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6日星期四

俄国二月革命

 

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发生于1917年俄历2月(公历3月)而得名。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使俄国经济濒于崩溃,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社会各种矛盾空前激化。列宁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 革命期间,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建立新的政权——工兵代表苏维埃。同时,资产阶级得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支持,成立俄国临时政府,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局面。

简介

1917年初,俄国革命运动急剧发展。资产阶级也感到沙皇政权已经摇摇欲坠,企图发动宫廷政变。

1

917年3月3日,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开始罢工。10日,发展成为反对饥饿、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沙皇制度的政治总罢工,罢工人数达到25万人。沙皇政府下令开枪镇压参加示威和集会的群众,激起人民更强烈的反抗。11日,布尔什维克维堡区委员会决定将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12日(俄历2月27日),起义席卷全城。驻守彼得格勒的士兵拒绝向工人开枪,大批转到革命方面。起义士兵和工人逮捕沙皇的大臣和将军,释放政治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发出《告全体俄国公民书》,宣布首都已经转到起义人民手中。革命在全国迅猛展开。3月15日,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统治俄国长达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彻底覆灭。

目的:推翻沙皇专制统治

任务:建立无产阶级临时政府

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二月革命

到了1917年初,革命时机已经完全成熟。1917年1月22(9)日,彼得格勒工人在布尔什维克的号召下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达14万 5千人。在莫斯科、哈尔科夫、巴库等城市也举行群众性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当时彼得格勒警察局局长在给内务大臣的报告中说:“总罢工的思想一天一天地获得新的支持者,并像1905年一样流行。”在这个时候,资产阶级感到恐慌。资产阶级向沙皇呼吁,希望沙皇让他们参加政权。但是,沙皇根本不予理睬,并以解散国家杜马进行威胁。孟什维克为着给资产阶级撑腰,邀请工人在 2月27(14)日国家杜马开会那天到杜马所在地塔夫里达宫附近举行和平示威,要求杜马建立一个使“人民有生路”的政府。这样可以提高杜马的声望,对沙皇施加压力。

布尔什维克坚持反对孟什维克追随资产阶级的路线。由于沙皇政府的迫害,当时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处在国外,称中央国外局,党在国内的工作由中央俄罗斯局领导。

1917年初,参加俄罗斯局工作的领导人是维·米·莫洛托夫,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彼·安·扎鲁茨基。党中央俄罗斯局通过决议,指出到杜马去示威游行必然模糊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散发传单,号召工人在“打倒沙皇君主制度!”“以战争反对战争!”“临时革命政府万岁!”的口号下举行示威游行。结果,在2月27日,有9万人参加罢工,大部分工人都跟着布尔什维克走,在涅瓦大街示威游行,去塔夫里达宫的寥寥无几。

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俄罗斯局的领导下,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3月3日 (2月18日),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厂冲压车间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计件工资和召回被解雇的工人。厂方无理拒绝,且以高压手段进行威胁,宣布不定期歇业。在这个厂的工人中已有重大影响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立即领导工人同厂方针锋相对地斗争。罢工扩大到整个普梯洛夫厂。3月7日 (2月22日),按军管当局命令,普梯洛夫厂大门紧闭。工人无法入内,便成立罢工委员会,并决定请求其他工人支援。冲突进一步发展为全市性的斗争。

3月8日(2月23日),按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俄罗斯局和彼得格勒委员会决定举行集会,庆祝国际妇女节,并进行反对饥饿、反对战争、反对沙皇制度的宣传鼓动。散会后,女工们纷纷上街示威游行,男工也跟着走了出来。这一天参加罢工的达9万人。当天晚上,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俄罗斯局和彼得格勒委员会讨论了一天来斗争的形势,主张继续开展斗争,推进革命。

3月9日,彼得格勒罢工的人数增加到20万。群众从四面八方向涅瓦大街集合。警察企图把群众分开,但无济于事。工人们时而在这里集合,时而在那里出现,继续示威游行。在群众性的罢工、示威游行发展起来后,布尔什维克把争取军队转到革命方面作为重大的任务。布尔什维克组织工人深入营房、哨所、巡逻队,说服士兵不向人民开枪。

3月10日,彼得格勒罢工转变为总罢工。各种企业、商店、餐厅、咖啡馆都停止工作。在市中心挤满了人群。当时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大本营所在地莫吉寥夫,接到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洛夫关于首都局势的报告后,下令对彼得格勒罢工运动实行恐怖手段。3月10日晚,他签署了给哈巴洛夫的电报:“着令于明日京都中的骚乱悉行制止”。沙皇军队连夜逮捕了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5人,在彼得格勒市中心和交通要道上布满了军警,在屋顶和角楼里架起了机关枪。

但是,革命烈火并没有被扑灭下去。根据党中央局的决定,由维堡委员会代行彼得格勒委员会的职权,继续领导人民进行斗争。3月11日是星期天。彼得格勒工人仍涌向街道、广场。禁卫军巴甫洛夫团后备营第四连士兵起义,拒绝向人民开枪。这次起义标志着士兵已经开始转到人民方面。晚上,布尔什维克维堡委员会开会。会议认为当时的形势对无产阶级十分有利,决定将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并计划与士兵联欢,夺取武器库。俄国人民同沙皇制度最后决斗的时刻到来了。

3月12日,成千上万的工人向彼得格勒市中心行进。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宣传、组织工作,军队中的大批士兵转到革命方面,早晨 6时,沃伦禁卫团教导队士兵起义,杀死教导队队长,然后上街,开往附近的普列奥勃拉任斯基团和立托夫斯基团,把这两个团的士兵联合起来。整理好队伍后,起义兵团开往维堡,同工人会合。驻在维堡区的莫斯科禁卫团教导队进行反抗,阻止士兵参加起义。起义士兵和工人冲进营房,击毙教导队长,夺取了武器,武装了工人。工人和起义士兵夺取了兵工总厂和炮兵总部,缴获4万支步枪、3万支手枪和大量子弹。布尔什维克带领群众向监狱冲击,释放了政治犯,获得释放的布尔什维克立即奔向工人区,参加战斗。军队参加起义越来越多。据统计,军队参加起义的在3月11日晚还只有600人,12日早晨增加到10200人,中午增加到25700人,晚上达66700人。

3月12日晚,沙皇的大臣们在玛丽亚宫开了最后一次会,但很快就被逮捕了。尼古拉二世企图从前线调回军队来彼得格勒镇压起义。但是,彼得格勒附近的军队已经起义。沙皇的讨伐队被阻拦在半路。整个首都掌握在起义人民手中。

3月12日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经党中央俄罗斯局讨论后)以传单形式发表了《告全体俄国公民书》,宣告沙皇制度垮台,首都已经转到起义人民手中;指出工人阶级和革命军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实行 8小时工作制,联合各交战国人民制止帝国主义战争。这份宣言曾在彼得格勒广为传播,在工人和士兵的集会上宣读,以后又重印。它反映了布尔什维克的最低纲领,是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指导性文件,是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中的领导作用的见证。

革命在首都彼得格勒取得胜利后,接着在各地迅速展开。3 月12日,布尔什维克党莫斯科委员会散发传单,号召工人和士兵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支持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3日晨,莫斯科开始总罢工。游行队伍向红场、市杜马行进。武装的工人把警卫撵走,解除他们的武装。在市杜马对面的广场上举行群众大会。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走进营房,同士兵联欢。士兵很快转到革命方面。3月1日,工人和起义士兵占领了克里姆林宫、兵工厂、火车站、市政府、警察局、电报局等,从监狱里放出政治犯。

彼得格勒附近的驻军和舰队热烈响应首都武装起义。3 月14日,整个喀琅施塔得掌握在起义人民手中。赫尔森福斯(赫尔辛基)的水兵、士兵也举行起义。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消息传到前线时,广大士兵立即行动起来,成立士兵委员会,对军官实行监督。农民也欢迎革命,推翻沙皇制度已经给他们带来政治上的解放。他们开始夺取地主的土地,争取经济上的解放。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广泛地开展起来。

这样,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二月革命取得了胜利。

政权并存

在罢工和武装起义过程中,彼得格勒工人建立了新的政权机关——苏维埃。还在3 月12日早晨,在布尔什维克党维堡区委员会和工人的会议上,依照维·米·莫洛托夫的建议,就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发起小组,并以这个小组的名义于当天向全市散发告工人、士兵书,号召建立苏维埃作为革命的政权机关,并指定以芬兰车站为代表的集合点。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其中包括国家杜马中的孟什维克代表,劳动派,地方自治局、城市自治机关和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律师,新闻记者,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小组的成员等,3月12日(2月27日)下午2—3点,到达塔夫里达宫。他们当中一些同工人保持着联系并进行合法活动的代表人物,如国家杜马代表尼·齐赫泽、马·斯柯别列夫、亚·克伦斯基、波·波格丹诺夫、库·格沃兹杰夫、尼·索柯洛夫、伊·沃尔柯夫等,自称是工人代表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并以这个委员会的名义向首都公众发表通告。通告立即被印成传单,并在当天的《彼得格勒新闻工作者消息报》上公布。通告说:在国家杜马开会的彼得格勒工人、士兵和居民的代表宣布,他们的代表的第一次会议定于今晚 7点在国家杜马所在地召开。所有转到人民方面的军队每1连选1名代表,工厂每1千人选1名代表,不足1千人的工厂选1名代表。

从通告发表到开会只有几小时,许多工人正在街头参加战斗,不能参加选举。孟什维克在沙皇统治时代已经能够从事合法活动,拥有方便的条件(如通过军事工作委员会“工人小组”、孟什维克国家杜马代表)来通知自己的支持者出席会议。结果,大多数苏维埃代表不是工人直接选举产生的,而是由合法工人组织指派的。布尔什维克只有少数代表。孟什维克、国家杜马代表尼·齐赫泽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劳动派、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当选为副主席。参加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也都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只是到会议即将结束时,莫洛托夫才赶到塔夫里达宫。经过他的努力,布尔什维克党才有3名代表参加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他们是: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彼·安·扎鲁茨基、彼·阿·克拉西柯夫。

由于群众的压力,彼得格勒苏维埃不得不采取一些革命措施。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以进一步领导军队的革命运动;成立工人民警(赤卫队的前身),以维持首都的革命秩序;成立粮食委员会,以保证首都军民的粮食和其他食品的供应;委派10名专员到彼得格勒各区,建立革命政权;在银行和造币厂设立岗哨,剥夺旧政权对财政金融的控制权;查封反动报纸,出版苏维埃的机关报。

为了巩固工人和农民(士兵大多数来自农民)的战斗联盟,布尔什维克主张建立有士兵代表参加的苏维埃。3 月13日,士兵代表开始到塔夫里达宫参加苏维埃会议。14日,举行了统一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体会议,10名士兵、水兵代表(其中两名布尔什维克)参加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同时,发布了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号命令,规定在所有部队中通过选举成立士兵委员会、水兵委员会,各部队的一切活动只能服从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士兵委员会。其中第五条规定武器必须归士兵委员会掌握,废除旧军衔,禁止军官虐待士兵。第一号命令保证了军队掌握在苏维埃手中,对巩固革命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继彼得格勒苏维埃之后,在全国大多数城市都建立同样的权力机关。在全俄苏维埃成立以前,由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行使它的职权。

但是,当时除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以外,还有另一个政府,即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俄国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害怕无产阶级更甚于害怕反动派,是一个反革命阶级。他们很多人都是保皇派,只要求立宪,同沙皇瓜分政权,并不想从根本上推翻沙皇制度。但在革命高潮中,他们摇身一变,成为革命的同路人。3月12日夜,他们急忙成立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企图抢先夺取政权。他们还派十月党人亚·伊·古契柯夫和国家杜马代表瓦·维·叔尔根前往普斯科夫同沙皇谈判,妄图保存君主制度。叔尔根和古契柯夫竟向沙皇献策,说挽救皇朝的唯一途径就是把最高管理权转到其他人手中。尼古拉二世最后决定退位,而让位给他的弟弟米哈伊尔。3月15日午夜,沙皇签署了退位宣言,并按照古契柯夫和叔尔根的请求签署了任命立宪民主党人李沃夫公爵为大臣会议主席、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为最高总司令的诏书。

由于人民的强烈抗议,这个阴谋没有得逞。当古契柯夫返回途中,在彼得格勒车站,举杯表示对米哈伊尔的祝愿时,工人们愤怒地要把古契柯夫逮捕,并把他枪毙。米哈伊尔也没有力量登上皇位,而在1918年被枪决。

当时的实际力量在苏维埃一边。国家机关的要害部门,如电报局、广播局、车站、铁路等都掌握在苏维埃手中。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连印一张声明的地方都没有。没有苏维埃的同意,资产阶级不可能成立自己的政府。因此,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便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建议就成立新政府问题进行谈判。窃取苏维埃领导岗位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投降主义路线,迎合了资产阶级的要求。孟什维克从机会主义立场出发,力图限制革命的范围。他们认为推翻沙皇制度后合法的主人只能是资产阶级,苏维埃只能对资产阶级施加压力,促使它向左前进。布尔什维克反对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3 月15日,在苏维埃的全体会议上,莫洛托夫代表布尔什维克党批判了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同杜马代表达成协议的计划,建议由苏维埃建立临时革命政府。孟什维克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攻击无产阶级是“分散的、无组织的”力量,鼓吹利用资产阶级来巩固对沙皇制度的胜利,蒙骗一些苏维埃代表。结果,苏维埃以多数通过了执行委员会的建议,把政权拱手交给资产阶级。

3月15日,第一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大地主格·叶·李沃夫为临时政府总理兼内务部长,主要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首领巴·尼·米留可夫为外交部长,资产阶级右翼政党——十月党首领亚·伊·古契柯夫为陆海军部长,社会革命党人亚·费·克伦斯基为司法部长。

这样,形成了既有苏维埃又有临时政府的两个政权并存局面。

意义

为什么掌握了实际政权的苏维埃竟然自愿地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为什么资产阶级能够窃取这次革命的胜利果实?这种情况的发生,有多方面原因。第一,俄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小资产阶级最多的国家。大批小资产阶级直接卷入革命浪潮中,他们表现了极大的动摇性和不稳定性。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无产阶级的成份发生了变化。大批有觉悟的工人被征调到了前线。代替他们的是一些小私有者、手工业者和小业主。他们成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影响工人队伍的社会基础。第三,二月革命期间,革命领袖列宁及其他一些著名的布尔什维克侨居在国外。在国内,许多布尔什维克尚被关在监狱或在远离革命中心的流放地。革命的领导力量相对薄弱。第四,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组织上又有很大发展,拥有地方自治机关、国民教育机关、各种全国性代表大会、杜马、军事工业委员会等合法阵地,并利用报纸、刊物等舆论工具。这些,使资产阶级拥有巨大的优势。当沙皇制度在革命的打击下一倾覆,资产阶级便接着上台。

从3月8日彼得格勒工人大罢工开始到3月15日尼古拉二世退位止,在8天内,沙皇制度彻底崩溃了。二月革命进展之迅速,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二月革命这样快地取得胜利不是偶然的。

沙皇制度的残酷压迫和帝国主义战争,促使社会各种矛盾尖锐化,激起人民极大的反抗力,是二月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列宁说:“俄国革命之所以如此容易发生,只是因为俄国受到沙皇政府极其野蛮的压榨,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像俄国那样严重地受到战争的磨难和痛苦”。

二月革命所以胜利还在于1905—1907年俄国革命的影响。这次革命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使他们获得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的锻炼。列宁指出,“如果不是俄国无产阶级在1905—1907年间进行了极其伟大的阶级战斗和表现了革命的毅力,那么第二次革命的进展就不会这样迅速”。

二月革命中,无产阶级是领导者,同农民结成了亲密联盟,而且资产阶级看到人民即将战胜专制制度也投机革命。在阶级力量对比上,人民力量占优势。革命遇到的阻力比较小。所以列宁说:“二月革命获得最初胜利的原因,就在于当时跟着无产阶级走的,不仅有农民群众,而且还有资产阶级。因此我们轻而易举地战胜了沙皇制度,达到了1905年所没有达到的目的。”

二月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尽管处境很困难,人数又少,但他们没有失去同群众的联系,在关键时刻总是挺身而出,领导革命运动。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口号表达了广大群众的心声,是发动群众的有力武器。在二月革命中,只有布尔什维克明确地提出了8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土地、建立民主共和国和结束帝国主义战争的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并指出实行这个纲领的道路。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以及其他任何自称为社会主义的政党都不敢公开触及这些人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政治问题。

二月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结束了封建专制的统治,二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推动了俄国历史的发展,“使落后的俄国的发展进程大大加速”,仿佛一下子“就赶上了意大利和英国,并且几乎赶上了法国”。这就为俄国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月革命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次革命的胜利,促进了欧洲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本国反动政府,争取民主权利和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的高涨。

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制,建立了资产阶级组成的临时政府。

2013年6月5日星期三

武装斗争

 

通常所说的武装斗争,是指为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组织和使用武装力量进行的斗争,包括战争和战争以外的武装冲突,它发生于不同的阶级、民族、国家和政治集团之间。其中,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的武装斗争,是推翻反动统治、抵御外来侵略、争取解放的主要手段。

武装斗争的历史源远流长。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武装斗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频繁发生,但在不

武装斗争

武装斗争

同的历史时期其规模和方式方法具有不同的特点。在古代,主要方式是以较密集的队形进行近战、白刃格斗和车战;到了近代、热兵器成为武装斗争的主要工具,火枪队和炮兵队在武装力量中占主导地位。历史步入现代以后,武装斗争逐渐带有现代化色彩,往往由诸军兵种合成的、装备有大量坦克、舰艇、飞机、自行火炮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武装力量,采用多梯次、大纵深、多方向的方法进行立体作战,其规模范围空前增大,破坏性、残酷性大大提高。特别是进入高技术信息时代后,精确制导武器、导弹核武器、电子战武器、航天武器、定向能武器、智能武器等新的高技术武器装备系统的大量涌入战场,将把武装斗争推向新的历史阶段。

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剥削阶级都掌握着武装力量,他们之间也发生武装冲突以至战争。但是他们的武装力量的首要职能是镇压被压迫阶级的反抗,维护自己的统治,所以被压迫阶级进行武装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有奴隶反抗奴隶主阶级、农民(农奴)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武装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则有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武装斗争。

F.恩格斯1870年在《如何击败普军》一文中曾提到过解决政府之间的争端的武装斗争。1871年,K.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公社的主要经验就是用武装的人民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见彩图)。В.И.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对武装斗争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武装斗争是革命的最高形式,阶级斗争在一定的条件下就要采取武装斗争和国内战争的形式,夺取革命的胜利。苏联人民在列宁领导下,实践了这一理论,推翻了沙皇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丰富和发展了武装斗争的理论。毛泽东认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他强调,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他认为进行武装斗争必须依靠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武装斗争必须与其他斗争形式相结合,它和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成为中国人民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主要是武装斗争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斗争的理论,具有普遍意义,但是运用这一原理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人民武装力量要取得胜利,必须经过艰苦的斗争,关键是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和有一个能够确立和坚持这条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1]

提出者

纵观历史长河,人类历史上几乎每次革命都夹杂着血腥,武装斗争的历史悠久,要上溯,多半应该是哪个

武装斗争

武装斗争

奴隶暴动的领袖,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从最早的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都是伴有武装斗争,至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武装斗争,要追溯到大革命的失败,当时蒋介石背叛革命,在上海大肆搜捕杀害共产党人,自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人再次想到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从上海撤离的党中央成员汇聚武汉,准备在武汉起义讨蒋,但此时控制武汉的汪精卫与蒋介石同流合污(史称宁汉合流,汪精卫向蒋介石表明立场),也开始疯狂镇压在武汉共产党人,甚至提出“宁可枉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反动口号,此时,共产党人才清醒的认识到,必须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同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爆发,日后,在中国湖南、江西、广东、湖北、福建等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相继爆发各类起义,提出武装斗争不是某个人的理论,当时党中央成员基本都认识到这点,只是毛泽东的那句“枪杆子里出政权”最为经典,所以广为流传。[2]

法宝之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和优点,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中国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是由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决定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联合势力总是凭借其强大的军队和暴力,对人民实行独裁统治。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已经一再地证明,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

同时,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争夺造成中国反动统治集团之间的分裂和战争。这种特点,又使革命武装能够在反动统治薄弱的农村不断积蓄和发展自身的力量,逐步扩大斗争的阵地。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

党从单独地领导中国革命战争时起,即以武装斗争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三方面的结合,形成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若干小块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

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实行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党通过人民战争,一步一步地把落后的农村改造成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先进革命阵地,并依托和发展这个阵地,通过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经过22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终于打败拥有优势装备、异常凶残的国内外敌人,最后赢得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胜利。[3]

实质

中国的武装斗争的实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群众,是反帝反

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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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主要落实在对广大农民的领导上。

第二、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反封建,而反封建的核心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而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

第三、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反革命力量对农村的控制相对薄弱;广大农村的自然经济,以及帝国主义之间、军阀之间的矛盾斗争,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在农村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提供了可能。

第四、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凶恶而强大的,而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相对弱小,中国共产党要积蓄和锻炼力量,就必须领导农民,把落后的农村建成先进的革命根据地,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

第五、事实上,农民是中国革命军队的主要来源。中国革命战争正是广大农民的支持和参加下取得胜利的。

但是,由于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受教育水平的制约,没有科学的思想作指导,这些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中国的农民不能领导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受压迫最深,最有觉悟,最有组织性、纪律性,是革命最坚决、最彻底的阶级,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因此,中国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1]

特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般的武装斗争,也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武装起义。

中国武装斗争的基本特点是“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这是因为:

一、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动力,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

二、农民是中国军队的来源。

三、广大农民所在的农村,是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主要的战略基地。

总之,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正如毛泽东所说:“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所以,坚持武装斗争为主要革命形式,坚持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军队为主要组织形式,善于把武装斗争这个斗争形式同城市工人的斗争等其他斗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途径。武装斗争成为中国革命的一大法宝。

经验

1928年11月25日,中共红军第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写了报告,总结1927年下半年和1928年井

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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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山根据地和其他地区的武装斗争经验。毛泽东指出,红军和红色政权发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是:

第一、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

第二、经过第一次大革命影响和锻炼的工农兵士,为建立革命军队和红色政权准备了良好的群众条件。

第三、“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这样“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第四、有相当力量的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

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正确,是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

毛泽东强调武装斗争对于坚持长期割据局面的极端重要的意义,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的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4]

特点优点

一、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社会的国情,强调中国革命只能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

二、毛泽东从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性出发,强调指出中国革命只能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三、毛泽东还进一步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之间的矛盾、国内反动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态,指出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将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

建设

军队性质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

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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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人民军队。

▲这支军队的唯一宗旨是:“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是新型人民军队建军原则的基石和人民军队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也是人民军队生存的基础和力量的源泉。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由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决定的。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通过人民军队的三大任务体现出来的,即:

第一,打仗消灭敌人;

第二,打土豪筹款子;

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

党指挥枪

二、党指挥枪的原则,即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通过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来实现的。

第一、党对军队的思想领导,就是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第二、党对军队的政治领导,主要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党要为人民军队指出正确的政治方向,制定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要通过各种方式,使人民军队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

第三、党对军队的组织领导,就是人民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命令,听从党的指挥。

战争思想

▲人民战争是特指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组织和武装起来进行的革命战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思想运用于军事领域,不断地总结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战争思想。

胜利之本

第一、兵民是胜利之本

人民战争必须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思想,他总是把革命战争的进行和胜利,建立在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基础之上。

根据地

第二、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人民战争的战略基地

由于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人民军队没有根据地是不能支持的。有了根据地,中国革命战争才有了根基,人民军队就能依靠根据地的人力、物力,有效地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就有了训练、休整和补充的基地,就能坚持长期的战争,夺取人民战争的最后胜利。 (3)人民战争武装力量的体制

人民战争必须实行“三结合”的武装力量机制,即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非正规军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主要是民兵和游击队结合)的武装力量机制。

战术原则

战略方针

积极防御

积极防御也就是攻势防御——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在作战指导思想上是防御和进攻的交互应用,通过防御,保存实力,待机破敌,最后达到进攻和反攻。积极防御是中国革命战争总的战略方针,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积极防御是通过“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实现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制定了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则提出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方针。

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

毛泽东指出:“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

武装斗争

武装斗争

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这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过程中,为我军制定的重要的战略指导方针。

游击战

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三种基本作战形式。游击战是土地革命前三年和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作战形式;运动战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主要作战形式;阵地战是解放战争后期的重要作战形式。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地总结了我军丰富的游击战争的经验,把游击战争上升到战略地位。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是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重要原则。它既是我军战役战斗的主要作战方法,也是实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战争目的的重要手段。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各个时期,历来强调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采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

战略进攻

战略进攻是对战略防御之敌所采取的全面进攻,是消灭敌人和夺取或收复领土的主要手段。毛泽东指出:“反攻原则,是在敌人进攻时应用的,进攻原则,是在敌人防御时应用的。”战略进攻“是敌取守势我取攻势时的战略形势和战略方针”。

参考资料
  • 1. 武装斗争实质 .

2013年6月4日星期二

硝化甘油

 

硝化甘油

硝化甘油

一种黄色的油状透明液体,这种液体可因震动而爆炸,属化学危险品。同时硝化甘油也可用做心绞痛的缓解药物。

化学品名称
成分/组成信息
危险性概述
急救措施
消防措施
泄漏应急处理
操作处置与储存
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理化特性
稳定性和反应活性
毒理学资料
生态学资料
废弃处置
运输信息
法规信息
诺贝尔与硝化甘油
 

化学品名称

化学品中文名称: 硝化甘油

硝化甘油

硝化甘油

化学品英文名称: nitroglycerine

中文名称2: 三硝酸甘油酯

英文名称2: glyceryl trinitrate

技术说明书编码: 15

CAS No.: 55-63-0

化学式: C3H5N3O9

分子量: 227.09

密度:1.6 g/cm³ (15°C)

TNT当量:1.50

自燃温度:50 - 60 °C 时分解

爆速:7700 m/s

外观:无色或黄色澄清油状液体

摩尔质量:227.0872 g/mol

成分/组成信息

有害物成分 CAS No.

