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祖父陶益斋早逝，由祖母主持家计。父亲陶铁铮，毕业于衡阳南路优级师范，曾参加武昌辛亥革命，任过汉冶萍公司下属转运局长，并与人合伙开办小煤矿。1908年1月16日，陶铸出生于湖南省祁阳县石洞源榔树村。1918年，其父与三叔被军阀吴佩孚部下萧耀南杀害，陶铸因家庭变故辍学，后经亲戚介绍做了数年学徒。1926年，陶铸进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同年经赵世嘉、陈葆华、詹不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陶铸参加南昌起义。并参加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警卫团，参加广州暴动[1]。1929年，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等职。1930年5月，陶铸亲率12人突击厦门监狱，以零伤亡代价接走狱中40余共产党员，国民党守军死伤20余人，此为震惊当时全国的“厦门大劫狱”[2]。1932年，与曾志结婚，后育有一女陶斯亮。
1933年，陶铸到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后被国民政府逮捕，被押送南京宪兵司令部，并判处无期徒刑。1937年，经周恩来、叶剑英与国民党政府多方交涉；9月26日，黄文杰将陶铸等七人营救出狱，陶后在鄂中组织地方游击部队，后与李先念组织的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会合，并担任支队政委[3]。1940年到延安，后于1943年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1945年，陶铸参加中共七大，会议决定在湘粤桂边区发动游击战争，由其担任边区党组织副书记兼部队副政委。同年8月，奉命改经太行、冀中、冀东至山海关赴东北，九月中旬抵沈阳，改任辽西省委书记兼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政委，参与四平战役等，负责弹药补给与伤员运输等后勤组织工作。辽沈战役后，陶铸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1949年1月，陶铸随东北野战军离开沈阳，改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进入山海关，参加平津战役。1月21日，作为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全权代表，陶铸入城同傅作义进行北平谈判，双方于次日发表《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北平城内国民党部队接受改编，北平城免受战火破坏。5月，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负责武汉三镇的接管工作[4]。
厦门，是一座饱受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盘剥和掠夺的海港，又是具有反帝反封建革命传统的城市。1927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厦门成立了厦门市委，建立了三十多个基层工会，领导厦门工人运动，会员发展到几万人。1927年4月9日，中共厦门市委负责人被国民党反动派突然抓去，秘密押往福州杀害。革命的烈火，并没有在反革命的屠刀下熄灭。在党的领导下，在厦门先后爆发了海员工人、牛车工人反对国民党政府逮捕工人的罢工斗争；大、中学生争取集会结社自由和保障人权的罢课斗争；中、小学教职员反对国民党裁减教育经费，要求发清欠薪的罢教斗争等等。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发展，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惧。后来，福建党的工作受立三路线影响，经常举行飞行集会，党员带头散发传单，把党的力量，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
