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31日星期六

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

 

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

R.O.C. Military Academy

1924 Emblem of Chinese Military Academy designed by Sun Yat-sen.gif

校訓 親愛 精誠

創建時間 1924年6月16日

學校類型國立，軍事院校

校長 全子瑞少將

校址 中華民國高雄市鳳山區維武路1號

校園環境 郊區

網站 http://www.cma.edu.tw

陸軍軍官學校是中華民國的軍事學校，，簡稱陸軍官校(ROCMA)，因於廣州黃埔創校而有「黃埔軍校」之別稱，隸屬於國防部，以培養中華民國陸軍軍官為宗旨，採用大學之學制。

民國13年（1924年）於黃埔長洲島創立時名為陸軍軍官學校，乃中國國民黨的黨校。民國16年（1927年）北遷南京，並改制為隸屬國民政府之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民國26年（1937年）因抗戰爆發而西遷成都，民國35年（1946年）再改為現名。

民國38年（1949年）國府和國軍撤退台灣後，在1950年復校於高雄市鳳山區迄今。軍校大陸時期的畢業生大都活躍於北伐、抗戰、國共內戰等重要戰事，而黃埔時期的校址和南京時期的校址，目前均作為古蹟保護。

孫中山與蔣中正在黃埔軍校開學典禮致詞。

目錄  校史

清光緒二年（1876年），兩廣總督劉坤一倡辦「廣東西學館」，以白銀8萬元購買黃埔長洲島船塢為館址。光緒八年（1882年）更名為「廣東實學館」。光緒十年（1884年）張之洞督粵，又改名「廣東博學館」。光緒十三年六月十四日（1887年8月3日），張之洞在「博學館」原址創辦「廣東水陸師學堂」。這是中國第一所軍官學校。

1923年9月，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派蔣中正訪問蘇聯，學習建軍經驗。1924年1月24日，孫中山成立「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28日選定位於今廣東省廣州市黃埔區的長洲島上，原清代廣東水陸師學堂、陸軍小學、和民初廣東海軍學校的舊址建立軍校。5月，任蔣中正為第一任校長，廖仲愷為國民黨黨代表。隨後，任李濟深、鄧演達為教練部正、副主任，王柏齡、葉劍英為教授部正、副主任；戴季陶、張申府（後改為周恩來）為政治部正、副主任，何應欽為總教官。此外還有熊雄、惲代英、蕭楚女、聶榮臻、張秋人等中國共產黨人擔任教官及各方面負責工作。

黃埔軍校一期步兵科蔡昇熙畢業証書

孫文在開學典禮結束後，與蔣中正（中）、何應欽（左）、王柏齡（右）合影

1924年5月，從1200名考生中正式取錄學生350名，備取120名。5月5日開始入學。6月16日，陸軍軍官學校舉行開學典禮，孫中山到會場給青年作了熱情洋溢的講話：「要從今天起，立一個志願：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發財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國救民的事業。」孫中山的訓詞後來成為中華民國的國歌歌詞。1925年2月，軍校出師東征使用的校名為「中國國民黨黨立陸軍軍官學校」，以排斥共產黨人在校內的地位。學校在當時集中了革命軍中有才能的人。黃埔軍校最初有許多從蘇聯來的教員，但在北伐期間蔣中正與中國共產黨關係破裂，所以這些蘇聯教員離開了。

孫中山手書黃埔軍校訓詞（中華民國國歌歌詞）。

1926年，根據國民政府中央軍事委員會決定，將原陸軍軍官學校擴大改組，於同年3月正式命名成立「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北伐軍攻克武漢後，1926年10月27日，國民黨中央先決定在兩湖書院舊址設政治訓練班，後改辦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科，後將黃埔第五期政治科學員移往武昌就讀。12月，又決定將黃埔五期炮兵、工兵科移來武昌就讀，於1927年1月19日改名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

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開學盛況

1927年，第一次國共合作分裂，於是在廣州、武漢和南京分別出現了三所黃埔軍校。在武漢，3月22日，以國民黨中央的名義，決定將武漢分校擴大改組爲「（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開展討蔣鬥爭。武漢分共（中國大陸稱：「七·一五」反共事變）後，黃埔五期學員被迫畢業離校，軍校整體改編為張發奎的軍官教導團，成為南昌兵變和廣州暴動（中國大陸稱述起義，國民政府均視為＂暴動＂）主力，武漢軍校便不復存在；在廣州，原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依然開辦，1928年5月，由副校長李濟深決定將學校改名「國民革命軍軍官學校」，學校只剩下718人堅持至畢業，其餘散往武漢、金陵等地，稱黃埔六期生。1929年9月10日，校長蔣中正以國民政府名義，改稱學校為「國民革命軍黃埔軍官學校」。第七期學生畢業後，1930年9月，學校被要求停辦；在南京，1927年底，由蔣中正決定自行成立「（南京）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宣誓反共。1928年3月，以中央軍事委員會名義明令改名「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於1937年8月遷至成都。在八年抗戰中成了培養抗日官兵的大本營。各期畢業生都一律開赴抗日前線參戰。抗戰結束後，實行軍校改制，於1946年元旦後改為「陸軍軍官學校」，校長蔣中正改任名譽校長，由關麟徵升任校長。

1947年，孫立人在台灣奉命訓練新軍，決定在高雄縣鳳山鎮（後升格為鳳山市，今高雄市鳳山區）的前日軍基地成立「陸軍軍官學校第四軍官訓練班」（又稱「台灣訓練班」），直屬成都本校。1949年12月，解放軍佔領成都，學校停辦，共辦23期。蔣中正下令將台灣籍學生和政府高官政要的子弟200餘人空運到台灣。1950年10月，陸軍軍官學校在台復校，設於原第四軍官訓練班之校址。

