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轉型大體可分三個階段：自由化、民主化、民主鞏固。中國即將進入民主化階段，這是很多人的感知。如何爭取民主化的早日到來？建立起民主又如何鞏固之？參考歷史的經驗教訓，許多人做出各種思考。近年來一個比較普遍的誤讀，是對百年前辛亥革命過程中孫文及其學說的作用的「反思」。我在2011年初《黃花崗》雜誌第35-36合期上曾發表一篇長文「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細論孫文在辛亥革命的前期及初期的具體作用，尤其是武昌起義中的骨干隊伍及指導思想與他的深厚關係。本文將處理的是孫文在百年前中國進入民主化中期的作用，主要分析為何其作用未能充分發揮，以至於剛建立起來的民主未能鞏固，很快就坍塌了。這裡面的因素很多，本文僅就「革命軍起、革命黨消」論略作分析。
「革命軍起、革命黨消」論由章太炎提出。章是古文經學學者，性情極古怪。他將四個女兒分別以生僻怪字命名，據說當中三個很晚未能出嫁，沒人敢提親，怕讀不出這些字，老頭急了，才借一次宴會說出名字的唸法。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對宣揚民族革命有相當大的貢獻。如今知道《訄書》的人恐怕不多，但對《革命軍》則耳熟能詳。章為這本類似美國革命前《常識》一書的小冊子作序，並在《蘇報》發表，同時刊出〈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高倡排滿革命痛斥保皇改良，直呼清帝「載湉小丑」，為此繫獄三年。1906年夏出獄後，章太炎赴日參加了同盟會，並任同盟會機關刊物《民報》的主筆。
由於性情古怪自視甚高，章太炎與大凡交往之人皆易鬧翻。譬如和康有為、孫文。章在1898年底曾尊康為「哲人」、「君子」、「老聃」，貶孫文「瑣隸」、「不足齒」、「馬醫祠祆之徒」。又將二人比作「輿薪」與「秋毫」，稱康更為世人矚目，「百日之政，粲然見於記載」，一旦「柄用」，保皇改良必將大行其道；而貶低孫文「醫藥小技」，即便「鼓動黔粵之民，一旦果能揭竿而起，其有益於中國與否，尚未可知」。此時，章太炎尊保皇貶革命的立場顯而易見。然而不過一年多，章即與康鬧翻，轉而投向孫文革命黨，於是就有〈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主筆《民報》等等。可是又不到一年，稍不如意便對孫文惡語相向。1907年初，日本受清庭壓力驅逐孫文，但給了孫一萬七千元。孫當時急於發動起義（那年一口氣發動了四次起義），只留二千給《民報》。章勃然大怒，滿世界寫信指控孫文「貪污」，阻止各地捐款，從此與孫對立，甚至從同盟會分裂出光復會並自任會長，直至孫去世時的追悼會也不放過，還送對聯惡語譏諷。
「革命軍起、革命黨消」論在武昌起義後一兩個月流傳開來。1911年11月15日章太炎從日本回到上海，不久便高唱此論，得到原體制內的立憲派、舊官僚、舊軍人如張謇、湯壽潛等人同聲附和，造成相當影響，唱衰同盟會，吹捧袁世凱，以至許多革命黨人也動搖了。比如汪精衛。汪此時聲望極高，謀刺攝政王的義舉及獄中賦詩，一時為人傳誦。汪出獄後與袁世凱交往甚深，在袁及楊度等人面前與袁長子結拜，無異於認袁為干爹。汪自稱民主立憲黨人，和君主立憲党人楊度聯合發佈國事共濟會宣言，與「軍起黨消」論不謀而合。汪表面是南方議和參贊，實則偏向袁世凱，並影響到革命黨高層如黃興等人。汪指責孫文「你不贊成和議，是捨不得總統嗎？」黃興則「忍辱勸孫將總統禪位於袁」。
後來孫文回憶道：「十二月間我到上海，有一種很可怪的意氣，此意氣為何？即是一班官僚某某等及革命黨某某等人所倡言的『革命軍起，革命黨消』是也。當時這種言論的意氣充塞四圍，一倡百和，牢不可破，我實是莫名其妙，無論如何大聲疾呼，總喚不醒。所以後來革命黨的失敗，都是在這句話上面，這是我們大家不可不徹底覺悟的。現在的中華民國只有一塊假招牌，以後應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夠做成一個真中華民國。但是我以為無論何時，革命軍起了，革命黨總萬不可消。」