敌人派出大批军警特务，破坏罢工、罢课、罢市，疯狂搜捕共产党人。中共厦门地下市委第二任书记刘瑞生、团省委书记陈柏生，都在1930年春先后被捕，关押在思明监狱。当时在厦门伪思明县政府的思明监狱里，就关押着我党40多位同志，其中除刘瑞生、陈柏生这两位福建党的负责干部外，还有曾在国民党厦门市党部工作的地下党员谢仰堂夫妇，以及30多位从闽西革命根据地捕来寄押的苏维埃干部、红军指战员，有许多还是毛泽东创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出来的，这些同志，大都是经过大革命时期斗争考验的党的重要干部。
1929年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主力进入闽西后，同年5、6月间，以龙岩、上杭、永定、连城、长汀五县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并逐步巩固、扩大，1930年3月，成立了闽西苏维埃政府，革命形势的发展，急需大量干部，特别需要经过斗争考验，富有斗争经验的领导骨干。在这个形势下，怎样尽快营救这些被捕的同志出狱，把在狱中的这一批党的优秀干部，输送到闽西革命根据地去，加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这个紧迫的任务，首先就落到了肩负地下省军委主任的陶铸身上。陶铸此时年方22岁，革命斗争的锤炼，已使他迅速在斗争中成长为一个有胆有识的年轻军事指挥员。
当年的厦门，是个不方不圆的孤岛。它的东南面俗称厦门港，是个渔港，著名的南普陀寺和厦门大学，就在厦门港地区。西北面是商业区，俗称厦门市。伪思明县政府就在靠近南普陀寺和厦门大学这一地区，国民党的厦门军政机关都设在这里。思明监狱就在伪思明县政府内，也就是现在的厦门思明南路458号旧址。县政府座东偏北，背靠鸿山与蜂巢山交接处，面向厦门港。走进县政府的大门，是一个大长方形石条铺地的宽敞庭院，东边的房子是县政府，往西拐有一道围墙，墙边有一个大铁门，那就是进出监狱的大门。监狱没有通向外面的门户，进出监狱，都必须通过县政府的大门。监牢里有两个大监房，每个监房都是南北长，东西窄，各约30多平方米。人多地窄，连床铺也没有，只在地上铺上稻草，“犯人”挤在一起，背挨背的席地而卧。四五月份的厦门，气温常在摄氏30度以上，几十人挤在窄狭的牢房里，人像装在蒸笼里，热的透不过气来。夜晚浑身叮满蚊子，汗水把稻草都浸透了。这两座监房，就是个活地狱。当时国民党在厦门有两处监牢，一处是思明监狱，一处是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被抓来的“犯人”，若是关押在警备司令部的，还有释放的希望；若是关进思明监狱，就等于判了无期徒刑。关押在这里的“犯人”，既不提审，也不判刑，更不释放，关进来的人，只有活着进来，死了出去，这个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就等于“死牢”。
陶铸最先接到监狱里的同志通过内线送出来的一个消息：他们关在这个活地狱里，与其死在牢里，不如拼着一条命冲出监牢，活一个算一个，他们有这个打算，请示省委决定。当时狱中同志已遵照省委指示，成立了狱中临时党支部，由刘瑞生担任支部书记，领导狱中斗争。
省委书记罗明把王海萍、陶铸找在一起，研究了监狱里的情况和狱中同志的意见，他们都认为：狱中同志的意见不妥，不能这样性急乱动，遭致不应有的损失。陶铸提出：如果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还是有可能把狱中的同志安全营救出来的。决定以“探监”的名义，通知狱中同志，暂勿盲干，等候条件成熟，相机行事。
