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辛亥到北伐 【颠覆中共史学理论的雄文】

zt：从辛亥到北伐
这一段历史其实是北洋执政史暨国民党的夺权史。直至1927年4月12日，靠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原则，国民党变成执政党，而且是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但实际上，它一天也没有全面掌控过这个国家。据美国学者易劳逸研究考证："1929年，南京政府仅控制了约8%的国土和20%的人口；到抗战前夕，它已能对25%的地区和66%的人口实行统治。"（陈谦平等翻译：《流产的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P331）。既然国民党并不能统一中国，那么，它的"一党专政"理念就没有获得成功，从中国国家与民族利益的立场上看，它除了添乱并给人民带来灾难之外，没有建树。随即便遭到日本军队大规模入侵。日本被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打败后，仅四年内战，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在"一党专制"的道门中，孙中山及其弟子蒋中正都是半桶水，他们的功力皆不如毛师弟，所以只能成为师弟登基之垫脚石。历史似乎开了个大玩笑：人类最崇尚一统的民族，却造就了一个迄今不能统一的国家。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启迪？
一、辛亥革命之前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首义"，是文学社与共进会联手发起的，接着引发立宪派纷纷响应，清廷地方官员接连宣告独立，背叛朝廷。各种分析已经很多。但有一点是被忽略了的，那就是义和团时期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僚已经"独立"过一次的"东南互保"行动，它其实是辛亥革命各省宣告独立的预演；而汉大臣据有众多封疆大吏权位，又与朽败的清廷排汉分不开。清末时朝廷钦定内阁被称为"皇族内阁"，汉大臣基本外放，为辛亥时一举诸诺创造了条件。国民党贪天之功为己有，把辛亥革命算进孙中山的功劳簿，其实是在歪曲历史。好在北洋时代各种文史资料汗牛充栋，近代史家们大有用武之地，各类描述众多，可惜多沿传统思路，有见地者无多。从诸多关于辛亥革命的著述里，我们不难发现：辛亥革命非但没有孙中山的贡献，而且，恰恰是排除了孙中山才得以首义成功的！
众所周知，孙中山未满12岁即离家前往檀香山，17岁回国，不足一年，即1884年便浪迹香港、夏威夷、日本诸地。1892年自香港丽雅西医书院毕业就业于澳门镜湖中医院从医至1894年春，起草《上李鸿章书》后即废弃医务，专等李鸿章接见，甚至前往天津敬候。成此文以前孙已参与发起"兴中会"，然李鸿章虽付《上李鸿章书》于《万国公报》发表，却始终未接见他。孙后来说："于是慨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功，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易以强迫。"1895年10月10日孙在香港策划起义，被推举为总指挥并约定：成功后担任合众政府之总统。可见其总统梦与造反梦同时诞生，这与孙自比的华盛顿格格不入。华氏举义功成而退隐，六年后被选为总统才借来盘缠赴任。可孙之举义，无一不以"大统领"为条件，哪怕只是成立一个小小的帮会，也决不肯放过会长之职位。结果，25日起义失败，27日逃亡香港，30日转逃日本。而陆皓东等兴中会成员被杀。当时日本报纸称其为"支那革命首领"，同行的陈少白极不满，认为要当皇帝者才叫"革命"，孙则认为此称呼极好，"我们党以后就称作革命党"。然后孙即在各国华人中游说，并且，东拼西凑完成了他自己的"三民主义"。
1900年6月10日，八国联军组成并开始在大沽登陆。次日，孙中山即乘法国船自横滨启程赴香港准备借八国联军之机发动武装起义，宫崎寅藏率领福本成、远藤隆夫等十余名日本军官则依约定在神户登船同行，协助孙完成此次暴动。17日，轮船抵达香港，英当局禁止孙上岸，李鸿章应请求派遣安澜号炮舰接孙中山前往广州，欲与孙共商合组两广自治新督府问题。孙担心自身安全，改派宫崎等日本人前往，经与李幕僚刘学询商谈，李承诺保证孙中山的人身安全并预付3万元经费供孙使用。但孙中山行前已获知日本主张八国联军此次推翻清廷，并承诺孙中山在南方起事时日军将予以协助，便不屑再与李鸿章合作，自己在香港水域船上召集陈少白、郑士良等兴中会骨干，制定了惠州起义计划。日本军官在港待命并协助杨衢云、陈少白等为惠州同事接济军火粮饷。孙本人转赴西贡张罗外援，且派宫崎寅藏赴新加坡，联络海外势力强大的康有为。在日本时，军国主义头子犬养毅等政界实力派及始终坚持灭掉清国的首相山县有朋曾经撮合孙、康联手搅乱中华，但康有为坚决不干，于是孙通过犬养毅假日本政府之手驱逐康有为。康于1899年4月3日被山县内阁赠九千日元礼送出境。到此时康有为在美、澳等地设有11个总会、103个支会，会员多达百万以上；在国内的影响也远非孙文可以望其项背。鉴于梁启超一直未曾间断过与孙党的联络，也曾经商量过联合组会。如可利用康梁之组织，必将大大有助于孙之武装暴动。只是康有为一直对于孙勾结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极其鄙视，得知孙派宫崎来联络之事就向新加坡警察署报警，称其为刺客，导致宫崎上岸即被扣押。
"1895年，法、德、俄三国对日干涉〔即甲午之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所激起的租借中国领土、取得经济特权和划分势力范围的争夺，不久造成了中华帝国的被瓜分已经迫在目前的景象。""俄国的库罗伯特金大将以坦白的现实观点来观察义和团运动，他对威特说：'这将给予我们以一个夺取满洲的借口'。"（参阅李约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P6）。当时，英国和日本极力主张推翻清廷，如此，中国将不复存在：俄国已控制了满洲全部，在朝鲜与日本有争夺，且正染指蒙古与新疆；英国欲使西藏独立，并已在长江流域确立了势力范围；德国已经跨入山东；法国正谋取云南；日本则需巩固其刚得到不久的朝鲜和台湾，一直垂涎福建。以首相山县有朋为首的一派还主张与德国合作打入山东继续获得更多的中国领土或势力范围，他在8月20日提出《庚子事变善后策》中明确主张占领整个福建，使之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不管出于何种动机，"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于1900年7月充分阐述的门户开放政策，显然只是一个阻止欧洲列强瓜分中国的举动"（引文同上页）。当时中国的"东南互保"行动，显然对于战乱仅限于华北、安定中国大部以免国家被瓜分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日本苦于义和团并未波及南方，没有借口便难于说服诸列强认同日军出兵厦门。首相山县、陆军大臣桂太郎、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等四人密谋设计一个事件，然后借口出兵厦门，由儿玉与后藤二人负责具体操作。此二人经日本驻厦门公使室田提出清国必须逮捕、引渡抗日台湾人赖阿干、黄文开、林清秀等十一人，算是计划之第一步。另一方面山县有朋与陆军大臣桂太郎，获得明治天皇的敕许，于八月二十三日向儿玉总督秘密下达训令。训令要儿玉总督在台湾准备军队，初定步兵一大队、炮兵二中队、工兵一中队，配合在厦门港外的日本"和泉"舰，随时待命，以便出兵袭击厦门并达成占领。此外，8月24日凌晨位于厦门的日本东本愿寺布教所发生火灾。日本依据此火灾向清廷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镇压纵火的"抗日暴民"，制造了出兵厦门的借口。但火灾前此寺日本住持搬运私人物品的情况已为新闻报道披露，美国等列强立即表示反对日本借口出兵，各国军舰亦开往厦门海域，声言决不会袖手旁观。面临如此外交危机，原本并不知情的日本外务大臣青木在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以及维新重臣伊藤博文的支持下，说服天皇于28日下令中止执行该计划。儿玉等原定31日凌晨5时攻占厦门的准备只好作废，已经开赴厦门近海的日军返航台湾。儿玉对此变计极其愤怒，要求辞职，然而未获天皇御准，继续留任。"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9月2日，孙中山认为厦门事件是一良机，“故化名为'叫仲'渡海来台，与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订立'密约'，乃以台湾总督援中国革命为交换条件，表示可以把厦门委于日本之手"（参阅藤井森升三《孙文研究》，1966年版P32-36）。孙文向儿玉总督与后藤民政长官请求援助推翻满清支持惠州起义。后藤新平、儿玉总督皆同意并约定“中国革命党先起义，以其力扰乱厦门的后方地区，为日本出兵制造借口，等日军占领厦门时，就能对孙文的起义军援助武器、补充兵力。因此，儿玉总督与后藤民政长官以承诺援助孙文起义，意图利用惠州事件，做为延续尚未冷却的厦门事件之大好机会”(向山宽夫著：《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民族运动史》杨鸿儒译P60-67)。
