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北洋政府是与非
我们遍翻中国历史，唯有北洋政府堪称最接近民主的政府。不用拿别的事来说，单挑袁世凯称帝来说。不管何种动机，老袁脑子里“剪不断理还乱”的大一统情结导致他称帝。老袁之错不在于称帝，而在于他并未达到称帝的火候。英国“光荣革命”不就从共和走向帝制的吗？法国大革命不是也革出个拿破仑称帝来了吗？叫皇帝还是叫主席，仅仅是个形式，皇帝的外皮可以包民主的馅，麦克阿瑟就用天皇外皮包了民主馅；主席的外皮也可以包独裁的馅，老毛就堂而皇之自称“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老袁称帝仅仅两周，12月25日云南即起兵讨袁，一篇义正词严的讨袁檄文，历数袁氏19大罪状，然后宣布：“凡属中华民国之国民，其恪遵成宪，翊卫共和，誓除国贼，义一；改造中央政府，由军府召集正式国会，更选元首以代表中华民国，义二；罢除一切阴谋政治所发生，不经国会违反民意之法律，与国人更始，义三；发挥民权政治之精神，实行代议制度，尊重各级地方议会之权能，期策进民力，求上下一心全力外应之效，义四；采用联邦制度，省长民选，组织活泼有为之地方政府，以观摩新制，维护国基，义五。建此五义，奉以纲维，普天率土，罔或二心”（引自王丕震：《唐继尧传奇》，P133）。时至今日，九十一年前的这些主张难道了无新意么？随即，西南各省纷纷响应，护国军东进北出，就连老袁的女婿、四川将军陈宦也宣告独立反袁了，3月22日袁氏只得顺应民意取消帝制恢复共和。这表明自下而上的意志决定了权力取向，也表明北洋政府的基本性质。袁死后，黎元洪、段祺瑞经与各省各派协商，依据民国元年3月的《临时约法》，召集国会，速定宪法。新政府广纳各方贤士，初具共和之实。然而，北洋之后的中国中央政府--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重归集权之路，恢复自上而下的意志决定权力取向模式，从这个意义上看，不过复辟而已。
袁世凯死后，北洋将领们建立了权威弱化的政府，不管它还存在多少问题，制衡已经初试啼声。现在的历史教科书总说军阀内战，我们对于北洋政府的印象也只有“卖国”、“内战”，再无其他。当人们习惯性地谴责“军阀混战”之时，谁又记得，北洋以后内战打得更惨更烈，远不是北洋将领那几场小仗堪与比拟的。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称：“据上列事实，民国十一年七次战争，前五次是民主派和北洋军阀之理想和势力冲突，后二次是军阀内讧”（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卷，P42）。可见，所谓民国之初的“军阀混战”，并非都是北洋将领间征战，主要是孙中山挑起的内战。更少有人记得，北洋所有首领，无论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无一不是耿直的硬汉，至少，他们都坚决地主张外蒙古与中东铁路的权利，无一退让。即便袁世凯当初在日本炮口威胁下被迫签订了“二十一条”，终究还是北洋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在华盛顿和会上把它基本废除了，夺回了山东权益。而北洋外交家们废除满清不平等条约的努力与成就，更令人刮目。号称“1840年以来第一个平等条约”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条约》，就是北洋外交政府顶住苏俄压力与孙中山的捣乱，力争得来的。
算起来，北洋政府近20年的统治，先后组成五届国会，基本上没有间断过一院制或两院制国会。“二次革命”被镇压下去以后，国民党尚未遭取缔，按照《大总统选举法》规定竞选总统。那时老袁声望如日中天，却依然得获3/4多数才能当选。选举人759名，首轮选举老袁得票471，未及3/4；黎元洪得票151，排第二；接着依法进行第二轮投票，依旧无人过3/4；剩下一轮就是第二轮得票最多的袁、黎对决，票多者赢。目击者称，袁世凯当时非常紧张，绕室彷徨，搓手顿足，六神无主，生怕票数少于黎元洪，大总统被黎夺了去。幸亏赢了黎元洪，老袁这才回过神来（参阅夏双刃著：《乱世掌国》，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P54）。不要骂老袁是什么“窃国大盗”，他那个“大总统”硬是依法选举得来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中国唯有这一个国家元首是货真价实选举产生的，其他的选举都不过走走形式罢了。何谓民主，民主玩的就是“心跳”。尽管老袁此次“心跳”玩得有点慌神，也许正因此才有后来的称帝，但也值，毕竟“心跳”了一回，比起那些探囊取物无需“心跳”的，好歹体会过激情了。