正在这时，省委接到密报，国民党政府已准备把关押在厦门思明监狱的这一批共产党要犯，秘密押解福州。形势的突然变化，省委把营救狱中同志，提到了最紧迫的日程。省委连续召开了四次会议，对营救狱中同志，作了详细的研究。罗明、王海萍、谢景德、王德、陶铸都认为：如果这批同志被押解福州，更无生还的希望。大家都感到：必须立即采取果断的营救行动。就是冒再大的风险，也要把这批党的富有政治军事斗争经验的干部营救出来。省委对敌我双方情况，从成败的各个要素进行分析估量后，决定武装劫狱，成立了由省委直接领导的一个由五人组成的“破狱委员会”，为了保密，改称为特别委员会。特委五位委员是：罗明(省委书记)、王德(团省委书记)、谢景德(省委组织部长，又名谢汉秋)、王海萍(省军委书记兼省委宣传部长)、陶铸(省军委秘书)。革命互济会主任黄剑津担任破狱委员会秘书长，富有军事斗争经验的陶铸，指定担任直接指挥武装破狱行动的总指挥。
1930年3月底开始，陶铸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就着手积极准备武装劫狱的具体行动。
陶铸充分认识到这次破狱斗争的复杂与艰巨。既要敢于冒大风险，又要具有出敌不意的谋略，才能完成破狱救人的任务。他首先从调查研究入手，摸清破狱所需要掌握的一切情况，采取多层次的思维和多层次的准备工作，包括敌情的侦察、内外的配合、破监的部署，以及破狱后的接应、转移等等，每一个侧面，每一个细节，都须要十分审慎地计划周到。身为一个指挥员，陶铸清楚地理解：这是在白区敌人心脏里打响的一次战斗，战争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只有把各个方面的问题都想到了，各个细节的具体行动都准备了，才能保证任务的完成。
1930年春夏之交，厦门党组织领导展开了一系列重大斗争，反对白色恐怖。3月18日，厦门革命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响应全国争取自由大同盟的号召，在厦门中山公园举行了有两千多人参加的“三·一八惨案纪念会”，通过了反对军阀混战、反对国民党捕人等决议，国民党驻厦门海军司令部派军队包围会场，逮捕了厦门大学四位革命师生，多人受伤。惨案发生后，激起了厦门广大学生的愤怒和抗议，纷纷召开紧急会，组织援救被捕师生。4月9日，是厦门工人领袖罗扬才同志等被捕遇害纪念日，革命群众高举红旗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枪杀革命战士。4月25日，工人群众占领天主堂，召开赤色工会代表大会；5月1日在大同酱油厂门口，举行“五一节”纪念大会。党在领导的这些活动中，与前来镇压的国民党军警，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这些活动表明：革命群众反抗国民党的斗争情绪是高涨的，革命群众的这些行动和强烈的斗争要求，已为这次武装破狱斗争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陶铸首先调查了厦门国民党军事力量的部署情况：厦门统治阶级主要军事力量有两个营，第一营有兵士400人，第二营兵士450人，武装警察20余人，侦探队40余人，此外，还有炮台的炮兵、炮台的特务营几百人。陶铸根据敌军部署的情况分析：第一营驻扎在禾山，离厦门20余里地，动员到厦门，至少要一个半小时，远水救不了近火。在禾山的第一营里，还有党的地下组织。第二营虽然驻扎在林〖〗石石，离厦门港只有两里地，但当时国民党军队，除站岗放哨的卫兵外，其余的士兵，平时都不发子弹。就是他们听到劫狱的枪声，从接到命令集合，给每个士兵发子弹，等到他们从驻地赶到监狱，起码也要半个小时以上。炮台的炮兵和特务营，任务是守卫炮台，不可能来支援。剩下的只是警察和侦探。这些人白天都分散在整个厦门岛执行勤务，一旦劫狱打响，集合起来增援，至少也需要半个时辰以上。陶铸还亲自侦察调查了解思明监狱的敌人警卫部署。驻守思明县政府和思明监狱的敌人兵力，只有警卫队36人，三四条驳壳枪和一些不好用的单响毛瑟枪，战斗力很弱。监狱里面只有卫兵4人，分散在三个地方放哨。监狱铁门外面，是一个天井，看守监狱铁门的哨兵，平时就站在天井里放哨，都不带枪。只有看守所所长一人身上带着短枪，但他平时都呆在天井西边的小楼上。那时统治厦门的国民党军警，只知对犯人和前来探监的家属敲诈勒索，还未学到国民党那套法西斯的统治手段，对思明监狱的管理比较松懈。每星期三、六两天允许探监，只要暗地里给看守和卫兵一些钱，谈话时间不限，交头接耳也行，把大包小包的衣物食品送去也行，都可以不受盘查。陶铸在制定详细的劫狱行动计划之前，他亲自带领准备参加破狱行动的同志，以探监为名，多次进入思明监狱，对守卫伪县政府和思明监狱的敌军部署、监狱内部的地形地物以及破狱路线，都侦察得一清二楚，了如指掌。
