事。
黄埔四期出的中共将领是最多:林彪、曾中生、段德昌、伍中豪、叶镛、陈毅安、袁国平、洪水、郭化若等
  林彪,共和国的十大元帅之一,战功卓著,被誉为“军事天才”。

  刘志丹,陕北红军的创始人,曾任中共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15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二十八军的军长。1936年4月,刘志丹在东征战役中牺牲于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现属柳林县)的一次战斗中,年仅33岁,是东征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毛泽东为其亲笔题词:“群众领袖,人民英雄”。

曾中生,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徐向前的副手,以游击战略而名贯全军。后被张国焘长期关押,并被秘密处决。

段德昌,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洪湖苏区的创始人,红二方面军的代表人物之一,有“火龙将军”之称。后被特派员夏曦杀害于肃反中。
伍中豪,红一方面军中与林彪齐名的将领,毛泽东的“三骁将”之一。朱德曾有意自己进军委后让其接任红一方面军总指挥之职,但不幸的是,伍中豪在病愈追赶队伍时被江西安福县民团袭击牺牲。
叶镛,1899年生,四川乐至人。鄂豫皖苏区最早的师长,徐向前是他的参谋长。1928年6月被敌逮捕,陈毅安,1905年生,湖南湘阴人。井冈山的红军骁将之一,任过红五军参谋长等职。1930年8月7日牺牲于长沙战役。
袁国平,湖南邵东人。1933年1月起,先后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军第1方面军政治部代主任。参加中央苏区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两次入闽作战。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政治部主任,工农红军学校政委等,1938年3月,袁国平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1941年1月19日在皖南事变突围中牺牲。
洪水,1906生,原名武元博,越南河内人,解放军中唯一外籍将军。兼有越南人民军少将衔,是世界少有的两国将军。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广州起义。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改名洪水。1932年,以师职干部身份到瑞金红校任教。1934年,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参加长征。抗战爆发后在山西、河北等地开展抗日工作。1945年回到越南,改名阮山,任军区司令员,授少将军衔。1950年再到中国,任中央中共部越南科负责人。后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任中央军委条令局副局长、《战斗训练》杂志社社长兼总编。1955年,被授予解放军少将军衔,1956年患癌症后回越南,在河内病逝,终年48岁,越南为他举行了国葬。
郭化若,1904年生,福建省福州市人。毛泽东最早的军事秘书之一,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政委、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上海防空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1995年11月26日在北京逝世。
  除了上述的外,四期生中的共产党将领还有王世英、方之中、李天柱、李鸣珂、李运昌、李逸民、肖芳、季步高、胡陈杰、倪志亮、唐天际、曹广化等人。后遭杀害。

黄埔五期出的几个重量级人物:许光达、宋时轮、张宗逊、陶铸、赵尚志、谭希林   
许光达,湖南长沙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将之一,建国后受命组建装甲兵,任装甲兵司令员,后兼任坦克学校校长和装甲兵学院院长。   
