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31日星期二
宋教仁坚决主张民主原则 痛斥孙中山专制跋扈
2012年7月28日星期六
二次革命
讨袁军在阵地装设大炮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於1913年发动的讨伐袁世凯的一场战争﹐又称“讨袁之役”、“癸丑之役”﹑“赣宁之役”。
目录
简介与背景
1912年2月,南京的革命临时政府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妥协。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改选袁世凯出任,以换取袁及北洋军支持革命,迫使清签订《善后借款合同》的五国银行团代表合影
帝退位。1913年2月,中国首次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进行国会选举。由同盟会为骨干组成的国民党获得议席最多,预备由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
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遇刺,两天後去世。凶手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获,同时被搜出与国务总理赵秉钧的通讯。袁世凯则被认为暗杀背后的策动者。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在收到租界会审公堂移交的证据后,把罪犯应桂馨和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之间来往的秘密电报和函件的要点以“通电”的形式向海内外公布,迫使赵秉钧不得不发出公开电报为自己辩解。上海地方检察厅也公开传讯在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赵氏拒绝到上海应讯,但迫于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袁世凯批准他辞去总理,由段祺瑞代理。
孙中山于事发后即从日本返回中国,于上海开会,主张以武力讨伐袁世凯。但国民党内意见不一,部分领导人(如黄兴)倾向使用和平手法,在不破坏临时约法之下以法律方法抗争。
4月26日,袁世凯北洋政府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约,国民党人等认为袁意在扩张北洋军队,而借款未经现任国会批准属非法。5月初,国民党员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反对贷款。黎元洪居中斡旋,希望化解北京及国民党之争。6月,北京免除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三人的都督职务。之后袁世凯派北洋军第六师李纯部进入江西。
经过
开端
发起“二次革命”的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李烈钧
7月12日,被免职的李烈钧在孙中山指示下,从上海回到江西,在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独立,并发表电告讨袁。7月15日,黄兴抵达南京,组织讨袁,宣布江苏独立。推举江苏都督程德全为南军司令,但程弃职,逃遁上海。随后安徽柏文蔚、上海陈其美、湖南谭延闿、福建许崇智和孙道仁、四川熊克武亦宣布独立。浙江朱瑞、云南蔡锷中立。
7月22日,江苏讨袁军在徐州地区与冯国璋北洋第二军和张勋武卫前军会战失利,退南京。
7月22日至28日,上海讨袁军屡攻江南制造局未克。指挥部被上海租界当局解散。
7月28日,黄兴看到大局无望,遂离宁出走,讨袁军全局动摇。
8月11日,何海鸣率南京第八师部分下级军官及士兵重新举旗讨袁,宣布恢复独立,2000多名士兵们与北洋军展开血战。
广东代理都督陈炯明强行宣布独立
9月1日,张勋武卫前军攻克南京,各地宣布取消独立。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被通缉,相继逃亡日本,二次革命宣告失败。
结果
10月6日,国会选出袁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11月4日,袁世凯以“叛乱”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并驱逐国会内国民党籍议员。国会由于人数不足而无法运作,不久即被解散。袁世凯从此成为寡头总统。应桂馨、赵秉钧不久即被灭口,宋教仁案不了了之。由宋教仁遇刺引发兵戎相见的二次革命,是民国史上一个不幸的开端。不少建立民主国家必须的举措,如将军队国家化、民选议会、以法治国等等,于事后都失去了健康发展的契机。代之而起的是明目张胆的军队干政、起迭不断的革命与反革命,引致兵祸连连。袁世凯在事件中的责任是不容旁贷,事后的历史亦证明了他的野心。
国民党联合资产阶级,并且没有兵权。政治基础不牢,武装力量薄弱,亦二次革命失败原因之一。二次革命”的领导者没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仓促上阵的讨袁军,缺乏战略计划和统一指挥,缺乏战略协同,他们冷冷清清,孤军奋战,甚至连多数国民党议员都还在北京留恋议席。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靠帝国主义的支持,以优势的武力,很快把讨袁军打败。
相关评论
主要结论
失道寡助是二次革命的根本原因主要内容
在江西和南京的战事结束后,“二次革命”也就基本差不多了。在上海,尽管陈其美已经宣布独立,并屡次进攻制造局,但终究因为不是正规军而一再遭到失败。等到袁世凯用军舰将大批的北洋军载来后,上海的讨袁军也就风吹云散,完全瓦解。安徽的独立,从一开始就是“假独立”。柏文蔚虽然是名义上的安徽讨袁军总司令,但军队实际上被师长胡万泰和民政长孙多森所控制。等到北洋军的倪嗣冲部及张镇芳部大兵压境,安徽那些搞假独立的人也就立刻撕下面纱,宣布拥袁,这就是柏文蔚率卫队等前往南京的原因了。
至于福建,都督孙道仁本就是在师长许崇智等人的胁迫下宣布独立的,当许崇智提议出兵援赣及北伐时,孙道仁总以饷械缺乏为由,加以拒绝。等到大局明朗,孙道仁自然发出通电,向袁世凯陈述“冤情”,宣布取消独立。
在广东,袁世凯的手法也非常成功,他不仅安排了龙济光和陆荣廷两个楔子迫使广东讨袁力量无可动弹,还用金钱收买了广东的将领,使得胡汉民和陈炯明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无奈之下,陈炯明特意派人去上海请了专门与袁世凯作对的前清官僚岑春煊来广东,试图利用他之前与龙济光、陆荣廷的部属关系缓和局势,但岑春煊这个老领导在龙、陆面前已经过气,这两人非但不听岑春煊的劝告,反进兵广东,最后将陈炯明逼走。
湖南的情况和福建差不多,也都是阳奉阴违、见风使舵。在江西和南京的讨袁军失败后,湖南都督谭延闿也就宣布取消独立。但是,袁世凯对湖南并不放心,他随后又派出北洋军曹锟等部进入湖南,最后由海军中将汤芗铭接任湖南都督。
至于四川方面,熊克武在8月9日宣告独立,一个月后便自己宣布解职下野了。
在各地的讨袁军相继失败后,袁世凯指“黄兴、陈其美、钮永建、何海鸣、岑春煊”五人为这次战乱的一等犯,其余如“孙中山、张继、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陈炯明”等人也都在通缉之列。在此之前或之后,孙中山、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其美、居正等人也都先后亡命日本,重新开始了他们的流亡生涯。
早在7月23日,袁世凯已下令撤销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的全权,并称黄兴、陈其美、柏文蔚为“叛徒”,黄兴和陈其美还被悬赏10万和5万元加以捉拿。在此之前,黄兴的陆军上将衔也被剥夺,这些心怀天下的革命党人弄到最后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为袁世凯做了嫁衣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到底是这片土地上的不二法则抑或是中国人的宿命?!
最令人悲哀的是,由那些信念最坚定的革命党人发起的这次革命,大部分的国人对此都不予理解也不予支持。在辛亥革命后做记者的老同盟会员梁漱溟,他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
事实上,辛亥革命与其说是一场暴力革命,倒不如说是一场和平的政权更迭。在民国建立后,反对武力解决问题更是成为当时国内的普遍舆论,因此,以“宋案”、“大借款”案为借口发动一次国内战争,遭到大多数人的冷遇也就在情理当中了。
一直跟踪报道“宋案”并认定袁世凯为杀宋主谋的著名记者徐血儿,他也在具有国民党背景的《民立报》上发表文章反对“二次革命”,他在文中指出:“今日已为民国,苟对于民国而谋乱,即是自绝于国,罪在不赦。即政府为恶,法律与国会,终应有解决之能力,无俟谋乱,以扰苍生。故谋乱之事,为商民所疾视,亦明达所屏弃也。”
后来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斗争中大展神威的云南都督蔡锷,当时也毫不含糊地公开声明:“宋案应以法律为制裁,故审判之结果如何,自有法律判判。试问我国现势,弱息仅存,邦人君子方将戮力同心,相与救亡之不暇,岂堪同室操戈,自召分裂!谁为祸首,即属仇雠。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
国民党内的那些激烈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行动竟然遭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反对,有人甚至直接指斥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实质上是为了权力之争,有人甚至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
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对使用武力解决“宋案”表示异议;至于“大借款案”,大部分人经过理性思考后便会知道这是摆脱财政困境的必然。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由于一些杂牌小党的加入,声势虽大,但成分已经不纯,而且很多同盟会的老同志也认为革命大功告成,由此汲汲于仕途名禄者不在少数,譬如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很多人多不支持继续革命。
一言而蔽之,当时的形势与辛亥革命时已大不相同,何况袁世凯的势力比之辛亥革命时更为的壮大,国民党内部对于革命结果大多不报希望,党内的军事领袖黄兴后来在南京的不辞而别,何尝不是这种态度的体现。
当然,人们也不能怀疑孙中山、何海鸣等革命党人的纯洁信念,但在“宋案”尚未盖棺论定、法律解决方式仍在进行当中,仓促的兴起军事,这对正处于摸索阶段的民国共和民主政治何尝不是一种急躁的伤害。因为道理很简单,不管袁世凯有没有介入“宋案”,但他代表的北京政府都应该对此负责。
“二次革命”爆发之初,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及其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袁世凯也是在这种对政府普遍支持的气氛下,以维护中央权威为借口,最终激化了矛盾,引发民国后的第一次战火。所幸的是,这场革命因为没有得到大众的拥护,所以失败的很快---除了南京遭受浩劫外,其他地方基本不太受影响。
反过来说,国民党激烈分子所发起的这场战争非但没有给自己加分,反而给了袁世凯一个树立权威的好机会。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虽然身为大总统,但他对地方上实际上是无法加以控制。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说的,“当时的全国各省基本都被当地的土军头所盘据,应缴中央的各种地方税收,统统都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对他们,可说是毫无办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动武,结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只有靠举债度日”。
更要命的是,地方上的那些政客、党魁、军阀彼此间也是争斗不休,闹得厉害了,自然不乏刀枪齐动、血流不止,甚至于你死我活、民无噍类,譬如副总统黎元洪在湖北,死在他手里的革命党、造反派几乎是数以百计,这些人何尝不存争权之私心。
由于革命党人当年闹革命的时候过多的吸收了会党领袖,而这些人往往是一些为社会所不齿的渣滓流氓(如应桂馨之流),这些人实际上毫无革命信念,一旦当权,必然危害地方,民不聊生矣。那些出身会党的革命党人,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乱搞一气,弄得新生但混乱的民国还不如腐朽然稳定的大清,而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当时又拿这些人没有办法。
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社会的动荡反使得人们期待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和中央政府出现。由此,袁世凯正好成了全国人民所期盼的安定力量和太平象征。市井平民并不会主动接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当时最希望的是袁世凯能够拨乱反正,尽快恢复秩序,继续过太平的日子。因此,“二次革命”形同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孙中山等人在他们眼中成为 “乱党”,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次革命”,或者说“赣宁之役”,既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南北战争,也是辛亥革命中那场尚未完成之战争的继续,可惜的是,那只是革命的退潮或者未尽的尾声。战争的最终结果是袁世凯所代表的军政集团大获全胜,国民党在广东、江西、安徽三省势力也都被一一清除。“三藩”既除,其他省的大佬们也就噤若寒蝉,唯袁世凯是命了。袁世凯本就有统一全国的愿望,如今孙中山号召各省独立,岂非是天赐良机?