这次破狱斗争的攻击点，就集中在敌人防范比较松懈的厦门思明监狱，在省委召开的制订破狱行动计划的会议上，陶铸根据侦察的情况，对敌我双方力量进行了正确的估计之后提出：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为了顺利营救狱中同志，破狱行动必须快速，只能智取，不能强攻，战斗打响，在敌人来不及增援时，就要完成任务。陶铸详细计算了驻守厦门敌军赶来增援的到达时间，具体提出：破狱战斗，必须在敌人没到来之前的20分钟内结束，才能保证出狱的同志安全转移。
这次破狱斗争，既是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城市一次出色的武装斗争，又是在白色恐怖下，地下党与苏区根据地密切配合下一次成功的武装行动。厦门地下党组织，动员了党团员积极分子，担任破狱后引带出狱同志撤退和隐蔽的工作。并筹备中装、西装和衬衣，准备给出狱的同志进行改装。苏区的中共闽西特委负责人邓子恢、郭滴人等同志，亲自部署控制从龙岩至漳州的交通线，防止敌人增援。闽西特委还选派了有武装斗争经验的漳州红军游击队队长王占春、龙岩乡苏维埃主席老谢等来到厦门，参加武装劫狱。同安县委还根据省委的指示，安排了两条木帆船到厦门港接应。罗明、王德两人，还亲自到同安县的彭厝等地，选好隐蔽地，一俟破狱救出狱中同志，就立即在厦门港乘木帆船到彭厝隐蔽，然后转移到闽西根据地。
出乎陶铸的意料之外，地下省委把这一周密的劫狱计划告诉狱中同志时，狱中的同志却不同意。省委的破狱计划是：劫狱人员伪装成探监家属，选择有利的适当日期，从县政府大门进去，打开监狱之后，劫狱人员掩护出狱同志，都从大门冲出来，立即从县政府大门对面直通厦门渔港的街道小巷穿过去，到海边渔港，登上预先停靠在那里接应的木帆船，迅速从水路离开厦门。而狱中的同志却主张打开监狱后，应从监狱的后门出去，监狱后面就是鸿山与蜂巢山，山高林密，利于分散隐蔽。如果从县政府的大门冲出去，与守卫县政府的40多个警备队员遭遇，寡不敌众，有全被打死的危险。
破狱委员会在罗明的主持下，对狱中同志的意见，又再三考虑，权衡利弊。陶铸身为破狱总指挥，他知道安全营救同志出狱，成败的重责，主要落在他的肩上，陶铸从复杂的斗争中已形成了他具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遇事先做调查研究，当他充分的掌握了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分析和估计后，他就果断地作出决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陶铸提出：这个破狱计划，是经过我们亲身深入监狱侦察，精确的从敌人的各个方面都作了充分的估计之后作出的，连敌人赶来增援的时间，我们都做了分秒计算。狱中同志提出从后门冲出，上山隐蔽，避开与警备队正面交火的意见，乍看起来，似乎安全些，实则危险极大。因为一出后山，就是一大片山岭，我们路径不熟，而敌人却比我们熟悉山上的情况，何况厦门又是一个孤岛，破狱的枪声一响，敌人把进山各个路口和水路交通一封锁，从四面八方赶来“围剿”，我们孤立无援的隐蔽在山上，一时难于快速转移，等于我们把自己装进了敌人搜捕的口袋，不要说狱中的同志难逃魔掌，去破狱的人也会一一被捕。从大门冲出去，出敌不意，速战速决，实则安全稳妥。
罗明、王德、王海萍、谢景德等破狱委员会的负责人，都赞成陶铸的胆识与分析，一致确定，原破狱方案不变。陶铸还再次化装进监，以探监为名，把省委的决定，和狱中同志详细商量说明，终于说服了狱中同志。对破狱计划，狱内狱外取得了一致。
陶铸亲自参与决策，并负责直接指挥的一场厦门破狱斗争，已进入紧张的准备阶段。
破狱日期，定在5月25日，因为这天是星期日，军警各界放假，官长不上机关办公。敌人的指挥首脑机关，毫无防备，劫狱枪声打响，也使敌人蒙头转向，措手不及。
破狱时间，就定在这一天的上午九点半。这也是经过精心选定的时间。陶铸已多次侦察查明，每个星期日的这个时间，国民党的士兵、警察多在戏院看白戏，防务空虚。等敌人发现劫狱，我们早已接出狱中同志扬帆远去。确定破狱的这一具体时间，也是罗明、陶铸等精确的掌握了这个季节的海上潮汛规律而精心选定的。上午九点半正值退潮时间，只有趁潮汛时才能使出狱同志上船后，安然撤离厦门岛。这时出击厦门思明监狱，时机最为有利。