宋时轮,湖南醴陵人,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九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委、军事科学院院长兼书记。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张宗逊,陕西渭南人,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陶铸,湖南祁阳人,建国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政治局常委。1967年1月遭江青等人诬陷,受到残酷迫害,1969年11月30日逝世于合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   
赵尚志,北满抗联的灵魂人物,与杨靖宇有“南杨北赵”之称。日将冈村宁次在东北时数次对赵加以围捕而不果,将其写入自传中。赵尚志对敌作战英勇,却被自己的中央两次开除党籍,直到牺牲四十年后才得以平反昭雪,鄂豫皖苏区的最早创建者之一。   
五期中还出过解放军上将杨至成和中将谭希林。
黄埔六期:郭天民、王诤、张开荆等
  黄埔六期中出过郭天民(上将)、王诤(中将)、张开荆(少将)等解放军将领。在高级班中有两个著名人物,一个是黄公略,毛泽东最器重的红军将领之一,将其写入诗词中。另一个是贺国中,彭德怀的得力干将,红五军中最早的几个党员之一。贺作战勇猛顽强,为广大将士爱戴,被誉为“虎将”。
黄埔武汉分校:罗瑞卿、赵一曼、陈伯钧等
  黄埔在武汉办过分校,同样出了一些著名的共产党将领:张子清、王良、罗瑞卿、游曦、周维炯、邓萍、程子华、段玉林、赵一曼、陈伯钧(上将)、徐彦刚、胡筠、刘型、李青云、李超时、张赤男、张友清等。
  其中,游曦、赵一曼、胡筠还是三位巾帼英雄。游曦,广州起义著名女英雄。带领一班女兵与敌巷战,因寡不敌众全部牺牲。游曦也血洒疆场,年仅19岁。赵一曼,四川宜宾人,原姓李,抗联中的著名女英雄,任抗联第三军第二团政委。在吉林珠河战斗中受伤被俘。在入院疗伤时说服护士韩勇义及看守,雇马车偷偷逃离。因马车速度慢,在离游击区仅二十里时被日军追上,不久英勇牺牲。死后长时期身份不明,后在同学罗瑞卿帮助下,终于明确了真实身份。胡筠,双枪女将,极为能干,平江地区苏维埃主席,彭德怀当时是她手下的委员。后在肃反运动中,一代女杰胡筠被冤杀。(摘自《刘继兴读史》 作者:刘继兴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出版)

2011年12月29日星期四

陶铸_身入虎穴指挥厦门大劫狱

陶铸祖父陶益斋早逝,由祖母主持家计。父亲陶铁铮,毕业于衡阳南路优级师范,曾参加武昌辛亥革命,任过汉冶萍公司下属转运局长,并与人合伙开办小煤矿。1908年1月16日,陶铸出生于湖南省祁阳县石洞源榔树村。1918年,其父与三叔被军阀吴佩孚部下萧耀南杀害,陶铸因家庭变故辍学,后经亲戚介绍做了数年学徒。1926年,陶铸进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同年经赵世嘉、陈葆华、詹不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陶铸参加南昌起义。并参加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警卫团,参加广州暴动[1]。1929年,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等职。1930年5月,陶铸亲率12人突击厦门监狱,以零伤亡代价接走狱中40余共产党员,国民党守军死伤20余人,此为震惊当时全国的“厦门大劫狱”[2]。1932年,与曾志结婚,后育有一女陶斯亮。

1933年,陶铸到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后被国民政府逮捕,被押送南京宪兵司令部,并判处无期徒刑。1937年,经周恩来、叶剑英与国民党政府多方交涉;9月26日,黄文杰将陶铸等七人营救出狱,陶后在鄂中组织地方游击部队,后与李先念组织的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会合,并担任支队政委[3]。1940年到延安,后于1943年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1945年,陶铸参加中共七大,会议决定在湘粤桂边区发动游击战争,由其担任边区党组织副书记兼部队副政委。同年8月,奉命改经太行、冀中、冀东至山海关赴东北,九月中旬抵沈阳,改任辽西省委书记兼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政委,参与四平战役等,负责弹药补给与伤员运输等后勤组织工作。