在“二次革命”后,北洋军源源不断进入了南方各省,除了广西、贵州、四川、云南四省外,其他各省均已成为北洋军及其附属军的控制范围,即便是以上四省,还有山西的阎锡山、东北的张作霖,在袁大总统的威势之下,哪里还敢心怀异志。
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辛亥革命后,真正统一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在“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统治下的那两年。在列强环伺、国弱民穷的险恶局势下,中央集权的确能给国家带来高效率的行政,这个要求也是合乎现实需要的。由此,袁世凯在“二次革命”的时候获得民众的支持,他获得正义性与合法性的地位非但不是偶然,反是众望所归呢。
二次革命前中国格局
三种相互抗衡的政治势力
辛亥革命后至二次革命前,中国政治舞台上存在着三种相互抗衡的势力,即北洋军阀、立宪派和革命派势力。北洋军阀的社会基础是地主、买办阶级。辛亥革命爆发后,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积极支持下,利用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软弱性与妥协性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于1912年3月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北洋军阀也就摇身一变,由清政府的御用工具而演变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暂居主导地位的势力。袁世凯上台之后,积极扩编北洋军事武装,将“清朝末年的新军9个师11万人,巡防营旧军4万人,扩大为新式陆军12个师另16个混成旅,约计22万人。再加上旧巡防营军和张作霖等军,共约计30余万人。”(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第1卷第52页。)同时,竭力瓦解和削弱革命党人控制的武装力量,将南方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省军队裁减近20个师。在政治上则肆意践踏民主,破坏法制,不择手段地巩固并扩张反动势力,如破坏责任内阁制,收买立宪派,将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合并为进步党对抗国民党,直至刺杀宋教仁阻止国民党组阁等等,目的都是为其建立专制独裁的反动统治铺平道路。因而,以袁世凯为总头目的北洋军阀势力,在当时中国社会是一种反动的势力。
立宪派的阶级基础主要是已经或正在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主、官僚和商人,其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张謇等。受该派控制或影响的政党,有统一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后三党合并为进步党。立宪派在南方一些省市的军队中也有着一定的影响。这派势力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右翼,它同封建的旧社会秩序有着血肉相连的利害关系。在辛亥革命前,它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君主专制,但同时又以改良主义来抵制革命。辛亥革命爆发后,立宪派从自身利益出发,曾和革命派暂时联合反对清政府,但当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职位之后,他们又转为支持和依赖袁世凯,其目的在于排挤革命派,从而分享政治权力,这样,立宪派便由清政府的反对势力演变为袁世凯的依附势力,由与革命派的暂时联合到公开对抗。“这个党的宗旨在和平改革,无论什么时代,只要容许他们活动,他们都可以俯首迁就;到了他们不能活动的时期,也可偶然加入革命党;但是时局一定,他们便仍然依附势力,托庇势力之下以从事活动。”(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151页所引高一涵语。)根据立宪派人的这一政治性格,该派在当时虽然拥袁,但又与袁派有所区别,从本质上看可归之为中间势力。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曾发动和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由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革命派本应取得的执政地位丧失了。但它在南方一些省市(江苏、江西、安徽、广东、湖南、四川、福建、浙江和上海、南京等)仍有着巨大的影响,拥有的军队约10余万人(江西二个师和一个混成旅;南京三个师和留守府警卫团;广东二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安徽一个师;四川、湖南、福建、浙江等各一个师)。(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第1卷第54页。)在国会众议院596个席位中,该派的国民党占有269席,参议院274个席位中占123席,合计在全部870个席位中,国民党占392席,国民党党员占代表总数的45%,(贾逸君:《中华民国政治史》,《民国丛书》第2编第22节第52页。)这说明国民党有绝对票数可以影响众参两院。尽管如此,但国民党仍如其前身同盟会是清政府的反对派势力一样,如今则是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对派势力。
以上三种势力,大抵可分别视之为执政势力(袁派)、中间势力(拥袁派)和反对派势力(反袁派)。若以对革命的态度区分,则可分别视之为反革命势力、依附反革命的势力和革命势力。这三种势力之间的争斗与抗衡,便造成了二次革命前一幕幕重大的历史事件,如定都之争,参议院的风波,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内阁的更迭,张(振武)方(维)事件与江西民政长事件,国会议员选举以及宋教仁案等。
两个阵线不甚分明的营垒
二次革命前,北洋军阀、立宪派和革命派三种政治势力的并存和争斗,实际上是两大营垒,即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革命营垒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营垒的对峙,前者企图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后者坚持民主与法制。但在“宋案”发生之前,这两个营垒的阵线又不甚分明。这首先是因为袁世凯的统治还拥有“共和”的外衣。
袁世凯取代孙中山登上临时总统的宝座,不是用暴力剥夺取得,而是靠阴谋诡计令孙中山“禅让”给的。因此,他需要在一定时期内继续披着“共和”的外衣,以装饰自己,稳定北洋军阀的统治。同时,革命派仍控制南方数省,在临时众、参议院中又居多数,而且掌握相当数量的军事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如梁启超所说:“项城兵虽厚,然欲借此以平十四省,则不仅势所不可,力所不能,且亦心所不敢。”(《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第568页。)因此,袁世凯同样需要在一定时期内继续披着“共和”的外衣,以欺骗、麻痹革命派,并乘机削弱之。所以,袁世凯上台之后,并没有一下就抛开其伪共和的假面具,相反,而是利用各种机会把自己打扮成“共和”的虔诚信徒。
袁世凯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煞有介事地表示:“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13一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第101页,海文行引社版出。)
袁世凯任命的第一任内阁中的总理唐绍仪加入了同盟会,内阁部长半数是同盟会会员(包括农林、工商、司法、教育部长),故有人称之为“同盟会中心内阁”。
1912年8至9月间,袁世凯邀请孙中山、黄兴赴京,名为共商国计,实乃想借革命领袖之光为自己装潢门面。8月24日孙中山到达北京时,袁世凯有意以相似于国家元首的规格隆重接待。在28日,为欢迎孙中山举行的盛大宴会上,袁世凯致欢迎词说:“孙中山游历海外念余年,此次来与我所商者,大有造于民国前途。”“先是谣传南北有种种意见,今见孙先生来京,与我谈者极其诚恳,可见前此谣传尽属误会,民国由此益加巩固,此最可欢迎之事。”(《民立报》1912年8月30日。)袁并举酒致敬,高呼中山先生万岁。袁世凯还应允孙中山提出的修建20万里铁路的计划,又委以全国铁路督办之衔。袁世凯在黄兴北上的途中,就颁令授予黄兴陆军上将的军衔。黄抵京后上书辞谢。袁又批复说:“该前留守奔走国是二十年,提倡共和,改革政体,热心毅力,百折不回,出死人生,坚苦卓绝,凡我经历,中外咸知。”(《黄克强先生年谱》第302页。)袁世凯的花言巧语和伪善伎俩,骗得了孙、黄的信任。
从1912年底到1913年初。袁世凯根据《临时约法》,在全国进行了国会(参议院、众议院)的议员选举。选举结果,国民党在两院870个席位中,占有392席。共和党175席。统一党、民主党各24席,其他席位为跨党者和无所属者。袁要搞独裁统治,对国会本无兴趣,但为了当上正式大总统,他还是于1919年3月18日发布召开国会的命令。距“宋案”发生之后不久,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108门礼炮声中正式召开。国会是作为君主专制制度的对立物,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象征。尽管它没有能够发展为真正的资产阶级议会,但由于它的存在,袁世凯的假共和面具仍未撕下,从而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袁世凯等人和革命派属于同一营垒。
其次,革命派对袁世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孙中山辞去临时总统、放弃南京临时政府,本应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它标志着辛亥革命的流产。但在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并未认识这是失败而感到痛苦。相反,以为是促进革命的成功,他们曾兴奋地欢呼过“民国万岁”。孙中山在2月15日,即其退职的第二天和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当日,孙中山回来时曾发表谈活说:“这是令一切都欢乐的一天。它是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天……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国家建设和巩固的工作。”又说,袁世凯“昨日是我们的敌手,但是今天是我们的朋友”,“我希望一个持久的和平将在南北之间建立起来”,“将民国的最好利益推进到我们的国家的最大限度。”(转引《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第904页。)以后,孙中山又多次谈到“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今后吾人所应致力”于民生主义,他和他的同志有诚意同“今日的朋友”袁世凯合作,“以当年经营革命之精神,用温和稳健之手段,共谋民国之事业”。(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交通部恳亲会上演辞》、《同盟会员饯别会上演说》即《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等。)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之所以看不到放弃南京临时政府是个大的政治错误,反而以为是革命的发展,从此可以一心一意进行和平建设了,其原因固然是由于他们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艰巨性认识不足,以为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制,革命就成功了,但这种认识也与对袁世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分不开的。在他们看来,袁世凯既然赞成“共和”,就已化敌为友,革命派拥有实力,并且可以通过《临时约法》、议会选举以及舆论宣传等手段来约束他。据孙中山的观点,“总统不过国民公仆”,所以袁世凯当然也会和他一样“守宪法,从舆论”。因此孙中山在一个时期内对袁的口蜜腹剑的伎俩缺乏应有警惕,他应袁世凯之邀请抵北京期间,曾表示:“自想国家永久之生命,富强之由来,惟铁路是赖。既可发达产业,又可输入文化,一旦有变,并可济军务之急。大总统出身武官。关于练兵有专门智能,大总统若在位十年,五百万精兵,予信可训练成军。予虽不肖,若使经营全国铁路之任,假以十年之期,二十五万里铁路,定敷设完成。希诸君为国家发奋努力,与袁大总统共讲富强之道。”(李宗一:《袁世凯传》第229页。)孙并告诫革命党人对袁万不可存心猜疑,认为袁有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适宜于治理民国。袁世凯的伪装欺骗了孙中山,使他对袁竟至深信不疑。
担任南京留守的黄兴虽然感到有人企图打着共和的旗号来恢复旧制度,但对袁世凯却也抱有幻想。他认为既然南北已告“统一”,就无必要保留20多万民军,于是接受袁世凯裁撤军队的建议。大刀阔斧地遣散各省的民军。东南四省在辛亥革命时成立的25个师,就裁遣了近20个师。黄兴为了防止湖南民军“糜烂”他的家乡,特由驻南京的第八师中抽出赵恒惕旅开回湖南弹压,将湘省民军5个师全部编遣。(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第1卷第53页。)1912年6月,黄兴为了表示对国家统一的诚意,辞去了南京留守一职。后来,黄兴抵北京同袁世凯晤谈,又增加了对袁世凯的信任感。他说:“兴此次来京,亲见大总统为国家宣劳之苦心及一切规画,尤为感佩。”“凡中华民国之人民无论在政界、在社会,须出真实爱国心,以建赞助大总统建设之伟业”。(《民立报》1912年9月21日“北京电报”。)
革命派的另一领袖人物宋教仁希望在袁世凯的统治下实行国民党的责任内阁制度。甚至当自己被刺,命在旦夕之时,仍对袁世凯存有幻想,故在致袁的遗电中说:“伏翼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尤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集》下册第496页。)他绝没有想到指使刺客杀害自己的竟是他所企望“开诚心”的袁世凯!
