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事變的經過
９·１８事變的主謀石原莞爾調任關東軍作戰參謀後，開始和板桓征四郎高級參謀一起，策劃在東北搞軍事事變。石原最初設想招募相當數量的日本人，穿上張學良軍的軍服，對在奉天（今沈陽）的日本總領事館和關東軍駐地進行襲擊，來挑發日本出兵的事端。但後來考慮到這樣做牽扯到的人數太多容易泄密，遂改為極少數人進行的鐵路爆破事件。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關東軍新任司令官本莊繁從旅順的關東軍本部前來奉天閱兵，屆時要進行夜間軍事演習，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９月１８日晚關東軍在奉天附近進行夜間演習，密謀者們趁演習之際，在滿洲鐵路奉天車站附近的柳條湖進行了爆破。演習的日軍聽到爆炸聲後，密謀者之一的川島中隊長立即下令停止演習，開始向駐扎在奉天的張學良軍隊發起進攻。
奉天日本領事館的森島領事，在得知日軍進攻奉天後，急忙找日軍負責人板桓參謀詢問為什麼要攻擊奉天的張學良軍以及是誰下的進攻命令。板桓回答說：因為張學良軍隊爆破鐵路，所以關東軍進行反擊。由於時間緊迫，他自己代替關東軍司令下達了進攻命令。森島領事請關東軍克制，試圖說服板桓通過外交的方式解決事端。這時旁邊的一名關東軍軍官拔出軍刀喝道：“你這個國賊，想干什麼？”森島只好退出。
關東軍本莊司令官９月１８日夜回到旅順後，接到板桓參謀打來的電報，說狂暴的中國軍隊突然爆炸鐵路，並對日本軍隊進行襲擊。由於本莊司令並不知道石原和板桓的陰謀，對板桓的電報迷惑不解。但經過石原的熱心說服後，同意下令向張學良軍隊進攻。
９·１８事變時，張學良擁兵１０萬駐扎在北平。張學良得知日軍發起９。１８事變後，經過和軍事顧問們的商討，向在奉天的軍隊下令避免和日軍衝突的不抵抗命令。張學良最為憂慮的是，如果東北軍和日軍交戰，東北軍的敗北是毫無疑問的。一旦東北軍敗北，日軍就會占領整個東北，張學良將喪失他在東北的根據地。失去了東北的地盤，張學良也就失去了支撐軍隊的經濟來源，東北軍和他本人也就要失去獨立存在的資格。因此以不抵抗來避免事態的擴大，力保自己在東北的地盤，對於張學良來說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另外９·１８事變時，作為國民政府主席的蔣介石正在江西攻打共產黨。蔣得知９·１８事變後，急忙於９月２１日由江西前線返回南京。對於蔣介石來說，當時正全力剿滅心腹之患的共產黨，也不希望看到東北事態的擴大，因此蔣介石也完全支持張學良的不抵抗政策。後人評價說張學良是由於執行蔣介石的命令才不抵抗，這不完全正確。盡管蔣介石下令張學良不抵抗以避免事態擴大，但蔣介石並沒有對東北軍的直接指揮權，張學良如果真想積極抵抗的話，蔣介石並不能阻止。
日本政府對關東軍悍然發動９·１８事變，也十分吃驚。當時的若櫬首相在他的回憶錄中，以“不聽命令的軍隊”為題，描述了９·１８事變的經歷。
“（９月１９日）一早，我突然接到陸軍大臣南次郎的電話，說昨晚９點關東軍遭到中國軍隊的進攻，關東軍進行了反擊，現已占領奉天城，戰鬥仍在進行中。這就是滿洲事變的第一聲。政府隨後立即召開了臨時內閣會議，確定了不擴大事態的方針。然後通過陸軍大臣，向在滿洲的部隊下達了政府不擴大事態的指示，可是關東軍並沒有停止進軍。陸軍大臣再次責令停止進軍，卻被關東軍當作耳旁風。”
“在事變發生時，在滿洲的部隊僅有１個師團（約１萬４千人）。關東軍向朝鮮軍（日本在殖民地朝鮮的駐軍）請求增援，朝鮮軍林司令官當即派出２個師團的部隊進入滿洲增援。本來向外國派兵這樣的重大事件，是要經過天皇和內閣批准的，但林司令官卻不經過這項手續就獨斷派出了軍隊。”
“關東軍進攻嫩江時說是為了保護嫩江鐵橋，我以為他們占領嫩江就會停下來。可是他們占領嫩江後，又說離敵軍太近不安全，還要越過東支鐵路。陸軍大臣下令不許越過東支鐵路，可是關東軍已進軍到齊齊哈爾，並又向黑河進軍。日本軍隊竟然不服從日本政府的命令，真是奇怪的事情。”