硝化甘油 55-63-0

危险性概述

危险性类别:

侵入途径:

健康危害: 少量吸收即可引起剧烈的搏动性头痛,常有恶心、心悸,有时有呕吐和腹痛,面部发热、潮红;较大量产生低血压、抑郁、精神错乱,偶见谵妄、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和紫绀。饮酒后,上述症状加剧,并可发生躁狂。本品易经皮肤吸收,应防止皮肤接触。慢性影响:可有头痛、疲乏等不适。

环境危害:

燃爆危险: 本品属爆炸品,易燃。

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眼睛接触: 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 饮足量温水,催吐。洗胃,导泄。就医。

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冻结的硝化甘油机械感度比液体的要高,处于半冻结状态时,机械感度更高。故受暴冷暴热、撞击、摩擦,遇明火、高热时,均有引起爆炸的危险。与强酸接触能发生强烈反应, 引起燃烧或爆炸。

有害燃烧产物: 氧化氮、二氧化碳、一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灭火剂:雾状水、泡沫。禁止用砂土压盖。

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避免震动、撞击和摩擦。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锯末或类似材料混合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使用无火花工具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密闭操作,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操作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电工作服,戴防化学品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活性金属粉末、酸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的专用爆炸品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30℃。保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活性金属粉末、酸类、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

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职业接触限值

中国MAC(mg/m3): 1[皮]

前苏联MAC(mg/m3): 未制定标准

TLVTN: ACGIH 0.05ppm,0.46mg/m3[皮]

TLVWN: 未制定标准

监测方法: 溶剂解吸-气相色谱法;盐酸萘乙二胺比色法

工程控制: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尽可能机械化、自动化。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可能接触其蒸气时,应该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 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理化特性

主要成分:

外观与性状: 淡黄色稠厚液体,低温易冻结。

pH:

熔点(℃): 13

沸点(℃): 180

相对密度(水=1): 1.59

相对蒸气密度(空气=1): 无资料

饱和蒸气压(kPa): 0.01(60℃)

燃烧热(kJ/mol): 1540.0

临界温度(℃): 无资料

临界压力(MPa): 无资料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数值: 无资料

闪点(℃): 无资料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爆炸上限%(V/V): 无资料

爆炸下限%(V/V): 无资料

溶解性: 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丙酮。

主要用途: 用于制造开山筑路的炸药及其它炸药和药品。

其它理化性质:

稳定性和反应活性

稳定性:

禁配物: 强氧化剂、活性金属粉末、酸类。

避免接触的条件: 受热。

聚合危害:

分解产物:

毒理学资料

急性毒性: LD50:105 mg/kg(大鼠经口);115 mg/kg(小鼠经口)

LC50:无资料

亚急性和慢性毒性:

刺激性: 家兔经皮:500mg/24小时,轻度刺激。

致敏性: 无资料

致突变性: 无资料

致畸性: 无资料

致癌性: 无资料

生态学资料

生态毒理毒性:

生物降解性:

非生物降解性:

生物富集或生物积累性:

其它有害作用: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不要让该物质进入环境。

医疗作用:医药上用作血管扩张药,制成0.3%硝酸甘油片剂,舌下给药,作用迅速而短暂,治疗冠状动脉狭窄引起的心绞痛。硝酸甘油片不能吞服,而要放在舌下含服 。这是因为吞服的硝酸甘油在吸收过程必须通过肝脏,在肝脏中绝大部分的硝酸甘油被灭活,而使药效大大降低。我们每个人的舌头下面有许多血管医学上叫舌下静脉丛,硝酸甘油极容易溶化,当把它含在舌下时,溶化了的药物能直接入血,因此不但起效快,而且药效不会降低。硝酸甘油味稍甜并带有刺激性,所以合格的硝酸甘油不但应溶化得快,而且含在舌下要有烧灼感,这也是药物有效的标志 。

废弃处置

废弃物性质:

废弃处置方法: 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在公安部门指定地点引爆。

废弃注意事项:

运输信息

危险货物编号: 11033

UN编号: 0143

包装标志:

包装类别: Z01

包装方法: 无资料。

运输注意事项: 铁路暂不办理运输。起运时包装要完整,装载应稳妥。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不损坏。车速要加以控制,避免颠簸、震荡。不得与酸、碱、盐类、氧化剂、易燃可燃物、自燃物品、金属粉末等危险物品及钢铁材料器具混装。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中途停留时应严格选择停放地点,远离高压电源、火源和高温场所,要与其它车辆隔离并留有专人看管,禁止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法规信息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987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布),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化劳发[1992] 677号),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1996]劳部发423号)等法规,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用、生产、储存、运输、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 13690-92)将该物质划为第1 类爆炸品;车间空气中硝化甘油卫生标准 (GB 16212-1996),规定了车间空气中该物质的最高容许浓度及检测方法。

可用做心绞痛的缓解药物。

诺贝尔与硝化甘油

阿尔佛雷德•诺贝尔(Alfred Bernhard Nobel)于1833年10月21日出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一个发

诺贝尔

诺贝尔

明家的家庭里,只读过一年正规小学。他自幼勤学好问,到处访求名师指导,曾在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学习,他在18岁时便对科学、文学和哲学具有一定的修养。除俄文和瑞典文以外,他还通晓英文、法文和德文。从1852年开始,他在老诺贝尔的工厂里工作,渐渐在技术上崭露头角。

意大利化学家索布雷罗(Ascanio So brero,l8l2~1888)l847年在报告他的研究成果时说,用硝酸和硫酸处理甘油,得到一种黄色的油状透明液体,即硝化甘油,“这种液体可因震动而爆炸,将来能做何用途,只有将来的实验能告诉我们。”西宁教授在圣彼得堡做锤击硝化甘油发生爆炸实验给诺贝尔看,并说,如能想出切实的办法使它爆炸,它将在军事上大有用处。这引起了年轻诺贝尔的极大兴趣。从此以后,诺贝尔对此念念不忘,决心要完成这一发明。

诺贝尔经过长期思考和实践,认识到要使硝化甘油爆炸,必须把它加热到爆炸点(170~180℃)或以重力冲击。寻求一种安全的引爆装置正是诺贝尔为自己确定的课题。1862年5月,随着一声剧响,水沟水花四溅,地动山摇,他第一次发现了引爆硝化甘油的原理。用少量的一般火药导致硝化甘油猛烈爆炸就是诺贝尔发明的“引爆物”。为此,1864年他在瑞典第一次获得了硝化甘油的引爆装置-雷管的专利权,完成了他的第一项重大发明。1868年2月,瑞典科学会授予诺贝尔父子金质奖章,奖励老诺贝尔用硝化甘油制造炸药的长期努力,奖励阿尔佛雷德•诺贝尔首次使硝化甘油成为可以用于工业的炸药。

在当时,大批量生产硝化甘油充满了风险。诺贝尔着手改进生产工艺,力求做到安全生产。由于多次的爆炸事故,使诺贝尔极为悲伤、特别是1864年9月3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家住宅附近实验室的硝化甘油爆炸事故,使从事实验的5个人全部死于非命,其中包括诺贝尔最年轻的弟弟卢得卫,他的父亲也受了重伤。然而诺贝尔仍勇往直前,决不畏缩。他发明了用冷水管散热生产硝化甘油的冷却法,并设计了相应的机器,初步扫除了大批量生产的障碍。

新的“炸油”在爆破工程上可以节约大量的人力,很快地得到普遍应用。加上阿尔佛雷德•诺贝尔为了推广他的发明,亲自到各处去进行实验,使他的名声远扬各国,要求供货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但由于当时人们对炸药的危险性十分无知,在长途运输中,各地相继发生了严重的液体硝化甘油爆炸事故,报警的信函涌向诺贝尔。他首先赶到销售量最大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设法就地制造,以免长途运输带来的危险,又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集中精力研究硝化甘油的安全运输方法。1867年他把产于德国北部的多孔的硅藻土与硝化甘油混合制成了两种固体炸药:1号和2号猛炸药。这种安全烈性炸药很快获得了英、法、德国的专利权,并在开矿、筑路、开掘隧道等施工中应用。但这种炸药的爆炸力只是硝化甘油的四分之三。

硅藻土猛炸药问世以后,猛炸药应用于工业上的障碍扫除了。几乎与此同时,诺贝尔也看到了它的不足之处,即不但爆炸力不如硝化甘油,而且猛炸药受潮或受压时,硝化甘油仍有惨出的危险。于是诺贝尔开始试验研制一种兼有硝化甘油的爆炸威力,又有猛炸药的安全性能的新品种。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后,1875年坚结的腔质炸药和柔软可塑性极好的胶质炸药相继问世。它的爆炸效力高,价钱也比较便宜。它比纯硝化甘油有更大的爆炸力,而又具有更大的稳定性,点燃不会爆炸,浸水不会受潮。胶质炸药很快在瑞士、法国、意大利的爆破工程中被广泛采用。

诺贝尔是一个永不满足的人,他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枪炮用无烟火药的研制工作。他以自已的广博知识和丰富经验,于1888年改变赛璐璐的配方,以硝化甘油代替其中的樟脑,制成颗粒状无烟火药。他把这种燃烧速度快而又无残渣的火药用作枪炮的发射炸药。这就是混合无烟炸药。

除了炸药和火器技术外,诺贝尔在化学领明专利权。他因此也变成了百万富翁。他希望他的发明能促进人类生产的发展,但事与愿违,炸药被用于战争,他在一些人心目中成了“贩卖死亡的商人”。

阿尔佛雷德•诺贝尔晚年患心脏病,又受风湿病的折磨。好像命运故意跟这位大发明家开玩笑一样,他经常服用的扩张血管的药物,就是与他一生事业休戚相关的硝化甘油。他制造硝化甘油,是为了炸开矿山和铁路的脉胳;他服用硝化甘油,则是为了“炸”通他输血阻塞的脉胳。1896年12月10日,他在法国桑雷穆的别墅里逝世。

诺贝尔一生都很勤奋,有着无穷的创造力,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了科学事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促进了人类文明。他在去世前一年(1895年)留下遗嘱,将价值瑞典币30余亿克朗的财产的一部分(共920万美元)作为基金,以利息(每年约20万美元)作为奖金,每年颁发给在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和文学方面有贡献的人,以及有效地促进国际亲善、废除或裁减常备军、对促进和平事业有贡献的人。1968年又增设经济学奖。受奖人不受国籍限制.这就是自1901年开始,每年在诺贝尔逝世日(即12月10日)颂发的举世闻名的诺贝尔奖。[1]

参考资料
  • 1. 诺贝尔与硝化甘油 .

2013年6月3日星期一

俄国1905年革命

 

俄国1905年革命

俄国1905年革命

俄国1905年革命(亦被称为1905年失败起义),是指于1905至1907年间,发生于当时的俄罗斯帝国境内,一连串范围广泛,以反政府为目的,又或没有目标的社会动乱事件,诸如恐怖攻击、罢工、农民抗争、暴动等,导至尼古拉二世政府於1906年制定等同於宪法的基本法、成立国家杜马立法议会与施行多党制。

简介资料

俄国1905年革命(亦被称为1905年失败起义),是指

俄国1905年革命

俄国1905年革命

于1905至1907年间,发生于当时的俄国帝国境内,一连串范围广泛,以反政府为目的,又或没有目标的社会动乱事件,诸如恐怖攻击、罢工、农民抗争、暴动等,导至尼古拉二世政府於1906年制定等同於宪法的基本法、成立国家杜马立法议会与施行多党制。

这场革命没有组织,没有目标,也没有单一原因,主要归咎于几十年的国家动乱和对罗曼诺夫王朝的不满。俄国国内改革不利以及少数民族要求解放也是起因。沙皇指挥不利,导致军队在日俄战争中惨败是最直接的导火线。战后一直有连续不断的军人革命以及革命团体活动。

各地方的革命虽然最后妥协或被镇压,俄国国内也加快改革的步调,但仍不够阻挡1917年推翻罗曼诺夫王朝的革命。布尔什维克党员常常把这场革命当作1917年革命的先驱。

详细介绍

1905年1月3日,彼得堡最大的普梯洛夫工厂开始举行罢工。罢工的起因是厂里解雇了四名工人。普梯洛夫工厂的罢工迅速扩大,彼得堡其他工厂也相继加入。这次罢工变成总罢工了。运动迅猛地发展起来。沙皇政府决定一开始就把运动镇压下去。

俄国1905年革命

俄国1905年革命

早在1904年,即普梯洛夫工厂罢工以前,警察局已通过奸细加邦神父在工人中间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俄国工厂工人大会"。这个组织在彼得堡各区都设有自己的分会。当罢工开始时,加邦神父在他这个组织的会上提出了一个挑衅的计划:让全体工人在1月9日集合起来,举着教堂旗幡和沙皇画像,和平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呈递陈述本身疾苦的请愿书。他说,沙皇一定会出来接见人民,倾听和满足人民的要求。加邦是为沙皇的保安局效劳,挑起枪杀工人的惨剧,把工人运动淹没于血泊中。但这个警察计划却反过来对着沙皇政府了。

请愿书在工人的集会上讨论过,并作了一些修改。布尔什维克也在这些集会上讲了话,不过他们没有明说自己是布尔什维克。由于他们的影响,在请愿书上加进了关于言论出版自由、工人结社自由、召集立宪会议来改变俄国国家制度、在法律上人人平等、政教分防、停止战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土地归农民等要求。

布尔什维克在这些会上发言时向工人指明,自由不是用向沙皇请愿的方法获得的,而要靠拿起武器去争取。布尔什维克警告工人会遭到枪击。但他们阻止不住往冬宫请愿的游行。很大一部分工人还相信沙皇会帮助他们。强有力的运动席卷了群众。

彼得堡工人在请愿书上写道:

"我们,彼得堡市的工人,偕同我们的妻室儿女和老弱父母,特来向皇上请求公道和保护。我们生活困苦,备受压迫,当牛做马,遭受着欺凌侮辱和非人的待遇……我们已再三忍耐,但是我们日甚一日地被推人困苦、无权和愚昧的深渊,暴政专横压制着我们……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我们已经到了与其让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继续下去还不如死去为好的可怕时刻……"

1905年1月9日清晨,工人们前往当时沙皇所在的冬宫。工人们带着全家--妻子、孩子和老人--去见沙皇。他们手无寸铁,只是抬着沙皇的画像,举着教堂旗幡,唱着祷告歌,上街的队伍总共有十四万多人。

尼古拉二世并没有和他们讲友爱。他下令枪杀手无寸铁的工人。这一天有1000多工人被沙皇军队打死,有两千多工人被打伤。彼得堡的街头染遍了工人的鲜血。

布尔什维克是和工人们同去了的。他们中有许多人被打死或被逮捕。布尔什维克当时就在染遍工人鲜血的街头向工人解释,谁是这一残酷暴行的祸首,应该怎样同他作斗争。

1月9日从此称为"流血星期日"。工人在1月9日得到了血的教训。工人对沙皇的信念在这天被枪毙了。他们懂得了,只有用斗争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1月9日傍晚,各工人区开始构筑街垒。工人们说:"沙皇揍了我们,那我们也要揍他!"

沙皇制造血腥暴行的可怕消息传遍了全国。全体工人阶级、全国人民义愤填膺。每一个城市里的工人都用罢工来抗议沙皇的暴行,并提出了政治要求。工人现在已是喊着"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上街了。在1月间,罢工人数达到很大的数字--44万。一个月内参加罢工的工人人数超过了过去整整十年的罢工人数。工人运动上升到了极大的高度。

革命在俄国开始了。

1月9日以后,工人的革命斗争具有更加尖锐的政治性质。工人群众开始由经济罢工和支持性罢工转到政治罢工。转到游行示威,在某些地方甚至开始转到武装抵抗沙皇军队。在彼得堡、莫斯科、华沙、里加和巴库这些集中了大量工人的140大城市里,罢工进行得特别顽强和有组织。五金工人走在斗争着的无产阶级的前列。先进工人队伍用自己的罢工振奋了觉悟较低的阶层,发动了整个工人阶级去作斗争。社会民主党的影响迅速增长了。

五一游行示威在许多地方引起了群众与军警的冲突。在华沙,示威群众受到枪击而死伤者达数百人。华沙工人响应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号召,举行了总罢工以示抗议。罢工和游行示威在5月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全俄各地参加五月罢工的工人在二十万以上。巴库、洛兹、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都!卷入了总罢工。罢工工人和示威群众同沙皇军队冲突的事件日益增多。敖德萨、华沙、里加、洛兹和其他许多城市都曾发生过这样的冲突。

在波兰的大工业中心洛兹市,斗争进行得特别激烈。洛兹工人在市区的街道上构筑了几十座街垒,同沙皇军队进行了三天巷战(1905年6月22-24日)。在这里,武装发动与总罢工汇合起来了。列宁认为这些战斗是俄国工人的第一次武装发动。

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的罢工是夏季罢工中特别出色的一次。这次罢工从1905年5月底开始一直坚持到8月初,几乎持续了两个半月。参加罢工的工人约有七万,其中许多是妇女。

这次罢工是布尔什维克北方委员会领导的。在城外的塔尔卡河畔,差不多每天都有几千工人举行集会。工人在这些大会上讨论了自己的需求。在工人大会上常有布尔什维克出来发言。为了镇压罢工,沙皇当局命令军队驱散工人,向工人开枪射击。几十个工人被打死,数百个工人受伤。城内宣布了戒严。但工人还是继续坚持,拒绝复工。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忍饥挨饿,但不屈服。只是到了极端疲惫的时候,工人才不得已去上工。罢工锻炼了工人。工人阶级在这次罢工中作出了勇敢、坚定、沉着和团结的榜样。在这次罢工中,伊万诺沃-活兹涅先斯克的工人受到了真正的政治教育。

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在这次罢工期间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它实际上是俄国最初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之一。

工人的政治罢工震撼了全国。农村也跟着城市发动起来了。从春天起就开

始了农民的骚动。一群一群的农民起来造地主的反,捣毁地主的田庄、糖厂和酒厂,焚烧地主的楼房和庄院。许多地方的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大批砍伐地主的林木,要求把地主土地转交给人民。农民把地主的粮食的其他食品夺来分给饥民。地主们惊惶万分,不得不逃往城市。沙皇政府调遣土兵和哥萨克去镇压农民起义。军队开枪射击农民,逮捕"祸首",拷打和折磨他们。但农民并不停止斗争。

在俄国中部、伏尔加河流域和南高加索(特别是在格鲁吉亚),农民运动不断扩大。

社会民主党人深入农村。党中央发出了告农民书:《农民们,请听我们说》。特维尔、萨拉托夫、波尔塔瓦、切尔尼果夫、叶加特林诺斯拉夫、梯弗里斯和其他许省份的社会民主党委员会都发表了告农民书。社会民主党人在农村中开大会,成立农民小组,建立农民委员会。1905年夏天,许多地方发生了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农业工人罢工。

但这还只是农民斗争的开始。农民运动只扩展到85个县,即约近沙俄欧洲部分总县数的1/7。

工人和农民的运动以及俄国军队在日俄战争中的多次失败,对军队发生了影响。沙皇制度的这个支柱动摇了。

1905年6月,黑海舰队的"波将金"号装甲舰上爆发了起义。该舰当时停泊在离正在举行工人总罢工的敖德萨不远的地方。起义的水兵惩治了他们切齿痛恨的军官,把装甲舰开到了敖德萨。"波将金"号装甲舰转到革命方面来了。

列宁对这次起义极为重视。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必须领导这一运动,使其能与工农群众和地方驻军的运动汇合起来。

沙皇派了一批军舰去镇压"波将金"号,但这些军舰上的水兵拒绝对自己的起义同伴射击。革命的红旗在"波将金"号装甲舰上飘扬了好几天。但布尔什维克党在1905年还不象后来在1917年那样是领导运动的唯一政党。当时在"波将金"号上有许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因此,虽然有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了起义,但起义还是没有一个正确的和有充分经验的领导。一部分水兵在决定关头动摇了。黑海舰队中的其他军舰没有来响应这艘起义的装甲舰。革命的装甲舰因为缺乏煤炭和粮食,不得不开到罗马尼亚岸边,向罗马尼亚当局投降。

"波将金"号装甲舰的水兵起义最后失败了。后来落到沙皇政府手里的水兵被交付法庭审判,一部分被处死,一部分被流放服苦役。但起义这一事实本身却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波将金"号装甲舰的起义是陆海军中第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发动,是沙皇军队的很大一支部队第一次转到革命方面来。这次起义使工人和农民,特别是士兵群众和水兵群众自己更加认识、更加了解了陆海军必须与工人阶级联合、与人民联合的思想。

工人向群众性政治罢工和游行示威的转变,农民运动的加强,人民与军警的武装冲突,以及黑海舰队中的起义,--这一切说明人民武装起义的条件正在成熟。这种情形使自由资产阶级不得不认真行动起来。它害怕革命,同时又用革命恐吓沙皇。它是想勾结沙皇反对革命,要沙皇"为人民"实行小小的改良以便"稳定"人心,分裂革命力量,借以防止"革命惨象"。自由派地主们说:"必须割点土地给农民,不然他们就会割死我们的。"自由资产阶级准备同沙皇分掌政权。列宁在当时谈到工人阶级的策略和自由资产阶级的策略时写道:"无产阶级在进行斗争,资产阶级在窃取政权。"

沙皇政府继续用残暴手段镇压工农,但它不能不明白,单用高压手段是对付不了革命的。因此,除高压手段外,它还采取了随机应变的政策。一方面,它通过自己的奸细唆使俄国各族人民互相摧残,制造蹂躏犹太人的暴行,挑拨阿尔明尼亚人和鞑靼人互相残杀。另方面,它又答应召集缙绅会议或国家杜马之类的"代议机构",并委托大臣布里根拟定一种不让杜马拥有立法权的杜马法案。所有这些办法的采用,都是为了分裂革命力量,使人民中间的温和阶层脱离革命。

布尔什维克宣布抵制布里根杜马,决心拆穿这套嘲弄人民代表机关的把戏。

反之,孟什维克决定不拆杜马的台,而且认为必须去参加。

1905年秋,革命运动已遍及全国各地。运动汹涌澎湃地发展起来了。

9月19日,莫斯科开始了印刷工人的罢工。罢工浪潮扩展到彼得堡和其他许多城市。在莫斯科本市,印刷工人罢工得到了其他产业部门工人的支援而变成了政治总罢工。

10月初,莫斯科一喀山铁路线开始罢工。过了一天,整个莫斯科铁路枢纽站都罢了。罢工浪潮很快就席卷全国所有的铁路线。邮政局和电报局停止了工作。全俄各城市工人纷纷举行有成千成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并决定停止工作。一个个工厂,一个个城市,一个个地区,都相继卷人罢工。小职员、学生、知识分子(律师、工程师和医生)也加入了罢工工人的洪流。

十月政治罢工发展成了全俄罢工,几乎包括了全国所有的地区,直至最边远的地区,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工人,直至最落后阶层的工人。参加这次政治总罢工的,仅仅产业工人就约有一百万,人数相当多的铁路工人和邮电职员等等还未计算在内。国内全部生活陷于停顿。政府已经瘫痪了。

工人阶级领导了人民群众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

布尔什维克提出的群众性政治罢工的口号产生了应有的结果。

十月总罢工显示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力量和声势,迫使吓得要死的沙皇颁布了10月17日宣言。1905年10月17日的宣言答应为人民施行"公民自由的不可动摇的原则:人身的真正不可侵犯,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答应召集立法杜马、吸收各阶级的居民来参加选举。

这样,布里根的谘议性杜马被革命力量扫除了。布尔什维克抵制布里根杜马的策略被证明是正确的。[1]

虽然如此,但10月17日宣言终究是对人民群众的欺骗,是沙皇的诡计,是沙皇为了麻痹轻信者、赢得时间、聚集力量、然后打击革命所需要的一种喘息时机。沙皇政府口头上答应给予自由,实际上一点切实的东西也没有给。除了许诺之外,工人农民还没有从政府那里得到任何东西。10月21日实行了很小一部分政治犯的赦免,而不是群众期待的政治大赦。同时,政府为了拆散人民力量,组织过许多次蹂躏犹太人的血腥暴行,使成千累万的人牺牲了生命;而为了摧残革命势力,又成立了匪帮式的警察团体:"俄国人民同盟"和"米哈伊尔·阿尔汉格144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泛滥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1901年--1916年)尔同盟"。在这两个团体中间起重大作用的是一些反动的地主、商人、神父和半刑事犯的流氓,所以人民称之为"黑帮"。黑帮分子在警察协助下,公开殴打和杀害先进工人、革命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焚烧和射击群众大会和公民集会的场所。沙皇宣言产生的结果看来就是如此。

当时民间流行着这样评论沙皇宣言的歌谣:

"沙皇心发颤,颁布一宣言:

死者得自由,活人进牢监。"

布尔什维克向群众解释说,10月17日宣言是一个骗局。他们斥责政府在颁布宣言后的所作所为是挑衅。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拿起武器,准备武装起义。

工人更加努力地成立战斗队了。他们已经明白,政治总罢工争得的10月17日的第一个胜利,要求他们继续努力、继续斗争,去推翻沙皇制度。

列宁在评价10月17日宣言时,说它是力量对比暂时处于某种均势的瞬间,就是说,当时无产阶级和农民迫使沙皇发表了宣言,但还无力推翻沙皇制度,而沙皇制度已不能单用旧的手段维持统治,所以不得不在口头上许诺"公民自由"和"立法"杜马。

在十月政治罢工那些疾风暴雨的日子里,在同沙皇斗争的烈火中,工人群众的革命创造力创造了新的强大的武器--工人代表苏维埃。

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各工厂代表组成的会议,它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工人阶级群众性政治组织。1905年初次产生的苏维埃,是1917年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的雏形。苏维埃是表现人民创造精神的新的革命的形式。它纯粹是各革命阶层居民打破沙皇政府的一切法律和规章制度而创立起来的。它是人民奋起反对沙皇制度的自动性的表现。

布尔什维克把苏维埃看作革命政权的萌芽。他们认为苏维埃的力量和作用完全取决于起义的力量和成功。

孟什维克不认为苏维埃是革命政权的萌芽机关,也不认为它是起义机关。他们把苏维埃看作地方自治机关,如民主产生的城市自治机关之类。

1905年10月13日(26日),彼得堡所有的工厂进行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选举。当天夜间就举行了苏维埃的第一次会议。继彼得堡之后,莫斯科也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

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俄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和革命中心的苏维埃,是沙皇帝国首都的苏维埃,本应该在1905年革命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但由于孟什维克的拙劣的领导,它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大家知道,当时列宁还不在彼得堡,还在国外。孟什维克趁列宁不在,钻进了彼得堡苏维埃,并夺得了领导权。在这样的条件下,赫卢斯塔列夫、托洛茨基、帕尔乌斯等孟什维克分子能扭转彼得堡苏维埃的方向去反对起义的政策,是毫不奇怪的。他们不是设法使士兵同苏维埃接近并使两者在共同的斗争中联合起来,反而要求把士兵撤出彼得堡。苏维埃不是把工人武装起来,使他们作好起义准备,而是裹足不前,反对准备起义。

莫斯科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在革命中完全起着不同的作用。莫斯科苏维埃从成立时起就执行了彻底革命的政策。莫斯科苏维埃是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努力,在莫斯科除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外,还成立了士兵代表苏维埃。莫斯科苏维埃成了武装起义的机关。

在1905年10-12月期间,许多大城市和几乎所有的工人中心都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当时还作了组织陆海军士兵代表苏维埃并把它们同工人代表苏维埃统一起来的尝试。有些地方还成立过工农代表苏维埃。