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都是革命派的领袖人物,他们的这种认识和态度,必然对当时革命党人发生很大影响,模糊了两个根本对立的阵营的界限。
再次,民国初期民主潮流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实际存在的两个营垒的对峙。
武昌起义后至二次革命前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特殊时期。这期间,资产阶级革命派拥有相当的军政实力和革命声势,他们努力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等目标,使中国朝着实现共和的道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地主买办势力虽妄图复辟专制制度,想把历史往回拉转,但鉴于当时形势,仍不得不暂时伪装成拥护“共和”的样子。因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的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集会、结社等自由的权利,在各城市基本上得到保障。一个时期,民主的气氛较为浓厚。几百个社团、几十个党派群起纷立,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革命派组织同盟会于1912年3月宣布为公开政党,8月改组为国民党。立宪派控制的组织有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亦被允许注册和开展活动。甚至象陈翼龙那些主张社会主义、攻击袁世凯政府的真诚的社会党人,也可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袁世凯尽管下令要取缔“秘密之集会结社”。但尚不敢公开撕毁临时约法,禁止自由结社集会和组织公开政党。
这个时期的报纸也风起云涌。据统计,至二次革命前,全国报纸总数达5000种,销售数量达4200万份,其中新创办的报纸,北京约有50余种,居最多,上海次之,有40多种,天津、广州分别为35、30种。(方汉寿:《中国近代报刊史》第676一677页。)不仅拥袁的报刊,而且制袁、反袁的报刊也都可以公开出版发行,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马克思的学说,亦允许见诸报端或公开演讲宣传。上海《民权报》、天津《大中华报》等“无日不骂项城”的报纸,当时也未遭到封闭捕杀之祸。(《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70页。)
兴办企业是这一特殊时期出现的另一热潮。它与民主思潮有关且并发前进。随着民主共和局面的开创,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政策。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大力提倡发展实业。人们建设祖国的热情被大大激发出来。袁世凯在《莅参议院宣言》中也不得不声称“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他继南京临时政府之后,又颁布了一些有益于发展实业的法令。这一切都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各种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如中华民国实业协会、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中华民国铁道协会等,数量达七十余个,几乎遍及各省区。新的民办厂矿企业猛增。1912至1914年间全国共设3937家,平均每年设厂1312家,将近达到1904—1911年间每年设厂数的两倍。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气氛的浓厚,文化教育事业也勃兴起来。大中小学数量明显增长,民国元年的学生总数超过宣统元年(1909年)的一倍,其中女学生的增加尤快。
政治上的民主气氛,经济上的发展势头,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这些当然与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专制统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同时民主潮流的发展又似乎为人们提供了一幅革命后的“太平盛世”的图景,从而掩盖了袁世凯为实现其专制独裁统治的野心而正磨刀霍霍的背影,掩盖了实际存在的革命与反革命两大营垒的对峙,使这两个营垒的阵线显得不甚分明。
两个营垒给“二次革命”带来的影响
主要影响
上述三种相互抗衡的势力构成的两个阵线不甚分明的营垒这种政治局势,给二次革命带来的影响是双重性的。一方面,三种相互抗衡的政治势力实际构成了两个对立的营垒:袁派和拥袁派为一方,反袁派为另一方,斗争的焦点是实行专制独裁还是民主共和制度。随着双方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其间阵线,必将日趋分明,从而发生冲突是难免的。由于双方都控制了相当数量的军队,冲突自然迟早会采取武装对抗的形式。因此,革命派发动武装反抗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鉴于袁世凯的步步逼进,一些革命党人对于袁的野心,对于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已有所觉察,有所准备。早在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之初,有人就指出,袁“俨然帝制自为,且较之亡清尤甚”,实乃“共和之敌,民国之贼”。(《讨袁世凯》(一)《民权报》1912年4月26日。)张、方事件发生之后,《民权报》发表评论,揭露袁世凯、黎元洪的真凶面目,指出:“吾人以身命血肉购来之共和民国,岂可让一二屠夫破坏之,而反加刃于吾人之身耶?”(《讨杀张振武者》,《民权报》1912年8月18日。)革命党的地方实力派对袁世凯削弱革命派势力的阴谋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抵制和斗争。江苏的革命党人在裁军时强烈要求黄兴保存一定的革命武装力量,因而由遣散部队中的优秀军官和精锐武器组成的第八师才得以保存下来,后来成为二次革命中保卫南京的主要力量。江西都督李烈钧反袁尤为激烈。他对袁世凯企图削弱南方革命党的“军民分治”计划最早提出强烈的反对,在江西民政长事件中坚决顶住了袁世凯的压力,并在军事上作了抗袁的部署,驱逐了投靠袁世凯的九江镇守使戈克安。“宋案”真相暴露之后,革命党人提出武力讨袁的口号。孙中山此时明确地表示:“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孙中山选集》下册第477页。)这些情况表明,二次革命的爆发不是偶然的,也不能说是完全被动和毫无准备的。
另一方面,由于两个营垒虽实际存在,但其阵线又不甚分明,袁世凯的伪共和面具未被摘下,革命党人对其存在幻想,当“宋案”发生,袁的反革命真实面目开始大暴露之时,革命党人中还有不少人力主“法律解决”。因而,“二次革命”的爆发却又显得异常被动和仓卒。
袁世凯为武装讨伐革命党人,是早有预谋和准备的。“宋案”发生后,袁世凯知道自己的伪“共和”面目即将大暴露,于是制造战争舆论,调遣军队,购置军火,加紧了战争准备的步伐:4月7日,制定作战计划,密令局部动员,26日,同五国银行团签订了条件极为苛刻的2500万英镑“善后借款合同”,筹集战争经费;28日,指令陆军部派员赴天津,通过奥国洋行向德国急购大宗军火;5月1日,调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内阁总理,建立“战时内阁”。袁又从4月30日开始,连续一周举行秘密军事会议,筹划武力征服南方。随后,北洋军沿津浦、京汉铁路南下,向南方国民党势力作出东西两面夹攻的姿态。至5月下旬,袁世凯已作好了军事布置,于是迫不及待地攻击孙中山、黄兴“捣乱”,并威胁道:“彼等若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伐之。”(白焦:《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49—50页。)袁世凯杀气腾腾,表示要与国民党兵戎相见了。
此时的革命党人却仍然在是否“武力讨袁”的问题上争论不休。由于对袁世凯存在幻想,使革命党人在裁军之后实力大为削弱。“宋案”后,袁世凯专制独裁的反革命面貌开始大暴露,孙中山等人提出要“武力讨袁”,但许多革命党人对此却仍就犹豫观望。广东胡汉民认为“时机未至”。黄兴也只主张“听候法律,与袁周旋”。国会中一部分国民党议员醉心于议会万能,只想在国会中进行倒袁活动。“宋案”之后两个多月里,南方革命党人围绕着“武力讨袁”还是“法律倒袁”的问题争执不休,因而在行动上迟迟未作抗袁的实际准备。胡汉民拒绝在广东首先宣布独立。陈其美以没有海军防守作理由,不同意在上海首先举兵起事。李烈钧在江西对武装抗袁虽有所准备,但势单力薄,亦不敢贸然发动。直至6月,袁世凯先后下令免去李烈钧的江西都督、胡汉民的广东都督和柏文蔚的安徽都督职务,南方各省,首先是江西才相继被迫起兵抗袁。但由于缺乏准备,导致各省起兵仓促,而且缺乏统一的指挥中心,各自孤立为战。江西李烈钧曾与广东、湖南、福建和安徽结成五省同盟,商定一省有事四省支援,但当战争打响后,福建、安徽却一兵未发,广东的援兵则半路折回,湖南援兵直到江西作战结束时还未赶到。在南京,虽有柏文蔚率领的卫队及宪兵1000多人前来增援,一定程度上壮大了守卫南京军民的声势。但也只能是杯水车薪,不能解决很大问题。这些都是导致二次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深层次影响
此外,由于两个营垒的阵线不甚分明,一般民众对袁世凯同样存有幻想,而对革命党人举兵反抗却一时难以理解。南京的讨袁军派代表敦请商会“劝令商界助饷”,“商界虽未反对,唯无辛亥助饷之热心耳”。(转引自章开元、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下)第465页。)南京的商会甚至劝讨袁军让城别走,并愿付巨款以酬。江西的商民在李烈钧被解职时,劝其不要“轻启战祸”,湖口起义后则“默然反对”,使江西的革命军筹款无着,失去后盾。其他起义的省市,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缺乏民众作为后盾,这也是二次革命很快失败的一个原因。恩格斯于1850年所写的关于1524一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的著作中,曾经指出:“整个民族分裂为两大营垒的情况,在法国第一次革命爆发时曾经出现过,在目前最进步的国家中也正以更高的发展阶段的形式出现,但在当时德国的条件下乃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恩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98页。)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国情,不同于1789年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和1848至1850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此起彼伏时的西欧,也不同于十六世纪农民战争期间的德国。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早期,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发展到18—19世纪的法国及西欧资产阶级那样强大的程度,但又比16世纪的德国资产阶级远为成熟,因而出现实际存在而又阵线不甚分明的革命与反革命两个营垒,正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特有现象。二次革命的历史意义就在于使这两个营垒的阵线逐渐明朗化了;后来的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则可以说是两个营垒进一步明朗化的产物和表现。
王金发
辛亥革命将领 王金发
王金发,原名逸,谱名敬贤,字季高,号孑黎,乳名金发,嵊县(今嵊州)广利乡董郎岗村人。幼聪颖,性豪侠,爱习武,善射击。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入乌带党。二十八年归附平阳党,任首领。三十年考取秀才,与同乡志士创立大同学社,秘密进行反清活动。被推为绍兴光复军分统。另有中山大学教授王金发。
目录
辛亥革命将领题像
概要
姓 名:王金发性 别:男
民 族:汉族
出生年月:1883年
牺牲日期:1915年
三十一年在绍兴大通学堂加入光复会,为徐锡麟所赏识。同年冬,东渡日本,入大森体育学校,以第一名毕业。翌年夏回国,在秋瑾主持的大通学堂任体操教员,致力培训会党骨干。三十三年,徐锡麟、秋瑾合谋在安徽、浙江同时起义,起义失败后,遭清廷通缉,改名孑黎,潜居浙东山区,数月后由陈其美接应转赴上海。
简介
三十四年,以其母徐珍梅变卖家产所得钱财与陈英士、竺绍康等在上海建立江浙革命党人秘密联络机关天保客栈。后因叛徒告密,机关破坏。旋奉命处决内奸汪公权,惩戒叛徒刘师培。此后两年,奔走于香港、新加坡、广州等地,联络同志,募集捐款,制造炸弹,设计除奸,追回被动摇分子吞没的大笔革命经费,深得同盟会领导人的赞赏。宣统三年(1911)秋,组织敢死队秘密赴杭,于九月十四日(11月4日)夜会合起义新军攻克军械局,为光复杭州立下“首功”。二十日,应绍兴革命党人邀请,率部光复绍兴,自任绍兴军分府都督。主绍初期,军政分府释放狱囚,公祭先烈,厚恤烈属,平粜仓赈,减除苛捐杂税,兴办实业,严禁鸦片,筹办越中习艺所,发展教育,并筹饷扩军,准备北伐。以后受旧势力包围,生活作风开始逐渐腐化,竟对当年参与杀害秋瑾女士的凶手之一章介眉也“网开一面”。1912年军政分府撤销后,拒绝袁世凯“总统府顾问”之聘,携40万元库银赴沪购置别墅,过寓公生活。1913年7月“二次革命”时,在上海招集旧部,任浙江驻沪讨袁军总司令。讨袁失败后,又遭悬赏通缉,亡命日本。1914年11月,以巨款贿赂段祺瑞亲信,并由其母出面,向陆军部投诚,准免通缉。但袁要求其必须杀死蒋介石才可以将他彻底赦免,王听后愤然回到浙江。1915年5月,与同盟会会员姚勇忱到杭州活动,在章介眉的策划下,遭浙江都督朱瑞软禁,6月2日下午4时被枪杀于杭州陆军监狱。在其被杀后浙江的反动势力大喊其死有余姑,但孙中山先生闻讯后感叹到:“天地不仁,歼我良士”,并誉之为“东南一英杰”。
早期的革命活动
王金发年近弱冠,始稍折节读书。20岁时,居然青得一衿,实则是迫于母命,其志固不在此。时当庚子之变,有志之士均凛国亡之无日,瓜分之祸,迫在眉睫。以康、梁为首的改良派,倡维新之说;而以孙、黄为首的革命派,则认为非推翻清廷,无以救中国,革命反清空气,播至山陬海隅。王金发目睹清廷对内残酷镇压,对外辱国丧权,每与朋辈谈国事,握拳切齿,大骂清廷腐败无能。时国内之民族革命运动,已风起云涌,浙省各地山堂会党之势亦极盛,反清、仇洋、闹教的反帝反清爱国斗争,如火如荼。嵊县一隅,竺绍康所领导之平阳(洋)党,即号称万人;裘文高、张云岳等据山结寨,众亦逾千;王金发亦组织乌带党(会众均腰系一黑带,故人称之为乌带党),与竺绍康、袭文高等互相呼应。曾经多次领导农民暴动,抗捐、抗税、戕官夺械,清兵不能禁。又以保卫地方为名,倡办团练,作为组织义勇队的基础,以团结地方上一部分士绅。1904年与周志由、胡士俊、赵伯棠、周锡庚、袁志清、张庭萱、张庭献、胡竞思、冯苏、张斌甫、吴醉棠、屠世效、周杞园、谢震、张陔南、竺绍康、童德淼、胡春霖等数十人创办大同学社,表面上是说购阅书报,研究学术,砥砺德行,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上的秘密结社,借以结纳党羽,厚聚士众,图谋举事。
2012年7月25日星期三
帝制者,救中国之妙药也!