日本政府之所以反對關東軍對中國領土的露骨侵略，倒未必是完全出於對中國的好意。日本的政治家們，比關東軍的狂熱軍官們看得更遠一些，認為侵吞一塊中國領土，從日本的整體利益上來看，是弊大於利。首先日本是一個在糧食、原材料都嚴重依賴外國的對外依賴型國家，這樣的國家最怕在國際上被孤立。而關東軍的露骨侵略明顯違反了保證中國領土完整的九國條約，這樣下去日本勢必成為國際社會的孤兒，會對日本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嚴重的阻害作用。其次當時中國是日本商品的最大市場之一，侵吞一塊中國領土，中國人民的反日運動必然使日本失去這個巨大市場，對日本的經濟發展未必有利。９·１８事變後，由於中國人民的抵制日貨運動，使日本的對華貿易額由原來的每月２５００萬日元驟降為每月４００萬日元。
由於中國軍隊基本上沒有進行抵抗，關東軍幾十天之內就占領了錦州以北、除黑龍江以外的東北全境。
二、國民政府的苦惱
面對關東軍的挑釁，國民政府陷入了是“戰”還是“和”的苦惱。此時蔣介石采取了“忍辱負重”的對日退讓政策，蔣介石認為：當前中國的國力不能與日本相比，中國軍隊戰勝日本軍隊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應該“忍辱負重”優先解決中國的內部問題，使中國能夠盡快走向自強的道路。按照蔣介石自己的說法：“當之國力不足抗日，果若引起大戰，必遭亡國之禍，故忍辱而避戰。”
然而蔣介石在國民黨內部卻有強大的反對派。１９３１年５月，汪精衛、孫科等人，在廣州成立了一個廣州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南京政府相對抗。９。１８事變後，針對蔣介石剿共優先於抗日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廣州政府打出了積極抗日的口號，給蔣在社會輿論上造成了很大的壓力。當時中國的社會輿論完全傾向於采取對日強硬的態度，特別是愛國學生更是強烈要求國民政府對日宣戰，積極抗戰。９·１８事變爆發後，在全國學生中掀起了抗日救國的愛國主義熱潮。學生舉行罷課、示威游行等活動，反對國民政府的對日消極不抵抗政策，學生們還派出了請願團前往南京。９月２８日，數千學生在國民黨黨部外進行了大規模的游行，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不抵抗方針”。當時學生們認為外交部長王正廷是不抵抗方針的責任者，中央大學的學生衝入外交部將王正廷毆打至重傷，王正廷被迫於９月３０日辭職。
在中國學生發起愛國運動的同時，日本的學生也發起了大規模的“愛國運動”。他們組織捐款、義演等活動，酬慰滿洲前線的“愛國將士”。日本的社會輿論界也倒向關東軍一方，稱贊關東軍的“愛國行為”，指責日本政府的“軟弱”政策。後來日本人在反思為什麼日本會走向對外侵略的軍國主義道路時，認為當時的輿論界應負相當的責任。本來日本並不是沒有反侵略的聲音，在２０年代中期，曾有學者提出放棄台灣、朝鮮等國外殖民地，專心進行經濟建設的“小日本主義”；日本共產黨更是堅決支持中國人民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可是這些反侵略的聲音全部淹沒在一片“忠君愛國”的愛國主義輿論之下。
中國政府於９月２１日正式向國際聯盟提出起訴，控告日本的野蠻侵略行為。中國稱中國對日本的暴行采取了克制和忍耐，希望國際社會給予公正的裁決。日本當時是國聯的常任理事國，日本溫和派的代表人物幣原外交大臣，親自前往國聯解決滿洲問題。日本代表對關東軍的行為進行了辯解，但也同意立即進行撤軍。９月３０日，國聯理事會達成中日兩國都能接受的決議案。日本政府表態說：１、日本沒有對滿洲的領土野心；２、在滿洲日軍的出動僅僅是為了保護國民的生命財產安全；３、日軍將立即開始撤退。中國政府表態說：中國將在日軍撤退後保護日本平民的安全，要采取措施防止兩國關系的進一步惡化。
如果關東軍能夠遵守國聯的決議案，９·１８事變是可以和平解決的。可是關東軍卻有更大的陰謀，這就是在東北建立一個獨立於中國政府的“獨立國家”。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２日，關東軍參謀長三宅、石原、板桓，以及關東軍的中國通土肥原大佐舉行秘密會議，確立了在滿洲建立一個以滿族人為國家元首的“獨立國家”方針。這個國家雖然在名義上是獨立的，但國防外交等均由日本掌管，完全是一個傀儡國家。這個國家領導人的最合適候選人自然是清朝的廢帝溥儀。會後土肥原立即前往天津找溥儀密談。