苏维埃的影响是巨大的。虽然它们往往是自发产生,没有定型,成分上不固定,但它们的行动却象一个政权机关。苏维埃用夺取手段实现了出版自由,确立了八小时工作制,号召人民拒绝向沙皇政府纳税。在个别场合,它们还没收沙皇政府的资金来满足革命的需要。

1905年10月和11月,群众革命斗争继续轰轰烈烈地发展着。工人的罢工仍在继续。

1905年秋,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规模很大。农民运动席卷了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县份。萨拉托夫、唐波夫、切尔尼果夫、梯弗里斯、库泰依斯和其他一些省份发生过真正的农民起义。但农民群众冲击的力量还是不足。农民运动还缺乏组织和领导。

在许多城市,如梯弗里斯、海参崴、塔什干、撒马尔汗、库尔斯克、苏胡姆、华沙、基辅、里加等,士兵中的骚动也更厉害了。在喀琅施塔得,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黑海舰队水兵中,都爆发了起义(1905年11月)。但这些起义由于彼此分散,都被沙皇政府镇压下去了。

一些部队和军舰的起义,往往是由军官的虐待和伙食的恶劣(如所谓"豌豆暴动")等造成的。许多起义的水兵和士兵还没有明确意识到必须推翻沙皇政府,必须坚决把武装斗争继续下去。起义的水兵和士兵太和气、太慈善,他们常常错误地把起义开始时逮捕的军官放掉,听了长官的诺言和劝告就平息下来。

革命已经发展到马上要举行武装起义了。布尔什维克号召群众举行武装起义反对沙皇和地主,向群众说明武装起义已不可避免。布尔什维克不停地准备武装起义。在士兵和水兵中进行了革命工作,在军队中建立了党的军事组织。在许多城市中组织了工人战斗队,在战斗队员中进行了武器使用的训练。组织了在国外购置枪械并把它们秘密运回俄国的工作。参加组织枪械运输工作的有党内著名的工作人员。

1905年11月,列宁回到了俄国。在这些日子里,列宁避开沙皇的宪兵和特务,直接参加了武装起义的准备。他在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上发表的文章,成了对党的日常工作的指示。

在这期间,斯大林同志在南高加索进行了大量革命工作。斯大林同志揭露并狠批了孟什维克,指出他们是反对革命、反对武装起义。他坚决地准备带领工人去迎接同专制制度的决战。在沙皇宣言发表那天,斯大林同志在梯弗里斯群众大会上向工人说道:

"为了真正获得胜利,我们需要什么呢?为了这点,需要三件东西:第一是武装,第二是武装,第三也还是武装。"

1905年12月,在芬兰的塔墨尔福斯召开了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虽然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形式上还同在一个社会民主党内,实际上他们是两个不同的党,各有自己单独的中央。在这次会议上,列宁和斯大林第一次见面了。在此以前,他们互相用书信或通过其他同志来保持联系。

从塔墨尔福斯代表会议的决议中必须指出的有两个决议:一个是关于恢复实际上已经分裂成两个党的党的统一的问题,另一个是关于抵制第一届杜马即所谓维特杜马的问题。

由于这时莫斯科已经开始武装起义,代表会议按照列宁的意见赶忙结束了自己的工作,而代表们也就回到各地亲自参加起义去了。

但沙皇政府也没有睡觉。它也在作决战的准备。沙皇政府同日本媾和减轻了自己的困难处境,就转而对工人和农民实行进攻。沙皇政府在农民起义的许多省份宣布戒严,颁布了"就地正法"、"格杀勿论"的残暴命令,并下令逮捕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和驱散工人代表苏维埃。

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和受他们领导并与广大工人群众紧相联系的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决定立刻准备武装起义。12月5日(18日),莫斯科委员会通过决议:向苏维埃提议宣布政治总罢工,并在斗争进程中把它转变为起义。这个决议在许多工人群众大会上得到了拥护。莫斯科苏维埃考虑到工人阶级的意志,一致决定开始政治总罢工。

莫斯科无产阶级开始起义时已有自己的战斗组织,约有一千个战斗队员,其中半数以上是布尔什维克。莫斯科许多工厂也有战斗队。起义者方面总共约有两千战斗队员。工人指望卫戍部队保持中立,指望把一部分卫戍部队分化和争取过来。

12月7日(20日),莫斯科开始了政治罢工。但这次罢工没能扩展到全国,它在彼得堡就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这种情况从一开始就减少了起义胜利的机会。尼古拉铁路(现为十月铁路)仍然留在沙皇政府手中。这条线路上的运行没有中断,所以政府能够把近卫团从彼得堡调到莫斯科来镇压起义。

在莫斯科本市,卫戍部队已经动摇了。工人开始起义时多少还指望得到它们的支援。但革命者错过了时机,结果沙皇政府把卫戍部队的骚动镇压下去了。

12月9日(22日),莫斯科出现了第一批街垒。接着莫斯科许多街道都筑满了街垒。沙皇政府出动了火炮。它调来了超过起义者数倍的兵力。几千武装工人进行了九天英勇的斗争。沙皇政府只得从彼得堡、特维尔和西部边区调来了几个团,才把起义镇压了下去。各区的起义领导机关在战斗开始前夜不是已被破获,便是已被隔绝。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也被破获了。武装发动变成了彼此没有联系的各个区的起义。各区失去了领导它们的中心,又没有全市共同的斗争计划,所以主要是局限于防御。正如列宁后来所指出的,这是莫斯科起义力量薄弱的主要根源,同时也是这次起义遭到失败的原因之一。

起义在莫斯科的红色勃列斯尼亚区进行得特别顽强和激烈。红色勃列斯尼亚区是起义的主要堡垒和中心。这里集中了布尔什维克所领导的精锐的战斗队。但是红色勃列斯尼亚区遭到了火与剑的镇压,淹没在血泊和炮击后的烈火之中了。莫斯科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

起义不仅在莫斯科发生过。革命的起义还席卷了其他许多城市和地区。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莫托维里哈(现为皮尔姆)、诺沃罗西斯克、索尔莫沃、塞瓦斯托波尔和喀琅施塔得等城市,都爆发过武装起义。

俄国境内各被压迫民族也奋起进行了武装斗争。格鲁吉亚起义几乎席卷全境。在乌克兰的顿巴斯一带,即在戈尔洛夫卡、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鲁干斯克(现为伏罗希洛夫格勒),起义的规模很大。在拉脱维亚,斗争进行得很顽强。在芬兰,工人成立了赤卫队,并举行了起义。

但所有这些起义,也如莫斯科起义一样,都被沙皇政府用惨无人道的残暴手段镇压下去了。

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对十二月武装起义作了不同的评价。

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在武装起义以后对党提出责备,说"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孟什维克硬说起义是不必要的和有害的事情,说在革命中不用起义也可以·,说不用武装起义而用和平斗争手段就可以取得胜利。

历史背景

社会变迁

亚历山大二世是一位开明的沙皇,他于1861年着手实施多项改革政策,开始了大改革时代,改革涵盖法律、地方政府与军事等,废除了农奴制度,让广大的农奴获得解放,却不幸於1881年3月1日遭反对势力人民意志派的党员炸死;其继承者亚历山大三世相对保守,他反对改革,施行俄国化,并以铁腕治国,国会与教会都伏应在他的独裁统治下,1894年因病去世,由其长子尼古拉二世继承皇位,正藉列强争战的动荡时代。

自彼得一世建立工业制度以来,到亚历山大二世施行改革后,俄国紧追西欧展开快速的工业化脚步,但社会的变迁却与西欧截然不同,俄国的中产阶级,没有发展出具足够影响力的规模,而是向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两个极端发展,遂形成日益严重的阶级对立形势。另一方面,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国土扩张,俄罗斯帝国横跨了欧、亚、北美(后卖给美国),国境内包括了许多民族,各民族除了与俄国文化有差异外,而且各民族之间也存在著历史、地沿或文化的各种冲突。

反对势力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的反对势力,可区分为自由派与社会主义派。自由派人士,分别於1903年组成了地方自治会,1904年成立了解放联盟,1905年成立了宪政民主党,具体要求实施君主立宪;社会主义派人士,则分处於两个阵营,分别是1898年成立,沿袭自民粹主义的社会革命党,以及1897年成立,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劳动党,皆主张以革命手段来诉求社会改革。

1904年秋天,自由派举行一系列的活动,以庆祝自由派国会规章订定40周年,并藉此时机要求更多的政治改革与立宪。1904年11月30日,莫斯科市政府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要求成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以及完全的出版自由与宗教自由,而其他的城市与地方自治会,也陆续通过类似的决议或呼吁案。

尼古拉二世提出了许多措施以满足各方要求,包括任命自由派的 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为内政部长,以接替被暗杀身亡的维亚切斯拉夫·冯·普勒韦。1904年12月12日,沙皇发表一份诏书,包括同意扩大地方自治会与市议会的权力、为工业劳工建立保险制度、解放异族阶级、以及废止审查制度,意图向反对势力妥协,但关键的全国代议立法权仍未被纳入。

日俄战争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加入意图瓜分清朝的列强行列,俄国在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等地与日本屡起争端,1904年日本因与俄国对东北与朝鲜半岛的利益谈判未获回应,同年2月6日日本驱逐俄国的外交官员,2月8日日本对俄国开战,俄军虽有较日军先进的军备,却一直处於劣势,因此引起俄国军政的震撼与自信心受创,民间亦对沙皇的领导产生疑虑及不满。

革命开始

血腥星期日

1904年12月,位於圣彼得堡的基洛夫工厂发生罢工,圣彼得堡各界认同罢工的民众不断增加,罢工人数攀升至八万人。1905年1月22日(俄历1月9日)清早,东正教神职人员盖庞神父(又译作加邦神父葛朋神父),带领一个为数约三万人的工人组织到冬宫外广场和平示威,目的是向沙皇递交请愿书,以表达劳工阶层与社会底层人民的困苦,与遭受到的欺压,请求沙皇进行社会改革与终止日俄战争,并期望不要有超时的工作与合理的待遇。

尼古拉二世从1月8日起已移居在皇村,和平示威当天不在冬宫,当时负责守护宫庭的武装士兵,列阵与示威群众对峙,而聚集的民众已渐渐增加到二十万人,大家手拿著圣像、沙皇图像,唱著圣诗与爱国歌曲,士兵后来对空鸣枪示警,不久之后便向群众射击,民众在惊慌中逃亡而争相推挤,盖庞神父也在混乱中身亡。官方宣称伤亡人数为96人死333人受伤,反对势力宣称死亡人数超过4,000人,保守估计约1,000人伤亡。此一血腥镇压事件,引起公众的愤怒,俄国人民不再寄望沙皇,一连串大规模的罢工在各地发生。

族裔冲突

亚美尼亚-鞑靼战争高加索地区是俄国从19世纪加入的新领土,有多个民族定居在此,其中亚美尼亚族与阿塞拜疆族(当时称为鞑靼人)虽然比邻而居,却因宗教与文化差异而时有冲突。1905年2月,在血腥星期日事件之后不久,传出一名穆斯林遭到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党员杀害,引发两族的对立,於是在巴库发生大规模的族裔攻击事件,接著5月在纳希契凡、8月在舒沙、11月在占贾。

波兰独立要求以沙皇为共主的波兰会议王国,深受日俄战争带来的不景气所苦,1904年下半年,超过10万波兰工人失业。1905年血腥星期日事件后不久,在波兰的工业重镇罗兹,工人以「打倒独裁!打倒战争!」为口号,进行大罢工,同一时间,在华沙与其他工业中心,陆续发生罢工、示威或游行。同年的1月28日,在波兰社会主义党与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策动下,呼吁大规模罢工,波兰全境超过40万工人加入,持续了4个星期。当时示威民众同时要求改善工人环境,以及给波兰人更多的自治,2月开始波兰的大学生加入示威,后来甚至有中学与小学的学生加入,学生抗议俄国化并要求学习波兰语的权利。

沙俄政府向波兰的民族主义运动作出了让步,但部份示威民众尤其是工人仍然不满,沙俄政府已失去耐性,5月1日在华沙的一场游行中,沙俄警察开枪镇压,有30名工人被枪击。到6月中旬在罗兹,沙俄警察在其中一场示威游行中开枪杀死了约10名工人,6月20日至21日,死者出殡时演变成为大规模的抗议游行,21日当天,游行群众与沙俄的哥萨克骑兵相遇,游行群众向骑兵投掷石块,哥萨克骑兵开枪还击,造成至少25人死亡,当天晚上愤怒的群众开始攻袭警察和巡兵,并杀死不愿投降者,遂演变成暴动,波兰历史称之为罗兹暴动事件。6月23日,沙皇签署了戒严令,俄国步兵军团进入发生动乱的城市,逮捕了部份滋事民众,当时的民族运动团体认为不敌军队而自制,动乱终在6月25日平复。

政府反应

面对国内的动荡,沙俄政府回应迅速,1905年1月18日,沙皇解去内政部长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的职务,委任亚历山大·布雷金接替。另一方面又任命组成一个调查委员会,令其调查圣彼得堡与邻近地区工人们不满原因;该委员会是由国会议员辛德洛夫斯基带领,成员有政府部门人员、国营工厂厂长、以及民营工厂老板,并邀请工人代表加入,但在社会主义人士抵制下,工人没有选出代表,社会主义人士更试图转移工人进行武装斗争,到2月20日调查委员会在从来没有开始运作情况而瓦解。

1905年2月17日,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所乘坐马车通过克里姆林宫时,遭社会革命党分支党员伊瓦·卡利亚耶夫近距离投掷硝酸甘油炸弹於车厢内,谢尔盖大公当场被炸死。2月17日(儒略历2月4日)当天,尼古拉二世决定同意作出新的让步,3月3日(儒略历2月18日)颁布《布雷金诏书》,准许成立谘政团体、包容各种宗教、开放语言自由、以及减少农民赎回农地的费用。

1905年5月24、25日,约300名来自各地地方自治会与市议会代表,齐聚在莫斯科召开了3场会议,会后通过了一个决议案,要求成立一个国家层级的议会;6月6日,尼古拉二世接见一名郡县议会代表,会后由谢尔盖·特鲁别茨可伊王子与费奥多罗夫代表沙皇回应,表示允许召集成立人民代表会议。

1905年10月,圣彼得堡苏维埃成立,诉求大规模的罢工、抗税与提领银行存款。

革命后期

国家杜马

1905年12月,沙俄政府颁布了选举办法,第一届国家杜马订於1906年3月进行选举,限25岁以上男性国民为合格选民,并对不同的社会阶层选票,给以不同的权重,例如地主就比农民与工人有较高的选票权重。

有多个参选的政党因应选举而组成或合法化,主要有自由派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宪政民主党、农民代表的劳动团体、另一少数自由派联盟10月17日联盟(又称十月党)、以及由地主组成的保守联盟等;最后当选共566人,主要有179名宪政民主党员、136名劳动团体党员、121名非俄国民族代表、18名社会民主劳动党员、17名十月党员。其他社会主义人士、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则主张抵制杜马选举。

基本法

1906年4月23日(儒略历4月10日),在国家杜马开始运作的前一天,沙俄政府颁布了帝国基本法,定义了政府架构,沙皇为绝对的领袖,完整控制行政、外交政策、教堂事务以及军事武力,限定了国家杜马的政治位阶,国家杜马议员一半由选举产生,另一半由大臣会议指派,法律制定必须经由国家杜马与大臣会议核准,惟最终必须由沙皇核准才能生效,若国家杜马在休会期间,允许立法程序可由大臣会议转给沙皇核准,无需待国家杜马开议。

斯托雷平

1906年4月,大臣会议主席谢尔盖·维特被指派负责筹措近 9亿卢布的借款,用以重建俄国财政,大臣会议主席一职由伊万·戈列梅金接任,同年5月6日,再改由彼得·斯托雷平出任。

当时倡导革命的激进份子,发动多起的刺杀行动,多名警务人员与官员被杀,为能可以压制恐怖主义,斯托雷平导入一套新的司法制度,允许迅速逮捕和审判,1906至09年间,超过3,000名嫌疑犯被判有罪而遭绞刑。

斯托雷平主导新的土地改革政策,让农民更容易取得土地,更自由地成立公社,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新农阶级,发挥保守安定的力量,从1906年10月开始,至1917年沙皇被推翻其间,俄国农村的面貌不断改变,农地持续私有化,农民可以世袭农地,原本零星的土地变成大面的农地,也因此大量提升了农业产出。

恐怖刺杀

1904至07年间,除了频繁的社会运动外,也是恐怖暗杀的高峰期,社会革命党格斗组织、波兰社会主义党格斗组织与布尔什维克格斗组,策动了多起针对大臣、公务员与警务人员的刺杀或抢劫案件。

刺杀身亡

遭刺杀身亡者中较著名的有:

肖像

姓名

身分

刺杀身亡日期

刺杀地点

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西皮阿金

内政部长

1902年4月2日

圣彼德堡

尼古拉·莫杰斯托维奇·博格达诺维奇

乌法省长

1903年5月6日

乌法

尼可拉·博布里科夫

芬兰总督

1904年6月17日

赫尔辛基

维亚切斯拉夫·康士坦丁诺维奇·冯·普列韦

内政部长

1904年7月28日

圣彼德堡

艾里尔·朔依沙朗−朔依尼南

芬兰大法官

1905年2月6日

赫尔辛基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

莫斯科总督

1905年2月17日

莫斯科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瓦洛夫

莫斯科市长

1905年6月28日

莫斯科

格雷戈里·帕夫洛维奇·博布里科夫

黑海舰队指挥官

1906年6月29日

自己家里

维特·萨哈罗夫

战争部长

1906年11月22日

萨拉托夫

阿列克谢·伊格纳季耶夫伯爵

大臣会议成员

1906年12月9日

特维尔

弗拉基米尔·劳尼替斯

圣彼德堡市长

1906年12月21日

圣彼德堡

各地运动

芬兰民主化

1905年10月30日至11月6日期间,在沙俄附属国芬兰大公国,社会民主党组织了大规模罢工,由约翰·科克领导的第一代芬兰赤卫队成立,罢工期间在坦佩雷发表红色宣言,要求解散参议院、普选、政治自由、以及取消审查制度。

宪法专家们的领导人物,芬兰裔的利奥·梅彻林参与撰写了十月诏书,因此终止了芬兰大公国从1809年开始运作,由各国民等级代表组成的波尔渥国会,於1906年筹办芬兰议会,1907年举行了人类史上第一次的普选,选出了第一届议会议员。

爱沙尼亚独立运动

爱沙尼亚为沙俄在大北方战争取胜后,1721年从瑞典取得的土地之一,后成立了爱沙尼亚省,19世纪因抗衡俄国化政策,爱沙尼亚民族意识萌发。1905年1月,在血腥星期日发生后,爱沙尼亚人要求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普选以及国家主权,10月16日,沙俄军队在塔林的街上市场向集会开火,造成94死200伤。

十月诏书发布后,爱沙尼亚人表示支持,爱沙尼亚旗帜首次公开,亚安·托尼森藉机扩大爱沙尼亚人的权利,成立民族进步党,为第一个爱沙尼亚的政党;另一个更激进的政治组织,爱沙尼亚社会民主工人联盟也在差不多的时间成立。11月27日,民族进步党在塔林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800名代表分成温和派与激进派,温和派支持托尼森,而激进派则支持亚安·梯孟特,最后投票决议通过向沙俄要求实施政治自治、限制波罗的海德国人以及终止俄国化。

1905年12月,社会主义社团领导人物康斯坦丁·帕茨,在戒严中的塔林召集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引发工人在郊区抢劫或焚烧庄园房屋,共有160处庄园被洗劫一空,沙俄军队奉命前往镇压,328名爱沙尼亚人被当场枪毙或被捕后绞死。帕茨与梯孟特分别逃往国外,两人后来都因被控反叛罪而判处死刑。在第一届和后来的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选举,爱沙尼亚民各选出5名代表派往议会。

历史评价

对於这一次革命事件,当时与后世名人学者的评论,多抱持正面评价,认为因有这一次革命事件,而让主张推翻沙皇帝国统治的社会主义人士,发现工人革命的可行性,奠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更创立了苏维埃组织,培养了许多的革命家,总体来说这是1917年俄国革命能够成功的关键事件。

众多评论中,最著名的是列宁,他称这一次革命为「总演习」,留下名言:

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10月革命的胜利。

当时清末文人梁启超,曾於血腥星期日发生后不久,发表《自由乎?死乎?》评论专文,文中引述「路透电」、「柏林电报」、「伦敦电」以及「连日各地电报」,详实说明事件发生与各地反应,文中评论:

改革事业,如转巨石於於危坠,非达其最终之目的地不止。

又综合引述各地电报,说明了当时欧洲各国的舆论情形:

全欧各国,殆无不以此事为一大事,诸报馆皆表同情於俄民,无一袒俄廷者。内中与俄同盟之法国激昂特甚。其报纸大率谓市民不持武器,为平和之要求,俄廷以强暴手段待之,实无理之甚云云。又某新闻纸谓俄太后俄皇为坡鳖那士德夫之傀儡,日被玩弄於股掌上,至今迷梦不醒,实属可怜。

比利时素表同情於俄,今次亦大加非难。其新闻纸多以俄皇此次之出奔,与一七九一年法王路易第十六之出奔相比较。比国人民,愤俄廷举动既极,本月二十三日晚,至有在俄国公使馆门前为示威运动以表敌意者。警官弹压,仅乃无事。

各国纷纷募义捐,以恤俄国被难之民。

各国中惟德国对於此事,视之稍冷淡。

文中最后称之为「俄国革命」,且说明当时他与他的同侪,无不关注此一事件的发展。

后来的苏联共产党领袖,当时布尔什维克重要人物列夫·托洛茨基,在流亡国外期间,於1939年所发表的《三种俄国革命观(1939年)》,文中一开始便说明:

1905年革命,不仅是1917年革命的『总演习』,而且是一种实验室,在其中造成了俄国政治生活内所有基本的派别,又反映出俄国马克思主义内部各种不同的倾向。

文中他称是次革命为「第一次革命」,并引述了列宁、史达林、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言行,以及他的想法,以阐明1905年的革命事件,如何影响社会主义领袖们的革命论述,认为因此产生了「不断革命」的理论:

俄国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只有采取依靠农民支援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才是可以思议的。无产阶级专政将不可避免地不仅把民主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把社会主义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同时有力地推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唯有西方无产阶级的胜利才能保障俄国免除资产阶级复辟危险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

参考资料
  • 1. 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 .道客巴巴.2012-03-20[引用日期2013-02-18].

2013年6月2日星期日

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四月提纲》

 

简介

二月革命后,俄国形成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即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国内人民内部有一定的骚动。正当人民不知道何去何从之时,列宁同志从芬兰回到彼得格勒,对人民作了及时的指导。在1917年4月17日(俄历四月四日)的塔夫利达宫布尔什维克会议上作《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因发表在俄历四月,故又称《四月提纲》April Theses)的报告。

主要内容

① 指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基本完成,应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实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

② 提出了新建立的国家政权形式应是苏维埃共和国,由全国的工人、雇工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组成的共和国,而不是议会制共和国;

③ 指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进行的战争仍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要摆脱这场战争,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④ 提出了“不给临时政府以任何支持”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列宁认为,当时不能采取一般的暴力方式去推翻临时政府,因为苏维埃支持它,这样做会同苏维埃对立,会脱离群众。他要求苏维埃把全部政权收回到自己手中,然后通过苏维埃内部的斗争,使苏维埃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列宁预计到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因为当时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压制人民。同时,列宁也提醒人民要警惕资产阶级使用反革命暴力镇压革命;

⑤ 在经济方面提出,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土地、银行国有化,由工兵代表苏维埃对社会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四月提纲制定了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和策略。

《四月提纲》指出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的手中,第二阶段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

《四月提纲》为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和计划。

2013年6月1日星期六

布尔什维克党党章

 

党章

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章(共产国际支部)(一九三四年一日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

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

党领导无产阶级、劳动农民和全体劳动群众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争取社会主义胜利而斗争。

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机关,并保证顺利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党是以无产阶级的、自觉的、铁的纪律结合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党所以有力量就因为它团结一致,意志统一,行动统一,不容许违反党纲、破坏党纪以及在党内组织派别集团。

党要求党员积极忘我地工作来实现党纲和党章、执行党和党机关的—切决议、保证党的队伍的统一、巩固苏联各民族的劳动者之间以及与全世界无产者之间的兄弟般的国际主义的关系。

布尔什维克党报体制的形成

布尔什维克党报体制的形成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

党报体制的形成,即中央委员会领导中央机关报体

制的确立,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和斗争过程。具体划分

为五个阶段:(一)特殊时期的党报体制。(二)双重中央领导机关制约下的党报体制。(三)中央委员会领导中央机关报的党报体制的诞生。(四)巩固中央委员会领导中央机关报的党报体制。(五)中央委员会领导中央机关报的党报体制的暂时

中断和最终确立。

布尔什维克党中的新型马克思主义指什么

列宁领导制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纲领,这是马、恩去逝以后,国际工人运动中唯一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纲,这标明了布尔什维克是一个新型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布尔什维克党的正式名称

布尔什维克党(Buershiweikedang)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俄共(布)、联共(布)的通称 布尔什维克:苏联共产党建党初期党内的一个派别。俄文Болъшевик的音译,意为多数派。1903年7、8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在制定党章时,以V.I.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同L.马尔托夫等人发生激烈争论。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会和党的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成员时,拥护列宁的人得多数票,称布尔什维克,马尔托夫等机会主义者得少数票,称孟什维克(俄文意为少数派)。俄国1905年革命时期,两派提出两种不同的策略路线。1905年革命失败后,大部分孟什维克变为主张取消革命、取消革命党的取消派。布尔什维克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因而布尔什维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策略亦称为布尔什维克主义。1912年1月该党第六次全俄代表会议把坚持机会主义立场的孟什维克取消派清除出党。从此,布尔什维克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名称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面加括号标明“布尔什维克”。1918 年3月该党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决定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该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定改名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该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决定取消双重名称,改称苏联共产党。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各国共产党都以俄共为榜样,布尔什维克又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同义语。

二月革命后的形势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活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俄国经济政治陷入混乱崩溃的困境。1917年3月,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沙皇统治。

当起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大会于1917年3月12日晚上在塔夫利达宫正式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最初约有五十人,后来增加到两百人左右。大会选举产生了执行委员会,主席是孟什维克齐赫泽(1864~1926年),副主席是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在执委会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占据了多数,布尔什维克最初只有两名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后,俄国大多数城市也相继建立了苏维埃。1917年3月,全国共有555个苏维埃。在全俄苏维埃成立之前,彼得格勒苏维埃起着全国领导中心的作用。

苏维埃从一产生就以革命权力机关的身份发布命令,管理国家事务。它建立了军事委员会,负责维护革命成果;建立了粮食委员会,负责首都的粮食供应。1917年3月14日,苏维埃发布第一号命令,规定所有部队都选举产生士兵委员会,领导本单位的政治活动,监督管辖本单位的武器。苏维埃的活动表明,它已是新生政权萌芽。

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认为,俄国无产阶级没有能力管理国家。他们以苏维埃代表名义同资产阶级分子谈判,让他们出面组织政权。1917年3月15日,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主席李沃夫公爵(1861~1925年)出任政府总理兼内务部长。立宪民主党(二月革命后改名为人民自由党)领袖米留可夫任外交部长,十月党(二月革命后改名为民族民主共和党)人古契柯夫任陆海军部长。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任司法部长。

这样,俄国在二月革命后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它是主要政权,掌握着各级权力机构。另一个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它得到武装工农的支持,拥有实权,但它自愿把政权让给资产阶级,甘居次要地位,成为辅助性政权。这种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是不能长久保持下去的,其中必有一个要化为乌有。

党的斗争

《四月提纲》

在两个政权并存的复杂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急需确定自己的斗争方针。全党都期待列宁的到来。1917年4月16日夜晚,列宁从瑞士经过德国回到彼得格勒。成千上万的工人、士兵汇集在首都的芬兰车站,热烈欢迎自己的领袖归来。列宁登上装甲车,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最后高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万岁!”