1914年2月，袁世凯因国民党捣乱曾停办自治，当年12月29日就颁布了《地方自治试行条例》，次年又颁布了它的《施行规则》，还将京兆设为自治模范，公布了《京兆地方自治章程》。到徐世昌时期，1919年9月7日颁布《县自治法》往后，徐继续颁布《县自治法施行细则》、《县议会议员选举规则》、《市自治制》、《乡自治制》等法律法规。切莫小视，北洋以后，中国再无这等民主模式。直至现在，才有村民直选的试验。北洋政府还完成了中国军队由传统走向近代化的过渡，袁世凯无愧中国军队现代化之第一人，他的小站练兵堪称为中国军队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也正因为袁的建军成效，才可能有“北洋军阀”这个威风八面的群体。吴佩孚的洛阳练兵甚至被美军拍成记录片作为内部教学参考资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近代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等，全都是北洋奠定的基础，它很称职地完成了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现时诸多学者依据翔实的历史资料研究袁世凯执政期间社会发展状况，“他们共同认为，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政治上有野心’，'在经济上却并不排斥资本主义发展’，由于袁世凯政权颁布和贯彻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因而民族经济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其具体措施为：1.提倡和保护民间兴办企业，鼓励提倡设立公司，同时注重引用外资；2.推行奖励制度，鼓励垦荒，奖励棉、糖、羊毛等农副业的生产，对经营实业成绩较著的工商业者给予荣誉奖励；3.提倡国货，对工业产品及原料调整或减免捐税；4.疏通金融，改革币制，提倡新式银行；5.制定内容比较详尽、种类比较齐全的经济法规和工商、路矿、金融等条例、规则，鼓励民间投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6.通过设立示范场所，开办国货展览，参加外国博览会等方式，以资达到振兴工商业的目的。”插入一句，现在的“国酒茅台”、“金奖白兰地”就是1915年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赢得金奖扬名天下的，至今仍被子孙享用。袁世凯被“二十一条”纠缠中仍不忘组织各地产品参会，在该次博览会上，中国展品获各等奖章1218枚，为各国获奖之冠。“美国学者麦金农认为，'他追求权力的目的是要拯救中国，创立一个与外国并驾齐驱、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窦坤著：《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P204-205）北洋政府的经济成就也是显著的：“1912-1920年，按总产值计，平均每年增长率为16.5%，按净产值计，为13.4%。又依珀金斯所引资料，计算1912-1921年净产值的年增长率为11.7%”（许涤新、吴承明著：《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二卷，P874）。“官僚资本的发展在1911年以后就进入颓势，外国资本的发展也在1914年以后受挫，惟民族资本始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全时期平均发展速度为13.8%，还略高于外国资本的13.1%。这说明它有旺盛的生命力，是中国工业化希望之所在”（同上书，P14）。比较骄人的工业成就是：1920年中国从棉纱的净进口国变为净出口国；1919年福州船政局造出第一架水上飞机，到1931年共生产了11架。中国首批飞机设计师、技师和飞行员在此时涌现出来。江南造船所1918年获得美国海军运输舰4艘建造订货，这四艘万吨轮每艘排水量14750吨，1921年交付完毕（同上书，P810）。如果我们知道这套资料系周恩来总理于1960年指令许涤新担纲，国内各权威机构及著名院校奋力合作编撰，直至1983年始定稿出版的权威著作，其涉及面极广阔，无法过多摘录，其数据理应不会有浮夸成分。如果拿改革开放以来傲人的增长率比较一下，九泉下那些“反动军阀”丝毫不输于后人！
北洋政府的外交成就是它的第一个骄人业绩。众所周知，腐败愚昧的清廷在它覆亡之前的一百多年里，始终顽固地拒绝融入国际社会，导致了一连串国家灾难。而且中国一直被认定为非国际社会成员，无适用国际法的资格。北洋政府并没有任用北洋系官僚从事外交，而是大胆任命一批欧美留学、熟知国际法律的年轻人担纲外交事务。如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尚未毕业就被袁世凯聘用为秘书，历史证明，有职有权的顾维钧为中国外交做出了重大贡献；反之，若无老袁知人善任，根本不会有国际知名的外交家顾维钧。其实，此前也是袁世凯发现了正落魄的詹天佑，并放手使用，这才有中国第一条自己设计、自己施工、使用自己生产钢材的京张铁路；也才有令国人骄傲的詹天佑。正是这批职业外交人才的努力，北洋外交迅速扭转清廷妥协外交颓势，转变为强硬的国权平等外交。其外交方针是开放性的，相对于保守、闭关、排外而言，北洋外交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它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尤其是远东大国的地位彰显无余。