辽沈战役后,陶铸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1949年1月,陶铸随东北野战军离开沈阳,改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进入山海关,参加平津战役。1月21日,作为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全权代表,陶铸入城同傅作义进行北平谈判,双方于次日发表《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北平城内国民党部队接受改编,北平城免受战火破坏。5月,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负责武汉三镇的接管工作[4]。

      厦门大劫狱

       厦门,是一座饱受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盘剥和掠夺的海港,又是具有反帝反封建革命传统的城市。1927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厦门成立了厦门市委,建立了三十多个基层工会,领导厦门工人运动,会员发展到几万人。1927年4月9日,中共厦门市委负责人被国民党反动派突然抓去,秘密押往福州杀害。革命的烈火,并没有在反革命的屠刀下熄灭。在党的领导下,在厦门先后爆发了海员工人、牛车工人反对国民党政府逮捕工人的罢工斗争;大、中学生争取集会结社自由和保障人权的罢课斗争;中、小学教职员反对国民党裁减教育经费,要求发清欠薪的罢教斗争等等。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发展,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惧。后来,福建党的工作受立三路线影响,经常举行飞行集会,党员带头散发传单,把党的力量,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

      敌人派出大批军警特务,破坏罢工、罢课、罢市,疯狂搜捕共产党人。中共厦门地下市委第二任书记刘瑞生、团省委书记陈柏生,都在1930年春先后被捕,关押在思明监狱。当时在厦门伪思明县政府的思明监狱里,就关押着我党40多位同志,其中除刘瑞生、陈柏生这两位福建党的负责干部外,还有曾在国民党厦门市党部工作的地下党员谢仰堂夫妇,以及30多位从闽西革命根据地捕来寄押的苏维埃干部、红军指战员,有许多还是毛泽东创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出来的,这些同志,大都是经过大革命时期斗争考验的党的重要干部。
  1929年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主力进入闽西后,同年5、6月间,以龙岩、上杭、永定、连城、长汀五县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并逐步巩固、扩大,1930年3月,成立了闽西苏维埃政府,革命形势的发展,急需大量干部,特别需要经过斗争考验,富有斗争经验的领导骨干。在这个形势下,怎样尽快营救这些被捕的同志出狱,把在狱中的这一批党的优秀干部,输送到闽西革命根据地去,加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这个紧迫的任务,首先就落到了肩负地下省军委主任的陶铸身上。陶铸此时年方22岁,革命斗争的锤炼,已使他迅速在斗争中成长为一个有胆有识的年轻军事指挥员。
  当年的厦门,是个不方不圆的孤岛。它的东南面俗称厦门港,是个渔港,著名的南普陀寺和厦门大学,就在厦门港地区。西北面是商业区,俗称厦门市。伪思明县政府就在靠近南普陀寺和厦门大学这一地区,国民党的厦门军政机关都设在这里。思明监狱就在伪思明县政府内,也就是现在的厦门思明南路458号旧址。县政府座东偏北,背靠鸿山与蜂巢山交接处,面向厦门港。走进县政府的大门,是一个大长方形石条铺地的宽敞庭院,东边的房子是县政府,往西拐有一道围墙,墙边有一个大铁门,那就是进出监狱的大门。监狱没有通向外面的门户,进出监狱,都必须通过县政府的大门。监牢里有两个大监房,每个监房都是南北长,东西窄,各约30多平方米。人多地窄,连床铺也没有,只在地上铺上稻草,“犯人”挤在一起,背挨背的席地而卧。四五月份的厦门,气温常在摄氏30度以上,几十人挤在窄狭的牢房里,人像装在蒸笼里,热的透不过气来。夜晚浑身叮满蚊子,汗水把稻草都浸透了。这两座监房,就是个活地狱。当时国民党在厦门有两处监牢,一处是思明监狱,一处是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被抓来的“犯人”,若是关押在警备司令部的,还有释放的希望;若是关进思明监狱,就等于判了无期徒刑。关押在这里的“犯人”,既不提审,也不判刑,更不释放,关进来的人,只有活着进来,死了出去,这个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就等于“死牢”。