孙中山坐镇台北42天，将惠州起义的详细计划与儿玉等进行协商并修改，儿玉答应提供军火粮饷以及日本军官参加，"于是孙中山又扩大了原来的部署，并加聘军师，让郑士良改变计划，不直逼广州，先占领沿海一带，等候他转入内地时再大举进攻"（《孙中山大传》，P173）。实际上这个《大传》隐瞒了许多细节：义军进抵厦门日军随即出兵，占领厦门后再攻占整个福建，接着回师广东。儿玉备忘录《厦门事件始末及对岸将来之政策》描述了扶助孙中山建立广东、福建独立政府肢解中国的大计划。然而，就在孙抵达台北建立总部以后，26日，山县内阁辞职；次日伊藤博文内阁成立，日本改变了山县坚持灭掉清国肢解中国的政策，与列强各国协商合作执行"门户开放"政策："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实体"，遵守"全世界与中华帝国所有地区平等、公平地进行贸易的原则。"10月中旬，正当孙氏革命军向厦门胜利进军时，八国联军停战并开始与清廷谈判，日本新首相伊藤博文理顺了内外各项事务后下令禁止继续援助革命党，孙中山后援顿失，约好的军火与金钱乃至日军配合作战都泡了汤，"10月22日，日本兴中会员山田良政和中国同志数人持孙中山手书从香港经海丰到三多祝大本营找郑士良，书中指示说：'政情突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得，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孙中山大传》，P176）。惠州起义失败。伊藤后来又命令儿玉驱逐孙中山离开台湾。令人想不通的是，似这等乘着外国军队侵略本国，拿着侵略国给予的金钱与武器协助其反对本国的行为，就连当年的义和团，也把孙文及其团体列为"二毛子"，属"杀无赦"之列，后来居然成了光辉革命业绩！教科书式史书常有这样逻辑背反的结论："反侵略英雄"定性"伟大的革命家"为汉奸，必欲杀之而后快；而后者定性前者为"拳匪"，同样"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可教科书定性两者都是"民族英雄"，实在让人笑掉大牙。
此后，孙即满世界募捐，游说华侨解囊以助其继续起义。1905年夏，在日本军国主义急先锋---黑龙会协助下，孙网罗国内各逃亡日本的反清帮会，组成同盟会，自任总理。孙与黄兴激争国旗样式时便说："托命于这种旗帜的人有几万个"，尚不包括此后更多的牺牲者。尤其是黄花岗之役，损失的几乎全是孙中山手下的精英人物。孙自诩为"十余次失败"，似这等毫无胜算折兵损财的赌博，筹码却是人命。孙中山自己躲在海外瞎指挥，完全不负责任。如1907年9月防城起义，章太炎、宋教仁等均反对这类无谓的牺牲，认为即使能侥幸成功，也没有动摇清廷的可能。然而孙中山顽固坚持发动，自己躲在河内指挥。结果依旧是一次惨败，顺从孙中山做前线指挥的黄兴也差点牺牲；紧接着12月又策动镇南关起义，接着失败。扔下一片白骨，留黄兴等继续策划钦州、河口起义，孙中山自己遁往新加坡。如果我们知道这一串起义均系法国支持的，黄兴进攻钦州时法军列队欢送，并祝愿其胜利；而法国军官还陪同孙中山一起攻打镇南关，和孙一起开炮轰击中国军队，当不知该作何想。孙中山致书友人描述英、日、法三国政府面对清廷要求驱逐孙文的不同态度后，谓："以我五尺之躯，即可较量世界上三大强国，真是不胜感谢。哈哈！"（王俯民著：《中华近世通鉴》主卷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P615）。此语印证了一句古话："一将功成万骨枯"，老孙自当坦然受用。百余年来，国共两党的宣传把鲜血化成领袖脸上的油彩，无数文人也学会了草菅人命，跟着欢呼"败而不馁，不屈不挠"。次年3月孙发动钦州起义，黄兴在驻越法军的欢呼声中率部由越南出兵攻打钦州，战至4月中旬结果仍败；5月孙中山任命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再攻河口，欲进击蒙自、昆明，义军将士不肯再卖命，只得作罢。黄兴退缩河内，欲练兵再战，然而法国当局眼瞧这帮本欲利用来搅乱中华的革命党太不争气，兼之清廷外交逼迫，干脆驱逐黄兴等出境。孙中山除1907年镇南关起义涉足边陲之外，直至辛亥首义之后，再无回国记录。
二、辛亥武昌首义
我们再来说同盟会，它自成立时起内部就存在分歧。1907年2月，黄兴反对孙中山坚持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的激烈争论，几乎反目离开；宋教仁亦开始独立行事；而日本政府及商人资助孙中山15000元，孙慨然接受又引发不满；孙在海外指挥起义一败再败；同盟会濒于分裂。1907年8月，以四川、湖北籍同盟会会员为主，自组共进会，认定孙中山只顾广东广西边陲起义纯属徒劳害命，白白牺牲同志性命。共进会抛弃孙中山"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不仅其意义远高于孙，且号召力亦更显著。谭人凤干脆直称孙中山、胡汉民一伙只有"骗取华侨巨款"和吹牛的本领，再无别的建树。共进会成立之初其首领亦称"总理"，黄兴等通过同盟会决议：除孙中山外，革命党员决不得用总理二字。于是共进会首领改称会长。其首任、次任会长张百祥、邓文辉先后离日返国，回四川自筹反清暴动，后来四川的保路暴动即其成果，也是武昌首义的铺垫；第三任会长举湖北刘公，居正为参谋、孙武为军务部长、焦达峰为参谋部长、陈兆民为调查部长、潘鼎新为党务部长，自立门户。黄兴责问焦达峰：如此，将来革命成二统，以谁为主？焦笑答："兵未起，何急也？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功盛，公则附我。"其他，如光复会等自立行动，不赘述。
谭人凤后来的回忆录里总结道："中山以同盟会总理资格，放弃责任，而又不自辞职，同仁不得已商量改组。非同盟会负中山，实中山负同盟会也"（《孙中山大传》，P274）。从1908年起，同盟会倒孙风潮一浪高于一浪，以陶成章、李燮和等撰写《孙文罪状》为高潮，章太炎则借《民报》连篇累牍抨击孙中山。全靠黄兴竭力支撑，为维护革命权威而挺孙，方得以保住孙中山党魁形象与地位。但这种维护实际上与所谓"共和"格格不入，革命党内尚且不能"共和"，又何谈立国之后的"共和"？萧伯纳在《革命者箴言》里说："革命从未减轻暴政的沉重负担；它只是将这重担换了一个肩膀。"以孙先生在同盟会成立后的举动，他不过是套用了一些西方词汇却维持着中式思维，归根结底是一个独裁者。1910年7月，当孙中山在南洋策划指挥的广州新军起义再次失败之后，同盟会内诸多核心人物决心撇开孙中山自己干。在宋教仁、居正、谭人凤等主导下，11省区同盟会分会长会议开展了对孙中山的批判，决心抛弃孙之成规。会议采纳了宋教仁设计的上中下三策之中策，确定了未来中部总会成立和以后的行动，规定了它的方针、策略和办法，鉴于这个设计并未申请孙、黄及同盟会总部授权，系擅自召开的大会，显示出同盟会内部对孙、黄总部之独立行动已经十分坚定。仅仅因为经费问题，它才没有紧锣密鼓进行下去，但也没有中止。
孙本人也意识到危机所在，他成立南洋支部实际上自己也抛弃了东京同盟会总部，或企图以南洋支部取代总部。为了挽回盟主地位，便于当年11
月13日在槟榔屿召集黄兴、胡汉民、赵声等同盟会拥孙干部会议，决心破釜沉舟再拼一次。黄兴当即表示难于从命，与会人员也相视无言，唏嘘叹息。孙夸夸其谈一通："一败何足馁，吾昔日之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百倍。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气已盛，华侨之风气已开，从此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无勇气耳。如果众志不衰，财用一层，予当力任设法。"经竭力鼓动，总算有了回应，孙随即要求"尽倾吾党人、财、物力以赴之"，"破釜沉舟，成败利钝，实在此一举"，并表示，此战若败则不再举事了。结果，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再次大败，同盟会南洋支部精英损失惨重，红花岗（后改名黄花岗）葬下86具英魂，铁汉黄兴侥幸逃出亦号啕不已。无论逃港的黄兴、胡汉民抑或在芝加哥的孙中山，均已无心亦无力再搏了。
鉴于广州起义（黄花岗）之新败，7月31日，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等包括苏、浙、皖、闽、湘、川、滇留沪代表在内的29人（一说36人），于上海四川北路集会，正式打出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旗号。发表了成立宣言："宣言明显地流露了对同盟会总部，特别是孙中山的不满情绪，体现了独树一帜的分裂意向。宣言共由三部分内容构成。第一部分专为指责总部以往革命活动中的缺点及其后果。宣言指出，以往活动的缺点是'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前一缺点，'病不合，推其弊，必将酿旧史之纷争'；后一缺点，'病不通，推其弊，必致叹党员之寥落'。宣言强烈谴责总部领导'惟挟金钱主义，临时招募乌合之众，搀杂党中，冀侥幸以成事，岂可必之数域'？宣言第二部分说明为什么要组织中部总会。宣言称广州起义失败后，总部领导人'一以气郁身死，一以事败灰心，一则燕处深居，不能谋一面'，而自己则'何以对死友于地下'？'迫于情之不能自由，于是乎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组织'。第三部分阐述中部总会的体制及其与总部、分会的关系。""'机关制取合议，救偏毗，防专制也。总理暂虚不设，留以待贤豪，收物望，有大人物出，当喜适如其分，不致鄙夷不屑也'"（《孙中山大传》P278）。这个中部总会舍弃了"三民主义"只取"二民主义"；抛弃了孙中山的海外路线，脚踏实地进入国土确立了本土路线。正是这些中部总会的领军人物，艰苦细致地策划于长江流域，最终取得了辛亥首义以及附义的胜利，且恰是在批判了孙中山并排除其干扰后才取得成果的。而宣言中所谓"气郁身死"者系指赵声，他在与中部总会领导人接触后有叛离中山路线之意，6月返回欲游说南洋同志跟从中部总会，被胡汉民毒死。
然而，孙中山变坏事为好事的本领足够。及至武昌首义胜利之后，孙巧妙地把黄花岗同武昌首义联系起来："是役也，集各省革命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慨，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也。""自广州一役之后，各省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清吏皆进入恐慌之地，而尤以武昌为甚。""不半载，而武昌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而泣鬼神，与武昌之役并等"（《中华近世通鉴》主卷上，P668）。史实正好相反。除了上述中部分会成立宣言直截了当地抨击孙中山及其广州起义等文字之外，清廷因黄花岗之役大获全胜而致保守派气焰嚣张，战后随即颁布"皇族内阁"，从光绪以来的立宪立场上大退一步，扬满排汉做到极致；接着特发谕旨，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将其抵押给四国银团换取贷款；激起保路风潮后清廷更显强硬，不顾川、湘大臣舒缓之奏请反而严令镇压；更进一步诏令不予返还干线铁路已投入之民资，激起更强烈抗议；摄政王载沣甚至亲自下令抓捕四川保路会派赴北京请愿代表；川民抗议浪潮愈强烈清廷谕令镇压愈严厉，寸步不让直至调动各地军队入川。哪有一点"清吏皆进入恐慌之地"的影子？再看湖北文学社、共进会周密细致的策划起义的过程（关于辛亥革命进程可参阅冯天瑜、贺觉非合著《辛亥武昌首义史》第五章、张同新著《辛亥革命史纲》等），完全不似孙大炮那种急功近利的贸然举动。