根据敌人的兵力分布和调兵增援的规律和时间，破狱委员会决定：破狱的动作，要突然袭击，速战速决，严格要求在15分钟内结束劫狱行动。
按照省委的决定，陶铸和谢景德两人，立即着手在破狱委员会领导下，组织“特务队”和“接应队”两个行动组织。特务队负责武装劫狱，接应队负责把营救出狱的同志，安全护送撤离出厦门市区。特务队是破狱斗争的一支武工队，陶铸精心挑选了11位政治素质好，并掌握了一定军事技能的同志组成，其中有王占春等从闽西苏区和漳州游击队抽调来的，有从厦门士兵地下党支部抽调的，还有从码头工人纠察队抽调来的地下党员。鉴于这次破狱斗争非同寻常，破狱委员会决定：在鼓浪屿设立秘密训练班，对参加特务队的人员，进行严格的训练，由陶铸兼任训练班主任，集中全部精力，做好队员的军事训练工作。训练的目的，省委决定对队员暂时保密，以防破狱行动泄露。
从4月末起，陶铸就和特务队的11名同志，住在鼓浪屿山后的一个隐蔽地，进行为期四周的秘密训练。陶铸为训练班制定了具体的训练计划，训练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讲政治形势，由破狱委员会的五位成员轮流上课，讲课不涉及破狱之事，主要是分析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的道理，指出当时政治形势很好，革命力量不断壮大。敌人方面，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混战已爆发，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的反动政治，正受到内外夹击，强调每个革命者，认清形势，增强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夺取全国的革命胜利。讲课和讨论相结合，进行了两个星期。政治训练结束之后，就进入第二阶段的军事训练。
参加破狱特务队的王占春、黄宛、林雪榕、白文庆、容古、老谢等11位同志，有的打过仗，但一半以上的人，还没有摸过枪。陶铸深深知道，他指挥的这一支精悍的武工队，不仅在政治素质上，绝对要求忠于党的事业，敢冲敢打，不怕牺牲；而且在军事技能上，也要绝对要求枪法熟练，打得准、打得稳、打得狠，保证不发生临阵慌张，乱了枪法，贻误大事。在军事训练中，陶铸要求严格，一丝不苟，先在室内学习如何熟悉枪支的性能，他亲自示范，教会每个队员如何拆枪和安装。陶铸指导的十分细致具体，例如射击时，发生卡膛，应该如何处理等等技术问题。然后分批渡海在新安、霞阳一带山沟，练习地形侦察、实弹射击、拼刺和巷战。陶铸还亲自率领几个特务队员，化装为家属，以探监为名，分别到思明监狱实地侦察，熟悉地形地物和撤退路线。陶铸在制订破狱计划时就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是武装到牙齿的。厦门又是军警特云集的孤岛，思明监狱又设在官府里头，虽然敌人腐败，有弱点可以利用，有空子可钻，破狱是有胜利的把握，但切不可排除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危险性，不能掉以轻心。胆大心细的陶铸，对武装劫狱的准备工作，做得特别细致，对特务队行动的每一个细节，他都作了周到的考虑和安排，保证劫狱万无一失。
当时地下党经费十分困难，想尽了方法，只筹措到440元买来两支驳壳枪。闽西苏维埃政府负责人邓子恢知道后，先后两次送来2200元买了13支手枪，支援武装破狱。特务队的队员，人手一支崭新的手枪，个个有如下山的小老虎，就等着省委一声令下，跃出隐蔽点，向指定的目标扑去。
5月23日，破狱的前三天，省委书记罗明，破狱行动总指挥陶铸和11名参加武装破狱的特务队员，化装成游客，陆续来到鼓浪屿的一个偏僻的山岭上，陶铸此时才正式宣布：11位无产阶级的革命勇士，庄严举行破狱誓师大会。
罗明高高的个头，炯炯目光，向每一位特务队员传达出党的最大的信任和胜利的期望。这是在白色恐怖下举行的革命誓师大会，罗明以激动的感情，向参加破狱的战友，作战前政治动员。他压低着嗓门，铿锵有力地说：“同志们，你们是党挑选出来的破狱英雄，40多位在狱中的战友，期待着你们去营救，你们去执行的是一项非常光荣、非常重要的革命使命，省委要求你们，服从命令听指挥，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完成营救同志的破狱任务!”