辛亥革命百年将至,各种对中国未来之命运的说法纷至沓来。人心思乱,一旦谈到中国何去何从,那些自以为什么都懂了的运运就急猴猴地唾沫四溅地大谈美式民主的好处来了,仿佛中国只有走上这条路,也实行西方民主制度,让人人都来参政,让他去当政客参加选举,去指手画脚,才能满足他的愿望,除此之外,宇宙没有再更好的社会制度了。
制度当然要改,但绝不是按照运运及受其蛊惑、头脑简单、思想僵化的愚民思路改,恰恰相反,而是要在中国实行真正的专制和独裁,也就是实行真正的“帝制”才能救中国,除此以外,宇宙并没有按照现在中国人的标准安排另外一种社会制度。有人说:“帝制不是好不容易被推翻了吗?怎么能倒退呢?”这些人只知道帝制的坏处,不知道帝制的好处。帝制有什么好处,且听我慢慢道来。
我的说法和那些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筹安会杨度、严复、胡瑛、李燮和等宪政专家讲得还不一样,它们行的是“君主立宪”的假帝制,我要的是秦始皇、朱元璋父子的那种真帝制,也就是那种彻头彻尾的中央集权和个人独裁。这个问题我将引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在后面的专集中详细讲述,讲讲哪些皇帝享受了帝制的优越性,哪些皇帝自己放弃了这种优越性。
在我看来,他们根本没搞懂帝制的实质。恢复帝制难道还要征求广大群众的意见,非要营造一个万民拥戴的气氛,鼓捣出什么“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滑天下之大稽?试问,历代君主登基哪里需要征得什么“人民的同意”?都是用武力上台的,从这点上看,袁世凯这皇帝当的就没有了霸气,太把政客们编的“人民”这种政治术语当回事了。所谓的天子,就是绝对的权威,而当时根本没有当天子的内外环境,因为有那么多西方列强环伺,袁说的话都得听外国人的,想推行点自己的政治主张还得看别人脸色,见了小日本就发抖,哪里有君临天下的威严?比石敬瑭当的儿皇帝还可怜,那么“帝制”的优越性就大打折扣,这出复辟帝制的戏自然被搞得不伦不类,终以闹剧而收场。
记得为推翻满清,辛亥革命的前夕出现了这么一句名言:“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这话是武昌起义的领袖之一詹大悲说的。他的公开身份是武汉《大江报》的主编,一向在报纸上写一些现在被视为“破坏安定团结”的文章,要在现在,那些文章要么被删帖锁帖,要么不能见报,要么被抓起来了,即使在最民主的美国,估计也得给自己惹来一身官司。可是被你们看做当时最最野蛮最最专制的清王朝,并无半点新闻检查制度,更没有管理部门来堵人们的幽幽众口,人们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人权比现在的美国还要好五倍,使他的那些破坏社会稳定的文章通行无阻。
有一天,他喝得大醉,挥笔写下一篇鼓动群众造反的奇文《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说为黄侃为其起草),公开号召暴动,扬言要搞乱中国才称他的心。第二天就在他主办的《大江报》上发表,发行在湖南湖北各地,闹得人心惶惶。湖广总督瑞澂实在坐不住了,不得已把他抓了起来。换了现在,象詹大悲这种人要么被枪毙,要么被长期关在监狱,而在帝制的清朝,对这个重大反革命分子詹大悲,瑞澂却仁慈得很,给他两种选择,要么罚款几百两银子,教育一通了事,要么就坐几个月的牢。
詹大悲还挺倔,明明自己有钱可以把自己赎出去,为了表示自己没错,情愿去坐牢。此事反把另外几位起义首脑,象蒋贻武、孙武、汤化龙等人吓坏了,他们担心詹大悲嘴不严,在牢里把暴乱计划说出来,慌里慌张提前发动了武装起义。而那篇文章也就成了影响中国历史的著名奇文了。
事情到现在已经快一百年了,当初的人们以为推翻了帝制,赶走了满清,革命就算成功,中国的事情就都解决了。可惜事与愿违,弄到今天,害得我还得再为詹大悲写一篇文章《帝制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彻底肃清他在人间散播的流毒。讲的是如何再恢复帝制,以及向大家介绍帝制的种种好处,讲清帝制究竟该是什么个样子,是怎样符合国人的人性的。
有的人一听到这种惊世骇俗的话,根本不能接受,看见了我这样的人,吃惊得就象当年的愚民看见了革命党人一样。因为这种人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习惯于接受别人灌输给他的定论。他们认为这不是开历史的倒车吗?他们觉得历史一直在前进。其实历史不存在开倒车的问题也不存在前进的问题,历史就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而已,只不过周期长短不齐而已,说句笑话,说不定哪天又回到原始社会呢!
我举个例子,大家想想,自从推行公有制,逼迫民族资产阶级搞公私合营,那时大家觉得资产阶级私有制再不会出现了。可是没过四十年,私有制就卷土重来,那些百年老店老企业又被卖给了私人,只不过换了资本家,换成领导及其亲朋当资本家而已,你在六七十年代能想象得到吗?
海运一开,西方经济文化涌入中国,给中国带来现代意义上的工业,而大大小小的中外资本家正如马克思资本论描述的那样进行疯狂的资本积累,残酷压榨工人,剥削高额剩余价值。工人根本没有福利,过这牛马般的日子。解放后,工人算是当家作主了,没人相信工人阶级再会被资本家剥削的事情发生了,所以上起班来吊二郎当、偷懒耍滑。可惜好日子不长,改革开放,工人们的苦子比旧社会还要苦,社会地位哪里比得个体户?一开始搞责任制,有点小错就扣奖金,再就开除,接下来就是买断工龄,大批失业,工人和厂方的关系又回到了打工者和资本家的关系了。在沿海地区,各种私营企业、各种港台企业、外资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那工人不仅工资待遇低得可怜,有的还失去人身自由,状况比旧社会的包身工还惨。到了近些年,国家也觉得这样不对,又制订了新的《劳动合同法》,有点偏向于保护劳动者的待遇,那些劳动者马上又找到和资方斗心眼的武器了,各种劳动争议层出不穷,反过来也严重影响企业的运行。无论对资方还是劳方,都是“一严就死,一放就乱”,阶级矛盾从来就没有解决过。这不是一种周期吗?这不又是一种循环吗?几十年了,就这么一种简单的关系,反反复复,翻来覆去地不断调整,又回到起点,你说这人类社会还有什么希望?你说这国家没有君主来“乾纲独断”地治理,这些矛盾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这些事情都可以循环反复,难道帝制就没有恢复的一天?只不过帝制的周期可能更长一点而已。
反对帝制的人,并不一定不喜欢帝制,只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做不到皇帝,又有参政议政的瘾,所以只好鼓吹民主,炮制出“人民”这种政客术语,把“人民”这个词神圣化,诗情画意化,宣扬“人民至上”的邪说去骗人。仿佛人民是从没犯过错的,仿佛人民是从不需要检讨自己的,把文革一切罪过都加在毛一人身上,人民从没有为虎作伥似的。这和佛家讲的人是来还债的,圣经里讲的人是有原罪而来的截然不同,他们喜欢说什么人类社会就是来让人过好日子的,是来享福的,是有权当主人决定一切的。他们动不动就把“民主”二字挂嘴上,动不动就要代表人民,以便让自己借为国为民的名义,能冠冕堂皇地也来夺一份权过瘾。但你要真叫他当皇帝,他马上就信仰帝制了,他要真夺了权,马上翻脸不认人了。那些所谓的民运人士真要是掌了权就真会给你们民主了吗?
为什么不讲“人民至上”?因为人民的见识绝大多数都是谬论,绝大多数人的见识又自私又可怜又愚蠢,要是社会就按“人民”的意志走,必然走向地球的毁灭。有的人不相信,但他发现,往往他再论坛上发表了一个简单的观点,总是有那么多的人搞不懂,把问题歪曲成另一个意思,有的还很浑,总爱和他抬杠,这令他很气恼,只好骂对方是“脑残”是“SB”,对反对他说法的人他一律定为“五毛”,问题是让他觉得是“脑残”是“SB”是“五毛”是大多数,既然你自己也觉得人类中大多数是“脑残”,是连简单问题都搞不清楚的,你还相信人民的选择一定是正确的吗?你还相信什么一票一票投出来的事情就一定是正确的吗?凡是宣扬或相信“人民至上”的人,就是上天的叛民乱民。
一百年来,从第一个总统袁世凯到现在,中国名义上一直实行民主共和,但没有一天百姓自己说了算过,但正因为行的是这种“半民主半独裁、外民主内专制”的体制,中国才没有亡。要是当时真的由宋教仁原版不动地把美式民主复制到了中国,中国可能早就乱得灭亡了,所以宋教仁必须得死,一是不许这么搞,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同盟会复兴社过多靠暗杀起家,汉人喜欢个人英雄主义,盛产刺客,精神可嘉,但也必须受一种报应,宋教仁陶成章就是例子。(这是题外话)
你会发现一百年来,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和以往的社会矛盾有所不同,但都可以归结到一点,就是“表面谎称的民主与实际内囊里的专制”之间的矛盾。无论谁当政,始终有一种有趣的现象:当权者得一边要厚着脸皮耍赖,说已经很民主了,而反对者总是驳斥他,说他独裁,借此鼓动人们去造反。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不当政不知道独裁的必要性,无论谁当政,马上就会明白一个道理:自己年轻时为之曾经奋斗过的民主理念是绝对在中国行不通的,一旦在中国行真的民主,就等于给了中国那些又口若悬河又百无一用的人表演的舞台,就等于给了贪官们开钻空子的洞,就给了是非不分的愚民们更多受骗上当的机会,那真的可就什么事情都干不了,样样事情都得泡汤。
有人会说,与其这么欺世盗名地行民主之名,又羞羞答答地行专制之实,不如堂堂正正地恢复帝制做皇帝好了,省得那么多是非。同志哥,你想得太简单了,你要知道中国这块地方的刁民是多么地野蛮可不可理喻,一旦被众人普遍接受了“帝制是个坏东西”这个理念,再改正过来就难了。打个比方来说,那明朝的崇祯皇帝明知道两面作战对自己不利,必须先和清讲和,腾出手来消灭掉农民军,再对付皇太极。可问题是,整个大明,无论朝野,长期以来都受到决不和敌人谈判的思想影响,从小接受的教条是凡是意图和金人谈判的都是宋朝张邦昌、刘豫、贾似道这样的奸臣卖国贼。大臣不敢这么说,谁说出这话谁就算奸臣,连皇帝也不敢这么说,怕被后人指责。虽然皇帝急切需要和大清讲和,只有眼巴巴盼哪个臣子先提出来。他都怕被国人指责,统治者即使有了恢复帝制扯下民主共和这块遮羞布的想法,也怕落得个袁世凯的下场,想想自己已经和皇帝差不多了,何必硬要这个名份呢?