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立即换下官僚外长孙宝琦，换上精通日语和日本情况的陆徴祥，巧妙拖延，初次尝试引入国际社会援助，使日本在政治上获胜却在外交上失败。1917年4月6日，美国对德国宣战，一战天平严重倾斜，协约国胜利只待时日。驻美公使顾维钧立即致电北京政府，详尽分析了中国加入协约国参战的利益所在。很明显，参战之时即可成为国际社会成员，可废除中德、中奥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开启废除其他不平等条约之外交斡旋；明摆着的战胜国地位无疑对中国国际地位有大提升；这个地位的改变必会给日本通过“二十一条”获得的利益带来威胁，而且给未来日本的国际地位带来更大威胁。因此，日本始终软硬兼施阻止中国宣战。
顾维钧想不通的是“我当时实在不知道这个问题竟会引起动荡和混乱，甚至导致中国的内乱。”“北京斗争的规模日益扩大，斗争的双方报纸上称之为主战派与反战派。在斗争中赞成参加美国一方的以段祺瑞将军为首，并得到冯国璋总统及其军事同僚的支持。但是他们受到国会中一些派别的强烈反对，这些派别得到首都和南方大多数国民党人的支持。南方反对参战，显然主要不在于反对中国站在美国一方，而是担心中国参战会使北方有借口，来取得美国、甚至整个协约国集团的各种类型的援助，以增强其武装力量，用以进攻和征服南方的反对势力。”（《顾维钧回忆录》缩编版，上，P41）顾维钧在这里为尊者讳，没有点名，指挥国民党议员操纵国会破坏中国参战的就是孙中山。直至8月14日国会解散南迁，北京政府才得以发布《大总统布告》，正式宣布对德、奥宣战：“自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对德国、奥国宣告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中奥之关系者，悉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
奥地利公使声明：“此项宣战，本公使以为违背宪法，当视为无效。盖按黎前大总统之高明意见，此项宣战之举应由国会两院同意赞成，方可施行。”北京政府答复：中奥已为敌国，不能接受这一公文，当即将公文退还奥地利公使。宣战延误了四个多月，最终在巴黎和会上被日本代表据以攻击中国。倘若没有宣战，中国连参加巴黎和会的资格都没有。
几十年来，中国人总把巴黎和会视为“国耻”，缘由仅在于巴黎和会没有推翻“民四条约”。从法理上说，人类首次世界性和会并没有权力否定两个主权国家间所签订的条约，自己不争气却赖别人不帮忙，无论如何没什么出息。因此，开“打砸抢”先河的“五四运动”并无值得夸耀的地方。因为，凡尔赛对德和约只能处分德国的权益，那么，在中国仅限于山东权益；条约规定山东领土、主权属于中国所有，无疑合理合法；其上原属德国的利益已为日本战胜获得，且经“民四条约”获中国承认，对德和约认可此现实从法理上说亦说得过去。所欠缺之处在于无视日本以武力相威胁获得“民四条约”，此项欠缺因当时尚无相关国际法条款导致。那么，无论中国政府抑或民众表达抗议是理所应当的，无可非议。然“五四”运动之“内惩国贼”显得毫无道理，其一，中国政府所派遣代表与会表达与民众要求完全一致，政府无懈可击；其二，所指三“国贼”纯属无根据的妄断，史料证明他们谈判时尽了最大努力；其三，似“火烧赵家楼”之类暴徒行为无论哪国法律皆必认定为罪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显示出道德之沦丧。中国的金刚塑像绝大部分属于“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五四”便是其中之一尊。学生运动是一个病态社会独有的毒瘤，当社会的正式成员不能或不敢承担责任之时，别有用心者便煽动非正式社会成员的学生去践踏法制，利用乳臭小儿胡闹，以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五四”运动如此，例如孙中山就不满“火烧赵家楼”之类“小儿科”举动，他告诉张国焘等运动首领：“我愿意给你们五百条枪，如果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才算是真正的革命”（《张国焘回忆录》，第一册，P72）。纳粹的“水晶之夜”如此，“文革”如此，塔利班也如此。