第二天,列宁在党的会议上作了报告。1917年4月20日,《真理报》发表了列宁的报告提纲,题为《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这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

十月革命的胜利

1917年二月革命的爆发,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形成了工兵代表苏维埃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存的局面。革命

攻打冬宫

攻打冬宫

后的俄国向何处去?

1917年秋,俄国经济濒于全面崩溃。工业产量比上一年下降了三分之二。财政混乱,债台高筑。债务总数达到490亿卢布,国家每年应付的债务利息几乎等同于战前的国家预算。最为严重的问题是饥荒。首都居民的面包分配量从每天一磅半减为四分之一磅,有时连这点面包也没有。列宁指出,全国已处于“大难临头”的困境。“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俄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二月革命为十月革命做了准备,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战争政策使国内局势不断恶化。七月流血事件使政权完全落入临时政府手中,革命和平发展已不可能。列宁发表《四月提纲》从理论上指出进行社会革命的历史任务,并亲自领导了彼得堡格勒武装起义,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

攻打冬宫

攻打冬宫

十月革命胜利的历史意义

十月革命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冲破了世界帝国主义阵线,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创建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它不仅激励着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而且鼓舞着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推动了马列主义在世界的传播,并向各国人民展示了一条崭新的寻求解放的道路。

布尔什维克党争议人物——约瑟夫·斯大林

在1917年的共产主义革命中斯大林并没有起主要作用。但是在随后的两年中他表现得很积极,1922年成为党的总书记。这一职务使他在党的工作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是列宁逝世后他在夺权斗争中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

布尔什维克党和工兵代表苏维埃有什么关系

“苏维埃”一词是俄文“совет”的汉语音译,意即“代表会议”或“会议”。苏维埃制度是苏联的政治基础,是俄国劳动人民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政权组织形式。

布尔什维克:苏联共产党建党初期党内的一个派别. 『详见扩展阅读』

布尔什维克党和 苏俄等这些概念有什么不同

苏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以列宁为首的世界上第一个工农苏维埃政府,从此俄罗斯称苏俄,这一名称延续到1922年苏联成立。

苏联:1922年底,苏联成立,最初有俄罗斯、外高加索、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四个联邦组成,后来发展到15个加盟共和国。到1991年,苏联解体。

布尔什维克: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分裂为两派,以列宁为首的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少数派派即孟什维克。到1912年,布尔什维克成为独立的政党,正式名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

俄共(布):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

联共(布):1925年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改称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

概念:苏俄、苏联、俄共(布)、布尔什维克、联共(布)

 

参考资料
  • 1. 维基百科 .维基百科[引用日期2013-05-10].

  • 2. 1903年7月30日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对立 .中国经济网[引用日期2012-10-24].

2013年5月31日星期五

布尔什维克党《火星报》

 

列宁的《怎么办?》一书,有力地批判了伯恩施坦的信徒经济派,在思想上彻底粉碎了经济派的机会主义,从而为建立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经济派思想上的机会主义同他们在组织上的机会主义是分不开的。他们维护党的组织上的涣散,赞美工人运动中行会手工业方式和小组习气。列宁在《怎么办?》一书的第四章、第五章中批判了经济派在组织上的机会主义,论述了工人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任务,要求建立统一集中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而能够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战斗力。

《火星报》

布尔什维克党旗

布尔什维克党旗

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俄国还没有办起一个有重大影响的、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报纸。而这样的报纸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是很必要的。1900年列宁等人创办的《火星报》,是二十世纪初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宣传阵地,它为创建真正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作出了重大贡献。当列宁还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他就周密地考虑办报和建党计划。1900年 1月,列宁离开西伯利亚流放地,马上着手实现他酝酿已久的办报计划。这一年的上半年,列宁到乌法、莫斯科、彼得堡、斯摩棱斯克等地会晤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同他们讨论办报方针,并商量如何筹集办报资金。同年 7月,列宁来到瑞士,会见了劳动解放社的主要成员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他们商定在国外出版《火星报》。该报先是在莱比锡出版,尔后在慕尼黑、伦敦、日内瓦等出版。《火星报》编委会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波特列索夫6人组成。列宁实际上是这个报纸的主编和组织者,他除了要周密地考虑报纸的政治方针和撰写社论外,还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亲自组稿、审阅文章校样。克鲁普斯卡娅曾担任过《火星报》编辑部的秘书。

《火星报》创刊号于1900年12月付排问世。报头题词摘自俄国十二月革命党人致著名诗人普希金信中的诗句:“且看星星之火,燃成熊熊之焰!”这充满激情的简短诗句,表达了办报人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胜信念。这个报纸的出版,不但激励了侨居国外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推动了俄国国内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报纸秘密运送到俄国国内散发,工人们竞相阅读。《火星报》不单单是革命舆论机关,而且成了俄国工人运动领导中心。在当时反对沙皇专制政府的运动中,存在着机会主义团体(经济派)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团体(民粹派等)。这些团体虽然反对沙皇专制主义,同时也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反对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目标。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同暂时的同路人以及各种机会主义分子划清思想界限。首先是同伯恩施坦的的信徒经济派划清界限。当《火星报》出版之际,该报编辑部发表声明说:“我们主张彻底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坚决反对爱·伯恩施坦、彼·司徒卢威和其他许多人轻率提出而目前甚为流行的那些似是而非的、暧昧不明的机会主义的修正”。

火星报

火星报

《火星报》的主要任务是为在俄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而斗争。该报创刊号发表了列宁起草的题为《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的社论。社论指出,没有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党,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去从事自觉的阶级斗争,工人运动就会处于涣散状态,工人阶级就不能完成历史所赋予自己的伟大使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就会长期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工人阶级的优秀战士将遭受反动统治阶级的迫害。《火星报》出版后,列宁在报上发表了《从何着手?》等一系列重要文章,论述了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和俄国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各种根本原则。报纸除登载专题论文外,还辟有《党内消息》、《工人运动大事记和工厂来信》、《来自农村的消息》、《我们的社会生活剪影》、《国外评论》等栏目。它每期的发行量约 8千份,有时还超过1万份。作为一个秘密的政治报纸来说,其发行量是相当可观的。

《火星报》威望的提高和影响的扩大,同它建立了代办员网是分不开的。《火星报》代办员联络国内外革命组织,向国内散发报纸。他们倾听俄国各地工人的呼声,了解各地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情况,经常为报纸提供材料和撰写通讯。《火星报》的著名代办员有: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李维诺夫、彼得罗夫斯基、瞿鲁巴、杜勃洛文斯基、巴布什金、巴乌曼、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斯塔索娃、博勃罗夫斯卡娅、加里宁、邵武勉、皮亚特尼茨基、捷姆里雅契卡,等等,后来大都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骨干。所以,《火星报》的创办,不仅为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作思想舆论上的准备,而且为党造就了一大批干部。这个报纸曾是培养党的干部的学校,是俄国职业革命家汇集的中心。《火星报》认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从思想上把当时分散的俄国各地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统一起来,并指导它们从事政治斗争。俄国大多数地方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承认《火星报》是自己的领导机关,拥护它的政治路线,赞同它所制定的斗争策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火星报》还批判了崩得分子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恐怖策略。二十世纪初,一些残存的民粹主义团体联合起来,成立了“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是一些小资产阶级的冒险主义者,他们继承了民意党的传统,主张走个人恐怖斗争道路,妨碍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火星报》制订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党纲草案。这个草案指出党的目的和任务,把分散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从思想上联合起来,从而为组织上的联合奠定了基础。党纲草案明确规定: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是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俄国工人政党的当前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根据列宁的建议,《火星报》编辑部于1902年 6月公布了这个党纲草案。《火星报》编辑部在1902年冬建立了组织委员会,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进行筹备工作。这个组织委员会的成员有各方面的代表:克拉斯努哈(代表彼得堡委员会)、列文(代表《南方工人报》派)、拉德琴柯(代表《火星报》组织)、斯托帕尼(代表北方协会)、波尔特诺伊(代表崩得);还有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弗·威·林格尼克、彼·阿·克拉西柯夫等,这几个人后来都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组织委员会建立在俄国普斯科夫,这便于同国内各个社会民主工党组织进行联系。

秘密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

1903年7月30日(俄历7月17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个陈旧仓库里

列宁

列宁

开幕。会议是秘密召开的。但被比利时警察发觉,便转移到英国伦敦的一个俱乐部里,继续秘密举行。大会于8月23日(俄历8月10日)结束。大会期间,选出了由普列汉诺夫、列宁和克拉西柯夫 3人组成的主席团。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要“在《火星报》所提出和制定的原则和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政党。《火星报》三年来的活动以及大多数委员会对《火星报》的承认,这就预先决定了代表大会应当按照这个方针进行工作。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有43名正式代表(拥有51票表决权),他们代表26个组织,其中包括《火星报》、劳动解放社、“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国外同盟”、“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崩得的中央委员会和国外委员会、“南方工人社”、4 个社会民主主义联盟、14个地方(彼得堡、莫斯科、图拉、哈尔科夫、基辅、敖德萨、第比利斯、巴库等地)委员会,以及经济派控制的彼得堡工人组织。在这次大会的代表中,火星派(拥护《火星报》的人)居多数。会上的反火星派分子是崩得分子和经济派分子,他们拥有 8票表决权。会上出现的中派,列宁称之为“泥潭派”,拥有10票表决权。在火星派中又分成为:坚定的火星派(列宁火星派)和跟着马尔托夫走的所谓“温和火星派”;前者拥有24票的表决权,后者只拥有 9票的表决权。坚定的火星派是:列宁、普列汉诺夫、巴乌曼、克拉西柯夫、捷姆里雅契卡、绍特曼、古谢夫、斯切潘诺夫、斯托帕尼、克努尼扬茨、克尼波维奇、利亚多夫、加尔金、维连斯基、德·伊·乌里扬诺夫(列宁的弟弟),等等。

社会民主工党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7月30日至8月23日分别在布鲁塞尔和伦敦秘密召开。代表成份比较复杂,有坚定和不坚定的火星派分子,也有反火星派分子,所以,斗争比较激烈。大会最主要的议程是讨论和通过党纲、党章、选举党的领导机构。在讨论党纲草案时,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在党纲中写进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经过斗争,以列宁为首的火星派取得了胜利。大会通过的党纲明确规定,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个明确以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为基本任务的革命纲领。在讨论党章第一条时,大会出现了更加激烈的争论。列宁和马尔托夫分别提出了条文草案。两者的原则分歧是要建立什么党的问题。列宁要创建的是一个有严格纪律、集中统一的革命政党,其成员都必须无一例外地参加党的一个组织,接受党的监督和领导。而马尔托夫要的是一个成份复杂、不定型的、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的社会团体。由于得到机会主义者和一些不坚定的火星派分子的拥护,大会通过了马尔托夫的条文。在选举党的领导机构时,拥护列宁的一派占了多数,从而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即多数派)。马尔托夫派属少数,被称为孟什维克(即少数派)。从此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就出现了两上政治观点对立的派别。[2]

以列宁为首的坚定的火星派,对这种机会主义理论予以坚决反驳,促使这次党代表大会在通过的党纲中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则。党纲说:“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以生产资料和流通资料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定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从而释放一切被压迫的人们,消灭社会上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一切形式。这个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来镇压剥削者的一切反抗”。同当时欧洲各国工人党的党纲相比,这是唯一表述了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党纲,从而鼓舞了俄国无产阶级为准备夺取政权而斗争。代表大会在讨论党章问题,特别是在讨论关于党员资格条文时,火星派内部发生了分歧。马尔托夫提出的党员资格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协助党的人,都可以作为党员。而列宁在向代表大会提交的党组织章程草案关于党员资格的条文是这样说的: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都可以作为党员”。从字面上来看,这两个条文的差别似乎不很大,实际上在这两个条文中有着原则性的分歧。

在讨论党章过程中,马尔托夫认为“党员越多越好”。根据他所提出的条文,凡是任何一个愿意入党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所有的工人和从事各种职业的知识分子,不问其思想觉悟如何,都可自愿列名入党;他们不必参加党的组织,不受党的组织纪律约束。如果这样的话,必将使党的组织涣散,使工人政党变成一个没有定形的、丧失战斗力的群众社团。马尔托夫的这种“门户开放”政策,将为一切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和投机分子大开方便之门,把无产阶级政党变为一个来去自由的俱乐部。根据列宁的条文,任何一个党员一定要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受党的组织纪律的约束,同时也可以受到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列宁认为,宁可十个实际工作者不自称为党员,“也不让一个空谈家有权利和机会做一个党员”。他还说:“我们的任务是要保护我们党的巩固性、坚定性和纯洁性。我们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这就是我所以反对马尔托夫条文的理由。”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围绕着党员资格条文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机会主义分子阿基莫夫对列宁所提出的条文加以歪曲和攻击,说列宁竭力想把“纯粹的军警精神”写进党章中。但普列汉诺夫在讨论党章问题时是支持列宁的。他说:“大家对这个题目谈论得越多,我对大家的发言越是仔细琢磨,我头脑中的一个信念就越加坚定:真理在列宁一边”。由于温和的火星派分子和其他机会主义分子(经济派分子、崩得分子、中派分子)都支持马尔托夫的条文,因而使列宁提供的有关党员资格的条文未能通过。

后来,在选择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火星报》的编委时,大会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结果列宁派取得了胜利。被选进党中央委员会的 3名中央委员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弗·威·林格尼克、弗·亚·诺斯科夫在会上是拥护列宁路线的。由于列宁派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取得胜利,机会主义分子要求限制党中央委员会解散地方委员会的权力,他们力图缩小和削弱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作用。但代表大会在通过的党章中规定,中央委员会指导党的全部实践活动,各级党组织都必须执行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切决议。在选举《火星报》编委时,马尔托夫要求把原先所有的 6名编委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波特列索夫全部选进去,因为这对马尔托夫本人有利,后面3人是支持他的。列宁反对马尔托夫的这一主张,认为6名编委太多,意见难以统一,不能迅速有效地决定问题。列宁派主张只选举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3人,组成《火星报》新编委会。选举结果恰是这 3人中选(普列汉诺夫得23票、列宁得20票、马尔托夫得 22票)。于是,马尔托夫声明退出编辑部,从而导致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分裂。

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会和《火星报》这两个重要领导机关时,支持列宁的人居多数,则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多数之意),反对列宁的人居少数,则被称为孟什维克(少数之意)。所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也就正式宣告布尔什维克党的诞生。这也是此次代表大会的伟大历史功绩所在。从此,孟什维克成了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布尔什维克则成了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象征,而布尔什维克党也就成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同义语。列宁认为:“从1903年起布尔什维克就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一种政党而存在。”布尔什维克党的诞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是俄国革命工人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是在列宁《火星报》制订的关于党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在同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诞生的。布尔什维克党的诞生,是同列宁火星派的努力奋斗分不开的,因此列宁被公认为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和领袖。普列汉诺夫作为俄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曾属于坚定的火星派,支持过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有功绩的。但他在这次大会后,很快就同孟什维克搞调和,并逐渐滑进了孟什维克的泥潭,走向了布尔什维克的对立面。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自诞生之日起,不倦地为争取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斗争。它积极参加了1905年和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领导无产阶级成功地取得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布尔什维克党的建立,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它团结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进行了不倦的斗争,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了各国共产党的建立。

布尔什维克党

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宣告诞生。布尔什维克党的建立是俄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重大转折点,推动了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它不但对俄国革命历史的进程而且对后来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党歌

党歌

布尔什维克党党歌

作词:А.亚历山德罗夫

作曲:В.列别捷夫-库马契

史无前例的国家与自由的儿女们,今天我们所唱的自豪的歌曲,属于我们光芒万丈的党,属于我们最了不起的人。

她的光荣,使我们的意志更坚定,让我们会变得更强大来经受时间的考验。列宁的党,斯大林的党,英明的布尔什维克党!

十月使我们的国家在诞生于地球上,您缔造了强大的祖国和自由的人民。您正是那是力量的源泉,使苏维埃祖国坚如磐石。

她的光荣,使我们的意志更坚定,带领我们变得更强大来经受时间的考验。列宁的党,斯大林的党,英明的布尔什维克党!

您用毫不留情的方式肃清了,各种腐朽的敌人与卑鄙的奸贼。您是人民的自豪与智慧的象征,您是人民的心脏和良知。

她的光荣,使我们的意志更坚定,引导我们会变得更强来经受时间的考验。列宁的党,斯大林的党,英明的布尔什维克党!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和天才,构建了我们未来的公社。列宁指明了我们自由的道路,斯大林带领我们继续前进。

她的光荣,使我们的意志更坚定,令我们会变得更强来经受时间的考验。列宁的党,斯大林的党,英明的布尔什维克党!

2013年5月10日星期五

金雁:一部关心俄罗斯命运的人都要读的书(2)

 

而且历史越沉痛,意义才越深远,这就是俄国“弥赛亚”的逻辑,就像利哈乔夫所说的“我们应当使历史成为未来的纪念碑”。索尔仁尼琴自己把《红轮》定位是——“全景历史”的“大叙述”。
  索尔仁尼琴的“解释体系”
  索尔仁尼琴在二战以前就开始构思自己心中的“大产品”,起初的计划并没有那么庞大,也没有以《红轮》定名,无疑历史的构思增加了写作的复杂性和思想的延伸,作者耗费了大量精力收集资料,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深入研究了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档案、笔记、通信、证词以及口述资料,随着资料收集工作的不断扩大,写作的篇幅越来越庞大,战线越拉越长,工程浩大到任何个人都难以完成的地步。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卷的这三本书是在1965年完成、1971年出版的,当时出版的各集都是以年代而命名的,比如第一集的题目是《1914年8月》,第二卷的三本是1983年出版的,第二卷的题目是《1916年10月》,仅从标题看没有一点小说的文学色彩,倒像是一套纪年体的历史书著。
  索尔仁尼琴出国以后对已经完成的第二卷又做了大量补充,同时他利用在国外的便利条件,翻阅了大量在苏联国内无人关注的白俄侨民资料,他在国外的拓展阅读更加坚定了索尔仁尼琴此种写作方式的决心。此后的写作与出版都是在国外进行的。先期推出的三卷八本,在海外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与剧变后的语境不同的是,当时几乎没有人把它当作“文学创作”来阅读,尤其第三卷的四本里面涉及二月革命和列宁的种种不为常人所知的内容,在“冷战”年代的西方这些虽并不意外,但其细节的描述和逻辑延深仍犹如一枚重磅炸弹的爆炸,其震撼力之大超出想象,索尔仁尼琴预设的“颠覆性”原本就不打算局限在文学领域里了,他的期望没有落空。
  索尔仁尼琴在国外埋头写作的同时,也一直关注着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此时他提出的“别相信!别害怕!别原谅!”“不能虚妄地生活!”对苏联知识界有很大的鼓舞。当然,也有人指责他“站着说话不腰疼”,自己在国外名利双收地享受着民主国家自由空气和巨大荣耀,有什么资格充当反对派运动的“教主”,对国内备受压抑环境下的艰难抗争“指手画脚”。但是毫无疑问,由于索尔仁尼琴《红轮》出版而对苏俄历史的全新“解释体系”的冲击波,对苏联国内由官方意识形态定调“正统史学”造成的杀伤力是难以估量的。加之戈尔巴乔夫后期随着档案资料的逐步解密,人们发现那些俨然已成金科玉律经典片段的历史,有太多的虚构和伪造的成分在里面,在《联共(布)党史》说教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看到索尔仁尼琴的解说(当时苏联国内接触到索翁海外作品的人并不多)以及从档案中披露的苏联历史,“犹如从一场持久的噩梦中苏醒过来”。于是苏联国内的民间“历史热”大行其道,填补“空白点”和“写真实的历史”浪潮很快就发展成了推动苏联剧变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面对由索尔仁尼琴发起的这种挑战,在正统意识形态训练下庞大官方史学界竟然没有一点招架能力。人们质问道:苏联历史到底有多少可信度?过去我们是生活在真实的历史里还是生活在被欺骗当中?作为这股浪潮的始作俑者的索尔仁尼琴,也因此被评论为“一个人用一支笔战胜了一个超越大国的极权制度”。
  来源: 经济观察报

2013年5月9日星期四

金雁:一部关心俄罗斯命运的人都要读的书

 