陶铸昂首站立在山岭的一处高坡上，带领特务队的全体同志宣誓。11位破狱英雄，共同发出庄严的声音：我们向党宣誓，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坚决完成破狱任务。
5月24日破狱前一天晚上，破狱委员会在思明戏院左门边的“罗克咖啡馆”聚会，对破狱的各项准备工作作最后一次检查。省委书记罗明在听取了陶铸、谢景德、王德和同安地下县委等关于破狱、接应以及安全撤出的路线、出狱同志的安置等的详细汇报后认为：一切准备就绪，武装破狱按预定计划：明天，5月25日上午九时半打响，特务队从思明县政府大门巧妙直插牢房，智破厦门思明监狱。
从闽西苏区、同安地下县委，到厦门狱中内外，各方密切配合，一切准备就绪。
1930年5月25日这天是星期天，5月正是南方梅雨季节，又是闽南杨梅上市的时节。久雨初晴，从厦门市区来到思明监狱所在地区附近著名的南普陀寺进香的游客，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川流不息，远比预料的要多得多。王德带领早就组织好的厦门的党团员和工人、学生，装扮成游客，混在游客中，掩护劫狱。破狱委员会已周密设计，打开监狱后，如敌人闻讯追赶，他们就马上装作打架，制造交通事故，阻碍敌人追赶。谢景德指挥的十余名接应队，也早已按照预定时间，到达思明县政府附近。县政府旁边就是一个露天市场，接应队的队员，也化装为游人，有的在摊贩上买香烟，有的装看久别重逢的好友，站在路旁攀谈。他们的任务是接应出狱同志，迅速把他们带到直通渔港的碧山路尽头的打石字堤岸上船。同安地下县委准备接运出狱同志的两只木帆船，已在头天傍晚悄悄停泊在打石字堤边，中共厦门市委领导人许宗英装扮船工，亲自来到船上，负责指挥，眼下这两只木帆船已船帆张起，随时起锚开航。
破狱临时指挥部就设在离伪思明县政府不远的琼州会馆。省委书记罗明和破狱委员会秘书长黄剑津就在琼州会馆坐镇指挥，派出联络员了解破狱第一线的情况，以便及时处理破狱过程中临时发生的各种意外情况。
此时，肩负破狱成败重任的陶铸，沉着果敢地指挥特务队的11名勇士，腰插手枪，子弹上膛，按照破狱部署，分为外队和内队，外队5人，内队6人，内队以探监、找同事为名，进入监狱，打开牢门，外队是破狱的主攻队，由陶铸亲自率领，对付门警和思明县政府的警备队，用火力压住敌人，救出越狱同志。
在南昌起义的战斗中，陶铸是连长，曾亲率一个连的兵力，和肖克指挥的一个排，明枪实弹，展开巷战，负责解决了敌驻军的一个团部；在广州起义战斗中，他是团参谋长，亲自指挥一个营，顶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直捣敌人军部。现在，他亲率的这一支仅由11位战士组成的武工队，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下，和敌人开展一场特殊的战斗。
时针指向破狱的规定时间，陶铸向内队的6位队员发出行动的信号，两人一批，分三批进入思明监狱。有位队员是福州人，曾在监狱当过伙伕，一点也没引起敌人的注意。第三批进入监狱的一位叫“容古”的龙岩人，是厦门到集美的电船上的水手，个头不高，身强力壮，他头戴草帽，身穿省委书记罗明平时穿的一件“香云”大长褂，他和另外一名队员，腰里各插一支手枪和一把老虎钳，他的任务是进入牢房，用老虎钳拧开铁锁，放出狱中同志。他此时手捧一桶“马玉山饼干厂”出品的饼干桶，计划在看守打开铁门，让他把饼干送入牢内时，开枪打死看守。