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劉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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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政治家的眼光多麼高瞻遠矚，但一衣帶水的東鄰，在中國人的心中，卻總是那麼的微妙。然而，對於革命家孫文而言，日本卻有著永遠揮之不去的記憶。可以這麼說，沒有日本政界和民間的鼎力襄助，就不可能有孫文日後波瀾壯闊的革命圖景。
1898年，孫文、楊衢雲與日本友人在橫濱合影。前排左起安永東之助、楊衢雲、平山周、末永節、內田良平；中排左起大原義剛、小山雄太郎、孫文、清藤幸七郎、可兒長一；後排宮崎寅藏。
宇都宮太郎為孫文革命事業向三菱財團以私人名義借款
香港王氏書舍，廣州起義指揮部
1895年初，到達香港不久，在一次慈善團體舉辦的宴會上，經過英國人康德黎博士介紹，孫文結識了日本人梅屋莊吉。
這年3月，北方中日戰事正酣，孫文卻密謀在廣州發動起義，“要在兩廣獨立成立共和國”。1日，在梅屋的聯絡下，他來到日本駐香港領事館，拜訪中川恆次郎領事，以爭取日本對起義的支持。
3月4日，中川領事兩次致函外務省通商局長原敬，報告孫來訪之事。《孫中山年譜長編》記載：“據中川3月4日致原敬函：‘本月1日，經朋友介紹，清國人孫文（西醫）來館。該人如前日所報，正是欲傾覆現政府，他與晚大致同齡，懂英語，可能是耶穌教徒。據稱他打算於去年北洋艦隊大演習後，立即舉事，不慎失去機會。然而時至今日，特別是在廣東省，徒黨受到嚴重監視，不易舉事。而更重要的是當前缺乏武器，需要步槍25000枝，手槍1000枝，欲求為之籌措。
‘晚答以本人職務只注意通商貿易之事，與政治之事完全無關，故甚困難。然足下等人的意圖可嘉，衷心襄贊。首先想知道足下等人的目的方法。該人答曰：其黨稱為興中會，即振興中國之會。其中有哥老會員，黨員人數難以明言。……然而，當問道成功時誰為總統時，答曰尚未及考慮。如允諾給與前述武器，當即往各處招募黨員。
‘今日清國民間人士稍受教育，並了解國外事情者，對現政府施政，尤其是官吏腐敗必然十分不滿。但該人主張尚可懷疑。假設該人所說屬實，然而，其統領的才干、經歷和人望等，皆很不夠，而且各派間的聯絡也不暢通，因此即使舉事的步驟和手段已經定下，其舉事能否成功，尚有懷疑。……考慮到像孫文這樣壯年人，毫無經歷，難以令人放心。’”
4月17日，中川恆次郎再次報告原敬孫文來訪事宜：“其後，孫文仍時時來館，提出務欲我國予以聲援，但從來與我方並無關系，且不說內部事宜，亦不談黨員人數，又無勃興之准備。孫文說已制定由碼頭附近運入武器的計劃，只要我國給予一些聲援，即可充分行事。……總之，孫文等所說的要在兩廣獨立成立共和國，只不過是空中樓閣而已。”
著名歷史學家俞辛焞先生在《孫中山與日本關系研究》一書中說，中日甲午戰爭時期，“在前方戰事危急之時，孫文於1895年3月1日至日本駐香港領事館拜見中川恆次郎領事。此後數次去日領館。其目的是為了爭取日本對廣州起義的直接支持。中川領事於3月4日和4月17日兩次致函外務省通商局長原敬，報告孫來訪之事。據該函稱，孫文對中川說明康祖詒、吳漢濤、曾紀澤之子等四人在廣州舉義，推翻清朝統治、建立共和國之意圖，並要求日本提供25000支步槍、 1000支短槍。日本沒有答應孫的要求。但孫的此舉表明，他欲依靠日本的援助推翻清王朝。孫文與日本領事的秘密往來在廣東有所洩露。據中川領事4月17 日致原敬函稱，當時在廣州有日軍計劃進攻廣東和孫文在日人參與下打倒官吏之流言，感到華人對日人的敵意。這反映了廣東民眾警惕日本入侵，反對孫文求援於日本，說明孫文求助日本的舉動不得民心。由此可以說，甲午戰爭時期孫文求助於日本在策略上是不妥的。其錯誤的根源在於置甲午戰爭使民族空前嚴重的實際情況於不顧，……”
很顯然，日本人不單不相信孫本人，而且對他主張的目標也頗不以為然。無論孫文第一次向日本人借款是否成功，但時值甲午戰爭期間，大敵當前，炎黃子孫，本該同仇敵愾，戮力御敵。可他置民族尊嚴和國人利益於不顧，苟且謀一己之利的做法都值得反思！就連黃興、陳炯明等人也以為：“一族以內之事，縱為萬惡，亦惟族人自董理之。倚賴他族，國必不保。”
（二）曾經的軍火商
頭山滿
武士宮崎寅藏是孫文在日本最好的朋友。經宮崎的引薦，孫文結識了政治家犬養毅、平岡浩太郎、大隈重信。犬養和平岡商定給孫文一套房子和一筆津貼。有了這些支持，孫文又認識了包括著名的軍國主義者頭山滿、武士平山周在內的許多日本名流，為他日後的活動積聚了人脈。
孫文和菲律賓獨立軍代表彭西
1898~1899年發生在菲律賓的反美獨立運動，宮崎、平山周和犬養毅都是幕後的參與者和策劃者。在他們的幫助下，孫文開始了從日本向菲律賓販賣軍火的生意。
1899年春，孫文在日本代菲律賓獨立軍購買了一批軍火，雇“布引丸”運送，該輪不幸在7月在浙江馬鞍島外水域觸礁沉沒。孫文暫短的軍火商生涯來去匆匆。盡管如此，他依然從中獲得了一筆不菲的傭金，並利用這筆錢在香港創辦了《中國日報》。
“布引丸”沉沒前的照片
（三）“贈款門”事件
宮崎滔天
鈴木久五郎
日本政府和民間給孫文的贈款，其本意並不是贈給孫文個人之用，而是給以孫文為首的同盟會革命組織，同盟會的成員們也認為這筆贈款應該作為同盟會的經費使用，可是孫文卻把這筆贈款存入個人帳下。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孫文只告訴大家鈴木久五郎的一萬日元贈款，隱瞞了日本政府的六千日元贈款。而他只把兩千日元留給《民報》作經費，自己帶走其余全部贈款，這讓同盟會成員們十分不滿。
孫文離去後，日本政府透露出曾向孫文贈款一事，在同盟會東京本部引起一片嘩然。很多同盟會成員認為孫文私受日本政府的贈款，是被日本人收買賄賂了，有損同盟會的聲譽。章太炎、張繼、劉師培等人更是發起了撤消孫文總理的“倒孫運動”。
章太炎稱：日本人向孫文贈送的贈款，本來是贈送給革命黨的革命經費，孫文卻把這些錢當作贈送給他個人的私人贈款使用。孫文這種作法“實在有損我同盟會之威信，而使日人啟其輕侮之心”。他撕下掛在《民報》報社的孫文像片，旁邊寫上“賣《民報》之孫文應立即撤去”，拍成照片郵寄給孫文。接著他和陶成章發表《偽〈民報〉檢舉狀》，印成傳單散發：“孫文懷挾巨資，而用之公務者什不及一。《民報》所求補助，無過三四千，亦不為籌畫，其干莫可知也。”張繼的批評則更加激烈：“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黨之命。”
面對“贈款門”醜聞，著名革命家譚人鳳不無惋惜地感嘆：“東京為全國志士萃薈之區，《民報》又為同志總機關，最重要之處所。中山身為總理，橐貯多金，僅以五百金[應為二千]予之，以後遂聽其自生自滅。異哉！且丈夫重意氣，日政府既無理干涉，堂堂總理，受此萬金何為？厥後日人對我黨，日存鄙夷之見，何莫非因此事以啟其輕侮之心耶？吁！可慨也矣。”
劉揆一是堅定的“挺孫派”，為此他曾經和張繼拳腳相向。後來，劉揆一在《黃興傳記》中回憶說：“孫總理受此款時，留給民報社維持費二千元，余悉以供潮惠黨軍急需，誠非得已，又深知公素以實行革命為務，絕不居此空虛總理之名。且方與孫總理共謀粵東首義，萬一團總理二字而有誤會，使黨軍前途頓生阻力，非獨陷害孫、黃二公，實不啻全體黨員之自殺，故力排眾議。”
最後，同盟會第二號人物黃興出面，提出顧全大局，才化解了這場風波，保住了孫文總理的位置。不過此後孫文在日本同盟會本部中的聲譽一落千丈，威信掃地。
雖被驅逐出境，但躊躇滿志的孫文念念不忘其反清大業。離開日本之前，他給宮崎寅藏一份授權，全權委托宮崎在日本籌集款項、購辦軍火以及替革命軍隊補給。“與資本家進行談判的全部條款，按照他的指示進行安排”。
