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2日星期二

明鏡歷史網: 孙中山早年生涯探究

明鏡歷史網: 孙中山早年生涯探究:    “革命”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主题,但孙中山最初并没有使用“革命”这个概念,当时的说法只能是“造反”或“反清”。促使孙中山一定要造反的动因,此前并无令人信服的解释。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黄宇和先生试图解答孙中山“如何走上革命的道路”这一难题,于是有了这本七百多页的巨著。   ...

“革命”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主题,但孙中山最初并没有使用“革命”这个概念,当时的说法只能是“造反”或“反清”。促使孙中山一定要造反的动因,此前并无令人信服的解释。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黄宇和先生试图解答孙中山“如何走上革命的道路”这一难题,于是有了这本七百多页的巨著。

  孙中山成为公认的革命领袖后,这块金字招牌频频被各方举在手里,真正的学术研究受到很大干扰。黄教授十分直率地揭露,已故著名历史学家罗香林当年为争取当上教授,揣摩上意,巧妙嫁接,“绑架”孙科,为他的谬说背书。该书首次公布了罗香林岳父朱希祖一封家信,很“八卦”,也很有看头。朱希祖是民国著名史学家,他在给女儿朱倓(罗香林夫人)的信中,直称“香林好虚名而不务实际”“好作文而不读书”,可作为罗氏制造孙中山祖先“紫金说”的一个注脚。澳门某知名媒体人,为强调澳门在孙中山生涯中的重要性,不惜使用一些莫须有的“史料”。香港一些人士为引起港府对保护古迹的重视,生造出孙中山曾被关在域多利监狱的说法。一些学术界人士,为保住自己的“领地”,不惜在国际学术会议上采用非学术的手段,粗暴打断海外学者的发言。


《三十岁前的孙中山》,黄宇和著,北京三联 2012年4月,68元

  新的“二重证据法”

  作为孙中山研究中的独立学者,黄宇和生活在澳大利亚,具备利用中、西多种文献的条件,又幸运地得到研究经费,加上奋力求真的“搏命”精神,这本新著可谓新见迭出,硕果累累。

  学界颇推崇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即地上文献与地下考古发现相结合的方法。对近代史来说,更合适的“二重证据法”,则是档案文献与实地勘察访问的结合。黄宇和在《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一书中,已自觉地运用这种方法;到了《三十岁前的孙中山》,这种方法则被运用到了极致。

  黄先生无数次从澳洲飞往伦敦、夏威夷、香港、广州、澳门,追寻孙中山走过的足迹,深入中山、珠海、东莞乡下,翻山越岭访问紫金山村,为的是取得第一手资料,不被现存文献所“愚弄”。通过二重证据互证,黄先生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发现:孙中山祖籍紫金说,出于罗香林之伪造;早年毁坏北帝庙神像的“传说”却是真事;孙中山曾经想当传教士;孙的国学修养,并非传说中那么差劲;康德黎才是香港西医书院的真正创始人;澳门行医时期,孙中山并无宣传“革命”之举;乙未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是杨衢云、孙中山被会党所骗;孙中山第二天从城外逃往澳门,并无“败后三日,予尚在广州城内”的神勇行为;陆皓东慷慨激昂的《就义供词》,其实是假的。

  神话与真实

  黄教授新著的目的,主要还不是证伪,而是通过二重证据法,重建孙中山的早年生涯,以此为基础解答“为何造反”这一难题。孙中山捣毁北帝庙神像的故事,听起来像是有意制造的神话,似乎是照着洪秀全捣毁甘王庙的举动依样画葫芦。怀疑者忘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洪秀全和孙中山都是基督徒,而基督教教义中比较突出和浅显的一条,是反对偶像崇拜。孙在檀香山上学的时候,受牧师芙兰·谛文影响很深;1883年7月初,因提出入教而被孙眉遣送回家;7月底经过香港,先拜访了芙兰·谛文的同事喜嘉理牧师;回乡没几天,就与陆皓东一起做出毁坏北帝庙神像的举动,受到乡民围攻,不得不逃往香港,投靠喜嘉理牧师;喜牧师租下中环必列者士街二号3层楼房,本来是用作接待从美国归国的华人教友之用,却成了孙中山的避难所,登记在拔萃书院的入学注册卡上。广受怀疑的“神话”,被还原成了史实。

  但黄先生也时时将“神话”拆穿。孙派出于推卸失败责任的目的,有意无意地制造神话,给乙未广州起义的史实蒙上了重重烟幕。孙中山自己回忆说:“败后三日,予尚在广州城内;十余日后,乃得由间道脱险至香港。”黄教授证明,孙中山在1895年10月26日获悉密谋泄露,第二天即从歧兴里出发,乘坐自备汽艇,逃往香山唐家湾,再男扮女装乘轿前往澳门,并无“败后三日,予尚在广州城内”这回事。