以这一声枪响为信号，内外一齐动手破狱。就在这时，发生了意外的情况，留在监狱看守所的副所长卢永忠，发现这位身穿“香云”长衫的人有些可疑，他正要动手搜查这位叫“容古”的队员时，站在旁边的另一位内队的队员，见势不妙，立即拔出枪来，一枪击毙了这个看守所的副所长。伪看守李瑞凯正想企图抵抗，也被我进入监狱的队员一枪打死。在内队的6名队员顺利进入监狱时，陶铸已分配外队的5名队员，按各人的任务，已经紧紧地控制住守卫县政府大门和岗哨的敌人。枪声就是信号，在县政府大门口装扮买杨梅的外队队员老谢，接到陶铸的命令，立即从腰间掏出手枪，只用两粒子弹，就把县政府的值勤门警打死在地，陶铸身先士卒，迅即率领王占春等三名队员，冲进县政府大门，蹲伏在大门的台阶上，以台阶为屏障，严密监视守卫县政府内的警备队的动向。正在吃早饭的警备队员，听到枪声，开始还不在意，做梦也想不到是共产党来武装破狱，仍在继续埋头吃饭。警备队长吴广成刚刚从边门探出头来吆喝“干什么?”话音未落，蹲伏在台阶北边的陶铸，眼明手快，立即打出一梭子弹，击倒吴广成和另一个伪警备队员。国民党的这些警备队，平时敲诈勒索，吃喝嫖赌，哪里见过这样的惊险场面，个个吓得魂不附体，没有一个敢回警备队队部拿枪抵抗，拔腿四散逃命。
与此同时，进入牢内的六名内队队员，抽出老虎钳，钳断了牢房的铁锁，狱中的40多位战友，在狱中党支部书记刘瑞生的指挥下，在特务队员的保护下，一个紧跟一个地冲出牢门，仅用了10分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神速行动，智破戒备森严的思明监狱。
出狱的同志，在陶铸指挥的特务队的掩护下，根据事先约好的联络暗号，他们一冲出县政府大门，早就散布在县政府门口附近的接应队，每人带领三五名出狱同志，迅即撤离县政府，分头穿过通往海边的碧山路和小巷道，奔赴打石字堤岸，登上早就停靠在那里接应的两只木帆船，在敌人还未发觉思明监狱的“政治犯”已被共产党的地下武工队破狱接走的行动时，两只木帆船，早已出敌不意，顺风扬帆，越过鼓浪屿与嵩屿之间的海面，在靠近南安县和同安县的边界海边登陆，分别隐蔽在彭厝村和珩厝村。在大革命时期，党在这个地区搞过农民运动，群众基础好，出狱的同志在这里休息几天后，省委就把党的这一批骨干，分批送到闽西根据地。
从破狱到出狱同志安全撤离厦门市区，前后仅用了10分钟。敌人只在我们撤离现场半个小时后，才得悉情况，急忙宣布戒严，派出大批军警，包围厦门大学，冲进南普陀寺，并派出巡逻艇在海上拦截。陶铸指挥特务队完成破狱任务后，把随身带的短枪埋藏妥当，装扮一位阔气的游客，进入南普陀寺游玩，观察敌人动静。当敌人冲进南普陀寺抓劫狱的共产党时，他正巧遇见一位在厦门伪政府机关做事的湖南老乡，两人若无其事的聊天，他乡遇老乡，两人谈得格外亲切，一点也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
这次震撼全国的厦门破狱斗争，在陶铸的直接指挥下，前后只用10分钟时间，就打死敌人20多人，我无一伤亡，安全营救40多位同志出狱，突出地表现了年方22岁的陶铸和厦门共产党人的胆略、才能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显示出厦门地下党和陶铸的光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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