一百年之後，當孫文作為中國革命先行者的尊崇地位得以鞏固的今天，再來回顧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的“贈款門”事件，絲毫無損於孫文的政治形像。在時下的中國，史學家面對同樣的史實作出不同的解讀似乎也司空見慣。我只是覺得，越來越豐富的資料會使得事情的原貌更加清晰。至於人們能從中得到什麼，則完全是仁智之見。
（四）胎死腹中的中央銀行計劃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後，被推舉為大總統的孫文並沒有立即回國領導革命，而是從美洲繞道歐洲，兩個半月之後才回到上海，企圖爭取列強在外交與財政上的支持。結果一無所得，兩手空空地返回了祖國。他用一句頗為無奈但卻意味深長的話回答了對他寄予殷殷厚望的同仁：“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奈何“革命精神”之“梅”難解革命資金孔急之渴。
捉襟見肘的財政危機是臨時政府所面臨的最大難題。1911年11月10日，張謇在《新政府財政之意見書》中算了一筆賬：“……如是估計，中央政府每年支出，以極少之數核計，須有—萬二千萬兩。……按月應有一千萬兩之大款。今臨時政府能否得此項巨款，此誠一大問題也。”
孫文向歐美各國尋求借款的努力失敗之後，卻得到了對中國覬覦已久的日本人的支持。
1911年11月底，孫文到三井物產上海支店面商藤瀨借款事後，三井財團的代表森恪應孫文之友萱野長知的要求，在未通知三井物產的情況下，“就擅自作主拿出支店的機密費”（有說十五萬元，也有說三十萬元），交給了南京臨時政府，開了三井援助中國革命活動的先河。
東京本社的常務經理山本條太郎和益田孝聽說後極其震驚，急忙趕赴上海，指責森恪的行為越權。森恪拒不認錯卻向他們滔滔不絕地講起中國的形勢，並揚言： “革命成功之後，揚子江一帶之利權即可全歸三井即我帝國所有，此正是國家興盛之策也。”在這期間，臨時政府還獲得了日本政府先前承諾的一筆三百萬元的貸款。
1911年12月24日，元老大臣會議後，根據對中國形勢的最新判斷，日本政府一改以前“扶袁抑孫”的一邊倒政策，而對雙方采取了對等的兩面政策，但建議必須由阪谷芳郎幫助臨時政府設立中央銀行。
孫文開始並不同意由日本人幫助設立中央銀行的提案，後為了獲得最急需的一千萬日元借款，以挽救革命危機，在提案中附加上十日內融資一千萬日元的條款。
12月30日下午1時，在上海的黃興收到了三上豐夷由神戶發來的急電：“東京元老大臣會議結果，確定援助共和政府。何天炯（孫文的代表）與松方、大隈、阪谷芳郎、三島正金面談之後，同意設立中央銀行，資本一億日元。現款籌集辦法，向各國廣泛招募，分若干次進行。眼下則不發行兌換券。設立此銀行，澀澤等人皆願盡力。近二、三月中可籌得各國資金。阪谷早有成案。此事緊急重大，理與犬養相商。速復為盼。三上。”
1月11日，孫文發電報給阪谷：“東京。阪谷男爵。閣下同三上豐夷、何天炯所談設立銀行一事，應迅速進行。若閣下方便，乞光臨南京。關於急需之武器，乞速關照。南京，孫文。1912年1月11日午後5時45分。”
1月15日，孫文致信日本元老松方正義：“松方侯爵閣下：中華民國政府設立中央銀行之事，已囑托阪谷博士、原口博士，關於此件，當望閣下鼎助實為厚幸。專候。孫文。中華民國元年元月十五日。（大總統印）”
1月16日，阪谷芳郎收到孫文的來信：“阪谷博士閣下：謹以中華民國中央銀行設立之件相托，本日已由電信奉聞，茲更修書申告。閣下能來南京一行，尤為厚幸。專此敬候。孫文。”
（五）《中日盟約》事件
大隈重信
上原勇作
內田良平
孫文“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和“滅滿興漢”的主張雖然有些偏側和狹隘，但多少還有情可原；但“滿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國革命的目的在滅滿興漢”，“日本如能援助中國革命，將以滿蒙讓渡與日本”的論調則實在是荒誕不經！
以分裂國家、割裂同胞為代價的“革命”，實在是對革命的侮辱。孫文的這些言論，無疑值得反思。
（七）舊情難忘
對於曾經贊助過自己的人，孫文念念不忘。他曾說：“各志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事業，先後多有資助，尤以久原、犬塚為最。”
久原房之助
1905年12月，孫文為籌集革命經費以中華民務興利公司名義發行的債券
中華革命軍義餉憑單五圓
二十世紀初的漢冶萍公司
這個時期，臨時政府還曾與日本之間就漢冶萍（大冶礦山）借款、蘇省鐵路借款、招商局借款等方案進行過談判，甚至不惜以出租“滿洲”為條件得到日本人的貸款。
通過和日本談判代表森恪的這番談話，孫文如焚之心情可見一斑。“近日，革命政府財政窮乏已達極點，供給軍隊之財源幾無，幾達破產之地步，若數日內無法獲得救燃眉危機之資金，或解散軍隊，或解散政府，命運當此。此時，余等若數日不露面，恐謠言四起，謂余等逃走矣。鑒於上述現狀，舊歷年前後不拘何種手段，亦要籌足維持軍隊之費用。漢冶萍斷然實行日華合辦，以籌五百萬元，以招商局為擔保借款一千萬元等舉，皆因此故也。雖費如此工夫，但此類交涉荏苒不決故不得已又考慮出：先與袁世凱定和議，以抑天下之亂，而後徐籌軍資，以圖再起，以武力掃平北京重建天下之方針。近日與北方頻繁交涉議和協定，與袁之談判亦漸成熟，雙方條件大體一致，而今只待南方之決心，南北即可休戰，而余等至今仍對解決財源問題存一線之希望，若有幸可能解決防止軍隊離亂之足夠資金，余等可將對袁和談延至年後，再籌資金，而後排除袁氏，按當初之計劃以兵力徹底掃除南北異己分子，建立共和政體，絕他日內爭之根。雖然如此，時至今日，仍無獲得金錢之望，倘不幸在此五日內即九日以前、舊歷年末前無法獲得預定一千五百萬元之借款，則萬事休矣。革命政府倒台之前，可先法制人達成南北和議，將政權讓於袁世凱，而政權一旦移於袁氏之手，今後難發突變，亦幾乎無望履行與日本之密約也。”
孫文親自和秘書長胡漢民一起，同三井財團代表森恪及宮崎滔天、山田純三郎就租借滿蒙和漢冶萍抵押貸款之事與日方談判。
會談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後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縣有朋等授意，冀圖與孫文等革命黨人訂立密約，使東三省歸日本所有。
當日下午六時，森恪發出一封經孫文、胡漢民修改的致益田孝的電報：“財政困乏支那，年底前若無一千五百萬元，將有戰爭，或革命政府將陷混亂。因與漢冶萍公司已成立五百萬元借款。以招商局擔保向郵船公司、與英德美國等借款一千萬元正在交涉中，若五日以內其借款無望成立，萬事皆休，孫、黃當與袁締結和議，讓政權於袁。因孫承認日本租借滿洲，日本為防革命軍解散，漢冶萍公司五百萬元之外若立即再借一千萬元，與袁世凱之和議可中斷。孫文或黃興可至日本達成滿洲之秘密契約。錢未到手前，軍隊有解散之虞。若離南京，恐生變事。滿洲之事，倘決意實行，祈四日內電告借款一千萬元，當中止對袁世凱之和議。”
益田孝將來自森恪的情報立刻報告了井上馨，並致電山縣：“孫已承諾租借南滿之事。但支那元旦以前若無一千五百萬元，除將政權讓於袁世凱外，別無他途—— 若日本承擔此借款，已允中斷對袁講和，孫文或黃興即刻來日締結秘密契約。已與井上侯電話述及此事——祈速就此裁決與否商議，並且與政府協商。”
但井上和山縣均沒有回音。6日孫文再次要求森恪：“已將對袁世凱和談延至9日，故9日前祈有確切答復。”在森恪催促益田孝幾次之後，8日益田孝給森恪去電，其主要內容：“與袁世凱之和談雖非可容余等置辭之事，亦請轉告對孫、黃深切之同情，余等祈孫、黃在於己有利地位上達成妥協，井上侯難於直接回答。目下漢冶萍之二百五十萬，將設法於明日彙出——滿洲一事，倘能來一人，勸告簽定秘密條約，可望得到更多同情。”