  陶铸最先接到监狱里的同志通过内线送出来的一个消息:他们关在这个活地狱里,与其死在牢里,不如拼着一条命冲出监牢,活一个算一个,他们有这个打算,请示省委决定。当时狱中同志已遵照省委指示,成立了狱中临时党支部,由刘瑞生担任支部书记,领导狱中斗争。
  省委书记罗明把王海萍、陶铸找在一起,研究了监狱里的情况和狱中同志的意见,他们都认为:狱中同志的意见不妥,不能这样性急乱动,遭致不应有的损失。陶铸提出:如果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还是有可能把狱中的同志安全营救出来的。决定以“探监”的名义,通知狱中同志,暂勿盲干,等候条件成熟,相机行事。
  正在这时,省委接到密报,国民党政府已准备把关押在厦门思明监狱的这一批共产党要犯,秘密押解福州。形势的突然变化,省委把营救狱中同志,提到了最紧迫的日程。省委连续召开了四次会议,对营救狱中同志,作了详细的研究。罗明、王海萍、谢景德、王德、陶铸都认为:如果这批同志被押解福州,更无生还的希望。大家都感到:必须立即采取果断的营救行动。就是冒再大的风险,也要把这批党的富有政治军事斗争经验的干部营救出来。省委对敌我双方情况,从成败的各个要素进行分析估量后,决定武装劫狱,成立了由省委直接领导的一个由五人组成的“破狱委员会”,为了保密,改称为特别委员会。特委五位委员是:罗明(省委书记)、王德(团省委书记)、谢景德(省委组织部长,又名谢汉秋)、王海萍(省军委书记兼省委宣传部长)、陶铸(省军委秘书)。革命互济会主任黄剑津担任破狱委员会秘书长,富有军事斗争经验的陶铸,指定担任直接指挥武装破狱行动的总指挥。
  1930年3月底开始,陶铸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就着手积极准备武装劫狱的具体行动。
  陶铸充分认识到这次破狱斗争的复杂与艰巨。既要敢于冒大风险,又要具有出敌不意的谋略,才能完成破狱救人的任务。他首先从调查研究入手,摸清破狱所需要掌握的一切情况,采取多层次的思维和多层次的准备工作,包括敌情的侦察、内外的配合、破监的部署,以及破狱后的接应、转移等等,每一个侧面,每一个细节,都须要十分审慎地计划周到。身为一个指挥员,陶铸清楚地理解:这是在白区敌人心脏里打响的一次战斗,战争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只有把各个方面的问题都想到了,各个细节的具体行动都准备了,才能保证任务的完成。
  1930年春夏之交,厦门党组织领导展开了一系列重大斗争,反对白色恐怖。3月18日,厦门革命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响应全国争取自由大同盟的号召,在厦门中山公园举行了有两千多人参加的“三·一八惨案纪念会”,通过了反对军阀混战、反对国民党捕人等决议,国民党驻厦门海军司令部派军队包围会场,逮捕了厦门大学四位革命师生,多人受伤。惨案发生后,激起了厦门广大学生的愤怒和抗议,纷纷召开紧急会,组织援救被捕师生。4月9日,是厦门工人领袖罗扬才同志等被捕遇害纪念日,革命群众高举红旗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枪杀革命战士。4月25日,工人群众占领天主堂,召开赤色工会代表大会;5月1日在大同酱油厂门口,举行“五一节”纪念大会。党在领导的这些活动中,与前来镇压的国民党军警,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这些活动表明:革命群众反抗国民党的斗争情绪是高涨的,革命群众的这些行动和强烈的斗争要求,已为这次武装破狱斗争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陶铸首先调查了厦门国民党军事力量的部署情况:厦门统治阶级主要军事力量有两个营,第一营有兵士400人,第二营兵士450人,武装警察20余人,侦探队40余人,此外,还有炮台的炮兵、炮台的特务营几百人。陶铸根据敌军部署的情况分析:第一营驻扎在禾山,离厦门20余里地,动员到厦门,至少要一个半小时,远水救不了近火。在禾山的第一营里,还有党的地下组织。第二营虽然驻扎在林〖〗石石,离厦门港只有两里地,但当时国民党军队,除站岗放哨的卫兵外,其余的士兵,平时都不发子弹。就是他们听到劫狱的枪声,从接到命令集合,给每个士兵发子弹,等到他们从驻地赶到监狱,起码也要半个小时以上。炮台的炮兵和特务营,任务是守卫炮台,不可能来支援。剩下的只是警察和侦探。这些人白天都分散在整个厦门岛执行勤务,一旦劫狱打响,集合起来增援,至少也需要半个时辰以上。