孫文這番話，提出了「辛亥革命帶來的民主化為何未能鞏固」這一重大議題。同盟會本有既定方略，早在1906年《軍政府宣言》中，孫文就把民主革命程序劃分為軍法之治、約法之治和憲法之治三個階段。軍法階段乃「軍政府督率國民掃除舊污之時代」，約法階段則由「軍政府授地方自治權於人民，而自總攬國事」，憲法階段以憲法為據還政於民，「軍政府解除權柄，在憲法上國家機關分掌國事」。比照辛亥革命時的情況，顯然不堅定的革命黨人及附議革命的立憲黨人，拋開孫文的三階段論，在革命軍政府尚未穩固，尚未做到「率國民掃除舊污」之時，便急切向舊官僚過度妥協，幻想着直接進入約法之治，結果給舊官僚以可乘之機，致使專制一再復辟，民主最終坍塌。近年來，中共專制體制內文人大規模「反思」孫文，在缺乏學術自由的大陸「學術刊物」上發表大量文章，為「革命軍起、革命黨消」論背書。下面就百年前此說鼓吹者及近年背書者的大致論點稍作分析。
一、兵力不濟說——革命黨武力不足以與袁世凱北洋軍對抗。此論似是而非，未能動態地看問題，只知初一不知十五。實際上，「軍起黨消」論興起前，11月4日上海已經光復；此論發出當日（12月2日），南京即已光復；不久後南北議和，18行省中13個獨立，袁世凱只能控制5省，而其中3個都曾獨立（山西、山東、甘肅境內寧夏地區）。北洋軍雖精銳強悍，但清廷已是強弩之末。其一，海軍幾乎全軍倒戈，長江流域和東南沿海可由革命軍牢牢掌握；二，北洋軍內部也有很多革命黨，如吳祿貞（第六鎮統制）、張紹曾（第二十鎮統制）、藍天蔚（第二混成協協統），他們在北方發展的同盟會掌握着三萬以上的新軍，另外還有一些地方武裝，雖然他們發動的灤州兵諫失敗，但革命黨勢力仍在，隨時可能反正；三，北洋軍也開始動搖，逃降民軍者「不計其數，軍心已失，萬難續戰」（段祺瑞告清廷電），無法續戰應屬誇張，逃降卻是事實；四，與孫文歸國途中外交努力及之前同盟會《革命方略》中正確的外交政策有關，列強一直保持中立，並停止貸款給清廷，袁世凱「借款屢議，迄無所成」，北洋軍喪失了繼續作戰的財力，而革命軍坐擁南方富庶地區，持久戰對革命軍較為有利；五，綁在皇權專制戰車上的袁世凱北洋軍逆歷史潮流而動，在政治上處於劣勢，如果革命軍堅持下去，北洋軍必將人心渙散分崩離析。
二、避免流血說——革命黨的妥協以很少流血的代價，換來迅速推翻清廷。此說雖從短期來看確有一定道理，但就長期而言，其負面後果卻很嚴重，致使廣義的辛亥革命並未完全成功，三大主義只完成了民族主義，剛建立起來的民主卻未能鞏固，最終竟至崩潰，集權專制肅殺的陰霾至今籠罩着中國大陸。由於舊官僚和軍閥勢力未消，反倒是革命黨消、革命軍也消了，結果為隨後專制的不斷復辟、軍閥混戰、蘇俄介入、日本入侵、中共崛起，埋下了禍根。可以說，辛亥革命「成也民族主義，敗也民族主義」，推翻滿清達成民族主義的迅速成功，反倒障礙了民權主義的申張，最終也未解決好民生問題。提出「革命軍起、革命黨消」論的章太炎，其實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除了濃郁的排滿情結和簡單片面的種族革命主張，對民主政治並無深刻認知與信念。和章一樣，許多革命黨人和倒向革命的改良派，滿足於「光復漢族」（光復會綱領），卻對民權主義缺乏信念與追求，因此對袁世凱一類舊官僚缺少警惕，甚至混跡其間以圖分一杯羹。後來革命黨乃至改良派的慘痛遭遇證明這是多麼的糊塗，也印證了孫文確有先見之明。對比美國革命，七年戰爭美國人民雖付出巨大代價，但終能「畢其功於一役」，民族獨立，民主鞏固，從此便能突飛猛進，民生幸福。反之，設若美國革命黨人在戰略相持階段的1778年接受了英國皇室的和平使者（這時英皇已滿足美國革命初期的要求，廢除了強製法令和茶稅法），何以有美國今日之成就？
三、民主政黨說——同盟會屬革命黨，而革命黨非政黨，應該天下為公，反對一黨專政。此論不僅似是而非，而且是對章太炎的憑空拔高。章追求的並非憲政民主，他在《民報》發表〈五無論〉，提倡「無政府、無聚落、無人類、無眾生、無世界」的虛無社會。章甚至認為共和政體不如專制政體，推翻清朝後中國還是行君主專制為好。就在提出「軍起黨消」論的前一個月，章還連續發表〈誅政黨〉，猛烈抨擊政黨政治；而出此論後不久，便又跳到另一極端，另組了擁護袁世凱的一系列政黨。如此極端跳轉，除性格因素外，或與其無政府主義難以找到着陸點有關。章確也曾倡言直接民權，但因無政府，不過是空想的大民主，而大民主在實踐中往往是協助時代強人奔向專制的直通車。「軍起黨消」論也並非「反對一黨專政」，實際是要取消同盟會，取消革命黨，甚至取消革命軍，卻獨獨不取消袁世凱的北洋軍及其政黨實力——1912年1月，張謇致函黃興稱「統一最要之前提，則章太炎所主張銷去黨名為第一」；2月，黎元洪則進一步要求「革命軍消」。章太炎反對同盟會，主張「黨消」的同時，自己卻與倒向革命的立憲派和舊官僚，如張謇、湯壽潛、程德全、黎元洪、湯化龍等人，相繼組建中華民國聯合會、統一黨、共和黨、進步黨等政黨並擔任要職。章在袁世凱政府中謀得職務一段時間後，才發現袁並非「天下為公」，最終也和袁鬧翻。