此事一經披露，輿論大嘩，參議院議員質詢政府，實業部長張謇反對此議，辭去實業部長。漢冶萍借款終因參議院不承認合辦條約及股東大會反對，正式取消。而日本方面，最後因日本陸軍大臣石本新六的反對沒有辦成。原因是：“按照日本軍部的擴張主義分子的觀點，在中日、日俄兩次戰爭中，滿洲是日本人為之拋灑珍貴的鮮血的地方，理應享有一切權益，而無須以金錢收買。”
或許有人會說，歷史人物就是一枚硬幣，總有他的兩面性；或許，我們根本就不應該對逝者求全責備。這似乎都可以理解。但斷章取義的解讀和矯情粉飾的美化會貽害無窮！
日本皇宮外圍的東京日比穀公園裏有棟餐館叫「松竹樓」，松竹樓的門廳裏擺著一架鋼琴，據說是孫文的夫人宋慶齡在日本常用的。松竹樓的創業者小阪梅吉與傾家蕩產援助孫文辛亥革命的日本最早電影事業家梅屋莊吉是姻親關係，這部琴輾轉到了松竹樓。
大月薰
http://tw.myblog.yahoo.com/jw!ARR7CzOBSEbGZjQIIAbtkQ--/article?mid=1814&prev=1815&next=1810
不管政治家的眼光多麼高瞻遠矚，但一衣帶水的東鄰，在中國人的心中，卻總是那麼的微妙。然而，對於革命家孫文而言，日本卻有著永遠揮之不去的記憶。可以這麼說，沒有日本政界和民間的鼎力襄助，就不可能有孫文日後波瀾壯闊的革命圖景。
1898年，孫文、楊衢雲與日本友人在橫濱合影。前排左起安永東之助、楊衢雲、平山周、末永節、內田良平；中排左起大原義剛、小山雄太郎、孫文、清藤幸七郎、可兒長一；後排宮崎寅藏。
宇都宮太郎為孫文革命事業向三菱財團以私人名義借款
當不經意間梳理孫文對日籌款的來龍去脈時，一種莫名的郁悒令我久久難以平復。哪怕只是稍微讀讀這篇文字，目光所掠，相信你會和我有同樣的感受。
（一）廣州起義籌款失敗
（一）廣州起義籌款失敗
香港王氏書舍，廣州起義指揮部
1895年初，到達香港不久，在一次慈善團體舉辦的宴會上，經過英國人康德黎博士介紹，孫文結識了日本人梅屋莊吉。
這年3月，北方中日戰事正酣，孫文卻密謀在廣州發動起義，“要在兩廣獨立成立共和國”。1日，在梅屋的聯絡下，他來到日本駐香港領事館，拜訪中川恆次郎領事，以爭取日本對起義的支持。
3月4日，中川領事兩次致函外務省通商局長原敬，報告孫來訪之事。《孫中山年譜長編》記載：“據中川3月4日致原敬函：‘本月1日，經朋友介紹，清國人孫文（西醫）來館。該人如前日所報，正是欲傾覆現政府，他與晚大致同齡，懂英語，可能是耶穌教徒。據稱他打算於去年北洋艦隊大演習後，立即舉事，不慎失去機會。然而時至今日，特別是在廣東省，徒黨受到嚴重監視，不易舉事。而更重要的是當前缺乏武器，需要步槍25000枝，手槍1000枝，欲求為之籌措。
‘晚答以本人職務只注意通商貿易之事，與政治之事完全無關，故甚困難。然足下等人的意圖可嘉，衷心襄贊。首先想知道足下等人的目的方法。該人答曰：其黨稱為興中會，即振興中國之會。其中有哥老會員，黨員人數難以明言。……然而，當問道成功時誰為總統時，答曰尚未及考慮。如允諾給與前述武器，當即往各處招募黨員。
‘今日清國民間人士稍受教育，並了解國外事情者，對現政府施政，尤其是官吏腐敗必然十分不滿。但該人主張尚可懷疑。假設該人所說屬實，然而，其統領的才干、經歷和人望等，皆很不夠，而且各派間的聯絡也不暢通，因此即使舉事的步驟和手段已經定下，其舉事能否成功，尚有懷疑。……考慮到像孫文這樣壯年人，毫無經歷，難以令人放心。’”
4月17日，中川恆次郎再次報告原敬孫文來訪事宜：“其後，孫文仍時時來館，提出務欲我國予以聲援，但從來與我方並無關系，且不說內部事宜，亦不談黨員人數，又無勃興之准備。孫文說已制定由碼頭附近運入武器的計劃，只要我國給予一些聲援，即可充分行事。……總之，孫文等所說的要在兩廣獨立成立共和國，只不過是空中樓閣而已。”
著名歷史學家俞辛焞先生在《孫中山與日本關系研究》一書中說，中日甲午戰爭時期，“在前方戰事危急之時，孫文於1895年3月1日至日本駐香港領事館拜見中川恆次郎領事。此後數次去日領館。其目的是為了爭取日本對廣州起義的直接支持。中川領事於3月4日和4月17日兩次致函外務省通商局長原敬，報告孫來訪之事。據該函稱，孫文對中川說明康祖詒、吳漢濤、曾紀澤之子等四人在廣州舉義，推翻清朝統治、建立共和國之意圖，並要求日本提供25000支步槍、 1000支短槍。日本沒有答應孫的要求。但孫的此舉表明，他欲依靠日本的援助推翻清王朝。孫文與日本領事的秘密往來在廣東有所洩露。據中川領事4月17 日致原敬函稱，當時在廣州有日軍計劃進攻廣東和孫文在日人參與下打倒官吏之流言，感到華人對日人的敵意。這反映了廣東民眾警惕日本入侵，反對孫文求援於日本，說明孫文求助日本的舉動不得民心。由此可以說，甲午戰爭時期孫文求助於日本在策略上是不妥的。其錯誤的根源在於置甲午戰爭使民族空前嚴重的實際情況於不顧，……”
很顯然，日本人不單不相信孫本人，而且對他主張的目標也頗不以為然。無論孫文第一次向日本人借款是否成功，但時值甲午戰爭期間，大敵當前，炎黃子孫，本該同仇敵愾，戮力御敵。可他置民族尊嚴和國人利益於不顧，苟且謀一己之利的做法都值得反思！就連黃興、陳炯明等人也以為：“一族以內之事，縱為萬惡，亦惟族人自董理之。倚賴他族，國必不保。”
（二）曾經的軍火商
頭山滿
武士宮崎寅藏是孫文在日本最好的朋友。經宮崎的引薦，孫文結識了政治家犬養毅、平岡浩太郎、大隈重信。犬養和平岡商定給孫文一套房子和一筆津貼。有了這些支持，孫文又認識了包括著名的軍國主義者頭山滿、武士平山周在內的許多日本名流，為他日後的活動積聚了人脈。
孫文和菲律賓獨立軍代表彭西
1898~1899年發生在菲律賓的反美獨立運動，宮崎、平山周和犬養毅都是幕後的參與者和策劃者。在他們的幫助下，孫文開始了從日本向菲律賓販賣軍火的生意。
1899年春，孫文在日本代菲律賓獨立軍購買了一批軍火，雇“布引丸”運送，該輪不幸在7月在浙江馬鞍島外水域觸礁沉沒。孫文暫短的軍火商生涯來去匆匆。盡管如此，他依然從中獲得了一筆不菲的傭金，並利用這筆錢在香港創辦了《中國日報》。
“布引丸”沉沒前的照片
（三）“贈款門”事件
宮崎滔天
一直以來，日本都是孫文從事反清活動的大本營。1907年6月，迫於清政府的壓力，日本政府不得不把孫文“驅逐出境”，同時限定他三年內不得返日。
出於在中國培養親日勢力的考慮，日本政府也並不情願孫文的勢力就此消沉下去。由於政府不便直接與孫文接洽，於是請與孫文關系十分密切的右翼組織“黑龍會”首領內田良平與孫文交涉。
日本政府主動提出給孫文七千日元的離境費，當時日本普通工人的月薪不過十幾日元，所以七千日元是一筆很大的款項。孫文接受了日本政府的條件，同意立即離境。於是內田良平交給孫文六千日元（事後孫文稱收到五千日元），剩下的一千日元用於給孫文召開一個盛大的歡送會。除此之外，對日本政府驅逐孫文作法不滿的日本巨商鈴木久五郎，也贈給孫文一萬日元。
出於在中國培養親日勢力的考慮，日本政府也並不情願孫文的勢力就此消沉下去。由於政府不便直接與孫文接洽，於是請與孫文關系十分密切的右翼組織“黑龍會”首領內田良平與孫文交涉。
日本政府主動提出給孫文七千日元的離境費，當時日本普通工人的月薪不過十幾日元，所以七千日元是一筆很大的款項。孫文接受了日本政府的條件，同意立即離境。於是內田良平交給孫文六千日元（事後孫文稱收到五千日元），剩下的一千日元用於給孫文召開一個盛大的歡送會。除此之外，對日本政府驅逐孫文作法不滿的日本巨商鈴木久五郎，也贈給孫文一萬日元。
鈴木久五郎
日本政府和民間給孫文的贈款，其本意並不是贈給孫文個人之用，而是給以孫文為首的同盟會革命組織，同盟會的成員們也認為這筆贈款應該作為同盟會的經費使用，可是孫文卻把這筆贈款存入個人帳下。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孫文只告訴大家鈴木久五郎的一萬日元贈款，隱瞞了日本政府的六千日元贈款。而他只把兩千日元留給《民報》作經費，自己帶走其余全部贈款，這讓同盟會成員們十分不滿。