索尔仁尼琴的《红轮》在中国翻译出版以后,虽然也获得一些出版奖项,但读者反响并不太好,人们感觉到这位泰斗级大师的作品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好读和引人入胜。这并不包括价值评判,而仅仅是从审美意义上来说,他们认为《红轮》作品类别难以界定,说小说不小说,说历史不历史,既没有小说的生动和完整故事,也缺乏历史的应有的交代和论证,简直就像一大堆没有整编的史料堆砌在一起,真不知道为什么索翁要费尽毕生之力,写这么一套注定不可能在民众中普及的超大型巨著。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索尔仁尼琴身上具有浓厚的俄罗斯弥赛亚情结和民间东正教人道主义的色彩。他一再强调自己“对俄国历史基础专一的信仰是对没有根基的社会主义的一种抗衡”。据说索翁的皈依基督来源于一个故事。虽然他的母亲是虔诚教徒,他家的亲属中有人是分裂教,他在60年代就有强烈的宗教倾向,但是真正的动因是1970年他在塔什干做癌症手术的时候,在手术做完的后半夜,他在黑暗中与躺在另一个手术台上的一位东正教囚犯进行了一场至关重要的谈话。那个看不清面孔的病人向他讲述了自己从一个犹太人改变信仰成为东正教徒的心理历程,他在一瞬间感觉到黑暗中的光芒笼罩着他的全身,他顿悟到,治疗人类腐烂的心灵比治疗肉体的创伤和疾病更为重要,这位神秘教徒在与索尔仁尼琴交谈完后很快就死在了手术台上。索翁认为这是上帝的有意安排,这是上帝借“病友”之口对他暗示和召唤。后来他常说,“如果没有敬畏之心,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
  “当代的阿瓦库姆”
  显然,索尔仁尼琴并不仅仅是个“伟大作家”,他甚至主要并不是个作家。索尔仁尼琴也不仅仅是个伟大的持不同政见者——其实他在当年的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中几乎与在官方社会中一样孤独。尽管由于他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坚持抗争的道德勇气赢得了许多人的尊重,即便是著文批评索尔仁尼琴乌托邦的萨哈罗夫与麦德维杰夫等人,也是在承认他杰出贡献的前提下与他争论。而在苏联剧变前的80年代,索尔仁尼琴的“人气”指数达到峰值,很多人希望索尔仁尼琴能够回国任职,把他的那套乌托邦付诸实践,到1992年,甚至有48%的人希望索尔仁尼琴出任叶利钦的角色——总统,俄罗斯报纸发出了“归来吧,身处异乡的作家”的呼喊,然而索尔仁尼琴本人则更喜欢另一个称呼“当代的阿瓦库姆”。因为他觉得阿瓦库姆所具有的传统道德光环更符合他的心态和身份,而且他也明白,批评易而建设难,自己的那套要迁都到西伯利亚的主张,也只能说说而已,他更适合担当的是阿瓦库姆那样的角色。
  阿瓦库姆(1620-1682)是东正教的大司祭,17世纪“分裂运动”最著名的思想家,因为反对尼康的宗教改革,1653年他们一家被流放到托波尔斯克,1664年又被流放到梅津,1666-1667年被宗教会议判决并放逐到北极圈内的普斯托泽尔斯克,在那里的一个地洞里待15年,写下了《我的自传》、《生活》等多部作品,最后被沙皇下令烧死在火刑柱上,但他至死都没有背弃他的信仰。可以说,阿瓦库姆的名字和他的书本身就是一部与沙皇政权抗争的史诗。200年来阿瓦库姆的传奇只在旧教徒中广为流传,直到19世纪被知识分子挖掘出来,从此以后,他给俄国的知识界和俄罗斯文学带来深远的影响。
  尽管“勇敢赴死”并非成为作家的必要条件,但是具有这种品质对写作肯定是大有裨益的。因为只有斗争过、忍耐过、挣扎过与孤独过的作家所体会的世界,这种人生体验是其他的人所无法编造出来的,也许这才是以阿瓦库姆为偶像的俄罗斯作家写作的真实意图,这也正是俄国文学有如此博大的内涵的原因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从阿瓦库姆的自传中看到了俄国传统恒久性,车尔尼雪夫斯基从阿瓦库姆身上汲取“死硬到底”的灵感,索尔仁尼琴在他身上找到了反抗国家罪恶的原型,别尔嘉耶夫则把他奉为俄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其实阿瓦库姆作品的文学价值并不大,重要的是,他以自身的牺牲精神,向后来者表明作为甘愿赴死的“悲剧人物”给这个世界的警示作用或许会更大。索尔仁尼琴认为,他自己在当代俄国的作用就和17世纪的阿瓦库姆一样,体现着一种坚持传统文化的宗教圣徒精神,所以他对这个称号津津乐道。
  关于《红轮》的写作风格
  《红论》这部被索尔仁尼琴称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寻找俄国历史灾难中某种最高的宇宙意义”愿望的作品,写下在苏联国内到“迄今为止,没有允许任何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写作的历史”。知识界一些曾经对该书给予很大希望的人,都觉得是否有必要劳神费力化毕生之力搞这样一部没有人能耐心读完的“大作品”。的确,把《红轮》称为“多声部”的“历史小说”,着实有点勉强,它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个人视野下俄国历史画卷。若把它归类以小说,诚如读者所感觉到的,书中没有贯穿到底的主角,没有完整情节和人物形象,而且与好莱坞的以扣人心弦的离奇故事来吸引人的“故事主义”相反,出场的人物没有开始与结局,甚至由于涉及的历史线索头绪过于繁杂,也不完全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安排章节。索尔仁尼琴的本意就不是为了讲故事的,更不是为了猎奇的读者寻求刺激而著书立说的。众所周知,一直以来文学评论界对索尔仁尼琴的著述从“审美的纯文学”角度,历来就是非议颇多,他自己也从来没有把他的作品定位于“长篇小说”。
  那么是否可以把《红轮》归类于历史书籍呢?虽然据索翁自己所说,书中“所有出场的历史人物,均冠其真实的姓名,并采用其生平业绩的全部准确具体细节,对历史人物概述的章节及其叙述大事件的段落,无一不是坚持以严格的事实为根据”。但是作者企图复原的真实的时空关系和历史讲述,也并不等于说它就是一套历史研究的大部头专著,若从历史学的方法论上看,《红轮》对整个俄国20世纪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不同解说没有辨析,不涉及任何不同的观点,也没有引文注释、没有档案来源、参考文献,没有考证、分析、论证、总结之类的常规研究套路,完全像是索尔仁尼琴对俄国历史的“个人叙事”。令很多读者纳闷的是,到底应该如何读这部作品呢?把它作为历史来读还是作为小说来读?它是小说的“历史化”还是历史的“小说化”?
  把“必须说出来的话”写下来就行了
  提到索翁的写作手法,还要从俄罗斯文学范式的发展历程说起。其实从普希金写《上尉的女儿》、《彼得大帝的黑奴》等作品开始,俄国文学创作就开启了以历史事件为基础的写作模式,它从此摆脱了欧洲文学小说、诗歌、散文、纪实报告的分类形式,而独创出一种无一定之规的“作品形式”,或者被有些人称为“古怪的历史长篇小说”和“令人精神备受折磨的全景式探索”。
  索尔仁尼琴的写作模式来自于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的初衷原来是要以《一八零五年》为题讲述一个家族在时代变迁中的故事,后来在收集资料和写作过程中托尔斯泰的兴趣向1812年俄法战争发生转移,他感觉到如此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异常丰富的历史素材已经无法用一部传统的历史小说加以容纳。托尔斯泰说:“我很想把自己关于那个时代所知道和所感受的一切都详尽无遗地表达出来,却又明知道那不可能,有时候我觉得长篇小说的那种简单的、庸俗的、文学的语言和文学的手法跟宏伟而多方面的内容极不相称,我经常感叹绝望于实在无法把我想说的而必须说的东西叙述出来。”最后经过很多烦恼痛苦,他决定抛开一切顾虑,不去劳心费神地想写出来的作品往哪里归类,只要把那些认为自己“必须说出来的话”写下来就行了,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把文学放在更宽阔的舞台上呢?所以最后我们看到了《战争与和平》这样一部具有“颠覆性”的历史史诗性的著作。
  托尔斯泰1868年在《俄国档案》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俄国文学思想无法受欧洲长篇小说的范式的约束,我正在探索一种新表达的范式”,既然《奥德赛》、《伊利亚特》可以用文学的语言表现宏大的历史场景,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严格遵循欧洲文学作品体裁呢?赫尔岑也认为,在俄国,“文学是唯一一个可以让人听到自己愤怒与良知呼喊的讲坛”,因此它需要背负起超越自己承载量的重担。赫尔岑由此倾向于把政治、哲学、历史的内容引入文学,使文学成为一种带有生命体验的内省和反抗的载体,成为一种“灵魂拷问”和自我完善的工具,成为一种抗衡权力的武器,成为一个思想家锻炼自己质疑能力的阵地,成为一种“启示录”般的使人顿悟的精神遗产,俄罗斯文学需要探索一条属于自己的新的创作道路,创立出一种涵盖其他学科的“大文学”概念。这些观点促成了托尔斯泰的“文学革命”,也成为索尔仁尼琴《红轮》的写作风格的蓝本,早在索翁写作《癌病房》的时候,苏联作协就有人说,“索尔仁尼琴是非常拙劣地模仿托尔斯泰,放纵自己仇恨的感情”。
  此后把人文领域各种学科糅合在一起的“大文学”、“大叙事”和“大关怀”便成为了俄罗斯创作风格的一种发展方向,俄罗斯文学创作中有意忽略题材的界限,采取混淆、跳跃式结构方式的写作开始不断涌现。在很多文学作品中,若审美与求善、文学与思想、愉悦与陶冶、趣味与心灵救赎等等功能不能兼顾的情况下,作者往往宁肯弱化前者也不愿舍弃后者。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好的作品从来都是思想性高于艺术性,它们都体现着社会使命、哲学深度、历史思考、人道主义关怀和道德觉醒的探索精神,作品的生动与否、可读性的高低都退居次要地位。所以在那个时候,文学家也就是思想家、哲学家和“启蒙者”。
  书写一部关心俄罗斯命运的人都要读的书
  受托尔斯泰以降俄罗斯文学的春秋笔法的影响,索尔仁尼琴一直有一个愿望,书写一部反映20世纪上半叶历史的史诗性作品,书写一部可以超越19世纪“黄金时代”文学顶峰的作品,书写一部还原“全景历史”的作品,书写一部与苏联时代的官方解释系统完全不同的作品,书写一部融会贯通了他对俄国与西方、过去与现在种种思想文化传统褒贬与取舍的作品,书写一部凡是关心俄罗斯命运的人都不得不读的书,于是就有了《红轮》的创作过程。
  索尔仁尼琴的这部巨著就是想用他自己认为合适的表达方式,从多个角度重现涤荡一切的历史车轮的原貌。乍一看起来,他写的像是小说,其实他写的是历史,是一部既是“大历史”,也是个人化的“小历史”的结合之作,他是把个人放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去描写,比如对斯托雷平、对刺杀斯托雷平的博格罗夫、对古切科夫、对克伦斯基、对列宁等人个人的描写,对杜马辩论场景的描写,对二月革命的爆发都非常传神。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却无法拒绝这种“小说化历史”场景再现的吸引人处。索翁自己说:“历史性的重大步伐往往取决于个人的细枝末节,而这些细小的东西又经常为历史所鲜知。”他的著作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当然前提条件是必须对那个时代的人和事非常熟悉,因为《红轮》没有提供任何注释和人物介绍,而且翻译的人名、地名不按照约定俗成的译法,甚至一名多译,经常要把这些人名先还原成俄语,在嘴里叨咕几遍,才能恍然知道所说的是谁。至于非专业人士读起来最大的困难在于,不知道每个出场的真实人物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应该说,从《红轮》的写作形式上来看,索尔仁尼琴比起托尔斯泰等人的小说“历史化”的趋势来更加剑走偏锋。了解他的心路历程的人都知道,索尔仁尼琴不但性格乖戾,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彻底的“反西化”的“后现代”论者,也可以称作“向后看的”“前现代”论者。索尔仁尼琴对“市场化”和“现代化”充满着深深的担忧和反感,他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的自然环境恶化是与人性的变坏联系在一起的,西方的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时代,使金钱统治取代了此前一切形式的统治,这是不是终点?你会追问“主”在哪里?索翁的写作从来都不去考虑市场,也不顾及大多数“芸芸众生”的感受,更不在乎出来的成品是个什么东西,他自信只要把“鲜为人知的隐秘写出来”,自己的作品就可以“不朽”。
  俄罗斯人习惯于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寻找一个“先知”般的人物来引领精神生活,而20世纪非索尔仁尼琴莫属。索尔仁尼琴认为,只有那些能够“沉”下心来、对大自然虔敬的人、关心精神生活的人、对俄罗斯命运既熟知又关注的人,才能够与他的作品产生相互的共鸣。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索尔仁尼琴是把自己的整个写作过程看成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愿赴难”的体验。在他看来,《红轮》既是为俄罗斯寻找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也是为自己寻找打开“心灵之门”的钥匙。
  索尔仁尼琴一生中很少妥协,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和他的作品,他要的是为俄罗斯留下一份文字的遗产,.....

2013年5月8日星期三

金雁:回望1917——俄国革命史研究面临的困境(2)

 

由冬宫的防卫长官帕里琴斯基亲自打开宫门,并把他们带到了临时部长正在开会的地方。一直反对暴动的温和派布尔什维克党人卢那察尔斯基在当时的家信中也不无宽慰地记道:“事变竟轻易实现”, “暂时牺牲极少。暂时。”显然,这场 “暴力革命”几乎是波澜不惊地就成功了。
  而成功者当时也相当低调。苏维埃政府当晚成立时自称是 “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人们也将其作为 “第六届临时政府”来接受。应当说,支持布尔什维克当晚行动的人并不多,而反感者不少。如前所述,就连布尔什维克党内都有相当一批人反对以这种方式夺权。他们当然支持以一个对苏维埃负责的政府取代临时政府,但既然以苏维埃的名义做这件事,总应该由苏维埃授权,不能先造成既成事实, “在召开 (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夕就夺取政权,这一点我想谁也不知道。”于是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言: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甚至连国际主义者,都断然抵制我们。市杜马对我们十分恼火。市民、知识分子,乃至所有人,所有人都是这样……” “目前是可怕的令人胆寒的孤立”。但尽管如此,并没有什么人想采取实际行动与布尔什维克对抗。当时俄国人普遍相信,二月以来的革命形势在动荡中持续发展,而其目标就是立宪会议。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和会议的召开,将意味着“革命宪政”大功告成,俄国将出现一个全民选举产生的、因而是有权威的而非 “临时”的民主共和宪政政府,到时俄国的政局就会走上正常轨道。可以设想,如果布尔什维克当时不是以召开立宪会议为号召,而是公然提出取消立宪会议,那它的夺权必然会“震撼”得多,而能否成功也就未可逆料了。
  “震撼”世界的1月5日
  真正令人“震撼”的剧变来自两个月以后。
  原来列宁一直认为,选举时谁执政、谁来召开立宪会议是至关重要的。显然,他相信在自己大权在握的情况下,加上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工作,“革命宪政”会批准他所做的一切。
  纵观列宁从1905年到1917年使用 “君主立宪制”(монархическаяконституция)、“立 宪 君 主 制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ая монархия)、“民主 立 宪 制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конституция)、革命立宪等概念的排序上就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变化。把立宪制放在词尾是为了强调 “立宪”,用立宪作形容词是为了强调 “君主制”。 “君主立宪”与 “立宪君主”是同一制度的两种叫法,意思相同但侧重点不同:立宪君主制,是把它看作君主制的一种,与其他的君主制并列在一起;君主立宪是把它看作立宪制的一种,是同民主立宪制并列在一起。1905年革命时他对 “君主立宪”还是比较称赞的,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内容, “俄国掀起的立宪运动,当代人还没有看到过类似的当前这样的政治活跃局面”, “专制制度不可能和这个阶级保持和平,以立法形式直接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必要的”, “无产阶级应当支持资产阶级的立宪运动”, “无产阶级的地位使它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在这个过程中列宁还专门把“自由派”与 “反动派”区分出来。孟什维克认为 “召集立宪会议是革命的彻底胜利”,十月革命当中,列宁多次说: “自由派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力图使革命半途而废,把君主制保留下来,由君主即旧政府来召集立宪会议,实现君主立宪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则力求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废除君主制,由临时革命政府来召集立宪会议,实现民主立宪制,即民主共和国。”
  然而事态发展出乎他的意料。就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条件下,选举按期于11月12日至15日进行,25日大致的得票结果,布尔什维克获得23.9%的选票,在703个席位中,只获得163席,远远低于社会革命党所获得的40%选票。到了1918年年初立宪会议召开前,最终结果揭晓:在总共707个席位中,布尔什维克得到175席,占24.7%,仅仅略高于最初结果。而社会革命党得到410席 (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占40席),孟什维克16席,立宪民主党17席,各民族政党86席,其余几个席位属于几个小组织。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在他们主持的这次选举中只得到四分之一的议席,即使加上与布尔什维克结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列宁方面也只占有30%的议席,而主要的民粹派政党——社会革命党,即使不算它的左派,仅其主流派就占有370席,已经明显过半。
  显然,布尔什维克输掉了这次选举,而且输得很惨。其惨还不在于得票少,而在于这是在它当权条件下、由它组织的选举。它没有理由、而且的确也并未指责这次大选有舞弊、贿选一类的污点。后来布尔什维克反对的理由只是说立宪会议的选举是根据临时政府的法律进行的,而这个法律现在已经过时。反对者指出,这个理由显然太过牵强:既然这次选举本来就没有合法性,为什么又要组织这次选举呢?考茨基也认为: “在立宪会议居于少数之后,才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其实布尔什维克在选举过程中已经感到不妙,并通过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授权那些选出的代表不符合其意愿的地方苏维埃可以暂停选举、召回已选出的代表并组织改选。然而,受到 “革命宪政”思维影响的各地苏维埃并没有行使这一权力。于是列宁的人民委员会政府又在立宪会议预定开会日 (11月28日)前,以到达的代表太少为由宣布推迟会期。当天一些立宪民主党人示威抗议这个决定,要求 “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结果遭到严厉镇压。立宪民主党事实上被取缔,其当选代表或被捕被杀,或逃亡。
  直到一个多月后,立宪会议才在排除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情况下于1918年1月5日召开。会前列宁已经打算 “用武力更正票箱”,苏维埃政府便宣布在彼得格勒戒严,并调集忠于布尔什维克的军队进入首都。开会当天,布尔什维克代表建议立宪会议按人民委员会要求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并自行宣布解散,多数立宪会议代表拒绝了这个要求。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遂先后退出会议。其余多数代表在暴力的威胁下一直坚持到次日凌晨4时,终被布尔什维克调来的军队驱散。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即宣布解散立宪会议。
  这一天,主要由孟什维克组成的(联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 《致全俄公民书》,这个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开头、以“社会主义万岁”结尾的声明指出:“立宪会议被以武力驱散了……甚至早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打算做出解散立宪会议的决定之前,立宪会议就已经被解散了。布尔什维克一如既往,首先用武力解散了立宪会议,随后便关闭了塔夫利达宫不让任何一位立宪会议成员进入。只是在这以后,才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关于解散的命令。因为自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以来,苏维埃的全部作用归结为在 ‘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上盖上一个印章。没有任何 ‘苏维埃政权’,有的只是布尔什维克党 (中央)委员会的政权,以及追随他们的那些武装队伍的政权。”
  这一天,除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各社会主义党派,即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人民社会党还联合发表传单,指出: “1905年1月9日,尼古拉·罗曼诺夫和特列波夫枪杀过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工人。今天,当劳动人民经过12年斗争之后,立宪会议已由人民选举产生,而彼得格勒的工人又一次为立宪会议而遭到自称是工人阶级代表的那些人的枪杀!”从此, “公民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被剥夺了。”“工人的旗帜被撕毁、被烧掉了。”
  与这份传单类似,沙皇时代素来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左派作家高尔基,也在这一天激愤地写下了 《1月9日与1月5日》一文,严厉谴责布尔什维克。他把当天发生的惨案比之为点燃1905年革命烈火的沙皇屠杀和平请愿工人的 “流血星期日”:布尔什维克的 “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罗莎·卢森堡说, “列宁和托洛茨基曾经强烈地要求召开立宪会议”,而十月革命后的立宪会议选举又 “是根据世界上最民主的选举”, “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进行的第一次人民投票”,布尔什维克却 “毫无敬畏之念,干脆宣布投票结果毫无价值”,是 “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考茨基说: “苏维埃组织优于普选,在于它更加专断,它可以把一切它看着不顺眼的组织排除在外”。 “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同志把一切都押在欧洲普遍发生革命这张牌上,因为这张牌没有拿到手,他们就感到不得不依靠行使赤裸裸的权力,即实行专政来代替他们所缺乏的条件。”
  显然,1月5日事件给俄国社会造成的 “震撼”,远远超过上年10月25日黎明前的 “冬宫事件”。10月事件基本上是2月革命以来 “革命宪政”进程的延续,斯托雷平改革的失败就注定了自由派的失势和社会主义者的上台,事实上这个变化也是在7月和9月两次临时政府更迭时就基本完成,10月末如果没有冬宫事件,自由派彻底下野和 “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出现也是势在必然。尽管布尔什维克的夺权手段招人非议,但既没有马上激化社会矛盾也没有导致什么反抗。克伦斯基政府已在冬宫事件前一天的预备议会上遭到实际上的不信任投票,产生 “第六届临时政府”并不出人意料。十月之夜逃出冬宫的克伦斯基等一些临时政府领导人曾试图组织反夺权,但因没什么响应者而不了了之。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控制的全俄铁总等工会组织曾对布尔什维克的 “政变”持异议,并威胁要罢工,但在立宪会议选举如期进行后即宣布与苏维埃政权和解。由于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主要政治力量都宣称俄国前途最终取决于立宪会议,人们也就在等待立宪会议结果的心态下大体平静地接受了既成事实,这两个月因而在传统上被称为苏维埃政权 “凯歌行进”的时期。
  但驱散立宪会议就不同了。它把“革命宪政”进程完全倒转过来,成了 “革宪政的命”,堪称是二月革命后俄国历史进程的又一次剧变。按后来 “列宁主义”的说法,这是 “无产阶级专政”粉碎了 “资产阶级民主”。而按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党派的说法,则是 “民主革命”的毁灭和 “专制黑暗”的重返。不管哪一种说法,这一变化作为 “民主”与“专政(专制)”的对决都可谓超级 “震撼”。你可以说它是革命,也可以 (按反对派的立场)说是反革命,但唯独不能说这变化的意义比十月事件小。
  事实上,所谓十月革命后相对平静的政局,即苏维埃政权 “凯歌行进”的局面,正是在这场 “一月剧变”后被打破的。俄国的国内矛盾自此迅速尖锐化,不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残酷内战。
  关于这场内战,各种 “官书”上有着许多定义,但是列宁1919年致罗日科夫的一封私人信件有个坦率的说法值得一提:列宁认为当时的内战是 “苏维埃政权反对 ‘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即反对反革命立宪会议的斗争”, “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世界性大崩溃,无论在哪个国家,没有国内战争就不会有进步。情愿者命运引着走,不情愿者命运拖着走。”
  从某种意义上讲,内战是一场围绕“立宪”的战争,列宁政府的反对派最著名的口号就是 “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而内战中出现的许多反苏维埃势力也都以民主立宪为旗帜。包括大量的左派势力,也在 “既不要列宁也不要高尔察克”的口号下成了反对派,他们要求在 “左派”专政与右派专政之外选择道路,回到1917年9月前的民主政府甚至 “一月剧变”前的苏维埃。 “专政”与 “民主”的冲突如此尖锐,以至于布尔什维克方面当时抨击 “民主”常常连 “虚伪的”、“资产阶级的”等限制词都不用,干脆流行起 “民主反革命(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ая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я)”、 “立宪反革命(Кадетскаяконтрреволяция)”的说法,并由此衍生出 “民主反革命时期”、“民主反革命缓冲地带”、 “民主反革命政治派别”等一系列术语。 “专政”是“革命”, “民主”就是 “反革命”,一月前后的剧变乃至于斯。
  这当然不是说后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力量都是立宪会议的支持者或所谓民主派,而是说,二月革命以来人们期待的宪政民主前景在1918年1月的消失引起了空前的震动,打破了俄国社会当时已十分脆弱的平衡,使各种矛盾都集中爆发出来。各支民主派 (后来被称为 “资产阶级民主派”,但当时布尔什维克更常称之为“民主反革命”)都打出立宪会议的旗号反对布尔什维克,先后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萨马拉、乌法等地形成很大势力,在格鲁吉亚等地还建立了孟什维克领导的民主共和国。更严重的是,在二月革命后慑于当时人们对民主的认同而一时蛰伏的各种旧俄势力,也堂而皇之地出来抢夺江山, “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局面于焉形成。继 “一月剧变”布尔什维克驱散立宪会议后,4月乌克兰哥萨克首领斯科罗帕茨基驱散了二月革命后出现的乌克兰议会 (中央拉达),12月初军阀高尔察克驱散了从伏尔加河迁移到鄂木斯克的立宪议会委员代表大会,二月革命后昙花一现的民主权威至此荡然无存。而二月革命以来对 “混乱的民主”不耐烦的人们,在混乱变成内战后也就各立山头 “收拾残局”。加上乘乱而起的民族分离运动、外国支持的势力,俄国一时陷入了空前残酷的兵燹战祸中,数百万人死于非命……
  继1905年后俄国历史上又一次民主大实验,就这样以惨痛的内战以及内战后的“专政”告终。

2013年5月7日星期二

金雁:回望1917——俄国革命史研究面临的困境

 

我们都是十月革命的后代,这场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上发生的革命已经过去90周年了,但是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对这场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前因后果的诠释体系。
  当今俄罗斯人已不再接受苏联时期统一口径的意识形态话语。他们知道以前那套史学观是按照左右历史、驾驭历史、改造历史和按照统一的口径教诲民众原则设计的,当时的提法是,历史科学的作用是“圆满地解释党和政府的历史性决议”。
  而中国人的认知来源,基本来自于先有斯大林的结论而后填充史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由斯大林本人主导的十月革命20周年献礼片 《列宁在十月》。
  也许有人会说,由于政治立场各异,不可能存在一种各派均能接受的观点,但是,力求史实的客观性、真实性、公正性,尽量在原始档案的基础上真实地再现这场革命,应当是严肃的史学家的追求标准。至于价值评判的结论,也应该是建立在真实历史体系之上的以史据论的分析。而貌似最“政治正确”的雄辩真理的论点,如果是以人为编造的虚假历史为依托,则既经不起历史考证的层层辨析,也无法建立起自恰的理论逻辑体系,只能是海市蜃楼般的空中楼阁。说穿了,这种历史观不过是玩弄政治投机、为政治服务的历史,是为尊者讳而随意剪裁的历史。
  “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句话,最早是托洛茨基在1917年5月17日回国时说的,他的原话是,我们已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一个铁与血的纪元”,这后半句话虽然道出了十月革命的实质,却因为充满杀戮气和血腥味而很少有人提及。后来毛泽东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开辟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它震撼了世界,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所以现在我们把十月革命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篇,认为它是20世纪最伟大最震撼人心的事件,它“开创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在资本主义统治延续数百年之后人类开始向社会主义迈进,至今时代的基本矛盾没有发生变化”(陈湘泗语)。
  1917年的俄国革命处在这样一个高度后,以它为题材的著作自然汗牛充栋,可以数十万计。苏联仅1958-1959年就发表了7千多部著述,数字大得惊人,却罕有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绝大多数是千篇一律、内容重复的应景之作。就连搞十月革命史的原苏联科学院院士明茨也说,至今没有一部像样的总结性著作。白俄学者德·阿宁说得更坦率,“每个独揽大权的领袖人物,实际上自己就是历史学家”,斯大林二十五年的统治是最没有历史成果的。托洛茨基认为“那是一个撒谎年代的撒谎产物”。克伦斯基说“苏联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著作都是赝品”。西方普遍认为苏联对俄国革命的描述缺乏逻辑、贫乏无力、残缺不全。苏汉诺夫等一些亲身经历这场变革的社会主义者则认为,苏联时期的研究除了对19世纪20年代初尚有一些符合真实状况的叙述外,绝大部分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奉迎之作,是打上了斯大林烙印的“固定化”模式,是从党史的编年史中删除一个个参与者的“非难过去政治”、为党内斗争中胜利者贴金的著述,不仅把作为科学的秉笔直书的历史毁灭,而且导致了正直历史学家本身的肉体消灭。
  过去我们从意识形态出发,认为这些人统统是站在反动的立场上抹煞十月革命的历史地位。但令人困惑的是,现在俄罗斯本国也很少有人对苏联时期的那套说法感到满意,俄国人现在很少谈“宏大叙事”,评价体系已经多元化,更多的是从基础档案做起,先把细小环节的真正史实搞清楚,然后再作价值评价。一个是有没有的问题,另一个是对不对的问题,这是两个层面,在第一个层面是可以取得相对一致的认同的,而在第二个层面,分歧是很正常的。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档案面向公众开放,我国也相继翻译出版了多卷本的《苏联历史档案》,中国人在阅读了大量第一手的历史档案以后,如果仍然建立不起一套自己的、客观的、合乎科学、尽可能接近于历史真相的俄国革命史,那就是中国“苏联学”研究的失职。踏踏实实地直面真实的历史,让这场已经过去近一个世纪的俄国革命恢复“信史、良史”的面貌,才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要坚持的立场。
  现在俄国的思想界承认,革命很难自行产生新的东西,革命从来不会摧毁所有的一切而形成一张好画最新最美图画的白纸,传统的惰性无处不在地在发挥着作用。只是推翻了一个阶级,原来建筑其上的整个文化心态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因此毫不奇怪在社会主义的口号下 “皇权主义的个人崇拜、宗教审判般的非法镇压、缺乏竞争的大锅饭……”这些中世纪的风习会一遍遍地重演。
  更可怕的是,在革命的政治游戏中,伦理道德被彻底颠覆,“恶”成为一种制胜的法宝,心慈手软者都会成为最早的出局者,这样一种“善良淘汰机制”甚至会比它所颠覆掉的旧体制更糟糕、更可怕。在此过程中造就的“道德虚无主义”者只能把世界分为红黑两个阵营,凡自身之外的一切包括模糊的灰色地带均被视为敌对的营垒,非此即彼的斗争便成为一种常态,只能以严酷的镇压体系和恐怖手段维系凝聚力,以强化集中制、等级制、兵营制的高压职能来对待异端。在这样的社会中,真诚、相爱、善良、仁慈、温情都将被扫进“资产阶级的垃圾堆”里,在这种道德时尚的主宰下,人性恶的一面会大大释放,只会距离理想越来越远。
  俄国思想界对这场革命有着深刻的总结,他们认为,改革与革命是一对互动的矛盾体,作为执政集团没有哪一个会愿意革命,他们处理社会危机的思路也是从自上而下的改革开始。但是由于统治者主导的改革会过多地从既得利益出发而往往缺乏公正性,下层民众便会对上层充满了仇恨和鄙视,民众中“当权者有罪”的思想十分普遍,它将迅速地积累起破坏现存制度的“强大社会力量,在提出激进要求的同时,激进知识分子唤起民众付诸行动,愤怒的情绪迅速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而知识分子在民众身上找到的仅仅是模糊的本能。这种喧嚣声表面上看起来是民主个性的觉醒,但当革命的破坏性发挥完以后,喧嚣声沉寂下来以后,我们却发现除了改换了统治者以外,没有留下任何有益的东西。存在的可能只有两种:暴民政治以及它复归后又一次轮回到专制制度。在民粹派“为民谋幸福”的假象背后不过是少数精英愚弄 “群氓”的一种手段,人民从来都不是社会的主人。历史将反复在“不公正的改革”和反对“肮脏自由的革命”之间震荡——我们可以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他们的很多思考与警示值得我们借鉴。
  2007年俄国重印了索尔仁尼琴在上个世纪80年代写的《关于二月革命的思考》一文,以单行本的形式在俄罗斯发行,并被列入行政官员的必读书目。普京的目的就是站在执政角度防止革命。
  并不“震撼”的冬宫之夜
  二月革命后直到1917年年底,包括所谓十月革命的前后,俄国政坛上的斗争焦点除了对外关系上的“和平”与经济上的“土地”外,就是政治体制上的尽快还是推迟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1905年革命的爆发,就是在“立宪会议和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下进行的。彼得堡工人向尼古拉二世的请愿书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让“俄国土地上一切阶级、一切等级的代表、让所有的人,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都选自己的代表吧”。
  虽然苏联时期的官方史学声称那时出现了 “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和“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 “两个政权并存”的状态,然而实际上,二月革命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布尔什维克不仅并未在苏维埃中占优势,也没有主张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只是强烈指责临时政府拖延召开立宪会议。甚至在他们控制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并据以发动推翻临时政府的十月革命时,虽然提出了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也只不过是把它作为革命措施,而并未宣布苏维埃是永久性政府。相反,当时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明确宣布: “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掌握国家政权”。他们继续指责临时政府终于宣布的立宪会议选举日期是靠不住的,宣称只有苏维埃才能保证立宪会议选举如期举行。在十月革命前两周,列宁指示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军队要给士兵放假,以便组织他们回乡进行 “关于立宪会议的鼓动工作”,争取农民选票以便 “在立宪会议中获得多数”。在十月革命前夜,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 《工人之路》以通栏标题向人民发出号召: “把惟一彻底的和坚忍不拔的革命党——布尔什维克选进立宪会议!”
  就在俄历1917年10月26日,即打下冬宫、夺取政权后的次日召开的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上,列宁不仅重申临时政府不愿召开立宪会议是它被推翻的理由之一,而且强调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才是惟一有权决定国家问题的机关。他还明确表示,即使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他们也将服从 “人民群众”的选择。可见正如 “土地”(废除斯托雷平改革恢复农村公社)与 “和平” (退出世界大战)一样,“立宪会议”在当时的俄国实际上是众望所归。各方争论的似乎只是“快慢”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是,苏联时期被描绘为连续体的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其实并不存在。从二月到十月,动荡中的俄国实际共经历了五届党派构成不同的短暂政府,其主导力量从右翼自由派、左翼自由派到 “社会主义者”,总的趋势是一个比一个更 “快”的主张者轮番得势。十月之变产生的苏维埃政府似乎只是第六个更 “快”的 “立宪会议”主张者上台。
  实际上,这个变化在十月革命的前一天已经开始:俄历10月24日,在各党派召开的共和国预备议会上,社会主义者已占多数但尚容纳了几个立宪民主党人的克伦斯基联合政府受到抨击。两大社会主义政党提出议案,要求 “通过一项法令把土地移交给土地委员会”、 “坚决支持建议与盟国宣布和谈条件并开始和平谈判的对外政策”,这两项要求与苏维埃政府次日提出的 “土地法令”与 “和平法令”几乎如出一辙。该议案以123票对102票被预备议会通过。此举相当于对联合临时政府的不信任案,如果没有当夜的冬宫事件,它也将导致出现一个排除自由派的 “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而这正是布尔什维克在两周前提出的主张。
  由于列宁的坚持,尽管中央委员会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李可夫等不少人反对,布尔什维克党还是退出了预备议会,并赶在 “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出现前抢先夺取了政权。虽然布尔什维克采取的是类似军事政变的手段,可是当时俄国处在非常时期,前五届政府也并非经过全民选举,而且期间还有“四月危机”、 “七月事件”、科尔尼洛夫兵变等非常事件,与之相比,十月冬宫之夜 “水兵与士官生的冲突”也不算多么激烈。
  其实,在农民出身的俄军普通官兵往往具有皇权主义和保守倾向的时代, “士官生”——既有文化而又并无军官特权的 “军人知识分子”曾是俄军中最富进步精神的力量。自十二月党人事件以来他们一直是倾向民主的,二月革命后他们中多数还倾向社会主义——自然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反沙皇、甚至反对右翼自由派方面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并无矛盾。而且,在二月革命后初期自由派主导临时政府时,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关系良好,当时彼得格勒军事学校社会主义者士官生联合会经常请布尔什维克人士在他们举办的 “社会主义理论讲座”上作演讲。只是在社会主义党派主导联合临时政府后,由于不满布尔什维克的“暴力倾向”,他们才成为 “冬宫之夜”的 “反革命”力量。实际上,这天晚上夺权与被夺权的双方多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 “党内同志”——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人,只是被夺权的最后一届临时政府成员多为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和主流派社会革命党,而夺权的是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在一般人看来,双方的差别还不如前几次政府更替的双方明显。
  所以,尽管当时在彼得格勒的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对十月革命的报道以 《震撼世界的十天》为题而闻名于世,但在当时,这场变革不要说对世界,即使对彼得格勒人而言也并不是多么 “震撼”的。起义当晚,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 《关于临时政府被推翻的通告》称,起义 “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当时正在彼得堡造船厂大修,处在不下水状态,没有舰长、武器、装备、弹药。一个叫别雷舍夫的机械师在布尔什维克的行列中表现得最为积极,1917年10月24日即预定 “武装起义”的前一夜,负责在水兵中做宣传工作的卢舍维奇任命别雷舍夫为 “阿芙乐尔”号政委。而军事革命委员会任命的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政委别雷舍夫事后报告说:军舰“在彼得保罗要塞打出信号弹之后发射了几发空弹,准备视情况决定是否需要打实弹。结果无需如此,因为冬宫很快就投降了”。在赤卫队涌向冬宫大门时,..