歷任校長

歷任
任期時間
校長姓名
備註

第一任
1924年5月—1947年10月
蔣中正先生

第二任
1947年10月—1949年9月
關麟征中將

第三任
1949年9月— 1949年12月
張耀明中將

第四任
1950年8月—1954年8月
羅友倫中將

第五任
1954年9月—1957年3月
謝肇齊中將

第六任
1957年4月—1960年12月
徐汝誠中將

第七任
1961年1月—1965年3月
艾　靉中將

第八任
1965年3月—1970年3月
張立夫中將

第九任
1970年4月—1973年2月
林初耀中將

第十任
1973年2月—1976年3月
秦祖熙中將

第十一任
1976年4月—1977年12月
言百謙中將

第十二任
1977年12月—1979年12月
許歷農中將

第十三任
1979年12月—1981年6月
朱致遠中將

第十四任
1981年7月—1983年6月
盧光義中將

第十五任
1983年7月—1985年6月
黃幸強中將

第十六任
1985年7月—1986年12月
黃耀羽中將

第十七任
1986年12月—1989年6月
湯元普中將

第十八任
1989年7月—1991年6月
胡家麒中將

第十九任
1991年7月—1993年9月
楊德智中將

第二十任
1993年9月—1996年7月
馬登鶴中將

第廿一任
1996年7月—1997年7月
童兆陽中將

第廿二任
1997年7月—1998年1月
丁渝洲中將

第廿三任
1998年1月—2002年2月
張岳衡中將

第廿四任
2002年3月—2005年6月
楊國強中將

第廿五任
2005年7月—2006年6月
王根林中將
（2006年7月，由賈輔義中將暫代）

第廿六任
2006年8月—2010年7月
陳良沛少將
降為少將缺

第廿七任
2010年7月—至今
全子瑞少將

創辦初期主要教職員

黃埔軍校舊址

 中國國民黨
中國共產黨
蘇聯

黃埔舊校

主條目：黃埔軍校舊址

黃埔軍校大門原貌

黃埔軍校大門風格非常樸實，中央上方橫匾上「陸軍軍官學校」幾個大字，是譚延闓所書。在二門門口掛著一副對聯：「殺盡敵人方罷手，完成革命始回頭」，二門右側牆壁上，掛著蔣介石手書的「親愛精誠」校訓。軍校大門綵樓兩旁原掛有一副對聯：「升官發財，請往他處；貪生怕死，勿入斯門」，橫額為「革命者來」。孫中山逝世後改為總理遺囑中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黃埔軍校校本部是一座日字形的二層磚木結構、三路四進、迴廊相通的樓房。軍校創辦時在原陸軍小學堂祠堂式大門前面增建歐陸式大門。中山故居即「史跡陳列室」，原為清朝海關總稅務司廣東海關黃埔分關的舊址，稱為學海樓。磚瓦混凝土混合結構兩層，建築面積805平方米，1952年重修。其中陳列有伴隨聶榮臻數十年的皮箱、自己裝了輪子的椅子、墨鏡、墨盒，解放軍中唯一外籍將軍 洪水使用過的手紡毛毯，抗日遠征軍名將鄭洞國的私章等珍貴文物及不少校友的捐贈。

位於孫中山故居西的學生俱樂部是歐式紅色建築，禮堂講台中央和兩側分別懸掛孫中山像、總理遺訓、中國國民黨黨旗、中華民國國旗和林則徐焚鴉片、義和團抗擊八國聯軍侵犯天津、沙基慘案和攻打惠州四幅大型油畫；禮堂懸掛廖仲愷、朱執信、史堅如等名人像。黃埔軍校當年的「清黨」便是在俱樂部舉行。俱樂部西側的游泳池原是小船塢改建。

東征烈士墓園座落在軍校西南的平岡，是1925年中華民國軍政府為紀念因討伐陳炯明等叛軍而陣亡將士修建的，安葬有國共兩黨516位烈士遺體，面積5萬多平方米，1926年6月落成。墓園前有1928年修建的東征陣亡烈士紀念坊，是一座凱旋門式建築，上覆民族特色的琉璃瓦。1936年在墓園正門增建東征陣亡烈士紀功坊和碼頭，有小黃花崗之稱。紀念坊後由墓道、墓冢、紀功坊、入伍生墓碑群構成長數百米的中軸線，墓冢東側有蔡光舉烈士墓，西側有17位出身軍校的將校墓，墓園於1984年修繕。北伐紀念碑矗立在長洲島平崗，是一座高10米的花崗石碑，為紀念北伐陣亡的軍校生建立的。由軍校代校務何遂撰寫的碑文「平岡之石齒齒兮，黃埔之水淙淙；屹豐碑以萬世兮，將以垂紀於無窮」。碑的正面刻「國民革命軍軍官學校學生出身北伐陣亡紀念碑」，碑座的東、西、北三面刻有北伐陣亡的獨立團第一營營長曹淵等353位黃埔軍校學生的名字。但由於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失敗，大部分共產黨員陣亡者的名字未能刻記。

黃埔軍校後山的八卦山頂建有孫總理紀念碑，碑頂塑有孫總理銅像。1928年孫總理紀念碑奠基，1930年9月26日落成，碑座高40米，孫中山先生銅像高達2.6米，重逾2000斤，是先生當年的日本好友梅屋庄吉出資，牧田祥哉敬作，筱原金作工場鑄造。碑的正面為「孫中山紀念碑」六個隸書大字，背面為總理像，東面為總理遺訓，西面為總理開學訓詞。從山底到山頂的階梯所在的山壁用石材裝飾，表面鑲有校訓「親愛精誠」四個大字。

此外還有中山公園、仲愷公園、黃埔公園（又稱中正公園）、濟深公園；張之洞倡建的大坡地炮台、白鶴崗炮台；中國海軍的黃埔軍港等景點。

校徽介紹

1924 Emblem of Chinese Military Academy designed by Sun Yat-sen.gif

  • 盾牌：表示自信、勇敢及保衛國家安全。
  • 親愛精誠：本校校訓。
  • 青天白日國徽：代表中華民國。
  • 指揮刀：代表指揮官權責。
  • 瑞穗：代表中華民國陸軍對北伐、抗戰、動員戡亂所建立之豐功偉績，並示「寓兵於農」之意。每禾七短，合為「雙七」，又名「七七」，含有抗戰建國紀念暨發揮抗戰建國之意。

校訓校歌

校訓「親愛精誠」經由蔣中正親自擬選，孫中山在開學典禮時宣佈的。每年6月16日，定為「校慶日」。

1924年，制定的《陸軍軍官學校歌》：

莘莘學子，親愛精誠，三民主義，是我革命先聲。
革命英雄，國民先鋒，再接再厲，繼續先烈成功。
同學同道，樂遵教導，始終生死，毋忘今日本校。
以血妝花，以校做家，臥薪嘗膽，努力建設中華。

1926年，制定延用至今：

林慶培 曲　 　陳祖康 詞
怒潮澎湃　黨旗飛舞　這是革命的黃埔
主義須貫徹　紀律莫放鬆　預備作奮鬥的先鋒
打條血路　引導被壓迫民眾
攜著手　向前行　路不遠　莫要驚
親愛精誠　繼續永守
發揚吾校精神　發揚吾校精神

陸軍官校學生生活公約:

身為陸軍軍官學校學生
堅持不說謊 不欺騙 不偷竊的榮譽信條
也不縱容他人違反
立志成為允文允武 術德兼備的軍事領導人才
具備領導管理 解決問題 語文溝通 及持續學習四大能力
信守國家 責任 榮譽 犧牲 團結 勇氣 自信的核心價值
發揮親愛精誠校訓 確定 我 是最好的認知
貫徹 尊師重道 存誠務實的要求

紀念活動

  • 1994年6月16日，為紀念黃埔軍校建校70周年，中國郵電部發行了紀念郵票1枚，面值20分，票面為黃埔軍校大門全景。台灣的中華郵政亦發行郵票1枚，票面為黃埔軍校大門全景與蔣中正校長頭像。
  • 2004年6月14日，中華民國國防部長李傑與前行政院長郝柏村參觀「黃埔軍校八十周年史蹟展」。
  • 2004年6月16日，黃埔軍校建校80周年紀念日，由黃埔軍校同學會、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共同編輯的《黃埔風雲人物》專題郵品紀念冊在北京首發，收入50餘枚有關黃埔軍校人物、歷史事件的郵票。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園，來自台灣各地的萬名黃埔軍校校友舉行盛大慶祝活動。