若櫬首相察覺關東軍的一夥少壯派准備在滿洲搞獨立國家時深感憂慮。９月２６日，若櫬首相通過南陸軍大臣向關東軍司令發出電報，電報說：“本國人如果參與在滿洲樹立新政權的活動，將使帝國的立場陷於非常不利的地步。此事事關重大，嚴格禁止一切本國人對此事的參與。”然而，收電報的軍官居然將如此重要的電報私藏起來不給本莊司令官看，可見關東軍的少壯派們氣焰之囂張。此外，幣原外務大臣還指示天津的日本總領事向溥儀發出密電，告訴溥儀在滿洲建國是一個政治陰謀，請溥儀自重，不要輕率地投入這個陰謀的旋渦中。但溥儀復辟心切，還是投入了關東軍的懷抱。
關東軍不但不執行日本政府和國聯達成的撤軍協議，反而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又向東北軍發動了大規模攻勢。在此情況下，一度有所緩和的學生運動再次勃發。１２月上旬，全國各地的１萬多名學生來到南京，抗議政府的畏縮政策，指責蔣介石患有“恐日病”，要求蔣介石親自率領中央軍北上抗日。１２月１５日，學生們衝擊了中央黨部，蔡元培等人負傷。１７日學生又衝擊了中央日報社，與軍警發生了衝突，雙方均有人受傷。１２月１８日政府開始鎮壓學生，學生領袖拘捕，外地學生被強行遣出南京。
對學生的鎮壓，引起了社會各層的強烈反蔣運動。在社會輿論和國民黨反對派的壓力下，蔣介石宣布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和陸海空軍總司令的職務下野，南京政府和廣州政府再次統一。新成立的國民政府以廣州派的人為主，孫科（孫中山長子）出任行政院長。新政府一改過去對日避戰的方針，宣布准備積極抗戰。正好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８日日軍向在錦州的張學良東北軍發起進攻，新國民政府下令張學良死守錦州。張學良稱自己的兵力武器不足，請求中央政府予以增援。孫科召集諸將領討論對張進行增援，可是沒有一個將軍表示願意去東北增援張學良軍。在此情況下，東北軍不戰而撤出錦州，全軍退於山海關以內，試圖保住他們在北平附近的最後一塊地盤。
張學良在解釋東北軍為什麼不執行中央政府死守錦州的命令時，批評中央政府說：中央口頭上要求東北軍死守，實際上卻不給予任何支援，想讓東北軍在抗日中耗盡自己的實力。這時孫科政府體會到“口頭上抗日簡單，實際上抗日行動難”的滋味。然而不久另一個考驗又落到孫科政府頭上，這就是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８日發生的上海事變。
三、上海事變與日本的軍國主義化
１月１８日，在上海租界的５名日本僧侶忽然被一群中國人圍打，其中一人被打死，二人重傷。但二戰後的調查發現，該事件原來是關東軍的板桓參謀委托日本上海總領事館的武官，雇佣中國無賴所干。中國人打死日本僧侶一事，在日本社會引起了巨大騷動。１月２０日，在上海居住的日本人近千人，到日本總領事館和海軍陸戰隊總部門前示威游行，強烈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出兵保護他們，在示威途中這些日本人還搗砸了一些貼有反日標語的中國人商店。
在此情況下，上海總領事村井１月２１日向上海市長吳鐵城提出了四項強硬要求：１、上海市長對該事件進行公開道歉；２、逮捕和處罰作案者；３、對被害者進行經濟賠償；４、取締和解散上海以抗日救國會為首的一切反日組織和團體。村井總領事聲稱如果中國不接受上述條件，日本就要對上海進行海上封鎖。
吳市長當時表示可以考慮前三項要求，但第四項要求事關重大，要請示南京政府後才能決定。由於上海是國際都市，英美法等國在上海均有巨大的經濟利益，封鎖上海必然給英美法等國帶來巨大經濟損失。所以歐美諸國也向南京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孫科政府放棄激進的外交政策。在此情況下，孫科自感無力處理如此重大事件，請求蔣介石和汪精衛出馬，自己於１月２５日辭職。１月２８日再次成立新政府，由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蔣出任軍事委員負責軍事領導。