2013年5月4日星期六

俄国十二月党人

 

十二月党人

十二月党人

十二月党人,即Decembrist,是1825年发动反对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制度武装起义的俄国贵族革命家。起义发生在俄历12月,领导这次起义的俄国贵族革命家在俄国历史上被称为十二月党人。

基本信息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俄国农奴制日趋瓦解。在1812年反对拿破仑战争中,一些俄国贵族军官参加了国外的远征,受到西欧民主思想的影响,对国内的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极为不满。回国后,他们成立秘密的革命组织,企图按照西方的方式来改造国家。

发展经历

1816年,第一个秘密革命团体——救国协会(后改称祖国忠诚子弟协会)成立,会员约30名。他们主张废除农奴制,实行君主立宪。但由于人数少、力量单薄、缺乏明确的斗争方法,不久即自行解散。

1818年,成立了新的秘密团体——幸福协会。该会主张实行共和制,探索了采取军事手段推翻专制制度的问题。

1821年,在图利钦成立了以P.I.佩斯捷利上校为首的南方协会,在圣彼得堡成立了以N.M.穆拉维约夫上校为首的北方协会。这两个组织都拟定了自己的纲领。南方协会通过了佩斯捷利起草的《俄罗斯法典》主张废除农奴制和等级制,建立共和国;公民应拥有一块不能买卖的土地以保证生活,同时允许拥有私有土地以使生活富裕;年满20岁男子按财产资格有选举权;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为人民议会,最高行政权归五人组成的最高杜马,国家监察机关为最高会议等。这是一个相当进步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北方协会有穆拉维约夫草拟的《宪法》,主张废除农奴制和等级制,建立君主立宪制和联邦制国家;联邦的最高政权机关为两院制的人民议会,行政权归皇帝。《宪法》比《俄罗斯法典》保守得多,但仍有一定进步意义。

十二月党人试图只依靠军队的力量发动政变。1825年11月19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突然去世,十二月党人决定提前在尼古拉一世继位之日,由S.P.特鲁别茨科伊公爵领导起义。12月26日(俄历14日),起义军官率领3000多名士兵到达彼得堡参政院广场,但特鲁别茨科伊临阵脱逃。尼古拉一世立即调动军队,用大炮轰击广场,血腥镇压起义,并杀害了不少聚集在广场周围的群众。彼得堡起义的消息传到南方后,南方协会会员于1826年1月10日发动驻乌克兰的契尔尼哥夫兵团起义,不久也告失败。沙皇政府对十二月党人进行残酷的迫害,著名领袖佩斯捷利、S.I.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M.P.别斯图热夫-留明、P.G.卡霍夫斯基和K.F.雷列耶夫被判处绞刑,穆拉维约夫、特鲁别茨科伊等百余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或定居,大批士兵被判处夹鞭刑。这就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

文学

文学活动

俄国十二月党人作家的作品及其文学活动。十二月党人是俄国19世纪初期的贵族革命家,绝大多数属于贵族军官和知识分子,参加过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欧洲各国反专制的斗争,对他们的思想影响很大。十二月党人主要革命目标是推翻专制政体和农奴制度,纲领带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1825年俄国旧历12月14日带领军队在彼得堡起义,因此被称为十二月党人。十二月党人的文学团体有“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同人会”(1816~1825)和“绿灯社”(1819~1820)。主要刊物有《北极星》(雷列耶夫和马尔林斯基主编)和《谟涅摩辛涅》(丘赫尔别凯和弗·奥陀耶夫斯基主编),曾团结当时优秀作家,包括普希金和格里鲍耶陀夫等。

文学倾向

十二月党人的文学倾向及其政治观点是一致的,认为文学应反映时代精神,表现爱国的和革命的思想感情。诗人应关心人民命运,鼓舞战士斗志。十二月党人批评贵族社会崇拜外国,主张文学的民族独创性,反对单纯模仿英国和德国诗人;认为民间文学是诗歌的最好的源泉,赞成具有反抗精神和革命性的积极浪漫主义倾向。在文学语言问题上,要求文学作品能为全体人民所理解。十二月党人的文学活动为俄国文学向现实主义发展作了准备。

文学成就

十二月党人的文学成就主要在诗歌方面。代表人物有雷列耶夫、拉耶夫斯基、丘赫尔别凯、亚·奥陀耶夫斯基、亚·别斯土舍夫等。拉耶夫斯基(1795~1872)著有《论农民奴役和俄国迅速变革的必要》和《论士兵》等文,认为农民起义不可避免,谴责官吏对士兵的侮辱。1822年被捕,被称为“第一个十二月党人”。他在狱中写有《狱中的诗人》等诗。丘赫尔别凯(1797~1846)也属于激进派,起义失败后死于流放地西伯利亚。他在流放中写有《雷列耶夫的魂影》、《怀念格里鲍耶陀夫》等诗。晚期作品带有孤独悲观色彩。亚·奥陀耶夫斯基(1802~1839)起义失败后流放西伯利亚,在服苦役时期开始写诗。列宁曾用他的名句“星星之火将燃成熊熊烈焰”作为《火星报》刊头题词。奥陀耶夫斯基曾代表十二月党人写诗答赠普希金。莱蒙托夫十分推崇他,写有《纪念奥陀耶夫斯基》一诗表示悼念。

代表人物

十二月党人中最优秀的诗人是雷列耶夫。

在小说方面,十二月党人的代表作家是亚·别斯土舍夫(1797~1837),笔名马尔林斯基,属于十二月党人组织“北社”中的激进派。十二月党人中的费·格林卡(1786~1880)和柯尔尼洛维奇(1800~1834)著有历史小说。别林斯基在谈到十二月党人的小说的历史意义时,曾说:“从本世纪20年代起,我们的小说开始了。”

十二月党人对俄国戏剧发展也有一定贡献。丘赫尔别凯写有《阿尔吉维扬涅》、《伊若尔斯基》、《普罗科菲·利亚普诺夫》3部剧本,谴责暴政,讽刺迷信外国,表扬爱国英雄。卡捷宁(1792~1853)的悲剧《安德罗玛克》曾受到普希金的好评。

起义

背景

1825年12月14日,天气寒冷,白雪覆盖了俄国首都彼得堡城。一清早,3000多名俄国陆海军官兵,从各自的营房出发,列队走向彼得堡市中心的元老院广场。只见他们个个全副武装,表情严肃,刀剑出鞘,一路高呼“拒绝宣誓!”“反对宣誓!”“要求宪法!”“要求民主!”的口号。上午10时,陆海军官兵们在元老院广场彼得一世铜像旁布成战斗方阵,荷枪实弹,准备战斗。他们的枪口和一阵阵愤怒的口号声,直指正在准备登极为皇的尼古拉一世。

他们是谁?这支由一批具有民主思想的贵族青年和知识分子领导的起义队伍,就是后来被列宁高度评价为“俄国第一代革命者”的十二月党人。

19世纪初的俄国,仍是专制极权的封建帝国,保留着野蛮腐朽的农奴制度。沙皇政府对内横征暴敛,对外卷入争霸欧洲,充当欧洲宪兵的漩涡中,俄国人民的生活异常艰难。自拉吉舍夫发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开始,反对腐朽的农奴制,推翻专制制度的思想不断传播。1812年打败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更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一些正直的贵族青年军官,受到法国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启发,对于国内政治现实日益不满,萌发了“改造祖国”的愿望。

1816年,贵族青年军官穆拉维约夫和彼斯特尔,在彼得堡建立了第一个秘密政治团体——救国协会。1818年,在莫斯科组成了有200人参加的第二个秘密团体——幸福协会。这两个秘密团体的成员,热情地宣传民主思想,反对专制,但却因在斗争方式上存在分歧而相继宣告解散。与此同时,上 述两团体在俄国南方的一些成员,却在彼斯特尔的领导下组成南方协会。他们经常秘密集会,阅读进步书刊,主张消灭皇族,废除农奴制度,建立统一的共和国。他们的主要纲领充分体现在彼斯特尔所写的“俄罗斯真理”之中,这是俄国革命运动史上第一部共和国宪法草案。

不久,彼得堡的禁卫军军官尼·穆拉维约夫和特鲁别茨科等人组成了北方协会。著名诗人雷列耶夫积极加入,由于他的出众才干和主张,很快当选为北方协会主席。北方协会也提倡废除农奴制,但力主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他们的行动纲领集中反映在尼·穆拉维约夫起草的“宪法草案”上。

发展

1822年,南北协会第一次建立了联系。第二年春天,经过彼斯特尔在彼得堡与雷列耶夫商讨,双方就联合行动达成协议,一致同意必须采取暴力行动,发动各自控制的军队进行武装起义。任何一方开始行动,另一方应立即给予支持。起义定在沙皇亚历山大去世之际。

1825年11月19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突然去世,他没有后嗣,按照俄国皇位继承法,他的二弟康斯坦丁应继任皇位。但康斯坦丁却将皇位继承权让给了沙皇的三弟尼古拉。不明真相的军队和居民,在亚历山大死后立即向康斯坦丁宣誓,而宫廷却指定12月14日向尼古拉一世“再宣誓”,十二月党人所期待的时机来到了。北方协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利用皇位中断,发动武装起义。

1825年12月14日,当起义部队集结完毕,并打退了效忠皇室军队的多次进攻后,担任起义统帅的特鲁别茨科依却仍未露面,这就为尼古拉赢得了时间。他调集了9000名步兵和3000名骑兵,使用霰弹向起义部队进攻。起义者退到冰冻的涅瓦河上,冰面已被炮弹打穿了许多大洞,不少人掉了进去。元老院广场上弹痕累累,血迹斑斑,尸横遍地。

亚历山大去世的消息传到乌克兰,南方协会马上准备起义,此时,彼斯特尔突遭逮捕。领导起义的责任落在谢尔盖·穆拉维约夫和别斯士舍夫的肩上。北方起义失败的消息传来,他们并未因此退缩。同年12月31日,南方协会举行起义,几百名起义军从科瓦廖夫卡出发,向基辅进攻。途中因迷失了方向,六天后又转回原地,在空旷的草原上遭到沙皇军队骑兵和炮兵的猛烈攻击,被镇压了下去。

尼古拉一世亲自主持了审讯,十二月党人乐观镇定,英勇不屈。1825年7月12日,彼斯特尔、雷列耶夫、谢尔盖·穆拉维约夫、别斯土舍夫和卡霍夫斯基五人在彼得堡被处以绞刑。121名起义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反对专制制度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了。但是,他们那种为了理想和事业英勇奋斗,不避生死,自觉地赴汤蹈火,以求唤醒新的一代的精神,为俄国历史谱写了光荣的篇章,为后来的革命运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正如列宁所说:“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

1812年的产儿

1825年12月14日,在俄国的两大首都彼得堡和莫斯科以及南方的一些省份发生了一起声势浩大的以近卫军军官为主体的起义,起义的斗争目标是试图推翻沙皇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体制和国家体制,这些起义者被称为十二月党人。

十二月党人大多数出身于贵族家庭并且在沙皇统治机构中担任一定的官职,但是他们并不愿意沉溺于贵族阶级醉生梦死的生活,盲目地为沙皇专制统治尽忠尽德,他们从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努力探寻俄国社会的出路。他们从少年时代起大多接触过西方的文化和教育,有些人在学校读书时便开始钻研西方特别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这些著作多半出自伏尔泰、卢梭、马布里等人手笔。这些勤于思考的青年贵族军官在莫斯科大学和军官学校读书时就已经广泛阅读了拉吉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在1812年抗击拿破仑大军入侵俄国的战争中,他们曾经响应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号召英勇地进行战斗,直至把法国军队赶出俄国领土。在俄国军队远征西欧的过程中,所到之处大多已经进行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诞生了“自由”“民主”和“平等”思想的土地上,他们真正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感受了人类的尊严。他们便不由自主地将黑暗的俄国与自由的法国进行了比较,他们在现实面前感到困惑,他们感受到“不仅在俄国,在所有欧洲国家,都感到失望和受骗了”,感到自己为保卫祖国曾不惜流血牺牲,但“难道我们解放欧洲就是为了把锁链套在我们身上吗?难道我们给了法国一部宪法,反而自己不敢讨论它吗?难道我们用血汗换来的国际地位就是为了在国内让人们受侮辱吗?”十二月党人领袖彼斯特尔早年曾经主张在俄国实施君主立宪改革,法国之行结束后,他表示:“我在心里变成了共和主义者,并且认识到任何统治形式也不会像共和主义统治形式那样,给俄国带来更大的幸福及更大的安乐。”他认为:“我从君主立宪思想方式转变为革命的思想方式,最主要的是由于下列论题和见解的影响,——德杜—德—特拉西的法文著作对我发生很强烈的影响。”因此,十二月党人自称是“1812年的产儿”,他们在民主思想的指引下,坚定地走上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道路。

《俄罗斯法典》

“政府属于人民,它为给人民谋幸福而成立”

1821年在彼得堡成立了一个秘密团体——北方协会,它的领导人是尼基塔·穆拉维约夫,北方协会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实行君主立宪,它主要体现在由穆拉维约夫起草的宪法草案中。

同年在乌克兰成立的南方协会是十二月党人最有影响的秘密团体,它的领导人是彼斯特尔,这个团体的政治主张是彻底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实行共和制。1824年,南方协会通过了由彼斯特尔起草的《俄罗斯法典》( 又名《伟大的俄罗斯人民不可侵犯的国家证书,它是改善俄国政体的约法,是交给人民和临时最高权力机关的信守不渝的委托书》),这是一部革命纲领,也是俄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 这部宪法是以法国1793年宪法和土地纲领为蓝本,集中地反映了十二月党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主张。按照彼斯特尔的设想:“《俄罗斯法典》是给临时最高政权机关的委托书或者说指令,同时又是给人民的告示:他们将得到哪些自由和可以重新获得哪些权利……《俄罗斯法典》规定了最高政权机关的义务,并且是对俄罗斯的一份保证书,保证临时政权机关将一心一意地为祖国的利益而工作。”

《俄罗斯法典》宣布农奴制度是一种野蛮的生产方式,因为“把别人当作自己私有财产,把人当作东西一样转让、抵押、赠送和继承,任凭自己的专横无道……乃是最可耻的、违背人性和自然规律,以及违背神圣的基督教义,并且还是违背天神的诫条与意志的丑恶事情”,“必须坚持废除奴隶制度,贵族必须永远放弃占有他人的卑鄙的优越地位。”因此“消灭奴隶制度和农奴状态是临时最高政权机关最神圣和义不容辞的义务”,谁阻挠废除农奴制,谁就是“祖国的敌人”和“叛徒”。农民应该在取得人身自由的同时得到他们生活所必需的土地,使“他们将确信,在自己乡里随时能找到一块土地来养活自己。他可以从这块土地上得到食物,不靠别人的施舍,也不再依附于他人,而是靠耕耘所付出的劳动过活,他本人作为乡的一员和其他公民是平等的。”

《俄罗斯法典》宣布人人生来是平等的,“一切人都是为追求幸福而生,人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那种只把贵族等级的人物称为高贵,而称其他等级人下贱的行为是极不公正的。”因此必须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废除贵族阶级所享有的特权,使所有的俄罗斯人都成为“高贵的人”,建立一个“统一的公民等级”,凡年满20岁的成年男子都拥有选举权,选举权不受财产和教育资格的限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拥有自由择业权、迁徙权、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俄罗斯法典》对未来的新政权提出了要求,它应该保证每个人的人身公民权,因为“人身自由是每个公民首要的权利,是每个政府最神圣的职责。国家大厦的整个建筑以此为基础,没有人身自由,就没有安宁,就没有幸福。”

未来的国家政体将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制,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为一院制的人民议会,人民议会的选举分两级进行。国家的最高行政权力交给由5人组成的最高杜马,其成员由人民议会选出,并且向人民议会负责,任期为5年。中央监察机关为最高会议,其职责是监督宪法和其他立法的执行情况,由120个人组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应该选举产生,任何国家立法和行政机构应该服务于人民,人民有权推翻不称职的政府和领导人,因为“俄国人民不是属于某一个人或者某一家族的。恰恰相反,政府属于人民,它为给人民谋幸福而成立,人民不是为给政府谋幸福而生存的。”

列宁把十二月党人称为“贵族革命家”

1825年11月19日(公历12月1日),在南方塔甘罗格军港检阅军队的亚历山大一世突然病逝,8天后这个消息传到彼得堡,宫廷内部出现了一片混乱。按照皇统世系,亚历山大一世去世后,皇位应该由他的大弟弟康斯坦丁继承,但康斯坦丁因为同一个与皇族没有血缘关系的波兰女子结婚,已宣布放弃皇位。亚历山大一世生前指定了第二个弟弟尼古拉为皇位继承人。但有关的诏书在亚历山大一世生前并未公布,而是密藏于东正教教会、枢密院和国务会议。因此出现了尼古拉向远在华沙的哥哥康斯坦丁效忠,而康斯坦丁坚决拒绝皇位,并根据亚历山大一世的密诏向在彼得堡的弟弟尼古拉效忠的场面。因华沙与彼得堡相距遥远,往返书信无法及时送达,因此在俄国形成了十余天皇统中断的混乱局面。

十二月党人决定利用这样一种特殊的形势,赶在皇位继承人尼古拉举行再宣誓继位的1825年12月14日(公历12月26日)前发动军事行动,迫使新沙皇和枢密院宣布改制。他们选举了近卫军团长特鲁别茨科依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并且拟定了《告俄国人民宣言》,宣布推翻沙皇政府,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成立临时政府,同时宣布废除农奴制,解放全国农奴。

1825年12月14日晨,由十二月党人军官带领的近卫军团体按照计划开进彼得堡的枢密院广场,在彼得一世的纪念像下近卫军排列好战斗方阵,到下午起义军人数增至3000余人,周围还有2万余名拥护起义的老百姓。然而尼古拉一世早有防备,他在1825年12月14日凌晨就紧急召开国务会议宣布继位,又命令枢密院议员向他们举行效忠宣誓。然后又派出大量的军队将枢密院广场层层包围,这时原定担任起义军总指挥的特鲁别茨科依临阵脱逃而不见踪影,起义军和周围的老百姓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因而延误了战机,而便于尼古拉一世调兵来镇压。在尼古拉一世数次下令开炮之后,广场上响起了激烈的炮声、枪声、人喊和马嘶声,起义最终被镇压,被打死的起义军官兵和老百姓共计1271人。

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成立了“秘密审讯委员会”,对参加起义的人进行审判。十二月党人领袖彼斯特尔、雷列耶夫、卡霍夫斯基、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别斯图热夫—柳明以特等罪被处以极刑。有数千名起义参加者被处以重刑,有121人被流放到人烟稀少、寒冷荒芜的西伯利亚服苦役,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自愿抛弃优越富足的贵族生活,离开大都市,选择跟随自己的丈夫的长期流放的生活。

历史意义

十二月党人起义是俄国历史上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一次巨大的冲击,它不同以往的以农民起义为主体的革命,十二月党人无论是在文化教育水平、政治素养和远见、政治斗争手段、组织能力等方面均远远胜于前者。列宁把十二月党人称为“贵族革命家”、“贵族中的优秀人物帮助唤醒了人民”,并且把这一时期称为贵族革命时期。

十二月党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专注于理论建设和舆论宣传,而且更致力于革命实践。他们彻底地背叛了他们所出身的那个阶级,背叛了他们曾经捍卫的那个制度,自觉地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自己联结在一起,不怕流血牺牲,英勇地发起了向俄国专制制度的第一次冲击,推进了俄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

十二月党人妻子

十二月党人身为贵族,却为废除自身的贵族特权,为社会的进步而斗争,彻底地背叛了他们所出身的那个阶级,背叛了他们曾经捍卫的那个制度,自觉地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历史的趋势联结在一起,献出了自己的幸福甚至生命,这是令人十分钦佩的。然而,我这里要说:更令人钦佩的,是十二月党人妻子们的崇高行为。

十二月党人是自觉地献身于自己的政治信仰的,正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则是在把爱情献给自己丈夫的同时,又把青春、富贵、本应是幸福的一生,无怨无悔地献给了丈夫的苦难事业。也就是说,虽然她们没有直接参加十二月党人革命,但是由于她们对于丈夫事业的支持,也就间接地为俄罗斯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叶尤杰琳娜·伊万诺夫娜·特鲁别茨卡娅是十二月党人特鲁别茨基的妻子。当她的马车在饕风疟雪中奔驰了五个星期,来到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茨克省时,省长大人奉沙皇的旨意,规劝她回到彼得堡去,她却坚定地说:“纵然我会死去,但并没有什么遗憾!我要去!我要去!我要死在丈夫的身边。”

亚历山大拉·格利戈里耶芙娜·穆拉维约娃是在整整斗争了一个月,才争取到流放机会的。当尼基塔·穆拉维约夫在监狱里会见从莫斯科赶来的妻子时,眼中的泪水夺眶而出:“我对不起你。你还是回莫斯科吧,我不愿你与我一同身受饥寒之苦。”穆拉维约娃回答说:“为了我们的爱情,我要永远跟随你。让我失去一切吧:名誉、地位、富贵甚至生命!”