陶铸还亲自侦察调查了解思明监狱的敌人警卫部署。驻守思明县政府和思明监狱的敌人兵力,只有警卫队36人,三四条驳壳枪和一些不好用的单响毛瑟枪,战斗力很弱。监狱里面只有卫兵4人,分散在三个地方放哨。监狱铁门外面,是一个天井,看守监狱铁门的哨兵,平时就站在天井里放哨,都不带枪。只有看守所所长一人身上带着短枪,但他平时都呆在天井西边的小楼上。那时统治厦门的国民党军警,只知对犯人和前来探监的家属敲诈勒索,还未学到国民党那套法西斯的统治手段,对思明监狱的管理比较松懈。每星期三、六两天允许探监,只要暗地里给看守和卫兵一些钱,谈话时间不限,交头接耳也行,把大包小包的衣物食品送去也行,都可以不受盘查。陶铸在制定详细的劫狱行动计划之前,他亲自带领准备参加破狱行动的同志,以探监为名,多次进入思明监狱,对守卫伪县政府和思明监狱的敌军部署、监狱内部的地形地物以及破狱路线,都侦察得一清二楚,了如指掌。
  这次破狱斗争的攻击点,就集中在敌人防范比较松懈的厦门思明监狱,在省委召开的制订破狱行动计划的会议上,陶铸根据侦察的情况,对敌我双方力量进行了正确的估计之后提出: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为了顺利营救狱中同志,破狱行动必须快速,只能智取,不能强攻,战斗打响,在敌人来不及增援时,就要完成任务。陶铸详细计算了驻守厦门敌军赶来增援的到达时间,具体提出:破狱战斗,必须在敌人没到来之前的20分钟内结束,才能保证出狱的同志安全转移。
  这次破狱斗争,既是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城市一次出色的武装斗争,又是在白色恐怖下,地下党与苏区根据地密切配合下一次成功的武装行动。厦门地下党组织,动员了党团员积极分子,担任破狱后引带出狱同志撤退和隐蔽的工作。并筹备中装、西装和衬衣,准备给出狱的同志进行改装。苏区的中共闽西特委负责人邓子恢、郭滴人等同志,亲自部署控制从龙岩至漳州的交通线,防止敌人增援。闽西特委还选派了有武装斗争经验的漳州红军游击队队长王占春、龙岩乡苏维埃主席老谢等来到厦门,参加武装劫狱。同安县委还根据省委的指示,安排了两条木帆船到厦门港接应。罗明、王德两人,还亲自到同安县的彭厝等地,选好隐蔽地,一俟破狱救出狱中同志,就立即在厦门港乘木帆船到彭厝隐蔽,然后转移到闽西根据地。
  出乎陶铸的意料之外,地下省委把这一周密的劫狱计划告诉狱中同志时,狱中的同志却不同意。省委的破狱计划是:劫狱人员伪装成探监家属,选择有利的适当日期,从县政府大门进去,打开监狱之后,劫狱人员掩护出狱同志,都从大门冲出来,立即从县政府大门对面直通厦门渔港的街道小巷穿过去,到海边渔港,登上预先停靠在那里接应的木帆船,迅速从水路离开厦门。而狱中的同志却主张打开监狱后,应从监狱的后门出去,监狱后面就是鸿山与蜂巢山,山高林密,利于分散隐蔽。如果从县政府的大门冲出去,与守卫县政府的40多个警备队员遭遇,寡不敌众,有全被打死的危险。
  破狱委员会在罗明的主持下,对狱中同志的意见,又再三考虑,权衡利弊。陶铸身为破狱总指挥,他知道安全营救同志出狱,成败的重责,主要落在他的肩上,陶铸从复杂的斗争中已形成了他具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遇事先做调查研究,当他充分的掌握了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分析和估计后,他就果断地作出决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陶铸提出:这个破狱计划,是经过我们亲身深入监狱侦察,精确的从敌人的各个方面都作了充分的估计之后作出的,连敌人赶来增援的时间,我们都做了分秒计算。狱中同志提出从后门冲出,上山隐蔽,避开与警备队正面交火的意见,乍看起来,似乎安全些,实则危险极大。因为一出后山,就是一大片山岭,我们路径不熟,而敌人却比我们熟悉山上的情况,何况厦门又是一个孤岛,破狱的枪声一响,敌人把进山各个路口和水路交通一封锁,从四面八方赶来“围剿”,我们孤立无援的隐蔽在山上,一时难于快速转移,等于我们把自己装进了敌人搜捕的口袋,不要说狱中的同志难逃魔掌,去破狱的人也会一一被捕。从大门冲出去,出敌不意,速战速决,实则安全稳妥。
  罗明、王德、王海萍、谢景德等破狱委员会的负责人,都赞成陶铸的胆识与分析,一致确定,原破狱方案不变。陶铸还再次化装进监,以探监为名,把省委的决定,和狱中同志详细商量说明,终于说服了狱中同志。对破狱计划,狱内狱外取得了一致。
  陶铸亲自参与决策,并负责直接指挥的一场厦门破狱斗争,已进入紧张的准备阶段。
  破狱日期,定在5月25日,因为这天是星期日,军警各界放假,官长不上机关办公。敌人的指挥首脑机关,毫无防备,劫狱枪声打响,也使敌人蒙头转向,措手不及。