由于孙中山配合日本阻挠中国参战拖延了参战时间，中国仅列三等贡献国，代表团入会便不利。但顾维钧1月28日以三十分钟的精彩发言，致使“全场鼎沸，掌声如雷”。以美国总统威尔逊为首，五强代表团纷纷离席，拥向前来与顾维钧握手致贺。甚至日本首席代表西园寺公爵也心服口服前来握手，并鞠躬致意。一时成为当地以及世界许多地方报纸的轰动新闻，为中国挽回许多声誉。法国总理克莱蒙梭事后评论道：“顾维钧之对付日本，有如猫之弄鼠，尽其擒纵之技能。”接下去，中国拒签对德和约，不但维护了国家尊严，还首开拒绝签字之先河。后来，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南美洲各国等国也学着中国代表的样，采取了拒绝签字的外交手段。如果说中国成为“第三世界”的榜样，从此次和会就开始了。而顾维钧等除拒绝签字对德和约之外，还以侵犯土耳其领土、主权完整为由，拒签对土和约，中国又显示了坚持国际正义的形象。不光是拒签，顾维钧等签署了对奥和约，不仅成为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之首创，而且因此成为国际联盟的会员国，后来还挫败日本的反对压力，被选为国联行政院六个非常任会员之一，首次进入就成为国际社会重要成员，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王宠惠还成为入选国际法庭的第一个中国人。此外，中国还签署了对匈（牙利）、对布加利（保加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战胜国姿态出现于国际社会。顾维钧等还签署了国际航空专约，使中国的领空权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与尊重，乃维护主权完整的重要举措。当时的《东方杂志》报导：“被举（选入国联行政院）以后，惊骇者若而人，庆贺者若而人，华族寓公，人人色喜。记者目击情状，汗流浃背；思中华民国自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起，在国际上所处之地位，已与列强同等矣。”英国驻北京公使艾思顿（BeilbyAlston）在给英国外交部的年度报告中写道：“尽管内部可悲的困难，中国赢得外国更高的尊敬；当中国拒签凡尔赛和约时，国际尊敬的高潮开始涌起。日本虽然取得当时政治上的胜利，中国赢得道德上的胜利，并在赢得国际行政院席位时达到巅峰。”根本不是“五四”所描述的“国耻”，而是相当辉煌的成就。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外交成果，中国对日本的外交劣势转化成优势。在国联中，顾维钧不失时机地向国联大会提交废除“民四条约”、归还山东权益的“鲁案”，迫使日本表示只要日中开始单独商议，愿意归还山东权益。顾氏不许有条件地归还，拒绝单独开议。1921年11月12日，由美国发起华盛顿会议，中国首次以平等地位参加国际会议，北洋政府参会声明三点：“（一）各国不再乘中国内乱之机会，损害中国独立国家的权利；（二）撤销各项有害于中国主权之行动，而该各项行动并无条约之根据者；（三）将限制中国自由行动之若干现存条约加以修正。”（载：《中华民国外交史》（一）中华书局1945年版，P426）最终，日本迫于美、英压力，终于在1922年2月4日与中国签订《中日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二十一条及山东问题的换文、对德和约关于山东的条款被推翻；并于6日签订了《九国公约》，强调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给予中国以自行发展的最好机遇。华盛顿会议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是中国首次没有丧失反而争回某些权益的外交活动；也是世界列强首次全面而且具体地同中国讨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会议。为以后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后，顾维钧于1924年5月同苏联代表加拉罕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其附件，这不但是近代中俄第一次平等地签订条约，也是中国凭借外交途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重头戏。1925年6月24日，北京政府正式向各国政府发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照会，要求召开华盛顿会议确定的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同年10月26日，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召开，共13个西方国家参加。11月19日会议第二委员会通过决议：“承认中国享受关税自主之权利，允许解除各该国与中国间现行各项条约中所包含之关税束缚，并允许中国国定关税率条例于1929年1月1日发生效力。”1926年1月12日，同是上述关税会议的13国在北京召开法权会议，讨论废除治外法权的问题，中国代表王宠惠正式提出废除治外法权的提案。虽然此次会议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尽如人意，但同年8月31日《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章程》签订，也收回了过去丧失的部分权益，且开了个好头。