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在美国、黄兴在香港，均已心灰意冷。后黄兴应起义者要求返回武昌领导抗清作战，然而屡战屡败，最后提议放弃武昌，遭到黎元洪等拒绝。11月27日清军攻占汉阳后黄兴连夜潜逃汉口，次日乘船东下，黎元洪领导了坚守武昌的战斗。连孙中山也承认，倘若没有黎元洪等坚守武昌，各地响应武昌起义宣告独立就成不了大势。而成大势也基本上是立宪派与汉族官员的努力结果，同盟会诸干将掺和其中，与孙中山则无瓜葛，钱没有给一分，指示没有发一个。英国《大陆报》记者莫理循1911年11月16日采访袁世凯在武昌的密使蔡廷干时，问及孙中山在这场革命中的作用，蔡称，"人们告诉他，孙中山在起义中没有起任何作用，起义纯粹是军事行动。与蔡廷干会见的革命者以几分轻蔑谈到他不过是一个革命的吹鼓手，没有参加过任何实际行动，为了保住性命总是躲到一边"（《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P795）。莫理循还记录了黎元洪1913年7月谈及孙中山时的一番话："世人对孙逸仙有错误的认识。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没做什么实际的工作。他返回中国时，革命已经结束。除了一些道听途说的模糊印象外，我几乎没有听说过他这个人。除了听到一些他的煽动性演说外，我也不知道他的政治观点。我对他的认识只有这么多，我认为他是个空想家。南方党（或共和党）决定以南京为首都建立一个名义上的政府。此举是为了在道义上影响国内外视听。他恰好到了上海，做了名义上的总统。当时真正的革命领袖找各种理由拒绝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因为他们认为这一职位不会存在很长时间。孙逸仙离开中国时间长，与这里的任何势力均无关联。他在国外名气很响，因此他似乎适合这个位置。我从未听说他对革命工作提供过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他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西里尔?珀尔：《北京的莫理循》，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P383）。而辛亥主将孙武，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专组民社与之对抗，宁可承认袁世凯也不肯承认孙中山；及至北伐胜利，又宁可任全部家产遭罚没、遁入空门隐居也不沾染国民党，就很能说明当时人们对孙中山的看法。
三、辛亥首义以后
非激进派主导的辛亥革命一开始就显示出相当的理性：武昌义军动员黎元洪并尊其为首，又设立15人组成的"谋略处"集体决定大计；随即建立暂时军政府并确立国号为中华民国；五族共和；以红黄兰白黑五色代表五族制定了国旗；颁布了诉满清朝廷之罪状；致满清朝廷下野的通牒；公告全省全国等等。外交方面：维持原有条约继续有效；前清欠款依序奉还；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安全；公告后各国与清廷签订任何条约、举债等一概无效；援助清廷之国视为敌国；一切援助清廷之物品一律没收。江、浙两都督11月11日即致电上海都督："急宜仿照美国第一次会议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机构，磋商对内对外妥善方法，以期保疆土之统一，复人道之和平。"16日，江、浙、鲁、闽、湘、沪等地代表致电武昌，承认所建立的武昌军政府为民国中央政府，统筹全局；30日，黄兴逃离汉口之后，已经宣告独立的11省派出23名代表聚集武汉，开"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商讨如何建立中央政府之事。革命党人的初衷是废除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政府，代之以联邦制为基本特征的共和政府。这个基本特征证明了辛亥首义的革命性质。
所谓革命，其本意应当是性质的根本改变。应用于社会，就是政治体制的根本改变，而不在于体制形式的变化。例如英国的光荣革命，维系着君主制的形式，实现了从王权专制到民主代议制的转变；反之，像法国大革命，推翻了王权专制代之以雅各宾派专制，后来干脆复辟帝制，实属伪革命。至于"十月革命"，其本质就是一场复辟，中世纪的王权专制被二月革命创立的代议制民主取代以后，列宁以暴力政变推翻了代议制政府，用党权代替王权，复辟了中世纪式专制权力。从本质上看，立宪改良派更接近现代文明，反而是孙中山等趋于旧传统，热衷于政权更迭。因为越是现代文明就越讲究渐进亦即各种不同利益的妥协，那些热衷于突变之意识，沿袭的只是改朝换代的传统，它只能是专制的。举凡像孙中山/毛泽东之类的“革命家”，都不过以革命旗号行改朝换代之野心家。孙文即其首，是以毛尊其为"革命先行者"。虽然孙直到临终前不久，始终把革命诠释为"维新"、"改良"之同义词，"革命的意思与改造是完全一样的"、"君主国之所以有立宪，亦革命之赐也。""维新事业和革命事业是相同的，维新成功就是革命成功。"但在实际行为中，其所主张的革命无一不是暴动。辛亥革命导致君权被废弃，民主的代议制几经周折，最终不敌传统的集权专制。彻底葬送辛亥革命的正是孙中山发起、苏俄鼎力支持、蒋介石最后完成的北伐战争。当张学良"易帜"，降下中华民国首次议会确立的五色国旗，升上象征国民党一党专制的青天白日旗，辛亥革命的成果彻底被断送。
孙中山1911年12月25日抵沪以前，南方民主立宪派内部以及与北方君主立宪派之间，已开展了为自身利益及政治主张之谈判，这种以谈判代替"战争解决问题"的做法无疑是几千年没有过的新举措。所谓共和，此其实也。国共两党史家，近百年来习惯性地以最大恶意评价政敌，而以最大善意恭维同党尤其领袖，应属误区。例如，史论历来评价袁世凯均称其借革命军压清廷、借清廷压革命军以遂野心。实际上袁11月16日组阁后，立宪党人迟迟不肯到任，清廷大权已经旁落袁手；至12月6日，清廷诏令重臣摄政王载沣引咎退位，准民众自取服饰、发式，筹改阳历，军国大事任由袁定，清廷已变"袁廷"；清廷又颁布《宪法信条》，梁启超所谓"虚位共和"已成事实。袁无需借革命军即可废黜皇室，彼时，"所有外国人及反清团体，只要袁赞成共和，都会赞成他当总统"（《辛亥革命史纲》，P292）。然而，当十余省代表拟推袁出任总统、黄兴和黎元洪亦分别致电袁表示推举其任总统时，袁却发布政见："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本人世受皇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国报。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他。"然后向十余省代表详尽诠释达十余分钟（同上书，P304）。这足以证明老袁认定君宪利于国家，并非什么野心私欲，只是政见。即便他后来受长子等愚弄而称帝，同样基于此政见而已。他只是要做一个君主立宪的皇帝，而不是君主专制的皇帝。老袁之观点，在于他相信梁启超的"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于我不适合。""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梁启超：《新大陆游记》，P148）。窃以为，倘若老袁真的只为野心私欲谋，早在12月上旬即可就任民国大总统，哪里还有孙中山后来的虚荣？在袁世凯的全力经营下，兼之南方临时政府的黄兴、蒋作宾、张謇、程德全等多数人反对北伐主张议和，汪精卫甚至指斥孙中山："你不赞成议和，不就是舍不得这个总统吗？"（《孙中山大传》，P338）。黄兴更以自杀相要挟，使孙中山极其孤立，北洋政权方得以建立和巩固。"以元老派山县有朋等人为首的一部分日本军阀势力，原主张乘中国辛亥革命的机会迅速出兵南满，以实现其独霸中国东北地区的野心。但中国南北谈判的顺利成功和北洋政府的迅速建立使得日本的这一计划破产；同时，由日本特务川岛浪速策划的挟宣统去内蒙和东北地区建立独立国的'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亦告失败"（《北洋政府简史》上册，P297）。日本政界对中国形势的判断亦随之改变，会田勉著《川岛浪速翁》分析道："假如袁世凯的政治手腕得心应手，中国秩序得以恢复，统一大业得以完成，中国或许可以免除列强瓜分之祸。但情况果真如此，则满蒙地区当然成为中国版图，日本则更将无法在满蒙扩充其本国利益"（载《北洋军阀》第二卷，P608）。也许，那反倒是中国之福气，至少免除许多灾难。
事实上，以当时的实力考量，袁世凯如果坚决镇压辛亥革命，根本就不会有后来的局面。10月29日，袁世凯致书黎元洪，首先提议和谈。11月27日，冯国璋欲乘胜追击渡过长江剿灭残敌，被袁世凯亲自打电话制止。那时所谓"革命军"，其实不过一群各怀野心的乌合之众，真正训练有素的只有北洋军。之所以没有扫荡南方，袁世凯只为对付满清贵族势力"宗社党"与那些顽固派而已，这些迂腐顽固的守旧派极力反对君主立宪，坚持祖制。为了搞垮这些守旧势力，"革命军"是袁的筹码。试想，当时已宣布独立的山东巡抚孙宝琦又宣布取消独立并缉拿革命党人；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亦然；黄兴出走赴南京；武汉机关职员纷纷出逃。黎元洪虽然誓言"督率将士誓以死守，以维大局"，精神可嘉，但也明白独力难支，谋求停火协商。袁世凯并不因绝对优势而提出苛刻条件，迅速答复平等停火三日，从而使黎元洪得以于12月3日提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宋教仁起草的这个《大纲》，是中国第一个共和政纲。鉴于武汉方面与袁氏和议条件有争议，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的争议，袁于4日主动命令前方停火期满续停15天，直至24日，以利继续协商，而不知情的南方代表王正廷同时提出的续停时间只有一个星期。且，老袁屈尊派出唐绍仪率领各界人士百余人组成的代表团南下武昌和谈，又因南方内部武昌、南京争执不休，代表团又于12日移往上海继续谈判。兵势强盛的袁世凯屈尊至此，对比后来1949年国共和谈，不难看出老袁的诚意。当时，英、美、日、法、俄、德六国按照庚子年对华一致的约定，其驻上海领事奉本国政府指示分别照会南北方和谈总代表，迫切希望南北方达成和平协议，不希望中国内乱，更担心再次闹出义和团来。后来一片声不假思索地指责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不知依据何在？