孫文離去後，日本政府透露出曾向孫文贈款一事，在同盟會東京本部引起一片嘩然。很多同盟會成員認為孫文私受日本政府的贈款，是被日本人收買賄賂了，有損同盟會的聲譽。章太炎、張繼、劉師培等人更是發起了撤消孫文總理的“倒孫運動”。
章太炎稱：日本人向孫文贈送的贈款，本來是贈送給革命黨的革命經費，孫文卻把這些錢當作贈送給他個人的私人贈款使用。孫文這種作法“實在有損我同盟會之威信，而使日人啟其輕侮之心”。他撕下掛在《民報》報社的孫文像片，旁邊寫上“賣《民報》之孫文應立即撤去”，拍成照片郵寄給孫文。接著他和陶成章發表《偽〈民報〉檢舉狀》，印成傳單散發：“孫文懷挾巨資，而用之公務者什不及一。《民報》所求補助，無過三四千，亦不為籌畫，其干莫可知也。”張繼的批評則更加激烈：“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黨之命。”
面對“贈款門”醜聞，著名革命家譚人鳳不無惋惜地感嘆：“東京為全國志士萃薈之區，《民報》又為同志總機關，最重要之處所。中山身為總理，橐貯多金，僅以五百金[應為二千]予之，以後遂聽其自生自滅。異哉！且丈夫重意氣，日政府既無理干涉，堂堂總理，受此萬金何為？厥後日人對我黨，日存鄙夷之見，何莫非因此事以啟其輕侮之心耶？吁！可慨也矣。”
劉揆一是堅定的“挺孫派”，為此他曾經和張繼拳腳相向。後來，劉揆一在《黃興傳記》中回憶說：“孫總理受此款時，留給民報社維持費二千元，余悉以供潮惠黨軍急需，誠非得已，又深知公素以實行革命為務，絕不居此空虛總理之名。且方與孫總理共謀粵東首義，萬一團總理二字而有誤會，使黨軍前途頓生阻力，非獨陷害孫、黃二公，實不啻全體黨員之自殺，故力排眾議。”
最後，同盟會第二號人物黃興出面，提出顧全大局，才化解了這場風波，保住了孫文總理的位置。不過此後孫文在日本同盟會本部中的聲譽一落千丈，威信掃地。
雖被驅逐出境，但躊躇滿志的孫文念念不忘其反清大業。離開日本之前，他給宮崎寅藏一份授權，全權委托宮崎在日本籌集款項、購辦軍火以及替革命軍隊補給。“與資本家進行談判的全部條款，按照他的指示進行安排”。
一百年之後，當孫文作為中國革命先行者的尊崇地位得以鞏固的今天，再來回顧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的“贈款門”事件，絲毫無損於孫文的政治形像。在時下的中國，史學家面對同樣的史實作出不同的解讀似乎也司空見慣。我只是覺得，越來越豐富的資料會使得事情的原貌更加清晰。至於人們能從中得到什麼，則完全是仁智之見。
（四）胎死腹中的中央銀行計劃
中央銀行的貨幣和孫文給松方的信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後，被推舉為大總統的孫文並沒有立即回國領導革命，而是從美洲繞道歐洲，兩個半月之後才回到上海，企圖爭取列強在外交與財政上的支持。結果一無所得，兩手空空地返回了祖國。他用一句頗為無奈但卻意味深長的話回答了對他寄予殷殷厚望的同仁：“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奈何“革命精神”之“梅”難解革命資金孔急之渴。
捉襟見肘的財政危機是臨時政府所面臨的最大難題。1911年11月10日，張謇在《新政府財政之意見書》中算了一筆賬：“……如是估計，中央政府每年支出，以極少之數核計，須有—萬二千萬兩。……按月應有一千萬兩之大款。今臨時政府能否得此項巨款，此誠一大問題也。”
孫文向歐美各國尋求借款的努力失敗之後，卻得到了對中國覬覦已久的日本人的支持。
1911年11月底，孫文到三井物產上海支店面商藤瀨借款事後，三井財團的代表森恪應孫文之友萱野長知的要求，在未通知三井物產的情況下，“就擅自作主拿出支店的機密費”（有說十五萬元，也有說三十萬元），交給了南京臨時政府，開了三井援助中國革命活動的先河。
東京本社的常務經理山本條太郎和益田孝聽說後極其震驚，急忙趕赴上海，指責森恪的行為越權。森恪拒不認錯卻向他們滔滔不絕地講起中國的形勢，並揚言： “革命成功之後，揚子江一帶之利權即可全歸三井即我帝國所有，此正是國家興盛之策也。”在這期間，臨時政府還獲得了日本政府先前承諾的一筆三百萬元的貸款。
1911年12月24日，元老大臣會議後，根據對中國形勢的最新判斷，日本政府一改以前“扶袁抑孫”的一邊倒政策，而對雙方采取了對等的兩面政策，但建議必須由阪谷芳郎幫助臨時政府設立中央銀行。
孫文開始並不同意由日本人幫助設立中央銀行的提案，後為了獲得最急需的一千萬日元借款，以挽救革命危機，在提案中附加上十日內融資一千萬日元的條款。
12月30日下午1時，在上海的黃興收到了三上豐夷由神戶發來的急電：“東京元老大臣會議結果，確定援助共和政府。何天炯（孫文的代表）與松方、大隈、阪谷芳郎、三島正金面談之後，同意設立中央銀行，資本一億日元。現款籌集辦法，向各國廣泛招募，分若干次進行。眼下則不發行兌換券。設立此銀行，澀澤等人皆願盡力。近二、三月中可籌得各國資金。阪谷早有成案。此事緊急重大，理與犬養相商。速復為盼。三上。”
1月11日，孫文發電報給阪谷：“東京。阪谷男爵。閣下同三上豐夷、何天炯所談設立銀行一事，應迅速進行。若閣下方便，乞光臨南京。關於急需之武器，乞速關照。南京，孫文。1912年1月11日午後5時45分。”
1月15日，孫文致信日本元老松方正義：“松方侯爵閣下：中華民國政府設立中央銀行之事，已囑托阪谷博士、原口博士，關於此件，當望閣下鼎助實為厚幸。專候。孫文。中華民國元年元月十五日。（大總統印）”
1月16日，阪谷芳郎收到孫文的來信：“阪谷博士閣下：謹以中華民國中央銀行設立之件相托，本日已由電信奉聞，茲更修書申告。閣下能來南京一行，尤為厚幸。專此敬候。孫文。”
（五）《中日盟約》事件
大隈重信
1913年2月，孫正式訪日。18日大隈出席日本郵船會社的招待會，並發表演說，稱孫“為政治革命之大成功者，而願獻身於鐵道事業，此雖世人所澤，而余之敬服驚嘆孫君，謂其有英雄非凡之眼光，即在於此。”孫致答詞，賓主至為歡洽。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流亡日本。1914年，第二屆大隈內閣成立，孫為聯日反袁，對大隈寄予厚望。5月11日，孫致長函於大隈，促其“助革反袁”。
早在30年代初，後來任《大公報》總編輯的著名報人王芸生就在其名著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中，全文公布了孫文1914年5月11日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這封信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中國對日本，可以起到比印度之於英國更大的作用。孫文說：“英國之區區三島，非甚廣大，然人莫不知其國力膨脹日加者，以其得印度之大陸，為母國之大市場，世界列強始莫能與爭。日本之發展已盡，殆無回旋之余地，中國則地大物博，尚未開發。今日本如英國之於印度，無設兵置守之勞費，而得中國之大市場，利且倍之，所謂一躍而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也就是說，中國可以提供給日本比印度這塊殖民地之於英國更廉價和利益更大的作用。具體說來是內政、外交、軍事、實業、司法等等均靠日本幫助，且“可開放中國全國之市場，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獨占貿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銷入中國者免稅，中國原料輸入日本者亦免稅。”