今天,只有我来当这个“奸臣”了,只有我敢把这真相说出来,我劝当政者,何必这么遮遮掩掩地搞假民主呢?要做就做真皇帝。以后无论是谁上台,只要你们有这想法,我都愿意向你们递交“劝进表”,希望你们其中有一个能恢复帝制,救我中国。君主制大约形成于周朝,以后我们的国号就叫大周吧。
冯玉祥一辈子尽干“逼宫”的事情,我呢,就喜欢干“劝进”的事,君子成人之美呀。以后我就是“中华大周帝国”劝进第一人,看来做帝王之师当太子太保、大司马、武英殿大学士是没问题的,按照《周礼》,还应该封我“上卿”,赐蟒袍玉戴三眼花翎黄马褂,封魏王加九锡,上书房行走,紫禁城骑马哩。
现在的形式和老袁那个时期不同了,那时候老袁称帝是受到了国际上的反对,正是洋人的干涉,才使得北洋军有人敢不听话。使袁缺乏绝对权威,要是没有这个因素,就是地方各省闹独立也不怕,管你什么蔡锷不蔡锷的,武力剿灭了就是,不用几年,全国人民就会象明朝人接受清朝一样,老老实实梳起辫子来。要是当年真的是这样,我们的学习的教科书一定说当年皇帝此举是多么地伟大,无数专家学者写出文章来阐述皇帝此举是如何如何地英明,对称帝的认识和我们现在绝对相反。
所以,虽然我党现在在国际上没有绝对的权威,但起码在国内是有的,美国顶多只能对我们指手画脚,顶多提给抗议而已,只敢经济制裁,我们完全可以不理。美国连个朝鲜都不敢打,对我们就更不敢动武了。这不是称帝的最好时机吗?
在古代,由于中国和西方隔绝,周围各野蛮部落只是疥癣之患,多数情况下不能对中原皇帝的绝对权威产生实质性威胁,而在近现代就不同了,慈禧想做什么都做不成,连选大阿哥和废光绪都都得看列强的,最后逼得实在不行,不惜亡国的危险去和十几个国家开战。而今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国际上有地位了,最多在抓捕运运时,有几个西方国家口头上抗议几句,在国际会议上找我们的领导人闹两句而已,西方国家慑于我军的人海战术,也不敢拿我们怎样。根本不敢象在清末民初,一旦看中国不顺眼了,马上就可以发兵来教训我们,逼得太后和皇上逃西安,袁世凯那时能比吗?此一时彼一时也,要是称了帝,国际上谁又敢对我们说三道四?谁敢发杂音,我们收拾谁!在国内,当权者更容易摆平,称帝所需的绝对权威已经具备。
其实在今天这种通讯交通发达的年代,如果不能在军事上称霸全球,那么要树立国内绝对权威的最好方式就是闭关锁国,就和今天的北韩一样。对的,朝鲜战争以后,虽然知道打不过西方,但可以保证美国不敢轻易对中国侵略,就是那时称帝,美国也只能干瞪眼。可惜还有个苏联要干涉,最后和苏联闹翻了,苏联也不敢打我们。正好可以关起门来学古代中国那样“自立乾坤”,不受别人的干涉。
一切事情就坏在和西方沟通上,所以刘伯温早就说:“海运一开起刀兵”。就是说只要一和外边接触,皇权就受到了威胁,皇帝权威一受损,国家就会乱。
可问题不是单方面的,要是岸英没死,毛泽东一定会学朱元璋,竭力把一个安全的、富饶的、稳定的锦绣江山交到儿子手里,绝不会去搞那个文化大革命,正因为他觉得国家反正在他死后不会跟他姓了,才不珍惜,才会由着性子干,反正两眼一闭你们后人来收拾。
这封劝进表扯到这里,我也觉得累了。我准备以后有时间再继续连载写下去,就恢复帝制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展开来讨论,主要内容有:
1.只有帝制才最符合中国人的人性,帝制是圣人们实事求是评估了人性后,承认中国人与生俱来又改变不了的弱点后选择的社会制度。
2.中国人的人性离实行民主所需要道德标准相距太大,而西方人既适合民主制度,也适合帝制,帝制是和宇宙结构相称的。
3.民主是邪说,谈“民贵君轻”的真实含义。
4.该什么样的人来当皇帝?是禅让好还是世袭好?
5.工业是种错误。只有农耕社会的社会形式和生活方式适合人类。谈哪些职业是不应该保留的。
6.道德、王法与现代法律。
7.回答有关“既然帝制这么好,怎么清朝还被洋人欺负”一类问题。
黄侃
黄侃(1886年-1935年),湖北蕲春人,生于四川成都。初名乔馨,庠名乔鼐,后更名侃,字季刚。晚自署量守居士。国学大师,语言文字学家。
生平
幼承家学而聪颖过人。四岁,从江叔海(瀚)问学。五岁,随父翔云公(黄云鹄)诣武侯祠,祠壁悬楹联甚多,归后,即能朗声背诵之。七岁,翔云公聘于江宁尊经书院,留家。值家用告罄,奉生母周孺人之命,肃书白状,即于书末缀一诗云:“父作盐梅令,家存淡泊风。调和天下计,杼轴任其空。”(翔云公曾署四川盐茶道,又曾任蜀地它职,前后历二十年,清风峻节,守法爱民,蜀人称为青天而不名)。宜昌王鼎丞(定安)咤为奇才,以女许字。
1903年,15岁时考入武昌文华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在校即与同乡田桐、湖北黄安(今红安)董用威(即董必武)、湖南桃源宋教仁等同学议论时政,批评当局,宣传反清、反君主专制等革命思想,因此被开除学籍。后以故人之子的身份去见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其父黄云鹄曾与张之洞相往来),张赏识其才,乃资助其官费留学日本。不久,即在日本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1906年前后,曾先后在《民报》上发表《哀贫民》、《哀太平天国》等一系列文章,鼓吹革命。其在《哀贫民》一文中,以家乡农民为例,叙述了劳苦大众在残酷的封建制度压榨下,过着“羹无盐、烧无薪,宵无灯火,冬夜无衾”的悲惨生活状况,对贫苦农民寄以无限同情。文中还明确指出:“富人夺之而我乃贫”,提出要解决贫富不均,必须革命。值得称道的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年方十余,能注视农村实际,提出农民问题,鼓吹农民革命,的确是难能可贵的。1907年,又在《民报》第18期上发表《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一文,历数立宪党人“好名”、“竞利”,指出他们讲立宪,“无非希冀权位,醉心利禄而已矣!”政治上的堕落,势必给国民道德带来极坏的影响,以致亡国。文中还论及革命党人要在道德行为上同立宪派泾谓分明,否则“德不逮而民无援”,国事将不堪问,这既是对改良派的针砭,也是对革命派的砥砺,同时也正是性格、精神和做人标准的自白。
1910年,由于同盟会的活动,国内各地革命力量蓬勃兴起,湖北革命党人函促回国举事。回国后,再三分析当时的情势,吸取湖南起义失败的教训,认为举事时机尚未完全成熟,当务之急是做好宣传发动的准备工作。于是,他深入鄂皖边孝义会中发动群众,并将孝义会改组为“崇汉会”,到农民群众中组织演讲,宣传民族大义和中国危急情状,听众常聚集千余人。他的足迹遍及鄂东蕲春、黄梅、广济、浠水、英山、麻城以及皖西宿松、太湖等两省八县的广大穷乡僻壤,号召人民组织起来,以国家兴亡为己任,推翻满清之统治,成为著名的群众领袖。
1911年初,武汉文学团体“文学社”成立,社员都是新军和社会各界的革命中坚,黄侃不但力举其事,而且还亲自审定了会章。同年7月某晚,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主笔、同乡詹大悲设便宴款待黄侃,并与之商谈时政。酒后,针对当时一些改良派提出的什么“和平改革方案”,愤然提笔为《大江报》撰写时评,标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署名“奇谈”,大悲叫绝!次日,此文见报,震撼江城,清廷惶惧,很快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的罪名,查封了《大江报》,并将詹大悲及该报副主笔何海鸣逮捕入狱。由于詹大悲在狱中坚持说时评系自己所作,故得以脱险。《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这一著名时评,大大激发和鼓舞了革命新军及各地人民群众的士气和义愤,成为后来著名武昌起义的导火线。
为人,爱憎分明,尤重大节。1915年,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而被幽禁在北京钱粮胡同某宅内,闻悉后,曾两次赴京探望,后来索性以“研究学问”为名,搬入章师被禁处。但未过多久,便被警方逐出。气愤至极,以绝食表示抗争。其时,他的另一位尊师刘师培(后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于1915年在北京召集学术界知名人士开会,动员等人拥戴袁氏称帝,话未说完,即起立怒目,严词拒绝之,并气愤地说:“如是,请一身任之!”说完拂袖而去。到会的众人亦随之而散。
和董必武不仅是老同学,而且是好朋友。他尤其推崇董必武的斗争精神,积极支持董必武的革命活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为解决会议代表的住宿问题,董必武曾找他联系。他便亲自写信给当时在上海法租界博文女子学校任校长的夫人黄绍兰,让参加中共“一大”的毛泽东、董必武等十名代表以“北京大学暑假旅游团”的名义,住宿在博文女子学校。
一向为人正派,从不趋炎附势。南京国民政府执政时期,其同盟会故友多系国府显贵,他耻与往来。惟有居正当时受蒋介石软禁,形单影只,不胜苦楚,旁人躲之不及的时候,他却常至居正囚地,与其谈心解闷。后来居正东山再起,复登高位之后,他竟不复往见。居正念他的友情,亲赴量守庐诘问他为何不再来玩,他正色答道:“君今非昔比,宾客盈门,权重位高,我岂能作攀附之徒!”