双方谈判基本顺利，仅在20日第二次谈判时对于国体问题唐绍仪尚需待袁批准，但约定停火期限再延7日，即31日前达成协议。却因南方各派势力争执不休，"黄兴也对革命党人激暴行为不满，认为不如立宪派稳健，也认为如袁出面逼清廷下台，由袁主政，尽早结束南北之战，是可取之策"（《辛亥革命史纲》，P308）。12月9日黄兴复电汪精卫："项城（袁世凯）雄才英略，素负全国众望，能顾大局，与民军为一致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令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P94）。
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上海。此时南北双方达成密约：先召开国民大会，压迫清室退位，成立民国。至于民国首任总统，先已达成共识，由袁逼清室退位后担任。26日，孙在上海寓所召集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孙力否宋教仁等主张的内阁制，要求实行权力更集中的总统制。接着提议立即组建民国政府，孙中山为大总统。27日，各省代表在上海静安寺路斜桥总会谒见孙中山，代表开始议决之事项：一，拟推举孙为南方临时政府大元帅；二，留临时大总统职待袁逼退清室后就任。孙当即表示反对，认为大元帅并非国家元首，应选大总统而不选大元帅；总统不必加"临时"二字；选本人当大总统后，如果袁氏真拥护共和，即相让。并限定12月底以前一定要完成总统选举，元旦日宣誓就职，定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月元日。之所以限定年底完成，因为它是约定的停火期限。同日，黄兴、宋教仁在南京向各省代表宣布雷同议案（参见《辛亥革命史纲》，P312-313）。南北方初步达成的密约因孙中山而否定。鉴于孙中山回沪后南方变计，北方代表唐绍仪不得已于27日致电袁世凯，夸大其词称孙"携带巨资，并携泰西水陆军官数十员。声势愈大，正议组织临时政府"，陈述了谈判如破裂将导致祸乱的严重性，提请袁同意以召集临时国会决定国体的解决办法。袁复电认可。12月29日双方第三次会谈达成原则协定，"（一）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解决，决定之后两方均须依从。（二）国民会议未解决国体问题以前，清政府不得提取已经借定之洋款，亦不得再借新洋款。（三）（停火约定，略）。（四）国民会议由各省代表组织，每省三人，每人一票。若到会不及三人者，仍有三票之权。到会省数达三分之二即可开议。开议共和问题，从多数取决之后，两方均须服从。会址在上海城"（以下清室及满蒙藏民族优待条例略。参见上书P319-320）。30日第四次会议议定了国民会议代表产生办法，但对于会议地点，南方意见上海、南京、香港争论不能统一，北方要求在北京、汉口或威海卫召开，并要求普选各省代表。31日第五次会议议定1912年1月8日在上海召开国民会议，以确定国体。然而在孙中山操纵下已于29日在南京选举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以16票当选，黄兴1票，黎元洪附加袁世凯劝退清室即任总统条件，投了孙一票。
这明明是孙中山"抢班夺权"的举措，首先提出由国民会议表决以确定国体的是同盟会要员汪精卫，袁世凯在南北谈判过程中亦放弃了坚决维护君主立宪而服从国民会议公决，双方亦议定1月8日在上海开会确定国体，尚不足一天孙就破坏约定单方"立国"。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背信弃义的举动，然而近百年来却把屎盆子扣在袁世凯头上。袁世凯愤怒谴责孙中山等言而无信，然后指示唐绍仪辞职，并宣布南北协议必须由他本人签署。3日，48位北洋将领联名通电不承认南京政府，维护君主立宪。孙中山匆忙设立的内阁胡乱委任了8个总长，形式上只有3个同盟会成员，就连杀害秋瑾的主谋汤寿潜也封了交通总长。但8个次长却安排了7个同盟会员，并确立"部长取名，次长取实"之原则，当时就被舆论讥讽为"次长内阁"。为了掩饰自己匆忙抢权的背信行为，孙致电袁世凯，重复革命党早先承诺的只要袁废黜清室，即辞职推举袁接任"大总统"之话语。时任中国铁路公司总提调的A.博普写信给莫理循称孙内阁为"这群乌合之众"，他写道："他们完全失控。不可能承认由孙逸仙统领的这群饭桶所组成的政治内阁。请注意对汤寿潜的任命，像他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骗子竟被任命负责中国的铁路运输，甚至当上了交通部总长，真是一个不祥的开端"（《北京的莫理循》，P339）。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对形势的判断是："皇帝将早日退位并由袁世凯建立临时政府。但是这个转变可能带来严重的困难；有迹象表明，蒙古人和北方各省都不愿意心平气和地接受这项解决办法。"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当即报告国务院："中国选举孙逸仙为临时大总统，足以团结革命阵营。孙氏虽为各方所瞩望之革命领袖，然或许将成为独裁者"（转引自中山大学历史系李吉奎论文：《中国共和革命与美国的反应》）。南北和谈因此无疾而终，各国外交官均对此嗤之以鼻，孙数次谋求外交承认均无人理会，然后国共两党几十年谴责西方列强打压革命。
四、"君宪"是非
站在党派私利的立场上评价，孙中山孜孜不倦推翻反动的清廷无疑英明伟大。然而，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看，是非就得颠倒过来。习惯思维认定革命就是真理，改良就是反动。这种僵化的思维方式其实跟清廷守旧派没有什么差别，他们认定祖制就是真理，改良也属反动。然而人类文明完全得益于改良，守旧也罢，革命也罢，都与文明建树无关。清廷无疑腐败，打倒它亦属情理之中事情，然而清廷并非一无是处，它的民族政策就有可取之处。
众所周知，满族入股中华，带来了两倍以上的辽阔疆域，明朝北部边界也就是我们今天讴歌不已的长城，其外皆非中国领土。蒙、藏、回三大民族连同满族自身，都是靠了清朝比较成功的民族政策才得以维系的。清廷以"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为要，在中央机构中设置了理藩院，地方机构有将军、都统、大臣对各边疆地区的有效管理，各边疆民族地区因俗设官，"从俗从宜，各安其习"，形成了治理边疆贯彻边疆民族政策的一套自上而下、强而有力的完备的边疆民族管理机构与体制。乾隆说："敬一人千万悦。"新疆民族众多，清廷根据民族分布的各个聚居区情况实施多种制度：汉族区实行郡县制；维吾尔区实行伯克制；游牧的哈萨克、布鲁特蒙古诸部及哈密、吐鲁番维吾尔人实行札萨克制。川、青、甘、滇藏区实行土司制度，西藏地区实行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制度。也不是旧制沿袭，而是对原有民族的政治体制加以改造后再利用。如伯克、土司、盟旗各种制度以及西藏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等都进行改革而后利用。如伯克制度，在清朝统一新疆前维吾尔族地区是由阿奇木等伯克统治，如仍用世袭制，必将不利于清朝政府在新疆的统治；废伯克世袭制，将伯克改为流官，是伯克制度改革的首要内容；再对伯克的任免、任期、回避制度、品级、养廉、入觐制度和政教关系都予以调整，使之顺畅。土司制度改革在清代造成很大影响，电视剧《雍正王朝》里说的"改土归流"即此。清廷在西南各省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后，土司的承袭制度、分袭制度、奖惩制度、抚恤制度都立了新规，形成一套严谨的管理制度，土司失去割据、独立之随意性，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的统治从形式转入实质，无疑大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
乾隆还在《御制喇嘛说》中分析了藏传佛教与蒙藏民族间关系："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达赖、班禅），各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诌敬番僧也"，封给达赖、班禅极崇高的地位，确立了历代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都必须经过清廷册封的制度，达赖、班禅因册封而荣耀；但他们获得荣耀的同时，也确立了清廷在当地民众心目中更高的地位。清廷册封哲布尊丹巴为"大喇嘛"，掌漠北喀尔喀蒙古藏传佛教事务；册封章嘉胡土克图为"大国师"，总领内蒙古藏传佛教事务。这样，蒙藏地区藏传佛教分为四大部分，达赖主前藏，班禅主后藏，哲布尊丹巴主喀尔喀蒙古，章嘉胡土克图主内蒙古，四大活佛既有崇高的地位，又各有领地，互不统属，形成藏传佛教大喇嘛分主教权的局面。清廷还在承德建外八庙，供蒙、藏、疆各少数民族上层及贵族朝觐清廷礼佛拜佛之用，邀请边疆民族上层人士到避暑山庄，赐宴并进行木兰行围狩猎。其制度化实际上成为各族高层交流、沟通之会所。历经二百多年苦心孤诣之调理，蒙、藏、回各民族上层已经与清廷建立了密切的臣属甚至姻亲关系。在治理多民族广阔地域的能力上，满清朝廷远胜于"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汉族朝廷。恰如乾隆讥讽汉官："若知明季汉官，当外藩恭喘，则藐忽而虐侮之，或且勒索滋弊，及其有事，则有畏惧而调停之，往往激变，率由于此。"
"历观往代，中国筹边所以酿衅，未有不由边吏凌傲姑息，绥驭失宜，此实绥靖边隅，抚驭外人之要务。"而且，清皇室同为少数民族，对于西域辽阔疆土上各少数民族而言，又相当程度减轻了被同化、兼并之戒心，无疑有利于国家的安定与民族间和谐。在当年极其落后的交通通讯手段之下，清廷维系中华民族之稳定团结实在居功至伟。汉人之忘恩负义是举世闻名的，继承了满人创造的巨大利益，再把最恶毒的诅咒回赠满人，老实说，满清的封闭愚昧腐败并非其自身所有，恰恰是沿袭汉制恭奉儒学的必然结局，且，清末败局之形成，迂腐的汉族大臣贡献最大。