  破狱时间,就定在这一天的上午九点半。这也是经过精心选定的时间。陶铸已多次侦察查明,每个星期日的这个时间,国民党的士兵、警察多在戏院看白戏,防务空虚。等敌人发现劫狱,我们早已接出狱中同志扬帆远去。确定破狱的这一具体时间,也是罗明、陶铸等精确的掌握了这个季节的海上潮汛规律而精心选定的。上午九点半正值退潮时间,只有趁潮汛时才能使出狱同志上船后,安然撤离厦门岛。这时出击厦门思明监狱,时机最为有利。
  根据敌人的兵力分布和调兵增援的规律和时间,破狱委员会决定:破狱的动作,要突然袭击,速战速决,严格要求在15分钟内结束劫狱行动。
  按照省委的决定,陶铸和谢景德两人,立即着手在破狱委员会领导下,组织“特务队”和“接应队”两个行动组织。特务队负责武装劫狱,接应队负责把营救出狱的同志,安全护送撤离出厦门市区。特务队是破狱斗争的一支武工队,陶铸精心挑选了11位政治素质好,并掌握了一定军事技能的同志组成,其中有王占春等从闽西苏区和漳州游击队抽调来的,有从厦门士兵地下党支部抽调的,还有从码头工人纠察队抽调来的地下党员。鉴于这次破狱斗争非同寻常,破狱委员会决定:在鼓浪屿设立秘密训练班,对参加特务队的人员,进行严格的训练,由陶铸兼任训练班主任,集中全部精力,做好队员的军事训练工作。训练的目的,省委决定对队员暂时保密,以防破狱行动泄露。
  从4月末起,陶铸就和特务队的11名同志,住在鼓浪屿山后的一个隐蔽地,进行为期四周的秘密训练。陶铸为训练班制定了具体的训练计划,训练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讲政治形势,由破狱委员会的五位成员轮流上课,讲课不涉及破狱之事,主要是分析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的道理,指出当时政治形势很好,革命力量不断壮大。敌人方面,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混战已爆发,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的反动政治,正受到内外夹击,强调每个革命者,认清形势,增强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夺取全国的革命胜利。讲课和讨论相结合,进行了两个星期。政治训练结束之后,就进入第二阶段的军事训练。
  参加破狱特务队的王占春、黄宛、林雪榕、白文庆、容古、老谢等11位同志,有的打过仗,但一半以上的人,还没有摸过枪。陶铸深深知道,他指挥的这一支精悍的武工队,不仅在政治素质上,绝对要求忠于党的事业,敢冲敢打,不怕牺牲;而且在军事技能上,也要绝对要求枪法熟练,打得准、打得稳、打得狠,保证不发生临阵慌张,乱了枪法,贻误大事。在军事训练中,陶铸要求严格,一丝不苟,先在室内学习如何熟悉枪支的性能,他亲自示范,教会每个队员如何拆枪和安装。陶铸指导的十分细致具体,例如射击时,发生卡膛,应该如何处理等等技术问题。然后分批渡海在新安、霞阳一带山沟,练习地形侦察、实弹射击、拼刺和巷战。陶铸还亲自率领几个特务队员,化装为家属,以探监为名,分别到思明监狱实地侦察,熟悉地形地物和撤退路线。陶铸在制订破狱计划时就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是武装到牙齿的。厦门又是军警特云集的孤岛,思明监狱又设在官府里头,虽然敌人腐败,有弱点可以利用,有空子可钻,破狱是有胜利的把握,但切不可排除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危险性,不能掉以轻心。胆大心细的陶铸,对武装劫狱的准备工作,做得特别细致,对特务队行动的每一个细节,他都作了周到的考虑和安排,保证劫狱万无一失。
  当时地下党经费十分困难,想尽了方法,只筹措到440元买来两支驳壳枪。闽西苏维埃政府负责人邓子恢知道后,先后两次送来2200元买了13支手枪,支援武装破狱。特务队的队员,人手一支崭新的手枪,个个有如下山的小老虎,就等着省委一声令下,跃出隐蔽点,向指定的目标扑去。
  5月23日,破狱的前三天,省委书记罗明,破狱行动总指挥陶铸和11名参加武装破狱的特务队员,化装成游客,陆续来到鼓浪屿的一个偏僻的山岭上,陶铸此时才正式宣布:11位无产阶级的革命勇士,庄严举行破狱誓师大会。
  罗明高高的个头,炯炯目光,向每一位特务队员传达出党的最大的信任和胜利的期望。这是在白色恐怖下举行的革命誓师大会,罗明以激动的感情,向参加破狱的战友,作战前政治动员。他压低着嗓门,铿锵有力地说:“同志们,你们是党挑选出来的破狱英雄,40多位在狱中的战友,期待着你们去营救,你们去执行的是一项非常光荣、非常重要的革命使命,省委要求你们,服从命令听指挥,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完成营救同志的破狱任务!”