二、袁世凱政府實際上是反日的。袁氏及其政府“佯與日本周旋，而陰事排斥……或政府依違其間，而嗾使民間反對，或其權利已許日本，而翻授之他國。彼之力未足以自固，又憚民黨與日本親善，故表面猶買日本之歡心……設其地位之鞏固過於今日，其對待日本必更甚於今日”。
三、國民黨掌握政權之目的未達到之前，中國不可能安定。信中的原話是：“夫惟民黨握中國之政柄，而後中國始有治安可言也。‘民黨’抱有主義，為求其之必達，生死以之……民黨之志一日不伸，即中國一日不能安。”
四、“日本能助革命黨，則有大利”，所以要敢於超越常規，幫助國民黨。孫文坦言“中國革命黨事前無一強國以為助，其希望亦難達到”，但“助一國之民黨，而顛覆其政府，非國際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竊意閣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機會，正閣下大煥其經綸之日也。”
孫文拋出如此籌碼，竟也難打動日本首相。因為在日本看來，依靠已經統治著全國的袁世凱，比起指望形單勢孤的孫文一伙顯然更加實惠。孫文暗通款曲，唯一的作用是日本在壓袁世凱就範時多了一個籌碼。
偷雞不成，反蝕一把米。這個秘密不慎被洩露出去，中外報刊廣為登載，還說是黃興揭露的。此事不但進一步損害了國民黨人的形像，也加深了國民黨人之間的分裂。從黃興當時的一封信，可見一斑：“近得各處黨員通告，並讀中外各報登載弟所宣布中山先生之函，此事從何說起，黨德敗壞，竟至此極，殊可嘆也！此事之有無，弟不必加辯，請足下函詢中山先生，即知其真相。中山先生是否有此函件與日本當道，尚屬疑問，袁賊陰險，派偵離間吾輩，亦時時有之，即令有此函件，中山先生從未與興閱過，興又何從宣洩？此種卑鄙手段，稍有人格者不為。內外疑謗叢集，真偽莫辨，親痛仇快，而禍根卻在孫文的作為。”
8月21日，孫文走訪過頭山滿。頭山滿雖然表示支持孫文第三次革命，但他不能違反日本政府及軍部而支持孫。孫文通過頭山滿爭取日本政府支持的行動宣告失敗。8月24日，他與犬養毅說自己正在准備起兵舉事，“此時若在中國內地發生動亂，必給日本外交帶來極大好處，為此日本政府務必支援中國革命，此點請閣下予以關照。”談及軍費籌集情況，孫文說：“如若此次仍不能籌足所需資金，即便附加任何條件，也靠閣下在日籌款。”
1915年2月5日，孫文、陳其美與滿鐵株式會社的兩個重要人物犬塚信太郎、山田純三郎訂立了《中日盟約》。
《中日盟約》規定：在軍事上，“為便於中日協同作戰，中華所用之海陸軍兵器、彈藥、兵具等，宜采用與日本同式”。“與前項同一之目的，若中華海陸軍聘用外國軍人時，宜主用日本軍人”；在政治上，“使中日政治上提攜之確實，中華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國人時，宜主用日本人”；在經濟和實業上，從事關經濟命脈的金融到礦山和鐵路、航運亦交由日本控制，“宜設中日銀行及其支部於中日之重要都市”。“中華經營礦山，鐵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國資本，或合辦之必要時，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應辦，可商他國”。“屬於前各項範圍內之約定而未經兩國外交當局者或本盟約記名兩國人者之認諾，不得與他者締結”；在外交上， “中日兩國既相提攜，而他外國之對於東亞重要外交事件，則兩國宜互先通知協定”。
3月15日，孫文給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張造寫信，尋求日本政府的“提攜”，並將四人簽署的《中日盟約》作為草案送交日本政府。“不肖等經常確信，東亞之安全與福利全賴於日本之提攜”，因此，日中應“有鞏固之同盟”。“昔日，貴國政府曾向敝國政府提出日中交涉事宜。對其詳細內容，固然無法窺知，但其主要內容必定以日中親善及東亞和平為目標。與敝人倡導之主張一致，不勝欣喜”。
孫文等對日本政府唯一的不滿，是日本不以孫文一伙為主要合作對像，而“對無誠意之敝國政府始終一貫持續執行強硬之交涉……曠日持久，時至今日，實在可悲……遠離日中提攜這一最終目的之手段，敝人等遺憾至極。”
一紙《中日盟約》，葬送了中國在軍事、政治、經濟、外交等諸多領域的獨立。實在不能說是理智的！
（六）讓渡“滿蒙”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流亡日本。1914年，第二屆大隈內閣成立，孫為聯日反袁，對大隈寄予厚望。5月11日，孫致長函於大隈，促其“助革反袁”。
早在30年代初，後來任《大公報》總編輯的著名報人王芸生就在其名著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中，全文公布了孫文1914年5月11日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這封信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中國對日本，可以起到比印度之於英國更大的作用。孫文說：“英國之區區三島，非甚廣大，然人莫不知其國力膨脹日加者，以其得印度之大陸，為母國之大市場，世界列強始莫能與爭。日本之發展已盡，殆無回旋之余地，中國則地大物博，尚未開發。今日本如英國之於印度，無設兵置守之勞費，而得中國之大市場，利且倍之，所謂一躍而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也就是說，中國可以提供給日本比印度這塊殖民地之於英國更廉價和利益更大的作用。具體說來是內政、外交、軍事、實業、司法等等均靠日本幫助，且“可開放中國全國之市場，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獨占貿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銷入中國者免稅，中國原料輸入日本者亦免稅。”
二、袁世凱政府實際上是反日的。袁氏及其政府“佯與日本周旋，而陰事排斥……或政府依違其間，而嗾使民間反對，或其權利已許日本，而翻授之他國。彼之力未足以自固，又憚民黨與日本親善，故表面猶買日本之歡心……設其地位之鞏固過於今日，其對待日本必更甚於今日”。
三、國民黨掌握政權之目的未達到之前，中國不可能安定。信中的原話是：“夫惟民黨握中國之政柄，而後中國始有治安可言也。‘民黨’抱有主義，為求其之必達，生死以之……民黨之志一日不伸，即中國一日不能安。”
四、“日本能助革命黨，則有大利”，所以要敢於超越常規，幫助國民黨。孫文坦言“中國革命黨事前無一強國以為助，其希望亦難達到”，但“助一國之民黨，而顛覆其政府，非國際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竊意閣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機會，正閣下大煥其經綸之日也。”
孫文拋出如此籌碼，竟也難打動日本首相。因為在日本看來，依靠已經統治著全國的袁世凱，比起指望形單勢孤的孫文一伙顯然更加實惠。孫文暗通款曲，唯一的作用是日本在壓袁世凱就範時多了一個籌碼。
偷雞不成，反蝕一把米。這個秘密不慎被洩露出去，中外報刊廣為登載，還說是黃興揭露的。此事不但進一步損害了國民黨人的形像，也加深了國民黨人之間的分裂。從黃興當時的一封信，可見一斑：“近得各處黨員通告，並讀中外各報登載弟所宣布中山先生之函，此事從何說起，黨德敗壞，竟至此極，殊可嘆也！此事之有無，弟不必加辯，請足下函詢中山先生，即知其真相。中山先生是否有此函件與日本當道，尚屬疑問，袁賊陰險，派偵離間吾輩，亦時時有之，即令有此函件，中山先生從未與興閱過，興又何從宣洩？此種卑鄙手段，稍有人格者不為。內外疑謗叢集，真偽莫辨，親痛仇快，而禍根卻在孫文的作為。”