当孙中山捡起朱明王朝"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陈词滥调以煽动汉人仇满情绪之时，无疑已经给蒙疆藏满辽阔地域之各民族带来极大恐慌。当初朱元璋打这块招牌，就只着眼于"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以统治汉族为目的，丝毫也无接掌元帝国之"大中华"境界。史实也证明，朱明王朝砌长城以封闭自己，设海禁以隔离世界，导致中华民族转向沉沦。所谓"鞑虏"，长城以外各民族皆难逃劫难。翻开辛亥革命的文字档案，狭隘汉族复仇观念随处可见，如军政府颁布的《布告全国电》，转载于全国各报，影响极大，动辄以"十八省"、"汉族"、"汉人"为号召，"是所深望于十八省父老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期于直抵黄龙，叙勋痛饮，则我汉族万万世之光荣矣，我十八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12月，西安的革命党将驻防于斯的满蒙旗营男女老幼近两万人斩尽杀绝，捎带着还杀害了连儿童在内8名外国侨民（参阅《清帝逊位与列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P334），造成蒙、疆、藏各民族极大恐慌。如果我们至今还讴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除了证明我们自己的愚昧之外，再无其他。当时最能反映这种疑惧心理的当属蒙古王公对民国代表伍廷芳的质问："共和国将仅以十八行省组织之乎？抑将合满蒙藏回共组织之乎？如诸君子欲合全国共谋组织，则满蒙藏回土宇辽阔，几占全国之大半。其人民习惯，只知有君主，不知何谓共和，更深惧诸君子少数专制之共和。"如此，我们不难看出袁世凯坚持君主立宪的苦衷，以及他比孙中山更开阔的视野。它至少具有维持国家民族幅员完整之深谋远虑，如清廷虚君在朝，会发生蒙藏回各少数民族的恐慌乃至分离吗？袁世凯在与其挚友英国《泰晤士报》记着莫理循争论时，"认为革命以及推翻清朝会导致国家大乱，进而引起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处境；国民的实际素质只适合君主立宪。多数人并没有推翻清朝的意愿。他说，他之所以主张保留清室，实行君主立宪体制，'盖惧清室一旦推翻，内部紊乱，或陷于无政府之境，则外人财产生命，必有危险，若外人因此而干涉，将不免瓜分之祸也。'因此，主张'保留清室，剥夺其实权，使仅存虚名，则国家之安全，方能确保'"（《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P147）。然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仅为一党之私谋，全不顾国家民族之大义，看似革命彻底，其实暗藏篡夺国家权力野心，是国家分裂民族离散的罪魁祸首。
朱元璋"驱除鞑虏"之时，并无"列强"觊觎；而孙中山"驱除鞑虏"时则明摆着日、俄、英之虎视眈眈。武昌首义之后，1911年10月23日，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与俄国总理大臣密谈纪要："根据1907年及1910年两次秘密协约，日、俄两国关于分割满洲和蒙古的问题已经预有设想。只要时机一到，两国即可根据1907年协约中规定的分界线分割满洲；并可进一步商谈如何分割蒙古的问题。"次日，日本内阁决议："确立帝国在满洲的地位，以求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为此，帝国政府必须经常策划，不遗余力；一旦遇到可乘之机，自应加以利用，采取果断手段，实现上述目的。"28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密电内田康哉外务大臣："帝国政府亟须当机立断，下定决心......趁此绝好时机，亟应在华中、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家，而使满清朝廷偏安华北......维持满清朝廷于华北一隅，而使其与南方汉人长期对峙，乃属对帝国有利之上策。"法国驻俄外交官12月8日向巴黎密报俄国官员尼拉道夫的谈话："中国局势混乱所造成的不安定可能使中国政府忙于别处而无力顾及外蒙。他又提到俄国报纸主张俄国应该承认蒙古国的独立，将来对它实行保护，因为蒙古与中国之间的惟一联系是清王朝"（《清帝逊位与列强》P389,注28）。1912年1月13日，日驻俄大使本野致电内田外务大臣："关于清国时局问题，俄国总理大臣态度相当激越，锋芒所示，颇有一欲，时机概由日、俄两国协商，一举分割满洲、蒙古之势。"这些鳞爪当时皆属高度机密，无论袁、孙都不可能知道。我们只能看效果。正如前面已经说过，袁世凯在实权在握、革命党各派均承诺推举他当总统时，仍坚持君主立宪，显然更有利于粉碎俄、日两国瓜分中国的阴谋。11月30日，俄国的策动外蒙古以库仑活佛哲布尊丹巴的名义宣布独立，而后登极称帝，中国官员被驱逐，汉族商民倍受虐待甚至杀戮。1912年1月3日，孙中山登基之后，乌里雅苏台的札萨克图汉也宣布独立。
由于日、俄两国的策动外蒙几次派兵侵袭，内蒙也渐呈不稳迹象，1月中旬呼伦贝尔盟在俄国策动下宣布独立，哲里木盟郡王乌泰也积极策划叛乱。1月底，叛乱已蔓延到北京附近，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策动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接受日本贷款，谋划叛乱："关于蒙古举兵事，刻已步步准备就绪。喀喇沁王已决心于数日脱出北京（三万发子弹已于昨日领取运出）。喀喇沁王与川岛之间所订密约以及借款合同抄本，今日寄上。此项借款，约定以卓索图盟五旗内（注：指喀喇沁三旗，土默特二旗，在今赤峰市附近）所有矿山为抵押，贷与日金二十万元整。因该区将成为举兵之根据地，故贷与款额较他项借款为多。......此次所贷款项，大部分将使其用于举兵。"川岛浪速与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订立十条契约，规定独立后川岛任总顾问，未经日本允许，不得与俄国往来。2月3日，张作霖第三次放话称："昨已以统领名义致电袁世凯，阐明如下立场：如果皇帝退位，成立共和政府，本人即不听从指挥。""吾人已失去应为之效忠之皇帝，则依附同种之日本，乃属理所当然。......本人将拥戴肃亲王归依日本国。"而川岛浪速则密谋策划一旦清廷逊位，就劫持宣统皇帝及王室，以东内蒙古和满洲建立独立国家，并置其于日本羽翼下。
蒙古之乱导致大批汉人遭到驱逐和烧杀。此动乱直波及西藏，拉萨"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番言杀汉，汉言杀番，各怀疑惧"。随后藏军"不分玉石，见汉即杀"，西藏各地汉人处境极惨，"参赞陆兴祺及师周自印度迭电中央及川、滇求救，情词哀切不忍闻。均以大局未定，不能顾及，而汉商民居藏者被屠杀几尽，藏番势力遂东渐及康"，"中国难民避藏番屠杀，流亡于哲孟雄（注：今锡金）、印度各境者，为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分起资遣回国，至四年冬始毕。"如果全国政局不能很快稳定，灾难无疑还会更惨烈。所幸清王朝总理大臣袁世凯出任民国总统，使各族上层人物感到有了安全保障，旧日的地位利益仍可维持，且袁世凯一直对蒙古问题极为重视，软硬兼施，任命贡桑诺尔布为民国政府蒙藏事务局总裁，大量晋封蒙族上层人物为亲王，使内蒙王公数量"比清朝时的数额增加了几倍"，终于使内蒙王公们放弃了分裂的图谋，诸多已逃往外蒙的蒙族同胞遂陆续返回，后来，经过老袁立场强硬的谈判，外蒙于1915年6月7日取消独立，俄国只得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袁世凯竭力主张的清帝优待退位意味着清朝政府拥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地移交给民国政府，保持了主权和领土范围的延续性，这是孙氏革命推翻清廷所不可能做到的。以尽管英、俄策动了西藏和外蒙古的分裂，但袁世凯坚定不移的捍卫国家主权迫使其不得不承认中国在这两个地区的宗主地位，尽管政府尚无力实施管理。
五、孙中山与日本
回过头来说日本，除了前述1900年日本利用孙中山举义为其占领福建之外，翻阅有关孙中山光辉业绩的文字，我们总能看到一连串日本人的姓名，这些日本人都是竭尽全力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国际友人”。细品位一下就不难发现味道不对。仅以《辛亥革命史纲》P311所列1911年12月25日专程赶到上海迎接孙中山的日本人为例，排头者为头山满，此君为日本军国主义鼻祖，“黑龙会”首领，该会名即以黑龙江所命，极力鼓吹日本应占领满、蒙直至西伯利亚。前边所述策动内蒙古乱局之日本浪人川岛就是头山满的麾下，奉命到内蒙作祟的。还有那位著名战犯广田弘毅，也是头山满的门人，头山满发现其才干后推介到政界，有更著名的“广田三原则”问世。他当上日本首相以后成功地使军部驾驭政府，对于后来大规模侵略中国，广田
“居功至伟”，并因此被远东军事法庭处以绞刑。第二位为犬养毅，孙中山的“中山”就是首次拜见犬养时日本人即兴给他起的名字。犬养发现孙具有“笼盖无数人心的威力”，而孙致信犬养：“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从此犬养鼎力鼓动、支持孙中山闹革命。
1923年11月16日，孙中山致信犬养祝贺其入阁：“今次先生入阁，想必能将追随列强之政策打消，而另树一帜，以慰亚洲各民族喁隅之望。”此计甚妙，日本最终退出国联，彻底“将追随列强之政策打消”，铤而走险。此信还详尽地阐述了要求日本支持他革命并与苏联交好的理由。犬养担任总裁的政友会是伊藤博文创立于1900年的第一大党，该党对内主张宪政，对外主张沙文主义，是肢解中国的罪魁祸首。著名的“田中奏折”、“二十一条”都是这个党的“杰作”。他们的根本方针就是夺占满蒙、使中国分裂成几个小国而非灭掉中国。掠夺东北资源、制造无数事端的“满铁”，其总裁山本条太郎即政友会干将，犬养本人在支持孙中山的同时还亲自到东北、华北乃至内地侦查，获得大量情报。“918事变”后，民政党若槻内阁认为军部行为过激，遭到犬养派发起的猛烈攻击，被迫辞职。犬养派竭力为“918”事变的合法性辩护，公开鼓吹拒绝国联对满洲事件进行调查，应了孙中山给他的信里所建议的日本必须摆脱西方，犬养宣称日本将“摆脱辩解外交”，开展“独立自主的新局面”。“摆脱辩解外交”成为以后军国主义外交的宗旨。犬养组阁时任命法西斯少壮派后台荒木贞夫为陆相，并实行非常财政，扩大军费开支，积极支持军部占领满洲。他上奏天皇批准派遣两个大队赴天津、一个旅团到东北，鼓励关东军准备进攻锦州。12月23日，就在天皇向犬养下达“不攻击锦州的方针”与“尊重国际间信义”的时候，犬养暗示关东军进逼锦州；美英法警告日本对锦州的军事威胁已经违反了“九国公约”时，天皇再次明示犬养：“深为轸念攻击锦州之对外影响”，然而，犬养怂恿军部一举攻占锦州。接着，又支持军部发动了上海“128”入侵，向上海派兵的批准就是犬养亲自向天皇申领的。军部于1932年3月1日拼凑了“满洲国”，犬养首相延宕了11天才给予外交承认，有人以此为他辩解。其实，他仅仅是为调解政友会内部以及其他各派系之间的关系才耽误。在犬养内阁短命的五个月任期内，其最大政绩在于使天皇从顾忌国际影响转到肆无忌惮；放纵军部及民间法西斯势力恶性膨胀，结果反倒成为牺牲品。（参阅《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等著作）1932年5月15日，被犬养激励起来的少壮派不满足于受到政党政治牵制，并不满足于仅侵占满蒙而不灭亡中国，打死了犬养，彻底终结了日本的政党政治，实现了军国主义政权。举国法西斯化的日本开始大规模侵华行动。处于第三位的宫崎寅藏，虽非军政要员，1897年经犬养毅斡旋，获得日本外务省秘密经费，与平山周再度来华策动暴乱。8月与孙中山见面并成为知交。加入兴中会，全力协助甚至亲自参加孙中山的武装起义，阻止孙与袁世凯合作，竭力促成孙的“二次革命”。1922年病死，没有机会在日本后来的侵华战争中表现。