通觀辛亥革命的全過程，起初革命黨鼓動新軍反正，吸收立憲派和舊官僚參與革命，以推翻清廷，本是正確的策略；但後來革命黨不應將領導地位拱手相讓，革命軍不應過早解散；而應該立即加強政治動員、完善各獨立省份的稅收系統、沒收舊官僚的大部分財產來提供充足的財源，以維護軍政府，加強革命軍，從而有實力在對等條件下和北洋軍一道將軍隊國家化，並應堅持定都南京、用臨時約法牢牢限制獲取大總統職位的袁世凱膨脹的野心。可惜，後面這幾點在當時未能做到，究其原因，一是當時太多人滿足於達成民族主義，而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尚未深入人心；二是當時中國社會民主根基太薄，美國革命前美洲殖民地已有地方自治的民主架構，因此革命後民主較易鞏固，而中國則缺此優越條件；三是革命組織缺乏強有力的中央，以至各自為政，同盟會的革命方略未能切實執行；四是倒向革命的立憲派和舊官僚的搖擺與投機心理。
鑑古以察今。百年後的今天，我們檢視歷史，還是為了在即將到來的新時代民主革命中，吸取經驗教訓。這裡，我想提出一些想法，就正於大家。一，孫文提出的完成民主革命的三階段論，即軍政、訓政、憲政，有其重大的現實意義。中華民國在台灣最終走完了三階段的全過程，證明是走得通的。而這三個階段每步都得走穩（但不必時間很長），才不至於亂了陣腳，給強人野心家以可乘之機。二，「革命軍起、革命黨消」論在軍政時期尚未成功、舊官僚掌握的私家軍並未置於國家憲法之下，也就是軍隊國家化尚未達成之時，就冒然取消革命黨的領導地位，歷史已經給我們展示了血的教訓。革命黨轉化為民主政黨，應在訓政時期開始，在憲政時期完成；而在軍政時期則應該牢牢掌握民主化的主導權。否則，不僅辛亥革命後的中國出現舊官僚復辟專制的教訓，蘇聯解體後也大量出現舊官僚操縱民主的現象，以至於難以達成完整的憲政。三，穩步的三階段民主革命，是社會各階層多贏的方案，而舊官僚復辟則會導致多輸的結局。其實，辛亥革命民主未能鞏固，不僅革命黨受挫，民眾遭殃，原體制內的改良派亦最終得禍。如今的中國，需要的正是孫文所倡導的國民革命這樣溫和理性的民主革命，以達成社會和解與轉型正義。我們應該避免兩方面的惡質轉化：新的強人專制，或暴力復仇革命。四，回歸1946年憲法，可能是民主革命前最易達成的共識，及民主革命中最易落實的法統回歸；而以驅逐馬列、復興中華、民族平等、國家統一為核心內容的新時代民族主義，及憲政民主、轉型正義、均富公正為核心內容的新時代民權、民生主義，則將是新時代民主革命的主要動力。因為直接繼承辛亥革命法統，加之在台灣的成功實踐，四六憲法最易成為新時代民主革命的共識，屆時必將有益於迅速穩定局勢、鞏固民主。
長期以來，中共對中山先生一直採取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策略，抽象肯定是為了爭奪正統，具體否定則是為了防止革命。仔細檢閱近年來有關「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論文，我們會看到幾乎都是中共體制內文人在憑空拔高章太炎、袁世凱，而貶低孫文等堅定的革命黨人。這可能源於對民主轉型的焦慮，擔心爆炸式革命的清算；也可能是在為奪取民主革命果實做鋪墊，首先唱衰革命，唱衰不成則篡奪革命果實，讓體制內舊官僚佔據革命主導權。中共體制內文人對「軍起黨消」論牽強地作「民主政黨說」解讀，甚至宣稱是為了「反對一黨專政」，這實在是對中共一黨專制的極大諷刺，其實還是為了否定民主革命，鼓吹取消革命黨對民主革命的領導地位，試圖為舊官僚權貴留一席之地甚至喧賓奪主、復辟集權專制而製造的輿論準備。這些輿論聲勢浩大，很多民運人士也深受影響，甚至輕率附和。對這一傾向，民主革命者應予以充分重視。相應地，新時代民主革命應盡快爭取事先達成、並大力宣揚兩項基本共識——結束一黨專制、回歸四六憲法。
民國101年5月於舊金山灣區
（作者是八九民運參與者、「六四檔案」主持人、「孫文學校」創辦人）
封從德，《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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