架構

大陸時期分校

武漢分校校門

  • 成都分校
  • 潮州分校
  • 長沙分校
  • 洛陽分校（中央軍校第一分校）
  • 武漢分校（中央軍校第二分校）
  • 江西分校（中央軍校第三分校）
  • 廣州分校（中央軍校第四分校）
  • 昆明分校（中央軍校第五分校）
  • 南寧分校（中央軍校第六分校）
  • 西安分校（中央軍校第七分校）
  • 湖北分校（中央軍校第八分校）
  • 迪化分校（中央軍校第九分校）
  • 鳳山分校（中央軍校第十分校）
  • 深圳分校
  • 汪偽軍校
大陸時期機構設置
  • 軍校由六個部門組成：政治、教育、訓練、管理、醫學和補給。
  • 軍校分步兵、騎兵、炮兵、工兵、輜生兵、通信兵等科。
現有教學單位
  • 大學部
    • 研究發展中心
    • 土木系
    • 機械系
    • 管科系
    • 物理系
    • 化學系
    • 電機系
    • 資訊系
    • 政治系
  • 通識教育中心
  • 軍事管理科學研究中心

備註:目前並無外文系，僅有英專連(或稱托福班)

著名校友

參見：:Category:黃埔軍校校友
中國國民黨指揮官
中國共產黨指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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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30日星期五

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

 

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

一

黄埔军校,这所创办于20世纪20年代的著名军事学校,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根据全国政协和“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统计数字,黄埔军校从1924年创办,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6年时间里,涌现出了40名国民党军上将;担任过国民党集团军总司令、兵团司令以上职务的有50余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10位元帅中,有5人出自黄埔;10名大将中,黄埔出身的占3位;57名上将中,有黄埔师生8人;此外,在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中,担任正军职以上领导职务的也有近40人。从以上的数据不难看出,黄埔军校俨然成为了现代中国一个不能回避的“历史地标”。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的演说中,明确指出了自辛亥革命以来屡次失败的根源所在,即“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也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坚定了创建革命军队的主张,于是黄埔军校就在内忧外患的华夏大地上应运而生。

军校诞生了,自然要有人来报考,而怎样举行招生考试,又以什么标准录取考生,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难题。于是在黄埔军校筹备伊始,招考学生以及审查员生资格就被排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分列第四项、第五项,仅次于订定校章、修理校舍、任免教职员之后。1924年2月2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蒋介石拟呈的《军官学校考选学生简章》。明确提出办学宗旨为“本校希望对于军队有彻底的改良进步,故拟使全国热心有志堪以造就之青年,得有研求军事学术之机会,并教以三民主义,俾养成良好有主义之军人,以为党军之下级干部。”1924年10月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即任命邓演达为筹办黄埔军校考试委员会委员并制定了《考试委员会办事规则》,针对考试题目、监考事项、考场纪律都作了明确说明,整个规则结构严谨,条理清晰。既体现了考试委员会的权威性,也体现了入学考试的公正性。这些举措都体现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对于招生考试的格外重视。而黄埔军校的招生简章也很快产生,依次如下:

一、本校为养成革命军干部军官,完成国民革命起见,特续招入伍生,施以军事预备教育。

二、入伍生期限六个月,期满后甄别及格者,升入本校为学生,修习军事学术,一年毕业。

三、投考者须于八月二十五日以前,持二寸半身相片三张,中学或与中学相当之学校毕业文凭,及党证或各地区党部之介绍书,分赴广州“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本校驻省办事处”,上海“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报名(党证报名时验发还,文凭试毕发还)。

四、投考者之资格如下:

A.年龄:十八岁以上,二十五岁以内。

B.学历:旧制中学毕业及与中学相当程度之学校毕业。

C.身体:营养状态良好,强健耐劳,无眼疾、痔疾、肺病、花柳病等疾害。

D.思想:中国国民党党员,能了解国民革命速须完成之必要者,或具有接受本党主义之可能性,无抵触本党主义之思想,有本党党员之介绍者。

五、试验之种类:

A.学历试验:按旧制中学修了之程度出题,求笔记之答案。

B.身体试验:准陆军体格检查之规定,分身长、肺量、体重、目力、听力等项。

C.性格试验:用口试法,观察对于三民主义了解之程度和性质,志趣、品格、常识、能力等项之推断,及将来有无发展之希望。

六、在广州投考者,无论从何地来试,录取与否,均不发给川资;在上海、开封取录者,则给与川资来粤。

七、入队后,服装、书籍、食费、零用,概由本校供给。

八、本简章之外,关于试验手续、课目调制、成绩等,另有细则。

这份简章对于报考者应该注意的事项以及年龄、学历、身体状况、思想、考试科目都作了详细说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投考者资格中对于思想的要求非常明确,即为中国国民党党员,或具有接受国民党主义之可能性,不抵触国民党主义思想,并有国民党党员作为介绍者。而在考试试验种类中,不同于以往军校考试的是除了学历试验、身体试验外,还增加了一项性格试验,其考试方法为口试法,目的在于观察考生对于三民主义了解之程度和性质,志趣、品格、常识、能力等项之推断,及将来有无发展之希望。由此可见,黄埔军校入学考试不同于其他军校的是极大地加强了对于考生思想的控制,用三民主义理论控制考生,使考生成为三民主义的信徒,进而加入中国国民党。

此外,另一方面,为了最大限度招揽人才,黄埔军校还针对全国各地制定了招生计划,按照省份以及军队分配招生人数。全国拟定招生324名,其中东三省、热河、察哈尔共50名;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西、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每省12名,共168名;湘、粤、滇、豫、桂五省各15名,共75名;国民党先烈家属20名,尚余11名。另招备取生30名至50名。

1924年3月1日,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入学试验委员会委员长,王柏龄、邓演达、彭素民、严重、钱大钧、胡树森、张家瑞、宋荣昌、简作桢为试验委员。经过孙中山批准,1924年3月27日,黄埔军校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举行了第一期入学考试。考试科目为作文,要求考生论述中国贫弱的原因和挽救之良策。此外还有数学、历史、地理等科目的考试。参加考试的学生多达1200余人,因考生学术较佳者比较多,所以酌量宽限录取。1924年4月28日发榜,经过严格考试,第1期共录取正取生350人,备取生100余人。这其中,有陈赓、蒋先云、蔡炳炎、蔡申熙、廖运泽、陈明仁、邓文仪、曾扩情、杜聿明、范汉杰、酆悌、桂永清、关麟征、贺衷寒、侯镜如、胡宗南、黄维、徐向前、李之龙、李默庵、郑洞国、许继慎、刘戡、宋希濂、左权、宣侠父、唐澍、王尔琢、周士第、张耀明、阎揆要等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的要员名将。

二

黄埔军校开创了中国近代军事院校教育的先河,因此国共两党都极为重视,纷纷动员有志青年报考。

当时共青团广州地委曾拟定派三四人报考,以备将来从事军人运动。粤军军长许崇智甚至对所有来找他开介绍信的部下一律照准并且保留军职,照发薪饷,而且愿意为一切报名资格不够,怕自己考不上的人说情。除此之外,包括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程潜、李济深、李福林在内的国民党元老开来的“条子”更是满天飞。在这种情况下,考试委员会为了保证招生考试、录取工作公平公正,特地在1924年4月7日的《民国日报》上登出启事。明确指出:“稍有徇私,不特无以示大公,亦违本会组织之本旨,与五权宪法中考试权独立之精神相抵牾,贻弊滋多”;同时“尚祈信仰主义,各守规律之各同志友好深予体谅”。