因“二次革命”失败，孙、黄以及大批国民党成员逃亡日本，日本则极力掩护。头山满及其黑龙会、犬养毅及其政友会更是亲力亲为，安置这些逃亡者。头山满、犬养毅不仅亲自陪同孙中山从神户到东京，甚至组织“刺客击退团”为孙保镖。除了生活、安全给予精心照料之外，还为他们潜回中国继续挑起反政府战争作各种准备。1914年2月，黄兴创办军官学校“浩然庐”，培养革命军官，日本陆军大学为主的军校教官奉命兼任该校教官，完全免费；同时，孙中山创办政法学校，日本国立大学等院校派出教员，培养国民党干部。头山满、犬养毅、宫崎寅藏以及辛亥时极力策划肢解中国的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等都是学校的出资人或董事，学校一直开办到1920年。这些侵华干将及其组织，都大力支持孙中山革命，是为了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还是利用孙分裂中国？
六、“二次革命”
众多文字资料记载表明，孙中山之所以能当“临时大总统”，一则是黄兴坚决让贤；二则是黄兴劝说诸君时称孙已从各国募得大笔援款（莫理循1912年1月5日的信里称：“孙中山迄今给人们良好的印象。人们认为孙中山随身携带巨额的外币，因此对他有好印象，但印象好到底有多少是由于所传他带来巨款却很难说。据我了解，实际上他什么钱都没有带来。一旦此事为人所知，人们很可能会对他产生反感。”），结果他果然分文无有，企盼有钱解决财政危机的诸君送了个“孙大炮”的雅号给孙；三则是已约定袁世凯一旦劝退清廷就立马接任临时大总统职。尽管明知这是个“过把瘾”的差事，从美国赶回来的孙先生还是兴致勃勃地当仁不让了。黎元洪得知南京方面要选举临时大总统一事，立即致电：“各省代表在宁议举临时大总统，此事关系全局，窃以为和议未决，不宜先举总统，致日后兵连祸结，涂炭生灵，追悔莫及。公等系鄂全权代表，责任綦重，兹事体大，亟宜注意。”（《辛亥武昌首义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P429）这个电报足以证明当时的局势，然而，在孙本人竭力说服之下，还是于12月29日选举了“临时大总统”。若说野心私欲，史家送给老袁的那些帽子转赠老孙可能更合适。
其实孙当上“临时大总统”就没准备让出这个宝座。就任次日即令议和代表伍廷芳必须每日向他汇报。“他多次指出：'民军如不得已，仍将续行开战’；'北伐之举，有进无退’；'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影响近代中日关系的若干人物》，社会科学院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P254）。为了“北伐”，孙急需巨款以充军费，各种手法都未能奏效之后，2月3日，孙中山与胡汉民约见日本政界、财界联络人森恪求援。森恪提出将满洲“完全委托给日本之势力”，以换取日本财政援助。孙中山表示：“余等希望将满洲委托给日本，而日本给革命以援助。”不惜出卖满洲，换取日本在阴历年底前支付1500万元，以供其打败袁世凯。森恪随即起草电文，经孙、胡修改后发回日本，写明孙中山同意“满洲之事如有意实行，在4日之内，汇一千万元并电告，则可与袁中止和议。”（同上书，P257）然而，日本受六国列强集体外交制约，非但不肯，反而要求与袁和议成功。孙中山大为恼火。其实，此前孙已经“通过不同渠道向日本方面借款，大的共有三次。（1）苏路借款。由苏路公司出面，与日本大仓洋行洽谈，于1912年1月27日正式签约。共借300万元，年利8厘，以公司所有动产、不动产以及铁路营业权为担保。所借300万元，50万交江苏都督府，其余转借给南京临时政府。（2）招商局借款。以该局全部财产作抵押，借款1000万两，全部用作军事费用。1912年2月6日，孙中山、黄兴在南京与日本邮船公司上海支店长伊东草签借款合同，日本邮船公司先付100万两。该公司所付100万两，实际由日本政府提供。（3）汉冶萍借款。是三次中最大的一笔。南京临时政府责令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宣怀与日本三井洋行洽谈。属'合办’，即将汉冶萍公司股本定为3000万元，中日合办，因该公司前已借日款1000万元，此次日方仅提供500万元。1912年1月26、29日，南京临时政府与盛宣怀分别在南京与神户，与日本三井洋行及正金财团签订'合办’草约。”（同上书，P255）这三起大额借款均严重损毁中国国家主权，只要对比后来“二十一条”相应条款即可知其“卖国条约”性质。因德、美、英诸国干涉，以及舆论强烈反对，除第一项之外，其余两项均未能得逞。
实际上，孙中山在国民中的声望全靠辛亥以后国民党哄抬起来的，尤其是蒋介石“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孙望愈高则蒋权愈重，是一笔双赢的生意。其实，辛亥以前孙在党人之中根本没有身后哀荣那般隆重。例如1906年冬，孙中山坚持要以其兴中社的青天白日旗作未来国旗，黄兴反对此种以党代国之暗示，两人闹僵黄兴威胁要退出同盟会；1907年日本政府为支持孙中山造反赠款7000元，连同日本商会所赠合15000元。除留给《民报》两千之外其余不知去向，章太炎等遂发起罢免孙中山的运动，要求改选黄兴担任同盟会总理；宋教仁该年日记里亦有记载：“盖□□（孙中山）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1909年陶成章、李燮和代表七省同志写成《孙文罪状》要求黄兴予以公布，被黄兴扣下；而章太炎则在报纸上登检举状，历数孙文不是；孙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再次要求以青天白日作为国旗，被议会否决，议定以武昌首义后议决的五色旗为国旗，意寓“五族共和”。孙文耿耿于怀；随即，孙文要求定都南京，议会以压倒性绝对多数（20:8）决议定都北京，孙大怒，因其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加了个“定都南京”的条件，如果按议会通过的决议，此条件便落空了。孙最终以制约袁世凯为由，说服议会复议，改决议定都南京；多数代表意欲实行“内阁制”，黄兴、宋教仁均赞成。孙不干，坚持“总统制”，如果“内阁制”他这个“临时大总统”就没多少权力了。而且，孙坚持要取消大家早就议决了的“临时”二字，未能通过。这些事例显示了孙之民主观其实有限，民国初立就有了操纵议会的范例。客观地说，孙主持制定的《临时约法》还是挺“共和”的，缘由在于，这个约法是为限制袁世凯当总统而制定的，当总统大势所趋要归袁世凯时，孙中山又转而主张内阁制了。
然而袁世凯也不是傻瓜，他看清了孙欲诱其到南京陷入孙党掌控之企图，找了岔子不去。3月6日，孙迫于各界压力向参议院提交允袁在北京受总统职议案，获批准后袁于10日在北京宣誓就职。29日，由南北双方要员组成的内阁成立，4月1日孙向议会卸职，然后游历武汉、福州、广州、澳门等地，表示有志操办中国铁路建设。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就是不和”的政府在北京开始办公，这个政府主要由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党等组成。7月29日，袁世凯发布通令：“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同时邀请孙文、黄兴、黎元洪等到北京洽谈，共商大计。细节不赘。总之，革命党人认定的袁世凯设套谋害孙中山的事情没有发生，老袁以最高礼宾规格隆重接待了老孙，乃至于原本担心谋害而留下看家的黄兴也被老孙召到北京。就在老孙抵京次日，8月25日，宋教仁操办的同盟会合其他四个党组成国民党，孙主持了成立大会。各派政治势力极其友善地交换了政见，袁高呼“中山先生万岁！”孙高呼“袁大总统万岁！”当孙表示意欲主办修铁路时，袁立即颁发总统令：“特授孙文以筹划全国铁路之全权。”黄兴也被授与川粤铁路督办职。黄兴到京后即忙不跌到处拉人入国民党，孙、黄二人甚至直接动员袁世凯加入国民党。辛亥造就的共和局面此时达最高境界，孙中山、黄兴甚至出席了前清隆裕太后、摄政王载沣等皇室人员举办的欢迎宴会、招待会。英国《旁观者》报驻京记者报道：“此间情势已有惊人的进步。民众对民国政府深为满意，对临时大总统的反对声浪也沉寂下去了。经过选举，袁世凯当选总统已无疑义”（何虎生、陶军谋著《孙中山大传》，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P351-P378）。
孙、袁二巨头各怀鬼胎都有独专之打算是毫不奇怪的，假如他们走共和之路“要文斗不要武斗”，中国无疑是另一番景象。遗憾的是历史不能假如。袁世凯以总统身份在辛亥一周年时授予孙文大勋位，黄兴、黎元洪、唐绍仪等亦授勋位。孙拒绝领受，黄兴也跟着辞受。孙回上海，组建铁道协会，基本任用同盟会之成员，这使袁不高兴，于是准在京另起铁路协会。1913年2月10日，孙携夫人卢幕贞及一子二女、秘书等赴日考察铁路，却不料宋教仁于3月22日被刺后身亡。孙立即从日本赶回，随即开始谋划“二次革命”，兴师伐袁。黄兴反对孙的“二次革命”，他认为现在和平大局来之不易，宋案完全可以在法律范围内侦结，应该冷静处置，以免毁了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国民党其他高层人物，包括胡汉民、谭延闓、陈其美在内，大都赞同黄兴的意见，不同意起兵反袁。然而孙中山坚决要求起兵，他打算亲自返回日本，乞援反袁。黄兴等坚决反对这种大失人心的做法；孙中山无奈，派人去武汉搞地下破坏活动，结果被黎元洪破获，所派国民党员宁调元、熊越山等罹难；孙甚至派出朱卓文携款两万，去买通几个营连长，要他们杀掉第八师师长、旅长然后北伐。如果孙中山真的崇信民主体制，或国民党内确立了民主体制，“二次革命”根本不可能发生。但此时孙中山一意孤行，显露了国民党党魁独断的威权，挑起了辛亥革命以后首次内战。其实，根本无证据证明老袁指使行刺宋教仁，其实，既然老袁已下令彻查宋案，依黄兴见解，水落石出并不难。反倒因“二次革命”一打，永远没真相了。
