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历史越沉痛，意义才越深远，这就是俄国“弥赛亚”的逻辑，就像利哈乔夫所说的“我们应当使历史成为未来的纪念碑”。索尔仁尼琴自己把《红轮》定位是——“全景历史”的“大叙述”。
索尔仁尼琴的“解释体系”
索尔仁尼琴在二战以前就开始构思自己心中的“大产品”，起初的计划并没有那么庞大，也没有以《红轮》定名，无疑历史的构思增加了写作的复杂性和思想的延伸，作者耗费了大量精力收集资料，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深入研究了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档案、笔记、通信、证词以及口述资料，随着资料收集工作的不断扩大，写作的篇幅越来越庞大，战线越拉越长，工程浩大到任何个人都难以完成的地步。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卷的这三本书是在1965年完成、1971年出版的，当时出版的各集都是以年代而命名的，比如第一集的题目是《1914年8月》，第二卷的三本是1983年出版的，第二卷的题目是《1916年10月》，仅从标题看没有一点小说的文学色彩，倒像是一套纪年体的历史书著。
索尔仁尼琴出国以后对已经完成的第二卷又做了大量补充，同时他利用在国外的便利条件，翻阅了大量在苏联国内无人关注的白俄侨民资料，他在国外的拓展阅读更加坚定了索尔仁尼琴此种写作方式的决心。此后的写作与出版都是在国外进行的。先期推出的三卷八本，在海外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与剧变后的语境不同的是，当时几乎没有人把它当作“文学创作”来阅读，尤其第三卷的四本里面涉及二月革命和列宁的种种不为常人所知的内容，在“冷战”年代的西方这些虽并不意外，但其细节的描述和逻辑延深仍犹如一枚重磅炸弹的爆炸，其震撼力之大超出想象，索尔仁尼琴预设的“颠覆性”原本就不打算局限在文学领域里了，他的期望没有落空。
索尔仁尼琴在国外埋头写作的同时，也一直关注着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此时他提出的“别相信！别害怕！别原谅！”“不能虚妄地生活！”对苏联知识界有很大的鼓舞。当然，也有人指责他“站着说话不腰疼”，自己在国外名利双收地享受着民主国家自由空气和巨大荣耀，有什么资格充当反对派运动的“教主”，对国内备受压抑环境下的艰难抗争“指手画脚”。但是毫无疑问，由于索尔仁尼琴《红轮》出版而对苏俄历史的全新“解释体系”的冲击波，对苏联国内由官方意识形态定调“正统史学”造成的杀伤力是难以估量的。加之戈尔巴乔夫后期随着档案资料的逐步解密，人们发现那些俨然已成金科玉律经典片段的历史，有太多的虚构和伪造的成分在里面，在《联共（布）党史》说教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看到索尔仁尼琴的解说（当时苏联国内接触到索翁海外作品的人并不多）以及从档案中披露的苏联历史，“犹如从一场持久的噩梦中苏醒过来”。于是苏联国内的民间“历史热”大行其道，填补“空白点”和“写真实的历史”浪潮很快就发展成了推动苏联剧变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面对由索尔仁尼琴发起的这种挑战，在正统意识形态训练下庞大官方史学界竟然没有一点招架能力。人们质问道：苏联历史到底有多少可信度？过去我们是生活在真实的历史里还是生活在被欺骗当中？作为这股浪潮的始作俑者的索尔仁尼琴，也因此被评论为“一个人用一支笔战胜了一个超越大国的极权制度”。
来源: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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