北洋时期最大成就当属思想解放。新文化运动发生于那个时期并非偶然，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化大师都涌现于北洋时期，此后，再也没有文化巨匠产生。茅盾写道：“从民国十一（1922）年起，一个普遍的全国的文学活动开始到来！”“这几年的杂乱而且也好像有点浪费的团体活动和小型刊物的出版就好比是尼罗河的大泛滥，跟着来的是大群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们都在狂猛的文学大活动的洪水中已经练得一副好身手，他们的出现使得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显得有声有色！”（《中国新文学大系》第3集《小说一集导言》）。不仅大陆钦定的“郭鲁巴老茅曹”均出自北洋时代，中国堪称“大家”的文化人，你想找几个非北洋人物都难。就连国共两党的精英人物，亦出自北洋时代。毛诗云：“遍地英雄下夕烟”，只有北洋时代无愧于这个描述。
随便举一个例子：蔡元培的北大，所采取的“兼容并包”，跟着北洋一起消失了，以后的北大校长，“黄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北大百年纪念，给北大长脸的人物几乎全是北洋人物。及至49以后，除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就剩下一个王选了。又如新闻界，辛亥首义时国内报刊杂志共百余种，总发行量约4200万份；半年时间就增至500余种。“二次革命”以后，被袁世凯裁减至139种，1921年统计数，仅报刊一项就达1134种，其中日报550种，1927年日报增至628种，发行量更是突飞猛进。仅以《申报》为例，1912年发行量约7000份，1928年达14万份。北洋政府1924年颁布无线电管理条例以后，中国首家无线电广播电台于1926年在哈尔滨开业，随即各类官、私营广播电台纷纷出现；1915年颁布图书馆条例，规定“各省治、县治应设通俗图书馆，储集各种通俗图书，供公众之阅览。”到1928年统计，全国已建立图书馆622所；1925年故宫博物院的设置堪称中国惊天动地的壮举，几千年来神圣且神秘的深宫向所有民众开放，对于人民思想的解放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语言文字的改革亦可载入史册，1912年袁世凯就颁布条例，推行普通话和注音字母方案，功不该没。本帖只能简而又简地说点皮毛，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郭剑林主编的《北洋政府简史》（上下册）对于北洋政府的功与过作了还算基本公正的介绍，值得一阅。
正是北洋时期，中国完成了从传统文化教育制度向近现代文化教育制度转型与过渡，其范围涉及思想、教育、文学、宗教、音乐、美术、戏剧、电影、体育、新闻出版、图书馆、博物馆、医疗卫生、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等方面。最关键的是，北洋时期上述各方面的发展特点在于多元化。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多元化都是发展与进步的康庄大道，一切进步都体现为多元化的实现，而一切反动都只是对一元化的捍卫。在中国，几千年改朝换代都热衷于彻底贬损前朝，否定它有任何建树，以此证明本朝一元化之合理性与正义性。如此，除了造就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僵化与腐败之外，还有两个副产品：其一为民族性淡化甚至近乎失灭；其二为道德沦丧或成为伪道德。此话题暂不予论述，几十年来不假思索地认定北洋时代“腐败黑暗”正是其例证之一。
我们无妨抄录一段老旧文字来结束这一节，一位辛亥以后就去了美国的基督徒刘延芳，十年后回到上海，1921年5月在天津演讲述及回国观感，该稿件刊载于当月上海出版的英文版《中国记录者》上：
“我几乎突然间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和气氛所压倒。我感到有生命在运动──一种'新生命’，这是我前些年不曾见到的。我所遇到的人，我跟他所谈的话，他们所采取的态度，他们所表示的见解，他们对当前各问题所加的判断；以及我所阅读的报纸，反映在报上的大众舆论的语调，所讨论的问题，都一一显示出这种新生命。有一个晚上，我到街上闲逛，走进各色各样的书店和报摊，买了47种不同的杂志，包括有周刊、季刊和半年刊。我花了一整个晚上，才走马看花地把内容过目一番，发现这些杂志里面所讨论到的当前种种问题与所发表的各种舆论，比在美国报摊上所搜集到的任何47种杂志所讨论到的问题更时兴，意见更复杂。从那时候起，我到处旅行，给各种不同的听众演讲，在四五个大学教书，我愈来愈对这种似乎无所不在发展着的'新生命’感到兴趣。”
（上半部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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