孙中山“让贤”之后，号称“十年不问政事”专心修铁路是假的，他月领薪俸两万，四出“考察”耗银百万以上，一寸铁路也没修，仅仅拿了张地图画了几根线条。后来成为张学良父子还有蒋介石顾问的澳大利亚记者端纳，孙中山的南京政府对外宣言就是此君起草的。他给莫理循的信里这样描述孙中山的修铁路计划：“他是个傻瓜……他告诉我他已经决定尽自己的毕生精力来发展铁路。”当孙中山经不住端纳的央求，“拿出一张6英尺见方的大地图，铺在地上。从这张地图完全可以看出，他不仅狂妄透顶，而且简直是个疯子。他完全不切实际，缺乏常识，对自称目前正在开创的事业没有最基本的了解。这幅地图包括西藏、蒙古和中国西部最边远的地区。孙煞费苦心地用毛笔在各省及其周边地区的地图上画许多线条。他用双线标出从上海到广东沿海岸方向的铁路线，方向一转，铁路线越过崇山峻岭直抵拉萨，然后穿过西部直抵边界，又蜿蜒曲折地进入新疆，到达蒙古！他画的另一条铁路线是从上海经四川到达西藏。还有一条经戈壁滩的边沿抵达蒙古。他还画了从北到南，从西到东的许多线。无数细线遍布各省，经孙加工过的地图成了一幅怪诞的中国智力游戏拼图。孙席地而坐，向我介绍他的计划。当他坐在那儿的时候，我想，这个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竟会演出这么愚蠢的一幕，简直不可能。他真的疯了！唉，问题不在于他画的地图。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和资金，他画的每一条线路、即使是更多的线路，都可望修建。问题在于，他竟异想天开，认为外国资本家能够提供充足的资金，在5到10年内将这些铁路建成！”端纳在这封信的结尾写道：“请您原谅我的愤怒情绪。这个狂热之徒竟然认为，他能够一方面在这个愚昧的国家宣扬排外主义、社会主义和其他形形色色的主义，一方面只要他孙逸仙一伸手……全世界的金融家都会解囊相助。一想到这些我就怒火中烧”（《北京的莫理循》，P381-382）。端纳没弄明白，孙的“铁路考察”其实只在网罗势力，以图卷土重来。“二次革命”就是证明。黄兴再次屈从孙中山，充当讨袁军总司令，其他人也只得服从孙中山，卷入一场内战。事实上，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袁世凯与宋教仁被杀有关，但几十年来国共两党的宣传都认定袁指使人杀宋。近年来才有学者考证，袁世凯对宋教仁欣赏有加，早就提议宋担任总理职务，怎么可能因为国民党大选获胜，宋要就任总理就暗杀他呢？即便真与老袁有染，也不是开战的理由。1912年1月14日，陈其美、蒋介石暗杀了原同盟会骨干、孙中山的死对头陶成章，与老孙无关？只隔一天，16日，同盟会员杨禹昌、张先培、黄芝明等组成暗杀小组，以炸弹刺杀袁世凯本人未遂，炸死炸伤卫士多人；26日，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清廷重臣良弼。若依孙理，袁世凯早就可以兴师问罪，可是老袁丝毫未因此影响和议。在回答外国记者“为什么国民党要反对中央，扬言第二次革命”时，袁答道：“这些人已有革命的习惯，而无建设的思想，也无实地经验，不了解中国的大势。然而人民必然不会帮助他们。这些人大概有两种：一种是已经取得政府报酬或官职而不满意者，另一种是尚未取得政府酬报或官职者。”5月24日，《上海时报》刊登：“袁总统令传语国民党人，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别无本领。左是捣乱，右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托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民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举兵伐之。”（同上书，P382）7月12日李烈钧奉孙中山令通电讨袁，无论给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冠以“二次革命”或其他什么美名，无可争辩的历史真实是：孙中山挑起了辛亥革命成功以后首次内战，并开创了内战时代。唐德刚说：“中华民国国体采用美国模式，原是当时新派人士──也可以用个后来的名词叫作进步人士吧──包括全部的革命党和绝大部分对帝制绝望的君主立宪派，甚至包括梁启超也在内的原先的保皇党骨干，都一致认可的模式。可是二次革命爆发之后，这个全国一致的共同愿望，就顿成泡影了”（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P89）。这个认识应该是很深刻的。
七、关于“二十一条”
几十年来控诉北洋政府和袁世凯卖国的铁证就是“二十一条”，甚至言之凿凿称其以此换取日本支持他称帝，这谎言来自孙中山。所幸还有老毛骂胡风的话还在：“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了一本《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以下简称《全编》），主编者黄纪莲为人们收集了俄国解密档案在内的极其详尽的历史资料原文，里边并未显示有任何可以证明袁世凯于日本人勾结的只言片语。正相反，孙中山的挚友头山满充当头目的黑龙会正是始作俑者。黑龙会1914年10月促使日本出兵山东之后，29日，再提出《备忘录》。该《备忘录》原载《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三年，第2册，P935，第604号文。显见其已经作为日本政府文书之地位。我们不必评述，仅录其几段文字：
“从袁世凯迄今为止的态度来判断，我们知道他在外交交涉方面往往采取权宜的策略。虽然在外表上可能对我们表示友善，实际上他将依靠不同列强的势力作为对我们最方便的牵制而拒绝我们的要求。”
“欧洲巨大的斗争（注：指一战）结束以后，除了并不急求取得利益的美国以外，中国是不能从其他列强取得任何贷款的。在国库空虚、官吏和军队非薪饷无法支付、土匪煽动穷困人民闹事、革命党待机起义的条件下，一旦内乱果真发生而没有外力帮助镇压，我们相信袁世凯决不可能以单独的力量恢复和平与统一全国。其结果国家将成为四分五裂而无法收拾。这种情势将会到来，这是不难预见的。当这样的情势发生，我们究竟是在确保能够影响袁世凯同意我们的要求的条件下，支持袁政府并帮助他镇压内乱呢？还是我们帮助革命党人获得成功，因而通过他们实现我们的目的呢？我们此刻必须确切决定这一问题，以便将它付诸实行。如果我们不去洞察中国未来的命运而盲目支持袁政府，与中国订立防御同盟，希望用帮助他镇压革命党人来充分实现我们的目的，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政策。”
“对日本来说，不顾中国人民的普遍意见而支持袁世凯，希望与他解决中国问题，当然是一个错误。”
“日本帝国政府既然认为支持中国人是无可推诿的，那末我们应该使中国革命党人、宗社党人以及其他失意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引起骚动。整个国家将陷于混乱，袁政府将因之垮台。那时我们将从四亿中国人中选择一位最有势力、最著名的人物，帮助他组织新政府，统一全中国。同时我国军队必须协助恢复全国的和平与秩序，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这样中国人便乐于顺从新政府，而新政府自然信任并依靠日本。”
“我们认为目前是我们唆使中国革命党人及失意分子起事的最适当时机。这些人目前之所以不能进行积极的行动，是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如果帝国政府能利用这一事实，给他们以贷款，并教唆他们同时起事，极大的骚乱和混乱，必将普及全中国。我们就能出来干涉并轻易地调整关系。”
“这就是说，日、俄两国应在日本取得南满及内蒙的主权以及俄国取得北满及外蒙的主权以后互相合作，维持现状，并竭尽全力维护远东和平。”
上面这几段文字清晰易懂，无需诠释，载于《全编》P8-9，有兴趣者亦可看全文。它至少可以证明，两党史家所谓袁世凯以“二十一条”换取日本支持他称帝是无稽之谈。需要注意的是，黑龙会谋划这个《备忘录》直至《民四条约》即所谓“二十一条”签订的整个时段，孙中山都在日本享受着黑龙会的接待。
李敖在凤凰卫视说“二十一条”就是老孙怂恿日本搞出来的，而且表示袁世凯如果不干就出兵推翻他，我上台就跟你们签订“二十一条”。另有说法：A，“1914年4月16日曾有一封号称孙中山致大隈重信首相的来函，信中要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但让给日本人的特权较多，以后日本人渡边几治郎将此文译出，作为给袁世凯二十一条的由来。”B，“中国政府刚刚与日本方面就'二十一条”一事谈判，二月五日，讨价还价之际，孙中山却擅自在日本东京与日方秘密签订了一份《中日盟约》，共十一条。这份盟约，与著名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竟有颇多相近似处。”C，“孙中山于1915年3月14日致日本外务省函，愿意出让权利十一条，要求日本支持他的革命。”惟C项，大隈内阁在谈判时向中国方面泄露，以胁迫袁世凯速签订二十一条，否则将以孙中山为对手。上述内容仅供参考。
嗣后，12月3日以前，日本政府已经准备好“二十一条”，因为日驻华公使日置益已经向外相提出了阅读草案以后的具体意见。为了强迫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该公使建议“（一）将出征山东之军队留驻现地，显示我国威力，以使其感到我方之军事威胁。（二）煽动革命党和宗社党，显示颠覆袁政府之气势，以威胁之。”可见，革命党只不过是日本军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一个棋子，随时可以被用来破坏中国的领土与主权之完整，因为革命党从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除非它可以用于谋一己之私。
袁世凯又如何应对这“二十一条”的？日本人突然发难递过来的《觉书》（对外交文书的称呼，此“觉书”即“二十一条”初稿）上，留着老袁