其实并不只是学生入黄埔求学需要考试,就连军官入黄埔工作也需要考试。黄埔军校在1924年2月19日的《民国日报》刊登了《陆军军官学校招考下级干部布告》,除了体格强健,还特别要求品性端正。此外,投考区队长要求“曾在保定军官学校及其他相当程度学校卒业”;而投考分队长也要求“曾在军事学校卒业,或在军队服务(准尉军士)多年”,而一旦考取,待遇从优。1924年8月26日的《民国日报》再次刊登了《陆军军官学校招考军官布告》,针对所需少校以下军官的现状,决定采用考试方法选拔。要求报考者毕业于军官学校及其他正式军事学校并提供一份详细履历、毕业证书以及一张最近本人相片。

即使是对于已经成功考入黄埔军校的学员来说,招生考试也只是第一步,此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考试。例如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分队长的选拔也需要考试,对于投考队长资格的要求除了年龄、学历、身体条件外,最为重要的就是中国国民党员,而那些对于国民党有同情而未入党者,暂时准许参加考试,一旦考取,必须后续加入国民党。考试科目也很全面,包括国文、三民主义、算术、典范令、实兵指挥(单人教练、班教练)、身体检查6项。而如果要参加无线电招生考试,也必须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才有资格。实验科目包括听力、物理、数学、英文4项。

随着黄埔军校招生的日益增多,招生考试的种类也逐渐变化。此后的黄埔军校高级班考试分为保送试验与入学试验两种方式。考试科目包括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交通、政治、数学、理化、口述等等。而在《宪兵招考简章》中,则明确要求报考者体格五官端正,无嗜好,身体强壮,无暗疾,高小毕业(或与高小有相等之程度),文理通顺,同时要求两名中国国民党党员作为介绍人。

此后的入伍生招生考试组织更为严密,程序也更加严格。要求广东省投考者,必须到长堤肇庆会馆入伍生部、黄埔军校编译处报名;其他省投考者必须向各省党部报名并由各省党部汇送中央党部,咨送黄埔军校,同时要求各省党部汇送的报考者,必须经过该部执行委员3人以上签名,方为有效。考试科目上,也做到了文理分科,文科生要求参加国文、政治、历史、地理考试;理科生则要求参加算术、代数、几何、物理、化学考试。即使是身体检查,较之以往也更为科学,考试完毕后必须由军医处统一检验体格,并将体检结果分为甲、乙、丙、丁4等。其中身体强壮而无疾病者为甲等;身体本健壮而有皮肤病、容易医治者为乙等;身体羸弱或染有隐疾者为丙、丁等。甲、乙等者为合格,丙、丁等者为不合格,绝不取录。

为了增强对入伍生的素质要求,黄埔军校还开展了“甄别考试”。针对各队入伍生程度不齐的现状,决定由教官、总队长会同拟定试题,通过考试成绩分出高低,另行编队。并要求“各队长官每月按照表式考查,尤须注重品格,填列考语呈报。其有品格不端者,学术虽长亦在所不取”。但是,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国民党独裁统治也日益加剧。所谓的“甄别考试”也逐渐成为国民党控制学生以及各军队派系相互倾轧的工具。例如1941年,兰州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所举行“甄别考试”的主要目的就是“大量削减三十四集团军的实力和第七分校的学生名额”。时任军训部部长的白崇禧派来了专门负责甄别考试的特派员杨言昌并由他带来了考题,一天半的时间就考完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5门课程。“甄别考试”结果出来后,连同原来凤翔总队被淘汰的共计1100多名学生被押送到了凤翔。这些学生的衣、食生活等等,再也无人过问,甚至学生想找长官接洽、领取衣物棉被之事,也找不到问事之人。其处境之悲惨,着实令人同情。

从1924年5月到1927年7月,黄埔军校总共招收了6期学生,合计两万余人。他们来自全国26个省,朝鲜、越南、新加坡等国的进步青年也来到黄埔军校学习。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变化,黄埔军校也在蓬勃发展,陆续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分校,而招生考试也随之发生了各种变化。

三

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的中国,正处于暴风骤雨的大革命时期,北伐战争的烽火从珠江流域一直席卷了整个华夏大地。而黄埔军校,这所诞生于风起云涌广州城中的军事学校,其迅猛的影响力着实令人震惊,“黄埔”二字已经不仅仅代表一个地名或是一所学校,而是代表一种热爱祖国、百折不挠的崇高理想。正因为如此,它成为了成千上万有志青年立志报考的名校。但是,黄埔军校位置偏僻,交通不便,而且招生有限。为了最大限度招收有志青年,黄埔军校先后在全国各地创办多所分校,而招生考试也伴随着这些分校的创建在不断发展变化着。

1925年3月,黄埔军校学生军第一次东征平定潮汕之后,为了给随同出发的第二期学生补习课程,筹划设立了潮州分校,后来撤销。直到第二次东征再次平定潮汕后才将潮州分校恢复。潮州分校的入伍生升学后,第一军未接受军事政治教育的50余名军官,又参加了补考并进入分校参加训练。这批学生毕业后,潮州分校即告结束。尽管潮州分校时间较短,但却开创了黄埔军校创立分校的先河。招生名额的增加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即如何保证生源的质量,而这些都对招生考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蒋介石以“革命势力日益膨胀,军事人材仍感缺乏”为由,于1927年2月10日创办了长沙分校。在湖南开始招生,定学额为1000名。其中包括皖豫两省学生各百名,分步、炮、工、政治4科,修业期间为一年。当长沙分校招生的消息传出之后,湘、鄂、赣、川、黔、皖、鲁、豫、粤、桂各地的青年,为向往黄埔军校的名声和投身革命的志愿,纷纷奔向长沙参加应考。报名人数之众,竟达1万多人。由于择优选录,所以学生的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都比较高。

长沙分校后来并入了武汉分校,而武汉分校则是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又一产物,这所学校也成为了黄埔军校众多分校中极为重要的一所。1926年11月1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考委员会正式成立,邓演达担任委员会主席,委员包括郭沫若、李民治、彭漪兰、王法勤、杨树松、王乐平、陈公博、詹大悲、李汉俊、董必武、刘芬、包惠僧、纪钱、郑强等众多国共两党重要人物。招考委员会制定了包括投考资格、名额支配、各地招生人员及旅费、考试日期及科目监试、入场阅卷、取录标准、落第生之救济等多项规定。除特派员于湖北、湖南、江西、四川、上海、奉天等处招考外,又承认河南、安徽、山东、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奉天、热河等处党部及韩国青年会介绍学生投考。