法国姑娘唐狄在巴黎听说昔日的情人伊瓦谢夫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消息,立刻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俄国,并向当局要求批准她到西伯利亚去与情人结婚。她得到了许可,他们结了婚,几年后,在冰雪和疾病的折磨下,一对异国情侣终于倒在了西伯利亚的千古荒原。

严酷的环境,窒息的生活,一度使青年军官瓦西里·伊凡绍夫忧郁和绝望。此时,他的家庭女教师、法国姑娘尤米拉·列丹久给他写了一封求婚信,并且不久就来到了他的身旁……

我想,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未必能够完全理解丈夫事业的伟大历史意义,但是她们一定能够完全理解什么是爱情,什么是爱情的真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舞台上的祝英台,英国舞台上的朱丽叶,无法同她们相比。前者只是为了一个纯粹的爱情而“殉道”,后者则是把爱情的意义升华到了时代的最高度,她们所“殉道”的不只是爱情,还有自由和解放。正是这样一个她们可以放弃,亲友规劝她们放弃,沙皇命令她们放弃,而她们没有放弃的苦难爱情,才把她们的形象彰显得高大而辉煌。这正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啊!没有这群妻子的生死不离,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也许就不能够在冰天雪地里乐观地生活下去,也许就坚持不到30年后大赦的那一天。世界越世俗化、物欲化,她们的精神就越发显得超凡而脱俗,越发显得高贵而圣洁。

2013年5月1日星期三

1917年俄国革命

 

基本信息

1917年俄国革命的原因与后果之间存在着相悖现象。沙皇专制制度是引发革命的根本原因。革命的

结果并未造成人民和社会从专制桎梏下的大解放。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联盟国家,是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多数非俄罗斯人也未得到民族自决权。斯大林时代把这种制度推向极端,使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意识形态紧密结合为一体的国家社会主义。这种制度虽使苏联的经济、文化、国防力量有很大的发展,却严重地影响了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国家完全的现代化。文章分析了这一相悖现象的原因,也总结了几条历史教训。

重大事变

1917年的俄国革命无疑是本世纪历史上的重大事变。对于这次革命,主要是十月革命,无论在俄国还是在世界上,一开始就存在着完全不同的评论。肯定者认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而反对者则认为,十月革命是"布尔什维克的政变",是"整个俄国的最大灾难". 1917年俄国革命的结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俄国坚持社会主义的几十年里,这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国家力量和国际地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在俄国革命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的影响下,二战后一系列欧亚国家也相继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历史的发展却发生了出乎意料的逆转。1991年底,那个已发展为世界第二大强国的苏联却匆匆解体。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告一段落。以镰刀斧头为标志的革命红旗被旧俄国的三色旗所取代。苏维埃制度改变为杜马制、总统制共和国,经济上完全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

人们对历史的分析和评论往往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还在1989年,在苏联就出版了一本《1917年的十月:伟大的世纪事件还是社会灾难?》的争论文集1。在苏联解体和俄国转轨以后,争论就更热烈了。在这些争论中概括起来还是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1917年俄国革命是历史规律性的表现,反对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另一种观点则完全否定那次革命的历史作用,认为如果没有十月革命,早就开始的从上而下的改革会把俄国引向完全现代化的道路,人民就不会像在苏维埃制度下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究竟应如何评价1917年的俄国革命呢?笔者认为,历史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总是表现为曲折复杂和千姿百态。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它是俄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种表现。历史学家不能抱怨历史,也不能改变历史,只能根据资料去追溯和再现历史的过程,分析其内在联系,总结经验和教训。十月革命也不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的行动,而是一次社会变革,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问题在于这次革命的后果与原因之间存在着某种相悖的现象。我们应该研究这种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和它对人们提供的教益。

原因

 笔者过去就曾指出,从二月到十月的俄国革命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是一次革命,是"一次革命的两个阶段"。不能把二月革命同十月革命截然分开。导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主要原因是同一的。1917年俄国革命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沙皇专制制度是引发革命的根本原因

 人们习惯于把革命前的俄国称为沙皇俄国,也简称沙俄。这个简略的称呼其实鲜明地反映了俄国历史的实质与特点。沙皇专制制度是旧俄国的基本制度。沙皇既是世俗皇帝又是俄国东正教的最高首领,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和主宰。沙皇不仅凌驾于农民、贵族和群臣之上,而且也凌驾于法律和信仰之上。沙皇的个人意志、他的诏书和命令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他独揽国家的全部事务,不受监督,对法律、人事、经济政策、军事战略以及私人诉讼都有最后的裁决权。俄国的沙皇专制制度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与强化的过程,到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尼古拉一世从思想理论上把东正教、独裁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紧密地结合为一体,实行严密的警察统治,禁止任何异议或不满的批评,书报检查十分严厉,严密监视大学,连哲学课也被禁止。政府还千方百计阻止国人出国旅游,来往旅客和出国留学都要严格审查。这种无限制地干预一切的君主专制制度完全变成社会发展的障碍,特别是西方国家建立了民主政治制度以后,它就同现代化的历史趋势全然相抵触了。正如列夫·托尔斯泰在1902年所指出的:"君主制是一种腐朽的形式",这种制度建立?quot;企图阻止人类不断前进的痴心妄想"之上。2

 对于沙皇专制制度,可以看到大量的研究论著。这里只想指出这个制度的两个重要特点。

 第一,国家农奴制度。过去我们说过,俄国的封建制度不同于西欧的地方就是沙皇专制制度同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沙皇专制制度是俄国封建农奴制度的上层建筑,以人身依附为基本特征的农奴制度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这里还要指出,正因为这一点,俄国的农奴制度便是一种国家农奴制的形态。沙皇不只本身是最大的地主、是贵族农奴主的最高政治代表,而且以沙皇为主体的国家就是一个大农奴主的庄园。构成全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是社会财富的主要生产者,也是国家剥削和压迫的主要对象。国家不仅收取农民人头税,而且还管理着将近一半的叫做国家农民的农业人口。国家农民实际上也就是国家农奴。属于贵族的农奴不仅每周要给主子进行3~4天的强制劳动,而且国家用法令保护贵族对农民享有很大的特权。贵族甚至可以拆散农奴的家庭或将农奴送进监狱。俄国的农民完全被束缚在贵族的庄园和村社的土地上,没有人身自由,进城要带证件,农民要成为其他阶级是很困难的,除非给国家服兵役取得了军功。

 俄国有一种为国家服役的制度。贵族对土地和农民的占有要根据其为国家服务的情况来确定。贵族要被派到任何地方完成任何任务。俄国的贵族从来没有发展成为能够维护自身利益而不受中央独裁政权影响的独立阶级。为国家服役的人不论是贵族或平民、军人或市民都不过是沙皇的小卒。所以,每个俄国人对沙皇不是献身就是献财。俄国政府经常垄断商业,从事银行和信贷活动。政府在某些工业企业中也占有显著的地位。1861年以前,政府允许在工厂和商业中使用农奴。在18世纪60年代工业部门中90%以上的劳动力是被指派的农奴。19世纪下半叶以后出现的工商业者虽然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但是他们照样受沙皇政府的统治和制约。一旦他们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沙皇会不顾一切地将他们逮捕、下狱,没收其财产。

 这种把全国所有阶层的人都变成奴役对象的国家农奴制度,是近代国家中最落后的形态之一,自然就成为众矢之的。农民人数最多,最受压迫剥削,是历次革命的主力。随着近代工业而出现的工业劳动大军既受资本主义的剥削又受沙皇专制制度奴隶般的奴役,是接受革命思想最快、最容易动员和组织的革命中坚。俄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同沙皇专制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沙皇专制制度则是俄国资本主义迅速自由发展的主要障碍。代表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在1905年革命中也提出了一个相当激进的纲领。即使贵族也对这种专制独裁的制度不满。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革命就是由一批贵族青年发难的,而这次革命实际上便成为俄国民主革命的开端。此后,不论是民粹派的革命运动,还是1905年革命、1917年革命都把推翻沙皇专制政权作为首要目标。应该说,1905年和1917年的革命都是全民反对沙皇政权、争取人民解放的大革命。

 第二,军事强国主义。历代沙皇几乎都是穷兵黩武,贪得无厌,不断向周边国家和民族进行侵略和扩张。列宁称沙皇俄国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是十分确切的。在不断扩张的过程中,沙皇俄国常常力不从心,而且要同其它先进或强大的国家和民族进行交往和发生冲突。落后经常使它失败或达不到目的。沙皇政府就扮演了推行改革、发展经济、尤其是发展工业的倡导者的角色。它的目的就是尽力增强国家军事力量。因此,它总是以战争为动力,用政府的强制手段征集全国的资财,因而就大大加重人民的负担。军队耗费着很大一部分国家预算和资源。从1860年到1913年,俄国的军事预算占国家总预算的48%。这种军事强国主义和不断地侵略扩张,一方面给国家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给人民的生活带来无穷的灾难,另一方面,随着对周边国家领土的侵略和对其他民族的统治,就使民族矛盾和冲突成为沙皇俄国的另一致命的赘瘤。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不顾帝国面临的严重危机,依然热衷于争夺新领土和势力范围的战争,结果便引起了1905年的大革命和1917年的大革命。造成沙皇帝国崩溃的直接原因就是战争。战争不仅使沙皇政权垮台,而且也使临时政府失败。战争造成的极度紧张是爆发革命的关键因素。

改革的障碍与改革所造成的条件

 不错,俄国从彼得大帝开始就向西方学习,不断进行由上而下的改革,逐步使国家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改革也确实使俄国在国家管理、社会生产、文化教育和国防力量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特别是亚历山大二世进行的解放农奴、地方自治、审判制度和义务兵役等四项重大改革,曾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改革时代,使俄国在19世纪的后40年迅速进入了工业化的新时期。改革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连极端保守和平庸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1905年革命的强大压力下,也发表了设立国家杜马的《十月十七日宣言》,进行了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但是,改革为什么没能拯救这艘在风雨飘摇中的大船?这是因为,由沙皇及其大臣所推行的这些改革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历届沙皇的改革都是以维护和加强沙皇专制政权、增强国家军事力量为主要目的。改革和革命所经历的途径和采取的方法不同,而要达到的社会目标则应是一样的。改革同样要排除妨碍社会前进的阻力,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调动基本生产者的积极性,提高行政管理效率,解放社会生产力。彼得大帝和叶卡特琳娜二世的改革主要是为了建立有序的集权制度,并没有触动俄国基本的社会结构。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开始触及俄国的社会问题,要用解放农奴、地方自治、改革审判制度等办法促进俄国工业的发展。但是,实际上仍然在加强君主独裁和他的精神权威。一旦碰上波兰起义和剌杀皇帝这两件对沙皇及其权威具有威胁的事件,改革便急剧放慢甚或半途而废。

 其次,俄国的改革受沙皇个人的才智、性格和好恶的绝大影响。遇上一个有眼光、有才略并能知人善任的皇帝,改革就可能出台和实施,而遇上一个守旧、懦弱或鼠目寸光的皇帝,改革不仅无从谈起而且还会从已有的基础上后退。在叶卡特琳娜二世之后,暴戾凶残、反复无常的保罗一世就使叶卡特琳娜二世统治晚年蓬勃发展起来的社会与文化生活受到严重的摧残。至于在亚历山大二世之后,庸碌、狭隘、反动的亚历山大三世和性格软弱、头脑迟钝、顽固的尼古拉二世所进行的"反改革",便是人所共知的例子。

 第三,在俄国的发展中首先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和政治民主化的问题。在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中,虽然有2000多万农奴从私人地主手中获得解放,分到一小块土地(平均不到3俄亩),沙皇在这次改革中极力维护地主和政府的利益,不仅把原来由农民耕种的部分土地割给了地主,地主保留了份额大得不成比例的牧场、草地和森林,而且农民还要为自己的小块地付出很高的赎金。这次改革仅仅是为国家着想,不是出于对农民的关怀。农民并没有因此而取得同其他人一样的法律地位。农民仍被束缚在村社中。政府授权村社维持治安,征收税款和赎金。为了保证税收的完成,村社一般不允许农民离开。村社实行定期重分土地的制度和耕作上的三田轮作制。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农民分得的土地越来越少,由于耕作制度的限制,分给农户的地块越来越小。这不仅影响了农民改善土壤和改进耕作技术的积极性,而且土地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1891~1892年的大饥荒引起了新的农业危机。在1905年的革命中,斯托雷平于1906年开始了新的土地改革。政府准许农民退出村社,巩固作为他们个人财产的分配地,并尽量把皇室和国家的土地转交给农民银行,以便出售给耕种这些土地的佃户。在改革的过程中有些地方有25%的农户分得了土地。在俄国欧洲部分,截止1915年,从村社中独立出来的农户共约250万户,共有1690万俄亩土地变为农民私产。斯托雷平是要支持农村中的富裕户建立独立田庄,以便在农村中培植一个支持沙皇政权的中产阶层。结果分给农民土地的一半,通过各种途径落入富农手中。农村中的大多数农民因而更加少地和贫困。因此,在1917年的革命中,广大农民强烈要求把所有可耕地平均分配。土地问题就成为引起革命的重要根源。

 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个问题在俄国的改革中也没有得到解决。亚历山大二世只在俄国欧洲部分的省和州设立了乡村议会,即地方自治会,对中央的政权机构并未改革,而地方自治机关后来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日俄战争以后,国内要求公民权利、政治自由、按民主方式进行宪政改革的呼声高涨起来。1905年10月,在全国如火如荼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压力下,尼古拉二世颁布诏书,答应给人民以充分的公民权,并在广泛的普选基础上选出具有立法权的杜马。但当政府取得了镇压革命的成效以后,尼古拉二世反悔了,发布敕令规定:杜马提出的建议,必须经国务会议和沙皇的同意才能成为法律。杜马对国家预算的监督权和立法动议权也被缩减到最低限度。在杜马召开的前几天,颁布了新的"根本法", 违反"十月诏书"的精神,规定沙皇仍然行使专制君主的至高权力。随后产生的几届杜马实际上成为沙皇手中的玩物。第一届杜马中,将近一半代表是农民。政府之所以给农民较多的名额是想让他们起一种缓冲作用。但农民代表在杜马会上强烈地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加之一些杜马成员要求建立责任内阁,由于沙皇丝毫不肯让出他的专制权力,杜马被解散。第二届杜马中,社会民主党有65名代表,左派力量加强。斯托雷平诬指社会民主党代表从事颠覆活动又解散了这届杜马。第三届杜马选举时,沙皇政府让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占了多数,实际上使这届杜马成为御用工具。最后一届杜马连经人民选举产生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因反对战争也被沙皇投入监狱和流放。尼古拉二世时代的国家杜马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立法机关。

 事实证明,改革主持者实际上也是改革的障碍。只要沙皇专制政权继续存在,就不会有人民的解放和政治民主化,俄国也不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人民从沙皇改革的现实自然会得出结论,只有推翻沙皇政权才是唯一出路。

 从另一方面说,改革也为革命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从实行地方自治人们很容易想到国家的立宪政体。事实上后来的立宪民主党人大部分就是从地方自治机关及其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立宪民主党早在1905年的第二届代表大会上就制订了一项比较激进的纲领,要求在普选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同时还要求实行以有限赔偿没收私人庄园在内的社会改革。立宪民主党人在战争期间揭露沙皇政府的腐败无能,提出建立进步联盟的主张,不能说对二月革命的发生没有任何作用。国家杜马虽然是沙皇的装饰品,但杜马的建立以及它与沙皇之间的斗争就证明沙皇专制制度并非神圣不可侵犯。事实上,在二月革命中是杜马成员策划和逼迫沙皇退位的。改革导致西方思想的传入和大批知识分子的产生与成长。知识分子是1917年革命的宣传鼓动者和革命的具体策划者。同时,沙皇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改革使广大农民进入了军队,这些被组织起来的穿着军装的农民就成为1917年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从二月到十月的转变

 既然沙皇专制制度是引起革命的主要根源,那么,二月革命已推翻了沙皇政权,转向十月的原因在哪里?还能

不能说沙皇专制制度也是十月革命的主要原因?
1917年二月革命是突然来临的。当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期,担任俄军总司令的尼古拉二世正在莫吉廖夫的前线大本营。他控制不了首都彼得格勒的局势,革命迅猛发展。国家杜马委员会乘机对他施加压力,并派代表规劝其退位。革命比较容易地取得了胜利。尼古拉二世退位了,但他的影响仍然在。用列宁的话说就是"沙皇君主制度被打垮了,但是还没有被彻底摧毁"。3杜马临时委员会的代表几乎是乞求尼古拉二世退位的,而连临时政府的总理及主要部长的人选也由杜马代表报他钦定。而且作为沙皇专制政权的主要支柱的军队仍然原封未动。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后还任命了接替他的总司令。其他如总参谋长、各战区司令依然由沙皇的将领各任其职。正是由于有这支军队存在,临时政府才得以坚持沙皇的战争政策。只要沙皇军队还存在,就时刻存在着革命失败和君主制复辟的危险。就在1917年的8月下旬便发生了科尔尼洛夫将军企图以军事力量恢复专制的事件。而正是临时政府在前线进攻的失败和科尔尼洛夫叛乱的被粉碎,造成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在十月武装起义中,布尔什维克在军队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争取了首都卫戍部队和部分前线的士兵,为革命胜利创造了决定性条件。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还和沙皇的将领所领导的军队进行了近三年的国内战争。应该说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一直到内战结束才告完成。

 广大俄国人民之所以投入1917年的革命斗争,是为了打倒专制沙皇获得自身的自由和民主权利,为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以便人民有面包吃。但是,这些最紧迫的现实问题并没有随着沙皇的倒台而得以迅速解决。临时政府实际上是在革命洪流中捡了一个政权。它没有实力,因为一些成员同沙皇政权之间有着各种关系,而另一些成员则是靠哗众取宠成为不着实际的社会名流,就使政府缺乏革命政权应有的果敢与魄力。临时政府继续帝国主义的战争,把农民的土地问题推到立宪会议去解决,而立宪会议的召开又遥遥无期。这样,广大人民群众期望于革命的东西都未得到。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正是抓住了形势的这一特点,继续?quot;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把广大群众动员到自己的旗帜下,推翻了临时政府。十月武装起义一胜利,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首先通过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 实际上仍是完成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任务。

 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残暴的沙皇恶贯满盈,犹如坐在一座火山顶上,下面是满腔怒火的俄国人民,一旦火山爆发,旧的法律和秩序即被摧毁净尽。严格说来,二月革命是无政府主义对专制主义的胜利。二月革命以后,俄国立即成为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的国家之一。在沙皇专制制度下,不允许人民有任何自由与权利,人民因而缺乏自由与纪律的正确观念,也没有民主的素养和习惯。所以,当时自由得没有任何秩序,没有权威、也没有法律和规则,完全变成一种无政府状态。光政府就有三个,除了通常说的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上面已提到的军队司令部也是一个权力中心。随着沙皇的被打倒,俄国大地上一下子党派林立,各类组织不计其数。革命前就存在的立宪民主党、十月党、人民自由党以及社会革命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和人数较少的劳动团都成为政治上最活跃的政党,而且这些党派又都分裂出各种派别。孟什维克就有占主流的中派集团、左派国际主义者、统一派等,还有近于孟什维克国际派?quot;新生活派"。社会革命党也分裂出右派、左派和最高纲领派。在立宪民主党中,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后也分裂出一个社会活动家社。还有一个后来合并到布尔什维克党的区联派。群众性的组织和机构有:工兵代表苏维埃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士兵委员会、前线的军队委员会、舰队委员会、职工会、工厂委员会、全俄铁路工会、邮电工会、商业工会。还有全俄合作总社、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以及临时政府根据普选制选出的市杜马。沙皇时代的杜马临时委员会也还在活动。还有一些金融寡头和工业贵族、地主的组织,还有教授、新闻记者的组织,军官联合会,哥萨克军队委员会,圣乔治武士团等等。

 众多的党派和组织代表了众多的政见和主张。正像我们从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中看到的,俄国到处是人群,到处是机构,到处在开会,到处在进行无休止的讨论和争论,到处可以听到不同的消息和看到各种传单和宣传物。4政党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而过多的政党和组织,又没有一个共同遵守的法规,就变成为无序的民主、极端的民主,变成一种无组织、无纪律、无法集中的无政府状态。临时政府没有实际力量也没有任何权威,在不断的群众游行示威和反对声中,多次发生危机,不断改组。苏维埃的领导人经常摇摆不定,无所作为。除了布尔什维克党,其他政党大都形不成统一的意志。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正是利用了这种混乱局面,利用了当时的民主条件和无政府状态,发挥了自己队伍的长处,推翻了临时政府,夺得了政权。

 关于1917年俄国革命的后果

 1917年革命是俄国历史发展的一次重大转折,也是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重大转折。革命结束了长达300年的沙皇统治,使沙皇主导的通过普鲁士式的道路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告一段落。革命也使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等在俄国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尝试终于失败。1917年的革命开创了一个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在俄国实践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在沙皇俄国的基地上建立了多民族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进程。

 俄国的社会主义并非俄国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产物,而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克党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俄国人民所作出的一种选择。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就是: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先后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所引起的各种矛盾充分暴露出来,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已走投无路,社会主义因而成为很有影响的思潮。俄国在19世纪处在一个大转折的时期,全国一直在激烈的争论和探索国家的走向。由于俄国存在着具有公有制特征的农村公社,甚至连马克思在1881年回答查苏里奇的提问时也设想"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5在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新秩序未能建立起来,国家出现了一种严重的无序状态。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极端严重的社会经济灾难使国家频临崩溃的边缘。由乱而治,由无序走向新的有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早在建党初期,列宁就明确地提出,社会民主党争取达到的最终目的--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他批判俄国的经济派等的"自发论",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 "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他反复强调,工人阶级不会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资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列宁强调,要革命首先要有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有明确政治纲领和严密组织纪律的党。列宁有一句名言:"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的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6 二月革命以后,列宁立即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7他在《四月提纲》里明确地说:"目前俄国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级手?quot;。他认为,工人代表苏维埃是未来革命政权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在当时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列宁的口号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在论述苏维埃政权与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根本区别时列宁特别指出:这个政权直接依靠革命的夺取,而不是依靠由议会预先讨论并通过的法律。后来,他又进一步说:"这种政权就是专政,就是说,它不依靠法律,不是依靠形式上的多数人的意志,而是直接依靠暴力。暴力是专政的工具。"8
在1917年6月初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苏维埃的领导人之一、著名的孟什维克策烈铁里在发言中说,俄国没有一个政党会表示决心要掌握全部政权,列宁立即插话反驳说?quot;有这样的政党", "布尔什维克准备夺取全部政权。"9到1917年的10月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后,全部政权就落到布尔什维克党的手中。

 按照当时公开宣布的文件,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政权叫做苏维埃政权。领导起义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把政权交给了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农政府的决定》说:"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成立工农临时政府管理国家,临时政府定名为人民委员会"。行政权属于人民委员会,"监督和撤换各人民委员的权利,属于全俄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quot; 10根据这个决定,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应该是最高权力机关。正式政府似乎还要由立宪会议产生。这届政府,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参加,是由清一色的布什尔维克组成的。不久,列宁就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而作的发言中直接了当地说:"政权属于我们党。"11苏维埃政权为什么就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权呢?列宁在1917年11月5~6日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言--告全体党员及俄国一切劳动阶级》中做了这样的解释:"在俄国,已经争得了苏维埃政权,因此,政府由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转到另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无须经过任何革命,只要通过苏维埃的决议、苏维埃的改选,就可以实现。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占了多数。因此,只有这个党组织的政府才是苏维埃政?quot;。12从这一解释看,苏维埃政权仍是多党政权,只是政府是由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党组成。事实上,从苏维埃政权一建立,苏维埃的领导人就是由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决定的。在1918年1月5日,布尔什维克党用暴力驱散了立宪会议以后,其他政党就逐步被排除出苏维埃,不只是立宪民主党、十月党,而且就连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不久都被宣布为反革命政党。在苏维埃年代,实际上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也就是后来正式改名的共产党是唯一合法的政党,苏维埃政权也就是一党政权。在苏维埃年代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季诺维也夫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共产党的专政"。虽然季诺维也夫的这句话后来受到斯大林的批判,但这句话的确道出了问题的实质。

 在1923年初,列宁在其最后的几篇文章和信件中解释了俄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他承认:"我国的文明程度还够不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毫无出路的情况下,工农夺取了政权,这就使俄国走上与西欧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俄国的政治革命和社会变革先于文化变革、文化革命",也就是先夺取政权,"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13,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

 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党政权,利用这个政权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1917年俄国革命后果的第一个方面。

 怎样利用无产阶级的政权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呢?在号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四月提纲》中,列宁只是提出:"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国内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由当地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 "立即把全国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国家银行,由工人代表苏维埃进行监督"。在这里,列宁明确指出:"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14在1917年6月初列宁宣布"布尔什维克准备夺取全部政权"的全俄苏维埃大会上,列宁在解释自己党的纲领时也只谈到,公布资本家利润、逮捕50~100个最大的百万富翁等。比较详细地论述布尔什维克党的社会主义纲领和政策,是列宁在1917年9月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两本小册子。这时已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前一个月,当时国内的经济生活已到了彻底崩溃的边缘,列宁在自己的小册子中充分论证了只有采取社会主义措施和步骤才是唯一出路。他的基本思路就是实行"国家监督":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由国家监督它的业务,或实行银行国有化;把各个辛迪加即资本家的最大垄断组织收归国有;取消商业秘密;强迫工业家、商人以及一般企业主辛迪加化;强迫人民联合在各种消费合作社中,或奖励这种联合并且对它们实行监督,调节消费;实行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义务劳动制。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劳动手册,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列宁称这种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计算和监督的制度为"社会主义的实质".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在初期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基本上就是这些方面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

 在俄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之前,世界上还没有社会主义实践的先例。俄国又是一个资本主义未得到充分发展的农民仍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建设,显然存在着极大的困难。

 建立由国家垄断的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是1917年俄国革命后果的第二个方面。

 关于俄罗斯帝国这一历史遗产,列宁本来是持否定的态度。列宁谴责"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在俄国那样,国内大多数居民是受压迫的。大俄罗斯人只占人口的43%,即不到一半,而其他一切民族被当作异族看待,没有任何权利。"15他决心用瓦解帝国来换取革命胜利。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列宁就提出"民族自决权"的理论,作为瓦解俄罗斯帝国的强大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又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著名口号。他指出,大俄罗斯人"保卫祖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希望沙皇政府在一切战争中遭受失败,这对9/10的大俄罗斯居民危害最小。在1917年的革命中和革命后,列宁支持或承认了芬兰、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他甚至也承认了乌克兰的独立。不过,列宁的"民族自决"是针对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的。至于到了社会主义,他认为民族有了融合的基础。所以,在1922年底,在列宁思想和原则的指导下,由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外高加索的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等6个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在沙皇俄国的基地上建立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是1917年俄国革命后果的第三个方面。