8月21日，孫文走訪過頭山滿。頭山滿雖然表示支持孫文第三次革命，但他不能違反日本政府及軍部而支持孫。孫文通過頭山滿爭取日本政府支持的行動宣告失敗。8月24日，他與犬養毅說自己正在准備起兵舉事，“此時若在中國內地發生動亂，必給日本外交帶來極大好處，為此日本政府務必支援中國革命，此點請閣下予以關照。”談及軍費籌集情況，孫文說：“如若此次仍不能籌足所需資金，即便附加任何條件，也靠閣下在日籌款。”
1915年2月5日，孫文、陳其美與滿鐵株式會社的兩個重要人物犬塚信太郎、山田純三郎訂立了《中日盟約》。
《中日盟約》規定：在軍事上，“為便於中日協同作戰，中華所用之海陸軍兵器、彈藥、兵具等，宜采用與日本同式”。“與前項同一之目的，若中華海陸軍聘用外國軍人時，宜主用日本軍人”；在政治上，“使中日政治上提攜之確實，中華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國人時，宜主用日本人”；在經濟和實業上，從事關經濟命脈的金融到礦山和鐵路、航運亦交由日本控制，“宜設中日銀行及其支部於中日之重要都市”。“中華經營礦山，鐵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國資本，或合辦之必要時，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應辦，可商他國”。“屬於前各項範圍內之約定而未經兩國外交當局者或本盟約記名兩國人者之認諾，不得與他者締結”；在外交上， “中日兩國既相提攜，而他外國之對於東亞重要外交事件，則兩國宜互先通知協定”。
3月15日，孫文給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張造寫信，尋求日本政府的“提攜”，並將四人簽署的《中日盟約》作為草案送交日本政府。“不肖等經常確信，東亞之安全與福利全賴於日本之提攜”，因此，日中應“有鞏固之同盟”。“昔日，貴國政府曾向敝國政府提出日中交涉事宜。對其詳細內容，固然無法窺知，但其主要內容必定以日中親善及東亞和平為目標。與敝人倡導之主張一致，不勝欣喜”。
孫文等對日本政府唯一的不滿，是日本不以孫文一伙為主要合作對像，而“對無誠意之敝國政府始終一貫持續執行強硬之交涉……曠日持久，時至今日，實在可悲……遠離日中提攜這一最終目的之手段，敝人等遺憾至極。”
一紙《中日盟約》，葬送了中國在軍事、政治、經濟、外交等諸多領域的獨立。實在不能說是理智的！
（六）讓渡“滿蒙”
上原勇作
1915年底（或1916年初）孫文秘密會見了日本陸軍參謀總長上原勇作，他在和上原勇作的談話中要求日本支援中國革命，承諾“中國新政府可以東北三省滿洲的特殊權益全部讓予日本”。他說：“日本人口年年增多，東北三省的遼闊原野適於開拓。日本本來資源貧乏，而滿洲，則毋庸諱言，富於重要的資源，日本矚目斯土，乃當然之國策。對此，我等中華革命黨員能予充分諒解，故可以滿洲作為日本的特殊地區，承認日本移民和開拓的優先權。”“不僅滿洲，中國本土的開發亦唯日本的工業、技術、金融力量是賴。”甚至說：“倘日本真能以互助的精神，誠心實意地援助中國的革命統一，相互提攜，為亞洲的獨立與復興通力協作，則中日兩國的國界難道不也可以廢除嗎？”
1949年以後曾任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老同盟會員和中共黨員高崇民寫道：“1915年袁世凱陰謀要作皇帝，與日本訂立賣國條約21 條，孫中山為換取推翻袁世凱，一度主張把東三省讓給日本，我在日本留學東京時，親耳聽到中山這種錯誤主張，表示堅決反對。”
袁世凱去世後，孫文在廣州舉起了護法大旗。1917年9月15日，在和日本社會活動家河上清的談話中，孫文表示“希望日本方面給予‘武器、軍火和大量貸款’”。“一旦掌握了權力，將愉快地將滿洲交給日本管理”。
據與孫文有密切交往的內田良平說，從1905年甚至更早時開始，孫就曾在游說日本朝野人士時一再聲稱：“滿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國革命的目的在滅滿興漢”，“日本如能援助中國革命，將以滿蒙讓渡與日本”。從1898年起至1923年止，包括與森恪的談話在內，類似的記錄共10條，交涉對像包括首相、陸軍參謀總長、政壇元老、財閥等等。1918年11月16日，孫文和日本松永安左衛門的談話中再次提到以“領有滿蒙”為條件尋求日本的援助。他說：“目前中國南北對立是日本助長起來的，日本如果改變援助北方派的政策，北方派就會不攻自滅。”如果日本援助南方派的話，可以承認日本對“滿蒙的領有”。
1949年以後曾任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老同盟會員和中共黨員高崇民寫道：“1915年袁世凱陰謀要作皇帝，與日本訂立賣國條約21 條，孫中山為換取推翻袁世凱，一度主張把東三省讓給日本，我在日本留學東京時，親耳聽到中山這種錯誤主張，表示堅決反對。”
袁世凱去世後，孫文在廣州舉起了護法大旗。1917年9月15日，在和日本社會活動家河上清的談話中，孫文表示“希望日本方面給予‘武器、軍火和大量貸款’”。“一旦掌握了權力，將愉快地將滿洲交給日本管理”。
據與孫文有密切交往的內田良平說，從1905年甚至更早時開始，孫就曾在游說日本朝野人士時一再聲稱：“滿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國革命的目的在滅滿興漢”，“日本如能援助中國革命，將以滿蒙讓渡與日本”。從1898年起至1923年止，包括與森恪的談話在內，類似的記錄共10條，交涉對像包括首相、陸軍參謀總長、政壇元老、財閥等等。1918年11月16日，孫文和日本松永安左衛門的談話中再次提到以“領有滿蒙”為條件尋求日本的援助。他說：“目前中國南北對立是日本助長起來的，日本如果改變援助北方派的政策，北方派就會不攻自滅。”如果日本援助南方派的話，可以承認日本對“滿蒙的領有”。
內田良平
孫文“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和“滅滿興漢”的主張雖然有些偏側和狹隘，但多少還有情可原；但“滿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國革命的目的在滅滿興漢”，“日本如能援助中國革命，將以滿蒙讓渡與日本”的論調則實在是荒誕不經！
以分裂國家、割裂同胞為代價的“革命”，實在是對革命的侮辱。孫文的這些言論，無疑值得反思。
（七）舊情難忘
對於曾經贊助過自己的人，孫文念念不忘。他曾說：“各志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事業，先後多有資助，尤以久原、犬塚為最。”
久原房之助
實業家久原房之助是日軍參謀總部與外務省和孫文聯系的中間人。1916年2月20日，久原付給孫文一筆70萬元的借款，孫簽發了一張收據，保證了他對於“東方和平和中日友好”事業的獻身精神，並且答應這筆借款或者由共和國政府償還，或者由他本人償還。3月8日，中華革命黨黨員王統一從久原那裡拿到了 20萬借款，他在印有中華民國海軍部抬頭的便箋上寫了收條；8月16日，孫和王聯合收到了一筆30萬元的借款；4月8日和27日，孫收到了兩筆額外的10 萬元借款。通過久原，日本政府借給孫和王140萬。一直到1965年去世，久原都保留著這些收據。
1905年12月，孫文為籌集革命經費以中華民務興利公司名義發行的債券
中華革命軍義餉憑單五圓
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後犬塚信太郎先生拿出大批資金，支持同盟會印刷發行了《中華革命軍義餉憑單》。《義餉憑單》背面印有的“要則”為：