年近五十,仍不著述。1935年,五十大寿,太炎师亲赠一副对联:“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希望能写作,同年10月8日,因饮酒过量,吐血而死。太炎师因联句竟成谶语,悔痛不已。
学术
师事国学大师章太炎,擅长音韵训诂,兼通文学,历任北京大学、国立东南大学(1949年改名国立中央大学,1952年改名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金陵大学等校教授,以及国立武昌大学校务维持会主任。一生治学勤奋,以愚自处,主张“为学务精”、“宏通严谨”。章太炎以太平天国为例,谑封为“天王”(太炎所封“五大王”为与钱玄同、汪东、吴承仕、朱希祖)。
轶事
1917年,胡适海外学成归国,任教北大,与陈独秀、钱玄同等人共同发起新文化运动,暴得大名。胡适的横空出世,使生平最得意的、寄以厚望的高足傅斯年很快倒向了新文学阵营。据说每次上课,总要先骂一通胡适,才正式讲学。
曾与胡适同在北大讲学。一次宴会上,胡适偶尔谈及墨学。曰:“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帐王八!”胡适赧然。又骂道:“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帐王八。”胡适大怒。却大笑道:“且息怒,我在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 我不是骂你,不过聊试之耳!”举座哗然大笑。
个性轻狂,一生结婚九次,报刊曾有“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之说。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曾回忆黄侃骗婚黄绍兰一事,致其一生流离失所,直斥黄为“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小有才适足以济其奸”。
《大江报》与武昌起义
《大江报》曾有两篇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著名时评。一篇是署名“海”的《亡中国者和平也》,另一篇是署名“奇谈”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
《亡中国者和平也》的作者是何海鸣,这篇文章发表于1911年7月17日,作者激愤地痛斥清政府颁布的宪法大纲,批驳改良派、立宪派分子企图利用请愿等“和平”方式来抵制革命的反动主张。认定“和平”是“亡中国”之道,是走不通的,只有革命才能拯救中国。
《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是于何文发表后九天刊出的。这篇影响巨大的短文直接引发了“大江报案”。文章作者是一代国学大师黄侃。当时黄侃从北京回到湖北,詹大悲在报社为其设宴接风。席间詹请黄为《大江报》写一篇时评,黄乘醉一挥而就:
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痈一朵,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形见人人欢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创巨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
这篇两百余字的短文,情绪从沉痛悲愤转而慷慨激昂。行文跌宕起伏,一气呵成。读来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大大鼓舞了革命者的斗志。
黄侃的这篇文章在《大江报》上发表后,早已对《大江报》又恨又怕的清政府终于坐不住了。当局以“言论激烈,语意嚣张”及“淆乱政体,扰害治安”等罪名,于8月1日查封了报馆,报纸被“永禁发行”;詹大悲和何海鸣同时被逮捕。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湖北“大江报案”。报馆被封的第二天,《大江报》同人即向全国通电“各报馆鉴:敝报昨夕被封禁,拘总理,乞伸公论。大江报叩。”一时舆论哗然。民情沸腾。全国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声援。汉口各界人民团体和新闻界也公开集会表示抗议。于右任在8月3日的《民立报》上发表《江声呜咽》一文吊曰:“大江东去,试问真英雄被浪淘哉?”对《大江报》的停刊表示痛惜和愤慨。
清政府慑于民情和高涨的革命浪潮,只得对《大江报》从轻发落。对詹、何二人仅判处罚金800元,后二人无钱交付而改判徒刑18个月。武昌起义后,二人得以自由。而《大江报》在辛亥革命成功后,重又复刊。
2012年7月6日星期五
特工披露林彪死亡惊人内幕-【林彪】
作者:丁凯文
译者按:彼得·汉纳姆关于林彪事件的文章,我们以前比较注意的是其发表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上的文章,而忽略了他发表的文章。而后者对林彪事件的揭示更详细、更全面。前者只是这篇文章的缩写。现在,陈航先生将汉纳姆的文章翻译成中文,笔者做了必要的校对。现贴出来供大家研究。
解开林彪死亡之谜(Solved: The Mystery of Lin Biaos Death)
二十多年前中国宣布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在逃往苏联途中机毁人亡。为此它引出了众多的疑问。本文首次提供了一些确切的答桉。
彼得·汉纳姆(Peter Hannam)
1971年9月13日凌晨,蒙古东部的天空十分平静,半个月亮把白光洒在起伏的大草原上,一缕缕的云在黑夜的天空中飘过。如往常一样,杜卡嘉汶.丹吉德玛(Dugarjavyn Dunjidmaa)守卫着一处炸药库,她凝视着一公里外产荧石矿的小城市贝尔赫(Bekh)的方向。突然,发动机的嗡嗡声使她昂首向天空中望去。在城的另一边,同样的声音也引起了女哨兵纳瓦卢桑吉·索若尔(Navaanluvsangivn.Soror)的注意。她回忆说:"我听到有像汽车发动机般的很大的噪音,奇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我提起枪跑了出去。"
很快飞机就进入了人们视野。回忆起二十二年前的事,丹吉德玛说:"我看到它坠落时尾部着火。"她现在仍住在贝尔赫她的毛毡帐篷里。索若尔也说她看到飞机上有三处着火,她冲回办公室,打电话报告了上级。丹吉德玛还说:"从我的位置可以追踪到那架飞机,直到它坠毁。"
这两个女人当时并不知道,她们正好见证了一段历史。那架失事的飞机来自中国,由于迄今为止还不清楚的原因,它坠毁于蒙古境内一百多公里处,机上人员全部罹难。自此以后,全世界的外交官与中国问题专家们一直在探讨机上的乘客到底是何方神圣。
数月后,中国政府宣布了一个令人奇怪的解释。北京方面说:死者中有林彪元帅,他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且被公认为是中国最杰出的军事指挥家。同机的还有叶群,她是林彪的妻子、政治局委员;还有他们的儿子林立果。这三人据说是带着他们的所有机密叛逃苏联──中国当时最大的敌人与蒙古的保护国。
但这一解释是真实的吗?去年5月,我乘军用吉普车从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出发,去探寻究竟。六个多月之后,我对林彪事件的调查范围远远超出了飞机的失事地点。调查结束于台湾。但这之前我还曲道去了莫斯科、纽约、洛杉矶,然后回国。我尽力解决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林和他的妻子是否真是这次飞机失事中的罹难者。更吸引人的是,我发现收集到的证据说明冷漠而且谜一般的人物--林彪是个复杂的人物,远不只是简单的毛泽东的激进的代表。他看上去有些像特洛伊木马,假如他继承了毛泽东得地位,他将准备转而效忠共产党最凶恶的敌人──台湾的国民党。如果这样,无疑会改变中国的历史。
要考察林同国民党人的关系,我们有必要追溯到1925年。那年他进入了广州附近著名的黄埔军校。这里的许多毕业生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主导了中国的军事阶层。其中许多人追随了黄埔校长--蒋介石,后来的国民党领袖及中华民国总统。另一些人则听命于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后来的中共总理周enlai。即使许多人自始至终都处于对立的阵营中,作为这一精英团体的黄埔毕业生们总有一种特殊的校友关系。台湾一位学者说;"那个时代,黄埔学生以救国为己任,不考虑个人得失,他们是很忠诚的。"
虽然林彪一直跟随着共产党,但他仍对蒋校长保有一种作为学生的尊敬。大陆一位历史学家回忆说:二战结束时,林彪陪同周enlai前往陪都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他们二人被请进一个房间,蒋介石坐在那里等他们。出于对前校长的尊重,那时已是一赫赫战将的林彪在会见中一直站着。
林彪与毛泽东矛盾的种子在较早的时候就种下了。林的第一次名声雀起是带领他的队伍于1937年在平型关成功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虽然他的胜利只在很小的程度上阻止了日军的前进,但却鼓舞了全国人民抵抗日寇的士气。毛泽东事后称赞了林彪的这次行动。但苏联一位很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德鲁森(L.P.Delusin)博士却认为,
林彪这次行动事先没有得到毛的同意。当林彪1938年去莫斯科治疗战伤与肺结核时,毛把这次远行实际变成了一次政治流放。据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国际代表,林彪到达苏联时贫病交加,且没有官方证明。德鲁森说:"当他会见共产国际官员时,他甚至没有靴子,一个中国人把自己的靴子借给他。这看上去像是毛泽东在故意贬低林彪。"
在莫斯科时,林彪为苏联领导人写了一份报告,说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态度。"他对毛泽东的政策颇有微辞。"
德鲁森说,他看过这份报告。这有助于解释1940年以林彪之名出ban的一篇自相矛盾的文章,它发表在共产国际宣传刊物《共产国际》上。美国的林彪问题专家托马斯·罗宾逊(Tomas W. Robinson)判断说,这篇文章的风格与内容脱胎于另一作者,而只是借用了林的名字。有趣的是,这一文章称赞蒋介石建立了抗日的全国统一阵线(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奇怪的是该文全未提及毛泽东。事实上,1936年的西安事变两位将领因蒋不愿与共产党联合抗日而绑架了蒋介石之后,蒋才极其勉强地与毛泽东联合。林彪日渐增长的对毛的觉醒导致了他的第一次与国民党人的秘密接触。在1945年末,林彪秘密要求与国民党情报机关接头。国民党人安排他们的情报局副局长郑介民与林会见。根据郑关于他们重庆会谈的报告,林彪表示愿意留在共产党内,并为国民党"在将来起一些作用"。
这一资料来自台北澹江大学政治与军事事务专家李子弋(Li Zi-yi)教授。他说郑林会见数年以后,蒋介石的最亲近的顾问之一陶希圣(陶死于1988+1年)告诉了他这件事。李说:"我相信陶,因为他看到了第一手资料,而且既然林彪已死,也没有必要编造此事。"