  陶铸昂首站立在山岭的一处高坡上,带领特务队的全体同志宣誓。11位破狱英雄,共同发出庄严的声音:我们向党宣誓,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坚决完成破狱任务。
  5月24日破狱前一天晚上,破狱委员会在思明戏院左门边的“罗克咖啡馆”聚会,对破狱的各项准备工作作最后一次检查。省委书记罗明在听取了陶铸、谢景德、王德和同安地下县委等关于破狱、接应以及安全撤出的路线、出狱同志的安置等的详细汇报后认为:一切准备就绪,武装破狱按预定计划:明天,5月25日上午九时半打响,特务队从思明县政府大门巧妙直插牢房,智破厦门思明监狱。
  从闽西苏区、同安地下县委,到厦门狱中内外,各方密切配合,一切准备就绪。
  1930年5月25日这天是星期天,5月正是南方梅雨季节,又是闽南杨梅上市的时节。久雨初晴,从厦门市区来到思明监狱所在地区附近著名的南普陀寺进香的游客,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川流不息,远比预料的要多得多。王德带领早就组织好的厦门的党团员和工人、学生,装扮成游客,混在游客中,掩护劫狱。破狱委员会已周密设计,打开监狱后,如敌人闻讯追赶,他们就马上装作打架,制造交通事故,阻碍敌人追赶。谢景德指挥的十余名接应队,也早已按照预定时间,到达思明县政府附近。县政府旁边就是一个露天市场,接应队的队员,也化装为游人,有的在摊贩上买香烟,有的装看久别重逢的好友,站在路旁攀谈。他们的任务是接应出狱同志,迅速把他们带到直通渔港的碧山路尽头的打石字堤岸上船。同安地下县委准备接运出狱同志的两只木帆船,已在头天傍晚悄悄停泊在打石字堤边,中共厦门市委领导人许宗英装扮船工,亲自来到船上,负责指挥,眼下这两只木帆船已船帆张起,随时起锚开航。
  破狱临时指挥部就设在离伪思明县政府不远的琼州会馆。省委书记罗明和破狱委员会秘书长黄剑津就在琼州会馆坐镇指挥,派出联络员了解破狱第一线的情况,以便及时处理破狱过程中临时发生的各种意外情况。
  此时,肩负破狱成败重任的陶铸,沉着果敢地指挥特务队的11名勇士,腰插手枪,子弹上膛,按照破狱部署,分为外队和内队,外队5人,内队6人,内队以探监、找同事为名,进入监狱,打开牢门,外队是破狱的主攻队,由陶铸亲自率领,对付门警和思明县政府的警备队,用火力压住敌人,救出越狱同志。
  在南昌起义的战斗中,陶铸是连长,曾亲率一个连的兵力,和肖克指挥的一个排,明枪实弹,展开巷战,负责解决了敌驻军的一个团部;在广州起义战斗中,他是团参谋长,亲自指挥一个营,顶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直捣敌人军部。现在,他亲率的这一支仅由11位战士组成的武工队,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下,和敌人开展一场特殊的战斗。