为了更加广泛地招收有志青年同时提倡男女平等,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商量在即将成立的军校中办一个女生队,招收第一批女生,让他们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毕业后与男生一样担任军官”。武汉分校招生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初试考三民主义、国文、数学、中外史地、博物、理化,复试考国文并测验党的常识及政治常识,检查身体。先后初试复试5次,初试生约共6000余人,复试生约4000人,最终录取1181人,其中男生986人,女生195人。男生以四川籍为最多(207人),女生以湖南籍为最多(61人)。还有一部分未被录取的考生,由临时开办的政治训练班南湖学兵团录取。1927年3月底,南湖学兵团的30名女生编入军校女生队,人数扩大到213人。武汉分校首次招考女生是黄埔军校招生考试的创新之举,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在正规的军事政治学校中接受革命教育和军事训练的女兵队伍。此外,从最终录取学员籍贯来看,武汉分校的招生考试明显呈现出了地缘特征,即与湖北临近的四川、湖南两省学生得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录取学生总数在男生学员与女生学员中分别最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黄埔军校已经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分校,直接为抗战服务。战争初期,胡宗南所部第十七集团军参加淞沪战役后,奉命转进皖豫,开赴陕西凤翔一带整训。沿途收录了请缨抗日的知识青年1200余人并编为抗日青年学生队,随军训练,这就是黄埔分校第七分校的前身。黄埔军校第九分校建于新疆乌鲁木齐,此分校学生包括汉、满、蒙、回、维吾尔、哈萨克、锡伯、柯尔克孜、乌兹别克、塔吉克等14个民族。又因为第九分校学员身处当时教育欠发达地区,较之往届文化水准偏低,每届招考新生程度都不能达到要求。因此为了补救,仍然保留了入伍生预备班并对他们施以相当教育,从而提高其程度。位于昆明的第五分校前身为云南讲武堂,1939年正值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由于部队急需下级干部,因此这一期的招生名额增加了1500名,此后各期陆续增加,录取科目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分为步、炮、工等科。

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黄埔军校及其分校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而这一时期的招生考试也凸显了反帝反封、抗日救国的时代主题与特征。同样的一场招生考试,有组织者,也会有参加者;有成功者必然也会有失意者,可以说是一场招生考试后,几家欢乐几家愁。但是毋庸置疑的是,黄埔军校招生考试这一历史记忆,一定会在亲历者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份记忆,从来也不用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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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29日星期四

陶铸_身入虎穴指挥厦门大劫狱

陶铸祖父陶益斋早逝，由祖母主持家计。父亲陶铁铮，毕业于衡阳南路优级师范，曾参加武昌辛亥革命，任过汉冶萍公司下属转运局长，并与人合伙开办小煤矿。1908年1月16日，陶铸出生于湖南省祁阳县石洞源榔树村。1918年，其父与三叔被军阀吴佩孚部下萧耀南杀害，陶铸因家庭变故辍学，后经亲戚介绍做了数年学徒。1926年，陶铸进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同年经赵世嘉、陈葆华、詹不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陶铸参加南昌起义。并参加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警卫团，参加广州暴动[1]。1929年，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等职。1930年5月，陶铸亲率12人突击厦门监狱，以零伤亡代价接走狱中40余共产党员，国民党守军死伤20余人，此为震惊当时全国的“厦门大劫狱”[2]。1932年，与曾志结婚，后育有一女陶斯亮。

1933年，陶铸到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后被国民政府逮捕，被押送南京宪兵司令部，并判处无期徒刑。1937年，经周恩来、叶剑英与国民党政府多方交涉；9月26日，黄文杰将陶铸等七人营救出狱，陶后在鄂中组织地方游击部队，后与李先念组织的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会合，并担任支队政委[3]。1940年到延安，后于1943年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1945年，陶铸参加中共七大，会议决定在湘粤桂边区发动游击战争，由其担任边区党组织副书记兼部队副政委。同年8月，奉命改经太行、冀中、冀东至山海关赴东北，九月中旬抵沈阳，改任辽西省委书记兼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政委，参与四平战役等，负责弹药补给与伤员运输等后勤组织工作。辽沈战役后，陶铸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1949年1月，陶铸随东北野战军离开沈阳，改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进入山海关，参加平津战役。1月21日，作为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全权代表，陶铸入城同傅作义进行北平谈判，双方于次日发表《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北平城内国民党部队接受改编，北平城免受战火破坏。5月，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负责武汉三镇的接管工作[4]。

      厦门大劫狱

       厦门，是一座饱受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盘剥和掠夺的海港，又是具有反帝反封建革命传统的城市。1927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厦门成立了厦门市委，建立了三十多个基层工会，领导厦门工人运动，会员发展到几万人。1927年4月9日，中共厦门市委负责人被国民党反动派突然抓去，秘密押往福州杀害。革命的烈火，并没有在反革命的屠刀下熄灭。在党的领导下，在厦门先后爆发了海员工人、牛车工人反对国民党政府逮捕工人的罢工斗争；大、中学生争取集会结社自由和保障人权的罢课斗争；中、小学教职员反对国民党裁减教育经费，要求发清欠薪的罢教斗争等等。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发展，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惧。后来，福建党的工作受立三路线影响，经常举行飞行集会，党员带头散发传单，把党的力量，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