１月２５日，村井總領事再次到上海市政府進行督促，並開出了類似於最後通牒的“限期要求”，要求上海市政府在１月２８日下午６點以前作出回答，否則日本就要對共同租界以及附近地區進行軍事戒嚴。上海市政府向中央政府請示後，１月２７日表示接受日本的前３項要求，第４項要求同意解散上海的抗日救國會，但沒有同意解散所有的抗日團體。日方則以中國沒有接受日方的全部條件為由，決定在１月２８日夜開始戒嚴。
當時在上海的共同租界中，英、美、法等國各有數千人的駐軍，日本也駐有數千人的海軍陸戰隊。日本在共同租界分擔的警備地區是虹口地區，與駐扎在閘北地區的蔡廷鍇十九路軍隔街相對。由於越過虹口進入閘北的北四川路、松滬鐵路等越界道路，也被各國劃分為共同租界的警戒地區，這些在共同租界境界線以外的道路，成為後來中日兩軍開戰的前線。十九路軍約３萬余人，以德國裝備為主，戰鬥力較強。１月２５日開始，十九路軍在北四川路、松滬鐵路附近用沙袋、鐵絲網等建築防御工事，准備和日軍一戰。
共同租界的歐美列國由於懼怕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波及到上海，也對日本的立場表示“同情”，１月２８日共同租界的國際參議會同意對共同租界實行戒嚴。１月２８日晚，日軍戒嚴部隊強行進入閘北區，在北四川路、松滬鐵路等地與十九路軍發生了戰鬥。由於十九路軍的頑強抵抗，給日軍造成了重大傷亡。日海軍陸戰隊在遭受重創後，無力繼續戰鬥，緊急請求國內派陸軍部隊增援。２月中旬，以白川義則大將為司令的上海派遣軍在上海陸續上陸。日軍得到增援後，向十九路軍發出了最後通牒，要求十九路軍在２月２０日以前，向後撤退２０公裡，但十九路軍沒有接受日方的最後通牒。於是日軍在２月２０日發動總攻，十九路軍將士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傷亡人數達１４０００多人，但十九路軍並沒有得到其它部隊的增援。日軍在上海事變中也遭到重創，傷亡人數達３１００人，而９。１８事變後占領整個東北時，日軍的傷亡僅為１２００人，可見中國軍隊的全力抵抗與不抵抗的區別。
３月３日，十九路軍和日軍脫離接觸，日軍占領了當初要求的２０公裡縱深地區後，宣布作戰勝利。３月６日，十九路軍的將領接受國聯的請求，宣布停戰。１９３２年４月３０日，國聯通過關於上海事變的決議，要求日本軍隊撤回到１月２８日以前的防線，同時要求中國不再在浦東地區部署軍隊。中日兩國接受了國聯的決議，第一次上海事變結束。日本的上海派遣軍在撤退前舉行了慶賀儀式，在儀式中朝鮮獨立黨的愛國者投擲了炸彈，白川司令炸死，村井總領事重傷。
上海事變後，行政院長汪精衛一方面高度評價了十九路軍的英勇抗戰，另一方面又解釋說政府接受停戰是由於擔心共產黨勢力的崛起。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２７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此後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又向日本宣戰，在軍事和社會輿論上都對國民黨構成了巨大威脅。上海事變解決後，解決東北問題又成為國民政府的焦點。１９３２年３月１日，趁上海事變之亂，在關東軍的策劃下，面積１２０萬平方公裡、人口３４００萬的“滿洲國”宣布正式成立。本來關東軍准備建立一個共和制的“滿洲共和國”，但由於溥儀堅決要當皇帝，則改為帝制的“滿洲帝國”。
但關東軍扶植的滿洲國並沒有得到任何國家的承認，當時的日本政府也沒有對滿洲國予以承認。１９３１年１２月，若櫬政府倒台後，犬養毅接任首相。犬養首相堅決反對在滿洲搞一個獨立的滿洲國，認為這樣露骨地違反九國條約勢必造成日本和歐美列強的正面衝突，同時還試圖對軍隊中“下克上”的作風進行遏制。上海事變的解決，和犬養首相對事件不擴大的努力有直接關系。但犬養的行動激怒了軍國主義分子，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５日，一夥狂熱的軍人衝入首相官邸，明目張膽地將犬養首相殺害。