根据李的说法,林彪又一次批评了毛的领导风格,把他描述为几乎是个偏执狂。毛的"左手不相信右手"。林告诉郑:"当毛派某人去前线,他一定要派另一个人在后面监视他。"蒋对林提供的消息未采取任何行动。不久以后,内战开始,林被派往东北。他可能认为他的前校长不信任他──这一观点是高魁元(Kao Kwei-yuan),林的黄埔上下铺室友,后来的国民党国防部长告诉李的。李也从其他黄埔校友处得到这一消息。李子弋接着说:"因此,林要到他可以有所表示时──比如权力,他才会回来的。"
如果林对共产党领袖的指挥产生疑虑,他不会允许他们在战场上干涉他的军事行动。罗宾逊指出林是如何指挥他的军队在东北数个重大战役中打垮了国民党军队,从而得到了几近"战无不胜"的名声。但是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林的事业道路却因政治状况与身体多病而受阻。他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近十年。但当1959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因反对为工业化而搞的大跃进运动遭毛泽东清洗之后,林接替了彭的工作。
作为国防部长,林对在军队中树立对毛主义的偶像崇拜做了很大贡献。1961年,他教导人民解放军学习毛泽东思想。著名的毛主席语录"红宝书"事实上就是林的发明,并且还有林写的前言。因为这些行动与以后的讲话,林在国内外赢得了激进左派分子的名声。1966年毛放手发动文化大革M之后,林的地位由于他的权力对手被一个一个地排除而日益强固。到1969年时,这位元帅不仅是党的唯一副主席,而且是宪法规定的毛的接班人。他的支持者掌握几乎全部军方要职,占据政治局席位的一半。他所需要的只是等毛死后统治中国。
美国和欧洲的历史学者一般认为,林更愿意与莫斯科保有亲密的联系,而非是与华盛顿,如果中国不得不选择其一的话。然而,林的迅速崛起带给台湾国民党政府最高层的不是焦虑,而是兴奋。理由是:在文革爆发后不久,林在给国民党领导人的一封密信中表示出对蒋介石的拥护。
在这一交往中的关键人物是张式琦(Chang Shih-chi),台湾1978年至1983年的情报局主任。张现年七十四岁了,已退休,住在洛杉矶。他在1966年掌管国民党军统(或称"J2")。他说,在1966年11月,一位来自大陆的信使萧正义(Xiao Zhengyi)亲手把一封信交给一个住在香港的国民党前后勤司令周由(Chou You)。萧告诉周这封信是林彪和陶铸写的,陶当时是政治局中的第四号人物,但面临被打dao的危险。周的儿子,一个国民党官员,将此信交给了张式琦。张很满意此信的衷心,便将它交给了蒋介石的儿子──当时的国防部长蒋经国,蒋经国把信交给了他的父亲蒋介石。
信里写了些什么呢?信只有简单的两页,开始是呼吁寻求帮助,然后是微妙地表达政治的忠诚。信中说:"请给我们一些指示。"林彪与陶铸声称他们的地位" 危险而不确定"。他们把毛泽东描述为一个"疑心重而嫉妒心强的主人",其行为"狡诈"且"难以预料"。结尾处,作者向蒋介石转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如果我们有机会使我们获得自由,或者我们不必为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而负责,我们愿(向蒋)从心底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以张的理解,这层意思很简单,
"他们感到自己在中共政府中的地位并不十分有希望。于是他们试图建立某种联系。他们企图站到台湾一边。"信的详细内容于1988年在台湾发表,但没有引起广泛注意。
试图说服国民党领导者关于此次秘密联络真实性的另一重要方面是,林、陶、萧、周与张本人都是黄埔毕业生。有趣的是,信中,林、陶、周在信中都用了军校中的绰号。J2前头目张式琦说,经过周密讨论,最高统帅决定写封回信。张告诉周要写什么,回信转交给萧,而萧于1967年1月回大陆。萧从上海又送了第二封信,这次不是由人传递。信使说,上次通过人传递国民党回信太危险了,但林已知信的内容了,萧并且说:"林的想法还和以前一样。"
张说他把国民党回复的核心内容总结成三点:"第一,我们向他表示他是受欢迎的。"这个前特务头子回忆说,"第二,我们愿意帮助他保住他的特殊地位。且(最后),我们想逐渐发展这一关系。我们想尽最快的速度给林回信,因那时陶铸噎被打dao了。"事实上,陶1967年1月倒台,据报两年后在医院死于未经治疗的癌症。
就张式琦所知,从大陆来的消息停止了。但国民党仍然相信他们在北京政府最高层里有一个盟友。
"在1966年到1971年间我们确信林姻定反对毛,"张说。"那封信后,所有涉及到林彪的活动都被密切的关注。所有他的(激进)讲话,所有他干的事情都为了一个目的──赢得毛的信任。"
萧正义从上海寄信之后就消失了,周由也于1968年死于香港。另一位确认此信息交往这件事的人是高龙(Kao Long)上校,他是前J2在英国属地的主要负责人,现居住在台北。高说他帮助证实了原信并传送了回信。"我们把此事看得十分重要。"高龙说。这一秘密过程非常复杂,因为"每一部分都紧紧相连。因为保安措施严密,此事不可能轻易传出去。"高说对于台北回复内容,他只知有限的一部分。但他认为信中一定告诉林彪,国民党会原谅他卷入共产党的活动。高回忆那封信时说:"最重要的事是反对毛,并非反共。"
但是在1966年,林似乎与毛正在度着蜜月般的时期。为什么他还要冒种种危险写一封可能被暴露的信?一个可能的答桉是因为权倾一时的陶铸被打dao,陶是中国南方党的负责人,也是林的盟友。这表明了在动荡的文化大革M中,没有谁的地位是稳固的。早在1966年初毛写信给他的妻子江青,表达了他对林一篇关于政变的讲话的不满,毛怀疑林的忠诚。虽然那封信直到很久以后才发表,中国官方噎承认此信曾由周enlai转交给陶铸去复印。如果是这样,陶一定会提醒林。
红卫兵制造的无情破坏以及遍及全国的溷乱也许已震惊了林。作为一个强烈的爱国者,他带着使中国统一与强大的梦想参加革M,毛的倒行逆施使他感到愤怒。林此时也许姻定取毛而代之的时机噎到了。
李子弋教授说蒋介石最大的遗憾之一是未能利用林──蒋总统对此曾向陶希圣多次提及。1993年10月在美国发行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the World Journal)出现一篇有趣的文章,做蒋介石的私人医生达四十年之久的熊丸(Hsiung Wan)在文章中说:"我唯一一次见到蒋总统流泪是在他听到林彪死的消息时。"
在台湾,我找到熊要求他确认其真实性。他立刻回答说:"我否认。我从未说过此话。我不认为总统会为任何共产党人流泪。"但熊告诉我《世界日报》记者张嘉驰(Chang Jia-chi)采访过他,此人是他儿子的朋友。我给他们打电话,打到美国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张的家中,张对此进行了激烈辩护,说她绝非编造:"这仍然是一个敏感的题目。"她还说自己曾给熊寄去了文章复印件,并收到了熊的致谢信,熊承认他确实收到了文章,但说他"并未非常仔细地阅读"。
未提及我在美国方面的调查,我问李子弋有关蒋流泪这件事,他立刻回答说:"他绝对流泪了"。"陶希圣告诉我(蒋)哭了,因为他深感遗憾。那就是在1971年。这给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民党的老将无疑会对他们身经百战的勇士为一个人而哭泣感到不满,更不要说是为一个共产党的元帅了。但是蒋可能是意识到他返回大陆的最后一点希望随着林彪之死而消失了。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北京官方解释林彪在试图叛逃苏联途中死亡从来就是站不住脚的。他们的怀疑因有关的事实而得到加强:直到最近,蒙古一直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且从未提及林是否在这架坠毁于其领土内的飞机上。中国人自己只是提供零星的尸体照片以此证明林在死者之中。
多年以来,对此事件的悬疑导致了各种各样关于制造阴谋的传闻。在飞机坠毁后的几个月内,美国与欧洲情报机关陆续收到报告,言及机上人员中无人超过五十岁──这远低于林当时六si岁的年龄。这一判断似乎被我所接触到的不少蒙古人所证实。调查人员还在九个死者中唯一一个女性的手提包里发现了一包避孕药。林的妻子叶群那时已五十岁,应该噎过了生育孩子的年龄。更奇怪的是,表明莫斯科官方对世界看法的《大苏维埃百科全书》(the 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的1973年版对林彪只列了出生日期,并且注明了他于1973年被中国共产党驱逐。然而,试图填补这一事实空缺的最吸引人的尝试是在1983年。《阴谋与毛的继承人的谋杀》(The Conspiracy and Murder of Mao's Heir)一书作者是姚明乐(Yao Ming-le),这是作者的假名,且出ban者也只说他是个"中国公民"。书中说毛通过林的盟友发现林的企图,于是他设了一个圈套,在1971年9月12日他的北京郊外别墅邀请林彪及夫人赴宴。有周enlai陪同的盛宴上,有用四百八十二年前的明朝酒泡过的美味的东北虎虎腱。但当这对夫妇驱车离开时,毛的警卫部队用导弹炸毁了汽车,当时就杀死了林彪和叶群。是他们的儿子乘机逃离并摔死在蒙古。事实上,林立果的空军身份证是大火中仅剩下的证明文件,他在死者之中从未遭到怀疑。
我的调查解决了核心的秘密:林彪和叶群事实上死于飞机之上。三叉戟飞机上的确凿证据是很难获得的。蒙古曾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次飞机失事,但是该国的保密法规定此报告到2008年才可公布。但是读过或帮助整理过那份文件的人说它只会使研究者们失望,文件中未提及林彪。尽管收集到的蒙古目击者们的陈述是很肤浅的。蒙古调查组和来自乌兰巴托中国大使馆的四名代表,在将尸体分别放入棺材埋进坟墓之前,只是做了外部检查。但是我从两个渠道得知一个苏联专家组曾经飞来蒙古掘出过尸体。我明白确切的答桉一定藏在莫斯科。
去年8月,我到了俄罗斯首都。凭着一个名字、一张照片,我寻找到在1971年底被派往蒙古的主要的苏联病理学家托米林(Vitali Vasilievich Tomilin)教授,他是现在噎不存在的前莫斯科第三医学研究所的头头,现在在一家地方太平间作顾问。他短小壮实,长着白发和一双明亮的蓝眼睛。他对我的到来感到奇怪,但还是同意会见。是的,他曾经受雇于克格勃去过蒙古,他负责飞机上尸体的验尸工作。结果是什么呢?这还需要有克格勃的同意。他曾签了一份恪守秘密的证书,并保证正式公布这一结果之前不会泄露秘密。
当时,我噎得到了必要的许可。托米林突然变得谨慎起来了。很快我就明白了真正的障碍是:扎格沃斯丁(Zagvozdin)将军,一个退休了的克格勃调查者,也是去蒙古调查组的成员之一。但最后,扎格沃斯丁终于开恩。这个克格勃侦探说他和托米林的发现只有四个人知道,另两个人是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与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列奥尼德·勃列日涅夫。调查结果从未对外公布。
扎格沃斯丁说,为确认他们的资料完全正确,调查组曾两次挖出尸体。在抵达蒙古之时,他们对三叉戟飞机上的成员是何人并无成见。理由是:苏联分析家们说在那个飞机失事期间有三十八个主要中国官员消失。调查者们的第一次调查推迟到10月中旬,因为他们搜集了四大皮箱的有关失踪领导人的资料。
"死人不会说话,"扎格沃斯丁说:"死者的头盖骨上并没有写着死者的名字与身份,你必须有他们活着时的照片,然后把微笑的人与腐烂的尸体做比较。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这一重大问题的答桉是什么呢?"我很幸运,因为我认出了他们:林彪和他的妻子,"托米林说:
"我变得非常熟悉他们,两人嘴里有不少金牙。我们量了尸体的长度,与他们活着的身高和年龄正好吻合。"