      敌人派出大批军警特务，破坏罢工、罢课、罢市，疯狂搜捕共产党人。中共厦门地下市委第二任书记刘瑞生、团省委书记陈柏生，都在1930年春先后被捕，关押在思明监狱。当时在厦门伪思明县政府的思明监狱里，就关押着我党40多位同志，其中除刘瑞生、陈柏生这两位福建党的负责干部外，还有曾在国民党厦门市党部工作的地下党员谢仰堂夫妇，以及30多位从闽西革命根据地捕来寄押的苏维埃干部、红军指战员，有许多还是毛泽东创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出来的，这些同志，大都是经过大革命时期斗争考验的党的重要干部。
　　1929年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主力进入闽西后，同年5、6月间，以龙岩、上杭、永定、连城、长汀五县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并逐步巩固、扩大，1930年3月，成立了闽西苏维埃政府，革命形势的发展，急需大量干部，特别需要经过斗争考验，富有斗争经验的领导骨干。在这个形势下，怎样尽快营救这些被捕的同志出狱，把在狱中的这一批党的优秀干部，输送到闽西革命根据地去，加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这个紧迫的任务，首先就落到了肩负地下省军委主任的陶铸身上。陶铸此时年方22岁，革命斗争的锤炼，已使他迅速在斗争中成长为一个有胆有识的年轻军事指挥员。
　　当年的厦门，是个不方不圆的孤岛。它的东南面俗称厦门港，是个渔港，著名的南普陀寺和厦门大学，就在厦门港地区。西北面是商业区，俗称厦门市。伪思明县政府就在靠近南普陀寺和厦门大学这一地区，国民党的厦门军政机关都设在这里。思明监狱就在伪思明县政府内，也就是现在的厦门思明南路458号旧址。县政府座东偏北，背靠鸿山与蜂巢山交接处，面向厦门港。走进县政府的大门，是一个大长方形石条铺地的宽敞庭院，东边的房子是县政府，往西拐有一道围墙，墙边有一个大铁门，那就是进出监狱的大门。监狱没有通向外面的门户，进出监狱，都必须通过县政府的大门。监牢里有两个大监房，每个监房都是南北长，东西窄，各约30多平方米。人多地窄，连床铺也没有，只在地上铺上稻草，“犯人”挤在一起，背挨背的席地而卧。四五月份的厦门，气温常在摄氏30度以上，几十人挤在窄狭的牢房里，人像装在蒸笼里，热的透不过气来。夜晚浑身叮满蚊子，汗水把稻草都浸透了。这两座监房，就是个活地狱。当时国民党在厦门有两处监牢，一处是思明监狱，一处是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被抓来的“犯人”，若是关押在警备司令部的，还有释放的希望；若是关进思明监狱，就等于判了无期徒刑。关押在这里的“犯人”，既不提审，也不判刑，更不释放，关进来的人，只有活着进来，死了出去，这个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就等于“死牢”。
　　陶铸最先接到监狱里的同志通过内线送出来的一个消息：他们关在这个活地狱里，与其死在牢里，不如拼着一条命冲出监牢，活一个算一个，他们有这个打算，请示省委决定。当时狱中同志已遵照省委指示，成立了狱中临时党支部，由刘瑞生担任支部书记，领导狱中斗争。
　　省委书记罗明把王海萍、陶铸找在一起，研究了监狱里的情况和狱中同志的意见，他们都认为：狱中同志的意见不妥，不能这样性急乱动，遭致不应有的损失。陶铸提出：如果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还是有可能把狱中的同志安全营救出来的。决定以“探监”的名义，通知狱中同志，暂勿盲干，等候条件成熟，相机行事。
　　正在这时，省委接到密报，国民党政府已准备把关押在厦门思明监狱的这一批共产党要犯，秘密押解福州。形势的突然变化，省委把营救狱中同志，提到了最紧迫的日程。省委连续召开了四次会议，对营救狱中同志，作了详细的研究。罗明、王海萍、谢景德、王德、陶铸都认为：如果这批同志被押解福州，更无生还的希望。大家都感到：必须立即采取果断的营救行动。就是冒再大的风险，也要把这批党的富有政治军事斗争经验的干部营救出来。省委对敌我双方情况，从成败的各个要素进行分析估量后，决定武装劫狱，成立了由省委直接领导的一个由五人组成的“破狱委员会”，为了保密，改称为特别委员会。特委五位委员是：罗明(省委书记)、王德(团省委书记)、谢景德(省委组织部长，又名谢汉秋)、王海萍(省军委书记兼省委宣传部长)、陶铸(省军委秘书)。革命互济会主任黄剑津担任破狱委员会秘书长，富有军事斗争经验的陶铸，指定担任直接指挥武装破狱行动的总指挥。
　　1930年3月底开始，陶铸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就着手积极准备武装劫狱的具体行动。
　　陶铸充分认识到这次破狱斗争的复杂与艰巨。既要敢于冒大风险，又要具有出敌不意的谋略，才能完成破狱救人的任务。他首先从调查研究入手，摸清破狱所需要掌握的一切情况，采取多层次的思维和多层次的准备工作，包括敌情的侦察、内外的配合、破监的部署，以及破狱后的接应、转移等等，每一个侧面，每一个细节，都须要十分审慎地计划周到。身为一个指挥员，陶铸清楚地理解：这是在白区敌人心脏里打响的一次战斗，战争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只有把各个方面的问题都想到了，各个细节的具体行动都准备了，才能保证任务的完成。
　　1930年春夏之交，厦门党组织领导展开了一系列重大斗争，反对白色恐怖。3月18日，厦门革命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响应全国争取自由大同盟的号召，在厦门中山公园举行了有两千多人参加的“三·一八惨案纪念会”，通过了反对军阀混战、反对国民党捕人等决议，国民党驻厦门海军司令部派军队包围会场，逮捕了厦门大学四位革命师生，多人受伤。惨案发生后，激起了厦门广大学生的愤怒和抗议，纷纷召开紧急会，组织援救被捕师生。4月9日，是厦门工人领袖罗扬才同志等被捕遇害纪念日，革命群众高举红旗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枪杀革命战士。4月25日，工人群众占领天主堂，召开赤色工会代表大会；5月1日在大同酱油厂门口，举行“五一节”纪念大会。党在领导的这些活动中，与前来镇压的国民党军警，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这些活动表明：革命群众反抗国民党的斗争情绪是高涨的，革命群众的这些行动和强烈的斗争要求，已为这次武装破狱斗争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陶铸首先调查了厦门国民党军事力量的部署情况：厦门统治阶级主要军事力量有两个营，第一营有兵士400人，第二营兵士450人，武装警察20余人，侦探队40余人，此外，还有炮台的炮兵、炮台的特务营几百人。陶铸根据敌军部署的情况分析：第一营驻扎在禾山，离厦门20余里地，动员到厦门，至少要一个半小时，远水救不了近火。在禾山的第一营里，还有党的地下组织。第二营虽然驻扎在林〖〗石石，离厦门港只有两里地，但当时国民党军队，除站岗放哨的卫兵外，其余的士兵，平时都不发子弹。就是他们听到劫狱的枪声，从接到命令集合，给每个士兵发子弹，等到他们从驻地赶到监狱，起码也要半个小时以上。炮台的炮兵和特务营，任务是守卫炮台，不可能来支援。剩下的只是警察和侦探。这些人白天都分散在整个厦门岛执行勤务，一旦劫狱打响，集合起来增援，至少也需要半个时辰以上。陶铸还亲自侦察调查了解思明监狱的敌人警卫部署。驻守思明县政府和思明监狱的敌人兵力，只有警卫队36人，三四条驳壳枪和一些不好用的单响毛瑟枪，战斗力很弱。监狱里面只有卫兵4人，分散在三个地方放哨。监狱铁门外面，是一个天井，看守监狱铁门的哨兵，平时就站在天井里放哨，都不带枪。只有看守所所长一人身上带着短枪，但他平时都呆在天井西边的小楼上。那时统治厦门的国民党军警，只知对犯人和前来探监的家属敲诈勒索，还未学到国民党那套法西斯的统治手段，对思明监狱的管理比较松懈。每星期三、六两天允许探监，只要暗地里给看守和卫兵一些钱，谈话时间不限，交头接耳也行，把大包小包的衣物食品送去也行，都可以不受盘查。陶铸在制定详细的劫狱行动计划之前，他亲自带领准备参加破狱行动的同志，以探监为名，多次进入思明监狱，对守卫伪县政府和思明监狱的敌军部署、监狱内部的地形地物以及破狱路线，都侦察得一清二楚，了如指掌。