“荒唐荒唐！实堪痛恨！”八个啼血的字迹。但在当时，老袁对此城下之盟的策略就是一个字：“拖！”对于这份《觉书》之第五号共七条，老袁认为没有讨论的余地。莫理循称：“总统向我保证，决不同意那些条款，即使日军打到新华门也不同意。”然而他还另有隐忧：“总统说，有消息说日本已给在日本的中华革命党300000日元，以通过这些革命党攻打中国军队，这种威胁并非空穴来风”（《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P211）。然而能否实现则是另外的问题，当袁世凯边谈边拖，并采取故意泄露其内容以引起国内外愤慨之后，除了孙中山始终不表态，直至5月“民四条约”定稿以后才有《复北京学生书》，说袁世凯纯粹为换得日本支持他当皇帝故卖国，却没有半个字谴责日本或“二十一条”本身！其余各位，黄兴、陈炯明、柏文蔚、李烈钧等都公开呼吁“暂停革命，一致对日！”唐德刚评述道：“其实袁世凯并未接受'二十一条要求’，原要求中的'五号七条’，也全部被袁政府拒绝了。吾人若把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原件和签订后的新约相比，可见二者有宵壤之别。”“所以日本虽然费尽心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弄得臭名昭著，后来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为天下笑。”（《袁氏当国》，P146）当我读罢《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之后，确实有与唐教授同样的感觉，通读《民四条约》文字，老袁并没有卖什么国，说“丧权辱国”，其实罪在没有本事把前清条约让渡的权利悉数收回而已。《顾维钧回忆录》介绍：当袁世凯召开高级幕僚会议讨论应对日本之策时问陆军总长段祺瑞，日本如果出兵我们能抵抗多久？段回答：最多48小时。老袁遂不做声了，但他在批准签约时讲话称：“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今日本最后通牒将第五号撤回不议。凡侵及主权及自居优越地位各条，亦经力争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交还中国。”“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语云：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史料全编》，P234）看上去，耻辱主要在于被日本逼着签约，并非条款本身。袁氏密谕：“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领土，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如允其一，国即不国。牛马奴隶，万劫不复。予见此四条，曾向在京文武重要各员，誓以一息尚存，决不承诺；即不幸交涉决裂，予但有一枪一弹，亦断无听从之理。”（同上书，P236）这四点都被老袁拒绝掉了，还脱不了“丧权辱国”之干系。回望几十年后，不说民用，共和国从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到尖端国防机构、到海边防陆海空部队，哪一级没有苏联顾问？就连编一部《毛选》，还得请斯大林派顾问来审核，却不算“丧权辱国”了？再说“军械定数”，每一颗子弹都买苏联的，还算抗美援朝的伟大成果；所有军械厂都买自苏联，不是“定数”而是“悉数”，也不算“丧权辱国”，而算“伟大友谊”。与时俱进到如此地步，全不知“荒唐”二字作何解释。
袁世凯的愚笨就在于不懂辩证法，如果他懂一点辩证法就不会自叹：“何等痛心！何等耻辱！”了，反而应该“热烈欢呼挫败日本阴谋，迫使日本自动收回第五号共七条之伟大胜利！”就像几十年后我们欢呼朝鲜战争伟大胜利一样。这样欢呼胜利还是有根据的：1915年4月3日日本参谋本部致驻华武官的指示信里称：“在对华要求中有些关于聘请军事顾问、购买武器弹药和大量装备品的条款，这是向中国政府提出的最重要的条款。”“首相和外务大臣最初所持有的意见是，中国虽弱，但任何时候都不会答应这些要求。不过，这些要求既经提出，倘若被拒绝，我们就不得不诉诸武力”（《全编》P344-345）。然而，经过不懈的外交斗争，这些要求迫使日本自己收回了，“诉诸武力”也成为泡影；负责谈判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强烈要求在最后通牒里加上第五号之各条款，也遭天皇驳回了；难道不算胜利吗？更有，老袁无视日本警告刻意泄露密约内容，引发“抵制日货”浪潮。俄国驻东京大使7月12日给俄国外交部长的密电称：“据官方统计，今年上半年日本对中国的输出额减少了三千万日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已降低百分之五十三。”“我们从非常可靠的方面获悉，因为'抵制日货’，东京各大商行均遭受了巨大损失，他们惊慌不安是召开东京'元老’会议的最主要原因。'元老’把一切俱归咎于加藤男爵，指责他未经他们同意便向中国提出侮辱性要求，随后又不得不放弃，但这些要求在中国已留下不良印象，且已引起对日本人的仇恨”（《全编》P368-369）。
然而他最终仅以灵活的外交手段迫使日本吃了个哑巴亏，不但使其决策层争吵不休，而且使日本在国际上声名狼藉。美国公开发表白皮书：“对一个外国在政治上、军事上或经济上对中国行使支配权力，不能漠不关心”；“对于中日两国政府间已经缔结或行将缔结的任何协定或约定，凡有损害美国及其在华公民的条约权利或中华民国之政治或领土完整或通称门户开放政策的国际对华政策者，一概不能承认”（《全编》P382）。俄国驻北京公使紧急报告称：“日本的行动方式也激起远东外国集团的舆论反日，日本的欲望对它们的工商业利益也是直接威胁。此间所有外国报刊所刊载的俱为最激烈的反日文章，而这些报刊显然忠实地表达了远东实业家和远东英国官方的意见”（《全编》P353）。所以，这个“二十一条”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它对日本自身的伤害从本质上说，远甚于对中国的伤害。
与“二十一条”在日本国内引起激烈争吵相反，袁世凯无视日本公使日置益的威胁：“绝对保密，否则须负所有严重后果之责。”故意泄露条约给新闻界，甚至连日使所递交《觉书》系刻意写在几页“有兵舰和机关枪水印的纸上”这一细节也没遗漏（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P23）。日本提出严重抗议，并指出，中国政府对舆论采取了空前未有的宽松态度，没有任何管制与压抑。陆徴祥回答：“现在已不再是满洲人统治的时代了，中国人已经享有新闻自由。”当时中外评论界普遍认为：“在谈判期间，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政策，就是利用外国和中国的新闻界以争取道义上的支持”（王芸生：《六十年来》，第六册，P121、P398）。彼时，中国人民有史以来首次公开地、大规模地自由表达对于国家头等大事的意见和提出建议。谈判在北京进行四个月，各界每天都在几乎所有报纸杂志上直抒己见，对于“国耻”观感的声音遍及全国各地，延及世界。没有一份报纸杂志不表现极其强烈的反日情绪，19个省的都督向中央表示坚决支持，呼吁中央决不要屈服于日本压力。当时的总统府每天都“潮水般涌入”无数的信件和电报，表示了各阶层民众对日本的愤怒和对政府的支持，就连逃亡海外的革命党，除孙中山本人外，黄兴以降，也呼吁停止革命一致对外。袁世凯激动之余，签发命令取消对“二月革命”所有人的通缉，并希望他们回国贡献力量，甚至没忘记许愿各种高级政府职位。到日本以最后通牒迫使袁世凯批准签署已经撤回第五号的修改条约，这种抗议及反日浪潮迅即转为爆发，“毋忘国耻”成为中国最常见的词汇。就连谈判经过也迅速编写进了教科书，陆征祥声称，这次“舆论政策”的总策划与指挥者为顾维钧。他采取化妆进入英、美使馆的方式，把半个世界搅得不安宁。
袁世凯对于日本突然袭击提出“二十一条”所采取的对策堪称无懈可击，非但没有任何“卖国”可言，相反，中国人在长达八个多月的抗议浪潮中，日本首次成为过街老鼠；上海市民在1月26日得知此事后，立即召开了一个又一个群众大会，百姓首次发现国家原来是自己的；2月19日“市民爱国会”得以成立；十余万人参加的抵制日货大会也于3月18日召开，日货迅速在中国的主要城市被撤下货架，就连日货专门店也自动抵制日货了。一种新型民族主义蔓延开来。遭受巨大损失的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袁世凯于3月25日颁布禁止抵制日货的布告，然而并无执行措施，日本对华出口继续大幅下降。6月，被国内工商界及元老派闹得焦头烂额日本内阁正式抗议中国的反日运动，老袁一边讥讽小日本一边下达禁令给各省政府，要求禁止抵制活动。没人知道是否有人幕后指挥，各地步调一致地撤去抵制日货的标语，换成“提倡国货”，只是日货仍然上不了货架。在北洋政府工商政策鼓励下正迅猛发展的民族工业，这一年获得前所未有的增势，上海市民成立了“救国储金团”，民众踊跃捐款公开宣布要捐足五千万元，为民族工商业输血。中国人也从未这般齐心，捐款名单上从最富有者到最贫困者都有。一位美国记者报道说：“那么多中国人内心充满国耻感，深切的怨愤，和精神上的苦恨，使抵制日货运动变得实际上不必要，因为人民已下决心尽量不买日货了”（《五四运动史》，P28）。这次全民抵制日货运动对于民族工商业之刺激成效斐然，前述北洋时期民族工业增长率高达13.8%不是无故得来的。而日货最劲的棉纺业，变化也最快，到1920年，中国从棉纱净进口国变为净出口国，应该事出有因。
这场反日运动更重要的成果在于思想解放，“新文化运动”便由此发端。当袁世凯特赦“二月革命”所有人犯之后，躲在日本的陈独秀返回中国，被民众热情感动于是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这份杂志被认定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起源。可杂志本身却源于反对“二十一条”的民众怒潮。有感于一个日本作家对于这次运动的民族性所发议论，他认为中国人对于国家与社会漠不关心的传统不会因为这次运动而改变。在此次运动中没有积极表现的中国文人们被刺痛了，纷纷著文予以反驳，陈独秀在《新青年》1卷3号刊出《抵抗力》一文，有感而发表示了痛切感慨。辩论由此引发，对于国耻，对于爱国，对于民族以及相关的文化均各抒己见，其影响之深刻自有公论，文人贪功，都把勋劳归于“五四运动”。其实，正本清源，发生于1915年这次并没有文人们什么功劳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运动，它至少可算新文化运动的源头。
- zt：从辛亥到北伐 【颠覆中共史学理论的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