犬養被殺後，再也沒有敢於挺身而出抵抗狂熱軍人的政治家，日本的政府其實成為軍人控制下的政府。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５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認“滿洲國”，但這激起了全世界各國的反對。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日，國聯調查團發表調查結果，否認了“滿洲國”的成立理由，要求一切退回到９·１８事變以前的狀況。然而國聯的調查結果卻在日本國內引起一片怒罵，譴責國聯對日本內政的干涉。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１日，國聯進行了表決，以４１票對１票（１票為日本）通過了要求日本從東北撤軍的決議案。然而日本的松岡代表卻在表決後微笑退場，宣布日本退出國聯，使大會一片諤然。松岡代表回國後受到了狂熱日本國民的夾道歡迎，輿論界也盛贊松岡“干得好”、“有骨氣”。日本從此走上與世界人民為敵的軍國主義道路。
四、幾點反思
９·１８事變中，中國軍隊幾乎沒有進行積極的抵抗，拱手把大片國土讓給了日本。其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國的“私家軍”體制。不管張學良的軍隊，蔣介石的軍隊，還是其它軍閥的軍隊，都是“私家軍”。對於私家軍來說，他們的第一目的並不是保衛國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安全，而是保衛他們軍隊司令的個人利益和個人的安全。所以在國家遭受外敵侵略時，私家軍們首先考慮的是保衛自己而不是國家，都希望別人出頭和敵人拼死一戰，最後自己坐享勝利果實。
中國在９·１８事變中，拱手把東北讓給日本，表面上是張學良和蔣介石的責任，實際上是整個中國軍隊的責任。當時中國的很多軍閥和政治家，口頭上大喊要抗日救國，實際上自己並不肯出力，只想讓張學良軍和日軍拼死一戰，自己坐享漁翁之利。孫科政府請各路將軍援助張學良時，競沒有一人考慮把自己的軍隊派到東北前線和日軍作戰。在這種情況下，張學良憤而撤軍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上海事變時，大家都一致稱贊蔡廷鍇十九路軍的英勇抗日，實際上卻沒有一支軍隊前往增援十九路軍。從言行一致的為人品德來看，那些口頭高喊抗日實際上按兵不動的“愛國者”，還不如蔣介石誠實地說出不抵抗的“賣國者”。
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其目的也是要首先消除各路私家軍，建立一支真正的國家軍隊。否則各路私家軍都打保存自己實力的小算盤，無法進行有效的抗日。後來的抗戰結果證明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理論並非沒有道理。１９４５年初，美軍正和日軍在海上苦戰，作為盟國的中國軍隊本應該配合美軍向日軍發起反攻，可是中國軍隊卻在一旁隔海觀戰。１９４５年７、８月份，日軍已成強弩之末，中國完全有可能出兵東北收回失地，根本沒必要等蘇聯人來解放東北。可是各路軍閥都想著不出力而坐享勝利果實，不要說反攻收回失地，就連一個反攻收回失地的軍事計劃都沒有制訂過。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軍事力量的迅速增強，和日本消除了私家軍，建立起一支真正的國家軍隊有密切關系。９·１８事變中，一夥年輕軍官們在沒有中央政府的命令下發動對外侵略，並不是為了自己個人的利益，也不是為了關東軍司令的利益，而是出於一種對國家前途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關東軍的侵略是非正義的，中國軍隊保衛祖國是正義的。可是在某種意義上，那些非正義侵略者的內心世界，反而比正義的祖國保衛者更無私單純一些。
私家軍體制是中國軍事體制上的一顆毒瘤，是中國無力抵御外國侵略的最大原因之一。
作者:林思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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