俄国人是如何确认出他们所挖出的尸体的呢?托米林从办公室保险柜里拿出一迭纸,每张纸上都有莫斯科最高机密实验室中工作的各方位的照片。他骄傲地说:
"我只从耳垂的形状就可以判断出(林彪的身份),或只比较牙齿记录,或只用其生前照片比照其头盖骨。但是这三点检验的结论是一致的,再加上其身高、年龄与战时的伤痕。不可能再有比这更好的结果了。"俄国人把两个看上去年龄最大的尸体的头颅带回莫斯科检验。托米林说头盖骨可能还存在克格勃的地下室里。
当然,使辨认工作能进展得较为顺利一点,是因为林彪曾有三年时间(1938~1941年)在苏联治疗战伤。林的全面的医疗记录使他们两人很快就确认了他们确实是面对着林彪的遗骨。托米林递给我一张他拍的林彪的头盖骨顶部的原始照片以及这位元帅在世时的稀有的免冠照片。林彪头上的伤处与所发现的头盖骨凹陷几乎完全重合。
在叶群这一方面,因为她在苏联待的时间较短,俄国人只有很少的医疗记录。即使如此,尸体的耳垂形状与苏联牙科记录也与调查者的求证相符合。"我们很幸运,收集到了所有的牙齿,"扎格沃斯说,"我们在棺材里寻找并且全部找到了它们。"
为了完成他们的调查,俄国人在11月初又去了一次蒙古。这次主要目的是检查林彪肺里是否有肺结核的标记。苏联人找到了此病的证据:肺上一块硬化成石头一样的东西──与苏联医疗记录里的一张X光片完全相符。此时,林彪的棺材里仅装着第一次开棺时余留的尸骨。但是托米林还是找到了肺结核的证据。他说" 我们找到了它,就在右肺的同一处。"对尸体没有什么好再探索的了。苏联人走后,蒙古当局决定将遗体归还中国。但是中国人要两具无头、而且噎被肢解的尸体有什么用呢?他们也许根本就不知道。蒙古病理学家桑加德日(chinkhorloogiyn Sanjaadorj)告诉我腐烂的遗体被卡车运到托尔戈特(Tolgoit),一个离乌兰巴托不远的地方秘密火化了。骨灰被放入小袋中交给中国大使馆,现在应该是在中国了。
回到莫斯科后,托米林和扎格沃斯丁很努力地研究他们所找到的骨头。当一年后他们结束这项调查时,他们以自己发现而捍卫他们的名誉。扎格沃斯丁说:"通常,调查人员不在自己的报告上签名,但是我太激动了,以致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托米林也一起签了名。"
正如许多人所猜测的,林彪会不会是先被刺杀,而后他的尸体被放到飞机上当成叛徒再来个自杀飞行而烧毁?扎格沃斯丁和托米林否定了林彪和叶群死于飞机坠毁前的可能性。托米林说他检查了尸体有无子弹或刺伤以表明死者事先遇害。"在一开始就排除了(死者事先遇害),尸体上所有伤痕都是来自飞机坠毁。"
蒙古弹道学专家莫尤(Turiyn Moyu)与病理学家祖奈(Gendensambuugiyn Zuunai)也没有在尸体上发现任何子弹的痕迹。但是祖奈在确认尸体身分上进展不顺。他目前是国会的议员,他可能是罹难者尸体太显年轻以致不可能是林彪的传闻的主要来源。"那九人的尸体噎辨认不出了," 祖奈回忆说,"不可能说出哪一个人究竟是谁。"然而,他说:"大致的判断,我们无法证实任何一个人的年龄超过五十岁。"
祖奈的错误可能由于他缺乏经验。他一年前刚刚毕业,并未检查过多少飞机失事罹难者的遗体。而且,他只对尸体做了外部检查。中国大使许文益在飞机坠毁两天后造访了失事地点。他在1988年写的回忆录里说,牙齿记录表明尸体是林彪和叶群。事实上,蒙古人说,直到五周后苏联克格勃调查组抵达前,没有人做过任何牙齿记录的对比。
另一个重要的难解之谜是──飞机为什么会坠毁──这并不容易解决。据许(文益)说,中国专家认为缺少燃油是"飞机突然降落的主要原因"。扎格沃斯丁否定了这种说法,他说苏联专家确认飞机可能噎飞到了据乌兰巴托西北五百多公里西伯利亚的城市伊尔库茨克。
中国分析家们用飞机的高度与飞行时间计算出三叉戟坠落时飞机上只有2.5吨燃油──足够再飞行二十分钟。飞机在最后的U形转弯向回飞之前,他们把飞行路线描述为飞机一直向北飞,从中国到贝尔赫(Bekh)。正如高度计算一样,这只是一种猜测。这种推断显然是错误的。
9月13日凌晨1点多,蒙古东部肯特省(Khentiy)保安司令奥特贡加(Osoriyn Otgonjargal)离开达代尔(Dadal)假日营地舞厅。这个小城处于小山地带,在苏蒙边境南五十公里,据说是这一国家最伟大的征服者成吉思汗的出生地。当奥特贡加和他兄弟去卫生间时,他们突然听见头上有像摩托车的声音。"我对我兄弟说:'多奇怪,飞机的声音这么大。'"虽然云层使他们看不清飞机,这位保安司令确认飞机是向北飞。第二天早晨,他的假期突然中止,他被派往西南200公里外飞机坠毁地点。
扎格沃斯丁证实了飞机转向南飞之前,飞到了距苏蒙边境几公里处。"它为何转弯,对任何人都是个谜,"他说。援引苏联航空观察员的报告,这位前克格勃将军说没有证据表明那架三叉戟曾试图与苏联、蒙古机场联系。"我们只在飞机坠毁后才听说那架飞机,那时噎没有危险了。"即使这样,他指出这架三叉戟有可能飞向空军战略基地赤塔──而不是伊尔库茨克,就像一般估计的那样,甚至中国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一架大型的,且相对较慢的飞机怎么可能避开雷达的侦测而如此接近苏联具有最敏感设备的军事基地呢?
莫罗扎姆茨(Demshigiyn Molomjamts)噎任蒙古政治局成员三十年之久,反驳了扎格沃斯丁的说法。在那时,乌兰巴托的第二号人物是国家代理元首,而总统泽登巴尔在莫斯科与黑海过他的每年两个月的假期。莫罗扎姆茨在蒙古首都告诉我:"我们最先发现飞机时并非是其正穿越我们的国境,而是它噎飞越了我国领土,它向苏联人表示:'让我们进入。'但是苏联人拒绝了。我们得知如果此飞机继续飞行,它将被击落。这就是飞机当时为什么会掉头转弯。" 莫罗扎姆茨说,飞机坠毁几个月后,在一次与一位资深苏联军官的偶然的聊天中得知了这个资讯。
飞机有可能是被导弹击中吗?这可以解释丹吉德玛和索若尔看到三叉戟坠落时机上的火焰。三国的官员皆否认了这种可能。另一解释是发动机可能出了故障。那架三叉戟上三台发动机都在飞机尾部。
飞行员是否曾试图使飞机着陆?扎格沃斯丁与许文益都说可能并非如此。许写道:"减速板与其他减速装置在飞机减速降落时并未使用。"许写到:扎格沃斯丁说苏联飞行专家估计三叉戟撞地的时候,接近其巡航速度每小时五百五十公里。最终真xiang可能要到相关档桉材料解密,特别是赤塔空防部队的档桉公布后,才有可能揭开。如果飞行员当时减低飞机速度,安全着陆的可能性相对来说会大一些,因为该处大部分是宽阔平坦的盆地。
为什么林彪会登上这架在劫难逃的飞机呢?今天的中国仍坚持其政治性的指控,即林彪被指犯有多项罪行,最严重的是林曾三次试图杀害毛泽东──这是在林彪死后才公布的。林彪元帅是如何渡过他关键的最后一天仍然是个谜。张宁与另一个见证人提供了重要的证言。
众所周知,1970年中期后,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关系不断恶化,毛怀疑他的第二号人物在他自己的职位上图谋不轨。然而当毛剪除林彪的权力基础时,这位生病的元帅一点反应都没有。在北戴河,"林彪不读书不看报,"张宁回忆说,"他经常枯坐在那里,或者查查医书和字典,为他自己开药方。"因为怕痢疾,他只吃素食,如煮熟的卷心菜和用热水泡过的馒头。
9月13日前一天下午,一丝欢乐打破了抑郁的气氛,当时林的全家聚在一起知悉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和张清霖定婚的消息。林立果为此出人意料地在晚上9点从北京飞回北戴河,他送给姐姐一些花作为礼物。但是,快乐很快就消散了,林立果也从首都带回了坏消息:叶群在政治局中的地位下降,预示着林彪将会是下一个。
这天正是周日晚上,为消除紧张感,随从人员与一些林家成员聚在一起看电影。林彪宁愿在他自己的屋里休息。看电影的人并不轻松。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放映间。叶群看来像是紧张情绪的催化剂。她告诉家庭成员准备第二天早上7点南飞广州。晚10点左右,她和丈夫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谈话,内容被林豆豆布置的警卫员听到了。叶群告诉林彪必须离开北戴河,要不就去广州,要不就去香港。林彪几乎流泪地对她说:"即使我不得不死,我也不会跑。这样,我至少还是个爱国者。"
林豆豆得知这些谈话的内容后,冲到驻在别墅外的8341警卫部队。这一部队是专门负责高层领导的安全。她告诉警卫们说她的母亲可能要绑架她的父亲。据张宁说,林豆豆试图打电话给北京的周enlai,但只找到8341部队的副头头,她要求对她父亲加以保护。
大约晚11点,周enlai给叶群打电话,讲了长达半小时。他们谈话的具体内容还不清楚,虽然北京说周enlai噎知道叶群叛逃的计划,并且试图阻止林彪的座机起飞,当时那架飞机就停留在附近的山海关机场待命。事实上,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内,林彪别墅外的8341部队几乎没采取什么行动来阻止林的离开──随后有的只是林的妻子与儿子的匆忙部署。
打完电话后,叶群要求全家收拾东西立刻离开。根据张宁和其他消息来源说,林彪对此没有任何表示。他早已按时吃了安眠药入睡。叶群和林立果直冲进他的房间把他叫醒,他们对林彪说:"快点,有人要来抓你!"他当时昏睡无力,需要有人帮助穿好衣服。叶群去到张宁处。张宁回忆说:"叶群进来时外衣是披着的,她的帽子也没戴正。"林立果此时要求停止放电影,说:"所有人必须离开。"这时已过午夜。
当林立果得知机场噎关闭时,他马上怀疑到他的姐姐,神情大怒。他拿着枪,脸上的表情"凶残"。然而,叶群想要带上林豆豆和她的未婚夫一起走。"如果[林彪]问起来,我们没法向首长交代。"
在张宁收拾完之前,林豆豆走进她的房间让她吃了安眠药。"你先睡觉吧,我会来告诉你何时出发。"林豆豆等张宁吃完药后才离开。当张宁开始入睡时,林立果拿着枪走进屋里,张宁回忆说,"我看到月光下他的影子,他看了一会儿,然后突然转身,跑了出去。"此后,张宁再未参与任何行动,只是后来从别的工作人员那里知道了详情。
外面,一场追逐正在进行。从别墅出来只有一条狭窄的下坡路,林豆豆又一次试图让部队堵住路阻止林彪被带去机场。她的未婚夫也参与了行动,但是他被告知部队正在等北京的命令。他们所能做到的只是组成一层薄薄的人墙。一位工作人员事后告诉张宁,他看到林彪被胡乱地架出他的房间。"林彪看上去昏睡未醒,神志不清,由叶群和林立果扶着。"张宁说,"他当时并非神志清醒。"
林彪被架上他的防弹红旗轿车。当车子驶向山海关机场时,负责阻挡的队伍散开了。一人向车轮开枪没有打中。当车子抵达机场时,第二拨战士受命围住三叉戟飞机,当他们看到林彪从车中出来时同样也让开了路。
叶群的司机穆忠文(Mo Zhongwen)对张宁描述了追赶现场的情景,"没有时间安放汽车登机舷梯,所以机上人员抛下软(绳)梯,他们从飞机前面登机。林彪还是身软无力,大杨(他的私人司机)用肩膀扛起他,叶群把他拉上去。"穆还看到了很重要的情况:"加油车还在跑道前,但是飞机噎加满了油。"
他说,"似乎不像[周enlai传达的]文件上说的。飞机噎被妥善地加好了油。"穆的说法如果是真的,就会支持克格勃的判断:缺少燃料并非是飞机最终坠毁的主要原因。这位司机从未怀疑过林彪和他的妻子、儿子都在飞机上。他说"我看到他们全登机了"。
飞机起飞后,先向东南飞──那是台湾的方向。一些工作人员看到了飞机的飞行路线,这些警卫人员被留在林彪的别墅里。但是二十分钟内,它飞回了。"
飞机在山海关机场上空绕了几个圈子,但是未着陆。"张宁回忆说这是一些工作人员告诉她的,"无人知道周enlai噎下命令关闭中国所有的机场,没有飞机可以起飞或降落。飞机起飞后,山海关机场所有灯光全部关闭,机场上黑洞洞一片。"最后,三叉戟飞机在天上画了一个巨大的问号离去,"然后,它飞向北方,再也没有回来。" 张宁说。
林彪的不光彩的离去不太像是要叛逃苏联的样子。事实上,这些保卫元帅的警卫部队受到的约束的和无效反应似乎指向了另一种可能性。是不是北京高层的某个人看着林彪出走丝毫都不感到遗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