 在俄国实践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列宁在世时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开始,他试图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实践证明,这条道路走不通。1921年以后又实行新经济政策:放松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国家对经济生活的严格控制,恢复市场,允许农民经济比较自由的发展,允许个体经济和部分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在国营企业里也实行经济核算制,让苏维埃经济同农民经济按照自由工商业的原则在市场上结合和交换。后来,列宁又强调,要进行文化革命,要实行合作制,要改善苏维埃国家的政治制度,吸收工农代表参加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发挥技术专家在国家管理部门的作用,反对个人专权,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行政手段,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列宁在最后所设想的是至少在几十年中要形成一种多种经济并存、发展商品经济、实行民主管理、各民族真正平等、人民群众能够对国家机关及其最高领导进行有效监督的体制。

 在列宁之后,经过20年代的党内大争论和大斗争,斯大林利用了对自己有利的条件和手中的"无限权力",翻云覆雨,纵横捭阖,战胜了所有对手,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他为苏联社会主义所作的选择因而也取得胜利。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最后是在斯大林时期定型。1917年俄国革命的后果与原因之间的相悖现象在这以后更加明显了。

 不能说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体制同列宁奠定的基础无关。斯大林把列宁时代形成的基本制度推向极端,变成了有斯大林时代特点的新制度。列宁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执掌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在季诺维也夫的口中,无产阶级的专政就是共产党的专政,而在斯大林的实践中,共产党专政就是总书记个人的独裁和专政。列宁强调苏维埃主要依靠暴力,斯大林就提出不断地开展和加强阶级斗争,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权力机关,滥施暴力,不仅把所有政治对手和有不同意见的人打倒在地,从肉体上消灭,造成了千百万冤假错案,而且把全国人民也置于强大权力机关的束缚之下。列宁提出用苏维埃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强调"国家监督",斯大林则把整个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意识形态与政权紧密结合为一体,建立了一种以国家所有为基础、实行高度集中的国家计划和行政管理、由国家统一分配消费资料、全国人民都为国家服务和依附于国家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

总结分析

认真分析起来,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同列宁至少有以下的不同。

[1]

一、列宁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始终把俄国的革命和建设放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进程中去思考。在1905年他就提出,俄国的革命将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革命能否胜利取决于能否真正成为世界革命的序幕。1917年,他坚信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将是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多次说过,俄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的援助就没有最后胜利的保障。他寄希望于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即使到1923年初,他还要求一定要把俄国的工人政权坚持到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斯大林则是"一国社会主义"论。他认为,在其他国家于相当长的时期内保存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在俄国这个技术上经济上落后的国家里,没有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没有技术上经济上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国家援助",单靠俄国的自身力量就能够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使本来同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变成同一个国家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被局限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而这个国家又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这就必然使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带上浓厚的俄国国家和民族的色彩。斯大林把资本主义的武装干涉看作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唯一障碍和旧制度复辟的主要危险,这就必然把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高目标定在加强国防和准备反击侵略上,实际上就只能走上军事强国主义道路。

 二、列宁要瓦解压迫占人口半数以上的非俄罗斯民族居民的俄罗斯帝国,在国内建立各民族真正平等的社会主义联盟国家,在外交上承认已取得独立的国家,废除沙皇政府同其他国家和民族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就是说,列宁要同沙皇帝国彻底决裂,结束沙皇俄国的侵略和扩张的传统。斯大林则继承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衣钵,他不仅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变成了一个完全由总书记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中央集权的仍然实行大俄罗斯主义的极权国家,加入联盟的各共和国失去应有自主权,而且把已经取得独立国家地位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重新并入苏联,还同希特勒德国又一次瓜分了波兰,夺取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乘机攫取了德国、日本、芬兰和中国的部分领土。斯大林还把他的强权扩展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实际是在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恢复了帝国。

 三、列宁基本上是一个西方派。他比较全面地学习和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从一登上政治舞台就参加俄国问题大讨论,批判旧俄国的历史传统,揭露沙皇制度。他批判民粹派试图绕过资本主义在俄国村社的基础上建立农民社会主义的主张,他也反对托尔斯泰的非暴力运动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他熟悉西方国家的历史,侨居国外多年,深受欧洲民主制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和熏陶,尽管他是个集中主义者,但在党派斗争中一般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行事。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往往以法国大革命为鉴戒。在经济建设上他也多以西方国家的经验为基础。他主张公有制但并不留恋俄国的村社制度。对于小农,他主张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合作社。斯大林则更多地继承了俄国的历史传统。他欣赏彼得大帝的用野蛮的手段对付野蛮。他甚至崇拜伊凡四世的残暴。他也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勿宁说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是俄国式的。他的思想方法基本上是"二者必居其一"的两极思维,他不懂也不用辩证法,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反革命、正确与错误都完全对立起来绝对化。他把沙皇俄国时代束缚农民的村社制度以及使全国人都处于对国家和政府的依附地位甚至对政治犯实行苦役和流放等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下来。所以,斯大林是一个十足的斯拉夫派。

 笔者之所以认为1917年俄国革命的原因和后果之间存在着相悖现象,主要是从大的历史发展进程和趋势上来说的。因为经过7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终于解体了,苏联社会主义并没有达到国家完全现代化的目标。尽管这样,笔者并不否定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在实践社会主义的几十年里,俄国经济和社会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主要表现在利用苏维埃政权的力量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完成了一次产业革命,同时大大促进了国家的城市化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国家的国防力量达到空前的高度。但是,也不否认,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又影响了国家民主化和社会文明化的进程,阻碍了现代化的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经济上的畸形体制也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更大提高。

几点经验和教训

分析了1917年俄国革命原因与后果之间的相悖现象以后,应该从中引出哪些经验和教训呢?

 第一,要正确地对待政权问题。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夺取政权的重要意义,提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他抓住1917年俄国的特殊机遇,夺得了政权,并利用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在比较落后的俄国开始了社会主义的实践。在十月革命以后的一个时期中,苏联成为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学习榜样,而社会民主党人则被视为缺乏革命意识的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变迁,特别是苏联共产党政权的得而复失、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途夭折的实际教训,使人们不得不思考,政权也并非万应灵丹,苏联共产党恰恰是把政权力量用过了头而走向了反面。还应该正确地、全面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两层含义。任何事情都有个客观条件的问题。恩格斯说过:工人阶级最大的历史灾难莫过于在还没有准备好以前就夺取政权。政权和其他东西一样也有两重性。它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可能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掌握政权以后时刻都要正确使用,决不能以为有了政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革命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应该主要表现在对生产者、对人的解放上。作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首先要给人民带来自由、民主和充分的公民权利。要达此目的,就要建立民主产生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法律程序。政府应根据各阶层的普选代表组成的立法会议讨论和通过的法律产生,而且依法治国,还要有健全的监督机制。只有这样的政权才能避免个别人用不正当手段篡夺它,也才可以避免因领导人的才智、信仰、品格等因素造成历史的逆转。

 第二,要使国家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协调发展。对人类历史用不同的方法打开段落进行研究是人类认识上的大进步。马克思以社会生产方式来划分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科学方法。但任何方法都只表现自己的特点,不应该是排他的。比如,关于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现代化的概念,现在就逐渐为不同意识形态的人所认同,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共同追求的目标。现代化就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经济结构、科学技术水平和社会关系等多方面的内容,而且完全是一个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过程。俄国的改革、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共同缺点都是没有解决政治民主化和合理调整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问题,特别是政治民主化拖了后腿,造成沙皇政权垮台又使苏联解体。所以,要较快地实现现代化,体制现代化是关键,一定要使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

 第三,要形成先进的社会意识,摒弃救世主哲学。这里所说的社会意识不只指通常所理解的指导思想,而是作为维护人类生存、维系社会关系、体现人的价值和行为准则、作为社会公德的思想原则。马克思主义承认,历史是人创造的,是人有意识创造的,肯定意识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马克思主义也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所以,人民群众从实际中形成的社会意识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流。认为先进的社会思想只能由少数先哲创造并从外部灌输给人民,这实际上仍然是一种救世主哲学。恩格斯就曾经说过,那些否定意识作用的恰恰把个别人的意识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沙皇俄国只有统治者的国家意识,没有形成人人都遵循的社会意识,俄国就只有特权而没有公民社会。革命后,新的权威崇拜代替了旧的权威。领导的思想变成社会的思想。千百万人的命运由一个人或少数人来决定。这就必然造成权力意志、个人崇拜,给国家的发展、人民的生活造成不可弥补的负面影响。因此,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摒弃救世主哲学,也是苏联70年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经验和教训。

参考资料

2013年4月30日星期二

苏维埃(俄文:совет 的译音)

 

苏维埃标志

苏维埃标志

苏维埃(俄文:совет 的译音),意即“代表会议”或“会议”。因为俄国1905年革命时出现过一种由罢工工人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的代表会议,简称“苏维埃”。苏联议会的名称,起源于1905年俄国革命,苏联最高苏维埃由联盟院和民族院组成,联盟院按选区选举产生,民族院按加盟共和国等选举产生,行使苏联的立法权。中国共产党在1930年代建立的一些革命根据地议会也使用该名称,所以当时的这些革命根据地也称苏区。从此,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联盟诞生了。

简介

苏维埃本是俄文совет(soviet)的音译,意思是代表会议。起源于1905年俄国革命,当时是一种工人和士

苏维埃标志

苏维埃标志

兵的直接民主形式,其代表可以随时选举并随时更换,暗含着巴黎公社式的政权形式。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成为俄国新型的政权的标志,城市和乡村的最基本生产单位都有苏维埃,苏维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可以立法,还可以直接派生行政机构。然而,对于当时的中国农村而言,苏维埃的原义实在是过于生僻了,不仅绝大多数红色区域的农民始终不甚了了,就是相当多的共产党人也未必清楚。据一直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的张国焘回忆说,农民根本弄不清楚苏维埃是怎么回事,广东的农民知道著名共产党人苏兆征,因此就把苏维埃当成苏兆征的弟弟。

而湘赣边区的农民则管苏维埃叫“埃政府”因为当地方言“埃”就是我的意思。实际上,农民的这些误解是有几分道理的,对于大多数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来说,他们理解的苏维埃,就是共产党的政府和"埃(我)政府"。这也是为什么在四面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和包围中,这种政府依然能够立得住的原因之一,就当时的大多数时间而言,苏维埃的确是农民最喜欢的政府。[1]

历史

1917年二月革命时期,俄国各地成立了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和农民代表苏维埃,作为劳动人民的政权

机关,与当时的临时政府并存。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人民在B.И.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胜利的当天即召开了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从此,苏维埃成为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十月革命胜利后,合并为工农兵苏维埃,成为各级国家的权力机关。1934年改称劳动者代表苏维埃。

1917年11月~1918年3月,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18年1月25日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宣布俄国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同年7月10日,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根本法)》(简称苏俄宪法),确立了以苏维埃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

1922年12月30日,苏联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联盟条约》和《联盟成立宣言》,宣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1924年1月31日,苏联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简称苏联宪法),确认苏联为统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联盟国家。1934年苏联宣布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已占统治地位。

苏维埃

苏维埃

1936年12月5日苏联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宪法,进一步完善了苏维埃制度。

1977年10月7日第九届最高苏维埃第七次非常会议通过苏联宪法。该宪法继承前三部苏联宪法的思想和原则,宣布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宪法以专章规定了苏联的政治制度,宣布苏联是社会主义全民国家,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国内各族劳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规定苏联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人民代表苏维埃,并规定苏联共产党是苏联政治制度的核心。(注:苏联最高苏维埃是苏联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构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1988年12月以后,苏联多次修改宪法,其政治体制不断变化,1989年,最高苏维埃改作人民代表大会,由大会选举了第一任总统。直至1991年底苏联解体,苏联解体后,苏维埃这个权力机构已不存在。

编辑本段发展状况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根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年轻的苏维埃国家于1918年12月8日在莫斯科成立了自己的最高军事学府——工农红军总参学院。在这段十分艰难的时期,摆在学院面前的首要任务是为红军培养军事干部,而且要在学制缩短和艰苦的战争条件下完成,任务非常艰巨。

来自工农红军的第一期学员一半以上出身于工人和农民家庭,有25%只有初等教育程度。苏维埃政府始终关注学院的问题。包括人民委员会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和其他领导人在内的国家重要领导人不止一次地视察学院并帮助解决了许多紧迫的问题。

苏维埃政府用最好的干部充实学院。1918年10月11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命令,从全俄总参谋部和军事部门各总局调一批军事专家到学院任教,其中包括А.А.斯韦钦、В.Ф.诺维茨基、Е.И.马尔蒂诺夫、Г.И.杰奥多里、Н.А.达尼洛夫等著名军事指挥员和学者。

在学院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和政府的关怀下,学院圆满完成了所赋予的任务,其成绩得到苏维埃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高度评价。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别命令指出:“在国内战争中……在苏维埃政权经受严峻的战斗考验的紧要关头,红色总参谋部军官们响应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号召,加入到正规红军的行列中去,在不同的岗位上以年轻的革命热情,不可阻挡的勇气和忘我的工作精神,为保卫革命的事业注入了共和国最顽固的敌人也不能抵挡的强大精神和活力。”许多早期学员成为后来的著名苏维埃军事指挥员,其中有К.А.梅列茨柯夫、В.С.波波夫、В.Д.索科洛夫斯基、И.В.丘列涅夫等。

苏维埃

苏维埃

在国内战争期间,苏联同时存在2所专业相同的总参军事学院:一所是站在白军一边的尼古拉总参谋部学院,一所是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学院。而前者的最后一批学员于1921年底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俄罗斯岛)的第3西伯利亚步兵团的兵营里毕业。

国内战争结束后,由于军队大规模裁减和对战役战略层次指挥员的需求减少,1921年,学院转为以培养战术指挥干部为主,改名为工农红军军事学院。但教员队伍没有发生变化,高级指挥人员的培养也没有中断。培养高级指挥人员的机构最初是军事学院高级集训班,后来是高级首长进修班,从1931年起改为战役系,该系成为1936年4月重建的工农红军总参学院的基础。

在集训班(进修班)的毕业学员中有Г.К.朱可夫、И.С.科涅夫、К.А.梅列茨科夫、К.К.罗科索夫斯基、В.Г.索科洛夫斯基、С.К.铁木辛哥、Ф.И.托尔布欣等许多卫国战争著名将领。1941-1945年的伟大卫国战争著名的统帅和英雄Л.А.戈沃罗夫、П.А.库罗奇金、А.И.安东诺夫、А.М.华西列夫斯基、И.Х.巴格拉米扬、Н.Ф.瓦图京、М.В.扎哈罗夫等都是学院的第一期学员。

在战前的5年时间里,学院共培训了超过600名具有高级军事业务水平的中、高级军官。正是他们在实践中出色地运用了学院在战前创立的“纵深进攻战役”理论。学院成为培养真正统帅的学校,这些统帅在前线和总参谋部证明了苏联军事理论与实践具有最高水平。

学院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奠定了苏维埃军事科学的基础。在这一时期出版了А.А.斯韦钦的《战略》和《军事艺术自古至今的演化》,В.К.特里安达菲洛夫的《现代集团军作战特点》,Г.С.伊谢尔松的《军事学术的发展》,Н.Е.瓦尔福洛梅耶夫的《突击集团军》和《进攻战役》,В.А.梅利科夫的《大型诸兵种合成兵团的组织》和《根据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经验谈战略展开》等一批有价值的科学著作。

[2]

А.А.斯韦钦、А.Е.斯涅萨廖夫、М.В.伏龙芝、В.Ф.诺维茨基、А.А.涅兹纳莫夫、М.Н.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名字被永远载入学院史册。В.К.特里安达菲洛夫、М.Н.图哈切夫斯基、Г.С.伊谢尔松及其他军事思想家对武装斗争的深刻形式进行了的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经过卫国战争检验的纵深进攻战役理论今天仍是世界军事科学之林中的一朵奇葩。

三十年代中期,由于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日益增加,扩充和加强苏维埃武装力量极其需要培养大量的高素质高级指挥员,这一任务被赋予了1936年11月重建的工农红军总参学院,学院同时仍承担研究现代军事科学重要问题的任务。此时院长由基辅特别军区参谋长Д.А.库钦斯基担任。学院内荟萃了当时苏联军事科学界的全部精英、最优秀的教育家和教学法专家。138名指挥员成为第一批学员,其中有Л.А.戈沃罗夫、П.А.库罗奇金、Г.К.马兰京、А.И.安东诺夫、И.Х.巴格拉米扬、А.М.华西列夫斯基、Н.Ф.瓦图京这些后来的著名卫国战争将领。

1936-1941年,有5期学员从学院毕业。800多名受过高等教育的指挥员和高级参谋人员被充实到军队中去,他们构成了各战役军团、总参谋部、国防人民委员会各局指挥人员的骨干力量,在卫国战争期间担负起了领导这些部队和机构的艰巨任务。

学院这一时期的劳动成果不仅在学院内发挥作用,还被红军战役层次的指挥人员所使用。最有名的著作有Г.С.伊谢尔松的《新战争形式》(1940年),该书在研究西班牙内战和1939年德波战争作战经验的基础

苏维埃

苏维埃

上,得出了关于战争发动方式和初期作战形式的有益结论。1940年出版的《作战词典》具有重要的科学和实践意义,直到60年代中期总参军事学院编纂的《基本军事术语词典》问世之前,它都是军事理论家和实践家的参考资料。А.И.施特罗姆伯格(将军)、А.В.基尔比奇尼科(将军)、П.П.伊奥诺夫(旅长)、Б.П.杰普林斯基(旅长)、Н.И.特鲁别茨基(旅长),Д.М.卡尔贝舍夫(师工程师)及其他学者则就各兵种的战斗和战役使用问题著书立说。作者们的许多论点在卫国战争中得到了证实。学院完成了其主要任务。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卫国战争中苏联军事学术取得了对德国战略家的胜利,这一胜利的创造者们也是学院的毕业生。其中3人担任过总参谋长:Б.М.沙波什尼科夫,А.М.华西列夫斯基,А.И.安东诺夫;1人担任过总参作战局长:С.М.什捷缅科;5人曾担任方面军司令:И.Х.巴格拉米扬,Н.Ф.瓦图京,Л.А.戈沃罗夫,Г.Ф.扎哈罗夫,П.А.库罗奇金;13人曾担任方面军和军区参谋长,22人曾任集团军司令,265人曾任师长,82人曾在总参谋部及方面军、集团军指挥机构任要职;63人荣获“苏联英雄”称号,而3人荣获最高荣誉——胜利奖章,其中А.М.华西列夫斯基曾荣获两次。

战争年代,学院的工作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并按照经强化的大纲,对正规军的需要迅速作出反应。学院在此期间特别重视培训诸兵种高级指挥员。学院1942年4月9日易名为伏罗希洛夫高等军事学院, 也体现了学院这一新的活动方向。战争年代,2000多名红军军官和将军在这里接受了培训。为了表彰学院所建立的功绩,国家授予学院一级苏沃洛夫勋章。

作用

权利

其一,就权力来源看,议会民主制下的权力的合法性来自议会。政府或者直接由议会选举产生,或者按议会通过的特定法律组成。也就是说,权力的产生是以承认和遵循现存的法律秩序为条件的。而苏维埃则来自人民群众的直接创举,是直接的“夺权”,它是不承认现存的法律秩序的。在革命年代里,历史的发展和创造采取的是特殊的方法,即人民亲自登上政治舞台,他们“不承认无论什么人定出的任何法律和任何规章”,直接地使用暴力,实现政治自由,创立政权机关。世界上历次革命都是如此。苏维埃也不例外,它是在俄国革命中创造出来的政权机关,“这种政权就是专政”,“它不是依靠法律,不是依靠形式上的多数人的意志,而是直接依靠暴力”。

议会制

其二,在议会制下,人民选举代表治理国家,管理国家事务。在苏维埃制下,人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这表现在:第一,国家的最高权力全部属于人民,人民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人民代表组成单一的人民议会,即单一的议院。第二,用全民的直接武装代替脱离人民、同人民对立的机构即常备军和警察;国家的秩序由武装的工农自己来维持;工农武装力量同人民保持着极密切的联系。第三,官吏或者也由人民自己的直接政权取代,或者至少要接受特别的监督,变成不仅由人民选举产生、而且一经人民要

苏维埃

苏维埃

求即可撤换的官吏;他们处于普遍的受托者的地位,从领取资产阶级高薪和占据肥缺的特权阶层变为特殊“兵种”的工人。其报酬不超过熟练工人的一般工资。也就是说,在苏维埃制度下,人民对官吏不仅有直接的选举权,而且有随时撤换的权力,官吏不再是一种特殊的职业,而是人皆可为的。这样就保证了这个机构同群众、同大多数人民的极密切的、不可分离的、容易检查和更新的联系,而这是以往国家所没有的。也就是要“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所有的人都不能成为‘官僚’”。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原始民主”的许多东西都必然会复活起来,人民群众不仅独立地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独立地参加日常管理。“这样,所有的人将轮流来管理,因此很快就会习惯于不要任何人来管理。”第四,议会制下,人民除了在选举时或较少见的全民公决的情况下,一般是处在政治生活之外的。而苏维埃则依靠它的层层组织把广大劳动群众组织起来并卷入政治领域,“它为先锋队即被压迫工农阶级中最有觉悟、最有毅力、最先进的部分提供了组织形式”,是被压迫阶级的先锋队用来发动、教育、训练和领导这些阶级广大群众的机构。

生产单位代表制

其三,针对议会民主制中地域代表制存在的弊端,列宁明确提出用苏维埃的生产单位代表制代替之,即在苏维埃制下,选举单位和国家的基层组织不按地域划分,而是按经济和生产单位(工厂等)划分的。这种选举办法可以使苏维埃同各个行业和生产单位、经济单位建立密切的联系。此外,苏维埃的多级选举制也保证了广大群众与代表之间和政权机关的紧密联系,因为劳动者与基层苏维埃之间、基层苏维埃与上级苏维埃之间及各上下级苏维埃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相互依赖关系。

立法与执行结合

其四,苏维埃“能够把议会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制的长处结合起来,就是说,把立法的职能和执法的职能在选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结合起来。同资产阶级议会制比较起来,这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大进步”。巴黎公社已开始尝试废除立法权与行政权分立的议会制形式,目的是为了克服由这一形式产生的消极的一面。这种废除是以人民可以随时撤换、罢免自己的代表这一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手段为先决条件的。苏维埃力图继承这一传统。

新政权规定,苏维埃不仅把立法权和对执行机关的监督权集中在自己的手里,而且通过苏维埃全体委员把直接的执行法律的职能也集中在了自己的手里,以便逐步过渡到由全体劳动居民人人来履行立法和管理国家的职能。也就是说,苏维埃代表要亲自制定和通过法律,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实际执行的结果,亲自对自己的选民直接负责。这便是列宁设想的作为“工作机构”而不是“清谈馆”的苏维埃。

苏维埃

苏维埃

那么在什么意义上说它是“工作的”机构呢?第一,在经济上,它的成员是工作者;第二,在政治上,不是“清谈”,而是办事情,不是分立,而是结合;第三,把立法职能和行政职能结合起来——向消灭国家过渡,就是说,处理国家事务的将不是一个或几个特殊的机关,而是国家的全体成员。列宁认为,“现在必须把‘管理’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不仅有工厂劳动的换班,而且还有工厂劳动(农业劳动、一切体力劳动)和管理的彼此换班”。这是建立在另一种基础即高级基础上的“原始的”民主。

居民享受权利和自由

其五,资产阶级民主只限于宣布形式上的全体公民一律平等的权利,例如集会、结社、出版的权利,至多也就是在一些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取消过这几方面的全部立法限制。但实际上当局的实践及劳动者所受的经济奴役(这是主要的)总是使劳动者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下不可能稍微地享受到权利和自由。

苏维埃民主不是在形式上宣布权利和自由,而首先主要是让居民中曾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那些阶级能实际地享受权利和自由。为此,“苏维埃政权剥夺资产阶级的房屋、印刷所和纸库,并将它们全部交给劳动人民及其组织支配”。出版自由不再是假的,因为印刷所和纸张都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了;最好的建筑如宫殿、公馆、地主宅邸等也是如此。苏维埃政权把成千上万座最好的建筑物一下子从剥削者手里夺过来,这就使群众的集会更加民主百万倍……它也因而使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失败原因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苏维埃失败、苏联灭亡这个结局?这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个原因或者某一个人的失误。

客观原因

首先,从社会历史背景来看,俄罗斯这个国家有370年沙皇专制主义统治的传统,它缺少资本主义民主宪政的实践。沙皇专制的传统,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对民众有着深远影响,对最革命的共产党也有影响,这是客观原因。

共产党的领导问题

其次,没有解决好共产党如何领导苏维埃的问题。列宁时期还有党内民主,苏维埃民主已经不充分,多党合作的民主1920年以后已经不存在。如果能够发展党内民主、苏维埃民主和多党合作的民主,应该说苏维埃不至于败亡。最后,领导人个人的特点也起作用。如果列宁能够多活20年,苏维埃制度肯定不会变形、衰败。列宁是彼得堡大学法律系毕业,又在西欧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生活15年之久,还在俄国开创了社会主义民主制;而斯大林只是神职学校中学未毕业的学生,长期从事地下革命斗争,多次被逮捕流放,作风粗暴,缺少民主思想,贪图个人权力。

还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下台一般不会导致社会制度的变革,而在苏联和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一旦执政的共产党下台就产生了亡党亡国亡制,那么亡党与亡国亡制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内在联系吗?,苏联亡党以后就亡国亡制,表明这种国家和社会制度缺少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跟人民群众还没有血肉的联系。

它这种制度主要是靠一党专政强力维系着,跟人民群众没有打成一片、融为一体,所以一旦党垮台了,这种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都要垮台。随后一个问题是:有人提出苏联很多领导人都试图进行改革,然而到戈尔巴乔夫这一代领导人执政的时候经济改革失败了,他一转向搞政治制度改革,整座苏维埃大厦就灰飞烟灭,全部崩塌了。

苏维埃

苏维埃

政治体制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是,有人认为苏联剧变不是苏维埃的失败,而是背弃列宁创建的苏维埃政权的结果。其理由是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苏维埃是好的,党政领导职务合一是任何民主国家的正常体制,而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推行错误路线才把苏维埃政权搞垮了。

政治体制比政治路线更加重要。如果苏联实行的是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如果苏维埃是拥有实权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那么它就能够纠正执政党的错误路线。斯大林实行的并非一般的党政领导职务合一,而是首创了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等,从而把苏维埃变成橡皮图章、表决机器,甚至完全架空了。

所以,最后苏维埃既无法纠正斯大林[3]从1929年起长期推行的急于求成的“左“的路线错误,也无法纠正戈尔巴乔夫后期推行的右的路线错误。可见,背弃列宁创建的苏维埃政权是从斯大林开始,到戈尔巴乔夫终结。因此,从苏联剧变应该汲取的首要教训是要大力加快改革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要发展并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自由。有了民主自由,加上科学理论指导,就能形成正确的政治路线;有了科学和民主自由,即便政治路线错了,也能及时得到纠正。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