　　这次破狱斗争的攻击点，就集中在敌人防范比较松懈的厦门思明监狱，在省委召开的制订破狱行动计划的会议上，陶铸根据侦察的情况，对敌我双方力量进行了正确的估计之后提出：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为了顺利营救狱中同志，破狱行动必须快速，只能智取，不能强攻，战斗打响，在敌人来不及增援时，就要完成任务。陶铸详细计算了驻守厦门敌军赶来增援的到达时间，具体提出：破狱战斗，必须在敌人没到来之前的20分钟内结束，才能保证出狱的同志安全转移。
　　这次破狱斗争，既是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城市一次出色的武装斗争，又是在白色恐怖下，地下党与苏区根据地密切配合下一次成功的武装行动。厦门地下党组织，动员了党团员积极分子，担任破狱后引带出狱同志撤退和隐蔽的工作。并筹备中装、西装和衬衣，准备给出狱的同志进行改装。苏区的中共闽西特委负责人邓子恢、郭滴人等同志，亲自部署控制从龙岩至漳州的交通线，防止敌人增援。闽西特委还选派了有武装斗争经验的漳州红军游击队队长王占春、龙岩乡苏维埃主席老谢等来到厦门，参加武装劫狱。同安县委还根据省委的指示，安排了两条木帆船到厦门港接应。罗明、王德两人，还亲自到同安县的彭厝等地，选好隐蔽地，一俟破狱救出狱中同志，就立即在厦门港乘木帆船到彭厝隐蔽，然后转移到闽西根据地。
　　出乎陶铸的意料之外，地下省委把这一周密的劫狱计划告诉狱中同志时，狱中的同志却不同意。省委的破狱计划是：劫狱人员伪装成探监家属，选择有利的适当日期，从县政府大门进去，打开监狱之后，劫狱人员掩护出狱同志，都从大门冲出来，立即从县政府大门对面直通厦门渔港的街道小巷穿过去，到海边渔港，登上预先停靠在那里接应的木帆船，迅速从水路离开厦门。而狱中的同志却主张打开监狱后，应从监狱的后门出去，监狱后面就是鸿山与蜂巢山，山高林密，利于分散隐蔽。如果从县政府的大门冲出去，与守卫县政府的40多个警备队员遭遇，寡不敌众，有全被打死的危险。
　　破狱委员会在罗明的主持下，对狱中同志的意见，又再三考虑，权衡利弊。陶铸身为破狱总指挥，他知道安全营救同志出狱，成败的重责，主要落在他的肩上，陶铸从复杂的斗争中已形成了他具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遇事先做调查研究，当他充分的掌握了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分析和估计后，他就果断地作出决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陶铸提出：这个破狱计划，是经过我们亲身深入监狱侦察，精确的从敌人的各个方面都作了充分的估计之后作出的，连敌人赶来增援的时间，我们都做了分秒计算。狱中同志提出从后门冲出，上山隐蔽，避开与警备队正面交火的意见，乍看起来，似乎安全些，实则危险极大。因为一出后山，就是一大片山岭，我们路径不熟，而敌人却比我们熟悉山上的情况，何况厦门又是一个孤岛，破狱的枪声一响，敌人把进山各个路口和水路交通一封锁，从四面八方赶来“围剿”，我们孤立无援的隐蔽在山上，一时难于快速转移，等于我们把自己装进了敌人搜捕的口袋，不要说狱中的同志难逃魔掌，去破狱的人也会一一被捕。从大门冲出去，出敌不意，速战速决，实则安全稳妥。
　　罗明、王德、王海萍、谢景德等破狱委员会的负责人，都赞成陶铸的胆识与分析，一致确定，原破狱方案不变。陶铸还再次化装进监，以探监为名，把省委的决定，和狱中同志详细商量说明，终于说服了狱中同志。对破狱计划，狱内狱外取得了一致。
　　陶铸亲自参与决策，并负责直接指挥的一场厦门破狱斗争，已进入紧张的准备阶段。
　　破狱日期，定在5月25日，因为这天是星期日，军警各界放假，官长不上机关办公。敌人的指挥首脑机关，毫无防备，劫狱枪声打响，也使敌人蒙头转向，措手不及。
　　破狱时间，就定在这一天的上午九点半。这也是经过精心选定的时间。陶铸已多次侦察查明，每个星期日的这个时间，国民党的士兵、警察多在戏院看白戏，防务空虚。等敌人发现劫狱，我们早已接出狱中同志扬帆远去。确定破狱的这一具体时间，也是罗明、陶铸等精确的掌握了这个季节的海上潮汛规律而精心选定的。上午九点半正值退潮时间，只有趁潮汛时才能使出狱同志上船后，安然撤离厦门岛。这时出击厦门思明监狱，时机最为有利。
　　根据敌人的兵力分布和调兵增援的规律和时间，破狱委员会决定：破狱的动作，要突然袭击，速战速决，严格要求在15分钟内结束劫狱行动。
　　按照省委的决定，陶铸和谢景德两人，立即着手在破狱委员会领导下，组织“特务队”和“接应队”两个行动组织。特务队负责武装劫狱，接应队负责把营救出狱的同志，安全护送撤离出厦门市区。特务队是破狱斗争的一支武工队，陶铸精心挑选了11位政治素质好，并掌握了一定军事技能的同志组成，其中有王占春等从闽西苏区和漳州游击队抽调来的，有从厦门士兵地下党支部抽调的，还有从码头工人纠察队抽调来的地下党员。鉴于这次破狱斗争非同寻常，破狱委员会决定：在鼓浪屿设立秘密训练班，对参加特务队的人员，进行严格的训练，由陶铸兼任训练班主任，集中全部精力，做好队员的军事训练工作。训练的目的，省委决定对队员暂时保密，以防破狱行动泄露。
　　从4月末起，陶铸就和特务队的11名同志，住在鼓浪屿山后的一个隐蔽地，进行为期四周的秘密训练。陶铸为训练班制定了具体的训练计划，训练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讲政治形势，由破狱委员会的五位成员轮流上课，讲课不涉及破狱之事，主要是分析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的道理，指出当时政治形势很好，革命力量不断壮大。敌人方面，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混战已爆发，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的反动政治，正受到内外夹击，强调每个革命者，认清形势，增强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夺取全国的革命胜利。讲课和讨论相结合，进行了两个星期。政治训练结束之后，就进入第二阶段的军事训练。
　　参加破狱特务队的王占春、黄宛、林雪榕、白文庆、容古、老谢等11位同志，有的打过仗，但一半以上的人，还没有摸过枪。陶铸深深知道，他指挥的这一支精悍的武工队，不仅在政治素质上，绝对要求忠于党的事业，敢冲敢打，不怕牺牲；而且在军事技能上，也要绝对要求枪法熟练，打得准、打得稳、打得狠，保证不发生临阵慌张，乱了枪法，贻误大事。在军事训练中，陶铸要求严格，一丝不苟，先在室内学习如何熟悉枪支的性能，他亲自示范，教会每个队员如何拆枪和安装。陶铸指导的十分细致具体，例如射击时，发生卡膛，应该如何处理等等技术问题。然后分批渡海在新安、霞阳一带山沟，练习地形侦察、实弹射击、拼刺和巷战。陶铸还亲自率领几个特务队员，化装为家属，以探监为名，分别到思明监狱实地侦察，熟悉地形地物和撤退路线。陶铸在制订破狱计划时就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是武装到牙齿的。厦门又是军警特云集的孤岛，思明监狱又设在官府里头，虽然敌人腐败，有弱点可以利用，有空子可钻，破狱是有胜利的把握，但切不可排除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危险性，不能掉以轻心。胆大心细的陶铸，对武装劫狱的准备工作，做得特别细致，对特务队行动的每一个细节，他都作了周到的考虑和安排，保证劫狱万无一失。