  黄教授拆穿“神话”,并非仅仅为了揭黑,而是运用“理解之同情”,揭示孙中山不得不如此的苦衷。乙未起义,本来是杨衢云、孙中山两派合作的结果,争权和猜疑始终存在。事后为了抵御杨派的攻击,不得不编造临危不惧的神话。事实上,杨派也有组织不力的责任,双方都缺乏经验,相信会党分子的吹嘘,原来打算用作主力的“敢死队”,其实是会党临时招募的苦力,也因此而错过预定举事的日期,终为清廷所侦破。

  中西文化与政体思考

  从13岁进入檀香山意奥兰尼学校,孙中山就处在西方近代文化和基督教的全面包围之中。在学习书本知识之外,孙中山还接触了体育锻炼、集体劳动、纪律训练等内容,到了学医时期又参与人体解剖、实验、出诊、传染病调查等实践活动。另一方面,从意奥兰尼学校到香港西医书院,孙中山几乎没有停止过宗教活动,他早年的师友,基本上都是笃信基督的教徒、传教士,如芙兰·谛文、喜嘉理、康德黎等,从他们身上学到了积极入世精神、百折不回的韧性和宣传鼓动能力。

  黄宇和对西方人士“拾传统士大夫出身的康有为、章炳麟的牙慧,来批评孙中山国学根柢浅”愤愤不平,认为孙中山在私塾时期已读过不少经书,并从美国人林百克所写《孙逸仙传》,找到孙中山13岁能随口念出《礼记》“五子之歌”的例子;黄教授还证明,孙中山教名“孙日新”中“日新”两字是他自己取的,来自《尚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香港读西书时,孙中山又通过英汉对照《华英四书》来进一步理解中国经典。孙的目标在效仿西方实现现代化,但并没有彻底否定传统价值观;至于现代化与坚持传统价值之间有无冲突,似乎并不是这位实干家研究的对象。

  黄宇和还揭示,鉴于清廷积弱、民众“一盘散沙”状态,孙中山通过革命想要建立的体制,并非完全模仿英、美政制,而是在港英“万能政府”的基础上,加入中国元素,成为集行政、立法、司法、检察、考选五权于一身的政府,所谓“人民有权,政府有能”。“万能政府”的构思,是孙中山香港十年经历的产物。香港才是孙中山“革命”思想最重要的起源地。

  为何“造反”

  造反是杀头灭族的营生,传统的造反多是走投无路的“狗急跳墙”。孙中山受过正规西方教育,掌握一技之长,无论当医生还是做买办,都足以谋生,实在没有被迫造反的理由,最多像他的师长郑观应、何启一样成为改良派。本书用了最大篇幅,试图还原孙中山的早年经历,运用了“实证史学”的多种手段,考证各个相关细节,如就读书院的学制、课程、校长、教师、传教士,澳门孙医馆地址、“四大寇”称号之夸大等等,普通读者或视为琐碎,却并非不重要。黄先生所取得的学术进展,将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石,详细内容无法在一篇短文中充分揭示。

  考证细节的目的,是试图为造反如何发生找到合理的解释。从乡间生活之酸楚、西方文明的震撼、基督教的救世精神、华侨华人受歧视的经历,到中法战争的刺激、无辜民众受清廷刑讯逼供之惨状,以及上书李鸿章不果,黄先生不吝笔墨,条分缕析。总的来说,黄先生认为孙中山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抱定激烈的反清立场,而是在“革命”与改良之间摇摆反复,迟至1893年在澳门行医时,尚没有彻底转向“革命”的迹象。

  黄宇和虽已摆脱了正统史观的钳制,却像所有史学家一样,不得不受制于史料的有限性。从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的记述来看,产生推翻清朝、建立合众政体的想法,杨衢云应该比孙中山还早几年;孙中山很可能是受杨衢云的影响,而坚定了“排满”的决心。此说若真,要考察中国“革命”的起源,就必须到杨衢云、谢缵泰身上去寻找。谢缵泰曾用英文写下卷帙浩繁的日记,连同杨衢云的一批书信,至今仍保存在谢氏后人手中,从未公布,这里面说不定隐藏着什么惊天的秘密,仍有待史学界人士进一步开掘。

  很“另类”的著作

  《三十岁前的孙中山》不仅将丰硕的研究成果展现给世人,而且用鲜活的语言,缕述其“探案”过程的喜怒哀乐、跌宕曲折,让读者随着“故事”的进展,忧则同忧,喜则同喜。读至紧张之时,不自觉屏住呼吸;读至痛快之时,恨不得振臂高呼。学者的真性情,在书中袒露无遗。学术著作的这种写法,在国内难得一见,可能免不了“冗长拖沓”“不合规范”之讥。但行文刻板的学术著作,其传播效果也将大打折扣,不知学界诸君以为如何?

  据我粗略对照,简体字版比之前出的繁体字版,内容只有增加,没有减少。简体版还新增了索引和《北京三联版序》,正文和注释字数都有所增加。页数减少的原因,是字号调小了,编辑顾惜读者的钱包,其诚可感。个别段落,我原来估计按“为尊者讳”的标准可能会被“拿下”,却依然原样照搬,我想这也是三联书店广受读者称道的一个原因。

  陈晓平,《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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