  时针指向破狱的规定时间,陶铸向内队的6位队员发出行动的信号,两人一批,分三批进入思明监狱。有位队员是福州人,曾在监狱当过伙伕,一点也没引起敌人的注意。第三批进入监狱的一位叫“容古”的龙岩人,是厦门到集美的电船上的水手,个头不高,身强力壮,他头戴草帽,身穿省委书记罗明平时穿的一件“香云”大长褂,他和另外一名队员,腰里各插一支手枪和一把老虎钳,他的任务是进入牢房,用老虎钳拧开铁锁,放出狱中同志。他此时手捧一桶“马玉山饼干厂”出品的饼干桶,计划在看守打开铁门,让他把饼干送入牢内时,开枪打死看守。以这一声枪响为信号,内外一齐动手破狱。就在这时,发生了意外的情况,留在监狱看守所的副所长卢永忠,发现这位身穿“香云”长衫的人有些可疑,他正要动手搜查这位叫“容古”的队员时,站在旁边的另一位内队的队员,见势不妙,立即拔出枪来,一枪击毙了这个看守所的副所长。伪看守李瑞凯正想企图抵抗,也被我进入监狱的队员一枪打死。在内队的6名队员顺利进入监狱时,陶铸已分配外队的5名队员,按各人的任务,已经紧紧地控制住守卫县政府大门和岗哨的敌人。枪声就是信号,在县政府大门口装扮买杨梅的外队队员老谢,接到陶铸的命令,立即从腰间掏出手枪,只用两粒子弹,就把县政府的值勤门警打死在地,陶铸身先士卒,迅即率领王占春等三名队员,冲进县政府大门,蹲伏在大门的台阶上,以台阶为屏障,严密监视守卫县政府内的警备队的动向。正在吃早饭的警备队员,听到枪声,开始还不在意,做梦也想不到是共产党来武装破狱,仍在继续埋头吃饭。警备队长吴广成刚刚从边门探出头来吆喝“干什么?”话音未落,蹲伏在台阶北边的陶铸,眼明手快,立即打出一梭子弹,击倒吴广成和另一个伪警备队员。国民党的这些警备队,平时敲诈勒索,吃喝嫖赌,哪里见过这样的惊险场面,个个吓得魂不附体,没有一个敢回警备队队部拿枪抵抗,拔腿四散逃命。
  与此同时,进入牢内的六名内队队员,抽出老虎钳,钳断了牢房的铁锁,狱中的40多位战友,在狱中党支部书记刘瑞生的指挥下,在特务队员的保护下,一个紧跟一个地冲出牢门,仅用了10分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神速行动,智破戒备森严的思明监狱。
  出狱的同志,在陶铸指挥的特务队的掩护下,根据事先约好的联络暗号,他们一冲出县政府大门,早就散布在县政府门口附近的接应队,每人带领三五名出狱同志,迅即撤离县政府,分头穿过通往海边的碧山路和小巷道,奔赴打石字堤岸,登上早就停靠在那里接应的两只木帆船,在敌人还未发觉思明监狱的“政治犯”已被共产党的地下武工队破狱接走的行动时,两只木帆船,早已出敌不意,顺风扬帆,越过鼓浪屿与嵩屿之间的海面,在靠近南安县和同安县的边界海边登陆,分别隐蔽在彭厝村和珩厝村。在大革命时期,党在这个地区搞过农民运动,群众基础好,出狱的同志在这里休息几天后,省委就把党的这一批骨干,分批送到闽西根据地。
  从破狱到出狱同志安全撤离厦门市区,前后仅用了10分钟。敌人只在我们撤离现场半个小时后,才得悉情况,急忙宣布戒严,派出大批军警,包围厦门大学,冲进南普陀寺,并派出巡逻艇在海上拦截。陶铸指挥特务队完成破狱任务后,把随身带的短枪埋藏妥当,装扮一位阔气的游客,进入南普陀寺游玩,观察敌人动静。当敌人冲进南普陀寺抓劫狱的共产党时,他正巧遇见一位在厦门伪政府机关做事的湖南老乡,两人若无其事的聊天,他乡遇老乡,两人谈得格外亲切,一点也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
  这次震撼全国的厦门破狱斗争,在陶铸的直接指挥下,前后只用10分钟时间,就打死敌人20多人,我无一伤亡,安全营救40多位同志出狱,突出地表现了年方22岁的陶铸和厦门共产党人的胆略、才能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显示出厦门地下党和陶铸的光辉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