“（1）（同盟會）本部為接濟各地義軍軍需起見，特發行此義餉憑單，分百元、伍拾元、拾元、伍元四種。
（2）新政府成立後，持有此憑單者，可向新政府銀行照數取換國幣。
（3）新政府成立後，持有此憑單者，在本國內無論何處，均可通用。
（4）本憑單得由所有者轉讓他人。
（5）本憑單發行時，蓋有三印為據，如未蓋印及印跡不符者，作為廢紙。”
正因為發行了這套義餉憑單，才使同盟會本部及時籌集到資金，解決了革命經費之急需。孫文對此至為感激，1918年春，他致信犬塚先生：“犬塚仁兄有道：新春想貴體安和，潭第多祥為頌。敝國改革事業，實東亞和平之基，忝以志同，諸承鼎力，至今心感，莫可狀喻。時局變化雖多，大體日趨良好，西南內容雖復，護法則出一心。縱吾曹理想之實現尚遙，而懲戒叛人，使國民知法力勝於武力，保護約法之尊嚴，則實現當不遠矣。耑布，即請大安。 孫文啟 一月二十一日”
1915年1月，犬塚信太郎向孫文提供13萬日元。三月，又追加5000日元。據說，犬塚信太郎提供給孫文的財政援助總額達五六十萬至一百萬日元。
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２５日，陳炯明在《閩星半周刊》第１卷第８號發表《孫中山沒有革命專利的成案》中說：“革命兩個字並非孫文的別號”，“革命的事業是犧牲的，不是利潤的”。或許，競存的這段話有些義氣用事，但確實發人深思。
大凡歷史人物，就像坐在時間的秋千一樣在兩個極端之間游蕩，或者純潔無瑕，或者一無是處。這種唯意識形態馬首是瞻的歷史觀無形中抹煞了歷史的真實，偏離了歷史的軸線，導致了思想的混亂。
無論你是否承認，對於孫文的歷史評價，遠沒有蓋棺定論。關於孫文的一系列借款行為，美國史學家韋慕庭的評價可謂中肯：“從現時的觀點來回顧過去的歷史，人們會認為，孫博士對債權人的某些許諾似乎是魯莽大膽的，甚至是喪失原則的。對於提供特權、地位和租界一事，也許孫文毫無內疚不安之感。”
十天後，阪谷便復函孫文說：“接到貴電及中華民國元年一月初十日貴翰，委托阪谷以貴國中央銀行設立之事”，因此他草擬了《中華國立中央銀行設立特許札》，要求孫文蓋章批准。其中規定：“該特許札之有效期限，自交付特許札之日起算，以五十年為限。”“該銀行有發行紙幣之特權。”其他職能包括：“國庫之歲入及歲出”、“內外國債之整理及新招集國債之時，可使該銀行辦理”、“貨幣之整理及改造”、“管理印花紙出入販賣等事”、“政府設定監督銀行之業務”等等。重要人事之“任免全權”，也交給阪谷，雖然規定“政府自該銀行開業年滿五年之後，於一年內以付價，得收買外國人所有股份”，但又規定“政府於本條期限之間不能收買，則本條買收權為消滅”。
2月6日，原口要攜帶阪谷芳郎1月20日給孫文的回信以及建立中央銀行“特許狀”的中英文譯本赴中國，著手實施中央銀行。2月8日，迫於壓力，孫文電告取消設立中央銀行計劃。
孫文急於籌款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將承擔財政收支、發行貨幣和監督全國銀行系統的重任交給一個外國人來辦理，多少有些失之輕率。
（八）“漢冶萍”和“租借滿洲”始末
“（1）（同盟會）本部為接濟各地義軍軍需起見，特發行此義餉憑單，分百元、伍拾元、拾元、伍元四種。
（2）新政府成立後，持有此憑單者，可向新政府銀行照數取換國幣。
（3）新政府成立後，持有此憑單者，在本國內無論何處，均可通用。
（4）本憑單得由所有者轉讓他人。
（5）本憑單發行時，蓋有三印為據，如未蓋印及印跡不符者，作為廢紙。”
正因為發行了這套義餉憑單，才使同盟會本部及時籌集到資金，解決了革命經費之急需。孫文對此至為感激，1918年春，他致信犬塚先生：“犬塚仁兄有道：新春想貴體安和，潭第多祥為頌。敝國改革事業，實東亞和平之基，忝以志同，諸承鼎力，至今心感，莫可狀喻。時局變化雖多，大體日趨良好，西南內容雖復，護法則出一心。縱吾曹理想之實現尚遙，而懲戒叛人，使國民知法力勝於武力，保護約法之尊嚴，則實現當不遠矣。耑布，即請大安。 孫文啟 一月二十一日”
1915年1月，犬塚信太郎向孫文提供13萬日元。三月，又追加5000日元。據說，犬塚信太郎提供給孫文的財政援助總額達五六十萬至一百萬日元。
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２５日，陳炯明在《閩星半周刊》第１卷第８號發表《孫中山沒有革命專利的成案》中說：“革命兩個字並非孫文的別號”，“革命的事業是犧牲的，不是利潤的”。或許，競存的這段話有些義氣用事，但確實發人深思。
大凡歷史人物，就像坐在時間的秋千一樣在兩個極端之間游蕩，或者純潔無瑕，或者一無是處。這種唯意識形態馬首是瞻的歷史觀無形中抹煞了歷史的真實，偏離了歷史的軸線，導致了思想的混亂。
無論你是否承認，對於孫文的歷史評價，遠沒有蓋棺定論。關於孫文的一系列借款行為，美國史學家韋慕庭的評價可謂中肯：“從現時的觀點來回顧過去的歷史，人們會認為，孫博士對債權人的某些許諾似乎是魯莽大膽的，甚至是喪失原則的。對於提供特權、地位和租界一事，也許孫文毫無內疚不安之感。”
十天後，阪谷便復函孫文說：“接到貴電及中華民國元年一月初十日貴翰，委托阪谷以貴國中央銀行設立之事”，因此他草擬了《中華國立中央銀行設立特許札》，要求孫文蓋章批准。其中規定：“該特許札之有效期限，自交付特許札之日起算，以五十年為限。”“該銀行有發行紙幣之特權。”其他職能包括：“國庫之歲入及歲出”、“內外國債之整理及新招集國債之時，可使該銀行辦理”、“貨幣之整理及改造”、“管理印花紙出入販賣等事”、“政府設定監督銀行之業務”等等。重要人事之“任免全權”，也交給阪谷，雖然規定“政府自該銀行開業年滿五年之後，於一年內以付價，得收買外國人所有股份”，但又規定“政府於本條期限之間不能收買，則本條買收權為消滅”。
2月6日，原口要攜帶阪谷芳郎1月20日給孫文的回信以及建立中央銀行“特許狀”的中英文譯本赴中國，著手實施中央銀行。2月8日，迫於壓力，孫文電告取消設立中央銀行計劃。
孫文急於籌款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將承擔財政收支、發行貨幣和監督全國銀行系統的重任交給一個外國人來辦理，多少有些失之輕率。
（八）“漢冶萍”和“租借滿洲”始末
二十世紀初的漢冶萍公司
這個時期，臨時政府還曾與日本之間就漢冶萍（大冶礦山）借款、蘇省鐵路借款、招商局借款等方案進行過談判，甚至不惜以出租“滿洲”為條件得到日本人的貸款。
通過和日本談判代表森恪的這番談話，孫文如焚之心情可見一斑。“近日，革命政府財政窮乏已達極點，供給軍隊之財源幾無，幾達破產之地步，若數日內無法獲得救燃眉危機之資金，或解散軍隊，或解散政府，命運當此。此時，余等若數日不露面，恐謠言四起，謂余等逃走矣。鑒於上述現狀，舊歷年前後不拘何種手段，亦要籌足維持軍隊之費用。漢冶萍斷然實行日華合辦，以籌五百萬元，以招商局為擔保借款一千萬元等舉，皆因此故也。雖費如此工夫，但此類交涉荏苒不決故不得已又考慮出：先與袁世凱定和議，以抑天下之亂，而後徐籌軍資，以圖再起，以武力掃平北京重建天下之方針。近日與北方頻繁交涉議和協定，與袁之談判亦漸成熟，雙方條件大體一致，而今只待南方之決心，南北即可休戰，而余等至今仍對解決財源問題存一線之希望，若有幸可能解決防止軍隊離亂之足夠資金，余等可將對袁和談延至年後，再籌資金，而後排除袁氏，按當初之計劃以兵力徹底掃除南北異己分子，建立共和政體，絕他日內爭之根。雖然如此，時至今日，仍無獲得金錢之望，倘不幸在此五日內即九日以前、舊歷年末前無法獲得預定一千五百萬元之借款，則萬事休矣。革命政府倒台之前，可先法制人達成南北和議，將政權讓於袁世凱，而政權一旦移於袁氏之手，今後難發突變，亦幾乎無望履行與日本之密約也。”
孫文親自和秘書長胡漢民一起，同三井財團代表森恪及宮崎滔天、山田純三郎就租借滿蒙和漢冶萍抵押貸款之事與日方談判。