　　当时地下党经费十分困难，想尽了方法，只筹措到440元买来两支驳壳枪。闽西苏维埃政府负责人邓子恢知道后，先后两次送来2200元买了13支手枪，支援武装破狱。特务队的队员，人手一支崭新的手枪，个个有如下山的小老虎，就等着省委一声令下，跃出隐蔽点，向指定的目标扑去。
　　5月23日，破狱的前三天，省委书记罗明，破狱行动总指挥陶铸和11名参加武装破狱的特务队员，化装成游客，陆续来到鼓浪屿的一个偏僻的山岭上，陶铸此时才正式宣布：11位无产阶级的革命勇士，庄严举行破狱誓师大会。
　　罗明高高的个头，炯炯目光，向每一位特务队员传达出党的最大的信任和胜利的期望。这是在白色恐怖下举行的革命誓师大会，罗明以激动的感情，向参加破狱的战友，作战前政治动员。他压低着嗓门，铿锵有力地说：“同志们，你们是党挑选出来的破狱英雄，40多位在狱中的战友，期待着你们去营救，你们去执行的是一项非常光荣、非常重要的革命使命，省委要求你们，服从命令听指挥，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完成营救同志的破狱任务!”
　　陶铸昂首站立在山岭的一处高坡上，带领特务队的全体同志宣誓。11位破狱英雄，共同发出庄严的声音：我们向党宣誓，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坚决完成破狱任务。
　　5月24日破狱前一天晚上，破狱委员会在思明戏院左门边的“罗克咖啡馆”聚会，对破狱的各项准备工作作最后一次检查。省委书记罗明在听取了陶铸、谢景德、王德和同安地下县委等关于破狱、接应以及安全撤出的路线、出狱同志的安置等的详细汇报后认为：一切准备就绪，武装破狱按预定计划：明天，5月25日上午九时半打响，特务队从思明县政府大门巧妙直插牢房，智破厦门思明监狱。
　　从闽西苏区、同安地下县委，到厦门狱中内外，各方密切配合，一切准备就绪。
　　1930年5月25日这天是星期天，5月正是南方梅雨季节，又是闽南杨梅上市的时节。久雨初晴，从厦门市区来到思明监狱所在地区附近著名的南普陀寺进香的游客，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川流不息，远比预料的要多得多。王德带领早就组织好的厦门的党团员和工人、学生，装扮成游客，混在游客中，掩护劫狱。破狱委员会已周密设计，打开监狱后，如敌人闻讯追赶，他们就马上装作打架，制造交通事故，阻碍敌人追赶。谢景德指挥的十余名接应队，也早已按照预定时间，到达思明县政府附近。县政府旁边就是一个露天市场，接应队的队员，也化装为游人，有的在摊贩上买香烟，有的装看久别重逢的好友，站在路旁攀谈。他们的任务是接应出狱同志，迅速把他们带到直通渔港的碧山路尽头的打石字堤岸上船。同安地下县委准备接运出狱同志的两只木帆船，已在头天傍晚悄悄停泊在打石字堤边，中共厦门市委领导人许宗英装扮船工，亲自来到船上，负责指挥，眼下这两只木帆船已船帆张起，随时起锚开航。
　　破狱临时指挥部就设在离伪思明县政府不远的琼州会馆。省委书记罗明和破狱委员会秘书长黄剑津就在琼州会馆坐镇指挥，派出联络员了解破狱第一线的情况，以便及时处理破狱过程中临时发生的各种意外情况。
　　此时，肩负破狱成败重任的陶铸，沉着果敢地指挥特务队的11名勇士，腰插手枪，子弹上膛，按照破狱部署，分为外队和内队，外队5人，内队6人，内队以探监、找同事为名，进入监狱，打开牢门，外队是破狱的主攻队，由陶铸亲自率领，对付门警和思明县政府的警备队，用火力压住敌人，救出越狱同志。
　　在南昌起义的战斗中，陶铸是连长，曾亲率一个连的兵力，和肖克指挥的一个排，明枪实弹，展开巷战，负责解决了敌驻军的一个团部；在广州起义战斗中，他是团参谋长，亲自指挥一个营，顶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直捣敌人军部。现在，他亲率的这一支仅由11位战士组成的武工队，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下，和敌人开展一场特殊的战斗。
　　时针指向破狱的规定时间，陶铸向内队的6位队员发出行动的信号，两人一批，分三批进入思明监狱。有位队员是福州人，曾在监狱当过伙伕，一点也没引起敌人的注意。第三批进入监狱的一位叫“容古”的龙岩人，是厦门到集美的电船上的水手，个头不高，身强力壮，他头戴草帽，身穿省委书记罗明平时穿的一件“香云”大长褂，他和另外一名队员，腰里各插一支手枪和一把老虎钳，他的任务是进入牢房，用老虎钳拧开铁锁，放出狱中同志。他此时手捧一桶“马玉山饼干厂”出品的饼干桶，计划在看守打开铁门，让他把饼干送入牢内时，开枪打死看守。以这一声枪响为信号，内外一齐动手破狱。就在这时，发生了意外的情况，留在监狱看守所的副所长卢永忠，发现这位身穿“香云”长衫的人有些可疑，他正要动手搜查这位叫“容古”的队员时，站在旁边的另一位内队的队员，见势不妙，立即拔出枪来，一枪击毙了这个看守所的副所长。伪看守李瑞凯正想企图抵抗，也被我进入监狱的队员一枪打死。在内队的6名队员顺利进入监狱时，陶铸已分配外队的5名队员，按各人的任务，已经紧紧地控制住守卫县政府大门和岗哨的敌人。枪声就是信号，在县政府大门口装扮买杨梅的外队队员老谢，接到陶铸的命令，立即从腰间掏出手枪，只用两粒子弹，就把县政府的值勤门警打死在地，陶铸身先士卒，迅即率领王占春等三名队员，冲进县政府大门，蹲伏在大门的台阶上，以台阶为屏障，严密监视守卫县政府内的警备队的动向。正在吃早饭的警备队员，听到枪声，开始还不在意，做梦也想不到是共产党来武装破狱，仍在继续埋头吃饭。警备队长吴广成刚刚从边门探出头来吆喝“干什么?”话音未落，蹲伏在台阶北边的陶铸，眼明手快，立即打出一梭子弹，击倒吴广成和另一个伪警备队员。国民党的这些警备队，平时敲诈勒索，吃喝嫖赌，哪里见过这样的惊险场面，个个吓得魂不附体，没有一个敢回警备队队部拿枪抵抗，拔腿四散逃命。
　　与此同时，进入牢内的六名内队队员，抽出老虎钳，钳断了牢房的铁锁，狱中的40多位战友，在狱中党支部书记刘瑞生的指挥下，在特务队员的保护下，一个紧跟一个地冲出牢门，仅用了10分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神速行动，智破戒备森严的思明监狱。
　　出狱的同志，在陶铸指挥的特务队的掩护下，根据事先约好的联络暗号，他们一冲出县政府大门，早就散布在县政府门口附近的接应队，每人带领三五名出狱同志，迅即撤离县政府，分头穿过通往海边的碧山路和小巷道，奔赴打石字堤岸，登上早就停靠在那里接应的两只木帆船，在敌人还未发觉思明监狱的“政治犯”已被共产党的地下武工队破狱接走的行动时，两只木帆船，早已出敌不意，顺风扬帆，越过鼓浪屿与嵩屿之间的海面，在靠近南安县和同安县的边界海边登陆，分别隐蔽在彭厝村和珩厝村。在大革命时期，党在这个地区搞过农民运动，群众基础好，出狱的同志在这里休息几天后，省委就把党的这一批骨干，分批送到闽西根据地。
　　从破狱到出狱同志安全撤离厦门市区，前后仅用了10分钟。敌人只在我们撤离现场半个小时后，才得悉情况，急忙宣布戒严，派出大批军警，包围厦门大学，冲进南普陀寺，并派出巡逻艇在海上拦截。陶铸指挥特务队完成破狱任务后，把随身带的短枪埋藏妥当，装扮一位阔气的游客，进入南普陀寺游玩，观察敌人动静。当敌人冲进南普陀寺抓劫狱的共产党时，他正巧遇见一位在厦门伪政府机关做事的湖南老乡，两人若无其事的聊天，他乡遇老乡，两人谈得格外亲切，一点也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
　　这次震撼全国的厦门破狱斗争，在陶铸的直接指挥下，前后只用10分钟时间，就打死敌人20多人，我无一伤亡，安全营救40多位同志出狱，突出地表现了年方22岁的陶铸和厦门共产党人的胆略、才能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显示出厦门地下党和陶铸的光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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