會談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後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縣有朋等授意，冀圖與孫文等革命黨人訂立密約，使東三省歸日本所有。
當日下午六時，森恪發出一封經孫文、胡漢民修改的致益田孝的電報：“財政困乏支那，年底前若無一千五百萬元，將有戰爭，或革命政府將陷混亂。因與漢冶萍公司已成立五百萬元借款。以招商局擔保向郵船公司、與英德美國等借款一千萬元正在交涉中，若五日以內其借款無望成立，萬事皆休，孫、黃當與袁締結和議，讓政權於袁。因孫承認日本租借滿洲，日本為防革命軍解散，漢冶萍公司五百萬元之外若立即再借一千萬元，與袁世凱之和議可中斷。孫文或黃興可至日本達成滿洲之秘密契約。錢未到手前，軍隊有解散之虞。若離南京，恐生變事。滿洲之事，倘決意實行，祈四日內電告借款一千萬元，當中止對袁世凱之和議。”
益田孝將來自森恪的情報立刻報告了井上馨，並致電山縣：“孫已承諾租借南滿之事。但支那元旦以前若無一千五百萬元，除將政權讓於袁世凱外，別無他途—— 若日本承擔此借款，已允中斷對袁講和，孫文或黃興即刻來日締結秘密契約。已與井上侯電話述及此事——祈速就此裁決與否商議，並且與政府協商。”
但井上和山縣均沒有回音。6日孫文再次要求森恪：“已將對袁世凱和談延至9日，故9日前祈有確切答復。”在森恪催促益田孝幾次之後，8日益田孝給森恪去電，其主要內容：“與袁世凱之和談雖非可容余等置辭之事，亦請轉告對孫、黃深切之同情，余等祈孫、黃在於己有利地位上達成妥協，井上侯難於直接回答。目下漢冶萍之二百五十萬，將設法於明日彙出——滿洲一事，倘能來一人，勸告簽定秘密條約，可望得到更多同情。”
此事一經披露，輿論大嘩，參議院議員質詢政府，實業部長張謇反對此議，辭去實業部長。漢冶萍借款終因參議院不承認合辦條約及股東大會反對，正式取消。而日本方面，最後因日本陸軍大臣石本新六的反對沒有辦成。原因是：“按照日本軍部的擴張主義分子的觀點，在中日、日俄兩次戰爭中，滿洲是日本人為之拋灑珍貴的鮮血的地方，理應享有一切權益，而無須以金錢收買。”
或許有人會說，歷史人物就是一枚硬幣，總有他的兩面性；或許，我們根本就不應該對逝者求全責備。這似乎都可以理解。但斷章取義的解讀和矯情粉飾的美化會貽害無窮！
孫文與支持辛亥革命的日本右派們
童倩
童倩
BBC中文網駐日本特約記者
日本皇宮外圍的東京日比穀公園裏有棟餐館叫「松竹樓」，松竹樓的門廳裏擺著一架鋼琴，據說是孫文的夫人宋慶齡在日本常用的。松竹樓的創業者小阪梅吉與傾家蕩產援助孫文辛亥革命的日本最早電影事業家梅屋莊吉是姻親關係，這部琴輾轉到了松竹樓。
與鋼琴比，日比穀公園與孫文更重要的緣分現代被忽略了。孫文逃亡日本的早期，途經日比穀公園附近的中山孝麿侯爵宅。當晚孫文隱姓埋名投宿時，想起了中山侯爵宅的門牌「中山」兩字，便以中山作日本姓，起名「樵」，後來孫文在中國內外需要隱姓埋名時，用的就是中山樵這個日本名，不過日本人至今稱他的中文姓名「孫文」。
理想的接點
孫文首次流亡日本是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後，他想知道甲午戰爭後的日本與己為友還是為敵, 但沒有結論，就經美國到了英國。兩年後孫文的盟友陳少白在東京郊外的橫濱唐人街構築了一定關係後，孫文再到日本時，認識了慕名去找他、後來與他肝膽相照的日本人宮崎滔天。宮崎是後來加入「中國同盟會」的少數日本人之一，孫文贈他「推心置腹」的橫幅。虎背熊腰的宮崎為孫文跑腿、聯絡、當保鏢，為辛亥革命尋求武器。
孫文多次流亡日本共約9年，接觸過日本人上千，包括1903-06年期間娶的妾大月薰。但更多的是支持他革命的日本人，名留史冊的有宮崎滔天、犬養毅、頭山滿、內田良平、平岡浩太郎、佐佐木到一、梅屋莊吉等等。
大月薰
少年孫文在夏威夷讀書期間遭白人欺辱產生的黃種人劣等感，奠定他的強烈民族意識與日本明治維新後出現仇視歐美帝國殖民統治亞洲的「大亞洲主義」右翼勢力有接點。
相互的利用
宮崎滔天是當時大亞洲主義中少數的自由民權運動者，犬養毅則是大亞洲主義政客。甲午戰爭後，日本政府既擔心中國報復，也不願西歐列強乘清朝腐敗瓜分中國，犬養建議當時的外相大隈重信，利用缺乏活動資金的宮崎等自由民權運動者來觀察中國的革命動向。
拿著政府活動資金，宮崎等在中國觀察後，認為主張推翻清王朝的孫文比主張朝廷改革的康有為更實在。
而孫文在橫濱初見宮崎時就說：「中國的革命不單是拯救四億中國人民，還要改變亞洲人被西歐列強支配的屈辱、讓生長在亞洲土地上的人們恢復人道並得到擁護，中國的革命成功就能解決其他各種各樣的問題。」
宮崎告訴孫文，他能出力，但沒錢，只有獲得犬養毅、頭山滿等有權勢的人相助，在日本的身份和經費才有保障。孫文考慮了一夜，第二天表示同意。經宮崎介紹認識後，原來支持康有為的犬養為孫文謀到中文教師的居留名義，並斡旋了東京早稻田一個2000平方米的住宅。玄洋社的頭山滿和黑龍會的內田良平等倡導大亞洲主義的右翼組織領袖，則提供孫文在日本的食宿經費，而孫文在香港期間認識的大亞洲主義者梅屋莊吉資助孫文革命的總額折合現在的價值超過了100億美元，梅屋還促成了孫文與宋慶齡的婚事。
孫文後來把犬養毅、頭山滿、佐佐木到一等介紹給了蔣介石。1912年孫文就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大總統時，還邀請犬養和頭山出席了就任式。
對日本遺言
1912年孫文讓位給袁世凱，1913年再流亡日本時，伴隨日本與俄羅斯對立、殖民統治韓國等，大亞洲主義已分化。
1924年11月孫文最後一次訪日。當時日本已侵佔山東半島、進攻中國東北和俄羅斯，軍事擴張意圖顯著。孫文在神戶發表多場演講，包括著名的「大亞細亞演講」，主張日本廢除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
而他最後在神戶高等女校的演講日後被當作對日遺言：「東方文化乃王道，西方文化乃霸道；王道主張仁義道德，霸道主張功利強權；仁義道德依正義公理感化人，功利強權依洋槍大炮壓迫人。」孫文對日本的方向深表懸念，忠告走東洋王道路線。
一周後孫文與宋慶齡乘船回國途中肝區劇痛，船到塘沽找日本醫生，診斷為肝癌。應孫文身邊的人要求，只告訴孫文是「膽囊炎」，到北京醫治。4個月後孫文病逝北京，犬養和頭山後來又代表日本出席了孫文靈柩安放中山陵的儀式。
分化的結果
在日本，大亞洲主義分化尖銳了。1931年出任首相的犬養毅主張「中國根據其歷史的獨特規律變化，日本只能順應、適時推動和修正，不應強行介入才是四億中國人和日本人的幸福」的融和對華路線，與主張通過侵略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的陸軍為主的權益擴張派對立。1932年犬養在首相官邸遭一群青年軍官槍殺。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原來贊成擴張的頭山滿也反對侵略的手段，斡旋中日和談，蔣介石同意，但當時的首相東條英機拒絕，斡旋失敗後頭山隱居。
蔣介石與支持孫文的日本人關係也惡化了。1922年作為駐扎廣州的武官應邀成為孫文軍事顧問的佐佐木到一在陸軍內蔑視孫文的氛圍中與蔣介石決裂，這個曾為孫文設計了中山裝的日本人，最終成為南京大屠殺的策劃者之一。
日本評論家保阪正康在他《協助孫文辛亥革命的日本人》一書中寫：「與孫文接觸的日本人，文化上、道義上敬畏中國的人很多，同時感到日本政治、軍事比中國優越，不希望中國過分壯大或希望乘日本國策之機獲取中國權益的人也很多，這也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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